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并从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它主要运用抽象思维能力，通过对实际调查并取得大量客观事实材料进行加工提炼，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一种方法，通常被用于相互作用事物的研究中，主要是分析、解决研究对象中有没有或者是不是的问题。在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方面，首先是在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取得最新资料，运用抽象思维法对取得材料进行分析，找到问题所在，抓住主要矛盾，运用已掌握的理论知识对其进行分析，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和方法，或者从中找出新的规律并形成新的理论，并用于指导新的实践。定量分析是说明事物是如何变化的以及现象变化的过程与形成的结果是怎么的一种关系方法，是利用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将经济现象的有关数据和其变化程度实行量化，其特征都表现为一定的量的存在或以不同的量的变化引起变化的过程。

（二）综合系统分析

综合系统分析方法是运用系统论和系统工程科学知识为基础，立足于整体、着眼于综合，主要从各部分结构如何经过相互组合的方式形成整体和具体演变过程，综合考察分析其内部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揭示整个系统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的一种方法。其特点一是根据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原理，把整体作为目标，着眼于整体和全局，实现整体到局部的分析方法。二是以系统的观点，根据多层次及其相互联系的系统结构，利用综合方法，理解分析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充分证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三）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

宏观分析是指大的方面或总体方面的分析，其研究的出发点和领域是针对宏观整体性而言的，可以理解为从整个国民经济总体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过程。微观分析，是指小的方面或局部方面的分析，其研究的出发点和领域是在国民经济中局部小范围或个别农户为对象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是指对一种事物横断面的一种状态分析，其特点是不考虑时间因素所引起的变动，不考虑均衡变动过程，只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动态分析是一种时间序列分析，是过程分析，与静态分析相比较，其主要特点是引入时间因素，同时涉及因时间因素所引起的变动，考察在不同时期中各种变量变动情况。动态分析研究的是过程分析研究，主要体现在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而静态分析研究的状态是经济现象相对静止的。

二、以上分析方法在实际经济问题中运用的探讨

（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法的运用

在实际经济问题分析过程中，定性分析为定量分析提供基础，定量分析的结果要通过定性分析来解释和理解，例如在《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一文》中回顾目前最前沿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推广增长模型，将气候变量纳入增长模型；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运用ArcGIS的测算地理影响因素；运用OLS、SpatialLag、SpatialError、Spa-tialDurbinModel等实证分析农业经济增长中的空间效应分析，着重分析空间溢出性和收敛性等方面，研究空间效应是加强还是减弱。就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结合，以定量和实证分析为主，其中在实证中运用Ar-cGIS插值方法获取气温和降雨量的数值，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及空间稳定性的邹氏检验，残差值得Moran’sI检验，估计空间面板数据中的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LagModel）、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和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DurbinModel），具体估计方法涉及固定效应（FixedEffects）和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模型选择的检验方法主要有Wald检验和LR检验，空间Hausman检验等。在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法分析问题时，通常需要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大量复杂的运算，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大规模计算成为可能，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分析法在分析农业经济问题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综合系统分析方法的应用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系统分析方法是发现和解决农业经济问题的重要方法，例如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一文中是大量运用了综合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是本论文一个最显著的研究方法。首先是从局部微观上分析，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过程细分为五个阶段，同时又每个不同的阶段进行分步式的研究，这是系统分析研究方法的体现。文章中的第二章和第八章则是运用了综合分析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概论和述评的形式来分析，同时紧密结合系统分步研究的内容，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和国家政策走向形成整体性的认知。文章全文利用了综合系统分析研究方法，并在全文交替运用，章节内部各段落之间，独立的章节之间，均有涉及了分析和综合方法的运用。

（三）宏观与微观分析的运用

在农业经济学中，整体上来分析农业经济这个大系统，就属于宏观分析，宏观就是大和整体的意思；对农业经济系统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就属于微观分析，微观就是小和部分的意思。全国或某一地区的农业经济问题是大和整体范畴属于宏观方面的问题，农户或企业的农业经济问题是小和部分范畴属于微观方面。因为宏观要以微观为基础，微观要受宏观的约束，两者是相辅相承、互相约束，所以既要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又要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农业经济问题，要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又需要从局部来分析。

（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运用

影响均衡的因素有很多，其他影响因素的变化会打破原来的均衡状态，实现新的均衡，引起均衡点的移动这就需要利用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法来进行分析，例如在《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分析》文章从结构建模静态分析与时间序列动态分析相结合,试图从一个综合的视角来考察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通过结构建模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长期动态分析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且乡镇企业贷款有助于农业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表明在发挥农村金融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农村非农行业的金融服务。

三、结论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经济活动分析论文范文一：建筑经济活动导则初探

1我国建筑经济发展的现状

建筑经济学是一门属于建筑领域的一门基础性的学科，会涉及到国家相关政策以及地方法规的一门基础学科，同时还具有指导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地方政府根据建筑经济的现状来进行规范和市场引导，是一门紧密联系实际的一门综合性、实用性以及时效性很强的学科。这几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房地产从最初的粗放式经济开始发展到宏观调控和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建筑经济从发展到现在出现了明显的一波三折的现象，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再到粗放式的市场经济，如今则是由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也产生了不同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房地产成为老百姓的福利房，这显然不能够满足国民的需求，但是到了粗放式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多的房地产商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到了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阶段，则把建筑经济纳入到持续发展，追求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以及经济效益为一体的经济管理模式，因此这对于当前我国建筑经济的要求变得更高，而实现这一点，则需要充分发挥和谐发展理念下的建筑经济活动的导向原则。

2建筑经济活动的导向原则分析

2.1对综合平衡原则的分析

这个指导原则仅仅是宏观上的，但是涉及到具体应该要紧密结合具体的建筑工程项目来进行决策、立项以及设计和施工、竣工验收等，甚至还要包括建筑的维护期，从建筑项目的设计立项开始，到这个项目的终结，在整个建筑的生命周期中，都要做到综合平衡，确保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完美结合。而实现经济效益的综合平衡就要从每一个细节步骤进行评价，因为某些情况下，为了保证建筑经济的经济效益，往往就会损害社会效益或者环境效益，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变化，来满足这三种效益的综合平衡，这就是综合平衡原则的核心所在。

2.2对全程全息原则的分析

在建筑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方面，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就是要实现全程监理，这是现代建筑经济下的基本概念，在过去建筑过程往往不会被监理，只有到验收阶段才会，这显然不能够满足全程原则的需求。全程监理要做到建筑环节中每一个环节都要受到监理部门的管理，同时还要受到施工单位的质量监督部门的管理，实现三方共管对于提升建筑工程的质量是非常有帮助的，而建筑工程质量的提升对于社会效益以及环境效益的帮助都非常大。所以在全程监理方面，应该从建筑工程招投标开始，分析中标施工企业是否具有施工资质，然后对施工设计阶段进行监理，分析设计图纸是否存在缺陷，而且有大量事实和研究数据表明，在施工设计阶段和招标阶段的有效监理，对建筑工程造价的影响超过了95%，这说明在前期阶段的监理不仅重要，同时必要。其二就是要主动控制，包括对建筑经济的论证，为什么这里提出了主动控制原则，因为通过被动式的监理来督促施工单位按照既定的方案设计进行操作，但是毕竟在设计过程中，特别是大型建筑工程设计，比如桥梁道路工程等，那么就很可能在设计阶段就会出现偏差，此时再按照设计进行监理，那就可能会越做越差，因此需要建筑单位主动进行技术革新，同时建筑施工单位同时有完整的质量控制手段，比如建立质量控制规章制度，确立施工单位自上而下的责任制度，明确到人，项目到人，真正介入到经济论证，包括经济合理化、精准标靶化，这样才能够提升主动控制的水平。其三就是串联监控，在建筑经济活动中，整个建筑流程是分段进行，同时具有串联的效应，前段是后端的前提，后端是前段完成情况的具体反映，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根据建筑工程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对于建筑立项、图纸设计、预算、合同等列为前段，而在施工以及竣工验收阶段可以设为中段，而在后面的维护则可以设定为后段。这三个阶段缺一不可。但是目前在建筑经济活动中前段和后段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脱节现象较为严重，造成建筑经济价值前后差距巨大，因此我们在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应该强化这种串联监控的意识，来做好每一个阶段的工作，真正做到前者限定后者，而后者能够反映前者。

2.3市场导向原则

市场导向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就是时效性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筑相关的资源比如材料、人力成本、环境、以及设备等都会存在明显的时效性。时间和效率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关系，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建筑经济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非常好，但是在另一个时间段，这三个效益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中经济效益就更是如此，因为市场需求的变化，自然会导致建筑经济效益的变化，因此我们在建筑经济活动中，应该坚持决策快、时间准、建设周期短以及见效快等基本原则，在技术上既不能够冒进也不能够落后，避免时机稍纵即逝的问题出现。从而影响建筑经济的三大效益。其二就是动态性的原则，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筑经济效益是呈现一种动态性的基本原则，因为时间的变化会产生不同建筑资料以及成本等方面的变化，这反映出建筑经济是呈现一种动态的波动。因此就需要我们将建筑的经济价值预估到建筑产生之前，同时也包括建筑产生之后，尽量避免因为波动误差的影响造成整个建筑经济面临巨大亏损。从具体工作的表现上来说，就应该对影响建筑经济变化的建筑资源、空间以及人力等进行一定的预留。这能够进一步防范建筑经济的隐患，提升建筑工程的质量。

2.4其他原则

上述研究的三个基本导向原则是最重要的，当然除了这三种基本导向原则在建筑经济活动中，同样也存在着突出重点、主从有序以及先进先出等原则，在发生建筑经济活动时，都需要进行一下预估，然后再进行过程控制，事后审核，最后全面总结。进而为下一个建筑环节提供良好的提前。在和谐发展理念下的建筑经济工作应该是综合效益大于单一效益，主动控制重于事后总结，决策重于实施，时效重于先进。

3总结

当前我国建筑经济经过一轮放养式的发展，以重视经济效益为核心，忽视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应的代价已经对和谐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制约，因此在我国大力发展和谐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下，通过宏观调控以及市场导向原则来提升建筑经济的综合效益，这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只有树立和谐发展理念来发展我国建筑经济，才能够提升我国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充分证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经济活动分析论文范文二：财务分析在企业经济活动中的应用

一、财务分析定义以及相应的程序

财务分析需要很多数据作为基础，因此需要以会计核算以及相应的报表资源作为前提，同时还需要应用相应的技术与方法，以此来对企业目前所具有的偿债能力以及其他能力进行评价，便于企业投资人能够更加了解企业，进而进行投资。通过财务分析，企业决策者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也能够帮助观望着做出相应的决定。财务分析主要有以下程序：首先，相关人员要明确财务分析目标，企业财务分析的范围非常广，利益相关者不同，其对企业财务分析的范围的取舍不同，所以必须要预先确定分析目标，这样就可以避免分析过程中产生混乱，影响预期目标的实现;其次，设计分析方案，已经确定相应的范围之后，相关人员就需要依据财务分析问题的数量、难度等来设计分析方案，这样可以缩短财务分析总的时间;再次，将所有有关的信息都收集起来正式进入到财务分析阶段，所收集的资料一定要保证质量，尤其是一些数据信息必须要保证真实准确，比如报表、核算等，也可以将相应行业的资料收集起来作为财务分析的参考;最后，选择使用相应的方法，并且进行比较分析，上述过程都完成之后，就需要选择使用一种相应的分析方法，为了避免出现严重的误差，就需要相关人员选择几种分析方法，之后进行比较，以便能够真实的反应出企业发展过程中潜在的问题，以及出现此种问题的原因。

二、财务分析在企业经济活动中的应用

财务分析现已经成为企业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项举措，企业在进行经营时，都需要财务分析，以便能够为企业经营提供正确的参考数据，其具体应用如下：

1.金额变动的应用

这种财务分析方法主要是只对企业年度以及基准年度某一特定产品所产生的数据金额差距。此种财务分析方法经常与变动百分比进行连用，而所谓变动百分比主要是指企业不同年度间所产生的金额变动额与基准年度金额之商。此种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将某企业经营的上一阶段所获得数据作为基数，之后对后一阶段以及前前一阶段的数据进行有效的环比。这种财务分析方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企业在某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此种方法也有相应的劣势，其中最重要的劣势就是此种方法需要依赖于基数。如果企业经营过程中，一旦出现了基础为0或者是负数的情况，则此种方法将不能使用;而且在前后几个阶段绝对额相同的情形下，因为基数差异，最终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等，所以在企业经济活动中，不能只是单纯的使用这一种财务分析方法。

2.趋势比例法

此种方法就是将基期看作是100%，之后将所有的其他阶段的数据看作是基期的百分比。因此此种方法应用的关键就是确定基期，同时将基期报表数额看作是100%,这种方法与前一种方法相比，基数固定，不会受到基数的制约，同时各个阶段的数据都可以进行比较，这就大大提高了财务分析的效率。

3.结构比例法

这种财务分析方法也可以称之为结构百分比，主要是指所有每一个项目在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这种方法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体现出企业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两者之间在某一阶段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同时也体现出企业所有者能够获得多少的利益。同时还可以反映出某一项目是否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动。通常情况下，利润表会选择使用此种方法。

4.比率分析法

这种方法是企业经济活动中应用最广泛的财务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以财务报表为基础，其与财务报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性质却有很大的不同。同时还可以通过编制比较财务比率报表，作出不同时期的比较，从而更准确、更合理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按照财务分析的不同内容。比率分析通常可分为以下三类：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获利能力。偿债能力主要用来衡量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一般通过考察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流量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等指标的大小来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反映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主要通过考察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等指标来衡量企业的营业状况和经营管理水平。获利能力反映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主要通过考察资产报酬率、股东权益报酬率、销售净利率、每股利润、每股现金流量、市盈率等指标来衡量企业的获利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运用比率分析法时必须要与性质相同的指标评价标准进行对比。才能真正揭示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现代奥运不仅是体育赛场，也是企业营销的决赛场。奥运会为许多企业带来了商机，也为许多企业构建了一个市场推广平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办为我国的体育营销带来一个广阔的前景，我国的企业要珍惜此次商机，将古老的奥林匹克精神和现代营销观念结合起来，以体育精神锻造知名品牌，树立企业形象，为特色而成功的体育营销奠定基础。

[关键词]奥运经济奥运商机体育营销体育精神

奥林匹克运动的历程应该永远铭刻着这两个人的名字：刚刚卸任的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美国金融家尤伯罗思。萨马兰奇更新了奥运的理念，主张奥运会应为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发展服务，将体育精神和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经济契机结合起来，为现代奥运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1984年以前的奥运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使举办国家或城市背上沉重的债务。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一改过去的做法，不再靠政府拨款，而是靠出售电视转播权、收取广告费来经营，首次将商业操作介入奥运运营,尤伯罗思是本次运营的策划者和操作人。由于他的智慧和才干，本次奥运会不仅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赢利(赢利2亿美元)，并使奥运会由体育运动转变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参加的举世瞩目的大型社会经济活动而更加深得人心。以后电视转播权和TOP(顶级)赞助商计划相辅相成，奥林匹克运动和现代商业营销紧密结合起来，使企业和品牌竞争提供了更具挑战力的现代平台，从而使奥运赞助成为国际知名企业和品牌竞争的热点，形成独具特色的“奥运经济。”

体育营销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从体育产业方面来讲即如何更加深刻而有效地推进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使之逐步具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而成为独立的运营体。而从企业方面来讲，即将体育活动和体育业作为一种促销手段或形象背景，利用冠名、赞助等形式，通过所赞助的体育活动推广自己的品牌或树立企业形象，达到营销目的。现在，体育营销的观念已经深入全球各大经销商心中，体育背后所蕴藏的无限商机成为世界著名大企业关注的焦点，体育赛事也成为公认的品牌宣传的最好广告载体之一。

中国的体育营销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1984年中国参加奥运会时,仅有“健力宝”和“海鸥表”两家企业向代表团赞助了总额7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和实物。仅过十几年，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的赞助总额已是1984年的100倍，这说明体育营销观念已经深得人心，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共鸣，许多厂商已经将促销主体由“明星广告”和“政府关系”转入体育营销。营销方式也已经多样化，由赞助、冠名等基本方式而发展为形象公关和产业连动，最典型的就是伊利集团，聘任田径明星刘翔担任“形象大使。”现代奥运已不仅限于体育赛场，而且也是大企业品牌和形象营销的决赛场。体育比赛尚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对企业来说则纯粹是一场促销实力的“肉搏！”企业营销之争比体育比赛更加残酷。2008年的北京奥运，国际知名企业将借助奥运之机走进中国市场、塑造深得人心的品牌。面对强大攻势，中国企业恐怕抢得每一分利益都将十分艰辛，这就要需要中国企业充实实力，准确定位，借助奥运会，进行成功的体育营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总之，北京2008年奥运会,2800亿元的投资，为许多企业带来了商机，也为众多企业构建了一个市场推广平台。

1.要珍惜商机，准确而有效地进行市场分析和定位，有的放矢地参与竞争。北京市政府已经决定在未来五年中，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800亿元人民币，以全力缩短与国外同等地位大城市的差距。因此，对于国内企业来说，要准确把握商机，在迎接WTO挑战的同时，和境外同行一比高低。另外，在这些直接商机的后面，还有着各种各样的间接商机，重点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市场变化：“第一，通过申奥成功的刺激，国内的包括体育运动设备、建筑设施等各方面都将得到一个十分广阔的市场。第二，由于申奥的成功，可能对我们国民的居民消费会带来一定的刺激。第三，可以吸引很多外国的游客，包括外资进来，这对国内的经济也有促进作用。”总之，申奥成功对北京以至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就看具体企业怎样把握利用这次商机，重要的一点是利用这次营销较量，要彻底改变计划经济残留的单一性的生产和服务观点，根本上转变营销机制，将体育营销作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切入口。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一、学术热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源于何时?

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论说，一种是“文化传统说”，另一种是“战后改革说”。前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业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藩’和‘家’。可以认为连带意识和平等主义的根源，早在农村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后者则强调：“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由于“战后改革说”代表了长期占据日本史学主流地位的“战后史学”派的观点，因此在日本最有影响。

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否定“战后改革说”的动向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出现。1977年，木神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一文；提出了强调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假说”，认为“战争结束时，日本社会的形式和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特别是作为实行金融统制之基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基本上得以存续”，“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经济——其成长和结构》一书中指出：“战后和战前，不是飞跨战时联结起来的。战时形成、战后继续保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技术、生活方式、习惯等，实在是出入意料之多。虽然这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以后会变得怎样没人能够预料，但它们却构筑了战后的企业形式、生产组织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内靖发表了题为《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论文，认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临种种经济难题为背景，诸多学者对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是战时经济体制而延续”的结论。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纂出版了由8位学者共同撰写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该论著撰写者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劳资关系、业界团体、财税政策、农业状况等各经济领域在战时和战后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至战前30年代的企业统治，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的经济体制，是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经济体制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这种转型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他们通过各项考察后最终得出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龙一主编了作为13位日美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论著《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同样对构成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战后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战时的各项改革是共通的，这些改革使战前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彻底解体……使战后体制向战前体制回归的道路被封闭。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算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制度性基础中，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可以说，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问同一年，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0年体制一再见了，战时经济》(按：他所谓的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考察了“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的形成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经济体制面向未来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明确指出了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存续关系：“在战前具有浓厚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性格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在战时经济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

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经济风光不再为背景，对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的探讨，构成了日本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其影响波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通过初步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至少就日本经济体制而言，战时和战后无疑存在连续性。

二、历史考察：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连续?

按照《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中的论述，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具有五项特征，即：(1)不是股东，而是经营者的“企业所有和经营的关系”；(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企业内的雇佣关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关系”；(4)以银行借贷为中心的“和金融市场的关系”；(5)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该论著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之特征的概括并逐项进行历史考察，那么当不难发现，这些特征都是在战前呈现雏形、在施行战时计划和统制经济时期最终形成、在战后得以延续的。

就第一项特征而言，战前的日本企业也曾经是股东。但是1937年侵华战争的爆发，使前此日本“股东”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受到了极大冲击，“使日本企业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极端的股东，向极端的从业人员180度的转变”。曾赴美就职、后任日本电源开发总裁的高琦达之助，在1954年曾对他1916年和1947年两度回国时获得的不同印象作了生动描述。对前一次印象，他这样写道：“我首先没有料到的是，第一，在会社从业员不知情时，会社的股票已经从A大量流向B，而在股票流动时主要经营首脑已发生更换，经营方针很不稳定。第二，经营首脑主要不是着力巩固会社的基础，而是竭力博取股东的欢心和获取高额红利，以及竭力使股价上扬。”对第二次印象，他却这样写道：“股东的权益完全被无视，事业的经营由从业员执其牛耳，恰好同我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回到日本时截然相反。”

日本经济体制的第二项特征同样是战时的产物。在战前，日本的劳动力流动曾经相当普遍。在明治时代，熟练的机械工人在全国到处流动的状况，至大正时代仍得以继续。大正年间大阪市的《劳动调查报告》曾这样写道：“不管怎么说，我国劳动者的最大缺点，就是在同一个企业里工作的时间太短。这种状况无疑使我国工业不断蒙受极大损失。”没有终身雇佣，也就没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年功序列。但是，同样由于侵华战争的爆发，为了摆脱通货膨胀的困境，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了战时统制，并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对形成终身雇用和年功工资序列产生重要影响的法令，有1939年颁布的《从业者雇人制限令》、1940年颁布的《从业者移动防止令》和《工资统制令》。前两项法令禁止随意招募员工和随意离退职，使职业流动现象几近消失，后一项法令则不仅扩大了工资中的定额部分，而且使基本工资定期、自动提高作为一种惯例在全国迅速普及。1939年3月，作为施行上述法令的具体措施，日本政府又规定了“初任给”，即对刚参加工作的员工的工资数额，根据地域、年龄、性别进行统一规定。另外，自1939年9月开始，又施行“工资冻结”，即一律不准擅自加薪的工资统制。1942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重要事业所劳务管理令》，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如果获得厚生大臣的许可，企业可以不施行“工资冻结”。所谓的“某种条件”，就是制定加薪规则，事实上，日本政府“规定一年一次必须以所有从业人员为对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基准额进行加薪””2)。如尾高煌之助和中村隆英所指出的：“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过程，年功序列工资和根据工作年限升职制度，在全国得以普及。”构成“企业内的雇佣关系”另一个侧面的企业内工会，也是在战前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呈现雏形，在战时最终形成的。在这方面，为战时经济需要而组建的“产业报国会”，可以说是战后企业内工会的母胎。按照中村隆英的观点：“战后按照占领军的指令迅速组成的许多工会，均以该组织(产业报国会)作为母胎。”“按企业形成并存续至今的日本工会，事实上只不过是战时产业报国会等组织变换了一下名称。”

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第三项特征(同时也是日本制造业的一大特征)也是在战时形成的。在战前，日本的大企业即使零部件一般也自己生产，并不采取下包的形式。但是，由于战争，很多企业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作为一种紧急措施，不少企业采取了将部分产品，特别是零部件交中小企业生产的“下包”方式。由于这种紧急措施不仅强化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使中小企业因能够比较稳定地获得订单而减少了破产和被大企业挤跨的风险。所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在战后作为一种理想的生产方式而得以保留。例如，根据美国学者约翰，多尔的研究，至20世纪60年代末，向丰田汽车公司供应零部件、作为其子公司的企业，40%以上都是在战时通过下包制，和丰田公司构筑起这种关系的。”

作为日本经济体制的第四项特征，即主要通过向银行借贷，而不是发行股票或企业债券融资的“间接金融”体制，更是战时的产物。在明治时代，日本企业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业内部资金储备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属内部金融时代。在这广时代，由于财阀占有矿山开采和对外贸易等高收益产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因此一般均以企业内资金进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不受财阀支配的一些产业，如棉纺织业和铁道运输业，则依存于以股东的股份担保金额支撑的内部金融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正式进入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期，以往通过内部金融机制筹措资金的做法逐渐捉襟见肘。于是，企业通过外部筹措资金的做法开始被普遍采用。日本金融体制开始呈现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二者并重的状态。不过，当时主要仍以直接金融为主。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当局金融控制的全面强化，日本进入了“时局金融”时期，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据统计，1936年，日本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措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63.8%。但是战争爆发后，这一比率逐年下滑，再至1939年占33.6%，至1945年则仅占0.6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向银行借贷作为取代股票发行筹措资金的方式的比重，则自1939年呈显著上升趋势：1936年为40.6%，1945年达到93.2%，即企业已几乎完全以向银行借贷作为基本融资方式。”不言而喻，间接金融体制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

最后，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东亚模式”的两大特征之一。但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实现近代化的历程中，日本政府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侵华战争以前，日本政府事实上并不直接、全面地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概览当时一系列“统制立法”，我们便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在战时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保护、扶持乃至救助民间企业。只是为了发动对华侵略，日本当局开始真正将国民经济转人“战时经济”，才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广泛介入民间经济活动，密切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正是在这一阶段，战后政府和业界团体双向关系或者说行政指导体制的原型，开始出现”。

三、福兮祸兮：如何认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国家转型而摆脱了军费负担，以及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劳动立法等经济民主化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日本经济所以在战后迅速恢复并马上实现高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在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他这样写道：“‘日本型企业’的各种特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起了发动机的作用。”“正是由于实行了金融统制，才可能对资本集约性战略产业实行重点资源分配，才可能在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实现工业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金融体制中维持‘战时体制’，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原因。”不过，野口悠纪雄对“战时体制”的评价，绝不仅止于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绝不意味着他称颂乃至推崇这一体制。相反，他认为这一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他明确指出：“迄今为止，虽然日本政府几度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这一体制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走向未来的今天，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一大桎梏。”

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有助于启发我们对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进一步思考。众所周知，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以此为背景，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奇迹”，而上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特征的核心内容，曾被视为日本创造“奇迹”的要因。

首先，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日本特有的企业用工制度和机制的观点，曾经倍受推崇并非常流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于1979年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沃格尔在该论著中通过对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科教和社会生活作了详尽的考察后得出结论：日本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拥有一大批愿意为企业尽心尽力的职工；而日本企业所以能拥有这样的职工，就是因为日本企业具有“对企业忠诚，对工作热爱，以及为企业献身”的激励机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埃德温·赖肖尔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也认为：“终身雇用制度在日本发挥着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为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日本的雇用制度和工资制度显然对该国的工会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就间接金融体制而言，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银行一直充当了资金的提供者和企业经营风险监督者的角色。所以，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企业规模急剧膨胀，但整体上金融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大的金融动荡。之所以如此，战时形成、战后延续的金融体制具有稳定性，是一大要因。寺西重郎提供的一个数据为此提供了证明：在战前，银行破产是寻常的现象，1902年至1919年的18年间，经营出现破绽的银行年均24.6家，1920年至1932年的13年间为43.5家，1933至1945年的13年间为7.8，但是在战后，直至70年代，没有一家银行倒闭。

再次，认为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政府和企业间的“密切协作”的观点，也曾经盛极一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美国学者吉姆斯·阿布格伦在《探讨日本式经营——株式会社日本》一书中提出的“日本株式会社论”。在该论著中，阿布格伦将日本比喻为一个综合企业——日本株式会社，日本政府是“总公司”，各日本企业是分公司。虽然阿布格伦的原意，是讽刺日本依靠官民一体的体制追求经济利润，但是，这一比喻，又被视为官民密切协调发展经济的范例，是“东亚模式”获得成功的一条经验。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写下诚信的题目，我想起一所著名高校发生的事情。由于学生作弊屡禁不止，学校决定治乱世用重典，遂于期末考试前遍告校园，称对作弊者一经查实即以开除论处。这一政策甫经公布，即引起轩然大波，居然有近半数学生对此口诛笔伐，认为太过严厉，还有学生表示持保留意见。我不禁纳闷，诚信到底怎么了？

在高校时，我不时收到国外大学的询问函，说是感谢我向他们写推荐信举荐贤才，而我连被推荐者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诚信缺失似乎成为目前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的痼疾，古人那中“言必行、行必果，一诺千金”的豪气现在已是缈若晨星了，以至于史玉柱还债这样理所当然的行为被视为不寻常的义举。

报章杂志对诚信的讨论让我想起一个关于诚信的童话。话说一个国王没有子嗣，打算从民间遴选一个小孩做王子，办法是给侯选者每人一颗牡丹花种，看谁种的花儿最漂亮、花朵最多。到了评比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小孩都捧着鲜艳漂亮的牡丹花相互争奇斗艳，只有一个小孩捧着那颗种子伤心落泪，他没有种出花来。但是，恰恰是他被选中了，因为所有的花种都煮熟了，是不能成活的。这个故事的诉求很鲜明：人要诚实，因为诚实可以给你带来好处。诚信本来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在这个故事中却变得功利起来。

经济学家还会告诉你，缺乏诚信提高了交易成本，妨碍了交易。制度经济学大家威廉姆森认为，由于利己主义动机，人们在交易时会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总是想通过投机取巧获取私利，如不履行合约中规定的义务，曲解合约条款，以信息优势欺骗对方等等。这样一来，在交易时就得讨价还价，得调查对方的信用，得确保履行合约，交易成本就非常高了。交易成本过高时，也就不值得交易了，于是一个潜在的帕累托改善就不能实现。这一番推理的言下之意是，有诚信，才能实现有效率的交易。笔者认为缺乏诚信也是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这还是一个功利的思路。

童话与理论都是论证诚信缺失后的恶果的，我们也不妨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讨论个人信用缺乏的原因，也就是用经济学方法探讨诚信问题。

诚信缺失的根源——经济人与成本收益比较

诚信是个人的行为。个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加上其他一些情感因素就变成一个社会人。经济人只考虑物质利益，社会人还追求物质利益之外的东西如利他主义、同情心、责任感等等。但无论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人都是理性的。理性的含义是会算计，以最节约的方法达到目标。

在考察诚信时我们只考虑人的经济人特性。作为一个经济人，他追求金钱或物质利益，而诚信是获得这些的手段之一。因此，对诚信缺失原因的分析不妨从经济学的思路来考察，将其建立在个人对成本收益比较的基础上。

如果一个人是诚实和守信用的，他会有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会感到心情愉悦，毕竟每个人都有追求高尚的动机，举止得体、品行端正让自己在心理上感到安宁和欣慰，在道德归属上升华。此时，人是一个社会人，而诚信也就成为效用之源，是一个好东西（good），而不是坏东西（bad）。与此同时，一个人诚实与守信用的品行也会给他带来好处（good），使他很容易地找到交易伙伴，低成本地进行交易，最终获取利润。没有人愿意和一个缺乏信用的人交往或做生意。此时，人是一个经济人，如同我们在前面的童话中所看到的，诚信是利益或good之源。

另一方面，维持诚信也是有代价的，并非免费午餐。交易商品或服务时，你必须按照约定条件付款或交货，哪怕自己遇到重重困难。即使投资遭受损失，也要想尽办法还回银行贷款。当申请学校时，即使成绩不够理想，也不能修改。当借款到期时，就算所有的钱都套牢在股市，也要斩仓套现。

一个人是否坚守诚信取决于守信的机会成本与不守信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如果维护个人信用要付出巨大的财富代价，诚信的动机会降低。如果不诚实毁坏了一个人的前途，诚信的动机就加强。马克思评论资本家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好象不止是说资本家，也适用于一个没有道德约束的经济人。其实资本家也是普通的经济人，并不是因为他有资本后就有了自私的动机，自私的动机与生俱来。高校的学术作假在学术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显然是一个诚信问题。但你会发觉，二流的学者作假的可能性多于一流学者，原因就在于，抄袭是二流学者获取名利的快捷方式，而一流学者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努力就足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如果抄袭或伪造实验数据，一世英名就会付诸东流。

循此思路观察，结论让人诧异。有能力的人、有财富的人坚守诚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凭借能力就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物质利益。而如果失信于人，其丧失的财富也相应很多。一些大公司更注意信誉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一个人力资本稀少的人其守信的可能性就要低一些。因为循正道所得少而又少，而走偏门则可以得到一次性收益。留学生身上诚信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现在学有所成（获得了名校Ph.D）的海归派对西方的诚信推崇备至，熟稔于心，他们绝不会为不了解的学生写推荐信，也不会在写推荐信时拔高。因为这样做会损坏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形象，也与他们重新建立起来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他们会为诚实与守信而骄傲，同时也有维护个人信用的能力。但是，窃以为当初他们申请留学时提供的成绩之真伪却大为可疑。如果成绩做了手脚，离心仪已久的美利坚就更近了，而成本微不足道，就算事情败露，也只是为洋人不齿，周围不会有人说三道四。同样一个人，竟前非后是，差别如此之大乎？或许会反驳说，那是因为他们已经食洋而化，洗脑了。但是，同样是海归，不是有很多人号称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美女、洋房、名车、高薪的诱惑，婉谢了导师的殷殷挽留，然后回国招摇撞骗吗？相信大家还记得基因皇后的丑闻。这些人学有不成，其犯诚信错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何以他们不洗脑呢？说穿了，是守信与不守信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左右了一切。当然，上述论点只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上，所以也不必于心不安。诚信是交易博弈的结果

事实上，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都不遵守约定，都想投机取巧，则互惠的交易不能实现。其实每个人本质上都还是认同诚信的，而且诚信也能增进所有人的福利。既然如此，何以会以期望诚信始，以缺乏个人信用终呢？诚信是在相互交往中实现的，问题也就出现在交易对象之间的博弈中。

交易实际上是一个囚犯困境式的结局：如果大家都信守承诺、诚实行为，结果固然最佳；如果一方守诺而另一方背信，背信一方能得到比双方都守信还要高的收益；如果一方背信而另一方坚守诚信，守信者一定损失惨重。结果，当对方遵守承诺时，守信固然有益，而背信则更是暴利；而当对方不守约定时，守信就损失惨重，背信则可避免损失。这样一来，无论对方守信与否，背信都是最佳选择。结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双方都选择背信。既不守诚信，交易就无法开展，因此结果一定劣于都守信时的状况，此即囚犯困境。（此处考虑的博弈是，交易双方的策略都是违约或守约。如果一方的策略是是否违约如以次充好，另一方的策略是是否信任对方，结果也是一样。）

此类例子多不胜举。不妨观察一下中国学生在申请国外大学奖学金与入学资格时提供的成绩。我相信很少有人愿意在成绩上做手脚，因为这样做既要忍受良心上的不安，又要承担败露后的惊吓。尽管如此，仍然有人改动成绩，伪造推荐信。原因何在呢？显然，如果只以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成绩不甚理想而又守身如玉，胜算极微。如果改动成绩，当别人改动时不至于受损，当别人不改动时就会受益，虽然利益来路不明。结果自然是次优的，大家都作假，大家也都承受心理上的折磨，乃至诚实守信者也惨遭殃及。我所知道的加拿大一所学校，在接受申请并评定奖学金时，当地学生平均成绩80以上就是优秀，而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要达到90以上才算。以我在高校的经历，一个班最好的学生要达到平均成绩90分实在是凤毛麟角。那说明什么呢？只能是说自作自受。前一段时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加州大学向美国高校广发英雄贴，让他们注意来自中国中南地区一所著名高校的申请者成绩的真伪。这可是国际影响了。

如果双方之间的交易是一次性的，结果一定是诚信缺失。不过，如果反复交往，即交易一次又一次的进行，结果会有所变化。连续的交易又因无限重复和有限重复而不同。如果A和B之间的交易是无限次数的，就存在着对不守诚信行为的惩罚和对信守诺言的回报。设想博弈以A违约开始。到第二次交易时，B会不信任A，要么放弃交易，要么附加更多的条件，但这对双方都不利。他们会认识到，出于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反而导致了双方利益的损失。交易还要进行下去，有鉴于不合作的恶果，到第三次交易时，A会尝试着遵守游戏规则。你投我以桃，我必报你以李，在第四次交易中B就会信任对方。反之，如果A在第四次交易中对B第三次交易中发出的善意信号置若罔闻，则我做初一，你定做十五，B会在第五次交易中继续违约，结果大家都不能讨好，则博弈再度限于囚犯困境的僵局。但是，既然博弈要不断地进行下去，则囚犯困境结局决非均衡。通过不断的惩罚与激励，最终会出现双方合作共同获益的结果。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能够推演上述过程。于是我们会发觉，与其在第二次交易中遵守规则，还不如在第一次交易中遵守规则。因此结论是，对于无限连续交易博弈而言，每次交易的均衡都表现为双方都遵守规则、坚守诚信，因而是最优结局。

但是，如果交易虽然重复进行，但次数有限，则每一次交易的均衡仍然与一次性的交易博弈相同，是囚犯困境式的次优结局。道理很简单。既然次数有限，则一定存在着最后一次的交易博弈。既然是最后的博弈，则不管你做什么，一诺千金也好，坑蒙拐骗也好，既不会遭受损金折物的惩罚，也不会享受绶带披身的奖励，因为博弈结束了。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明天就要死去，那他今天守法的动机还会一如既往地强吗？因此说，最后一次的交易博弈等同于一次性的交易博弈。

那么倒数第二次交易博弈又如何呢？因为最后一次交易博弈已经确定就是囚犯困境式的结局，并不会因为倒数第二次交易博弈的性质而更改，那就是说，倒数第二次交易博弈不受最后一次博弈的约束。当你遵守规则时，不会在下一次受到奖励；当你违背规则时，也不存在着惩罚。因此，倒数第二次的交易博弈同样与一次性的交易博弈无异，其均衡也是囚犯困境。这与无限重复的博弈有着根本的区别。

依次类推，一直到第一次交易博弈，都不存在着激励与惩罚机制。在经济学上，这叫后向递推。因此，有限连续的交易博弈在性质上与一次性的交易博弈相同，其每一次的均衡都是囚犯困境结局，是一种次优。换言之，诚信是缺失的。

中国的诚信缺失缘由

上述分析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模型，现实中的情况又如何呢？

情况一是，一个人有可能会自始至终和同一个人来往、交易，则交易博弈是无限连续的。在多年的交情中，诚信是不成问题的。

情况二是，就算他和不同的人交易，每个人都只交易有限次数，但与不同人的一系列交易在时期上错开，而且其交易对象相互之间拥有共同的信息，这也等同于与同一个人交易。因为，当他和A交易时，无论是守信的良好记录，还是背信的劣迹，都会被下一个对象B所获知，B会据此采取相应地措施。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对个人信誉的记录就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警察局对个人刑事污点的记录也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这些机制足以保证一个人的交易信用为其他人获知，使一个人过往所作所为始终如影随形地跟定他，从而使得他的交易具有无限连续的性质，有奖惩机制加以约束：不管你是到了天边，良好的银行信用会促进你的事业；也不管你是到了海角，曾经偷窃的刑事记录仍会阻止你获得贷款。此外，报纸的宣传、所获得的各种奖励、周围人等的口头传诵或口诛笔伐等等也都是信息共享机制，只是共享范围较为狭窄，是区域性的。但是，这种体系在我国尚未建立。

情况三是，和不同的人交易有限次数，但其交易对象虽然也在时间上错开，但并不共享信息，或者信息共享的范围是区域性的。由于信息传递的阻塞，当你在学校考试作弊时，仍可以在IBM中国公司谋得一席职位；当你在IBM因报销假发票被辞退时，还可以尝试应聘《21世纪经济报道》的IT专业版记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欺骗的动机会强化，而诚实的心理会减弱，——记住，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经济人。正如你我经常看到的，骗子屡屡得手，对象并不是同一个人。受害者或许常常受骗，但还不至于两次失手于同一个骗子。我想这正是我国的经济环境，既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信用记录体系，也缺乏其他传递和共享个人信用的机制。因此，解决诚信也有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信用体系，让个人的诚信记录成为共享的信息。在一个信息化时代，这很容易做到，例如将毕业生的信息在网上公布，将银行信用记录联网，等等。信息的共享可以将交易或交往变成无限连续的博弈，从而增加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

超越经济人的思考

作为一个经济人，不守诚信是出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而呼吁坚守诚信也是因为诚信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学思维的强大分析力，功利的目的占据了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