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Krugman（1998）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三元悖论理论，其核心内容是指：若一国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和固定汇率制不能共存。即一国政府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只能在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三个目标中任选其二，却无法三者并存。图1是Krugman（1998）提出的三元悖论三角形，三条边分别代表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每个顶点代表相交的两条边的政策目标能得到同时满足，但不可能同时满足三条边。如上方顶点表示一国同时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但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右下方顶点表示一国实施固定汇率制和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但无法实施独立货币政策，该国利率受到世界利率或其他大国的货币政策的制约；左下方顶点表示为满足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完全流动，必须以牺牲固定汇率制为代价。

二、研究设计

从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来说，货币政策、外汇政策和资本市场开放是搭建有效的开放经济的三大方面。

（一）独立货币政策独立货币政策表明一国政府可根据本国经济增长现状来实施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对利率的自由调节来稳定经济，当经济过热时采用提高存贷款利率，当经济增速变缓时则采用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刺激经济增长，以此来保证长期内一国经济平稳增长，而不用受制于世界利率r*或其他大国货币政策。Daly（1998）发现中央银行独立的国家采用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方法来使该国保持稳定持久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对外贸易以及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独立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积极作用。

（二）固定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可以稳定本币价值和国内物价，降低外汇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及风险担保成本，从而保护和促进外部投资增加和国际贸易发展。但是，固定汇率制的弊端是当开放经济受到外部市场冲击时，政府无法通过汇率浮动来吸收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安辉和黄万阳（2009）运用VAR方法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ML条件成立。邹璇（2023）发现汇率刚性削弱了一国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且当该国资本流动性越强时，受到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固定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消极作用。

（三）资本完全流动资本完全流动是争议很大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一方面，资本完全流动使开放经济暴露在投机性热钱流动中，增加银行体系信用风险（谈世中，2002），干扰正常的资本运转，从而导致一国经济不稳定。这一点在最近20年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中得到证明。但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资本流动性越强，表明一国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转移效率越高，信息不对称性越低，同时对国际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时，一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参与程度越高越能通过组合多样化来分散市场风险，并进一步降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的波动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资本完全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积极作用。

（四）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相比发达国家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及资本市场体系和制度仍在完善之中，因此市场效率较发达国家仍然偏低。在货币政策方面，Ajzenman（2008）发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由于货币政策维持稳定能够降低经济波动的预期，因此独立货币政策与贸易收入波动性显著负相关。在外汇政策方面，郑重（202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新兴市场国家最优外汇政策的选择取决于外部冲击的类型，在世界价格的冲击下，固定汇率制平抑投资、产出和消费的波动的效果优于浮动汇率制；但在世界利率的冲击下则刚好相反。在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方面，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运行效率远远不如发达国家，因此资本流动性越高，这些国家受到外部投机资本冲击的风险就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4：独立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消极作用。H5：固定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消极作用。H6：资本完全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积极作用。

三、模型建立

（一）变量体系1．因变量。本文研究的是离岸服务外包发展，因此选择了两个因变量指标：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性。（1）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OSO）。由于对离岸服务外包的统计数据缺乏，因此本文选取新兴市场国家的其他服务贸易出口额②作为替代变量。（2）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性（Vol）。本文参考刘金全和刘志刚（2005）的度量方法，用样本长度固定的滚动标准差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率中的条件波动性进行度量。滚动标准差是指在整个样本观测区间中给定一个滚动时窗长度m③，t时（其中t的变化范围为从m到T）的滚动标准差为从t－m＋1时到t时的m个样本标准差。2．自变量。本文研究的是三元悖论理论中三大宏观经济政策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及其波动性的影响，主要涉及三个自变量：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Ajzenman（2008）对Krugman（1998）的三元悖论理论中的概念加以量化，形成可进行实证分析的变量，建立了三元悖论指数。本文对该模型进行适当调整，并用于分析：（1）独立货币政策（MI）。因为某些基准国的货币政策总是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不同国家货币政策制定的过程，因此，本文先使用目标新兴市场国家与基准国实际利率的相关性来度量目标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受基准国影响的程度，再取相反数来反映货币政策的独立程度。为使指标可比，将美国作为基准国，使用美国的年实际贷款利率来表示实际利率，并且使用相关系数本年与前一年、后一年（即t，t－1和t＋1）的三年移动平均数来使指标平滑。对公式作运算处理来使指标的值保持在（0，1）之间。这一指标的值越高，表示目标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受世界利率以及他国货币政策干扰越少，即越趋于独立。（2）固定汇率制（ERS）。本文先使用目标新兴市场国家月度对美元汇率的标准差来表示各新兴市场国家年度汇率波动性，再取其相反数表示这些国家每年的固定汇率，并且对公式作运算处理以使得指标的值保持在（0，1）之间。但是，这样直接使用该公式会存在缺陷，即月度汇率的细小波动将会引起标准差的较大波动，因而导致度量的指标值与维持固定汇率的国家政策目标相悖离。因此，在使用公式前应对月度汇率波动设置一个门槛，若某年12个月的月度汇率同上月相比波动幅度均在＋／－0．33％之内，或一年之中有10个月及以上月份的汇率没有产生任何变化，那么我们就直接将ERS的值设为1，表示该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该方法参考了Shambaugh（2004）。这一指标的值越高，表示汇率波动性越小，外汇政策越趋于固定汇率制。（3）资本完全流动（KAOPEN）。金融研究领域的学者普遍认为，国家间资本完全流动的程度是极难度量的指标。本文沿用美国学者Chinn和Ito（2008）创造的KAOPEN指数，该指数来源于IMF的每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AREAER）。Chinn和Ito（2008）在年报基础上设置了k1到k4四类0－1变量来分别表示多重汇率、限制现金账户交易、限制资本账户交易④和取消出口的条件等资本流动限制政策。然后将k1、k2、SHAREk3和k4进行标准化，再取主成份表示对资本完全流动的限制程度，再对其取倒数表示资本完全流动的程度，这就是KAOPEN指数，其数值介于（0，1）之间。这一指标的值越高，表示目标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完全流动程度越高。其中，k1表示是否存在多重汇率的dummy，不存在为0，存在为1；k2表示是否存在现金账户交易限制的dummy，完全开放为0，存在限制为1；k3表示是否存在资本账户交易限制的dummy，完全开放为0，存在限制为1，SHAREk3表示k3当年以及之前四年的平均数。k4表示存在取消出口的条件，不存在为0，存在为1。F（x）表示对上述4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四个外生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分别是各新兴市场国家以1999年为基期的每年实际GDP的对数（GDP），每年广义货币M2数量占本年GDP的百分比（M2），每年国内总储蓄额占本年GDP的百分比（Savings），以及每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占本年GDP的百分比（Trade）。

（二）实证模型为了验证假设1－3，本文设定了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UNCTAD数据库以及IMF的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AREAER），样本来自于世界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最高的50个国家中的14个新兴市场国家（EME）⑥。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亚洲国家6个，欧洲国家2个，非洲国家1个，北美洲国家1个，拉丁美洲国家4个，并且完全涵盖金砖五国⑦，因此样本具有代表性。本文选取这些国家1999～2023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总体样本共计182个。

（一）描述性统计表2列出了本文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五国两个细分样本中各变量的基本统计量以及数据来源。如表2所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实际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OSO）的平均值远远大于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平均值，而金砖五国的实际收入额平均值更是达到总体样本的2倍多，其中，亚洲6国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占14个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收入额的75．67％，贡献率远远超过其他各洲国家。另外，金砖五国的收入额也占总体样本的73．09％，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分别占总体样本的35．02％和34．23％，分列世界离岸服务外包承接国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图2是比较三种类型经济体的三个自变量数值平均值直观差别的雷达图。从总体上看，三个自变量独立货币政策（MI），固定汇率制（ERS）和资本完全流动（KAOPEN）的取值范围大体介于0．3到0．7之间。其中，三种类型经济体的独立货币政策（MI）的取值非常接近，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货币市场完善程度存在共性，导致各国制定货币政策时受到世界利率和大国货币政策影响的程度大体一致。而金砖五国的固定汇率制（ERS）和资本完全流动（KAOPEN）均最小，反映金砖五国的资本完全流动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而且汇率越趋向于浮动汇率。图3显示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其细分市场在1999～2023年间独立货币政策（MI）的变化趋势。由图3中可见，独立货币政策（MI）经历了S型的剧烈变动。自21世纪初的高位跌至2004年的最低点，表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前期，由于美国正处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繁荣时期，同时实行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引发新兴市场国家将大规模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从而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制约。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时，新兴市场国家意识到正在为美国的债务买单，开始逐渐摆脱美国等大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因此独立货币政策（ERS）在危机后逐步回升。图4显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及其细分样本的固定汇率制（ER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除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在2003年前后汇率稳定趋势稍有加强之外，新兴市场国家坚持固定汇率制的程度在十几年间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相比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和金砖五国来说，亚洲新兴市场的汇率稳定性较高。值得注意的是，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固定汇率制（ERS）均显著下降，跌至13年间的最低点，说明当一国经济面临外部冲击时，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选择浮动汇率制，以此来缓冲国际危机对本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仍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措施，也直观表明了浮动汇率制能有效降低对外贸易及离岸服务外包产出波动的功能。图5显示了资本完全流动（KAOPEN）的变化趋势。该指数数值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而上升。KAOPEN指数的变化异常平稳，甚至有些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在1999～2023年间从未变更过对资本完全流动管制的政策。如图所示，三类新兴市场国家的KAOPEN指数均表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中，总体样本的指数水平高于两类细分样本，而令人意外的是，金砖五国的资本完全流动水平最低，表明这些国家相对于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对外开放政策更加保守。值得注意的是，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不同于一些欧洲国家，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不但没有限制资本流动，反而呈现出明显的逆市开放趋势。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为验证H1～3是否成立，本文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OLS）对模型（6）进行估计，对三类新兴市场样本数据作回归，回归结果呈现于表3。第（1）～（3）列是对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由于三个指标存在完全共线性，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模型中，因此将三大指标两两放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其中调整R2均在0．535以上，表明三元悖论模型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在第（1）列和第（2）列中，独立货币政策（MI）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无显著影响，H1未得到支持。可能的原因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尚不完善，货币政策刺激产出增长的传导性还未能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第（1）列和第（3）列中，固定汇率制（ERS）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呈现显著负相关，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H2得到支持。这一结果与Daly（1998）将对外贸易收入额作为因变量的结论保持一致，说明离岸服务外包作为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延续了对外贸易总体收入额的实证分析结果。在第（2）列和第（3）列中，资本完全流动（KAOPEN）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无显著影响。H3未得到支持。第（4）～（6）列是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样本的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相异的是，在第（4）列和第（5）列中，独立货币政策（MI）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呈显著正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H1得到支持。这一结果说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运行效果较好，对经济产出以及离岸服务外包等对外贸易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在第（4）列和第（6）列中，固定汇率制（ERS）基本与总体样本保持一致，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产生负面影响。H2得到支持。在第（5）列和第（6）列中，资本完全流动（KAOPEN）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没有显著影响，H3没有得到支持。说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体制不够完善，效率较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来说比较低下，因此，资本完全流动程度高并不能给提高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带来显著的正面影响。第（7）～（9）列是对金砖五国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独立货币政策（MI）的系数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金砖五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性不足。但是，固定汇率制（ERS）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浮动汇率制比固定汇率制能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波动，促进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平稳增长。令人吃惊的是，资本完全流动（KAOPEN）的系数显著为负，且通过1％水平检验。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金砖五国的资本市场体系尚有较大风险，盲目开放资本项目流动，不但不能提高离岸服务外包收入，反而可能加剧国际市场上的投机性热钱流动，从而引发经济波动。为了验证H4～6，本研究继续采用PooledOLS估计了模型（8），回归结果呈现于表4。PanelA显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异常波动性的回归分析结果。由PanelA可见，货币独立政策和固定汇率制的异常波动率均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异常波动无显著影响，因此，H4和H5没有得到支持。这也许是由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因此货币政策独立带来的稳定经济效应没能降低离岸服务外包波动性。而资本完全流动的异常波动则对因变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系数在1％水平上通过检验，H6得到支持。说明对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样本而言，资本流动性越高，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的风险越高。PanelB和PanelC分别显示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五国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异常波动性的回归分析结果。两个面板数据结果与总体样本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完全流动性的显著性水平较总体样本有所降低，说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金砖五国相比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来说，资本流动性对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的影响度较低。

五、研究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国际资本涌入浪潮。IMF的资料显示，1990-1997年间，新兴市场国家的年均资本净流入高达1300亿美元，在个别高峰年份（如1996年），这个数字接近1900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趋势一度发生了改变，但近一两年来，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量又有显著的回升。与此同时，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伴随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和拉美地区国家）的国际储备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高达8000亿美元。另外，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市场国家所吸收的外国资本至少有50%变成了国际储备。在许多国家，快速增长的国际储备不仅远远超过了传统的3个月进口标准，也大大高于同期短期债务的规模。

尽管对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全球化时代一国国际储备的合理规模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对于资本大量流入和国际储备急剧增长同时并存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置疑和批评。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一文中所提出的尖锐批评就是最新的例证。在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运作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为了控制汇率风险，一方面以较高的成本引进各类外国资本，同时又以较低的收益水平保持外汇储备，这不仅意味着一定的静态损失，还意味着较大的机会成本。此外，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期，还会增大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因此，如何认识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调整相关的政策，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原因

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引起的资本过度流入。虽然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并不一定总会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入，但是，90年代的实际情形是，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造成了国际利率水平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使国际投资者相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具有良好的增长前景，甚至产生了非理性的过度预期。结果，伴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的大规模解除，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在这些国家，大规模流入的国际资本并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部门所吸收，而是停留在金融体系并且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本。从根本上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正是货币当局通过市场干预将这部分相对过剩的资本输出海外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资本过剩，是建立在资本过度流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如果资本流入是适度的，那么，这种资本的过剩是本不应发生的。

其次，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从国际收支均衡的角度看，如果一国的资本账户顺差能够与经常账户的逆差大致相等，那么，官方外汇储备并不会出现过度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大幅度涨价，以及因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而引起的迅猛增长的国内投资、消费和公共部门支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因此，尽管那个时期同样是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本流入的高峰年代，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未曾出现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然而，90年代的情形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经过80年代末期开始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财政赤字已经大为减少，有的国家（如泰国）甚至还出现了财政盈余。同时，一些国家面对资本大量流入而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私人投资和消费。根据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我们知道，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减少甚至产生盈余。因此，可以认为，在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至少同70年代的情形相比）是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缺乏弹性的汇率安排。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出于加强国内货币纪律和维持出口产品竞争能力等方面的考虑，货币当局往往倾向于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在90年代，面对资本账户的大量顺差，为了避免本币的过快升值，一些国家的当局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市场干预，进而成为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直接原因。此外，不少研究还显示，缺乏钉住汇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汇率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短期资本流入的风险贴水，并在事实上对获取外国贷款的国内企业形成隐含的政府担保，从而造成了更多的资本流入，并且最终导致更多的外汇储备积累。

最后，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的持续扩大，新兴市场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变得空前脆弱，来自于商品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遗产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该在应付其成员国的货币与支付危机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它明显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支配，并且固守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条，因此，在处理美洲以外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动荡时不仅常常表现出冷漠和傲慢，而且即使提供资金援助也总是附加十分苛刻的紧缩性调整方案。由于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在不确定性日趋显著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提供有效的危机救援机制，因此，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并且承受着高昂的代价。

政策含义

针对以上问题，新兴市场国家无疑需要进行必要的战略和政策调整。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认为，首先，新兴市场国家应当对资本账户的开放战略进行必要的反思。虽然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于资本自由流动的利益进行了近乎完美的阐述，但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关实践却不断地表明，资本管制的放松或解除很可能导致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入。事实上，资本过度流入不仅可能引起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而且也是很多国家金融动荡的根源所在。因此，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审慎实施资本账户的开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可能更为符合自身的经济利益。由于直接投资一般与实体经济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常常伴随着进口的增加，因此，放松乃至解除这类资本的流入限制可以放在优先的地位。相比之下，由于证券资本流入和银行海外借款的自由化更容易引起资本的过度流入，因而需要更为审慎地对待。

值得指出的是，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战略中，资本流入的自由化似乎总比资本流出的自由化具有更为优先的地位。从鼓励资本流入、扩大利用外资，以及减少资本外逃等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其实，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解除资本流出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有利于资本的流入，因为它提高了国际投资者对该国投资环境的信心）。但是，如果一国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并且出现了资本流入与外汇储备同时快速增长的局面，那么，适当限制资本流入和更多地放松资本流出限制，将成为更为可取的政策选择。因为这有助于减少资本账户顺差和促进国际收支的均衡发展，进而减缓官方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同时，在一国存有大量官方储备情况下，减少资本流出限制以鼓励更多的私人海外投资，实际上意味着该国的海外资产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发生了一定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既有利于提高国民利益（因为私人海外投资的收益率通常会高于官方储备的收益率），也有利于减少政府所承担的外汇储备风险。

其次，在存在资本净流入的情况下，必须设法保持经常账户的适度逆差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国际收支的均衡并防止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为此，当局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如适当扩大公共支出水平和降低企业与个人的税收负担，以便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国内需求的扩大，一般会带动进口的相应增加，从而减少经常账户的顺差；同时，还会减少利用出口刺激国内需求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在通货紧缩时期，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会倾向于通过扩大出口来创造出更多的需求和就业机会。尽管这样的策略通常会取得成效，但它的另一个后果往往就是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这方面的压力将会显著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长也会相应减缓。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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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引人注目。世界各地的旅游营销人员都在奋力招揽来自金砖国家（BRICS）等“未来强国”的旅游者（WTM，2023）。就入境旅游而言，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估计，2030年时新兴市场的市场份额会达到57%，相当于10亿人次（UNWTO，2023）。新兴市场的增长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建议在新兴市场的环境背景下，一些传统的市场营销假设需要被重新评估，也有人认为是时候该摆脱旧的范式，推出专门针对新兴市场的新的商业模式和理论了（Burgess & Steenkamp，2006；London &Hart，2004；Sheth，2023）。“新兴市场旅游者行为”分会和JTR专题系列主要针对新兴市场的国内和出境旅游者，希望引起旅游学界对于这一重要话题的更多关注。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均可，鼓励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鼓励探索理论和研究方法新领域的新思维、新方法。

本次分会议题例如（但不局限于此）：

·新兴市场旅游者研究的环境背景特征

·现有理论和模型对于理解新兴市场旅游者的作用

·国家文化与旅游行为

·研究新兴市场旅游者行为面临的方法论挑战

·产品偏好、旅行动机和限制因素

·旅游决策过程和信息搜索

·旅游目的地形象和认知

·不同细分市场的旅游行为和心理

在“新兴市场旅游者行为”分会上报告的论文中，少量严格挑选出来的优秀论文将有机会刊登在Jurnalof Travel Research的同专题系列里。如果您对于在此专题系列中感兴趣，请明确告知分会主席。论文一旦获选，您还需要向Jurnal of Travel Research提交论文全文以供进一步审稿。

所有的论文提交、审阅和通知均须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如果您在论文提交7天之内未收到提交确认，请联络分会主席。进入审稿过程的论文须通过双盲审程序。请采用Word文档提交论文，选用Times NewRoman体12号字。初次提交的会议论文需要标注页码，正文长度需在20页以内（双倍行距）。论文格式必须符合Jurnal of Travel Research的格式要求。请将所有图表放置于文章最末（参考文献之后）。论文作者的信息（工作单位、邮寄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只能列于标题页。

请在2023年1月15日以前将论文提交给分会主席/客座主编李想博士（Dr.Xiang（Robert）Li）。

E—mail：robertli@sc.edu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兴技术；管理；市场；创新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14-0010-03

管理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伴随着管理环境、管理要素和参与其中的人所呈现出的多变性、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科学认识论的确立，给传统管理理论的稳定范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新兴技术管理，在理论渊源方面来自技术管理、技术创新管理。但是，正如生物物种形成机理所揭示，两个同质的生物物种，由于不同的选择环境，将会演变成为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南橘北枳”。由于不同的发展环境，使新兴技术管理异于技术管理、技术创新管理，成为新的研究领域。新兴技术管理研究新兴技术带来的一系列的管理问题。新兴技术的发展，导致或者需要管理思维、业务流程、经营模式等的变革。新兴技术管理是研究在新兴技术及其变革背景下的新兴技术与新兴市场（包括或者涉及新兴技术、新兴技术产品、新兴技术企业、新兴市场、新兴技术产业等）的相互演化、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企业战略、市场开拓、技术发展融资、组织结构变革、人力资本激励、知识管理等管理挑战与变革。新兴技术管理的本质与内核不仅仅是“技术管理”，而是广泛涉及到由于新兴技术所带来的管理思维、管理模式、发展战略、组织结构等的挑战与变革。新兴技术管理建立基于资源（能力）和市场双重远见，寻求技术与市场的结合，既关注如何将正在形成的新兴技术转变为现有或新兴市场中的价值创造，关注将潜在的技术转变成可实现的商业价值，又关注现有或新兴市场需求的技术实现。

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新兴技术管理研究，除了展开对新兴技术概念和特征、新兴技术的管理挑战以及新兴技术管理的基本概念、内涵的研究外，目前，国内外关于新兴技术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下列领域。

新兴技术可能产生于突破性创新，出现全新的技术路径；也可能产生于渐进性创新，来自技术融合，即两个不相干的技术在同一个领域里合并成新的系统；还可能是来自于应用领域的改变。突破性创新探讨全新的技术轨道或流程。渐进性创新则关注技术轨道的演变、相关技术的分离、嫁接和组合、融合；新兴技术研究还涉及到分裂性技术和不连续创新特征。分裂性技术关注企业、技术因素；不连续创新关注顾客、市场因素。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新兴技术它更像是物种形成的断续均衡的过程。通常，新兴技术的变革与其说是一项重大的科学突破的结果，不如说是技术的应用领域发生了转变。换言之，新兴技术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应用领域的改变，应用领域的改变是技术发展中重要的临界点。科学发展可能是递增的，应用领域的改变却正是创造性破坏，新兴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技术评估静态分析工具（如净现值法）不再适用，需要动态的评估方法。技术路标是进行技术预测与选择的方法之一，它根据时间的变化来追寻技术或产品发展的轨迹，把技术、市场和组织联系起来考虑。Mann采用了系统演化的方法对技术进行了预测，通过技术发展的时间、空间和界面来预测未来的趋势。期权定价模型、实物期权，尤其是定位期权、搜索期权考虑了新兴技术发展的两个特性，即过去的决策影响将来的技术选择和未来的机会具有内部不确定性，因而可用于技术选择、技术评估。在国内，浙江大学陈劲教授对复杂产品创新系统，尤其是其前端管理的研究进入了新兴技术的研究范畴，他的研究强调复杂和突破性产品的不确定性挑战并提出识别的方式。魏江教授认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不但承担了宏观创新系统中知识扩散子系统的功能，还是知识创新源和客户企业创新的推动者。中科院穆荣平教授从构建官产学研等利益主体之间共识的角度，运用德尔菲法、技术需求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和政策分析等方法，预测了未来20年中国最重要的技术领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评估与预测实例。

新兴技术管理需要同时关注技术和市场两个维度。技术变化与市场演变高度相关、互相驱动。新兴技术管理的核心就是使潜在技术商业化，实现技术与市场的有效链接。识别、拓展和评价新兴市场的挑战在于确定消费者尚未知晓，甚至尚不存在产品的需求。由于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信号的极度模糊以及竞争结构的无形变异，已有市场的研究方法不能有效运用于新兴市场评估。因技术发展与市场接受速度的相互作用新兴市场的评价变得更加复杂。由于技术变化的速度无法预测，顾客往往不知道技术能满足什么需要，并且随着环境演化，顾客需要也在快速地、不可预见地改变等，使测定新兴技术的潜在市场变得困难。Day用捕捉采用曲线、通过某些“转折点”来预测市场。Vasilis提出通过市场描述来关注高技术市场的演化，寻找市场演化的信号和路径。Houston发展了包括技术与市场障碍、战略与结构障碍、社会文化与市场结合障碍等在内的分析技术概念性框架。 Balachandra等将技术与市场的发展看作两个交互的双螺旋结构，强调技术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传统的商业化路径往往属市场被动型模式，公司很少主动尝试去驱动环境的改变。Hills和Sarin在比较这些市场模式后提出市场驱动（MarketDriv-ing）的范式，认为通过市场驱动模式，企业可以最小化技术不确定性程度，而且技术标准的建立克服了竞争无序。企业不仅仅需要寻找、发现、发掘需求和市场，更需要创造、培育需求和市场，通过对消费者的引导、教育，创造市场和机会。市场的团簇性特征，体现为不同的消费特性（组），不仅反映了市场的聚群性，同时也提供了创造市场的途径。实际上，新兴市场的简化关系，是市场的一端是拥有某项新兴技术的企业，另一端是一群某种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消费者。这种需求，可以通过具有某种属性或者品质的产品或服务来加以满足。假若企业的技术能够开发出具有这种特性的产品或服务，如果二者在时间、空间以及价格等方面都匹配，双方就可成交。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开发技术来改进特性（组）。当技术所开发或者支撑的特性（组）成为市场最受欢迎的特性（组）时，技术创新就取得了成功。新兴技术管理的关键是寻找潜在的、能够被新兴技术创造的特性（组），然后确定能够由这些特性（组）来满足的市场需求。Lynn等认为在不连续创新下，新兴市场的确定是不断探索和学习的过程，因此企业需要提升学习吸收能力。Macmillan和Mcgrath以笔记本电脑为例，分析在团簇性市场上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并提出控制单一缝隙市场、融合缝隙市场和创造新的技术范围等3种市场定位选择策略。高旭东强调后进企业应该创造自己的市场，而不仅限于技术领域的赶超。鲁若愚等研究了新兴技术面临的快变市场问题，提出了在快变市场环境下新兴技术产品更新策略，尤其是强调了产品更新的时机。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战略管理理论急剧变革，从结构学派到资源学派，再发展为活动学派（Activity-based View：ABV），战略关注的重点也从发现“有吸引力的行业”到培育“可持续竞争优势”，再到强调“战略的柔性”（适应性和可调整性）。新兴技术战略管理，需要新的战略思维。传统战略思维模式过分强调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可预测性，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模式。将重点放在“制定企业发展目标”上，强调企业应选择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占据独有的战略位置，制定一套相应的竞争战略。当企业面临持续变化且不可预测的市场环境时，这种传统的战略思维模式已不能适应。研究者开始关注企业的内部资源和动态能力。靠近边缘的雪先融化。新兴技术正在融化众多行业的结构和边缘。新兴技术所形成的动态竞争是一种“边缘竞争”。新兴技术战略应当采用新的战略“边缘竞争战略”。边缘竞争战略的核心，在于利用变革的动态本质，捕捉无序平衡的边缘，使企业在无序和有序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状态。边缘竞争理论把战略定义为一系列独立竞争优势的过程，将这些独立的竞争优势综合起来，便形成一种“半固定式的战略趋向”，使这种战略能够应对动态的竞争环境，更加具有适应性。因此，边缘竞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战略的目标不是普通定义上的“效率”和“最优”，而是对“灵活性”的追求，即适应当前变革环境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的能力，面对挫折富有弹性的能力。归根到底，“灵活性”意味着致力于不间断的革新。边缘竞争理论中的战略将“企业的发展目标”与“如何实现战略目标”紧密的联系到一起，半固定式的战略趋势是边缘竞争战略与传统战略的最主要的区别。Brandenburge和Nalebuff指出，商业竞争是规则基础型（Rule-based）和自由行动型（Free-wheeling games）博弈的综合。Markides指出了在战略革新中改变规则的重要性。新兴技术的战略是在几乎没有先例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来制定的，传统的、基于“平台”的规划方法，不再适用于新兴技术管理。Hamel和Prahalad提出制定战略应遵循灵活想象的规则，Schoemaker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进行新兴技术的战略规划时，应注意保持战略的灵活性，特别是有规则的想象是制定新兴技术战略规划的基本思路。情景规划法和期权方法等是面对新兴技术变革，比较有效的战略研究手段。

国内相关专家研究表明，新兴技术及其变革，改变着传统的战略资源观，企业之间的竞争，正在由天赋资源的竞争、物力资本的竞争转换为综合了信息、知识、智能的技术竞争，转换为基于动态能力和学习的竞争。应对新兴技术及其不确定、创造性毁灭特性的挑战，企业的利器是能力动态和资源柔性，支撑这种动态和柔性的则是企业的知识资源和学习能力。

研究表明，多层级金字塔组织显然已成为发展新兴技术的障碍，常常葬送新兴技术的美好前程；传统的垂直和层级结构的组织设计思想，已不再适应新兴技术的发展。组织扁平化、组织分离（即把发展新兴技术的部门从企业母体中分离出来）、构建联盟和建立新型组织形式，是绝大多数新兴技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Tushman等提出发展新兴技术需要适合的新型组织形式，归纳出6种适合新兴技术的组织形式：左右逢源组织，网络组织、虚拟组织、孵化型组织、前后端组织、领悟-回应组织等。

Schoemaker、银路等人的研究表明，新兴技术的投资和决策存在着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待这类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并存的新兴技术，应抓住新兴技术的投资决策可分阶段进行的特点，把其投资看作是创造一系列期权。只有判断这些项目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已经降到最低、市场曙光出现时，才能做出大规模投资的决策。夏晖、曾勇等研究在创新采纳成本随时间下降情况下，通过实物期权方法度量采纳企业投资决策对创新提供方期望净收益的影响。结论认为，在创新速度较快和较慢的情况下，折现率和采纳成本下降程度对创新提供方的期望净收益的影响是不同的，而采纳企业对未来创新性能提高的预期和提供方的期望净收益呈现负向变动关系。这一结论为政府制订相关政策促进新兴技术扩散提供理论参考，也为企业制定技术创新投资策略提供理论指导。

全球化、超变化、技术快速变革和高度集成已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基本潮流。新兴技术及其产业，科技产业化、产业科技化成为国家、区域、企业占据竞争优势的制高点，依靠科技进步来支撑、引领国家、区域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和共同行动。国际间的国家、区域、产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由要素竞争演变为创新竞争。以变革、创新为本质的新兴技术管理的研究，发展空间无限。比如：需要在新兴技术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结构框架方面进行突破性的研究，建立新兴技术管理研究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需要深入研究新兴技术的形成和创新机理，扩散机制，识别、评价方法；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新兴市场的形成、发育、成长机理；研究技术与市场之间的互动；研究新兴技术市场的识别、评价方法；需要更加科学地研究在新兴技术及其资源、需求、竞争不确定性挑战下的决策、战略、投资和组织柔性问题，研究企业的柔性问题，研究这种柔性的表现、度量和实现；研究新兴技术特有的知识管理、知识产权管理问题；研究新兴技术管理中的人力资本及其激励问题等。新兴技术管理研究，除了在上述领域持续深入地展开之外，还需要在下列方面的开拓。

1.新兴技术聚群创新研究。探讨、研究基于区域（真实）聚群或网络（虚拟）聚群的知识聚群创新、技术聚群创新、产业聚群创新机理，研究聚群的形成、发育、发展、持续机理，研究聚群形态及其聚群中的结构、关系与作用机理，研究聚群中的信息、知识传递与学习机理，研究聚群中的价值创造、利益机制，聚群创新的实证研究，等等。

2.新兴技术的特征及其度量研究。新兴技术管理的特质来自于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与创造性毁灭特征。深入研究、洞悉、度量新兴技术的特征，是进行新兴技术管理研究的前提。研究包括：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的表述、分类及其特征，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特征的管理挑战，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特征的评价指标与方法，等等。

3.新兴技术的边缘竞争研究。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和创造性毁灭特征，改变着产业的结构、形态，改变竞争规则、结构和企业经营模式。在新兴技术市场的技术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信号模糊以及竞争结构不确定性，决定了新兴技术企业不仅仅需要寻找、发掘、发现需求和市场，更需要创造、培育需求和市场。边缘竞争理论为新兴技术企业的市场机会发掘与创造，为企业市场定位，为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的建立提供了指导。

4.新兴技术管理的方法研究。由于新兴技术的特质，传统研究方法不能有效地运用于新兴技术管理的研究过程，迫切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目前，需要加强对情景规划、实物期权、博弈论、系统动力学模型、模糊理论、随机理论、复杂性理论等在新兴技术管理中的运用研究。

目前新兴技术管理虽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是由于它涉及的内容多，研究时间短，所取得的成果还难以有效指导丰富而复杂的新兴技术管理实践，尚需要科研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长期、不懈的努力。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new technology management

SHI Fang-yu

（Harbin Cambridge College，Harbin 150069，China）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一）新兴市场监管特征：特性解析

新兴证券市场是指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2].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新型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和监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发达市场的特性。

1、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去高度干预与迅速市场化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国家是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要经历一个发展必要的金融机构以填充原先的结构和功能空白的过程，新兴市场的政府就要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应定位。在新型国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实际情况往往是过去极度的政府干预已使得市场强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不健全的经济结构制约下，新兴证券市场在初始生长期不应实行高度宽松的市场化发展策略[3].政府监管作用的积极发挥将有力地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政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经验、技术手段落后和市场管理所面临的大量现实困难使得新兴市场监管蕴含相当高昂的成本，尤其是执法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状态下较多的政府行为和行政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兴市场的特性。

2、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条件下，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资本需求

超强资本需求驱使新型国家政府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证券市场正是实现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一条主要渠道[4].另外，新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往往处于不合理状态，存在着种种“资金瓶颈”；同时，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机制尚未得到良好确立，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选择不能让政府放心。在这种背景下，强烈的促进资本形成的动机导致政府监管者往往采用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典型表现为股票发行的高溢价和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5].此时，实现带有产业和结构导向性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成为监管者的基本宗旨。

3、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心理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新型市场过度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现象，监管部门相应奉行更多“家长主义”的监管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低收入、有限的投资渠道、整体文化、知识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与此密切相关的表现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轻视风险和法规的意识；相对缺乏的经验和相对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乃至隐约其后的种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沉淀。种种因素往往成为证券市场恶性投机波澜的助推器。另外，新型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一种“二元结构”，与成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基金不同，新型国家一般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而表现出两个极端：一头是为数少量的、而拥有巨资、通晓内幕信息，甚至具有官僚政治背景可以左右市场走向的“操纵性投资者”；另一头却是处于弱势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原本薄弱的证券法规基础上，“操纵性投资者”所主导的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在普通投资者的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机烘托下盛行于股市，从而构成新型国家政府有别于成熟市场国家政府的另一个重任：积极培育和教育普通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形成；甚至在现行法规制度缺省状态下采用行政手段以扼制上述不良行为。

4、较为普遍、严重的信息失灵是导致政府更直接、全面进行证券信息监管。

新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信息化程度低下和信息产业不发达，加上信息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垄断、操纵、欺诈等行为的人为影响，使得新兴市场遍布严重的信息差别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充斥大量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典型的“弱效”市场、甚至是无效市场表征要求政府在市场运行的早期阶段采取更严厉、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如发行审核的优劣管理制度和更为严密的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波动的信息公布制度等。

5、监管者要更多地致力于保证与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与稳定性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新兴证券市场面临的局面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其他金融机构（含证券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仍远远低于银行系统[6].同时，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完善的银行来履行支付手续和充当管理员，还要依赖于货币市场为证券定价提供参考。然而在许多新型国家这两者都不存在。进一步看，充当证券市场中介的各类机构在许多转轨国家的国有性质和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所形成的计划约束，使得这些金融中介往往缺乏内部效率，不良资产大量沉淀，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差；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损害和难以控制的程度均比成熟市场严重得多。因此，监管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保证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

6、新兴市场通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供求状态

由于上市企业质量方面的限制和过度的投机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原因，加上市场容量不足、机构薄弱和市场准入障碍，新兴证券市场经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的供求状态。这种非均衡供求不是指“随机漫步”说和“噪音理论”所描述的现实中股价对其所谓真实价值的状态背离，而是指在特定市场发展阶段由上述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体制约束所造成的特殊结果。其非均衡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市场状态：要么面对的是相对有限的证券供给而市场狂热投机，要么是相对需求不足而市场超跌低迷。这就要求新型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更全方位地直接运用管制力量来调节证券买卖，实现证券交易中的总供求平衡，防止股价的暴涨暴跌，并最终维护证券价格和市场的稳定。特别要求新兴市场监管者更多地关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增加储蓄，有步骤地加速机构投资者的培养，以促进国内证券需求并稳步扩大市场容量。

7、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微观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是新兴证券市场政府干预的又一特点

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7]考察证券交易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并着重揭示证券市场机构性特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作为市场行为重要决定因素的交易机制。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在四个市场基本属性中所起的作用：流动性、效率性、交易成本和波动性[8]，所以，政府对微观结构的介入将最终有助于上述市场基本属性的改善。由于新型国家对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而不耐心于漫长的市场自然选择，新兴市场的政府管理者可以主动对交易系统和其他机构性特征进行高端选择，以此影响交易和定价行为，从而可能更有效地定价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使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都获益。

8、新兴市场的外部效应相对更大

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透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证券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监管不力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新型国家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产生市场泡沫和诱发金融危机的更大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地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根基。新兴市场外部性的特殊表象反映在整个社会经济更容易受到证券市场波动的冲击，更敏感于市场变化从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刻、更全方位的外部影响。政府监管部门要把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金融系统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各个方位和各个层面，并把证券市场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稳定视为首要监管目标之一。

总之，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因为新兴证券市场上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尖锐性，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来分析，政府干预和供给主导型的战略更容易取得成功[9].

（二）新型与成熟市场监管内核的差异：比较辨析

从实证的角度看，无论是西方成熟的规范市场还是正在发育中的新兴市场，都要遵循若干具有共性的基本监管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然而各国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通常不存在唯一绝对的规范。所有这些市场在交易、清算、交割、过户、证券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存在差异[10].就实质来说，新型证券市场监管与成熟市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差异：

1、政府职能范围差别：规范与发展的相对界定

在成熟市场，政府监管的主要任务即旨在清除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无法逾越的那些障碍，如垄断和操纵行为，信息失灵所导致的内部性问题等等。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英等国监管者一般较少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其监管职能，去考虑诸如实现证券市场筹资量的一定数额，时时留意并维持股指的一定水平和波幅之类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留待市场自身解决，市场“发展”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新兴证券市场则不同，如果把发达国家政府的监管职能笼统地称为“规范”职能，新型国家政府 除此“规范”职能外，还要多一个“发展”职能，而且被政府优先放置。任何新兴市场均无例外地需要解决更为严重的由上述垄断、操纵、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规范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赋予新兴证券市场失灵现象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并揭示出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之后，新兴市场的政府监管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承担比成熟市场更多样、更复杂的职责。这一“发展”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培育，同时，“积极地”为保证证券市场发展而营造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指政府“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于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经济层面，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选择面临更严格的约束条件。

2、政府干预的逐步弱化趋势：一个辨证发展过程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规范应理解为发展的限定词，即“规范地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职能将逐步弱化，而“规范”职能将相对增强。即越是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证券市场上的政府干预就越强，且越具有干预的现实合理性，但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必然要求政府逐步淡化过多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放松纯粹出于筹集资本等目的而形成的管制过度。伴随着市场成熟和机制完善，政府干预的范围必将逐步缩小，而促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3、监管目标与理念的侧重要求

针对于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层次、环节、领域的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监管制度（包括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做法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不同监管理念和不同的监管目标侧重。而后者又决定于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状态和发展水平。

从成熟市场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西方国家政府监管者的基本宗旨。围绕这一宗旨，对于监管目标来说，这些政府相对地更偏重于对这几项目标的关注：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待遇；垄断、操纵、欺诈行为和内幕交易的克服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风险的分散；信息完全性和市场信息效率；投资者的信心等。而对于某些目标，诸如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外部效应中的某些方面等等来说，西方政府则较少关注并不予主动干预，而是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市场的自由发展。

而新兴市场监管者则表现出政府干预的明显倾向。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政府及监管部门更广泛、更直接、更具体地干预和介入证券市场有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在这些新兴市场特殊性的作用下，新兴市场监管者一般把下述几项目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过度投机的抑制，证券市场的外部效应，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

（三）新兴市场监管理念抉择的依据：理论透视

对于新兴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争鸣。20世纪50、 6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认为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国民收入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近几十年来，有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涌现出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亲市场派和国家主义学派等许多不同派别和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和理论分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其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从而构成新兴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理论背景。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失灵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经济社会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作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监管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证券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理应积极介入证券市场。但政府在处理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上，实质是要如何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实现均衡，计算政府放任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成本。

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行为的观点认为，经济管制是政治力量和受管制行业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是政府管制的供给与需求、管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管制者的种种动机[11].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寻租”同样成为证券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显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监管决策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政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采取某项证券监管制度乃至若干项监管制度的组合，实际上取决于一国政府监管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目标定位，以及执行和实施这些监管制度所需要的成本。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情条件下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社会政治与文化、金融体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法规建设和人文观念等诸方面的客观限制和主观考虑，将决定其对于实施监管制度所带来的各项效果的目标期望。这样，证券监管制度的最优选择就在于：在满足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既定目标或既定偏好的前提下，追求监管制度的总执行成本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