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舞弊论文范文第1篇

一、自民间审计产生伊始，查找舞弊就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目标当今社会公众对民间审计所持的思维范式，从而成为诉讼爆炸与期望差距的一大成因

民间审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1720年，英国的南海公司破产案件标志着民间审计的开端，也表明了民间审计是基于查找舞弊的要求而产生的。南海公司创建于1710年，从事盈利前景诱人的殖民地贸易。1719年，英国政府允许可将约1000万英镑的债券与南海公司的股票进行转换。由于南海公司对外大肆宣扬公司的利好消息，促进了债券转换，进而带动了股价的飞速上升。但结果是由于南海公司经理的舞弊行为以及当时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好景仅持续了1年，南海公司便宣布破产。

南海公司破产后，债券人和投资人纷纷要求国会严惩欺诈者，并赔偿损失。面对舆论压力，议会聘请精通会计实务的查尔斯•斯耐尔对南海公司进行审计。查尔斯通过对南海公司账目的查询、审核，于1721年向英国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该报告中，查尔斯指出了公司存在舞弊行为、会计记录严重不实的问题。由此可见，民间审计的产生，直接迎合于社会公众要求确证公司管理当局是否存在舞弊行为的社会需求。这一期间的民间审计，以详细检查被审计单位所提供的会计账目和财产清单为主要方法，以揭露其中记账差错与舞弊行为为主要目标。因此，可以说，民间审计从其产生开始，即打上了查找舞弊审计的烙印。这一历史现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查找舞弊的审计目标一度减弱，退而成为次要审计目标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查找舞弊的审计目标便退居二线

各个阶段的审计目标具体陈述如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资本市场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企业规模逐渐扩大，对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银行信用业务有了很大发展。为了保证信用资金的安全，对资产负债表审计成为了首要目标，通过对资产负债表各有关项目余额的真实性、公允性进行审计，以确认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还贷能力。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审计目标已经演变为对报表的可信性发表意见，也就是审查会计处理方法是否符合会计原则和连续性原则，是否合法，从而判定被审计单位一定时期内的会计报表是否公允地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其主要原因是，在这一阶段中发生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会计、审计人员看来，发生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会计信息失真、审计质量低下。故他们逐渐将审计目标调整为对报表可信性发表意见，审计的重心也逐渐由资产负债表转移成为损益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审计目标主要是会计报表的合法性、真实性、公允性发表意见，现在各个国家仍各有侧重的沿袭着这一目标。因为此时已形成全球一体化经济，跨国公司空前发展，且股份公司形式多样，业务复杂，大量的投资者更加关注的是企业的投资回报。但他们不可能得到公司全部的资料，也不会完全相信仅由企业提供的各项财务数据，故审计事务所出具的证明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是否真实、公允、合法的审计报告成为他们进行投资判断的主要依据。这一阶段，民间审计查找舞弊的职能逐渐减弱，主要是缘于当时内部控制理论的产生。审计界认为，欺诈舞弊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来予以控制，因而防止欺诈舞弊应主要是公司管理当局的职责。

并且，这一观点已被公司管理当局广泛接受。汤姆•李(1986年)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公司的管理部门，特别是大公司的管理部门正式接受揭错查弊的责任，他们通过在公司内部建立内部财务和会计控制制度，使舞弊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程度。”

三、当今社会上管理舞弊案的增加以及审计期望差距的扩大，使查找舞弊重新成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目标真实性和准确性，并以经审计过的财务报表作为进行投资或其他相关决策的依据

他们一旦发现自己的决策出现失误，投资出现损失，就会将矛头指向注册会计师，要求他们赔偿自己的损失。当今公司管理舞弊案的增加，直接导致了注册会计师诉讼案的增加。社会公众在指控注册会计师的同时，对于审计行业的鉴证作用也表现出了怀疑和不信任。为了增强社会公众对审计行业的信心，保证这一行业的顺利发展，应该把查找舞弊重新定为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目标。

这一提议也得到了大多数注册会计师的赞同。AICPA审计准则委员会(ASB)于1988年颁布的审计准则公告(sASNo.53和SASNo.54)重新确认了注册会计师揭露与报告舞弊的责任。这两个公告的诞生，标志着审计目标体系已发展到对会计报表的合法性、真实性、公允性发表意见和查找舞弊并重的时期。1997年ASB发表了sASNo.82“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并取代了sAsNo.53，新准则没有扩大注册会计师揭示舞弊的责任，但以更清楚的语言和更显要的位置来重申这一责任。这个变化促使注册会计师加强了对揭示舞弊责任的重视。同时也预示着查找舞弊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一个重要的审计目标。舞弊因从事者身份不同，而有雇员舞弊与管理舞弊之分。

雇员舞弊通常是组织管理当局以下层次的人员涉人的，除非串通或经管理阶层的授意，均可借内部控制制度加以有效预防及检查;管理舞弊就是指管理阶层所从事的各种舞弊。管理舞弊的作弊者通常均于事前精心设计，事后并极力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设法隐瞒，舞弊者的管理层次愈高，注册会计师愈难加以有效检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公司舞弊从性质上看，主要是雇员舞弊，所以能够凭借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来予以控制。但当今社会的公司舞弊案多属管理舞弊类型，整个公司(多为上市公司)为了某种利益(增资扩股、摘掉“ST、PT”的帽子)，上下结合起来，通过伪造原始凭证等手段，提供虚假财务信息，来欺骗社会上的广大投资者。这时的内部控制制度非但不能检查和控制舞弊，反而成为公司进行舞弊的掩盖手段。报表的使用者以及利益相关者，要求注册会计师能够揭露有关的公司舞弊，保证财务信息的。

四、舞弊审计建议使用的审计程序和方法

1.深入了解客户经营状况客户的经济状况不佳，可能影响管理阶层的诚信，进而影响到财务报表的可靠性。评估客户的经济状况，有赖于审计人员对客户的经营及其业务的了解。经济状况包括内在及外在两个因素，外在因素包括经济景气及竞争情况，内在因素包括财务结构及经营绩效。外在经济景气与否及竞争情况可能说明客户经济活动及经营结果的变化或发现某些个别问题，例如经济衰退可能造成催收困难，科技改变可能导致存货呆滞陈旧，同行激烈竟争结果可能使营业额(市场占有率)减少或毛利率降低。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审计人员评估客户财务报表有无遭受重大错误或舞弊的可能性，判断在审计过程可能遭遇的困难程度。

2.进行分析性复核许多财务报表的不实表达，未能被发现，主要是由于审计人员经验不深，资深人员督导不力造成的。通常助理审计人员过于埋头苦干，因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可疑的线索，常视为当然，而未能深人探求真相。如果审计人员能够秉持专业怀疑态度，并熟悉各种可能的舞弊迹象，必然可以增进揭发财务报表虚饰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分析性复核是一种很重要的审计方法和程序，笔者曾通过对一些上市公司的造假案件(红光实业，银广夏等)的财务资料进行分析性复核，确实能发现其在会计报表上存在造假的嫌疑。实际上，许多管理舞弊案大多都可以通过分析性复核发现业绩异常，如果会计师能注意到这些异常，并确定这些异常为审计重点，顺藤摸瓜发现舞弊事实应该说是不难的。

3.要有专业怀疑精神我国目前上市公司造假成风。大部分的上市公司业绩都不可信，都存在粉饰报表嫌疑。笔者认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必须要有足够的专业怀疑精神，执行“有罪推定”的原则，即如果会计师不能搜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被审计单位的报表是公允的，则推定其不公允、存在管理舞弊嫌疑。审计人员不仅应了解会计审计问题，对于客户的营业性质与风险及交易的经济实质，也必须彻底了解。作为一个优秀的审计人员，必须要有好奇心及敏锐的观察力，对于看似无关的问题或线索，能锲而不舍。超级秘书网

4.进行现场调研目前，我国会计师审计会计报表是否真实、合法，主要是看其与总账、明细账、记账凭证以及原始凭证是否相符，这种单纯的从报表向总账、明细账、记账凭证以及原始凭证追索审查的方法，需要一个假设条件:即必须保障原始凭证与经济业务的事实真相一致。如果公司采取伪造原始凭证的方法进行舞弊或恶意欺诈，那么这种以查账和对账为基础的审计方法必定遭到失败。相反，如果审计人员能在审计之初多花点时间到生产、管理现场作现场调研，与相关的工作人员交谈询问，许多管理漏洞是不难被发现的。另外，如果有必要，还应该对相关的供应商、商、消费者、类似产品的市场竞争者等外部环境进行调查。现在我们审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到生产、管理现场的时间太少，而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对会计数据的整理和复核上，这样做的一个重大隐患是:如果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会计资料严重失真，所有对于这些资料的实质性审计都没有意义。

5.利用专家的工作在进行审计的过程中，要积极利用专家工作。例如，在前一阵的银广夏事件中，有充分迹象说明天津广夏萃取产品出口收人可疑，由于该事项对会计报表影响重大，会计师应当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证实舞弊存在或排除合理怀疑，又由于会计师对萃取产品一无所知，因此此时有必要聘请专家协助会计师工作。《财经》记者采访了几位萃取专家和业内人士，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以天津广夏萃取设备的能力，即使通宵达旦运作，也生产不出其所宣称的数量;第二，天津广夏萃取产品出口价格高的近乎荒谬;第三，银广夏对德出口合同中的某些产品，根本不能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提取。会计师不是万能的，对一些自己没有把握的又对报表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一定要向专家请教或聘请专家协助工作，这也是银广夏审计失败带来的深刻教训。

参考文献:

[1]杨晓丹、蒋韬慧.对舞弊审计责任历史演变的思考华东交通大学学报，1999年第9期.

[2]宋常.舞弊及其审计问题的若干思考!JI.审计研究.2001年第4期.

[3]沈立杰.论现代审计总目标的定位{JI.山东审计.2002年第6期.

[4]陈晓芳、邓明然.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目标I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会计舞弊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字：会计电算化培训思考

随着中国加入WTO，会计电算化在会计行业中愈发显得重要，其培训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也更加明显。本人多年来一直从事会计电算化培训工作。现就培训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1、明确培训目的

随着计算机在会计领域的应用和推广，以及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浪潮中，这就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有较深的会计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还应该具有熟练操作计算机的技能以及初步了解外资企业会计电算化核算的一般规则。因此凡是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都必须参加会计电算化培训，学习会计电算化知识，以便能为入世后的中国企业老总提供准确的财务数据，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那么学生参加会计电算化培训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取得一个合格证书，将来能有资格走上会计工作一线，而是能熟练地对计算机进行操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利用先进的财务核算工具为入世后的中国企业老总的决策提供准确的、科学的依据。

2、省财政厅应尽快更新培训教材、改变考试形式

（1）更新培训教材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确教材是江苏省财政厅1996年编写的，必须尽快更新，以适应新的形势。原因有三：

第一，计算机这门课程具有实践性很强的特点，只有反复的练习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为此，教材也应适合计算机这门课的特点，但该教材只是侧重于理论试题，实践作业则很少。因此，在会计电算化的练习作业中要做相应的调整，以适应会计电算化这门课的特点。

第二，教材内容早已落伍。如教材中要求掌握磁盘操作系统MS—DOS，我们知道其中有许多内部命令和外部命令，只有按照有关规则正确地输入这些命令，计算机才能正常工作，相反，那些DOS命令的路径或文件名中只要有一个字符出错，命令就无法执行，所以学生必须死记硬背住命令的语法规则、描述形式。这对于大多数非计算机专业人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学习负担。而Windows操作系统采用图形化界面，即在显示器上开辟了很多窗口，各种应用程序和命令以文字和图标的形式显示出来。我们要完成各种各样的处理任务时，可以通过鼠标器或键盘来选择要运行的软件和要执行的命令。Windows操作系统屏幕显示直观，操作简便，具有较好的管理功能和较强的实用性，应用十分广泛。因此各行各业几乎都在运用Windows，而DOS已经落伍，再让我们去向学生讲解DOS，确实是意义不大。

第三，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只是财务软件的使用者，而不是软件的开发者，对一些将要走上企业财务一线的人员来说，只要学会熟练操作财务软

件、掌握国外企业财务的一般规则就可以了，因此没有必要花大量时间去研究财务软件内部模块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教材却在这方面占了很大篇幅，我认为可以简单一点。

（2）改变考试形式

在我们目前省财政厅组织的会计电算化考试中，试题的样式变化不大。理论部分的题型是选择、判断。这种测试并不能完全看出学生的熟练操作能力，但为了应付考试，学生不能不花费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去记这些内容，这种培训的结果是“高分低能”，另外实务部分的题型有建帐会计科目、损益表的编制，看起来考得很全面，实际上学生根本就不需要掌握会计电算化知识，只需要掌握考试流程，会输入汉字就可以了。如我们知道每当一笔经济业务发生时需要编制会计分录、制作会计凭证，按照道理应该让学生去想凭证的摘要如何写，借、贷科目分别是什么，但考试中这些都已经内定好了，学生只需要按内定的内容输进去，会打字就可以了。因此，我认为应该修改考试的题型，比如，可增大Word、Excel实际应用方面的试题，通过操作性试题不仅可以考察学生对Word、Excel的综合运用能力，还可以考察到文件夹、文件名、存贮等多方面应用的知识，而选择和判断这样的题型则应少出。

3、教师应改进教学方法

学习理论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以往的教学实践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点。要激发学生学习《会计电算化》课程的兴趣，必须充分利用计算机进行多媒体辅助电化教学，增加上机实验操作时数，引导学生由不得此寻求理论的归纳、内化与拓展，领悟到理论不可能提供现成的运用于实际工作的结论，而只有一种思维工具，帮助我们去作出科学的推论。以图文声像方式传授知识和技能，不仅能够使教学内容和形式生动活泼，诱使学生在感情上和行为上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开发智能；而且通过运用自身的素质，发展智能。

4、作为培训单位的学校应完善教学设施

会计舞弊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务报告舞弊；GONE理论；需要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23)04－0034－07

一、引言

在审计发展史上，公司财务报告舞弊一直是困扰审计职业界的一大难题。2009年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对全球舞弊问题进行的调查显示，1998年－2005年平均每起舞弊案金额为116000美元，百万以上的舞弊案也不少。从国外的安然、施乐、世界通讯、奎斯特通讯等商业巨头相继震惊全球的财务造假大案，再到五大著名会计公司安达信，因出假报告毁坏证据而轰然坍塌，舞弊行为可以说无处不在，而且愈演愈重。与国外相比，财务报告舞弊在我国同样频发且严重，治理与防范财务报告舞弊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商务电子化和管理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经济行为更加复杂，财务报告舞弊的机会还在不断增加，手段也更为隐蔽。因此，研究国内外公司舞弊理论，加强舞弊审计，充分发挥我国审计人员在防止舞弊性财务报告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关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研究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动因、识别、防范与治理等多方面，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为我国研究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问题提供了一定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具体来看，财务报告舞弊的理论解释可分为舞弊的两因素说(会计舞弊冰山论)、舞弊的三因素说(会计舞弊三角形理论)、舞弊的四因素论(会计舞弊GONE理论)及风险因子理论。

国内学术界对财务报告舞弊已有相关研究。韦琳、徐立文(2023)等以2000－2009年间中国证监会处罚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舞弊三角”理论为理论基础研究舞弊公司特征发现，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之间销售增长、财务杠杆、融资能力、总资产收益率、外部董事比例、CEO兼任董事会主席和高管离职人数存在显著差异。娄权(2003)以GONE理论等三种规范性舞弊理论为指导，提出三种假说，并给出相应的经验证据。经验证据与理论假说相一致，验证了财务状况、治理结构、制度变迁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的经验关系。已有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但亦有需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二、财务报告舞弊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GONE”理论视角

(一)基于“GONE”理论视角的财务报告舞弊理论分析

“GONE”理论由Bologua在1993年提出，GONE理论认为舞弊是由G(Greed，贪婪)、O(Op-portunity，机会)、N(Need，需要)、E(Exposure，暴露)四因子组成，它们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并共同决定舞弊风险程度。GONE理论揭示了会计舞弊产生的四个条件，即舞弊者既有贪婪之心且又十分需要钱财时，因此只要有机会并被认为事后不会被发现的话他就一定会舞弊。GONE理论中“贪婪”和“需要”与行为人个体有关，“机会”和“暴露”则更多与组织环境有关，这一点与二因素论有相通之处。与三因素论比较，四因素论把舞弊的动机解释为需要，把其道德价值取向解释为贪婪，并且增加了一个“暴露”因素，认为舞弊行为被发现和揭露的可能性大小以及被发现和揭露后的惩罚强弱将会影响舞弊者是否实施舞弊行为。上述4个因子实质上表明了舞弊产生的4个条件，即舞弊者有贪婪之心且又十分需要钱财、自尊时，只要有机会，并认为事后不会被发现，他就一定会进行舞弊，导致“You can consider your money gone”(被欺骗者的钱、物、权益等离他而去)。因此，产生了一种很巧妙的说法，即“在贪婪、机会、需要和暴露四因子共同作用的特定环境中，会滋生舞弊，促使被欺骗者的钱、物、权益等离他而去”(秦江萍，2005)。GONE理论可用图1表示：

1、舞弊的“需要”因子与财务报告舞弊

“需要”因子也被称为“动机”因子，动机是会计行为产生关键，正当的会计行为动机产生适当的会计行为，而不良的行为动机则容易在外界刺激下产生不正当的会计行为，即会计舞弊。可见“需要”是会计舞弊的直接动因。舞弊的“需要”来源于公司期望获取不当利益，这些利益或来自资金渴求，或来自良好股价表现，抑或是企业经营者谋其自身利润分红计划等。新制度经济学家阿尔钦(1983)将这种需求的“不当利益”定义为资本的“不当套利”，与有效资本市场假设的“合理套利”相对应，表现为虚假信息破坏了有效市场的资源合理配置功能，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及市场效率低下。由于现实市场中存在的高额信息成本、成本等交易费用，使得市场参与者无法有效地以低交易费用的代价甄别出上市公司传递出的“虚假”信号与“真实”信号。因此，上市公司的舞弊“需求”持续存在，公司也正是在舞弊“需求”的刺激下将财务报告的“真实且公允”披露嬗变为财务报告舞弊。

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看，中国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国企脱困的需要(李维安，1999)。在我国资本市场的上市企业并非都是很优秀的企业或绩优公司，其中有些是存在很大问题，且已经陷入困境的公司。这些公司上市不久，就有强烈的需求去二级市场筹集资金。此外，地方政府的支持及保护也导致某些上市公司肆无忌惮地通过财务报告舞弊进入资本市场“圈钱”。可见，上市公司强烈融资需求的驱动造成了很多提供虚假信息骗得资金的股市“神话”。

2、舞弊的“机会”因子与财务报告舞弊

“机会”因子同潜在舞弊者在企业中掌握的一定权力有关，管理当局本身拥有的相对信息优势及管理会计工作的权限，若管理当局行为得不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它就有机会通过会计非法会计操纵从而获取利益。从上市公司实施财务舞弊的“机会”因子看，通常源于股权结构、董事会及监事会、内部控制等公司治理结构缺陷和外部审计等问题。

(1)内部“机会”因子，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及内部控制等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首先来自于合理的股权结构。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基调与框架。一个合理的股权结构是保障公司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基础，是消除公司内部利益冲突、维护公司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也是决定公司具体治理措施及安排有效开展的基石。合理的股权结构可以保证董事会、监事会及内部控制等公司治理具体安排的有效设计及落实。股权结构主要涉及两类因素：一是股权构成，即各个不同类型的股东集团分别持有多少股份，在我国主要指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比例；二是股权集中度，即主要股东的持股比例。股权适度集中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利益趋同效应，使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升。但是，股权过度集中将产生利益

侵占效应，即在控股股东和非控股股东发生利益冲突时，控股股东可能以牺牲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可见，当股权集中度越高，控股股东产生利益侵占效应越大，公司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通常越大。

(2)外部“机会”因子，外部审计监管方面。财务报告披露前必须由注册会计师实施审计，外部审计作为防范财务报告舞弊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不足或无效无疑为财务报告舞弊提供了机会。尽管现行审计委托制度规定，由股东大会决定注册会计师的聘用、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但在内部人控制情况下，股东大会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委托人。当注册会计师客观地出具审计意见而不利于管理当局时，管理当局则可能以解聘或者不再续聘相胁迫，因而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可能迫于经济压力而被管理当局”俘获”为同谋。而相比之下，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客户多、承受力强、独立性高，一般不容易屈从于管理当局的压力。

3、舞弊的“贪婪”因子与财务报告舞弊。“贪婪”因子已超越其本义，赋予了更广阔的涵义，包括如道德水平低下等。道德对舞弊个人而言是一种心理因素，在行为产生与实现过程中对行为主体作用是无所不在的。它表现为一种个体价值判断，对符合自身价值判断的行为就推动其实施，对不符合自身价值判断行为予以否定放弃。舞弊者通常有不良的道德意识或在道德意识方面不良价值判断占了上风，或个体已为违背良好的道德规范找到合理的借口，在这样不良道德观作用下，会计舞弊成为一种符合其价值判断的行为。

4、舞弊的“暴露”因子与财务报告舞弊

“暴露”因子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舞弊行为被发现和披露的可能性；二是对舞弊者的惩罚性质及程度。舞弊具有欺骗性和隐瞒性，发现和揭露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大小就会影响舞弊者作出是否实施会计舞弊行为的判断。惩罚的性质与程度也会关系到行为实施前的判断，从而给潜在的舞弊者以足够的威慑力。从舞弊的“暴露”因子看，当舞弊行为被发现和披露的可能性越大时，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就越低。另一方面，当对舞弊者的惩罚性质及程度越大，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成本就越高，则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二)研究假设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需求”来自于获取“不当利益”动机的需要。如果上市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健康，则其财务报告舞弊的“需求”因子起的作用便较少。而公司财务状况越恶化，预期克服财务困境的资金需求越大，则其财务报告舞弊的“需求”便越强烈。另外，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贪婪”因子也来源于追逐“不当利益”的渴求，

“贪婪”可来源于公司整体层面的资金“贪婪”和高管层面的个人利益“贪婪”。资金“贪婪”取决于上市公司圈钱的资金渴求，个人利益“贪婪”来自于财务指标给上市公司高管利润分红、股票期权等财务压力。因此，本文基于“GONE”理论提出第一个假设：

H1：公司财务指标越好，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越小

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来自于公司内部存在的舞弊“机会”，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遏制大部分舞弊的产生。然而控股股东在建立及维护公司治理中存在着法律上的“自由裁量权”，而股权集中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控股股东的“自由裁量权”空间程度大小。如果控股股东的“自由裁量权”越大，当控股股东存在“利益侵占效应”、“隧道效应”等损害中小投资者动机时，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必然是差质量的，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治理结构越差，财务报告舞弊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还受到舞弊的外部“机会”因子――公司外部审计监管的影响。公司外部审计监管的有效性可表现为审计师的独立性程度，考虑到审计师独立性的测量指标难以量化，本文采用国外研究常用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指标来代替。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师保持独立性，抵御上市公司舞弊压力的能力越强，揭示公司舞弊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真正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审计师独立性越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财务报告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越小

最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产生的可能性还取决于舞弊成本。舞弊成本来自于舞弊行为被发现和披露的可能性及对舞弊者的惩罚性质和程度。因此，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曝漏”的概率及舞弊惩处程度共同决定了舞弊成本的大小。而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舞弊成本越大，则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H4：舞弊“曝漏”概率越大，舞弊惩罚的性质越严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舞弊成本越大，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研究设计及检验

(一)样本的设计、特征描述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年因披露虚假会计信息被证监会或财政部处罚过的并且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为不及格的3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同时，选取与样本公司会计信息虚假年份前一年年末即2006年年末资产规模相同或相近的40家良好公司为对照组，样本组和对照组共同组成本文研究的总样本。样本数据中，内部控制是否披露、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惩罚的性质及程度等数据根据各家公司披露的年度会计报告，逐家整理取得，各公司各年度财务报告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csrc.省略)、深圳证券交易所、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数据库、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违规处理研究数据库等处获取。

(二)实证检验结果

1、假设H1的检验

通过对舞弊公司与没有舞弊的公司的财务指标进行分析，选择净利润，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指标来反映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t检验验证舞弊公司与没有舞弊的公司的财务指标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

从表1中可以明显看出(“0”表示没有舞弊的公司，“1”表示舞弊了的公司)，没有舞弊的公司净利润、每股收益、每股净收益、经营性现金流量的均值均明显高于舞弊了的公司。因此，我们可以直观地观察到公司财务指标越好，舞弊的可能性越小。在从t检验结果看，F值为分别为3.719、3.681、0.246、9.054，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58、0.059、0.620、0.004。只有每股净收益指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净利润应该是反映公司财务情况最主要的指标，所以t检验结果是没有舞弊的公司与舞弊了的公司的财务情况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假设H1被检验为真，财务指标越好，舞弊的可能性越小。

2、假设H2的检验

根据深圳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的深市2007年年底股东持股统计数据表，本文将这77家公司持股数超过10000股的股东的持股率进行了累计，并用SPSS对其进行了独立样本的t检验，F值为15.606，显著性水平0.000，说明没有舞弊的公司与舞弊了的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假设H2被检验为真。即股权集中度越高，发生财务报告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3、假设H3的检验

本文将排名前30的会计师事务所定义为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并用1进行标志，不是大规模

的会计师事务用0进行标志。然后再根据“是否舞弊”和“是否为大会计师事务所”整理得出另一个变量“是否相同”，1表示舞弊公司审计单位为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2表示舞弊公司审计单位为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3表示没有舞弊公司审计单位为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4表示没有舞弊公司审计单位为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变量进行频数统计，得到统计结果如表4。由表4可发现：1和3的比率还是明显高于2和4，说明舞弊公司审计单位为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和没有舞弊公司审计单位为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比较常见，也即说明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财务报告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越小，假设H3成立。

4、假设H4的检验

经过统计，将2000－2007年发生过舞弊的194家公司的舞弊及处罚情况分成四种，没有罚金连续舞弊、有罚金终止舞弊、没有罚金终止舞弊、有罚金继续舞弊。经过频数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频数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在有罚金的情况下，有48家公司终止舞弊，有23家公司还是会继续发生舞弊。但从表5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有罚金继续舞弊的23家公司中有22家公司在接受罚金处罚后都只发生过一次舞弊。由于影响舞弊的因素有很多，所以即使是接受过罚金处罚，公司可能迫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也会发生舞弊，但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进行处罚对发生舞弊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也可以肯定假设的成立，即惩罚的性质越严厉，程度越大，舞弊成本越高，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就越小。

四、研究结论和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财务指标越好，舞弊的可能性越小；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报告舞弊发生的可能性正相关；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财务报告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越小；惩罚的性质越严厉，程度越大，舞弊的可能性就越小。通过这些检验使得GONE理论更加完善，证明了GONE理论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下是可以用以指导实践的，对我国治理会计舞弊，完善会计信息的披露具有重大的价值。

会计舞弊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务报告 舞弊防范 舞弊三角理论

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自证券市场存在以来就一直存在，防范财务舞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本文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结合我国特殊的经济制度背景，试图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防范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一、舞弊三角理论分析

国外财务报告舞弊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现已发展形成众多理论。Bologna and Lindquist最先提出冰山理论，他们把舞弊比喻成海面上的一座冰山，海平面以下掩藏的组织结构内部管理问题通常比露出海面的结构部分更加危险。Cressey通过调查访问首先提出，并由Albrecht发展了舞弊三角理论，认为舞弊是由压力、机会和借口三要素合力产生。此外还有舞弊的四因子理论，以及舞弊识别标志、舞弊信号、舞弊的行业影响等。

美国注册舞弊审计师协会的创始人Albrecht于1995年提出的舞弊三角理论，是迄今为止对财务报告舞弊进行识别分析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姜毅，2003；王引，2003）。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2002年的第99号审计准则（SAS 99）与我国财政部在2007年颁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两者都以舞弊三角理论为基础，将压力、机会和借口作为识别舞弊的重要条件。这三个条件形成舞弊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如右栏图。

1.实施舞弊的压力。舞弊者受到的压力是舞弊发生的首要条件。例如财务稳定性或盈利能力受到经济环境、行业状况或企业经营状况的威胁；管理层为满足第三方要求或预期；管理层或治理层的个人财务状况受到公司业绩的影响，为完成过高财务指标等都会给舞弊者造成压力。财务报告的舞弊者主要是管理当局，当他们经营的企业面临市场竞争、融资需求、个人利益的压力，这些往往会迫使他们冒险一试，粉饰财务报告及各种指标。

2.实施舞弊的机会。舞弊者需要具有舞弊的机会，舞弊才能成功。企业所在行业或业务的性质、复杂的组织结构、对管理层的监督失效、内部控制要素存在缺陷等都会给舞弊者提供机会。例如，从事超出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关联方交易、高级管理人员频繁更换、管理层由一人或少数人控制、会计信息系统无效等。承受巨大压力的舞弊者无孔不入，些许机会都会成为图谋不轨者的“良机”，当然他们会寻找最能掩饰恶意行动的最佳方法。

3.为舞弊行为寻找借口的能力。借口是指存在某种态度、性格或价值观念，使得舞弊者能够做出不诚实的行为，或者舞弊者所处的环境促使其能够将舞弊行为合理化，借口是舞弊发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舞弊者能够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舞弊后才能心安理得。例如管理层态度不端或缺乏诚信、管理层与现任或前任审计师之间的关系紧张等，都可能让舞弊者将个人私利与集体利益混为一谈。

舞弊造假污染着我们的经济环境。舞弊三角理论表明，必须将防范的重点放在舞弊产生的根源上，而非其产生的表面结果上。防止并发现舞弊并不单单只是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人为因素的参与就会使原本脆弱的内部控制更加不堪一击，给舞弊者可乘之机。应基于舞弊三角理论，通过减少压力、消除机会和借口的方式来抑制舞弊造假的发生。

二、舞弊三角理论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具体表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遗留问题、制度性缺陷和结构性矛盾也开始显现，由此形成了财务报告舞弊鲜明的制度性背景特征。

1.压力。我国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资本市场的特殊管制，如股票市场的上市和增发配股政策。我国《证券法》规定，企业在主板和中小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必须满足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的条件。按照《证券法》新规，主板、中小板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年末净资产为负数的，其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最近两年年末净资产均为负数的，其股票将终止上市。因此，大量的企业为了上市、避免被特别处理、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会操纵收入、费用和利润实现舞弊。如山东巨力为骗取配股资格，涉嫌虚增1999年度利润16 145.73万元。此外，截至2023年上半年，剔除已暂停上市企业，目前仍处交易状态（包括长期停牌）的上市公司中2023年度净资产为负数的共34家，皆为“ST类”公司。其中25家公司净资产已连续3年为负值，倘若此种情况持续下去，等待它们的唯有“终止上市”一条路。证券市场向来被视为“圈钱”的跑马场，因此，舞弊者自然会不择手段以期上市和避免退市。

2.机会。目前，我国对财务舞弊的惩罚措施有待商榷。例如，按照现行法规，如果上市公司的操纵行为造成了公布的信息虚假，最终导致投资者受损，处理方案基本上是对上市公司及其负责人道义上的谴责或行政处分或有限的罚款，仅有极少数人被处以刑事处罚（姜毅，2003；王引，2003）。公司被证监会查处、罚款，罚的是公司的钱；而且，公司的舞弊行为一旦东窗事发，股价下跌使股东利益又在二级市场上受损。在这一过程中，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了双重损害（姜毅，2003；王引，2003）。而对于真正舞弊的管理层甚至大股东而言，这一微弱的惩罚措施与巨大的非法利益相比，根本起不到警示作用；其次，我国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也是舞弊的温床，很多企业在股份制改革时，政企不分或改制不彻底，使上市公司不能真正独立经营，公司的董事、监事和总经理主要由国有股股东直接任命，导致“内部人控制” 现象，监督和约束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3.借口。在面临压力取得机会后，一个自我合理化的完美借口开始推波助澜。管理层态度不端或缺乏诚信，就会为自己的舞弊行为寻找借口。琼民源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马玉和在法庭判决时的一段话，最可说明舞弊者造假的心机了，他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股民的利益，即使受到挫折或蒙受冤屈，我也不会趴下，也不会改变我的原则。我无罪”（姜毅，2003；郑桂红，2009）。即使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之时，舞弊者仍然心如磐石，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天经地义。由此可见，企业文化或个人素养的诟病是舞弊者制造借口的根源。

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防范对策与治理建议

1.减轻诱发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压力。从目前来看，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压力主要可以从上市前和上市后来讲，以发行、配股、增发、取得满意的交易价格和避免退市为主要动机，面对巨大的利益动机，公司管理层不可避免地会铤而走险。因此想要减轻舞弊的压力，必须从政策层面入手：（1）不断完善资本市场股票发行制度。证监会应更科学、更合理地制定各种考核指标，摒弃单一的财务指标考核，确立一个综合财务指标监管体系。（2）减少或去除管理层或治理层在企业拥有的直接经济利益或重大间接经济利益。不以特定经营结果作为对管理层或治理层业绩考核的直接标准，而更多转为非财务业绩的考核。（3）转变监管理念。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应由现在的监管者身份变为企业的协助者，为公司的上市经营提供指引，监管机构的“平易近人”或许能给上市公司减轻不必要的压力。

2.消除造成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机会。消除上市公司舞弊的机会是舞弊防范与治理的核心部分，舞弊的产生是公司的治理出现了问题，它包括公司内部与外部治理两部分：改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改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包括：（1）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缺陷是舞弊的温床，加强内部控制的设计及有效运行是一个重要措施。（2）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及增设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因其独立性，最能代表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审计委员会也是杜绝舞弊可以依赖的中坚力量。（3）保证监事会的独立性。监事会的独立性、人员构成、任职资格与预防公司高层舞弊密切相关，也是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的关键。改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包括：（1）加大对财务报告舞弊的惩罚力度。（2）加强舞弊审计准则的应用。现有的舞弊审计准则应更注重中国特色的实际应用，而非单纯借鉴国外的审计准则。

3.祛除导致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借口。借口是舞弊造假的根源所在，是道德观念的缺失。祛除导致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借口措施如下：（1）营造诚信向上的企业文化。“不做假账”并不是一句口号，应强调真实性是企业财务报告之本；（2）将道德观念和性格特征等因素纳为对企业管理层选拔的考核指标。管理层任职之前应经过严格考核，避免以亲疏关系造成“内部人”使用的泛滥。

总之，基于舞弊三角理论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舞弊三维防范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减轻压力，消除机会和祛除借口三个不同的治理层次。上市公司舞弊的防范及治理自资本市场成立以来就是重中之重，这是一个层次递进且需要不断完善改进的长久工程，是一场涉及政治、法律及道德的系统工程。

（刘萌系硕士研究生；袁建华副教授为会计系副主任、博士、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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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舞弊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舞弊动因；舞弊识别；舞弊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04-0163-02

从银广夏、安然事件到万福生科的财务造假以及最近IPO财务核查中，企业因财务舞弊而被撤单，充分说明了财务舞弊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看，给国家的经济转型、企业的长期发展甚至是个人的投资理财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正因如此，引发了大量的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一、财务舞弊文献综述

（一）财务舞弊动因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财务舞弊动因的文献颇多，但其中最为人所知的理论为：二因素理论、舞弊三角理论、舞弊GONE理论和企业舞弊风险因子说理论。

针对财务舞弊的动因，国内主要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分析，相比国外的纯理论分析，多了一份务实精神。黄世忠（1999）认为会计报表粉饰的动机包括提高经营业绩、获取信贷资金和商业信用、发行股票、减少纳税、特定的政治目的或推卸责任。林长泉等（2000）发现，在所有者缺位、多重委托—结构以及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不彻底的前提下，管理者实现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实现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倾向于舞弊。谢朝武（2000）研究认为，会计舞弊的原因在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分离、委托人与人之间天生的信息不对称。刘立国等（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造成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报告的原因是公司治理问题，认为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制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可能性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则与之负相关。

纵观中国的资本市场，财务舞弊的现象依旧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满足上市的要求；（2）管理层为了完成董事会下达的考核目标；（3）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ST”；（4）公司为了满足再融资的需求；（5）其他原因。

（二）财务舞弊识别的相关研究

对于财务舞弊识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舞弊公司的相关特征，最先开始这一研究是Treadway Committee（1987），认为财务舞弊通常与那些正处于财务困难中的公司联系在一起。而后Kinney和McDaniel（1989）的研究印证了上述观点。20世纪90年代是国外研究财务舞弊识别的高峰期，主要是从外部董事比例（Beasley，1996）；应收账款的大幅增加、毛利率的异常变动、资产质量下降（Benish，1997）；内幕交易（Seeney，1998）以及应计部分、盈余减去现金流量的值（Ingra and Howard，1999）等方面，通过实证研究、对比研究和规范研究对财务舞弊识别进行研究。2000年后，国外对于舞弊识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治理和审计制度方面。如Bell和Carcello（2000）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表明：虚弱的内控环境、过度的盈余预期、躲避审计师的管理当局都是会计舞弊的显著性风险因素。Abbott、Parker和Peters（2002）强调了提高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重要性以及财务专家在审计委员会的必要性。

反观中国，对于财务舞弊识别问题，起初都是选取被证监会处罚的公司，通过舞弊与非舞弊公司的异同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方军雄（2003）以中国1993—2004年来被查处的财务舞弊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应收款项比率、资产负债率、速动比率、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率等财务指标能够显著显示财务舞弊特征。陈国欣等（2007）认为，盈利能力弱、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独立董事人数少以及没有出具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舞弊的可能性更大。吴革、叶陈刚（2008）在对国内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特征指标研究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发现股权集中度、每股净资产差异率、非主营业务利润率等特征指标对财务舞弊行为产生影响。刘明辉、韩小芳（2023）以2002—2005年间因财务舞弊而被公开谴责的61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表明从公告前一年到公告后第三年，财务舞弊公司的董事会发生了显著变更，但只有其非常规性变更才对审计师变更有显著正影响。

基于公司治理的角度，中国一些学者也取得颇为丰厚的研究成果。刘立国、杜莹（2003）、梁杰等（2004）均认为内部人控制度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正相关，但对于法人股比例的影响却出现分歧。除此之外，刘立国、杜莹（2003）研究认为执行董事比例、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则与之负相关。梁杰等（2004）认为国家股比例、股权制衡度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负相关。随后，杨清香等（2009）系统考察了董事会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

此外，中国一些学者也从财务舞弊的动因理论入手进行研究。韩传模、孙青霞等（2023）基于风险因子理论，采取对比的研究方法，得出资产负债率、是否同时发行H或B股与会计舞弊显著正相关，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会计舞弊负相关等结论。韦琳、徐立文等（2023）以舞弊三角理论为基础，研究发现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在销售增长、财务杠杆、融资能力、公司治理层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洪荭、胡华夏、郭春飞（2023）基于GONE理论进行研究，发现管理层的风险偏好和个体贪婪程度越高，在治理结构不完善时舞弊机会越多；发现机制越完善，暴露的可能性越大，舞弊的可能性越小。

（三）财务舞弊治理的相关研究

既然财务舞弊的现象如此严重，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将财务舞弊发生的概率尽可能降至最低呢？

中国的学者纷纷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治理的出发点主要为：规范、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机制（王建炜等，2000；黄世忠，2001；陈国进，2005；韩传模、李秋蕾，2023）、利用并完善注册会计师、会计准则、会计法律等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内外部监管（谢德仁，1997；王建炜等，2000；黄世忠，2001；朱锦余、高善生，2007）。除此之外，谢德仁（1997）还坚持对企业管理当局进行处罚；王建炜等（2000）认为改革产权制度、塑造公有产权主体也有利于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黄世忠（2001）还考虑了造假成本与收益、资产重组与关联交易等方面；朱锦余、高善生（2007）还提出强化审计委员会责任来降低财务舞弊的发生率。

此外，国际上针对财务舞弊问题，也提出了相关的治理措施，最为详细的当属2005年IOSCO的《加强治本市场，防范财务舞弊报告》，这份报告提出应从以下七个领域着手治理：（1）公司治理；（2）审计师和审计准则问题；（3）财务与非财务报表披露的有效性；（4）公司债券市场的透明度与监管；（5）市场中介的角色与义务；（6）复杂公司结构的使用；（7）私人机构信息分析师的角色。该报告系统而全面的分析，为中国治理财务舞弊提供了些许思路：1）不断完善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2）对财务舞弊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密切的监督。

二、对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问题的展望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资本化率超过100%之际，中国的资本化率却不足50%，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对于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扶持只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审计师们尤其要重视企业的财务舞弊问题，确保资本市场的公开透明，切实保护各方利益者。

纵观美国企业的治理架构，其实行的是没有监事会的一元治理模式，但是为何它的一元治理模式比中国的二元治理模式更为有效？不得不让人深思。至少从美国企业内部的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制度以及外部的做空监管机制，就很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

综上所述，虽然许多学者对于财务舞弊的动因、识别、治理已经有了颇有建树的研究，但如何将这些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去，如何去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依旧任重道远。譬如，独立董事制度或审计委员会制度是否遏制上市公司舞弊行为有效性，舞弊审计准则实施提高是否识别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等方面。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它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值得每一位学者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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