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1乡土文化的定义

何谓乡土文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定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认为乡土文化就是发端并积淀于一个特定的地域，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总和，包括民风民俗、自然景观、文物古迹、地名沿革、历史变迁、语言文化等。还有的学者认为乡土文化就是乡土社区基于生产生活和智力活动总结和创造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经验和认知体系，它包括农业知识、技术知识、医学知识、民间文学与艺术知识以及诸如信仰、亲属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等神圣与世俗生活知识等。我们认为乡土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乡土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乡土物质财富和乡土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乡土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与自然环境交往的漫漫历程中，以特有的乡土观、文化观为指导，以调适乡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点而形成的乡土物质文化、乡土精神文化、乡土制度文化和乡土生态文化的总和。乡土物质文化包括乡土山水风貌、乡土聚落、乡土建筑和民间民俗工艺品等;乡土精神文化包括乡土孝文化、乡土宗族家族文化、乡土生活习惯、乡土传统文艺表演、乡土传统节日等;乡土制度文化包括乡土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乡约乡规、乡存共荣的意识形态、乡土价值取向、乡土行为方式等;乡土生态文化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地理环境的大气、地形、地貌、土壤、湖泊、河流等自然山水以及形成生物链条的动植物种群等。乡土文化是特定区域的共性文化积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既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共性因素，又涵盖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价值观和社会意识。

1．2乡土文化的内涵特征

我国乡土文化源远流长。乡土文化是华夏民族得以繁衍生息的智慧结晶和精神寄托，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文化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优秀的乡土文化既表现了乡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审美情趣等，体现了乡村和谐为美的社会伦理思想，强调了人与人的和谐、家庭和谐、邻里和睦到社会和谐，又体现了乡民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社会进步的文化价值观，还体现了乡民勤劳、朴实、热情、开朗、健康的品质特征，民族性情尽显其中，更体现了乡民崇尚劳动、尊亲敬祖、敬老敬贤等传统伦理观念。所以，乡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制度的还是生态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已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因此，乡土文化具有以下内涵特征:

1)乡土文化具有强大的延续力。

纵观世界上各个主要的农耕文明，大都发生过中断或衰落，唯有我国的乡土文化从未中断过，它一脉相承直到今天。

2)乡土文化是一种农耕型的文化。

这种形态的文化，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使农民群众形成了重农、尚农的思想，而且在社会心理和行为上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3)乡土文化是一种开放型文化。

它总是能够积极地吸纳和融合异质文化，而不是盲目地排斥或应付。

4)乡土文化是一种和文化。

这种和主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自我身心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1．3乡土文化与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关系

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灵魂，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乡土文化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与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之间的联系又是密不可分的。新农村人居环境受乡土文化的影响，又是乡土文化在物质环境和空间形态上的体现，是乡土文化的写照。由于乡土文化具有延续性的特质，因此可以根据需求从乡土文化当中找寻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素材来获得设计的思想源泉。同时，乡土文化作为乡土生活方式的一种载体，在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进行设计时也是对新的乡土文化的创造和完善。即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一旦形成，就会对该地域人们的思想、心理、行为、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新的乡土文化情景。不同的乡土文化反映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上会产生不同的人居环境风格。

2乡土文化的作用

乡土文化使设计者在认识理解乡土物质文化、乡土精神文化、乡土制度文化和乡土生态文化的过程中转化为设计理念，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乡土文化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文化根基。

乡土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记录着乡土文明发展的轨迹和特殊性，承载着乡村的历史和传统，聚集并沉淀为一定的社会密码，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原生态文化。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必须从中吸取营养，寻找设计灵感。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模式或载体的选择，只有与当地的乡土文化相结合，才能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由此可见，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根基。

2)乡土文化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具有导向作用。

乡土文化导向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乡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乡土精神文化，发挥着无形的导向功能，能够为设计者提供方向和方法，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者的设计思想和设计行为起导向作用，引导他们面向农村美好未来，以农民、农业、农村即“三农”整体利益为重，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业为重，使设计者自发地去遵从，把“三农”与设计者的意愿和愿景统一起来，从而促使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更加符合“三农”的实际需要。其次，对农民、农业、农村整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起导向作用，引导农民、农业、农村树立大局观念，支持和配合设计者对新农村人居环境的设计。因此，乡土文化就像一个无形的指挥棒，使设计者自觉的按照农民、农业、农村要求去设计人居环境。

3)乡土文化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

乡土文化具有传承的作用。乡土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薪火相传、稳定延续下去。今天的乡土文化，是建立在对传统乡土文化的传承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优秀的乡土文化凝聚了乡民世世代代的智慧，是乡民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乡土文化的传承表现为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传统思想等方面的传承。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就不能无视这些宝贵财富的存在，不能离开对乡土文化的传承，否则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对乡土文化的传承要批判继承，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对于符合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要求，又积极健康向上的内容，应继承和发扬，对不符合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要求的、落后的、腐朽的，要自觉加以改造或剔除。

4)乡土文化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具有指导调适的作用。

乡土文化中有乡土奋斗目标、乡土的行为规范和乡土的共同价值观，这些都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有着强烈的指导作用。它让设计者明白自己的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哪些地方该发扬，哪些地方该规避，为设计者指明了调整和适应的方向。通过这些指导从而提高设计者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和自我约束力，使设计者明确工作意义和工作方法，从而提高设计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乡土文化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的运用

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挖掘乡土文化元素，尊重当地自然与人文印迹，坚持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实现人居环境设计与人的天人合一。乡土文化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具有巨大的利用价值。

3．1对乡土物质文化元素的运用

乡土物质文化中有乡土山水风貌、乡土聚落、乡土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以及乡土地貌、乡土气候、乡土植被、乡土材料、乡土色彩、乡土符号等元素。它是在乡土地域范围内自然产生，且能被设计者利用到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带有乡土文化的真实性和朴实性，对节约新农村人居环境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有着积极的作用。如对乡土色彩的运用。设计者在进行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前要深入了解当地农户的风情民俗，体验当地的生活环境和场所精神，运用乡土地貌色彩、土壤的色彩、植物生态、人文内涵、天空、大地、山林、水体等自然物质实体固有乡土色彩，挖掘出当地的乡土色彩，并运用到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去，使得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富有乡土气息，创造出独具匠心的色彩映像。乡土色彩对整个造型赋予了乡土个性语言，它是造型要素无法取代的。又比如对乡土符号的运用。设计者将乡土符号作为物质载体，再结合当地的风情民俗，并以艺术的造景手法运用到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从而设计出能真正体现乡土文化特色、个性突出、生态和谐的新农村人居环境。还比如对乡土材料、植被的运用，呈现出的是自然美。取材于大自然的石材、植物、木等自然材料，通过造景手法处理使普通的材料变得不普通，利用地产的瓜、果、梨、桃等水果或蔬菜作为绿化设计素材，使之成为新的景观观赏对象。同时那些乡土建筑凝聚了历代民间建筑设计师的灵感，体现了民俗风情与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设计者应重视保护乡土建筑，注重从乡土建筑的布局、墙体、屋顶、门窗和其他细部中吸取地域元素，让新农村人居环境与乡土建筑和谐共生。

3．2对乡土精神文化元素的运用

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看得见的东西是它的物质文化存在形式，那些看不见的是乡土精神文化，它飘离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载体之外，隐藏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形式的背后，透过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物质文化所反映出的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心态、审美情趣、设计理念、设计思想、创作手法、设计方法等，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乡土精神文化。而这些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乡土精神、农耕传统、地域风情和民间技艺是乡土精神文化的精髓，可以作为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主题和设计理念，通过新农村人居环境载体设计，去营造空间环境，不仅能体现乡民的意识观念、审美情趣、心理需求和行为方式，同时还将反映蕴含在其中的深层次的乡土精神文化内涵。因此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乡土精神文化特征的表达，重在意境、神韵、场所精神的塑造上，在潜移默化中将地方的风俗遗存、生活模式、传统空间格局传达出来，作为一种乡土精神文化特色的见证。

3．3对乡土制度文化元素的运用

乡土制度文化介于乡土物质文化与乡土精神文化之间，相对于乡土精神文化而言，更具有外观的凝聚性、结构的稳定性和时间的延续性，它既起着规范乡民行为和办事规程的作用，也起着规范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作用。乡土制度文化为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提供了共同的设计准则和设计规范，这些共同的设计准则和规范反映了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共同意愿。同时，乡土制度文化是非物态文化，它的乡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乡土纪律制度、乡土道德准则、乡约村规等，有利于增强设计者的文物保护意识，了解乡村的发展历程，知晓先人留下的文物古迹，促使他们增强保护文物的意识，使之合理利用乡土物质文化、乡土精神文化和乡土生态文化资源，以乡土制度文化为切入点，引导设计者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进行设计。如以乡土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为物质载体，引入当地农业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乡土材料，如古井、水车、石磨、古树等器物和农耕文化的簸箕、斗笠、锄头、风斗等原生态的生产农具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充分展现乡村特有的艺术美。

3．4对乡土生态文化元素的运用

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应有效利用乡土生态文化元素。因为“环境的背后蕴含着千百年来生态演进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它是人与自然共同的作品，经过了千百年来的改造，深深打上了人的实践的印记，成为‘人化的自然’”。然而，目前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缺乏对生态文化必要的尊重，对其运用还比较薄弱，大多以损害乡土生态文化为代价，过度的设计已造成乡村资源浪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是发展乡土生态文化、建设乡土生态文明的需要，设计者必须站在国家目标和发展战略的高度，有效地运用乡土生态文化资源，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遵循生态的原则，遵循生命的规律，把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植被、动、微生物、土壤、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土地、人口、体制、文化、历史等组成一个多维的复合生态体进行设计。也就是说，设计者要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去充分考虑，合理安排乡村土地及地上的物质和空间，创造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整体优化和美化的乡村人居生态系统，为农户创造安全、健康、舒适、优美的人居环境。

4结语

乡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吕新 乡土文化 童年经验

中国的先锋派文学正式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呈现出当代文学对现代性的不断追求，先锋文学在理论依据上多借鉴西方，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作为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舶来品，先锋文学显示出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态势，它游离于中国本土文化之外，无法真正融入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而作为先锋文学的一员，吕新的小说创作却罕见地打破了这一局限。在他的小说文本中，他的先锋写作，不是浮在半空中的，而是将它的根深深地扎进了山西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以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将其滋养，从而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的先锋文学特质，又兼有深厚的乡土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

首先，便是吕新小说中大量出现的晋北山区形象。吕新在《我为什么写作》中提到写作对于他来说，便是“带着人生的伤痛荣辱，一次次回到故乡”。 所谓“回到故乡”，便是在文本中回到那个苍凉萧瑟，但有着大片金黄灿烂葵花田的晋北故乡，在那里完成自己的文学理想。在吕新的先锋小说创作中，晋北山区往往是他小说中人物生活、故事发生的地方，人们在那里出生、成长、死去，经历着人世间的苦难。如小说《带有五个头像的夏天》、《农眼》、《太阳》等篇目都是以晋北山区为故事的空间载体。在吕新的笔下，那是个荒凉的所在，《农眼》中经常出现的大片荒凉贫瘠的灰褐色的土地，每年冬天呼啸而至的凛冽的西北风、长长的山路和连绵不绝的大山；那是个贫穷的所在，《瓦蓝》中为吃饱饭不惜去偷牛饲料，而这一切只是因为被抓可以去公社吃顿饱饭；那又是个美丽的地方，《葵花》中那布满每一个角落的金光灿烂的向日葵、密集如云的庄稼、清澈见底的蓝色的河流和到处都橙黄碧绿，青翠欲滴的景象。出于内心对于故乡的深深眷恋，吕新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晋北山区的人物形象，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身上流淌着的是晋北山区那苍凉而辽阔的土地的血液，因而便成为山区的化身，吕新在小说中写他们的贫穷与受辱，无疑是在为故乡的不幸和凋敝痛心。这种对故乡的看重，正是乡土文化在吕新文学理念中的体现之一，他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使他的小说与晋北山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无法拆分的整体。而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故乡情怀”的大有人在，比如说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县等，故乡成为他们内心永远无法忘怀的圣地，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作品风貌。在对故乡的回首中，他们获得了创作的强大动力及源源不断的素材，观察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的悲惨命运，便振臂一呼，为自己的故乡发声。

其次，是吕新对于农业时代的眷恋。吕新对于农村的叙述，无意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而是在描述一种农业时代的巨幅的背景图，并通过人物与故事营构一个乡土的民间。在《消逝的农具》中，吕新这样叙述自己的创作活动，“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眺望过农民与河流的关系，以及农具在四季里的形状和印象。描述农业岁月里的颜色和气候，是一次困难的空洞而悄无声息的活动。”[1]可以说，农业时代是他着力想要表现的重点，而农民与农具的出现，恰好使农业时代有了它存在的基础。在吕新的小说中，存在大量关于农村环境与农具的描写，如小说《消逝的农具》中，“五谷金黄。小麦和谷子的幽香轻轻飘散，土的颜色，阳光的颜色，牛的颜色不断在陈仓荒芜地视线里重复出现，寂静的窑洞仿佛山中的坟丘。”[2]大量的关于谷物、牲畜与土地的描写使文本具有浓烈的农业气息，是作者对于记忆中的晋北山区的一种情景的复现。而反复在吕新小说中出现的农具意象，则是农业时代的一个最有力的代表。作为人类生产力的标志，生产工具反映着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而农具则成为作者将文本带入到农业时代的一个有效介质。这些渗透了作者主体深厚情感的农具意象，如打谷场、石磨等，代表着那个淳朴而原始、恬淡自然的农业社会。而这个农业时代则成为结构松散、情节破碎的文本背后小说致力于强调的真正的主角，它是作者童年记忆中晋北山区的代表，同时也是乡土中国的化身。同沈从文不同，吕新不是在歌颂乡土的农业时代的美好的田园牧歌式的景象，而是在试图把握农业社会中农村凋敝的迹象，物质欲望的无法满足以及精神家园的不断崩溃。如小说中饥饿的频繁出现，农村社会中男女关系的乱象等，这种愚昧和饥渴贯穿于他的许多小说文本中，代表一种古老农业文明的衰败。而执迷于描写农业时代的吕新，在叙述了种种乡村的式微和败落之后，仍旧眷恋地书写着这古老的乡土文明。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与现代文明有关的事物，如小说《一天》，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但我们在文本中所见到的仍然是用石磨在磨豆腐，这种对农业生产方式的保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抗拒，而且整个文本呈现出的也是农业时代的风貌，仿佛是与现代文明相剥离的一个存在。

最后，吕新乡土小说叙事中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诉求。改革开放之后，在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之中，乡土文明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和挑战，从而呈现出衰落的态势，传统乡村中的一些淳朴的民风正在消逝，许多美好的品德也被逐渐逐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吕新的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对乡村日常及农民生活现状的关注之下对于这些乱象的批判，从中透露出的是他对乡土中国的深深的热爱。如《我理解的青苔》中，“我”来到绥中地区打探王老五的消息，遇见村长薛本仁，当我们俩在传说中的海边遇到一个与剧团走散的鼓师时，薛本仁对“我”说起村里已经好几年没看过戏了，而原因正是人们都在忙着挣钱、盖房子，很多风俗在物质欲望的挤压下都被忘记了。民间风俗的被忽略，代表民间乡土精神的被忽视，被压制，在现代文明强有力的攻势之下，传统的乡村文明被大家抛诸脑后，文本对这种现象的揭示，背后是作者对乡村文明衰败的无限担忧，它意图唤起人们在沉迷于物质欲望时同时保持对这种在历史中延续已久的乡土精神的热爱与坚守。凡此种种，使沉浸在乡土文明中的吕新担忧不已，而他自觉地在文本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描写当代农村的现状，揭露隐藏其中的问题，与传统现实主义“为人生”的宗旨不谋而合，他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对故乡以及整个乡土中国的眷恋描写晋北山区，从而使他的小说在苍凉而萧瑟的山区背景之外，还具有了强烈的人文精神诉求，而这又使他的小说创作在先锋品质之外具备了传统的、乡土的文学品格。吕新从民间立场出发，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呈现民间乡村世界的精神堕落，批判现代文明带来的价值沉沦，从而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守护住这片乡土世界和传统文明。

总之，吕新的小说文本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他所深深地浸润的本土文化传统，使他的小说在先锋文学创作之中具有了独特性。而若我们要探究何以吕新的文学创作中会出现这许多的晋北山区形象以及他文本中弥漫的浓厚的乡村气息，我们不妨从他的童年经验中寻找答案。童年作为个人生命的起点和记忆中最初的地方，包含着最深厚、最真挚的人生体验，它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一方面作为审美对象进入作者的创作视野，另一方面“作为先在意向结构”[3]对文本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对吕新而言，童年在晋北山区的生活经验，使他能够轻松地将他的记忆重现在文本之上，只是这种经验已不是原始的状态，而是经过了作家的文学加工和创作的被虚化了的文学形象。他在与林舟的对话中，称他的文学写作对象是留下了无数幼年记忆的晋北山区。而且，在他的眼中，“一个人的童年才是他真正的唯一的故乡”，童年的记忆成了吕新文学创作灵感的源泉，也成了他创作的归宿，他将熟悉的故乡的景物、人与事结构成篇，使他的小说中有了鲜明的晋北山区的印记，地理环境成为他小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作家所具有的独特的童年经验会对他个人的思维方式与情感价值倾向产生异常深刻的影响，吕新曾说：“在家乡，有一带荒芜的山冈使我终身难以忘怀。” 生性孤僻而内敛的吕新在孤独感、压抑感折磨之下，将创作的目光聚焦于于他有着深厚情感的晋北故乡，因此，我们在吕新文本中见到的晋北农村，通常是荒凉而贫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困苦之中，遭受着生活给予的磨难，文本总是笼罩着一层阴郁的色彩，这与作家本身的审美倾向是密不可分的。童年的经验促使吕新将他文学创作的根深深地扎进了记忆中的晋北山区，使文本具有了浓厚的本土文化韵味，成为当代山西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释：

[1][2]吕新：《夜晚的顺序》，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第223页。

乡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文化景观是指在特定文化背景和具体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在人的作用下形成的地表文化形态的地理复合体。它是人类活动所塑造并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景观，它反映文化体系的特征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个长期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人类都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文化景观的内容除一些具体事物外，还有一种可以感觉到而难以表达出来的“气氛”，它往往与宗教教义、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因素有关，是一种抽象的观感。文化景观的这种特性可以明显反映在区域特征上。

文化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自1992年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年会被提出，并将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别，文化景观的保护实践仅有二十余年。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别，其文化内涵、保护理念与实践工作仍在探索之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8年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将文化景观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运河和文化线路列为“特殊的遗产类型”，建议以特殊的指导原则帮助上述遗产类型的评估。这表明，文化景观和其他两类遗产与以往的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特殊性，其研究方法、评估体系与保护策略都具有特殊性。因此对于文化景观的认定与评价就有其独特之处：

1. 在物质上，文化景观涵盖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两个领域，但又不同于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也不同于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文化景观作为一种在特定背景和具体自然基础上，人类生活、生产活动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景观形态，是人类与自然共同创造的。因此我们在审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相关文化景观后，不难发现它们都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相关特征。但不同的是，文化景观遗产更加强调景观的历史识别性（historical identity）和它保持一种可延续的记忆属性。也就是说，文化景观的价值更多倾向于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记忆。不同的文化景观，可能记载了某一地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土地利用方式和生存形态。

2. 在非物质方面，文化景观更重视物质景观与非物质文化形态之间的融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可能与当地居民的活态传统（living tradition）具有直接联系。因此，文化景观的构成通常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大要素，两者不仅精密联系、相互作用，并且非物质常常发挥重要影响，这种非物质的影响往往决定了景观的物质形态。

二、郧西县上津古镇文化景观概况

上津古镇地处鄂西北边陲，位于湖北省郧西县城西北70公里，与陕西省漫川镇接壤，南临江汉流域，北枕秦岭山脉。古城坐落于汉江支流金钱河下游东岸，素有“朝秦暮楚”之称，历来为交通、政治、文化、商贸、军事之要地。上津镇是湖北省现存最完整的县级古城，于2007年被国家文物局、住建部评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2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名录。

1. 物质文化景观遗存

（1）南北交汇的自然景观

上津镇位于秦岭山脉与大巴山脉交汇之处，四周群山环绕，金钱河绕城而过，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其中以长堤柳岸、嵩山仰面、三山叠翠等“上津八景”最具代表。

长堤柳岸为八景之首，最具上津特色，是上津最能够凸显中国古典美学特征的人造自然景观之一。长堤柳岸位于上津古城外约300米的金钱河畔，景观主体是长约500米、宽6米的金钱河古堤。古堤是古城昔日防敌、今日防洪一大屏障。堤外河床宽大防止河水侵蚀大堤，故而在堤外河床之上遍植垂柳，久而久之便形成一道柳丝曼舞的独特风景线。如逢春雨纷纷，堤畔柳丝如烟，飘渺朦胧。清代诗人王霖曾赋诗赞美道： “青青堤上柳，飘忽自成春;欲作三眠势，应来九烈神。波平分鸭黛，浪咸起鱼鳞;若向江中渡，风流自有人。”

除了长提柳岸之外，上津镇还有嵩山仰面、伍峪青幔、天桥古洞等独特的自然景观。这些景观与上津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融入了上津人的日常生活，上津人也按照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感受甚至改造这些自然景观。

（2）“南船北马”的漕运商埠城镇人文景观

除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上津古镇还遗留有大量人文景观。其中，因商而起的城镇聚落景观，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景观之一。

上津古镇位于金钱河畔，金钱河自北向南巡城而过。因水而聚，是中国古典规划原理中最为重要的选址要求。水利万物，靠近水源，能够解决日常生活用水、农业生产用水等实际需求。另外，堪舆学认为，水为财富的象征，滨水而居能够带来财富。的确，在南船北马的封建时代，水确实能够带来财富。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物流通道，漕运决定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因此，中国古代城镇大多规划建造于大江大湖之畔。上津古镇也不例外，金钱河为上津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作为一个因商而兴的古代交通枢纽型城市，上津至今保留有数量丰富、立体多元的商业聚落景观。

①古城墙

早在北魏时期，上津就作为县治所在地得以营造。作为湖北省仅存的县级古城，上津保留有完整的古代城墙、城门。

现存上津古城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正德年至嘉庆三年进行了大规模修造，后又于清顺治七年进行修整。古城周长1236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墙高约7米，呈梯形，为夯土墙包青砖砌成。四方各有一个城门，分别叫做接秦、达楚、通汉、连郧，西南一角还有为方便百姓劳作而开的角门。

②商号、货栈旧址

作为重要的商贸中转城市，上津古城保存多处商号、货栈旧址。这些商业遗存主要分布在古城四街和五街，临街分布。上津古镇现存的商号货栈均为典型的鄂西北合院民居，前店后宿。外墙为生砖砌筑，外抹混合谷壳、桔梗的生土。封火墙较矮，粗壮敦实。上覆黑瓦。

③商业会馆旧址

由于发达的商品经济，上津地区商帮云集，这些商帮在上津建立多所商业会馆，规模较大的有武昌馆、山陕馆等。其中现存最完整的是位于古城外西南角的山陕会馆。

（3）中西交织的宗教建筑遗产

①天主教堂

上津古城天主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位于古城中心位置，毗邻上津县旧址。整体布局为四合院式。主要建筑有门房、礼拜教堂、主教公寓等。

上津镇是鄂西北地区天主教较早进入的乡镇之一。自上津天主教堂开堂以来，共有22位神父坐堂传教。其中，17位外籍神父，外籍神父中多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其中有五人病逝于上津。

在“”期间，上津天主教堂受到严重破坏。现存教堂建筑主体为1984年李新富神父筹资按原样重建，呈哥特风格。其中教堂石质大门为清末原物，门框上书“耶稣圣心，上天之门”，门框石质细腻，书法隽秀，可以遥想教堂原貌。

上津天主教堂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体现在其整体布局上。上津天主教堂在修造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当地民众的文化心理，布局上采用鄂西北合院民居形制，呈典型四合院。其中，门房和两侧配房均使用鄂西北民居建造形制，白墙黑瓦。

②佛爷洞

佛爷洞坐落于金钱河西岸，始建于唐贞观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隋唐时期，由于上津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上津古城一时间商贾云集，成为鄂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随着商业活动的兴起，宗教活动也日益兴盛。故而在上津古镇周围大兴土木，建筑庙宇，佛爷洞就是其中之一。

佛爷洞为金钱河西岸山崖之上的一处天然岩洞，整个建筑充分利用岩洞，在洞外加以建筑，形成佛爷洞主体结构。历史上，佛爷洞屡毁屡建。建国前，佛爷洞仅存僧舍一间，时期，佛爷洞遭受灭顶之灾，所有房舍、佛像全部被毁。现存佛爷洞建筑为2004重建，砖瓦结构。主要建筑有：山门、大雄宝殿、观音殿、城隍殿、土地龛。主要供奉释迦摩尼佛、观音大士、城隍、土地、猪大王，具有民间多神崇拜特征。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

（1）刺绣工艺

上津古镇传统刺绣工艺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无论在造型、色彩、工艺还是图案纹样上都高度凝结着上津人不竭的智慧结晶。上津刺绣的图形纹样，风格朴实而寓意深长，配色用线匠心独具，既忠实于自然又富于想象。绣工制作针法多变，精巧高超。传统刺绣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地方特色，刺绣的主题和内容大多为鸳鸯、狮、虎、花卉等寄托着劳动人民美好希望的图案。刺绣作品图案没有定式，大都通过创作者自己的主观想象进行手工制作，而这些作品也有着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共同特征――在用色上尤为大胆和跳脱常理，也不失为是创作者情感的特殊表达方式。刺绣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各种吉祥的纹样是许多普通的艺术创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也是刺绣艺术作为文化载体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开发价值。

（2）竹编艺术

上津镇竹编农具整体造型呈口大粗制的特点，主要器形有菜筐、箩筐、竹篮等。菜篮是上津最为常见的竹筐样式，主要呈现上宽下窄的形态，筐口一般呈椭圆的形状，且纵向直径较长，较为粗糙简陋，主要用于蔬菜存放。上津菜篮主要有斜背式和挑担式，因上津地处山地，多水路，为方便行走，大多数竹篮有肩带可斜跨。有的菜篮口沿低，沿边有双耳，用宽粗竹篾十字交叉固定，用麻绳钳制两耳交汇处，用扁担前后挑，既实用又省力。箩筐的容积大，多以竹和藤两种材料混合编织，口型接近正圆，器型的腹部向外鼓，近似于水缸造型。竹篮的竹篮口为椭圆形，有的接近长方形，类似船状，款式主要有手提式。

（3）闹火龙

“闹火龙”是上津古镇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亦是当地居民迎庆新年最为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每年正月十二的晚上由镇上居民自发组织舞龙团队，穿梭于古镇的每一条主要干道，火龙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热闹非凡，用烟花对冲火龙，游行结束后火龙基本烧完只剩骨架。上津古镇新年“闹火龙”的传统体现在“闹”字，这是因为上津古镇自古以来因水而生，因码头而兴，有金钱河环绕，新年舞龙意在祈求河神、龙王庇佑，为镇上居民祈福。上津古镇“闹火龙”气势恢宏，舞龙队伍繁复庞大，所耗人工、材料、工艺十分复杂，逐渐由单纯的祈福活动演化成集民间工艺、民间美术和民俗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需要传播，任何一项文化遗产不只是文化的承载之物，更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宣传才能培养和吸引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兴趣，才能将文化市场的消费观念建立起来。更进一步说，只有深入理解文化，培养文化消费观念，使人们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买单，才能使社会走向一个消费文化之路。因此，只有培养人们认识文化、理解文化、延续文化的意识才能让人们学会消费文化，从而化解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们说商品是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商品的创新设计能够更好地宣传与发扬传统文化。任何一个商品的开发应该基于当地的民俗特色，融入其精神内涵，从而增加商品的文化附加价值，继而对商品进行设计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结合，这对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上津古镇将商铺作为开发传统文化的载体，上津有着约一里长的明清古街，是连通古城内外的一条古老街道。两旁民居为四合院结构，和谐而温馨。四合院内古色古香，飞檐斗拱，一进数重。然而，这样古色古香的民居却缺少了旅游观光的气息。商铺的开发是以当地土特产招牌吸引观光者，从而重现明清时期的繁华景象，这样既能全面地展现上津以及我国的历史古建筑风貌，同时也能吸引更多旅游者的眼光。依据上津土特产及待挖掘的文化旅游纪念品做出的实地调查，在建筑风格上，对古镇整体外观及展示区，保留其原有风貌，同时将破坏部分进行修缮与复原，展示区和品尝区与整体的古建筑风貌相协调，给人以古朴、自然之感，真实生动地再现明清时期的场景。在材料和制作工艺上，也进行优化，店铺内部可以采用手绘的方式装饰具有上津特色的符号或图案，这种物化的形式可以成为当地民俗、地域文化传播的载体，也可以成为上津文化的代表。同时，根据上津古镇的特色，将店铺内商品包装设计风格统一，如豆豉、地瓜粉等土特产的包装以仿古防油纸作为材料，环保简洁。以细麻绳简单密封，古朴自然。在设计样式上，以“舌尖上的上津”字样配以地方特色浓郁的食物缩影，将古镇美食与中国传统美食融合，既凸显地方特色，又富有新意。酒的包装设计，以古朴设计风格为主，外部处理为精细的肌理效果，给人一种简约而不简单之美感。香醇的柿子酒、甘蔗酒、苞谷酒，令人陶醉，包装上简单的密封绳与古镇的古朴自然之气质不谋而合。而在酒的销售与储藏容器上选择了陶坛，陶坛的特殊结构能使空气中的氧进入其中，促使酒完全氧化反应，而且，陶坛含有多种金属离子，可以去杂增香，使酒的口味更加醇厚。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何使上津古镇这朵奇葩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是应着重思考的课题，做好上津古镇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与商业旅游的结合是上津古镇向外推介的重点。在保护上津古镇原生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让游客参与其中，以旅游消费带动文化发展。把上津古城规划定位为以生活居住和文化商业为其主要职能，以传统商业服务和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古镇。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静态保护”和“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人类行为活动的动态性和传承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形式。这样一种以过程和活动为对象的客体可以从静态的保护及活态的传承两个方面进行，从而实现其保护与发展。“静态保护”主要以影像、录音的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科技载体为物化形式，转化为一种可见的和可再生资源，即通过科技产品的形式来表现和再现的过程。此技术是以生活化复原手法，将群众的创作情境与自身情境相融合，身临其境地感受创作中所散发出来的文化底蕴，以达到共鸣效果。可复制性是变相地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本，这样不仅能保持文化的传播功能，缓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的状态。同时，让受众了解和认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信息，形成一种平民化、大众化传播方式，有利于其保护和传承。

例如，通过利用计算机制图、人机交互、多媒体等数字技术手段将上津火龙工艺制作过程真实再现，通过视觉的展现和观众的交互，最终实现了解上津火龙工艺的目的，创造“上津火龙民俗博物馆”文化机构，全面展示火龙历史、制作工艺，并针对火龙灯会的表演进行数字化设计与创新，将其引进课堂，通过数字化技术交流互动，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遗产，达到推广和普及的目的，这为传承“非遗”打下坚实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是保护传承人。上津古镇的“非遗”是存在于各民族之中的“活”的文化，绝不能脱离项目和传承人这个传承主体而独立存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的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要以‘活态传承’的方式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四项主要计划之一的“活着的人类财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着极高造诣的一类人）”目的是鼓励各成员国给予他们官方承认，创造有利于“非遗”传承工作的环境，积极改善传承主体的工作生活条件，提高保护传承人的积极性，将其所掌握的知识与记忆传承后人，使得后继有人。建立“上津非遗传习所”等文化教育机构，这样可以给上津人民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场所，同时也为鄂西北地区建设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为“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打造一个社会实验基地，树立借鉴文化遗产资源改造环境、脱贫致富的样板。设立地方民俗传承中心、地方戏曲表演教育传承中心和地方乡土文化教育中心等文化机构，可以突出上津古城在全国历史人文版图上的特色，将上津古城打造成为一个出秦入楚的“休闲旅游古驿站”。

五、结论

文化景观类文化遗产作为近年新型遗产类型，已被广泛认知。由于其本身的特点，使其在保护工作上也具有与一般文化遗产不同的特点，其特殊性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上则更为突出。概括而言，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工作，应做到如下三点：

1. 尊重自然，整体协调。生产性保护的核心，是对文化遗产开展全面保护工作。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在全面保护其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前提下，突出其景观特色，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适度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展示，土特产品开发。

2. 元素继承和产业设计。生产性保护的特点在于将生产寓于保护当中，以活态保护替代静态留存。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活态利用过程中，应对当地文化遗产进行甄选、提炼，概括出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元素，并将其与现代设计产业相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生产链条。

3. 概念推广、综合利用。在乡土文化景观的保护工作中，应结合具体的规划和发展定位，综合利用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资源，做到“因地制宜，扎根乡土，开发资源，综合利用”的乡土文化景观遗产发展模式。以自然景观为表现，乡土文化为内涵，发展成极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示区，体现遗产地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益民、张昕：《文化遗产研究文集》，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8年版。

[2] 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3] 刘锡诚：《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乡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乡土与都市

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是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现代性冲突中凸显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的，因此作为相对于都市这一特殊地理空间的乡土具有重大的存在意义、辨析价值。乡土在此具有多重指涉意义。一般而言，乡土指的是作家出生、成长、曾经离开的出生地或原居地。但在世界文学史上，乡土具有原乡神话色彩。乡村的原型意义是大地、母亲、故乡、家、爱、童年、温馨、苦难等一切本源意义的代名词。乡土还具有巨大、深远的象征性，文学的基本母题和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都能在此找到寄托。

在乡土美学之既定学科语境中的乡土，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大工业文明出现以来，与城市在空间形态和时间性质上双重同步对立的农村、乡村[1]。乡土并非如某些字词典所阐释的等同于家乡、故乡、地方、本土、本乡等。正如简德斌所言，乡土具有时间、空间的多层面意蕴，在现代化进程中乡土包含着丰富的指代意义。乡土的空间性指的是区别于都市的农村、乡村。乡土的时间性则指向它是与现代社会相对应的传统、古典、前现代社会。乡土在现代化进程中包含着丰富的指代意义。自近代社会开始，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城市和乡村不再只是空间意义了，同时，更是一种时间上的新旧对照，蕴涵着丰富的指代意义：城市往往蕴涵现代、将来、发展、进步、创新、文明、富裕等意义；而乡村则越来越成为传统、古典、过去、守旧、愚昧、野蛮、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了。

正因为乡土地域空间的特殊性质，加之中国农业大国国情，就决定了乡土文学必然关注农民命运、农民革命，展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等不同于都市文学的别样特征,也天然决定着乡土文学在20世纪成为中国文学创作主力军的地位。除了从空间地理学角度探讨乡土文学独特性外，还要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乡土社会本质特征及其在文学上表现、及对乡土现代转型关联问题的思考。乡土文学研究要格外关注社会学认识论研究。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指出中国社会性质是乡土性的[2]，与他国不同：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国，乡下人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他们和泥土分不开；传统社会是个严格遵守“差序格局”[3]的礼俗社会或“礼治社会”。这样结合社会学研究有利于学生明辨整个20世纪中国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突围的艰难与阵痛的必然、农民改造问题的艰巨和深远。

二、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概念变迁需要比较研究，它不仅展现了时代巨变，同时彰显作家创作主体能动性。概念厘清实质就是对该门学科性质的把握。

乡土文学概念最早出现应追溯到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明确提出的“乡土文学”概念。他依据当时贵州的蹇先艾、江浙的王鲁彦、许钦文等乡土作家创作而归纳。鲁迅得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的结论。鲁迅强调的是乡土文学“乡愁”和“异域情调”特征。“乡愁”指的是自我放逐或被放逐的20世纪乡土现代知识分子在作品中流露出的还乡思乡与漂泊意识。“异域情调”凸显的是作品中的地方色彩和民俗风情。这两点在严格意义上是20世纪乡土文学学科所必须具备的特质，也是世界乡土文学发展的理论共识。美国赫姆林·加兰1894年的理论著作《破碎的偶像》就曾强调地方色彩对乡土文学至关重要[4]，这一论断直接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理论与创作实践。

教学中要强调除了鲁迅揭示的经典乡土文学的特质外，还要结合中国社会变迁乡土文学所表现出新的审美内涵和气质。如乡土文学还有“农村题材”、“地方文学”、“新乡土文学”之说。农村题材主要是指建国十七年时期，摒弃、弱化经典乡土文学概念上的风俗、乡土特色，被裹挟在革命古典主义思潮中，更强调意识形态、政治理性的乡土叙事。其概念渊源来自茅盾在1936年发表的《关于乡土文学》论述:“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茅盾指出单有“特殊的风土人情”，“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提出“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此类乡土文学逐渐从重视乡土风情的描绘是转向重视作家世界观和人生观及作品对被压迫阶级命运的关注。其原因与农民运动普遍高涨，以及五四启蒙文学思潮向30年代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转化相关。茅盾政治层面的乡土文学理论影响深远，建国后十七年、文革时期的农村小说成为最宽泛意义上的乡土文学。

“新乡土文学”概念明确提出在2007年由《佛山文艺》发起，联合《人民文学》《莽原》及新浪网主办的“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上,并对乡土文学之“新”作出了相应阐释：一是在视角和观念上，“新乡土文学”要求作家在文化全球化和乡土现代化背景下要具备一种新视野、新观念、新思维，去发现和阐释巨变中的新乡土。二是作品所要表现的乡土，不要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复杂性、多变性的地理空间；最后描绘的对象是广义上的农民，既包括那些长期穿梭于城乡之间的企业家、乡村知识分子、基层干部以及离乡进城的打工者。

综上，农村题材是单纯政治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或宽泛化的乡土文学。经典乡土文学超越了单纯的风土描绘和对农民政治命运的展示，显示了极大的包容性。新乡土文学概念具有有别于传统乡土文学的独特题材、内涵、审美特质。

三、现代化、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后发性特征，但整个20世纪中国的许多问题都离不开现代性这一命题。因为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民族解放的问题也即是农民解放的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地位影响到中国的现代文学走向，因此现代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即以乡土文学占绝对优势。在发展过程中涌现鲁迅、茅盾、沈从文、赵树理、韩少功、贾平凹、莫言等一批大家，几乎中国的每一个现代化进程不乏代表性作家。20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以来，乡土文学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打工文学、打工诗人名噪一时。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主要表现为乡土文学，分析文学的现代性也必须从乡土文学开始。而乡土文学与现代性命题关系从其诞生之日就纠缠在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每个阶段的乡土文学即是对现代性不同侧面的回应。从五四启蒙乡土文学的呼唤、肯定现代性到30年代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反思、批判现代性，到解放区乡土文学反旧习俗、封建迷信的现代性，再到80年代中后期伴随文化上新儒学热出现的乡土寻根文学都体现为对乡土现代性转换的深入挖掘。现代如何进入乡土、民间？现代与传统关系该如何演绎？我们该怎样建构不乏传统美德、又富有现代意识的健全民族品格？启蒙对于中国依然任重道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这也是中国乡土文学需要回答的一个世界性命题。因此从现代性角度研究乡土文学能更好地把握乡土文学发展变迁脉络和时代审美特征，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乡土文学的本土性、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关系，以便在全球化时代明确乡土文学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备注：本文为吉首大学教务处新开课程建设立项（2023kc809）系列成果之一）

注释：

[1]简德彬.乡土何谓?——乡土美学引论之一[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3]费孝通.乡土本色，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乡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何为乡土文化

对我们这些寄生于城市、又在为寄生的城市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乡土与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还是乡土里生乡土里长的那些穷孩子吗？我们还理解生我们育我们的大地吗？

乡土到底是什么？仅仅只是家乡的那片风景？还是那座小院子或在那里生活的父母？抑或是浩荡无垠的田野？乡土文化又是什么？

我又一次翻开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图书馆匆匆拿起过这本书，但仅仅只是翻了几页，就扔下了。那时，我是乡土文化的反叛者，是故乡的叛徒。那时候的大学生几乎都是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都是我们这些乡土子孙们的代言人。我们迫切地想生活在城市。我们极力地批判农耕文化，赞颂海洋文明及在它之上生长出来的商品文化。我们批判忠孝，嘲笑礼义，蔑视廉耻。谁强调道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生活就是如此地不可思议！今天我总在反问，为什么我们当年会那样？而又是为什么我们如今会一点点地重新认识大地，重新亲近自然，重新追寻大地上那些古老的脚印？

费孝通本来生活在江苏吴江县城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他接受过传统教育，也留过洋。在他的胸怀中，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他去过的欧美世界，代表了激进的现代性文化，另一个则是古老的保守的乡土中国。受梁漱溟之邀，费孝通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这使他接触了真正的乡村。这个曾经也是要学医的青年，从乡村出发，去理解整个古代中国。所以，在他的世界里，乡土文化不光是乡村的文化，同时也是整个古代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就是以那种方式在生存、发展、生老病死。费孝通是以庄子所讲的那种庖丁解牛的方式来解剖中国的。从他的《乡土中国》来看，他对中国乡土文化既是理解的，也是批判的。他不是那种激烈的革命家，什么都要彻彻底底地，他是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性格。但乡土中国需要变革，这是费孝通写《乡土中国》的潜在目的，只是他认为应该顺着乡土中国的纹理进行变革。

费孝通把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于《乡土中国》这本薄薄的册子中，它不是那种大而全的通论，而是靠灵感、靠感性的生发而随意勃发的，但它恰恰以这样的随意性柔软地打动了读者。70年后，在深夜，我读着那些仿佛是在田垄间生长出来的句子，格外亲切。是的，乡土不是乡村的代名词，而是一种与大地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与生活。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乡土文化是一种根植于大地，在大地上建立乡村、城镇、礼仪、制度、庙宇，并且以此而建立起自由、幸福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它是有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伦理观的文化，有可供人们学习、思想的一系列经典文化，如《易经》《道德经》《论语》《庄子》《中庸》《礼记》《诗经》《乐经》等，它帮助人们理解天地宇宙、大地山川、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小宇宙（身体）。

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钱穆所讲的与海洋文化、游牧文化相对应的三大文化之一的农耕文化。再说小一些，它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所谓乡土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它不是复古。它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评估在中国大地上流行了百年的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文化的一种方法论，同时也是在寻找如何克服当今人类面临的宗教矛盾、经济矛盾、政治矛盾、民族矛盾、国家矛盾及人的自我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一种方案，当然，它更是我作为中国人重新寻找血脉、重新寻找天地大道的必由之路。

乡土文化的危机

在关于乡土文化复兴的论坛中，我听到很多有志向的学者都在思考如何改善我们的乡村，他们使我再一次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身处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和现状。费孝通说的那个乡土中国还存在吗？如果存在，我们拿什么去改造乡村？又或者反过来让乡村来照亮我们？如果那个乡土中国已然不存在，那么，复兴乡土文化还可能吗？如果连复兴乡土文化都不可能，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从哪里着手呢？

那些青年，那些在城市里长大且在国外学得一身理论的青年，他们思考的很多问题都让我思绪不断，然后便陷入长久的矛盾与思考中。我又一直在想，我们这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和今天的“80后”“90后”青年，谈到的乡土文化，还是同一个概念吗？甚至于，我们这代人，与费孝通先生他们那代人所理解的乡土文化，还是同一个概念吗？

显然是不一样的。一切的东西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一切的一切都在流变中。有些东西消逝了，有些东西又生长了，更多的东西则与新的思想融合而形成新的事物了。这世界一刻都未曾停下它行走的脚步。

今天的青年，当他们踩在大地上时，会一样看到那客观存在的乡土，但一定不再是前代人或过去时代人的乡土了。是的，乡土还是一样的乡土，但乡土文化却流散了。当贾平凹在写《秦腔》《古炉》《极花》时，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们，他在为家乡立传，在为乡村立传。他在一遍又一遍撕心裂肺地唱着乡土文化的悼亡曲。寺庙早被拆了，秦腔没了，维系着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以及道德文化艺术全都一一崩解、散尽了。今天的城市青年，到乡村去只能看到一个萧瑟的大地，早已不是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诗意大地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强调过的人与大地的冲突，也许根本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中国。诗意的栖居早已不在了，那么，大地的尺规又在哪里？人类生活的尺规又何以建立？

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便应了《易经》中的那句古话，否极泰来。知识分子中终究有一批人开始重新思考乡土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的《白鹿原》便是代表。虽然实对白嘉轩也抱着非常矛盾的心理，但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个正面描写中国乡村儒家文化坚守者的一部小说。然而，我一直在想，白嘉轩在当代中国该如何生活？他又如何坚守儒家的那套道德法则？进一步讲，如果把他放到今天，让他生活在今天，他又将如何生活？他是不是要放弃自己的理想、道德？答案似乎在后面。在实之后，很多作家都重新来审视乡村，但大多都是以缅怀甚至悼亡的心情来写乡村的。在贾平凹的《秦腔》中，代表儒家精神的仁义礼智四兄弟的相继去世，其实也暗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大地上的湮灭。

随着互联网信息社会的来临，时间似乎越来越快，大地也越来越荒芜。大多寄身于城市的人，对天地自然的变化不再敏感，对乡土文化一味否定。现代性带给我们的问题却日渐凸显，尤其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天道未变，可人伦乱了，何也？是因为我们对天道的迷茫。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寻找中国新的命运。而乡土文化的复兴，则是一个大的命题，它应和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乡土文化复兴的可能

事实上，我们发现，即使生活于城市，我们也还是身处于大地与自然之中，我们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宇宙多么浩瀚无边，地球多么渺小，天人合一仍然是我们浑然不觉的存在状态。

所以，乡土文化仍然是我们在宇宙天地间的首选。乡土文化根植于古老的宇宙观，这种观念在今天不但未变，而且得到了更为成熟的论证。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根据经验和智慧，认识到大地与太阳的关系是影响四季轮回、生命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所以发明了夏历，又分出二十四节气，并根据此创造了一系列的文化，比如《易经》《黄帝内经》等等。这些理论指导中国人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人类自身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回到人与大地、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解决的方法。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乃中国人古老的人生法则。天人合一的观念就是从这里得来的。《易经》中的祸福相依、此消彼长、否极泰来等一系列方法论，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最好法则，也就是中庸之道。中医理论也许不能治疗一切疾病，但它是根植于乡土文化并且对古老哲学进行运用的一种医道，不仅关乎身体，还关乎心灵。这些方法不是来自于某种宗教，而是中国人向大自然学习得来的智慧，也许这才是今天过于倚赖技术的人类所需要的最好法则。

乡土文化所代表的农耕文化是解决今天人类世界一些根本性冲突的良药。宗教冲突、神学与科学的矛盾、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导致的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在今天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都是西方文化所无法解决的，但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应对和解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和合观念、中庸思想、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等都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大法。联合国的一些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高度契合，这也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念是今天人类的最高理念。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丧失殆尽，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仍然弥漫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与呼吸中。不仅仅是中国需要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世界也需要向中国文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