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论文(精选5篇)
心理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心理史学年鉴学派心态史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
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
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
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
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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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见(法)保罗·科利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4]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58页。
[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40]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心理学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一、“问题取向”式学校心理教育的实质
1．目标片面化，育人功能受到限制
学校心理教育有三级目标，一是针对少数已有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学生的矫治性目标；二是针对大部分学生成长中心理困扰的预防性目标；三是着眼未来，旨在开发潜能，健全人格，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性目标。然而，一些学校基于“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心理问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把心理教育的任务理解为关注和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把矫治和预防学生的心理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种“重矫治，轻发展"的目标导向，难以体现心理教育的开放性、发展性与多元性，极易将心理教育引向狭隘与极端，不利于“大心理教育观”的形成，不利于学生心理的持续性健康成长。
2．课程问题化，消极暗示不断强化
近年来，心理教育课程逐渐成为大面积提高学生心理素质的主要途径。然而，一些教师片面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就是预防和解决心理问题，教学设计大多“以问题为中心”。一般是先提出学生经常出现的心理问题，然后探讨、阐述如何克服问题，并提出克服问题的建议与策略，最后让学生联系实际，指导实践。此外，课程内容还过于强调心理疾病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诸如强迫症、恐惧症、人格障碍等心理疾病。这种“重问题，轻素质"的课程取向，极易诱发学生的“问题意识"，致使一些学生过分关注自己的缺陷和问题，关注自身的消极层面，不断的消极暗示又容易导致自我认知偏差，结果对心理健康教育产生恐惧或抵触情绪。
3．咨询医学化，心理问题难以缓解
心理咨询是咨询师协助求助者解决各类心理问题的过程［3］。它有不同的类型，其中，障碍性医学心理咨询与发展性学校心理咨询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由于学校心理咨询的起源深受精神卫生模式影响，一些学校的心理咨询存在医学专业化倾向，过于重视心理治疗技术，更有甚者将学生的心理问题与医学心理咨询的问题相混淆，主观臆断来访学生一定存在心理问题而被放在了“问题"焦点上。这种“重障碍，轻能力"的咨询倾向，极易给学生留下“凡来心理咨询者都有心理问题”的错误印象，使得一些学生在出现心理困惑时不敢及时咨询，本来可以通过咨询消除的心理不适却发展成为心理障碍，甚至出现更为严重的心理危机。
不难看出，上述倾向的共同之处是以心理问题为取向，把重点放在预防和矫正学生的各类心理问题上，过多关注学生心理发展的弱点和缺陷。应该说，在学校心理教育发展的起始阶段，在学生心理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严峻现实面前，“问题取向”的心理辅导非常必要，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过程，往往有一个从点到面，从少数到多数，从障碍矫正、问题解决到素质提升的发展过程。随着心理教育的深入开展，这种“问题取向”的心理教育不断显现出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停留在“就问题论问题"，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陷入“越着力于问题解决，问题却越是层出不穷”的怪圈现象。究其根本，“问题取向"式心理教育是将心理教育作为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手段，是把心理教育作为一种工具而获得意义，是一种工具主义的教育观。而心理教育本身更为重要的育人价值与人性意义，却被有意或无意地怠慢；导致心理问题的深层的思维方式和人生价值观的作用，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心理教育也就失去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和活动空间。
鉴于此，学校心理教育要获得更科学、更全面的发展，必须转换研究视角，从关注学生心理的消极层面转为关注学生心理的积极层面，关注学生个体发展中最重要、最积极的方面，即注重学生潜能的开发和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从更高层面关注学生的人生发展，对学生的心理予以一种积极的人文关怀。
二、“积极关怀”式学校心理教育的内涵及依据
“积极关怀”是“积极的人文关怀”的简称，它有两层涵义。一是把“人文关怀”作为心理教育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要求在心理教育中注入一种人文精神，一种贯穿于心理教育全过程，渗透于心理教育各方面的人文关怀理念，把促进学生心理发展、潜能开发和人格完善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使命。二是强调“积极”，是针对“关怀”中存在的功利倾向以及表达方式和尺度上的偏差，强调关怀中要无私而真诚，关爱中要理智而有艺术，关注中要保护尊严与人格，一切的关怀都要有“积极"的意义，都要有利于学生的积极成长。
对学生心理予以积极的人文关怀，是和人类文明发展相同步，与人们追求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相适应的。“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周易》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以止”就是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制约，“化成天下”就是用文明精神去教化民众。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文关怀的内涵不断丰富拓展。人文关怀已经从原来的侧重教化，发展为进一步强化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肯定和尊重，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自身的命运与价值高度关注的精神体现，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把“人文关怀”、“心理疏导”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
从本质上来说，心理教育最需要人文关怀，也最能体现人文关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以心育心"的过程，是师生之间心灵的沟通过程，只有走近学生，真切关怀学生的内心需求，师生双主体的内心世界才会有最亲密、最深层的接触，也才能影响当事人的心灵深处。学校心理教育的实质是关注学生的正常成长和健康发展，促进学生的人格完善，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积极的人文关怀是教育之使命，心理教育之重任。
对学生心理予以积极的人文关怀，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教育［4］理念，当前正在兴起的积极心理学将给予理论指导。“积极心理学”［5］是美国心理学界正在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认为，上个世纪以前的心理学属于传统的消极心理学，主要研究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等领域。积极心理学则认为，心理学不仅仅应对损伤、缺陷和伤害进行研究，而且也应对力量和优秀品质进行研究，且致力于人的积极品质培养。它认为，积极的心理本身就有预防和治疗心理问题的作用，关注个体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所存在的问题，更能达到避免问题产生的目的。积极心理学的重要思想给学校心理教育以重要启示，从积极的层面来研究与探讨学生的心理，注重培养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激发他们内在的积极力量，是预防和矫正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路径。
三、“积极关怀”取向下学校心理教育的实现
1．目标设定：从矫治性、预防性为主走向发展性为主
“问题取向”下的心理教育目标主要侧重于心理问题的预防和矫正，易于走向狭隘与消极。“积极关怀"下的心理教育则致力于“学生心理素质与个性品质培养”这一发展性的目标，这比帮助学生消除心理问题的目标更具有积极意义。据此，一方面，全校要形成一种人文关怀的氛围，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要提倡包容和协作精神，培育乐观、豁达、宽容的品质，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健康向上的积极心态。另一方面，面对学生成长中的心理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只就问题作一些具体的操作性的帮助，而应引导学生对眼前具体的心理问题作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探讨和明了问题背后深层的个性特点、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人生价值取向等根本性原因和制约因素。为此，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帮助他们全面地、客观地分析问题，使他们看清问题的本质，找到问题的缘由，从根本上解除心理困惑。
2．课程开发：由专门人员、专门途径走向课程多元化
“问题取向”下的心理教育大多依靠少数专业人员，采取课程教学、心理咨询、讲座等途径，容易把心理健康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其他工作割裂开来，长效性难以保障。“积极关怀”下的心理教育，受后现代课程观“课程是生成于‘实践状态’的无法分解的、整体的‘教育活动’”［6］的影响，认为课程在学校教育领域内无处不在。无论是专门的心理教育课还是其他各科教学，都具有心理教育课程的性质。据此，要树立“大心理教育观"，心理育人，人人有责，工作队伍要求专家引领、全员参与；同时，要将学校整体氛围、心理教育专门课程、心理咨询、团体辅导、各学科教育、同伴辅导和家长支持等途径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种互动多维的交叉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全方位地利用所有途径和措施，使学校相应工作自觉地发挥心理健康教育之功能。
3．师生关系：从医患关系走向师生双主体交往关系
“问题取向”下的心理教育虽然重视和强调师生间的平等关系，但面对学生问题时，教师总会充当教育者的角色，而学生成了“问题学生”，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平等。“积极关怀”下的心理教育，教师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交往关系、对话关系，而不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对立关系。据此，教师不仅要以积极的态度看待发展中的学生，重视学生自我成长的体验，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而且还要善于培养自己的积极心理，关注自身的健康成长。在个别心理辅导中，心理咨询员要修正自己的角色，首先应该做学生的朋友，然后才是指导教师。同时要淡化来访者的疾病意识，不要轻易下“疾病”的诊断，要坚持以缓解和疏导学生的紧张情绪为主，以免来访者进入“病人角色”，导致问题和症状的固化。要尽量启发和引导学生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自己去解决问题，以促进其自身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4．差生评价：从消极态度走向鼓励和肯定
当前，差生是一个十分突出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差生一般是指学习成绩差、不守纪律、品德表现也较差的学生。这类学生难教、难管，身上弱点较多，许多“事故”也常与他们有联系，他们的一些优点往往容易被缺点和不足掩盖，所以很难得到教师对他们公正、客观的评价。其实，差生自尊心强，对教师的评价十分敏感，他们渴望教师能给予他们客观的评定，能看到他们的长处和优点。“积极关怀”视野中的差生，固然有消极的一面，但也存在着闪光点，如果能对他们采取正确的教育引导方法，挖掘和利用其积极心理，必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差生也是学生，也是受教育对象，转变和培养他们，使他们成长为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是我们教师的责任。因此，全体教师要坚持发展变化的观点，对学生多做肯定评价，谨慎使用批评、指责，尽量少用或不用处罚手段；要善于发现差生身上的点滴进步，及时给予肯定性评价，加以扶植，使其光大；要经常对学生做纵向分析，要避免“故意找茬专挑刺”的评价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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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小丽，钱梅，等．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J］．职业与健康，2005(9)．
［3］郭念峰．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心理咨询师(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4］王希永．实施积极心理教育的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06(4)．
心理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心理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是良好的，多数研究生能够乐观、从容地应对各种压力。但仍有部分研究生表现出逃避、焦虑或抑郁的心理状态，更有甚者会出现自杀或伤害他人、破坏社会稳定的极端行为。专业学位研究生由于其生源、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等的特殊性，其心理健康问题更具多样性、复杂性，这给广大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
(一)生物学因素1．生理年龄。大多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年龄在20～30岁之间，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形成并趋于稳定，自我意识迅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他们在这一年龄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如果其在该阶段亲密感获得不足，或者孤独感明显增加，则很可能会因为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心理问题。2．性别因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男性研究生认为自己应该追求成功的事业，承担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在遇到困难时，不能轻易地表露出负面情绪，因而，不断压抑自己的情绪，难以释放，最终导致出现心理问题。而女性研究生则更多地承受婚姻、就业的压力，这种压力很可能长时间伴随着她们而得不到舒缓，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
(二)心理因素1．认知偏差。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社会认可度还不高，很多人认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不如学术型研究生正规。部分专业学位研究生也存在着这种错误的认知，在遇到困难时，其常将原因归结为自己能力不够、自己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等因素，从而选择退缩、消极对待，最终导致其心理受到影响。2．思维方式与性格特征。部分研究生，特别是理工类研究生，由于长期在校实验室、企业研发室等环境下进行专业训练，其思维模式相对单一，性格也较为内向。内向的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不善于发泄自己的情绪，与周围人缺乏有效的沟通，很容易“钻进死胡同”而无法自拔。已报道的研究生自杀、伤人事件，绝大多数都是性格极为内向的学生所为，这值得引起关注。
(三)社会因素1．学业压力。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年限大多是2～3年，在此期间，其既要修满规定学分，又要参与企业实践，还要完成论文、专利等科研项目，其压力可想而知。有些培养单位对研究生的科研成果有较高的要求，这使得相当一部分研究生长期处于担心能否顺利毕业的焦虑之中。特别是临近毕业还未取得科研成果的研究生，更容易出现内心痛苦、失眠、食欲不振等问题，严重的还会出现抑郁症状。2．经济、就业压力。多数研究生没有经济来源，需要靠家庭资助和兼职来维持。他们不仅要支付学费，还要应付各种日常开销，情绪容易受到经济方面的影响。专业学位研究生虽然属于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但是，传统的观念、社会的偏见在无形中增加了他们就业的压力。一些用人单位给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工资待遇低于学术型研究生，这无疑给其带来了不小的心理负担。3．人际关系压力。研究生与导师沟通不足，会影响其进步与发展。与舍友的关系处理不好，可能会使其产生心理问题，甚至走向极端，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大多数研究生恋爱时感情投入很深，一旦受到挫折，容易产生负面情绪，焦虑、抑郁、强迫等症状也会长时间存在，进而影响其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三、解决专业学位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途径
(一)研究生自我教育1．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我。有些研究生对自己期望过高，凡事都追求高标准、严要求，一旦遇到阻碍，就会产生巨大的落差，进而影响到情绪。还有些研究生过分贬低自己，没有自信，不敢竞争，导致心情低落，进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和人际交往。因此，研究生首先要正确地认识自我，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实际能力和处境，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妄自菲薄。2．积极地对待困境。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及时调整心态，鼓起勇气去分析问题、寻找办法、清除障碍。要将现在的困境当成历练自己、促进成长的机遇，相信这些挫折会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学校引导1．构建研究生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加强危机干预体系建设。在建立预警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学校可以开展研究生心理普查，建立电子心理档案，设置预警库;以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学院心理辅导室和宿舍心理咨询点为基点，建立“分管校领导—学院分管领导—导师—心理辅导员”等四级监控机制，构筑心理危机预警防护的网络体系。在危机干预体系建设方面，学校可以设立危机救助的热线电话，开展网上心理咨询，推行朋辈互助模式，构筑社会支持系统，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公共课程教学体系。2．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相比专业课教师和辅导员，导师能更深入地了解研究生个体的情况，把握研究生的心理动态。导师个人的学术背景、业务能力也能对研究生产生特殊的影响力，这为导师参与研究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导师要增强关爱学生的意识，耐心地帮助研究生解决学业、生活、情感等方面的问题;要关注学生的思想状况，善于倾听研究生内心的想法，提高沟通技巧，疏通师生交流的渠道;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异常表现，主动介入，及时进行帮助和辅导，努力成为研究生健康成长的优秀的领路人。3．营造积极向上的生活、学习氛围和自由健康的校园文化。一是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充分调动研究生的参与热情，为广大研究生提供展示自我、树立自信的广阔舞台;二是要丰富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形式，营造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氛围。例如，可以组织心理健康月、心理咨询开放日等活动;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理健康教育专家与研究生零距离接触，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健康观;三是要建立研究生心理健康基层服务组织，密切关注研究生的心理动态，根据实际需要开展社会实践、心理培训等活动，让心理健康教育真正走入研究生的内心。
心理学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问题对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素质教育正在被社会、广大教师和学生所接受。“以人为本”，促进学生和谐发展，己成为新时期教育的新理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强调：“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必须更加重视德育工作，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教育部、卫生部、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也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新形势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个体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思想虽然早已蕴涵在传统的教育思想当中，但系统的研究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截至到2006年底，全国92%高校设立了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在20余年的历程中，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增强大学生克服困难、经受考验、承受挫折的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认真探究并解决这些问题,将对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1.对心理健康教育概念的界定存在争论，观点不一
目前流行的观点概括起来有四种，分别是：以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和素质全面提高的“活动论”；以普及心理保健知识、传授心理保健技能，培养良好心理品质和健全个性，促进心理健康过程的“过程论”；从学生心理实际出发，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心理各个方面进行积极教育和辅导，促进学生个性全面而和谐发展，维护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系统工程的“系统论”；以培养、完善人格，提高心理素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为目的的“功能论”。上述观点各具特色，从不同角度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概念和内涵予以界定，但差异也比较大。概念界定不清，使得心理健康教育缺乏针对性。
2.大学生中究竟有多少人有心理问题，不同的研究结论高低差异很大
相关研究显示，大学生中有心理问题的人数最低的4％，最高达64％，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更多，代表性的如16％－25％、20％、25％、30％－40％等。这种差异不但会引起广大民众频生困惑，也令众多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深感困惑、棘手。
此外，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大多数心理健康的调查还是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该量表虽然在国内已被广泛应用，但是该量表主要用来衡量门诊或住院病人的自觉症状和严重程度，以没有症状就是心理健康来作为判断的标准。消极的意义多，没有从积极方面来考虑。用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测试不是很完备。
3.教育者的观念落后，把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混为一谈
一些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把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混同起来,把学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统统视为思想品德问题。他们常用思想品德教育的方法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使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德育化的倾向,忽视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独特作用。
另有一些人将学生的思想品德问题与心理问题等同起来，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德育一种崭新的途径，而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各类思想品德问题都是由心理问题引发的，只要在高校中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即能有效的解决学生的思想品德问题。从而主张取消德育而代之以心理健康教育，片面夸大了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出现了德育问题心理化的倾向。
4.课程建设滞后，不能充分体现心理健康教育育人上的独特性
一些高校把心理健康教育等同于心理知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课常常变成了传授心理知识的课程。实践性、活动性和互动性弱，教学形式单调，课程考核流于形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重心理测试、轻科学分析，重障碍性咨询、轻发展性咨询，重心理问题诊治解决、轻预防引导工作，重心理问题的调查、轻心理教育方式的调研，重心理健康课程的开设、轻心理训练活动的开展。
此外，忽略了心理健康教育在其它学科课堂教学中的渗透；一些教师认为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理教师的工作，与他们无关，以至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只能靠心理教师势单力薄地开展着。
二、应该采取的对策
1.更新观念，立足教育发展模式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虽然也以问题为导向，但这里的问题不应该只是狭义地理解为个别学生有可能危及社会、他人或自身的行为问题和心理问题，而首先要理解为整个大学生群体在青年时期的心理发展问题。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应定位于教育发展型而不应是医学型。应该面向全体学生，重点关注特殊问题的学生；工作重点应集中主要精力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和社会，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调整解决自身心理问题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挖掘潜能，提高人生质量，促进其全面发展和人格完善。要充分发挥学校和教师的教育职能，利用学校教育组织形式的特点，采取多元化的教育措施对学生实施有计划的主动性教育（如图1所示），如课堂教学、学科渗透、行为训练、团体辅导等，以实现教育目的。
2.整合多种教育力量协同合作，建立心理卫生三级保健网
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严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根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专职心理咨询人员2000人，兼职人员13000人左右，专、兼加起来15000人。这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美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与学生的比例要求是1：1500（多数州已达到1：300），如果我国要达到这样的要求，至少需要14.7万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人员。为此，我们应另辟蹊径，以学校建立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为核心,形成由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牵头,各系部(校区)心理健康教育分机构为实体,在全校各班级中设置心理委员、培养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骨干并成立班级心理健康关怀小组(让学生之间开展朋辈心理互助)的心理卫生三级保健网。
3.加强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广大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意识
大学生产生的许多心理问题是师源性的,是因为教师的教育思想观念存在偏差、教育教学与管理方式不当或师生关系不良甚至恶化导致的。因此，加强教师的心理健康，增强广大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意识和能力，是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
我国当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多由非专业人员兼任，知识、经验的不足和角色的混乱，使得心理健康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无法得到保证与提高。为了使心理健康教育顺利开展，需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队伍建设。对兼职人员，尤其是辅导员和班主任要加强心理学知识和心理咨询技能的培训，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对专职教师，要坚持少量、精干的原则，配备一定数量的由心理学专业教师和医务人员等组成的精干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在知识、技能、时间等方面保证心理健康教育的质量。
另一方面，教师的心理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影响教师本人的工作、生活与健康，也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在教学与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人格因素对学生的心理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没有教师对学生的直接的人格方面的影响，就不可能有深入人格的真正教育工作。只有人格能够影响人格的发展和形成。”
4.在其它各门学科的教学活动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要使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必须把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各门学科的教学活动之中，建立一个以提高心理素质教育为核心的统帅各科教学活动的总纲要。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主线，使其与其他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形成一种协同效应，从而构建一个由学科课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活动课程组成的统一的全新的课程体系。把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各科教学活动之中，将有助于改变各科教学的现状，又有利于塑造大学生健康的心理，这是带动大学生身心素质全面与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5.使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在具体目标上虽然侧重点不同,但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促进人格的健康发展。两者在内容上有许多重叠之处,方法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高校德育工作要重视对大学生的心理教育,可以把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贯穿到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引导大学生学会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处理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善于调节、控制情绪,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学会选择自己的职业等。使德育工作更加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实现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品德教育的同步发展。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也要注重学生的品德培养。
现代大学生的许多心理问题可以归因于信念的淡化和价值取向的扭曲,要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必须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二者在教育内容上的有机结合。
德育工作要引进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德育在采用传统的说服、榜样、评价等方法的同时,还要把握人的心理活动规律,了解大学生的个性特征,根据学生的能力、气质、性格等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多采用会谈、讨论、调查、生活技巧训练、角色扮演、行为矫正等心理教育的方法,增加德育工作的创新性和实效性。心理健康教育也要借鉴德育的方法和手段，改变过去那种等学生上门,个别交谈的单一方式。在教育方法上可采用课堂教学、小组讨论、教师走进学生寝室等形式,积极主动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做到教育方法和手段上的有机结合。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基础工程、系统工程和创新工程。我们应当理性分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与存在问题，积极引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全方位的根本变革。只有这样，我国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才能真正走向规范，走向成熟，走向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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