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学 新型家庭伦理 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包含相当丰富细密的内容，其中的的绝大部分是以儒家思想的形式得到表述的，而其主要规则也和儒学的基本观念相一致。也许可以说，儒学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规则，即儒学对于传统家庭起着主导性的规约作用。可是在现当代中国社会，家庭已经发生了从结构到功能的深刻变化[1]，其伦理规则也随之发生根本的转变。那么，有着两千余年历史的儒家家庭伦理还能否对现当代家庭发挥一些作用呢？如果能够，又如何发挥这一作用呢？换一个角度说，我们今天在建构新型家庭伦理的过程中还有没有必要和如何汲取传统家庭伦理呢？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当然有必要弄清儒家家庭伦理的历史本质和理论性质。

一、

儒学对于传统中国家庭的功能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大陆学术界较为传统的表述中，儒家的家庭伦理被视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功能是确立封建家庭的内部规则、维护封建家庭中的尊卑关系。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解释力度。但问题似乎还可以向理论深处、向更为平实的方向上进一步解答。从理论表述和功能表现来看，传统儒学的家庭伦理有两个基本的展开维度：一是老少高低之别，二是男女内外之别。第一个维度展示的是不同辈份、年龄之间的关系，其基本伦理规则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为子纲等；第二个维度展示的是不同性别之间的关系，其基本伦理规则为男尊女卑、男女有别、夫为妻纲等。就纯粹的意义来说，家庭内部基本上就是这样两种关系，所以传统家庭伦理也就是这样两类基本规定。但是，在中国传统伦理中还有尊卑、义利、理欲、公私、善恶等多类规则，它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家庭伦理，而是社会伦理。但它们仍然深刻地渗入家庭关系之中、规范着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在讨论家庭伦理时也必须讨论到它们，它们对家庭生活的规定也应被包括于家庭伦理之中。其中，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的等级规定是传统儒家家庭伦理的重要原则，它尤其典型地体现在上层家庭内部，成为我们考察传统家庭伦理时不容忽视的内容。在很大的程度，这种规定实际体现的是不同血统之间的关系，即贵族（分成不同阶层，比如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和平民（也分成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家庭（主要是上层贵族家庭）内部的反映。这样，在大致的意义上，本文将儒家家庭伦理主要理解为对老少、男女、尊卑三种家庭关系的规范。

从这几种规范来看，儒家的家庭伦理是围绕血缘关系为主轴展开的，它的服务对象是宗法家庭结构。在社会形态的和人的形态演进上，宗法家庭从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2]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3]是人的主要关系。我们上面提到的儒家家庭伦理中规范的老少高低之别、男女内外之别、尊卑上下之别等就是典型地反映了“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中的家庭关系。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4]人要依附于自然界、共同体及其代表者即天然首长[5]，人在财产上和人格上都是贫困的[6]，人处于“精神的动物世界”[7]中。可以说，人的交往、需要、力量、品质、观念、知识等都是狭隘的、幼稚的、粗糙的、朴素的（这当然是就人在历史发展中的普遍水平而论，而并不否认特例的存在）。在由这样的人所构成的家庭中，人的关系当然是处于甚低的发展水平之上、处于不发达的状态之中。儒家家庭伦理的历史实质便是对这样家庭关系的规范，也是对这样家庭关系的反映。

正因此，站在今天自由个性的人的水准上，儒家家庭伦理一个方面表现出相当的僵硬性和残酷性，其典型体现便是大量存在的“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郭巨埋儿”等二十四孝图之类的观念和史实；另一方面，儒家家庭伦理中仍然飘逸着一层温情脉脉的亲缘面纱，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等观念和事实中我们至今仍能感觉到这层面纱的轻柔和美丽。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儒家家庭伦理的残酷和温情的两个方面虽然在具体的个人和家庭中展现得多少不同，但作为深刻受到社会形态水平和人的发展水平制约的伦理形态，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也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它们实际上是同一整体的两个侧面。

另外，虽然建基于较为落后的社会形态和人的形态的发展水平之上，儒家家庭伦理仅就其理论形态来说却发展得较为成熟（相对于同一社会水平上的伦理形态来说），这体现在它所具有的丰富、细密的内容上和较为完整的理论形式上。在内容上，儒学对家庭伦理的各个方面（比如父子、夫妻、母子、兄弟、姐妹、兄妹、婆媳、公媳、亲戚、本家、同族、主仆的关系等）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从这些方面一些大的原则到一些非常具体的小事都有明确的安排和布置，我们从《孝经》、《彦氏家训》及明清时期的各种修养类读物（如吕坤的《语》、朱用纯的《朱子家训》、金樱的《格言联璧》等）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理论形式上，儒家家庭伦理既有自己的本体论基础（如春秋到隋唐时的“天”和宋明清时期的“理”都是本体范畴），也有自己的宏观人格原则（如“孝”、“仁”、“义”、“节”等），还有各种具体行为和细节的做法规定（如三年之丧、五服之礼等）。因此，儒家家庭伦理是较为完整的伦理体系。

总结上文我们可以对儒家家庭伦理作出两个基本判断：就其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上的位置而言，它处于甚为朴素的状态中和甚低的水平上；就其作为一种伦理体系而言，它发育得较为成熟、细密。从这两个判断出发，我们可以对于儒家家庭伦理的现当代意义作出一些思考。

二

随着现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家庭伦理的调整和改造也开始展开且取得了一些进展[8]，但目前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之中，新型家庭伦理的建构还远没完成。那么，在这个建构过程中，传统儒家家庭伦理的价值问题无疑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问题，而且与新型家庭伦理建构的民族特色问题有关。而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搞清社会及家庭变迁的历史方向。

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变是我们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的一般描述。在社会形态和人的形态演进的意义上，这种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人的依赖关系”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转变[9]。这样，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也就由深深受到血缘共同体的束缚和保护转变为拥有自己的独立自由个性，家庭也就由血缘共同体的一种形式转变为（一定程度上的）独立个体自由结合（目前主要表现为男女或夫妻之间）的一种形式。在传统的共同体内，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这两种关系既互相渗透，也互相制约）是人的主要关系，这样，儒家家庭伦理就表现为对于这两种关系的规范和维护；在建基于市场社会的现当代家庭中，平等、独立是人之间的主要关系，这样，现当代家庭伦理则是对这种关系的规范和维护。因此，儒家家庭伦理和现当代家庭伦理之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维持的人的关系的不同，而这种关系的不同是由社会和人的不同发展形态造成的。

从这样的角度着眼可以说，儒家家庭伦理在思想实质和整体精神意向上不能为现当代家庭伦理提供正面的支持价值，这是由于其社会基础的互相否定性质造成了二者之间的互相否定性质。例如，统治服从关系及其伦理表述当然和平等独立及其伦理表述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当然和父子平等相待、民主协商互相排斥、互相冲突。对于二者的本质差异，我们有必要保持清醒的意识。这是因为在今天关于儒家家庭伦理的一些论述中，常常忽略它和现当代家庭伦理之间的根本差别，而只顾强调二者的相通之处或者儒家家庭伦理的当代正面价值。这当然是一种不甚全面的说法。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说，仅就一种伦理体系来说，儒家家庭伦理发育得较为成熟、细密。如果抽掉它的时代性内容和历史局限性，站在阐释学的视角上对它进行开发利用，则我们能得到一些相当有价值的伦理材料。由于这些材料毕竟来自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它们对于我们的生活更具亲缘性和切近感，更易于为我们所接受和遵守。因此，儒家家庭伦理被拆解为思想材料之后，可以成为现当代家庭伦理建构的有效资源。

我们说，只有注意到这里所论的两个方面，才能较为准确、全面地理解儒家家庭伦理的本质和现实功用，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偏面的认识。

三

今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全面的市场时代，“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正在这片土地上展开自己的逻辑和现实行程，同时，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即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仍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和追求目标。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建构的新型家庭伦理既要保有人的独立性作为人的关系的基质，还要批判或关注西方人的独立性偏面发展所造成的人及其关系的异化，同时并应照顾到我们的伦理理想。儒家家庭伦理的重新阐释和功能发挥必须据此出发，才能具有真正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

具体说来，在建构新型伦理的过程中，儒家家庭伦理的重新阐释和功能发挥至少包括以下三项工作：

首先，剔除儒家家庭伦理中的统治服从关系，在独立自由个性的基础上重建父子和夫妻关系规则。我们知道，在传统家庭中，子女无条件地服从父母，妻妾无条件地服从丈夫，奴仆无条件地服从主人，这是人的依赖关系在家庭中的典型体现，而强烈地维护这些关系是儒家家庭伦理的基本特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中，最后一个“无条件地服从”无论在原则还是在现实中都已经不存在了，前两个“无条件地服从”也已经相当淡化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农民的家庭生活中，前两个“无条件地服从”还有所遗留，这是封建宗法家庭伦理的残存。有趣的是，在我国今天，另两个方向上的“无条件地服从”（即父母无条件地服从子女、丈夫无条件地服从妻子）却有出现的苗头。在新型家庭伦理的构建中，必须要彻底地清除各种方向上的“无条件服从”关系，代之而起的是亲子关系上的“民主教育”和夫妻关系上的平等协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尊重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平等（不是绝对的）权力和独立个性，同时，也不应忽视每个成员和他（她）的权力相应的义务。这是“人的独立性”形态在家庭伦理中的基本要求和真正体现。

其次，在合理的程度上，尽量保持儒家家庭伦理中脉脉的亲缘温情。我们知道，在现当代西方社会中，由于人的独立性的偏面、过分的发展，导致了亲子情的淡薄、夫妻情的不稳[10]。虽然这里面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有诸多问题需要详细分析，尤其是我们不宜对此进行简单的价值批判。但西方社会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中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则是事实。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现当代我国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中没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问题并不比人家少，甚至可能还要多。其中，我国的夫妻关系似乎正在步西方的后尘，离婚率的快速增长就是某种征兆。在这一方面，传统儒家家庭伦理中强调的“父慈子孝”、“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之类观念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救治、缓解作用。尤其具有借鉴意义的是，儒家家庭伦理中的这些观念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总结，而是建基于儒家人性论之上。也就是说，在儒学中，父子情、夫妻恩不仅是人的感情问题，而是源于人的深层本性，即外在人情源于内在人性。虽然儒学中的这种思想尚须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但对于解决西方社会及我国社会中正在出现的感情问题却不失为一条有价值的纠正思路。更为重要的是，儒学强调的来自人性的亲情在一定意义上也许可以成为未来社会中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的组成部分。

再次，在现当代世界学术的背景上，重新阐释传统儒家家庭伦理中的一些观念，使之具备现代形态和解释力度。我们知道，儒家家庭伦理中包含大量历史悠久的观念，其中一部分还在对中国社会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可它们本身却又包含相当含混和陈旧的内容。因此，对它们进行重新阐释和清理就是一项必要的工作。在此我们仅以“孝”、“节”两个观念为例来简单说明一下重阐的思路。

在传统儒学中，孝为百行先，甚至被视作“天之经”“地之谊”（《孝经·三才章第七》）和“众之本教”（《小戴礼记·祭义》）。在新型孝道的建构中，一方面当然应该去掉儒家孝道中过分的内容和由此导致的愚昧内容，另一方面增加一些适应现当代家庭且照顾未来家庭的内容。在前一方面，我们应该明白孝根源于人类来自生物本性的亲子关系。虽然它在人的诸种伦理中最具自然史意义，但它的功能不应该被宗教化或推向极端。因此，我们应该去掉儒家孝道中被拔高的部分，在现实生活中平实地对待这一家庭伦理。另一方面，将孝建立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这是现当代家庭的必然要求。在这种新型孝道中，父母和子女分别都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民主的，但子女仍然有着赡养和尊敬父母的义务。不过，这里对于父母的尊敬是对于他们人格的尊敬，这出自身为子女者的内心情感；对于父母的赡养是对他们生活的照顾和供应，这出自身为子女者的责任或法律规定。这两者都不是来自对父母的权力或宗法关系的畏惧，而是源于当代人的内在良知和当代文明的必然要求。这样的孝道才更具有现当代文明的特征。

在传统儒学中，节主要是对妇女的规范，即要求妇女在两性关系上对丈夫忠诚。这实质上是对男人的配偶权和生育权的维护。但由于在宗法家庭的统治服从关系中妇女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所以妇女被极强地甚至“扩大化”地在思想上和现实中加上了这一伦理规范。相对来说，男子则不甚受——不是一点也不受——这一规范的制约。也正是由于这一规范的存在和在某些时期（比如明清）的极端强化，给许多妇女带来了非常悲残的生活和生命结局[11]。在新型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作为在两性忠诚意义上的节还是有必要保留的，因为它关联着夫妻生活的稳定和幸福。但是，我们必须对它进行两个方面的改造：一是降低其强度和硬性，大致来说可以将其范围在具有婚姻关系的男女之间。同时，在碰到一些特殊的具体情况时可以进行适当变通。这是为了消除传统儒学中节的观念带来的一些弊端，避免以节杀人。二是将节的规范对象扩展到男女双方，而不是象传统儒学那样仅仅以此来约束妇女。也就是说，男子也应该履行对于妇女“尽节”这一伦理责任，即在两性关系上忠诚于自己的女性配偶。前一方面体现的人的依赖性的减轻，后一个方面体现的是人的平等的增加。应该说，从目前中国社会来看，对于节的两方面改造（无论在思想中还是在现实中）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没有彻底完成。

总结这三项工作可以说，在建构新型家庭伦理的过程中，改造和重阐传统儒家伦理的根本出路在于立足于社会变迁的方向，使之能适应今天和未来的社会和家庭状况。

我们知道，家庭伦理是人类社会规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涉到社会上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生活。在社会变革中，如何对它重新构造是一个艰巨复杂且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工程。当理论界对它进行思考时，充分地汲取传统伦理资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传统儒学中拥有丰富的家庭伦理资源，对它进行新的加工改造可以为重新建构新型伦理提供有力的材料和动力。本文对于这个工作的宏观原则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思考，以期为这个工作的展开起到“投石问路”或“抛砖引玉”的作用。

[1] 对于这一变化，李银河在《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有过研究。罗亚·马萨莱特在《社会转型中的系统家庭心理学》一文中也有些论述，该文载《家庭与社会保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0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10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104页。

[5]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6年）310页。秦先生在此谈的是宗法农民，毫无疑问也可指整个依赖关系中的所有个人。

[6]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21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142页。

[8] 家庭伦理的调整和改造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趋势。比如，在传统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为主轴、夫妻关系为配轴，而在今天，家庭关系向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方向发展；再比如，在传统家庭关系中父子关系是轴心、母子关系为辅助，而在今天，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趋向平衡化。见廖申白、孙春晨主编的《伦理新视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95—9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104页。

家庭伦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时期；家庭伦理剧；文化解读；日常生活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家”的概念看得无比高尚和深重，作为中国传统伦理的基础，家庭不仅是构建社会的基本单位，同时也在反映和传承价值观念和社会变化。家庭伦理剧从20世纪80年展至今，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的新时期，广泛深入到生活的各个层次，更加贴近生活和现实，已然成为受众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电视剧类型。

1新时期我国家庭伦理剧发展现状

家庭伦理剧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通过或写实或夸张的艺术表现形式来探讨家庭生活中亲情、爱情、婚姻和人伦等伦理道理问题，进而由小及大，由家而国地升华到社会道德、权利义务等国家和社会的道德价值讨论，最终达到提升和巩固社会道德风尚的目的。

新时期以来，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生活可谓一天一变样。作为收视群体的主力，中青年人更多地把视角停留在婚姻话题。因为当下社会中婚姻对房和车的要求越来越高，收入差距大和地位不平衡也导致了小三的大量出现，所以家庭伦理剧也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把剧情的设置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如《蜗居》就是以此为题材，将社会中最真实最露骨的现实裸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虽然刺激了当代年轻人的敏感神经，但也从客观事实上告诉了年轻人当今社会的残酷性，以及如何寻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正确途径，同时也引发了各年龄层群体对当今社会的深层思考。

另外，婆媳关系也是家庭伦理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和思想观念的不断深化改变，婆媳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然愈演愈烈，新时期里有关婆媳关系的家庭伦理剧进入到全盛发展时期，以《媳妇的美好时代》和《双面胶》为典型代表，用影视剧的形式表现了当今社会中家庭观念的改变、女性意识的增强、夫妻地位的变化与相对稳定的婆媳关系的矛盾，或和谐或交恶的婆媳关系引发了全社会的共鸣，在赢得了收视率的同时也引人深思。

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和空巢家庭的增加也是社会在不断前进中涌现出来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家庭伦理剧通过家庭叙事的手法渲染和营造浓重的家庭观念，唤醒人们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婚姻的忠贞，用艺术的表现形式来调和家庭危机，让人们重拾对家庭以及对爱的初衷。《家的N次方》便展现了人们对于重组家庭的种种看法，对于争吵和磨合在重组家庭中的存在人们几乎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同时也在观看电视剧的同时找到了生活的本源，也就是家和万事兴。

除此之外，以《北京人在纽约》、《我的青春我做主》、《闪婚》、《回家的诱惑》和《裸婚时代》等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虽然诉求点各不相同，却都以其贴切民生和反映时代的特征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据央视索福瑞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电视剧交易总量为1149部，其中家庭伦理剧占了12.6%，位列第三；2007年交易总量为1038部，比重上升至24.9%，排名升至第一，增幅接近一倍。这说明了家庭伦理剧所表现的内容和精神契合当代观众的情绪宣泄和心理需求，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影视剧种。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家庭伦理剧正在受到日韩、港台、欧美等家庭伦理剧的冲击，海外的家庭伦理剧为我国观众提供了耳目一新的感官刺激，并拥有着相当一部分忠实的观众，但是新时期我国家庭伦理剧的编导们更多地去借鉴海外优秀电视剧的特长，并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做了更多的结合与交融，以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准。无论电视剧改革的道路如何开辟，家庭伦理剧一直会是最璀璨的明珠，因为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推进，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家庭伦理剧也会随之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广阔的视野，让人们在观赏电视剧的同时也看到自我，反省自身。

2新时期家庭伦理剧的发展瓶颈及对策

从本质上说，家庭伦理剧是一种规避了政治话语的世俗性文本，所谓的对于生活的真实叙述仅仅局限在表面上的真实，并不能做到所有细节面面俱到，因为生活本质的真实性和艺术表现的真实性是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的。其次，家庭伦理剧的主人公往往是平凡大众中的某一人或是某些人，他们的家庭生活是电视剧所要表现的重点，可他们的实质仅仅是当下社会里，受众根据社会道义所需要和所构建的一个意想的客体，是大众圆梦文化的一个表现，所以家庭伦理剧的本质仍是非现实主义。

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家庭伦理剧的内容往往会过度地激化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度奇异化和戏剧化的剧本虽然能保证稳定的收视份额，但是其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也与家庭伦理剧所倡导的朴实自然的风格和宣扬传统伦理道义的初衷相偏离。当前创作者比较普遍的心态就是单纯地文学意想，不愿深入生活去创作优秀的家庭伦理剧本，急功近利以逸待劳。同时，现有的大多数家庭伦理剧都是以大家庭的生活作为叙述空间，以大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冲突作为主题进行叙述，这往往也与现实生活脱节。所以这就要求影视剧本的创作者要摆正心态，更多地将影视文学和实际生活相结合，在以生活为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作，力求让观众能从电视剧中发现自我并提升自我。

其次，海外家庭伦理剧对我国家庭伦理剧的冲击是不可忽视的。家庭伦理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跨国界跨民族属性。著名导演尤小刚曾经说过，韩剧的基本框架是日本的故事结构、中国的儒家文化底蕴、俊男靓女的搭配和先进的剪辑技术的结合。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韩剧占据着中国市场的重要份额，并且让很多观众认为韩剧比本土家庭伦理剧更胜一筹。虽然引进的海外电视剧都是精品，而本土电视剧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况，但至少说明了我国家庭伦理剧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而这需要广电总局、电视剧出品方和社会舆论等多重因素的正确引导，减少负面因素的影响，走出模式化的定性思维，让新时期我国的家庭伦理剧能在一个宽松健康的环境下自由成长。

参考文献：

［1］　周倜.新时期中国家庭伦理剧中“媳妇”形象分析［J］.云梦学刊，2023（5）　.

家庭伦理论文范文第3篇

《玻璃动物园》是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成名作。威廉斯聚焦家庭问题，描述了一幅矛盾重重的家庭生活图景，引发了评论家和读者的大量讨论。若要解释温菲尔德一家家庭破碎的成因，我们可以通过文本细读，从伦理的视角出发，回到当时的伦理现场，对人物的伦理身份及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作出判断。本文认为，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得其他家庭成员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伦理责任，因而造成伦理身份的混乱，其最终引发的伦理秩序混乱导致了一出家庭伦理悲剧。

1. 混乱的伦理身份

《玻璃动物园》中，父亲早在十六年前就抛弃家人出走，未能履行自己的义务，放弃了作为丈夫与父亲的伦理身份。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来看，父亲出走是一个具有转折性的伦理选择。这一选择使得其他家庭成员的伦理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发生了改变。在父亲本应是养家人的南方家庭，父亲的缺失无疑给母亲阿曼达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与负担。她不仅要履行母亲的职责，关爱及教育孩子，还要代替逃避的父亲挑起支撑家庭的重担，抚养孩子长大。阿曼达一人承担了两人的责任，既是父亲又是母亲的双重伦理身份使得她总是过度关注孩子，结果适得其反。她一直强调劳拉的跛脚只是小小的缺陷，却反而加重劳拉的自卑情绪;在日常生活中对汤姆的各方面加以指点，反而坚定了汤姆的出走念头。她也未能消除孩子们由于缺乏父爱导致的自闭和不安全感。代际之间的重重矛盾与阿曼达混乱的伦理身份不无关系。

伦理身份变化更为明显的则是汤姆。汤姆长大成人后，作为家里唯一的男性，在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南方家庭中，自然而然的承担了父亲的伦理身份，赚钱维持家庭开销。尽管他心中怀揣着一个海员梦，尽管他烦透了在制鞋厂的机械工作，可他必须承担家庭伦理责任，对无一技之长的母亲和身体略微残疾的姐姐负责。家庭的羁绊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导致自我伦理身份与父亲伦理身份的冲突，因而备受煎熬。母亲阿曼达却把汤姆养家这一行为看作是理所当然，加深了汤姆对强加在他身上的伦理身份的排斥。在与母亲时常的争吵中，汤姆总是说“我什么也没有”，“我这一辈子在这儿没有一件东西能算我自己的”(刘海平 434)，表现出他对自己双重伦理身份的挣扎。

2. 失衡的伦理关系

《玻璃动物园》中，阿曼达与汤姆面临着多次冲突，代际伦理关系遭遇迷失。母亲与儿子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家庭结构的变化，关涉到单亲家庭里母亲与子女之间关系的伦理问题。温菲尔德家庭是不完整的，丈夫这一顶梁柱角色的缺失对一个经济大萧条时期捉襟见肘的中产阶级家庭而言是灭顶打击。在时局艰难的“外忧”和孤儿寡母的“内患”中，阿曼达自然把汤姆当成家里的支柱，对他的一切关注备至。但是她总是抓住生活的琐事不放，例如在餐桌上对汤姆的吃法指指点点，却无法深入儿女的精神世界，与他们作真正的沟通。她不理解汤姆为什么会看“疯疯癫癫的劳伦斯先生写的那本可怕的书”(刘海平 434)，埋怨汤姆整日去电影院，责问他为什么不把抽烟的钱省下来。这样的矛盾日积月累，逐渐加深了母子之间的隔阂。女儿劳拉的敏感脆弱则使得阿曼达总是以爱的名义强加自己的意愿。她先是让劳拉学习打字，在计划失败后又忙着为劳拉寻找归宿，忽略了劳拉内心的抗拒。

从外部伦理环境来看，日益商业化的社会对于西方传统家庭成员关系也有着深层次的影响。比起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阿曼达更看重汤姆每月带回来的薪水，因为这与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她在看到儿子对工作不上心时并没有询问他真正的想法，忽视了汤姆内心的苦闷，而是质问：“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胡来?害得咱们大伙儿可能失去生活保障?”(刘海平 435)可见她说话的出发点不是对汤姆的关心，而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消费时代的伦理环境中，人们遵循的是利己主义道德准则。利己主义强调的是“一己私利的至上性，把一己私利的得失，视为道德上善恶与否的唯一标准”(罗国杰 171)。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伦理环境中，阿曼达物化了母子之间的关系。本剧第四场，当阿曼达发现汤姆极有可能重复他父亲的老路时，她表现出的不是即将失去亲人的惶恐，而是对汤姆提出要求：“那就走吧!不过，得要等到有个人来代替你”(刘海平 445)。当家庭伦理亲情被物质化之后，家庭不再是爱的港湾。

3. 艰难的伦理选择

《玻璃动物园》中，儿子汤姆始终面临着一个艰难的伦理选择：抛开自身的伦理身份，遵从内心寻求自由，或是承担父亲和儿子的双重伦理身份，埋葬自己的梦想。汤姆心中一直存有当海员的梦想，盼望有朝一日能在海上航行，获得自由，但他却被现实捆住了手脚。父亲的离家出走使得他成年后不得不承担起父亲的伦理责任和义务，在制鞋厂赚取微薄的工资来照顾母亲和姐姐。他厌恶自己的生存环境，每天浑浑噩噩地生活，时常靠看电影来排解自己心中的苦闷。他的行为又受到母亲的责难，认为他自私自利。汤姆虽然很爱自己的家人，同情姐姐的不幸，但却认为自己承担了太多本不该承担的责任。他把自己的生活环境比作一口棺材，黑暗而压抑，把他钉住的钉子则是父亲和儿子的伦理身份给他带来的家庭伦理的束缚。

汤姆受到父亲的遗传，内心向往自由的本能使他最终追随父亲的老路，脱离了他的伦理身份，也放弃了他的伦理责任和义务。这一选择并没有使他获得真正的自由。不论他走到哪里，总摆脱不了来自家庭深深的羁绊。正如他在本剧结尾自白的那样，“哦，劳拉，劳拉，我想把你丢下，但我比原来更忠于你”(刘海平 489)。从汤姆面临的伦理困境来看，正是在代际关系的失衡及过多的伦理责任的重压下，他不得不做出伦理选择。他最终逃避伦理责任与义务的行为使得家庭伦理秩序陷入混乱，整个家庭支离破碎。

身处于经济大萧条这样复杂冷清的时期，温菲尔德一家同时也被家庭内部矛盾困扰。父亲的缺失使得母亲和儿子不得不承担起额外的伦理责任，代际关系的失衡更是加深了家庭成员的隔阂。汤姆最终选择放弃自己的家庭伦理身份，同时也逃避了自己本身作为儿子应承担的关心爱护母亲和姐姐的伦理责任，这是对当时家庭伦理秩序的破坏，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家庭破碎，母亲与女儿相依为命，儿子如无根的浮萍在外面飘荡。威廉斯通过描写这样一部家庭伦理悲剧，倡导以爱与责任为基础的家庭伦理的回归，强化每个人的家庭责任感，呼吁稳定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这对当今社会仍有启示作用。

家庭伦理论文范文第4篇

伦理道德教育的可行性分析，最后提出在高中语文教学渗透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高中语文；语文教学；家庭伦理道德；

一、当前高中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现状

(一)当代高中生家庭伦理道德现状不容乐观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当今中学生多为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的溺爱、娇惯，导致高消费浪潮席卷中学校园。越来越多的中学生，特别是城市的孩子们跻身“贵族学子”的行列，他们饮食消费跟着广告走，服装消费跟着名牌走，娱乐消费跟着新潮走，人情消费跟着成人走。他们把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大把大把的钞票毫不吝惜的掷向商店、酒楼、溜冰场和歌舞厅。高消费不但增加了家庭负担，而且滋长了校园的奢侈作风，导致拜金思潮的泛滥，这不但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极为不利，而且还成为青少年犯罪的诱因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

当今学生中出现的铺张浪费、不孝敬父母、父母与子女关系紧张，甚至出现父母杀死自己的子女、或者是子女杀死父母、的违背家庭伦理道德的现象，以及早恋、早孕等，都体现出当代学生普遍缺乏家庭责任感，因此在对青少年进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与学校教育关系认识上的误区

在学校教育中，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体无关论。一些人认为，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与高中生无关，与高中教育无关。这种观点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高中教育应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社会文化素质，包括家庭伦理道德素质。这对于学生将来走向社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是必不可少的。家庭与社会，家庭伦理道德与社会公德是密不可分的。家庭伦理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整个社会道德水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陈旧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需要我们去破除，许多新的家庭伦理道德现象需要我们研究。条件限制论。一些人认为，对高中生进行较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很有必要，但是学校远离家庭，条件限制了这项工作的开展。实际上，这种认识是片面地，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的教学资源，积极进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高中文科教材蕴含着丰富的家庭伦理道德资源，需要教师用心挖掘。

二、高中语文教学渗透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策略

(一)注重暗示、陶冶的外部因素，潜移默化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伦理道德采用暗示教育。首先，要充分发挥教师在语文教学中的主导作用，精心设计和控制各种暗示信息，使其能有效地服务于教学目标。使学生在暗示中潜移默化地进入“润物细无声”的教学境界。教师的言传身教在语文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教学中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它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说服力，最易激励学生模仿，教师应以知传知、以情传情、以行导行，取得育德的高效。其次，积极营建暗示教育环境，让学生从教材资源和教学环境中获得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信息。因为优美的暗示环境，能有效地作用于学生的心灵。比如教学《我与地坛》，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暗示，让学生听《懂你》这首歌中联想到母亲在史铁生身后复杂而感人画面，使学生感受到母爱的深沉和伟大。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不是单纯的政治灌输或道德说教，它是一种人文陶冶，它改造着学生的意识与心灵，积淀着价值规范，丰富着思想感情，提升着道德质量，熔铸着意志品格，强化着心理精神。文质兼美的课文孕育着丰富的育人因素，它们的具体形象又为学生乐于接受。凭借教材，对学生的思想意识给予有益或良好的影响，是在语文教学中加强渗透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必由之路，将会喷发巨大的能量。也就是说：教师要准确把握教学目标，善于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努力营建情感氛围，制造一个熔铸精神与灵魂的大“火炉”，把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点化出来，呼唤出来，以打动学生的心弦。

(二)和谐共振，双边互动

语文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统一，是师生共同参与互相配合的双边互动过程。这里面存在着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材、学生与教材之间的矛盾，这三对矛盾是语文教学的内在动力。语文教学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渗透要达到艺术境界就是要合理地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使之渐趋和谐，同处共振状态。教师和学生在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中，自然而然地达成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目标；在一种共振状态下，大幅度地提高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实效。可以认为，教师和学生的和谐共振，是语文教学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渗透的最佳境界。对语文教师来说，欲求这种和谐共振境界，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充分了解教学对象，明了学情，把握学生思想品德方面的“脉搏”和“频率”，深入研究教材中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因素，因人善诱，因势利导，因材施教。

而且，本人觉得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教育，应该符合语文教育的特点，注重熏陶感染、潜移默化，注重内外部因素相结合，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要求渗透于教学过程之中。以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养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这种方式，对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渗透来说，是极其自然地突出了重点，有机地统一了课文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最终达到作品与学生心灵产生共鸣的效果。

三、结论

总之，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本研究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对有些问题的分析还不够全面、深入，有些对策也值得进一步推敲，敬请各位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以利于我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杨韶刚.道德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16-127

[2]汪凤炎.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2007：279-281

家庭伦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家庭伦理剧；传统文化；伦理

中国是一个拥有近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要义、民俗传统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的生存与生活。比如，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先义后利、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温良恭俭让的处世风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等等。”①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底蕴给家庭伦理剧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然而，家庭伦理剧所展现的传统文化底蕴究竟有何特色？

一、夫妻之伦：女性形象的重塑

新时期以来，以表现夫妻伦理关系的电视剧首先在数量上就拔得头筹。尤其注重表现女性在获得经济独立与社会地位后的情感困惑与人伦纠葛。“夫妻为轴心的核心家庭逐渐成为当今中国的典型家庭形式，家庭伦理关系从纵向的父子关系轴心转变为横向的夫妻关系轴心。”②以《中国式离婚》、《婚姻保卫战》、《金婚》、《夫妻那些事》、《媳妇的美好宣言》、《裸婚时代》等等在全国各大上星频道落地生根的家庭伦理剧就是最好的佐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女性的附加条令从来就不缺少词汇。“封建礼教，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往往是人们首先想到的给女性确立的框架和行为准则。自从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就已进入了父系社会，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化，就是父权文化，父亲在整个家庭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男性，书写者同样也是男性，那么传统文化观念也主要是基于男性视角而建构。可以说在电视叙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表达也同样是男性对于女性的美好期盼与想象。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渴望》就给天下所有妻子做出了典范———刘慧芳身上闪耀着的隐忍、忘我、默默承担一切等传统“贤妻良母”所应该具备的特质，成为了中国男观众择偶的标准。而“事业型女性”悉数登场是新时期的家庭伦理剧对于女性形象塑造最重要的一笔。如《夫妻那些事》女主角林君，首先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从职业的选定，本身就打破了以往电视剧关于“女性职业”的成规。其次作为一名所谓的“3Z”女性——姿色、资本、知识，在剧中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表现出了她作为一名事业型女性的强势风范：果断、聪慧、有才华。最后作为一位“丁克”，她更是敢于挑战传统、怀抱自由。然而传统人伦要求施加于她无形的压力，首先来自于婆婆，作为一名敬业十足的“催生婆”，林君所持有的“不作生育工具”宣言在传统方婆婆看来就是谬不可思议的谬论；其次来自于事业，作为一名在事业领域风生水起且拥有权力的女性白领，男性下属感到憋屈，同性同事感到嫉妒，陷害、嘲讽接踵而至。林君在事业上失败，在丈夫唐鹏的悉心帮助下又重新获得新生并收获爱情的结晶，最终故事大团圆结局。与事业型女性相对比，家庭伦理剧也从不缺乏对女性作为“花瓶”的刻画。如《夫妻那些事》演员梁静扮演的那依，尽管事业独立、小有资产，却在婚姻的旅途中偏离了家庭的轨道。剧中极力刻画她不顾众人的反对，利用火辣的身材、美貌周旋于众多男人之间，遭遇了情感、金钱的欺骗，感情、身体双重疲惫的她在故事的终点回归到家庭。综上可见，无论是作为一名事业型女性还是美貌型“花瓶”，家庭终究是她们的归属与依靠。偏离传统、逃脱家庭只会受到严厉的审判与惩罚。可见，她们失败的文化心理根源是相同的，她们回归家庭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她们在事业上可以做到化石点金，但这并不是一个“好女人”的必备品。剧本对于那些作为一个传统的好女人的角色设定，其工作内容依旧是在厨房洗手做羹汤、在卧室安静等待男主人的回归等，工作环境是厨房、卧室等封闭性空间，人际交往对象则是限定为子女、丈夫、长辈。可以说以“家”为中心的社交活动从来就是女性固守的阵地，电视剧的女性形象建构“带有极大的抚慰男性、安抚女性的功能。抚慰男性，以缓解其在社会、经济各方面所遭遇的压力；安抚女性，使她们安于现状，安于被言说、被规定的地位。”③

尽管女性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张扬与展现，男权秩序却在变与不变中得到重建与稳固。虽然家庭伦理剧开始陆续塑造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但却在无形之中又加入了女性身体被“包装”的符码——名牌衣服、卷发、高跟鞋等等充分展现女性身体的符号。可以说，所有符码体系都具有“神话”的特性，“它已经将现实内外翻转过来，它将本身的历史掏空，并且用自然填充它，它已从事件中移开它们的人性意义，而使它们能意指作用人类的无意义。”④另外，一个地位显赫的高级女白领尽管在低阶级的男性面前拥有优势或特权，但往往则有一个比她更高一级的男性凌驾于她的地位之上。但我们往往会特立独行地标榜——这就是新时代的女性！故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丁玲就曾在其小说《三八节有感》结尾处有此一问：“女人”这两个字到什么时候才不需要特别说明、不需要特别指出来呢？一般地说，越是提倡的东西才越是现下社会最虚缺的元素。⑤

二、兄弟之伦：兄友弟恭的呼唤

“请问为人兄？曰：慈善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在中国传统典籍《荀子·君道》中，“兄友弟恭”成为中国传统伦理中最理想的兄弟之伦，同时也是家庭伦理剧中传统文化诉求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弟弟对兄长的敬重与兄长对弟弟的友爱是该伦理的核心内容。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家庭伦理剧中，以表现兄弟姐妹的手足之爱为中心内容的作品更不在少数，如电视剧《亲情树》中大姐孙雨欣为照顾年幼的弟妹，甘愿退学甚至放弃了爱情而抚养弟妹长大成人；《大哥》塑造了一位正直、宽厚、勇担责任、勇于牺牲的大哥形象；《亲兄热弟》则描绘了大哥于大海和三个弟弟的细水流长般血缘亲情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型社会重大社会语境中，“欲望化”已经成为描述当下社会语境最为关键和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大哥”、“大姐”们遵循的是传统，在匮乏的物质生活中悠然自乐，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所谓“浪子型”弟妹们在逃离家庭、拼搏事业中屡屡受挫，并最终回归“大哥”、“大姐”所代表的朴实安宁的平淡生活。如十年前曾一度火遍全国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作为大哥的张大民缺失了父亲，但他身边围绕着四个年幼的兄弟姐妹。他是大哥，但是他在更多的时刻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贫嘴的他、平凡的他、朴实的他收获爱情，照顾弟妹长大成人。然而五弟大国却视自己的家为鸡窝，甚至哭着说毕业以后就算沦落到新疆、种青稞，也不想在这个贫穷的小屋子憋屈地生活。他拼命逃离家庭，逃离大哥代表的“父权制”的“掌控”，并一心盼望走向仕途，但最终爱情的力量又使他心悦诚服回归到以兄长为尊的家庭生活。

电视剧中传统意义上的“大哥”，他们是道德符号的能指，他们已俨然幻化成传统美德的坚守者。在经济利益膨胀及物欲横流的社会转型时期，“大哥”、“大姐”们这一崇高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现代人抵御物欲诱惑、坚守道德底线的精神武器。换句话说，对“兄弟之伦”的肯定与赞同，是幕后潜隐着对欲望、物质的否定，对所谓“浪子型弟妹”、“知识型弟妹”对平凡“大哥”的人生理念的重新认可，是潜移默化地重塑朴实平凡的日常生活才是社会“人生常态”。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家庭伦理剧文本中，通过对“大哥”、“大姐”的道德形象高度设定以及弟妹们最终归顺传统的方式，种种现实社会问题被道德化解并遮蔽。但著名学者尹鸿却认为，家庭伦理剧以表现道德价值的一元化为指向，这一取向有待商榷，因为“道德问题不能永远超越于个人幸福之上来探讨”。

三、代际之伦：人伦之和的吁求

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现代与传统、国内与国外等各种道德价值观被浓缩到同一时空并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激荡，它们的相互作用不仅表现在同代的各共同体之间，而且越来越表现在代与代之间。⑥所以现代社会最突出的代际问题其实质就是“代沟”。而“代沟”又集中表现在青年一代与中、老年一代之间展开。上升至伦理维度，顾名思义其伦理意义上的代沟就是道德价值观的鸿沟。面向社会实际，代际问题又往往表现为代际差异、代际隔阂甚至代际冲突。而这些问题也与各代成长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背景息息相关。但中国有句俗语“百事孝为先”，简单明了的流传千年的一席话体现了“孝”作为代际伦理的核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所有的家庭。在当今社会，孝道所衍生的敬老尊长的社会公德在新的时代脉搏中产生新的民族凝聚力，发挥着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⑦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过往已形成的传统固定生活模式被逐步打破，惯有的价值尺度、家庭观念、工作方式等正潜移默化的发生着质的改变。转型期社会带来的是多元价值观的并存，既是社会的开放与包容，也有可能是道德滑坡而带来的无休止的争吵。作为家庭伦理剧，代际冲突往往在叛逆的儿子与固执的母亲、前卫的媳妇与守旧的婆婆之间展开。于是多种价值观的杂糅从现实生活被推向了电视荧屏，一方面反映的是多元价值观的并存与包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冲突下的无序而又杂糅的生活理念。故采用“黑色幽默”与营造“温情”是家庭伦理剧处理代际矛盾的惯用表现方式。电视剧《媳妇的美好宣言》女主角毛绒绒和牙医余快的新房，新房在绒绒看来“不大，却很温馨”，但美中不足的是新房墙壁所悬挂的一张奖状有点格格不入——这是余快的父亲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在绒绒看来“有点像古董”，但当婆婆问道，“我觉得挺光荣的，每次看到奖状，就觉得充满了力量。”前后矛盾的心理，是绒绒出于对公婆的尊重，而她诙谐的表现方式也让婆婆觉得在儿子与儿媳的新房悬挂“革命烈士证明书”有点不吉利，于是婆婆主动地取下了这张与新房不搭调的“古董”。当绒绒再次审视自己的新房，心情骤然开朗。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伦理精神更是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各种文化形式当中，而家庭伦理剧就是其最好的先锋军与同盟军。作为伦理的守望者，家庭伦理剧在展现夫妻之伦、兄弟之伦、代际之伦时理所应当地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内涵沉淀的影响，并且将持续地沉浸在叙事模式中。（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秦俊香.影视接受心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社，2006：138。

[2]汪怀军.试析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嬗变[J].前沿，2005（11）：31。

[3]符杰祥.论1990年代电视剧女性生存的叙事形态[J].东方论坛，2006（3）：41。

[4][法]罗兰·巴特.大众文化诠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3。

[5]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9）：106。

[6]王倩.代际伦理——一个现代性问题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12）：31。

[7]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8.

注解：

①秦俊香.影视接受心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社，2006：138。

②汪怀军.试析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嬗变[J].前沿，2005（11）：31。

③符杰祥.论1990年代电视剧女性生存的叙事形态[J].东方论坛，2006（3）：41。

④[法]罗兰·巴特.大众文化诠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3。

⑤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