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原文范文第1篇

李白的《蜀道难》在吟蜀诗作中，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后世诗人从李白的《蜀道难》的趣旨“难”的相反角度出发，以《蜀道易》为题，创作了一系列诗作。较典型的有唐代陆畅的《蜀道易》，宋代晁说之、范成大的蜀道诗，明代方孝孺的《蜀道易·有序》，现代郭沫若的《蜀道奇》。《蜀道易》系列诗作，在表现内容上，从“难”转“易”，实际上是对李白的《蜀道难》的直接继承。

【关键词】 李白/《蜀道难》/演变过程

一、序

李白的《蜀道难》，吟咏的是从都城长安到蜀地（今四川省）的蜀道的极为艰险的路程。这首诗在他100多首乐府诗中是成就最高的，不仅在李白的整个诗中，即使在全唐诗中，也堪称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李白创作《蜀道难》之前，描写蜀地的作品有汉代扬雄的《蜀都赋》、《益州牧箴》和晋代左思的《蜀都赋》、张载的《剑阁赋》等。《蜀道难》本是乐府旧题，在《乐府诗集》卷四十《相和歌辞·瑟调曲》中，收录了梁简文帝、刘孝威，陈阴铿，唐刘文琮、李白的同题之作5首（如算组诗在内则有7首）。这些作品并不都是吟咏蜀道的艰难，象简文帝的一首描写的是巫山的风景，刘孝威的一首所述的是铜梁等山的艰险，从长江三峡至巴地（今重庆地区）的川东南部成为了他诗歌描写的主要时空。与李白《蜀道难》相同的是，描写从关中（长安）到蜀地（成都）的路线、地域是阴铿以后的作品。（注：关于李白《蜀道难》与以前作品的关系，参见乾源道《论蜀道难》（高知大学人文学部《人文科学研究》二，第1-19页，一九九四年出版）中众多的考证和解读。）总的来说，在李白之前吟咏蜀地的作品，基本描写的是蜀地的艰难、伟岸。再如《史记》、《汉书》和《华阳国志》、《水经注》之类的史书和地理书也记载了与此相关的事例。本文不举其它的例子，只强调那些描写蜀地的自然艰险的作品。

入唐以来，初唐王勃著《入蜀纪行诗序》（《王子安集》卷七），描写了从关中到蜀地的道路艰难及自然风光。（注：王勃自编《入蜀纪行诗三十首》，令已亡佚不存。关于其入蜀诗，参照聂文郁《王勃诗解》第43-48页，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此外，卢照邻至少也三度入蜀，写下了与蜀道难相关的诗作。在李白之后，杜甫连续写下了以蜀地为中心的纪行诗，其素材和主题也大致相同。因而李白的《蜀道难》在吟蜀诗的作品中，堪称是具有相当规模和力度的作品。（注：李白以前的诗作，为五言四句至七言六句的短篇，远非李白的长篇（45句，294字，由于句读的原因，近于50句）所能比。森槐南《李诗讲义》（文会堂书店，一九一三年出版）认为李白在继承古乐府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扬雄和左思《蜀都赋》的风格流派。“蜀道”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后世的诗人从李白《蜀道难》趣旨的“难”的相反的角度出发，以《蜀道易》为题，并用其诗语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本文以这个反语“蜀道易”系列作品为研究对象，对“蜀道难”的概观进行论述，并就“蜀道难”主题解释史所处的地位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关于唐代陆畅的《蜀道易》

检索《全唐诗》就会发现，包含“蜀”字的诗歌达千余首，包含“蜀道”的诗歌有五十余首，包含“蜀道难”的诗歌有卢照邻、张文琮、李白、岑参、姚合、罗隐、韦庄、冯涓、王周、齐己等十首，而包含“蜀道易”的诗歌仅有一首。（注：关于《全唐诗》的检索，来自台湾陈郁夫的电子版《古典文献全文检索资料库》。关于宋诗的检索，来自台湾元智工学院《网路展书读》。）

与李白《蜀道难》最早提出相反观点的《蜀道易》，是中唐陆畅所作。陆畅为剑南节度使韦皋作《蜀道易》的故事背景和有关人物传记，乾源浚在《李白〈蜀道难〉序说》（注：参见日本《高知大国文》第二十一号13～22页，一九九年出版。此外，关于陆畅参照周租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454～455页（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该条（吴汝煜执笔）。）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证。以下所引基本以该文为据。其故事梗概在晚唐李绰《尚书故实》（《百部丛书集成》本）中有如下记载：

陆畅，字达夫。常为韦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南康大喜，赠罗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泰”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所进兵器刻‘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按此说陆畅是在蜀受韦皋之厚遇而作《蜀道易》的，“蜀道易，易如履平地”（《全唐诗》卷四七八所收逸句）所说的是蜀道的平易。即本来是自然环境、生存环境都极度艰难的蜀道，由于有了韦皋的善政，而变成了坦途。陆畅所称颂的是以善政而治蜀的事迹。所以在献呈这首诗后，韦皋大喜过望，才赠陆畅罗八百疋。蜀道的艰难，因善政而变得平坦，这是一种政治性极强的说法。

《蜀道易》的作者陆畅（生卒年月不详）为湖州人。他虽在元和元年(805)进士登第，但却没有什么大的政绩。陆畅的作品现收录在《全唐诗》卷四七八等集子中，共有诗（几乎全部是七绝）37首、逸句2条，就此而言，他只能算是一个典型的二流诗人而已。在世时，陆畅才思敏捷，以发挥诗歌的谐谑而闻名。在进士登第之前，他是位无官的布衣，因此有可能是为求职而入蜀的。

韦皋在贞元元年(785)担任了剑南西川节度使，直到永贞元年(805)。他并不是行善政、施德治的政治家，据《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记载，在韦皋21年的统治中，他的权力实际上是处于了半独立的状态。他一方面对唐朝伪装忠诚，另一方面为维护对下属士卒的统治而对蜀人实行苛敛诛求，但同时也实行了所谓的三年一度的免税政策。蜀人畏其智谋与权威，家家把韦皋的画像当做土地神来祭祀。陆畅进呈《蜀道易》这年，正值韦皋离任或即将去世之时，是他在蜀统治的最后时期。

那么，这个故事具有什么意义呢？《蜀道易》的诗题和自我表现，即使是儿童也能想象出，它只不过是《蜀道难》单纯的反义语而已。因而也可能是在韦皋接见之时，陆畅即兴所献的幽默游戏之作。从作为“首句曰”的“蜀道易，易于履平地”来看，它是与李白之作一样，其主题句是重复的，也许它是某种程度的长篇之作。可是，即兴之作的可能性较高，又从现存陆畅的作品几乎都是七绝短诗的情况来看，这首诗或许就是只有十余句的古体诗。总之，这首诗是令大权在握的韦皋喜出望外，并赢得同座宾客齐声喝彩的作品。当然，就前提而言，蜀道难作为事实已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李白之作作为毫不怀疑的文学观点成为了言语化了的东西。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不太重要的陆畅和韦皋的故事里也出现了《蜀道难》，那就意味着在李白去世之后数十年的中唐之初，它已属于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也可能是被当做了轶事而从寓意方面被解读了。

韦皋和陆畅两者的立场虽然有所不同，但这个故事给人们留下的话题却是值得深思的。即进士登第前的年轻布衣陆畅与蜀帝王一样的韦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由李白“难于上青天”垂直感觉的“难”和“蜀道易，易如履平地”水平感觉的“易”的首句反用，可知韦皋对眼前的年轻人有何要求，他应该是在瞬间有所感悟的。晚年的韦皋，陶醉于自己的善政之中，虽然他实际上所实行的是虐政，但这种具有二重性的善政还是需要他人给予宣传的。需要人们给予一个正当的评价，应该是当权者所特有的愿望。当韦皋和受他庇护和帮助的陆畅想法一致时，这个故事的表现力和传播力就已经超过了诗歌的意义。显而易见，《蜀道易》完全是陆畅对韦皋的阿谀追随之作。正如前面引文（“朝廷……得释”）所说，韦皋去世后，其苛政受到朝廷的追究，由于陆畅的申诉，韦皋才免于被起诉。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说明陆畅并不是追随当权者，而是两人的思想存在着相通之处。

三、关于宋代晁说之、范成大的蜀道诗

继之检索宋诗也会发现，包含“蜀”字的诗歌达461首，包含“蜀道”的诗歌有50首，包含“蜀道难”的诗歌有欧阳修、范成大、陆游、梅尧臣等8首。而明言“蜀道易”，不像陆畅那样的政治诗的用例也是有的。例如北宋晁说之《题杨如晦二画（之一蜀道图）》诗：“山钩树白何年岁，流瀑可听下无地。行人愁绝却无愁，始信宜歌蜀道易。”（四部丛刊续编本《嵩山文集》卷四）。这是一首为杨景字如晦所画的两幅画中的蜀道图所题写的题画诗。在本来应该是布满愁容的蜀道旅人的脸色中，却看不到愁色，这是一首超越时空、描绘如桃源般虚构世界的画赞，它与实际中的旅游和政治是无关的。然而这类的题画诗，可以说也具有“蜀道难”的反语“蜀道易”的意识。（注：附：晁说之，字以远。其人博览群书，通六经、善诗画。建炎三年(1129)七十一岁时去世。因杨景的经历不详，故二人交往的实际情况也无从知晓。）

再如在创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的同时，又长于纪行诗的南宋三大诗人之一范成大，字子能，他在赴蜀任职途中的几首描写蜀地风光的作品，就有表现“蜀道易”内容。如《再用前韵》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范石湖集》卷十四）“蜀道虽如履平地，杜鹃终劝不如归”；《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诗（卷十五）“万里归来蜀道易，四愁诗成湘水深”；《点心山》诗（卷十八）“游人贪胜践，姑吟蜀道易”；《瞿塘行》诗（卷十九）“剑阁翻成蜀道易，请歌范子瞿塘行”等诗句即是如此。

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47岁的范成大作为广西经略安抚使赴静江（今桂林）就任，淳熙元年(1174)十月，他又作为了四川安抚制置使赴成都。当时他是从桂林北上，渡潇湘、过洞庭、穿三峡，于六月到达成都的。《再用前韵》诗与《甲午除夜，凭在桂林，念致一弟使虏，今夕当宿燕山会馆，兄弟南北万里，感怅成诗》用了同一个韵字，甲午除夕即淳熙元年的第二年正月。所说的“蜀道虽如履平地，杜鹃终劝不如归”是直接援用陆畅的诗句表现的，《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诗也同时作于去路。而《点心山》、《瞿塘峡》诗则作于了归途。赴任成都后，范成大因病而再三请求离任，淳熙四年五月，他如愿回到了故乡苏州。这时，幕僚诗友陆游等人把他送到了眉州。分别后，范成大登上了峨眉山禁不住诗兴大发。点心山即是位于峨眉山白水寺后面的一座山。正如“游人贪胜践，姑吟蜀道易”所说的那样，归途是愉快的，峨眉山一带的风光令人流连忘返。继而在七月十九日，范成大来到了长江三峡（瞿塘峡），本来，三峡的艰险超过了剑阁，但因偶然涨水而变得容易通行了。《瞿塘行》诗（七言古诗，十六句）正反映了他这种归心似箭的心情。入蜀的两条艰险之路蜀道和三峡相比较。由杜甫的《夔州歌》可知比蜀道还要艰险的三峡，似乎是反倒容易通过。此处蜀道与三峡的对比，其难易的反转与陆畅原诗相比，或许可能是双重的反转吧。这首诗与陆游赴夔州通判任时所作《瞿塘行》诗“君不见陆子岁暮来夔州，瞿塘峡水平如油”的句子有相通之处。

总之，这些诗都是往蜀中赴任或从蜀中离任时所作，在纯粹的纪行诗中，虽然不涉及全诗的主题，但诗句却是作为自然描写的一环而吟咏的。蜀地长官范成大把自己的治蜀比喻成“蜀道易”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只是纪行诗比喻表现的一环而已。范成大已意识到陆畅“蜀道易”的反意，他对蜀地的认识由此也可略见一斑。（注：其它作品虽然没有明言《蜀道易》，但苏辙、晁补之、梅尧臣等人的诗中，实际上已表现了《蜀道易》的内容。）

四、关于明代方孝孺的《蜀道易有序》诗

到了明代，在陆畅诗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富有政治性的作品。例如明初一代硕儒方孝孺，继陆畅之后，作有《蜀道易　有序》（四部丛刊本《逊志斋集》卷二十四）诗。该诗序文217个字，正文70句（句读有所不同）、419个字，属杂言体古诗，其规模已超过了李白的《蜀道难》。

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

至险不在山奥水，只在国政辨人心。

六朝五季时，王路嗟陆沉。

遂令三代民，尽为兽与禽，当时岂惟蜀道难。

八荒之内皆晦阴，戎夷杂寇盗，干戈密如林。

今逢天子圣，贤王之德世所钦。

文教治飞动，风俗无邪淫。

孱夫弱妇怀千金，悍吏熟视不敢侵。

蜀道之易谅在此，咄尔四方来者，不惮高山江水深。

明太祖朱元璋为肃王建国功臣，把24个诸王作为藩屏分封各地，据《明史》卷一一七记载，洪武十一年(1382)，太祖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蜀王于洪武十八年驻凤阳，二十三年到成都。他和他的有军事才干的兄弟们不一样，是人德、学问、举止都较为出众的人物。在诸王中，只有他是按礼教思想治理蜀地的。

方孝孺在洪武十五年被太祖征召，他很早就受到了尊崇，在洪武二十五年(1396)，方孝孺被任命为汉中府教授，每日为诸生讲学而不知疲倦。蜀王闻其贤而招为世子之师，待以殊礼，并称其讲书之庐为“正学”。方孝孺目睹了蜀王之德治而作《蜀道易》，对其治蜀功绩大加赞赏。

序的开头在叙述了“昔唐李白作《蜀道难》，以讥刺蜀帅之酷虐”之后，作者表明了自己与陆畅为媚韦皋而轻浮地作《蜀道易》的思想有所不同，由于天子的圣德和蜀王的善政，天下变得太平起来，蜀道也变得通畅了，蜀地（成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所以作者才发自内心地称颂这些德政。继之的“臣才虽不敢望白，而所遇之时，白不敢望臣也”，强调的是自己所处的是强于李白的盛世。顺便提一下，方孝孺还著有《李太白赞》、《吊李白》、《题李白观瀑布图》、《题李白对月饮图》等诗文，他对李白是很敬仰的。正因为如此，与李白所做对比的发言，对方孝孺而言才更充满了现实性。

诗的首句是从“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难”开始，其变奏的“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蜀道之易谅在此”之句，在中间和最后出现了两次。在“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句之前，有几个平、上声交替的韵字，但主要押的韵是入声十一陌、十三职韵。在这之后，有几个去、入声交替的韵，所押的是上平声十二文、下平声十二侵韵。一首韵律的基调，从前半部分短重的入声韵，变化到后半部分平稳的平声韵。其间，序文趣旨内容所歌，基本与《蜀道难》的构成方式相同。开头“美矣哉”的“美”，为直接、肯定的赞美之语，矣、哉是感叹助词的重叠表现，它是与李白的“噫吁＠②”、一说是楚地的方言，表示绝望之念感叹之语的措词相类似。但整首诗的内容完全相反，表现的基调也是完全不同的。

“陆有重岩峻岭，万仞chán＠③天之剑阁。水有砅雷掣电，悬流怒吼之江关”的句子，描写的都是剑阁和江关（夔门）的句子，在“昔难”一句的简洁总括之后，接着又叙述了“自昔相戒不敢至，胡为乎今人操舟抹马，夕往而朝还。大圣建皇极，王道坦坦如弦直”的原因和状况。亦即作为前提是由于太祖实行了王道政治（与史实有异），所以才有了四夷朝贡、全土平安的局面。而个别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蜀王的德治和惠政，才有了“蜀地”的寿域之功。由于有了蜀王的儒教，以及理想的德治和安定民生、开垦治水的措施，才带来了交通的自由和人口的流入，进而才有了成都的繁荣和农村的发展。再如所述，由于蜀王实现了重礼教、振学术、兴学校、教民化方针，蜀地才有了象邹鲁一样的文教遗风。

方孝孺的理想主义政治认识，在“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至险不在山奥水，只在国政辨人心”一句中也有所表现。尤其是“当时岂惟蜀道难，八荒之内皆晦阴，戎夷杂寇盗，干戈密如林”，所表现的正是李白当时“难”的状况，不仅是蜀道，在全国也都如此。相比之下，现在的全国，尤其是蜀地，由于有了开明蜀王的德治，才实现了平安和繁荣，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

方孝孺之作的最大特征，在于他对蜀地所唱的赞歌是发自于内心的。强调的是对主君蜀王的赞扬，对太祖和蜀王的赤诚使他这种政治信息表现得非常纯粹和强烈，就这点来说，诗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独特的思想。方孝孺另外还有《蜀王赐宴浣花草堂怀古》、《次陶渊明诗韵谢蜀王》等多首感谢蜀王厚遇的诗，从中亦可见方孝孺对蜀王的一片真情。

不知为什么，这首诗在开始时被看成了单纯的阿谀追随之作，直到方孝孺死后，他的至诚才得到了证明。众所周知，方孝孺继承了宋濂的学术传统，成为浙东学派的领袖。在辞去汉中府教授之后，建文元年(1399)，针对太祖武治而采取儒教理想文治的建文帝一即位，立即让翰林侍讲、侍讲学士等文臣为新政发挥作用，直到篡位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帝的原因，才最后发生了悲剧。方孝孺被燕王强迫起草继位的诏书，他大书“燕贼篡位”而予以拒绝，结果惨遭磔刑。先是他妻、子自杀，两个女儿投水于秦淮河。继之九族和朋友、门生（合称“十族”）873人被处死，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几近灭绝。在由“靖难之变”而产生“壬午殉难”的悲剧中，方孝孺成了最为悲壮的人物。（注：关于此事参照《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和《明儒学案》卷四十三·方孝孺传，及檀上宽《永乐帝走向中华“世界系统”之梦》（讲谈社选书技巧，一九九七年出版）。）在方孝孺的传记中，通过阅读这篇《蜀道易》，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方孝孺最后为殉文帝而表现出来的赤诚之情和忠君之心。（注：参见《明史》卷一百一十七。）

然而不能不承认的是，方孝孺的《蜀道易》过于理论化、抽象化、道德化，在诗歌的生命力应该是抒情性和逼真描写性这一点上，他是远远不及李白的。

五、关于郭沫若的《蜀道奇》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出生的文学家、政治家、现代人郭沫若也创作了虽模仿李白的《蜀道难》，但趣意却发生变化的《蜀道奇》（发表在1961年9月28日《人民日报》（注：此处的根据源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4》第317～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上）。这是一首10章、101行（851字）的长篇口语体新诗。诗题虽变成了《蜀道奇》，但在趣旨上，两者却有共同之处。

李白曾作《蜀道难》极言蜀道之险，视为畏途，今略拟其体而反其意作《蜀道奇》。

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

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汪向东注。

流成瀑布三千丈，地质年代远迈蚕丛与鱼凫。

日浚月削凿深崖，凿成三峡之水路。

（略四章）

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扬雄与相如。

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

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

利州江潭传是金轮感孕处，浣花溪畔尚有工部之故居。

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使人听此心颜朱。

足见江山自古不负人，人亦未肯江山负。

（略一章）

蜀中夫如何？气象同昭苏。

民食为天有基础，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

轻重工业按比例，交通网脉如蜘蛛。

开建成渝、宝成、成昆诸铁路，促使西南四塞之域成通衢。

江轮增加千万吨，懋迁有无事吐输。

莫言“黄鹤之飞不得过”，神鹰铁翼开运途。

莫言“猿猱欲度愁攀缘”，东风轮下峨眉俯。

三峡况将成水库，人定胜天目可睹。

于时万吨之轮可以直抵渝，于是发电之量可以直送拉萨和淞沪。

君不见，铁有攀枝花，煤与煤气亦何富；

砂金、铜、锌、磷矿石，遍地宝藏难计数。

又不见，民族和雍载歌舞，埙箎协奏遍乡都。

马、扬、李、苏其辈出，冰、翁、亮、照其如林中之树株？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

蜀仅一隅耳，一隅三反见全部。

祖国光芒耀千古，方今时代万倍超唐虞。

眼前险阻何足道？战略视之如纸虎！

全民壮志世无俸，行将超越必然兮进入自由之疆土。

人人齐喝《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抒，万岁万岁长欢呼！

首先，诗题的“奇”具有罕见、特殊、非常之意，多用于肯定的评价。开头的“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汪向东注。流成瀑布三千丈，地质年代远迈蚕丛及鱼凫。……”是这首诗的开始，第六章和第九章反复提到的“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一句，为这首诗的主题，它展示的是蜀之奇观壮美。作品虽然对与蜀地有关的历史人物五丁、李冰、司马相如、扬雄、诸葛孔明、李白、杜甫、苏轼等的历史功绩做了再评价，但他所歌颂的是经过长征和革命，依靠人民力量所形成的新中国的伟大疆域，对现代全川的壮观景象给予了称赞。可以说，这首诗是献给人民中国的一大赞歌。郭诗的趣旨在肯定、歌颂蜀地的人杰地灵即是肯定、歌颂新中国这点上，是极富政治意义的。附带说明的是，近代所修的川陕公路建成于1936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又在这条公路的西侧修建了宝成铁路，因而使得自太古以来人员物资的往来变得更加容易。此外，第八章所说的有关三峡大坝的预言，目前正在施工，作为世纪目标和现实的吻合，它所带给人们的回味是悠长的。

其次，写作这首诗时的郭沫若，看起来还是有所选择的。（注：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活动，参照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下第1159～11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建国后，郭沫若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外，还担任各种外交使节团的团长等，在政治、学术、文学、艺术各领域也担任了众多的要职。他所度过的每一天都是繁忙充实的。郭沫若的社会地位和活动，是与这种高扬的精神相适应的，这首诗表现了当时的郭沫若对故乡四川和祖国的毫不掩饰的感慨心情。对出生在现在乐山市沙湾地主家庭的郭沫若来说，蜀地是他反抗封建制度、经历辛亥革命、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所以，他由称赞四川的发展，进而称颂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从建国12年后当时的社会氛围和郭沫若的地位来看，郭沫若的称赞肯定是发自主观内心的。（注：附：郭沫若的这首诗，即使是现在仍保留在当地人民的意识中，如《西南旅游》总第三十九期（一九九三年五月出版）所刊登陆宣、光韶的《蜀道美》，便是这类赞扬蜀道的文章。）

然而，作为文学家、学者、政治家的郭沫若尽管影响巨大，但以今天的眼光来冷静看待他的作品的话，他对新中国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奉迎追随感仍是不可否认的。就诗歌而言，与抒情性、艺术性相比，现实性的政治味道如果较浓的话，那么就会更富于宣传性了，因此评价作品也应该放在一定的界限之内才会言之成理。

六、结束语

以上概括的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蜀道易》的系列作品，并对其诗和背景以及诗人的传记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以下几点是需要指出的。

每个作者的诗作，分别存在着不同的差异。首先，作为诸例的共同外在要素，作者基本上都是和蜀地有实际关系的人物。他们或是作为布衣漫游过蜀地，或是朝廷派往蜀地的官僚和学者，或是故乡在蜀地，总之，他们都与蜀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诗型上来说，虽有长短两类，但印象最深的是方孝孺和郭沫若的长篇作品。大概方孝孺和郭沫若两人都感觉到，不用像李白《蜀道难》那样的长篇诗体，就不可能全面地描写物产丰富并且以中原人眼光看来是充满神秘性的蜀地庞大而复杂的地理空间。

其次，从作品主题的研究上看，自然只有李白《蜀道难》的主题解释史是与此有关，关于《蜀道难》的主题即李白的表现意图，千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难成定论。尤其是“剑阁峥嵘而崔巍”句以下的政治寓意性及其事实根据，早已成为了百家争鸣的景象，至今主要说法大概有近十种。古典之说，以承认其政治寓意性为主；而近人之说，则不承认其特定的“寓意”，如送友人王炎赴蜀，歌颂蜀土故乡山川的壮丽奇险等说法就是如此。（注：参詹锳《李白〈蜀道难〉本事说》第25～36页（载《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松浦友久《李白乐府论考》第298～303页（载《李白研究》第七章，三省堂，一九七六年出版）。）

在这种主题解释史中，《蜀道易》的作品系列处于了什么样的位置呢？从以上各例可以看出，范成大和一部分宋诗始终是以纪行诗的角度而产生联想转换的，这些作品和陆畅及方孝孺、郭沫若等人的政治性极强的诗混在了一起。因此，在解释史上，政治寓意性有无的问题，能够反映出各个诗人对李白《蜀道难》主题的解释倾向。

蜀道难原文范文第2篇

秦蜀古道并不是简单的一条道路，而是由七条主要通道组成的道路网，其中75%的遗存分布在陕西境内。

汉中就位于这个大阻大通的远古交通网络的中心。

由长安入蜀，汉中是必经之地。而且行至汉中，路刚好走了一半儿。货物由此中转集散，旅客在此养精蓄锐，准备下一段旅程。大唐天宝初年，李白在长安写下了他的代表作《蜀道难》，全诗294个字，描绘了入蜀道路之艰险，一唱三叹，令人荡气回肠。

陕西理工大学教授梁中效认为，申遗是对秦蜀古道最好的保护，并且只有沿途三省陕川甘联合申遗才能确保蜀道文化的完整性，最大限度地保存这条道路最本质的历史内涵。

近年来对古道的研究，让梁中效从一个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去审视自己的城市。他认为，汉中之所以成为一个战略要地，是因为正好处于中国西部的轴心区。这里是中原文明与古蜀国文明的连接点；是旱作农业与稻作农业的结合部；是帝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间的枢纽；汉中还串联了西北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是两条国际大通道的连接点。

隐秘的西部轴心

蜀道及其中心城市――汉中之兴衰皆因其隐秘性。这种隐秘性包含着双重意味，一是从秦岭巴山迂回而来的地理位置之隐秘性，一是从深藏于历史古籍的远古文明中走来的隐秘性。

秦岭是中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秦岭之南还有巴山。秦巴山区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理屏障――将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陕西关中与天府之国四川阻隔，将汉唐帝国的政治中心与大后方分离。其南北宽度有两三百公里，当年若穿越全程，要七到十天时间。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也不由得长叹一声：“秦岭，天下之大阻也。”

为了突破这个“天下大阻”，我们的祖先循谷而行，践草为径，挖山通隧，依崖筑栈，修通了险峻奇绝的秦蜀古道。

古道具体开通时间已经不可考。据说，在两千年前，那个没有现代爆破技术、甚至连铁器都极为昂贵的时代，先民们便打通了第一个人工隧道，创造了人类交通史上的奇迹。今天穿行在秦岭的崇山峻岭中，仍能看到那些深邃的栈道壁孔。

栈道其实并非只是一条铺上木板的路，上面还有阁楼，有防护栏杆，有驿站邮传。据史书记载，从长安的京兆驿到汉中府共十八驿，即十八天的路程。

秦岭的阻隔也凸现出蜀道的意义，跨越千年回眸，梁中效对这条古道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从秦蜀古道的历史视角来看汉中，这是一个被遮蔽的西部轴心。

穿越秦岭的七条古道中，南北以汉中为中心分为两段。北面四条：故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南面三条：金牛道（剑阁道）、米仓道和洋巴道（荔枝道）。七条主路之间又分为若干支线。那些不见于典籍的小路，如同毛细血管一样在秦巴山区穿行，沿着不知名的小溪流，通向一个个山村。

故道和褒斜道是过秦岭的主干线，两条道路并行不废。故道遥远但开阔，褒斜道陡峻却近捷。平时取道，以褒斜道为主，是历代的官方驿道。史书上可以查到大量关于褒斜道的修路记载。而遇到战争，故道立刻繁忙了起来。因为行军打仗必须要考虑道路的险易、军粮运输以及军营的住宿等问题。故道有嘉陵水运的便利，沿线州县众多，也是重要的产粮区。所以故道长期是一条西部的战争通道。

傥骆道是荒废最早也保存最好的一条。沿路陡峭，要翻越七道山梁。西汉高祖年间，先人们在先秦旧道基础上，开凿了傥骆古道，连接洋县境内的傥水河口与周至县境内的骆峪。《通典》云：“汉中至长安取骆谷路凡六百五十二里。”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傥骆道长约240公里。这一路极其艰险，夏天烟岚雾罩，霖雨连绵，冬天寒风砭骨，冰凌垂路。更有一段被称作“黄泉”，瘴气弥漫，毒草丛生。

“秦蜀古道”的称呼在秦惠文王时期已形成。《史记》上说，汉朝的时候，都城长安到成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交通体系，所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

大阻大通：蜀道带来的繁荣

古道的连通使得汉中成为繁盛开明之地。蜀汉的锦缎、茶叶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和长安，汉中因此成为多种文化的交融区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古迹、诗词碑刻。

战国时期，汉中地区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富庶之地，成为与关中平原、成都平原齐名的重要粮食产区。说客苏秦至秦国鼓吹连横时，曾对秦惠文王说秦“西有巴、蜀、汉中之利”。正因为汉中、巴蜀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战略地位，“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当秦国夺取了汉中和巴蜀后，才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由于地处蜀道咽喉，是沟通南北的要冲，在政治家眼中，汉中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刘邦有先入咸阳之功，可是最后被项羽封到汉中和巴蜀。萧何对刘邦说汉中“语曰天汉，其称甚美”。而后刘邦以汉中为基地，重整旗鼓，反击三秦，最终开创了强大的王朝。刘邦以国号为汉，便是为了纪念在汉中崛起的经历。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典故，也出自汉中。公元前206年，刘邦被项羽从长安撵到南郑（今汉中）当汉王，走的就是褒斜道。为了预防项羽变卦追杀过来，也为了表示自己不会后悔而反扑回去找项羽的晦气，刘邦过了褒斜栈道，就把它烧毁了。过了些年，刘邦命人装着修复褒斜栈道，项羽一笑置之，心想要修复这235公里的栈道，得要猴年马月啊！没当回事。没料到刘邦麾下的大将军韩信带兵潜行陈仓古道，突然出现在今宝鸡附近的陈仓。楚军招架不及，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后，楚霸王项羽在乌江畔叹道：“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三国时期，汉中被认为是蜀之肱骨，魏蜀在此进行了反复的拉锯战。曹操、诸葛亮、司马懿、姜维前仆后继，轮番登场。据说曹操率大军攻打汉中的张鲁，在勉县的阳平关受阻，本来打算退军。当时阳平关附近树木繁密，林中大量的麋鹿突然受惊，冲进了张鲁的大军中，导致张鲁军中大乱，曹操趁机偷袭，一举夺取阳平关，张鲁不得不投降。

诸葛亮在汉中推广屯田，保证了“六出祁山”的粮草供应。直到蜀汉政权终了时，包括汉中在内的蜀汉地区仍是一片“百姓布野、余粮栖亩”的繁荣景象。

唐宋时期，大量诗人通过蜀道往来于关中与巴蜀，汉中是他们必然经过的地方。宋朝诗人黄裳《汉中行》记叙了当时的田园风光：“汉中沃野如关中，四五百里烟蒙蒙。黄云连天夏麦熟，水稻漠漠吹秋风。”

至于生态，唐朝诗人王维在《送杨长史入川》中写过走褒斜道的感受：“鸟道一千里，猿声十二时。”

山川古道上的很多地方都是年的战场。而后历代四川割据或关中有急，汉中都处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即使偏安江南的南宋也意识到汉中之地“后可据而安，前可恃而进”，不仅是大后方的屏障，也是进军中原的前沿基地。当时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上疏说：“（汉中）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

清初嘉庆年间，汉水上游仍然是山大林深，远古森林景观没有遭到人类破坏。当时本地官员奏报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东经宝鸡等县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统称之南山老林；由陕西宁羌、褒城……至湖北之竹山县，统称之巴山老林。”

清初顾祖禹的军事地理专著《读史方舆纪要》甚至将汉中视为“立国”的核心区域，他总结道：“（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夫关中，关川陕之安危，立国于南北者必所争也。”

诗歌满路：人文情怀传承千年

这条远古走来的秦蜀古道，也是一条重要的文化线路。唐时秦岭、巴山古道中的每一个驿站、寺庙、旅舍、酒馆的墙壁，都是诗人发表新诗的阵地。古道驿站墙壁上常常有第一流的诗人的题咏，为现代的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鲜活的资料。

元稹路经秦岭中的骆谷驿时，看到墙壁上题满了白居易、崔诏、李逢吉、王质夫的诗，如同他乡遇故知，消解了诗人漫漫旅途中的劳累和寂寞。也题了一首《骆谷驿》于这面诗墙上，诗曰：“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

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春，诗人沈缙谔ど狭鞣疟嶷刂路。从长安出发，翻越秦岭，夜宿褒斜道上的七盘岭驿站。在这座高山驿站中他写下《夜宿七盘岭》，“山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就是那个不眠之夜，沈缙谒看到的秦岭夜景。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杜甫一家在战乱中又遭遇天灾，弃官加入逃荒的流民行列，踏上漫漫蜀道。在略阳飞仙岭细如鸟毫的马鸣阁栈道上，经受了最寒冷的冬天。他在荒野中无助地悲吟道：“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澹泊，长风中怒号。”直到过宁强五盘岭，看到秀美的山川、淳朴的山民，逃难旅途中的痛苦才稍稍消解：“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边塞诗人岑参被任命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刺史，经傥骆道前往蜀中上任。寒冬十一月，岑参踏上险恶的傥骆道，在《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一诗中真实地描写了傥骆道的险恶及秦岭深处独特的风光。傥骆道中林木苍莽，山崖壁立千仞，道路迂回曲折，再加上冬日的坚冰，使得车轮打滑行进艰难，密集的竹林常常挂住行军的旗帜。进入山林中天昏地暗分不清早晚，行走在山崖悬空的栈道上令人心惊胆战。仰望攒集的山峰直插云霄，直到正午时分山谷中才能见到一缕阳光。“夜宿月近人，朝行云满车”。为了赶路，他们晓行夜宿，十分辛苦。历经坎坷、看惯官场险恶的岑参在险恶的傥骆道中感慨道：“浮名何足道，海上堪乘桴。”渐渐萌生归隐山林之意。

岑参所描写的这段古道，至今尚未被现代公路所覆盖，还略有古貌。山高、水险，林深、草密，时而有毒虫野蛇出没。只有护林人员、采药人或探险的“驴友”偶尔经过。

北宋时期，汉中是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兴元、洋州是重要的边贸物资茶叶的主要产地和集散地。南宋时期则是抗金与抗元战争的前线。宋代许多文人骚客或游历、或路经、或驻足汉中这方山水，记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

乾道八年春，陆游为实现“上马击狂胡”愿望，从军来到宋军与金人的秦岭前线司令部梁州，担任四川制置使王炎的幕僚。在汉中8个多月军事考察，陆游的足迹走遍秦岭巴山中的条条栈道。他翻越大散关深入渭河北岸，这是十分险恶、艰苦的军事行动。一次，诗人率一小部分侦察部队过已结冰的渭水侦察，为了隐蔽，不能埋锅做饭，有时一连多日吃不上一口热饭，偶尔有顿热饭吃，吃的也是夹有硌牙的沙子的山荞畲粟和发霉如土色的黑黍黄`。“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山荞畲粟杂沙碜，黑黍黄`如土色。”在多次深入敌后的侦查行动中，陆游多次经过褒斜道，“屡经汉帝烧余栈，曾宿唐家雪外城”。他看到当年张良建议刘邦烧毁的栈道，想到刘邦君臣在汉中建立的宏伟基业，“岂知高帝业，煌煌汉中起”。陆游多次走入秦岭深处的骆谷道，经历了驻守骆谷道中最艰难的生活，“云深骆谷传烽处”、“骆谷雪深风裂面”。

明清时期，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远离都城的汉中逐渐被边缘化。战乱、灾荒、瘟疫，使曾经富庶的巴蜀、汉中破败、荒芜、萧条。山水依旧是那些山水，古道依旧是那些古道，穿越在山水间、行进于古道上的人们，已没有了盛唐、雅宋时期诗人们的感觉了。

清代诗人张问陶一生数度穿越秦蜀栈道。他生活的时代，是大清王朝由康乾盛世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早期写陈仓道、连云道、褒斜道、金牛道险峻、旖旎、瑰丽的山水景色和汉中盆地田园风光、人文风物，鲜活灵动、清新可人。

战乱中再过秦蜀古道，张问陶目睹了兵燹战火给秦蜀古道上的黎民百姓带来的灾难与痛苦。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秋九月，他由陆路经陈仓道、连云道、褒斜道、金牛道返蜀。这次行旅极其艰难，诗人在《丁巳九月褒斜道中即事》中感慨道：“旧说还乡好，今伤行路难。”嘉庆三年正月十七日，诗人离开成都从栈道返京师，一路翻山越岭、行色匆匆，于二月九日宿宝鸡县驿站。诗人在驿站壁上题诗十八首，记录了从成都到宝鸡二十多天行程中的见闻与感受。《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问世之后，迅速传抄天下。

栈道之乡的复兴梦

汉中有充足的理由打造栈道之乡。其境内古道纵横，是蜀道线路最密集的地方。

褒斜道南口位于汉中以北的褒谷，北口在眉县的斜谷，全长470公里。栈道南端是小石门，北端是大石门，两个石门通长16.3米、宽4.2米，南口高3.45米、北口高3.75米。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栈道。隧道内壁和石门南褒河两岸崖上，留下汉魏以来历代著名官员和文人雅士的提名和留诗，通称“石门石刻”。1971年，石门所在地因修水库，有17万方主要石刻移入汉物馆保存。

2023年4月23日，“中国汉中石门栈道文化旅游月”在汉中石门栈道景区隆重启幕，数千年的古栈道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线。民间官方都开始挖掘古道鲜活的现实意义，当地政府想让外界通过古老的蜀道重新看见汉中――这个隐秘在秦岭深处的西部轴心。

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支持陕西理工大学与陕西汉中石门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共建“秦蜀古道文化博物馆”，组建“汉中市秦蜀古道文化研究会”等项目复兴蜀道文化，试图将从事古道文化研究的人才组织起来，形成基础研究、对策研究、形象设计和产业开发、艺术创作、营销推广为一体的文化产业链，把汉中打造成为全国秦蜀古道文化的研发中心。

秦岭的险峻曾经是蜀道开凿的最大障碍，《史记》称“秦岭天下之大阻”。然而秦岭也成就了蜀道的声名，并且正是秦岭的高山险阻之故，使蜀道线路中的多数在现代社会得以保留。

2007年9月，西汉高速公路全线贯通。2023年12月，十天高速公路全线贯通。2023年9月，宝汉高速汉中至陕川界段全线贯通。2023年9月底，我国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铁――西安至成都客运专线也即将贯通。意味深长的是，这些穿越秦岭的现代交通全都沿循着古道的走向。

2023年，陕西省文物局组织开展了秦蜀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支持立项秦蜀古道调查研究课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赵静和她的同事经过五年的野外考察，摸清了陕西秦蜀古道的底子。

秦蜀古道遗产不同于其他古道路及文化线性路线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栈道在秦蜀古道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是秦蜀古道中的精彩华章。栈道的精神象征着延伸、沟通和发展，包含着了解外面、走出去的内涵。

根据《战国策》中“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的记载来看，栈道建造时间之早与规模之大已创世界之先，整条道路建设时间早于丝绸之路、秦直道的开通时间。

“仅此一点，秦蜀古道的历史价值已位居中国乃至世界交通线路遗产的前列。”赵静说，“秦蜀古道文化遗产是自然环境的物质文化遗产和人文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综合概念。”

据赵静介绍，就文物本体而言，陕西秦蜀古道的文物本体数量庞大，目前已经发现313处道路遗迹。这些文物全部是田野调查中实地调查的成果，其特点是文物覆盖范围广，数量大，具备一定的文物规模。在七条线路中，均有栈道遗迹的发现，栈孔的尺寸在几厘米至几十厘米不等，形制分为圆孔与方孔，有些栈孔遗迹与历史记载能够相对应，有些则不见史料记载。

广义的古道文化遗产除了道路本体的遗迹、道路上的关隘、桥隧、古渡口外，还有沿线的古村落、寨堡、古建筑、古树名木等，其容量涵盖了沿线人文景观建设、自然景观的山水格局及民俗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道路总是有所指。蜀道从远古走来，从历史走来，从诗书满路走来。作为古代道路史上的奇迹，穿越历史，从西部的轴心――汉中出发，她将通往何处？

古道申遗：从远古走向未来

位于汉中的陕西理工大学，近年来在蜀道文化的研究和保护方面颇有建树。该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梁中效教授提出蜀道研究亟待突破的八个方向。他认为，对蜀道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就是申遗，而作为一条线性道路，只有联合申遗才能最大地保护其历史价值。

“四川蜀道申遗驶入快车道，陕西落伍了！”作为长期研究秦岭与蜀道文化的学者，梁中效认为，如果把千里栈道割裂开来申报“双遗”，不符合世界遗产保护的系统性、完整性原则，既割裂了历史联系，又违背了文化遗产相关联原则。

和大运河申遗，丝路申遗一样，蜀道申遗也非一省之力所能完成。早在2009年，郑孝燮、葛剑雄、_哲文、阮仪三等9位著名专家联名向蜀道沿线的成都、西安、广元、汉中、宝鸡、绵阳等11座城市市长发出了《关于中国蜀道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及联合申遗的公开信》。同年11月，在广元召开的“2009中国蜀道?广元国际论坛”上正式发起了中国蜀道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倡议。

2023年，由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负责召集筹备的“蜀道调查专家研讨会”在西安召开。2023年9月4日，秦蜀古道（蜀道）申遗联席工作会议在汉中召开，陕川两省的文物部门、文物保护机构负责人就如何推动秦蜀古道联合“申遗”工作达成了诸多共识，并决定围绕秦蜀古道的申遗建立联合机制，定期召开申遗工作会议。

2023年5月，四川省将蜀道申遗的预备清单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备案，蜀道由此进入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预备名单。此后两年，四川省政府在广元着力打造蜀道文化博物馆，举办蜀道高峰论坛，通过网络直播、画家泼墨、马拉松赛等活动助力蜀道申遗……四川方面的一系列加速行动，让蜀道起点所在的陕西省倍感压力。

“如果四川能成功，对我省关中、陕南旅游文化遗产以及秦蜀古道遗迹本身都是一种打击，这意味着品牌拱手让人和资源的彻底湮没。”梁中效表示。

赵静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她说，如果2023年蜀道申遗变为现实，会让拥有众多遗迹的秦蜀古道上段处于附属地位。

这两年，梁中效为促进陕、川、甘、渝四省市联合申报秦蜀古道（蜀道）为世界双遗产没少奔走呼号。他认为，秦蜀古道申遗应纳入国家战略，作为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进行文化对话的战略举措；还应通过国家文物局，制定秦蜀古道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申遗计划。

“陕西省应主动与川、渝、甘三省市沟通，组成秦蜀古道联合申遗指导委员会与专家委员会。此外，还应面向世界，在西安主办丝绸之路与秦蜀古道文化论坛，充分发挥西安在丝绸与古道上的起点地位，大力宣传秦蜀古道文化，促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梁中效说。

梁中效还建议，汉中应打造部级“秦蜀古道博物馆”，将汉中真正建设成“中国栈道之乡”。

“加快申请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秦蜀古道保护的最佳路径。”梁中效认为：“申遗本质上就是价值认定，从地区遗产、国家遗产到世界遗产价值。这种价值的认定，对各相关地区都有意义，并能带来切身的利好。”

梁中效和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蜀道文化研究所所长朱福全、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唐平教授、陇南市政协研究室主任高天佑一致呼吁：古道申遗，不应单打独斗，要走大运河、丝路沿线抱团的新路。在联合申遗上，他们给出了思路：其一，陕西人惯称“秦蜀古道”，甘肃人惯称“陇蜀古道”，三地可以加强协商，采用统一名称申遗；其二，川陕甘三省应建立申遗工作机构，制定申遗实施方案；其三，川陕甘三省应制定《世界遗产管理条例》，为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管理和科学利用提供法律依据。

梁中效认为，作为一条线性的道路，秦蜀古道的起点在长安，终点在成都，只有联合申遗才能确保文化的完整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这条道路最本质的历史内涵。

蜀道是古代中华文明上升期的轴心和“西部时代”的标志，是周秦汉唐文明的核心地带和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的纽带，是汉唐雄风的脊梁和走向世界的基地；蜀道是古代中华文明下降期西部地区的轴心和繁荣地带，是西部的经济文化大动脉；蜀道也是当今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带，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南水北调中线汉水上游水源地保护区的枢纽地带，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重要地带。

蜀道难原文范文第3篇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外语学院，河南 新郑 451150）

【摘要】中国古诗英译是当今翻译界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在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由于翻译家们不懈的努力，对于中国古诗的英译已经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译本。然而由于语言本身的特点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于古诗的翻译总是不能完全的传达原诗的音、形、意美。比较鉴赏杨宪益和孙大雨两位翻译家对李白诗歌“蜀道难”的翻译，我们发现两种译文各有千秋，但就诗歌的“三美再现”而言，杨译本在充分诠释原诗意义的基础上更好地向读者传递了诗歌的意境之美；尽管如此，缺憾仍是有的，这要归咎于古诗英译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关键词 古诗英译；蜀道难；译诗三美论；局限性

作者简介：李园园，女，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讲师，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外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0引言

翻译不易，译诗尤难，翻译中国古诗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汉语言本身具有许多和别的民族语言不同的特点，特别是汉语和西方拉丁语系的差异，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异，以及诗歌语言本身的独特性，都给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是译诗虽难，由于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且诗歌本身所承载的中国古典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古诗的翻译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整个翻译界的关注，尤其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更为频繁的今天，中西翻译家们都在为更好地表现和传递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做着不懈的努力，也由此诞生了更多的古诗译本。

杨宪益先生多年从事中国古诗的翻译，尤其是唐宋诗词的翻译，成就显著，他的许多古诗译文都被收录在《朝花夕拾之中国古代诗歌卷》，其中李白的“蜀道难”这一“惊风雨、泣鬼神”之作的英译也在其列；孙大雨先生，中国古诗词翻译家，他的《古诗文英译集》里包含了他对传播中国古典文化所付出的心血，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也包括李白的“蜀道难”；本文试图以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教授的古诗英译“三美”论和翁显良教授的译诗理论为指导，比较鉴赏杨、孙二位的“蜀道难”英译，并结合汉英语言的特点来看古诗英译的阻隔点和局限性。

1李白的诗风以及“蜀道难”一诗的语言和风格特点

李白，中国盛唐时期诗坛上的泰斗级星座，被世人尊誉为“诗仙”、“酒仙、“谪仙”。他的诗歌明快豪放，雄奇飘逸，不拘泥于形式，多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为主；高度个性化的语言，往往自始至终都带着强烈的情感，体现着诗人豪放不羁的性格特点，其抒情主人翁的态度十分鲜明，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

例如他的“蜀道难”，从开头的一连串惊叹，到中间描写蜀道的险峻，再到结尾再次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语言绮丽，气势磅礴，抒发了作者面临蜀道的惊异、惊悸、惊叹之情，读来给人以震撼心灵的美的感受。这首诗从形式上看不拘一格，韵律多变，句法自由；句式长短不一，参差错落，融散文句式和韵文句式于一体；句式自由但又不损诗意，反而给人一种跌宕起伏的自然情趣美。意境上，这首诗立意新奇，感情浓烈，采用一咏三叹的写法，直接抒情，借反复咏叹蜀道之难抒发诗人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愤；那阔达的意境、逼人的气势使人怵目惊心，叹为观止。因而翻译这首诗时，必须深刻理解诗人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和豪放飘逸的艺术风格，用心感受并争取传达诗的声韵美和意境美。

2比较鉴赏杨、孙英译“蜀道难”

根据许先生的翻译“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三美”是译诗的最高标准。“三美”论认为保持原诗的意美最重要、最根本，音美次之，形美又次之，三者得兼最善。而“蜀道难”这首诗，由于其本身在韵律上不像以往诗歌通篇押韵，句式上又不限于纯粹的五言或七言，所以翻译时正如许先生的“三美”论所言，如果能够生动真实地传达原诗的意境之美，则可称得上佳译了。

以下我们从标题到诗文来鉴赏两位先生的“蜀道难”英译，文中“译文一”代表杨译本，“译文二”代表孙译本：

蜀道难——李白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译文一：

The Sichuan Road

WHAT heights!

It is easier to climb to Heaven

Than take the Sichuan Road.

Long ago Can Cong and Yu Fu founded the kingdom of Shu;

Forty-eight thousand years went by,

Yet no road linked it with the land of Qin.①

译文二：

Difficult Is the Way to Shu — A Pindaric Ode

—The Poem in Triple-syllabic Measures —

Yi-Xu-Xi!

How dangerously high and steep, the way to Shu

Is more difficult than ascending the blue sky!

Can-cong and Yu-fu, it is mysteriously unknown how

They began to found their remotely ancient state.

Since then for forty-eight millennia

It had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Qin terrain.②

一首诗的标题往往短小精练，直奔主题，“蜀道难”三个字正是整首诗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一千古传颂的警句是贯穿全诗的基调，诗人一咏三叹，通篇都在描写蜀道之难，因而这首诗的标题关键就在突出一个“难”字。译文一中，只译了“蜀道”二字，可谓短小精练，但不足以表达原诗中所强调的“难”；而译文二所译标题采用倒装句式，突出强调了蜀道之“难”，而且后又解释了这首诗的诗体，虽然句式较长，略显拖沓，但却完整地表达出了全诗的主题。因而，就标题的翻译而言，以笔者拙见，后者更贴切，更能传达原诗的意境。

从诗歌内容的翻译来看，两种译文都是采用自由体译诗，很好地诠释了原文的意义，也符合原诗句式多变，不拘一格的特点。然而在语气和情感的传达方面，由于英语本身的语言特点，只能靠重读音节来体现节奏，而无平仄音调之分，故两种英译文都很难在语气上达到和原作一样的效果。由于李白天生性格豪放，长于直抒胸臆，直接自然地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情感，他的“蜀道难”在一开始便接连三句惊叹，势如火山爆发，烈焰冲天，充满了炽烈的情怀。译文一采用了更适合于英文表达习惯的处理方法，直接用一句英语感叹句“What heights!”惊叹蜀山之高危；而且变换句式，通过反面比较说登天都比走蜀道容易，比原诗更增添了几分诙谐。相比之下，译文二将诗人直接发出的惊异之叹音译为“Yi-Xu-Xi!”，不能充分向读者传达原文的语用意义；另外中国人讲“比登天还难”,“登天”用climb比ascend更生动一些，而且Heaven也比the blue sky更符合以基督教为信仰的西方国度人民的思维习惯。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鹄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涂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译文一：

Westward from Taibai Mountain a bird track

Wandered to the summit of Mount Emei;

But not until brave men had perished in the great land-slide

Were bridges hooked together in the air

And a path hacked through the rocks.

Above, high peaks turn back the sun’s chariot drawn by six dragons;

Below, the charging waves are caught in whirlpools;

Not even yellow cranes dare fly this way,

Monkeys cannot leap those gorges.

At Green Mud Ridge the path winds back and forth,

With nine twists for every hundred steps.

Touching the stars, the traveler looks up and gasps,

Then sinks down, clutching his heart, to groan aloud.

Friend, when will you return from this westward journey?

This is a fearful way. You can not cross these cliffs.

The only living things are birds crying in ancient trees,

Male wooing female up and down the woods,

And the cuckoo, weary of empty hills,

Singing to the moon.

It is easier to climb to heaven

Than take the Sichuan Road.

The mere telling of its perils blanches youthful cheeks.③

该译文关于蜀道之“险”的描述，用翁显良教授的话说，基本上可谓“情信、词达”。作者这段描述性的文字给我们展现了一副副波澜壮阔的宏浑画图，那鸟道横绝的太白、峨嵋；那地崩山摧的悲壮场景；那天梯、石栈的陡峭途径；那耸入云天、令六龙回日的巍峨高标；那千岩万转，令冲波逆折的汹涌回川，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译者并没有过分拘泥于原文句式，而是抓住了描写性文字本身可以传神的特点，选用一些十分形象生动的英语小动词，例如“hook, hack, turn back, catch”等等，并采用更贴近生活、易于理解的简单句式进行翻译。这样，言辞上虽然不像原诗语言那样句式工整，韵律和谐，语气上较之于原文略显弱化，但如此处理更符合英文本身的表达习惯，而诗中意境也能够生动地体现出来。特别是上文中黑体部分，也是李诗关于蜀道之险描述的精华部分，译文充分显示了译者深厚的英文功底，并透漏了译者对原诗的充分理解和把握。笔者认为该译文中唯一美中不足之处在于“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一句的处理，即译文中的斜体部分。诗人此句采用的是夸张手法，以状山之高峻；以“坐长叹”的悲凉情调来渲染“畏涂巉岩不可攀”的恐怖气氛；而译文中以一个现在分词短语作状语，“Touching the stars, the traveler…”，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行人手摸星辰的误解。这一点上译文二表达地更准确一些：

译文二：

In the west, it connecteth Noble White Alp with a bird’s

Flight route, and joineth with the topmost peak of E-mei.

The earth yawned, the mountain crumbled, the five giants died;

And then heavenward steps and rock-hewn flights of stairs are thus conjoined.

Up above there is the highest clift for Xihe

To drive and turn his six dragons of the sun-chariot round,

And down below there are the clashing currents of the whirling stream.

Yellow storks could not fly over that and gibbons and hapales

Would be troubled by trying to climb up over it.

The Blue Sod Alps twist and turn in winding about;

They twine round nine times to form peaks and pinnacles while whirling forth.

They pierce into the sky; on them you could touch the brilliant stars

While holding your breath and pressing a palm against your breast for heaving sighs.

Let me ask you when you would turn back from journeying west-wards;

The fearful way and the sheer precipitous clifts are impassable

and insurmountable.

You would only see sad birds crying on old trees;

The males followed by their females round the forests.

You would hear the cuckoos wailing at the moon, gasping out their griefs on bare mountain crests;

The way to Shu is more difficult than ascending the azure sky;

The sad cries of the cuckoos would make their hearers hasten to become old.④

对这部分的翻译，译文二更像是散文体译诗。诗歌区别于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字的精炼，不管是韵体诗还是自由体诗，都是用最少的文字传达最丰富的意境。该译文在风格上不像前者那样明快、简练，少了些许诗歌的意味；而在句式上也不若译文一那般自由灵活、挥写自如，“地崩山摧壮士死”被译成了三个并列的主谓短语，按照原文的结构进行罗列，要讲明这其中的典故，还须加以注释。比较两位先生对这部分的译文，笔者认为，译文一更符合英文自由诗体的表达习惯，但若以散文体译诗，第二种译文则属佳译，因为他的内容更详尽，表达也更具体。

诗的最后几句话描述的是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诗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猛虎”、“长蛇”，是“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真是让人怵目惊心，不寒而栗。最后诗人笔锋一转，规劝行人“不如早还家”，再一次慨叹蜀道之难，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悲愤情怀。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译文一：

Sword Pass is steep and narrow,

One man could hold this pass against ten thousand;

And sometimes its defenders

Are not mortal men but wolves and jackals.

By day we dread the savage tiger, by night the serpent,

Sharp-fanged sucker of blood

Who chops men down like stalks of hemp.

The City of Brocade may be a pleasant place,

But it is best to seek your home.

For it is easier to climb to heaven

Than take the Sichuan Road.

I gaze into the west, and sigh.⑤

译文二：

The Sword Steeple towereth high up over dizzy flights of steps;

Let one valiant man block the pass, and ten thousand others can-not go through.

It the keeper is not an imperil kin, he might turn out to be a wolf

or a hyena.

At morn, beware of tigers fierce; at dusk, look out for gigantic ser-pents!

They would grind their teeth and swallow blood, and butcher peo-ple like mowing down hemp.

Although the city of officials robed in gold-threaded brocade is a

city pleasurable,

It is better to forgo it for your own homes.

The way to Shu is more difficult than ascending the blue;

One turning to look west ward could but heave long sighs.⑥

形式上，原作诗歌不拘一格，不受格律和字数的限制，因而对其译文没有太多形式上的要求；译文一仍旧以其简单明快的译笔完成了从汉语古诗到英文自由体诗的转变，李白的反复咏叹在此译文中也以三个相同的句子体现了出来；译文二也完整地传达了原诗的意义，但句式相对冗长，各别字句的处理不像第一种译文那样形象生动，例如对于“猛虎”、“长蛇”之“磨牙吮血”的翻译，译文二取其字面意思译为“grind their teeth and swallow blood”不如前者所译“Sharp-fanged sucker of blood”后加一个定语从句来得自然明了。另外，由于汉语为意合语言，句子的意义常常不受严格的句子形式的束缚，因而主语常常省略；而英语本是形合语言，除了祈使句外一个句子中万不能没有主语；这样，在翻译主语很少出现的中国古诗时，一定要追本溯源地译出句子的主语。原诗最后一句话“侧身西望长咨嗟”是说作者自己向西方望去不禁长叹息，抒发的是作者自己的悲愤情怀，而译文二主语是泛指任何一个人的“one”，与原诗意义不相符合。

中国古诗英译的大手笔翁显良先生认为，汉诗英译要保持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色。

“这本色，一不在于词藻，二不在于典故，三不在于形式。而是在于意象以及加强其艺术效果的节奏。只要能再现原作的意象，不一定模仿其章法句法字法。”⑦

两种译文对“蜀道难”的翻译都没有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意象的再现也都比较具体完整，句法上译文一更灵活一些；但是就保持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色而言，原诗意境之美的传达在两种译文中都有所缺失，这是由中国古代诗歌语言和英文诗歌语言本身的巨大差异造成的。中国古诗注重音美、意美、形美与韵脚，这点很难在以格律诗为主、没有平仄声调的英文中找到共鸣；而其特有的文化意象和文化背景要译成其他语言显然也是非常艰难的，因而有“古诗的不可译性”之说。事实上，所谓的“不可译”也不过是翻译过程中很难完全保留原诗的风格和韵味。由此可见古诗英译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3古诗英译的局限性

理论上，译诗要实现“三美”才为善，但实际操作中，这“三美”的实现都存在一定的限度。

首先是音美翻译的局限。由于语言的特点不同，英汉诗歌形成音美的表现形式也大不一样。汉语一字一音，且永远以元音收尾，再加上平、仄、去、入四种声调，便可奏出变化无端的乐章；而英语由多音节词组合而成，词有音调起伏，音有长短之论，所以英诗的音韵美主要由轻重音交替产生的节奏和宽松的押运方式形成。诗歌音韵美的不同表现形式决定了古诗英译中能传达的音美只能是在译文中重新调整出基本合乎译文的韵律，正如杨先生所译“蜀道难”，只能采用合乎英文诗歌的节奏和韵律，这样，原诗中的抑扬顿挫、跌宕起伏的声韵美便不复存在了。

其次是形美翻译的局限。古典汉诗的形美主要是诗体的建行形式美。“蜀道难”一诗虽然不像其他五言或七言律诗或绝句那样整齐划一，但在结构上，四言、五言、七言安排得错落有致，且多为对称句式，读起来朗朗上口，丝毫没有损掉诗的意味；而英诗的音步以发音为依据，且英语单词长短不一，这就造成建行形式长短不均的现象，如此一来，古诗译成英文时势必打破原诗的结构形式，虽说译诗最重要的是意境的传达和风格的再现，但由于诗歌本身的美是由音、形、意三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才能表现出来的，若不计较音美和意美，只怕意境的美也很难再现出来。

最后，意美传译时的局限是最突出的。译诗要传神传情，而每个诗人的风格又是不一样的。李白的诗风热情奔放，雄奇飘逸，他的诗风是浑然天成的，是后人无法模仿的，更何况要用另一种语言再现李诗的风格，那更是难上加难。另外，每种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都有其独特性，诗歌中经常引用一些典故，而且同一个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也可能表达不同的意思和情感，这些都给诗歌的意境翻译带来了重重困难。

杨先生和孙先生都有着很深的英文造诣，且有多年的译诗经验，在中国翻译界久享盛名，然而其译诗之作也难免不能完全令读者感受到如原诗般的意境，译诗之难可见一斑。也许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译诗之难，难于上青天！

参考文献

［1］Yang Xianyi，Gladys，Yang.Poetry and Prose of the Tang and Song[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5．

［2］孙大雨．古诗文英译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翁显良．本色与变相——汉诗英译琐议之三[M]//诗词翻译的艺术．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285-286.

［4］许渊冲.汉英对照唐诗一百五十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中国文学出版社,编.朝花夕拾：中国文学古代诗歌卷[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注释：

①③⑤Poetry and Prose of the Tang and Song[M].杨宪益，Gladys，译.

②④⑥古诗文英译集[M].孙大雨,译.

蜀道难原文范文第4篇

从文化（精神）层面讲：1、史前的神话、传说，表达了人类沟通的渴望。“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从诗句中我们可以得到了两个信息，古蜀国开国很早，五丁开关，不惜牺牲生命然后栈道始成。“蚕丛”和“鱼凫”是传说时代的古蜀国的国名，那时生活着一伙早期人类和秦川大地上的人互不往来，直到东周时期，秦惠王想灭了巴蜀，却不知道怎样才能从关中进入巴蜀，于是有了一条看来很有意思的计策，叫人做了五头石牛，将金粉涂抹在牛屁股上，宣称这牛能拉出金子来，蜀王听说秦惠王要把这样的金牛送给他，高兴的不得了，于是就命五位壮士修筑了这名传千古的蜀道。秦惠王沿着蜀道进入巴蜀，从此古蜀国就并如了秦的版图。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传说呀。它体现了为满足沟通这一愿望而产生的梦想。2、文献、考古资料显示，栈道的开辟和发生的故事是先民们不畏艰难的创举，体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和杰出的智慧。早在2、3百万年前，古老的巴蜀汉中大地同黄河流域一样有了人类活动的遗迹，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出土，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远古时期，古蜀国就拥有了相当发达的文明，并且不是孤立的，显然他们早就跟外界的文明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现存资料看，早在传说时代的周武王伐纣时，就有来自南方的庸、蜀、彭、濮等古国和古民族参战，而至少到战国时已“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了。这说明，秦岭这个险阻，不论是在传说时代还是在文献时代，已在先民们的坚韧和铁器之下无坚不摧地被驯服了。那些至今仍残留在悬崖绝壁间的孔洞、栈道、石栈，石砭路、栈桥等遗存是很好的明证。在至今尚存的七条有迹可寻的栈道中褒斜栈道闻名遐迩。成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大多数人而言并不陌生，成语里的“栈道”是指褒斜栈道。此道兴建始于殷周，是古时关中通往汉中、四川最著名的交通要道，也是中国最早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的道路。褒斜古道北起秦岭北坡的斜水（今眉县石头河），沿河谷和山势穿越整个秦岭后从汉中北郊的褒河而出……在7条栈道里，褒斜道最具古道特点。离开陕南古城汉中，沿褒水一直走到源头，只要越过这段褒水、斜水的分水岭五里坡，便可穿过秦岭，经周至、户县直达长安。 褒斜道因沿褒水、斜水而行，两岸多悬崖峭壁，难以修筑道路，故架栈道以利通行。整个栈道上为绝壁，下有滔滔不绝的褒水，修筑难度极大，但经过历代的修造，形成了规模宏大、规制整齐、建造精巧的栈道工程。沿着怪石丛立的褒河河谷，两边悬崖峭壁上遍布形状规则，大小不同的上、下两排方孔。大方孔为铺设栈道路面所用，小方孔则用来安放支撑路面的支架，形成了中国最为壮观的空中走廊。这条古栈道之所以名传天下，还得从秦末楚汉战争说起。公元前208年，楚怀王与众起义军有约在先：谁先攻进咸阳，就立谁为王。结果刘邦先破秦都。项羽却恃强背约，自封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刘邦入汉中后，一把火烧掉了当时关中与巴蜀间的交通要道―――褒斜栈道，并依张良之计，于公元前206年，一边派人修复被自己烧毁的栈道，一边与韩信带领大队人马，从西边的陈仓道出兵，一举定三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由此而来。

2、俯瞰栈道分布图，北4条南3条，像人的血管脉络，像网络，它象征着延伸、沟通和发展，有了解外面、走出去的内涵。这和强汉盛唐的气度何等相像，和现在日益强大的中国的胸襟何曾相似。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海纳百川 、与世界接轨，和谐发展。栈道的存在，使得成都平原、汉中盆地、关中平原贯通一气，有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汉唐的物质保障，茶、蜀锦、粮食便可源源不断运往观关中。3、就建筑和书法作品价值而言，若干奇迹足以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成为全世界共享之财富。石门十三品的书法艺术、石门的开凿技术，高速公路的框架价值，凌空架桥的技术，足以让现代的大师们研究几辈子。褒斜栈道虽然以其直接、通畅、飞檐走壁的特点打通了秦岭天险，但当它走到汉中褒河的时候，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石山。原来由于褒谷口这一带地势非常复杂和险要，尽管古人想尽了办法，但平常在悬崖上打孔埋桩搭建栈道的技术在这里却无法施展。一时间，褒斜栈道修到褒谷口时被迫停了。此时是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闻讯后召集全国能工巧匠商议，随后下诏采用“火焚水激”的物理方法在这里开凿了一条长15米，高宽约4米的川山隧洞，称为石门。开创了人工开凿隧道之先河。这已可以算做是一个奇迹了。因为那时的南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还是一片蛮荒之地。而在欧洲、中亚，马其顿、波斯帝国正打得正热闹，哪有时间和智慧搞这样的建设。石门建成后，凡遇栈道通塞、修葺之事，历代过往的文人骚客、达官显宦在感慨之余，常就地题刻以抒怀，留下被后世称之为“人类共有的历史文化遗存”、“国之瑰宝”和“书法宝库”的摩崖石刻――石门十三品。文字学、书法学的意义价值非常高，受到研究者爱好者的崇拜。

从政治层面讲：1、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通道。东周时期，秦惠王灭了巴蜀，把古巴蜀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后来秦昭襄王以范雎为相，大规模开凿栈道。至使“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另外，在历代学者专家的文献和有关资料里，关于傥骆道的确切修造年代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记载。最早的历史事件记载为三国时魏国的曹爽曾由此出兵攻蜀，蜀将姜维率兵经此道而伐魏……唐中期以后，傥骆道作为京城的驿道被频繁使用，官员赴任、京城述职、使臣出使等公务活动大多经傥骆道。元朝以后，该道路因歹人和猛兽出没太多，不再被充作驿道。解放以后，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傥骆道彻底被人们遗忘了。虽然如此，但是当您乘坐西安到汉中的航班经过秦岭时，你会惊奇地发现，这条航道竟然走的是天上的“傥骆道”。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以上史料说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是通过栈道实施的，古人找到了长安通往巴蜀最便捷的道路并在很长的时间里使用它。 2、是民族融合的催进化剂，是汉民族形成的桥梁，是汉文化传播的途径。早在传说时代，今天的巴蜀大地就有庸、蜀、羌、髦、微、陆、彭、濮等古国和古民族。这说明现在的秦岭以南地区居住着非华夏族类。进入有文字记载时代，巴国、氐国统治着这个地区，这一地区住的是蜀人。到了战国时期秦襄公把他并入了秦国版图。到了秦末期农民战争时期，刘邦被封到这里，以汉中为基地，在古老的巴蜀大地上演了非常辉煌的篇章：萧何月下追韩信，汉台筑坛拜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定三秦，建汉王朝。至此以后华夏族通称做汉族，于是有了汉字、汉文化、汉人的称谓。这所有的功劳首先应归功于四通八达的古栈道吧。人流、物流、信息流，促使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3、没有栈道，就没有强汉盛唐的物质保障。文献记载，在栈道的鼎盛时期，其路面平阔，可行车马，五里一阁，十里一亭，500里栈道约有各类建筑6000余个，其势可谓宏伟壮观矣！如今许多栈道研究专家都认为，横穿秦岭的古栈道虽不像万里长城，可以作为封建中央集权威势的象征，但它不仅使秦岭天堑得以跨越，还沟通了关中与巴蜀，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郭荣章老先生认为，这7条秦岭中的古道起到的关键作用是把八百里秦川与四川盆地这两个中国古代的天府之国连接起来，使先后在长安建都的周、秦、汉、唐获得殷实富足的基础，大批钱粮赋税沿栈道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

蜀道难原文范文第5篇

一、秦汉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秦汉巴蜀分治概况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为其“六王毕、四海一”的百年霸业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秦并巴蜀之后的百余年间，秦对巴、蜀两地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措施，并先后在此设立皆直属于朝廷的蜀郡和巴郡。在巴地秦以分封旧贵族借助他们原有的影响和势力实现间接统治，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为秦二十四等爵中的第四级），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产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铤。”[3]同时也在巴地于“赧王元年，置巴郡，治江州”[1] 有限的推行郡县制。在蜀地，《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壮）相蜀。”[4]这其后秦三封蜀侯，蜀侯三反而见诛，终罢蜀侯而置郡县，设郡守。在蜀地推行全面的郡县制，而后秦又因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以此削弱蜀国旧贵族的影响，从而使蜀地全面的接受了秦制。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在巴蜀地区，最初仍设巴蜀二郡，对巴蜀进行分治。到高祖六年时割巴、蜀二郡各一部分，新置广汉郡。西汉建立初期，曾先后将所属领土的一大半分封给异姓王和同姓王，但鉴于巴蜀两郡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将巴蜀之地分封给诸侯，该地区被划为“天子自有” [5]之地。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割巴蜀二郡的西南置犍为郡（今宜宾市境内）。其后又置沈黎郡（今汉源县北）、越西郡（今西昌市东南），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今汶川县西南）。于是巴蜀地区便成为“巴、蜀、广汉、南[ 南郡：大部辖境在湖北，四川地区仅领巫县。]、沈黎、犍为、越西、汶”[6]八郡之地，一直到王莽新朝，巴蜀两地的行政隶属关系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动。东汉早中期仍承西汉旧制，朝廷直接辖郡，两郡之间互不隶属。直到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焉据巴蜀自立为止。

（二）秦汉巴蜀文化的发展

从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在巴蜀地区的政策上应该看到，在秦并巴蜀后先后设置巴、蜀两郡，实际上是对先秦时期蜀文化和巴文化在行政区划上的认可，同时郡的建立，使同一郡内的居民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感加强，同时也促使两地文化特色的进一步鲜明。这也是之所以秦在统一巴蜀后，巴蜀文化没有因此而消逝，反而更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时，秦于成都“修整里阓，市张列肆”[1] 使秦风大化于蜀。到两汉时，蜀地学子塞道，汉赋中的大家诸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都是蜀郡人。这一时期可谓是蜀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时期，蜀郡的私人著作也多见称于世，汉武帝之后有15部之多，仅次于京兆尹，居全国第二位。而今重庆直辖市境内却没有一位五经博士，更无著作问世。[7] 《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5]应是蜀文化的写照，这也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言蜀为“西秀彦盛”之地是一致的。与“蜀有相”士人比肩接踵相较，“巴有将”的巴人仍然保持其勇敢善战的本色“初为汉先锋，陷阵，锐气喜舞”[1] 这种军乐舞后来由汉高祖命名为“巴渝舞”并加以推广；[5]“（巴）人多悍勇，县邑阿党，斗诉必死，无蚕桑，少文学”；[1]即使征募到汉中或成都作连弩士或助郡军的巴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乡，风俗不变”这些巴人的性格特性明显的表现巴文化特征。

在秦汉时期，对巴蜀地区各种政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这一时期有计划的向巴蜀地区移民。秦本意是向巴、蜀两地移民以削弱两地土著的势力，可这些移民却因“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4]所以在这一时期迁入蜀地的秦人和六国贵族、豪强，带来的不仅有中原先进地区的生产方式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蜀地因此也先于巴地接受中原文化。同时巴蜀两地的分治造成了巴地的经济在这一时期缓慢发展，如李冰任蜀守时期，其在蜀地大兴水利，修建了造福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在蜀地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蜀地农业大为受益。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蜀地文化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秦时蜀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蜀文化在汉代结出丰硕的成果是有着巨大的贡献。

在秦汉时期两地在行政关系上的互不隶属，这对巴蜀两地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比较突出的。在汉景帝时担任蜀郡太守的安徽庐江人文翁，其在蜀郡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彻底改变了蜀地的蛮夷之风。他一方面选拔蜀郡的张叔等18人外出游学于中原，既学儒家经典又学习中原律令，在取得“博士”资格后回蜀担任教授和地方官。另一方面他在蜀地首创官办学堂传播儒家经典。《汉书·循吏传》卷89载：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以孝弟力田。”[5]《华阳国志·蜀志》称“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做石室，在城南”。[1]自此蜀中学风大振“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1] 这成为了蜀文化赶上中原先进地区的关键一步，也是从汉代以来蜀地文人辈出的起因。但由于巴、蜀两地互不隶属的行政关系，蜀守兴学之举也就很难对巴地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巴文化在两汉时期相较蜀文化的飞速发展显得停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纵观整个秦汉时期巴蜀二地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从而造成了两地文化在并入中原文明后仍在其各自不同的轨道上发展着，成为了历史上巴蜀文化差异产生的重要渊源。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概况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氏派军攻灭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结束巴蜀地区的割据，两年后司马氏建立西晋。晋王朝更是鉴于巴蜀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割据，便在巴蜀采取了一系列以“分”为中心的措施。首先，在兼并了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后于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将益州分出七郡新置梁州。梁州辖汉中及包括江州在内的绝大部分巴地，统治机关设在汉中的南郑。以达到梁、益二州的互相牵制。接着，西晋又进一步缩小益州的权限，从益州分出南中四郡设置宁州，又贬益、梁二州为“轻州”，刺史不再兼作将军。另又置西夷校尉府统兵，来牵制地方政府。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东晋攻灭“成汉”政权收复巴蜀，仍在巴蜀地区设梁益二州，梁州辖汉中及巴地，益州辖蜀地。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我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刘宋政权在取代西晋后仍在巴蜀地区设益梁二州。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南齐在统治巴蜀时，仍置梁、益二州。到梁、陈时期巴蜀地区先后被分割为10余州，最多时达20余州，[6]行政区划十分混乱，各州政府皆直属于朝廷。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都是作为两个独立且互不隶属的行政区存在着。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文化的发展

晋代蜀地“搢绅邵右之畴，比肩而进，世载其美”、“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詠述”[1]，在巴地依然是“风淳俗厚，世挺名将。”[1] 在魏晋之际，原来流行于巴地的“巴渝舞”由于脱离民众而成为上层舞曲，失去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古老的“巴渝舞”到晋代时已演变为了“宣武舞”[8]，并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形成了“晋及江左皆制其辞”，直到南朝宋时“止革其辞与名，不变其舞，舞相传习”。[9]并且此时巴地还存在着独特的建筑方式，汉晋以来巴地的居民“遂狭山傍谷，依树积木，从居其上，名曰干阑”。[10]这种干栏式建筑是巴地所特有的民居风格，从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巴地独特的社会风俗和文化特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巴蜀文化在总体上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发展的相对缓慢。但由于两地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巴蜀两地文化的交流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加强，促进了巴蜀地区内的文化发展。如在魏晋时期巴蜀两地的史志文学的成就在全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巴人陈寿[ 陈寿：（公元233—297年）巴西郡安汉人（今南充市北）。]的《三国志》，蜀人常璩[ 常璩：生卒不详，蜀郡江原县人（今崇州市）。]的《华阳国志》都成书于这一时期。同样是巴蜀分治，两地文化发展的差异在这一时期不是很明显原因有二：一方面自东汉末以来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对文化的破坏比之对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也更为持久。在巴蜀地区蜀地文化设施的破坏尤为严重，从而造成了巴蜀两地文化的相对平衡。另一方面，东汉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割据状态，巴蜀地区也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封闭状态下，文化的发展缺少了必不可少的交流因素。而这时期巴、蜀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比巴蜀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更为广泛和深入了。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州（治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1]，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较大。靠近蜀地的巴西地区更多的受蜀文化所影响，因此其人“精敏轻疾”与巴东地区“上下殊俗，情形不同”[1]，并且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巴蜀两地虽然在这一时期交流加强，但在整体的文化特征上是仍有一定差异的。

三、唐宋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唐宋巴蜀分治概况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撤消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建制，代之以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隋文帝为防范巴蜀的割据在巴蜀地区对其行政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在巴蜀共设有四十余州，各州直属于朝廷，下辖一百多县。在唐王朝建立后，将整个巴蜀地区划入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和嘉陵江以东的山南道境内。到公元733年，唐玄宗将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其中山南西道的大部分地区在今重庆市和川东地区境内。唐人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为“剑南三川”。[11]“剑南三川”便成为了巴蜀地区的主要行政区划。唐代巴蜀地区“人富粟多”，经济繁荣，是唐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所以在唐代，统治者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尤为看重，唐政府在岷江流域修建了11处水利工程，其中8处是为增加原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效益，扩大其灌溉面积而修建的，如“（高）士濂附故渠厮引旁出，以广溉道，人以富饶”[12]，这使得川西平原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同时修建了从都城长安到成都的驿道，加强蜀地与外界的联系。水陆交通也在晚唐时期得到开发，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航运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以上这些措施都促使了整个巴蜀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当然这其中蜀地经济的发展更为显著。岷江流域和出川驿道都贯穿蜀地。同时这也说明在巴、蜀两地中，中央统治者更看重蜀地的发展。巴地到唐代后期才在开发长江航道的过程中受益。因此在唐代巴蜀两地就经济上而言，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后人顾炎武在其《北直隶上引谷山笔尘》曾言“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持有蜀也，所以在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自秦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13]由此可以看出，蜀地对唐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也就不难理解唐王朝为何在政治上如此的重视蜀地的发展。

到北宋时，中央统治者最初也在巴蜀地区共设立了四个同级的行政区：“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6]其后基本未再改动，历史上简称川陕四路。[ “川陕四路”也就是今“四川”名称的来源之一。]依然对巴蜀两地进行分治措施。但到南宋时由于北方外族势力的南下威胁，南宋统治者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成都设立四川制置司衙门。其长官由成都府知府兼任，使其成为整个巴蜀地区的最高军政机关，将巴蜀两地合并起来以共同抵御入侵。但到南宋后期时，由于蒙古从北面攻入四川盆地。巴地上连西蜀下辖长江中下游之咽喉的战略地位突显，所以到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将其统治机构迁到重庆府。[14]领导整个巴蜀地区的抗蒙斗争。在南宋后期时巴蜀地区的政治中心就从蜀地的成都转移到了巴地的重庆府了。

（二）唐宋巴蜀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代，蜀文化仍然保持其繁荣的状态。“管弦歌舞之多”，“人物繁盛”[15]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入传的蜀人达18位之多，而巴地竟无一人入传。[16]仅从两地士人的分布上的差距来看，巴蜀两地的文化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但两地文化在经历数百年的交流、融合，到唐代时巴蜀文化中的差异正在逐渐的缩小。在唐代蜀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再加之唐朝时科举制的实施和不断完善，使沉寂了数百年的蜀文化得以复兴，蜀文化在继汉代之后又迎来了一个高峰。涌现出了开盛唐一代诗风的陈子昂、天才绝伦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等一大批文人志士。安史之乱后“天下诗人皆入蜀”又为蜀文化注入了更多不同的因素，使蜀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巴地由于经济的相对落后，文化的发展也就不如蜀地了。

在经历了唐末战乱后，巴蜀地区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五代十国时期巴蜀地区统治者割地自立、保境息民。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两个政权，使巴蜀地区远离了中原的纷繁战乱，政局相对稳定，因前后蜀时其行政结构也是“悉仍唐旧”，[4]这为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新五代史·王建传》记载：“蜀持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战乱。”[17]所以大批的各地士人纷纷入蜀避乱，使蜀中聚集了一大批教育文化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到来促进了蜀地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前后蜀时统治者一直都将西蜀作为其统治的重心，这里经过唐代的开发其经济发展程度相较于巴地要高出许多，而且在后蜀时，其宰相母昭裔捐私财在成都修建学馆发展文化教育。史料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母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18]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一事件宋人吕陶在其《经史阁记》一书将其与“文翁之石室、高公之礼殿[ 高公之礼殿：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蜀郡太守高公建周公殿于石室之东，画远古君臣圣贤像以祭。]”并称为蜀学之盛冠天下的原因[19]。称其为“石壁九经”所以在这一时期蜀文化呈现了强劲的复兴趋势，而巴文化因统治者对巴地文化教育恢复的不重视。巴地也就很难从这一时期的复兴文教的政策中受益。

两宋时，巴蜀地区书院林立，人才辈出。北宋时蜀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其鼎盛时期。因前后蜀时统治者对蜀地文化教育的复兴，所以到北宋时蜀文化依旧保持着其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作为北宋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地，统治者也对蜀地进行积极的开发促进其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时期的蜀地商品经济发展尤为明显，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便出现于蜀地的中心成都。经济的发展加之文化教育的复兴，在北宋时蜀地“百花竟艳”，人才辈出，大批蜀人驰骋中原，蜀学堪与齐鲁并肩。“蜀党”和“洛党”[ “蜀党”和“洛党”： 北宋时，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师道自居，主张一切用古礼，其门人贾易、朱光庭等被称为“洛党”；中书舍人苏轼和吕陶认为“洛党”不尽人情，每加讥讽，从此程、苏二人尖锐对立，苏轼等人则被称为“蜀党”。]争雄于朝廷，亦展示了蜀文化雄厚的实力，在两宋时期《宋史》为巴蜀人立传者多达158人。蜀地“痒塾聚学者众”、“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14]。中江苏舜卿、眉州“三苏”、华阳范祖禹、井研李心传、丹陵李焘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故单就人才的分布而言仍以蜀地人为多，但在风俗上两地有了许多相同的地方。成都府“尚侈好文，民重蚕桑，俗好娱乐，民和俗阜，有古淳质风”[20]，这就与重庆府的风俗是比较接近的，虽然在三峡地区仍有楚之旧俗：“剽悍巧猾，不好文学”，但“其信巫鬼，重淫祀，与蜀同风”。[21]由这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宋时期，巴蜀两地除人才多少略有差别外，两地的文化习俗的差别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在巴地，其文化也在宋时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南宋后期将整个巴蜀地区的统治重心迁到重庆府后巴地的开发就更为明显了。巴地文化也借此更全面的、更深入的汲取到了外界的先进文化，这也成为巴文化飞跃的一个时期。

如果说在两宋时期巴蜀文化发展仍有差异的话，但经过南宋后期的开发后，到元朝建立时巴蜀文化的差异也已经不明显了，只是在偏远地区的风俗上还存在着些许差别。如在抗蒙斗争中巴地的顽强抵抗，使其果敢忠义的文化底蕴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巴蜀两地文化渐趋一同的发展潮流已是不可抗拒的了。当到元、明、清三朝时，统治者所推行的行省制就更顺应了这个趋势。在巴蜀两地实施的合治更进一步的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一同。

四、结 论

在明清两代由于四川地区经过元末和明末的战乱，土著人口损失严重。所以明清两朝都对巴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到清嘉庆时，时人陶澍在《蜀游日记》中记载“献贼（张献忠）屠蜀后，土著几尽，今则楚人半，而吴粤之人亦居其半也。”可见当时经过大规模的移民后在巴蜀两地外来移民在两地人口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在四川地区便造成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 清·嘉庆《江安县志》卷1]的新人口结构。这两次大规模移民，对四川地区区域文化的影响也就远远超过了政区划分的影响，原来以巴、蜀土著为基础而产生的巴蜀文化差异也就很难找到了。在明代巴蜀各州府的文献记述中基本上都是“民俗淳朴、好义多儒、好文尚礼”[20]等概括行语言，可见巴蜀两地文化在发展中存在的差异已无从谈起了，自此两地在文化上保持着大体一致的特征向前发展着。今天我们或许只有从成都、重庆两地居民的性格差异上看出今日两地文化的大同小异了。成都人传承了历史上蜀人“性情柔弱、典雅含蓄、头脑机敏、多礼尚文、喜游乐、重饮食”的特征。重庆人也继承了巴人“性情刚烈、热情豪爽、果敢忠义、重然诺、轻生死”的性格特征。这些差别的产生很大程度源于两地不同的文化底蕴。造成这样的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历代中央统治者为防范巴蜀地区的割据，人为的将同处一个地理范围的巴蜀两地进行分开治理，采取不同的统治措施，应当说是影响较为持久和深入的一个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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