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老子与孔子”的思想

山东济宁 **

《济宁日报·文化周末》（2023年4月18日）载有刘汉斌先生撰写的一篇短文《老子与孔子》。文中主要谈及三大思想流派：老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和墨子的思想。笔者对文中的某些观点不敢苟同，愿以一孔之见与刘先生商榷。

关于老子的思想。刘先生的观点有三处不妥。

一是“老子的思想反映了事物本质，阐述了天地万物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道理，是更深层次地阐述人对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认知感”。无论从语法、逻辑角度来看，还是从思想体系而言，“老子的思想反映了事物本质”这种表述是极不恰当的。“阐述了天地万物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道理”也不是老子思想的专利，儒家思想也倡导这种观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中庸”思想，以及经汉董仲舒等学者阐述、由宋明理学总结并明确提出的“天人合一”观 ，明确阐明了世间万事万物的生存发展之道在于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平衡、相互协调，从而实现天下和谐大治。

二是“从本质上讲，孔子的思想影响深远，但老子的思想却影响深刻”这个判断偏颇，缺乏客观依据。从本质上讲，老子的思想在于出世，孔子的思想在于入世。两种思想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正如两艘航行的巨轮交替航行在中华民族广阔的思想海洋，共同丰盈着灿烂的文化。从影响上看都是深远的、深刻的。但从发展的角度上讲，孔子的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却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思想而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历久弥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是“老子的思想适合所有人，不分阶级，不分贫富，主要用于启迪人类的慧根，教给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力和判断力，这对在乱世中增加人们的胜算大有教益”。这个判断也太武断、太夸张。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有其背景、演变和发展过程，甚至是局限性。抛开这些而大谈其“通用法则”，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能“适合所有人”。至于说能“启迪人类的慧根，教给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力和判断力”，孔子的思想同样也具有这些作用。尽管孔子的思想是以仁爱、教化为核心，但它不是空洞苍白的说教，而是以其智慧的人生体悟、理性的人性辉光启迪着人们自觉修身向善，引导人们向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境界攀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这些经典语句所呈现的哲学思想已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并外化成就了一位位仁人贤哲。

关于孔子的思想。刘先生的观点亦有三处不妥。

一是“虽然孔子对后世文化影响深远，但孔子的思想毕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孔子的仁义礼学很大程度上只适合于统治阶级应用”。这个判断是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极大误解甚或曲解。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其思想可谓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道德的基础，对当今中国文化、思想道德的发展有着深刻启迪作用，而且对世界文化、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和诺贝尔奖得主探讨了21世纪科学的发展与人类面临的问题。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最后，他得出了如下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现代儒学宗师柳诒徵认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一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以孔子儒学思想为主流的文化发展史、思想发展史，儒学中的许多思想作为古代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已远远超越了阶级的界限而成为每一位国民应当恪守的道德标杆和做人原则，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等等，这些蕴涵着智慧哲理之光的名言佳句，怎能说是“很大程度上只适合于统治阶级应用”？这顶 “阶级论”的大帽子，套在孔子的思想上是不合适的。

二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用等级观念来帮统治阶级儒化教民，儒即愚也，主要用于对社会的和谐统治”。这个观点是对儒家思想的错误认识。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是春秋末期政治社会秩序的“礼坏乐崩”，天下无道。孔子为了重建人间秩序，回向“三代”，自觉地以更新当时的礼乐传统为大任，在“天人之分”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精神文化链接通道，由过去原始宗教的“天道”文化转轨为以“人道”为主的“仁道”即“仁学”文化，从而确立了人的价值、人的生命意义。希望通过“克己复礼”的道德实践，创设“天下归仁”的理想格局，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谋其道，建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的和谐“大同”社会，这是儒学思想体系的价值所在和理想旨归。“儒化教民”，何时成为了“愚”民？儒学自先秦之后就渐渐偏离了其发展的真正轨道，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儒学视为统治百姓的思想武器而任意“增损”，这显然不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本源意义。汉儒讲治统，宋儒讲道统，近代拿儒学当宗教。其实，简而言之，儒学就是教人做人的学说，不断修养自我，实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人生理想。

三是“从对事物的认知度来讲，孔子的思想衍生出来的更多的只是缺少认知能力的毫无创造性的教条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在长达二千年的封建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在科技创新领域，对国家对人类社会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重要原因。也是在封建社会末期，中国成为东亚病夫，倍遭列强凌辱的重要原因”。这段论述的错误在于对儒学思想体系认知的错位和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的简单评判。评价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和儒学思想体系的价值，笔者前文已谈及，不再赘述。据此，笔者认为，刘先生论及“孔子的思想衍生出来的更多的只是缺少认知能力的毫无创造性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就很难成立。“教条主义”这顶帽子套在本真的儒家思想体系中是不公允的，尽管孔子曾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主张“克己复礼”，但纵观孔子的言行，对三代之礼制等圣贤文化是有所“增损”的，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机械式照抄照搬。至于刘先生得出的“在长达二千年的封建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在科技创新领域，对国家对人类社会做出过很大贡献”“在封建社会末期，中国成为东亚病夫，倍遭列强凌辱”的重要原因是孔子思想的“教条主义”的结论就更显简单和臆断。诚然，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思想而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不争的事实，单从逻辑判断上分析其结论不能自圆其说。不固守“教条主义”也未必就一定能科技创新，因为实现科技创新需要具备诸多现实条件。同理，有了“科技创新”也未必就一定能摆脱“东亚病夫，倍遭列强凌辱”的局面，因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仅依靠“科技创新”，还受政治体制、思想建设、经济发展等诸多要素的共同制约。

关于墨家的思想。刘先生意欲将墨家的“科学技术创新”作为孔子思想缺乏这种精神的注脚。这个观点同样背离了孔子思想产生的背景，也有违认识常理。或者说，是用现代人的视域标准来评判古人。试想，在一个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时代，何以实现“科技创新”？家国秩序大乱、民不聊生，何谈“科技创新”国富民丰？孔子的伟大贡献在于引领人们通过为政以德、为人以德，实现化育天下、国泰民安的大同理想社会。

一得之见，愿就教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