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五千年历史中唯一不曾间断的文化体系，这足以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强大的传承文化遗产的使命意识，正是因为如此，中华文明的血脉才能延续至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极其强大，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人民群众新实践中涌现的新思想、新观念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为传统价值观念注入新的生命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当中生根发芽，体现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塑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赋予新的时代气息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同时，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传统核心价值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发展和升华。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蕴汲取传统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价值理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来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奠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升华和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阐释并概括了其中所包含的新的思想元素。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诉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富强，即富足而强盛。国家富强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管子•形势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强调物质利益，认为人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即是物质利益原则，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物质利益而存在。富强就是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物质利益原则的体现。人们的生活和需求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物质利益，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是物质诉求和精神诉求的统一，人们不仅需要富足的物质生活，还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当代社会尤其如此。这就赋予富强以新的含义:富强在当代社会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充裕，更是包括精神财富的富足以及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发展。民主，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等价值观念。与古代民本思想站在君主立场上限制和约束君主行为的思想不同，当代民主思想是在坚持和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基础上维护和发扬人民群众的民利，确保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制度，融入了时代内容和社会主义本质。文明，即是社会开化、进步的状态，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特征。中国古代关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的传统思想，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当代文化与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延伸，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建设更高层次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和谐，是对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描绘，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内敛为主的传统“和”理念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演进为当代中国既强调和谐相处又主张积极进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为基础，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提供了共同利益基础。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底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思想内涵十分深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人类历史进程创造的最重要成果，也是全人类最大的价值共识，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内容和最为深刻的价值观诉求。自由，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从一开始就把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自然的自由有机地统一起来。庄子主张人没有绝对的自由，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即是实现自由的途径。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由此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到了近代，西方自由思想传入中国并被先进的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的自由观相融合，把自由与民主联系起来，倡导资产阶级自由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传统自由观的伟大变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就是要让人民能够享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平等和公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平等体现了民众的愿望与诉求，而公正则表现出统治者的职责和义务。中国传统文化对“平等”、“公正”都很重视。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孟子也谈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治，即依法治国。传统文化虽然特别强调德治，但其中也蕴含法治的思想。孟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荀子更重视法治，他主张通过“法治”来补充“礼治”是很重要并且必要的。总之，在社会层面上，德治与法治应该相互补充，才能在固本培元的基础上有制度地保障。与传统文化更多强调德治、礼治不同，现代社会更注重法治。依法治国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通过法治来治国理政、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和公正。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人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诉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上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诉求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塑造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具体而清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战国策•西周策》说:“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纪》也有“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记载。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这便形成了中国人的“国”、“家”一体观念，是爱国主义产生的深厚文化渊源。敬业，是中国古代从业的道德标准，根源于中华民族的勤劳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勤劳是兴国立世之本，是兴家立业之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勤有功”、“天道酬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等价值理念。敬业就要勤于学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劝学解》)。这些思想体现了古人的敬业精神。对于现代人而言，敬业就是一种对待职业、工作的奉献意识和使命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诚信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关于诚信的思想俯拾即是。《礼记•乐记》中就有“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儒家学说则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五德;孔子说:“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些诚信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发扬光大。诚信是做人的标准，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对中国古代诚信之道的传承，同时也是对现实社会中诚信缺失的强烈呼唤。友善，就是人与人之间亲近和睦。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孟子的“与人为善，善莫大焉”等，都是对“善”的最精辟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诚信、友善，继承了传统的思想，更超越了传统意识，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实现了传统价值理念的超越和升华。

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的思想来源。这就决定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从而可以看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的价值认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1．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深厚的内涵。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深入研究。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拥有灿烂的文明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价值追求和精神财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内涵丰富，意义远大。能否做到正确传承传统文化决定于我们能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西方文化，我们要包容借鉴，用西方文化的精华来改进和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现代文化，我们要自信包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让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契合，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升华与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文化的延续和历史的演进中实现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和孕育着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的优秀特性，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要坚持传承与创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加以借鉴，只有这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会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重要源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追求的凝聚，理应让这些思想精髓在当今时展进步的生动实践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得到充实和更新，得到更大的发展。核心是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核心与灵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才能使自身的作用更好地发挥，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符合中国国情。当然，绝对不能生搬硬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形式主义地结合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在传承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中有效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2．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着力点在于弘扬传统文化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韩国影视文化视点文化价值

一、韩流来袭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韩流”汹涌而来。“韩流”的产生绝不是平地风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的影视产业。

韩剧中有着浓厚的温情和鲜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补了国内目前的道德空白。韩国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经济发达，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进，世界韩国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和“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在韩国深入人心。并演化为注重教育的传统。剧中所体现的儒教传统，那种森严的长幼尊卑关系、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恭有礼的人生态度，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文化传统。

二、韩国影视的文化视点

人性亲和力。韩剧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仅因为东亚文化的同质同源，还在于韩剧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体现了全人类的善世思想。每部韩剧都有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核心。无论是青春偶像剧如《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还是日常生活剧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抑或是历史剧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个情节曲折、细腻精致、打动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中通常蕴涵着这样一些主题：亲情、爱情、友情、信义、利益、误解、宽容，情和义、恩和怨被绵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编织到日常化的真实生活场景里，既令观众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被其中蕴涵的戏剧元素所打动。无论故事如何发展，韩剧总有一个情节核心如影随形，紧紧扣合，这是吸引观众看下去，并被打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韩剧即使长达几十上百集，观众仍是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伴随剧情始终。比如多数韩国影视剧是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民众的精神风貌。无论轻松诙谐还是感伤忧郁，都真实而亲切。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文化亲和力。韩剧在题材类型上显现出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注重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从形式看。有历史剧、现代剧；从主题看，有历史题材的励志剧《大长今》、《海神》、《茶母》，也有现实题材的励志剧《明朗少女成功记》、《汉城奇缘》。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不畏艰难、不计名利、不怕打击，历尽曲折终有所成。伦理剧《黄手帕》，反映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赎，《商道》旧瓶装新酒反映现代商业精神和义利之争；肥皂喜剧《爱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岁》、《我的名字叫金三顺》、《校园卧底》、《黑道千金要结婚》、《爱在哈佛》、《家族荣誉》等幽默诙谐，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费尽周折而结局却皆大欢喜；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天国的阶梯》、《雏菊》，感情执著坚如磐石，悲彩凝重，让人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凄楚之绝美。

韩剧的文化构图从基本的生活细节铺开。以家庭为点、社会为面，辐射到各个行业、各个社会阶层，人物的情感丰富和文化的立体呈现。伦理和道德的社会约束，舆论的强大作用，再加上美丽的自然景观、寓情于景的叙事手法、悠扬哀婉的主题曲等，在一种不动声色的客观性的描述中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在银幕荧屏上实现新写实小说的个人化书写。韩剧中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的准确客观的把握。细腻细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样面临事业和家庭等各种关系困扰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鸣。工作中的竞争、同事的远近亲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无论是和谐还是纷争。都有因东方文化的含蓄而有着为情义、得失难以启齿的心理较量。韩剧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专一，执著于理想与家庭，遇到困难隐忍坚强。一方面负有传统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现代社会的事业女性特有的进取精神与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员表演真实投入，感情真挚，画面干净，色彩浓淡相宜。虽然韩剧冗长繁琐，但还是在中国大陆有很高的收视率、有很强的视听效果，很富有感染力。

三、当代韩国影视的立足点

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韩国人认为人的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年来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人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过后，已明显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义”使人钱迷心窍，不择手段；“个人主义”涣散集体，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视亲情，分裂家庭。有害社会。于是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主张不仅要挖掘发扬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发展以儒家文化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产业”，一方面可以抵制欧美颓废文化道德对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仅在2002年韩国就向文化产业提供资金5000亿韩元，约合4,5亿美元。同时，韩国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又陆续对原有的《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了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发展空间。

四、当代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

韩剧在我们国内的流行主要是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也都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观念的转型期，国人的思想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都很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在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芸芸众生。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在细节中。”用曲折的剧情吸引人。用唯美的画面迷倒入，用婉约的音乐打动人，在文化共通中营造亲和氛围，在文化差异中展示独特风情，韩剧就是通过对其中一个个细节的精妙把握，完成了对中国观众的一次又一次征服。无论是历史剧还是现代生活剧，当代韩国影视在电影电视剧题材选题和内容情节中面向生活与现实的个人化形态上，都体现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文化策略与文化战略方式是文化市场化运作的独特显现。韩剧注重在触手可及的家庭生活细节中，充分挖掘通俗琐事的表意潜力，在细致入微的家庭生活流程中客观呈现、主观营造厚重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并借以倡导真善美，使人物的精神得到逐步的阐发和张扬。可以将韩剧的文化价值概括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倡导现代观念而又尊重传统、看重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呼唤现代人的沟通理解。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3篇

对于各地的相互交流来看，人们常说；入乡问俗，入乡随俗。我们要了解一个地方，首先要懂得当地风俗习惯，人文地理情况，这些是该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在未探寻的情况下进入到本地域范围内，遇到基本文化习惯问题的冲突，接下来，很难再上升到另一层面去交流，所以说，地域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窗口，是外界要了解一个地方所通过这个窗口进行的先前学习。地域文化所构成的核心是本地域文化的一张名片，是对外展示本地域文化最好的方式，是让外面进入到本地域之前形成了解的有效方式。此外，文化还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的发展能够带动经济的提升，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带动本地域文化的发展。对于地域文化而言，地域文化不仅能够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而且通过与地域经济的相互结合，形成文化经济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成为地域经济发展力竞争力的基础性因素。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提升，物质文化已经不能够满足人们予以增长的需求，物质与科技手段的的融入使物质文化需求达到一个高标准的阶段。然而，未来发展过程之中再次提升经济动力的方向，就需要文化因素的带入，经济产品使用价值逐步在像艺术化，审美化方向发展，这些发展也可以看出企业的竞争，从产品质量的竞争上升为了企业文化与企业形象的竞争，文化附加值逐步升为经济活动中的决定因素。

二、对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国家文化安全，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

在人口流动性社会的今天，保持地域文化价值成为了关注的方向。对于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物质和科技的快速提升，使局部地域文化逐渐衰退。在此情形下，保护文华多样性，要切实保留和延续各地域文化自身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才是文化价值的重要意义。只有保留文化多样性，才能保障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发展，增强生机，才能持久矗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三、新核心文化价值

地域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人才更新流动性，地区核心人才往往汇聚在核心地带，加快促进本地区基础设施经济文化引进情况。所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作为地域未来发展规划，城市当中需要重视此种阶梯状的人才分流情况。坚持以人文本，以人才为核心要素。我们更应该去分析城镇地域文化新形势下根本方针的调整。本文提出的人才新核文化价值是对于积淀形成的历史有形文化价值折射下的新形势地域无形文化发展方向的转折。人才新核文化价值理论是一种对诸多问题普遍综合性的解释。从理论上而言，它是具有一个公式性质的支撑基础，目前还未做出科学性的数据分析。对于此项观点，作者现仅对提出的这一人才新核文化价值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并阐述它的现实意义。

（一）何为新形势下新核心文化价值

笔者之所以提出此项理论，是基于自己所接触到的问题当中得出了“人”作为诸多问题的核心本质，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在自然世界中，问题产生发展往往是复杂多变，有人为的，也有自然之力。但人的能动性很多时候是可以去预防和解决这些危及自己未来发展的不利因素。我国提出“以人才为核心要素”根本方针。对于地域文化价值的发展需要一种前沿预见性的观念，对文化价值的新核心在于地域人才比重有很大影响。人才新核文化价值越高，对地域整体经济文化实力的提升力越明显。相反，对于地域文化的发展，人才新核文化价值越低，对地域整体经济文化发展越缓慢。中国目前在大的人口基数情况下，始终不会缺少人才的出现。对地域文化价值中“人才”可以解释为“综合性人才”和“各领域行业性人才”或者更合理的解释为“实践型人才”和“文化性人才”从这两方面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取决因素，也是对社会整体发展进程具有积极效应。文化作为一种人本身基础内涵的因素，是成长过程中根据每个人自身思维性质所形成的一种对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阶段程度，在人自身成长的过程之中，是一种基础性的文化价值。而实践性是一种自身进入社会后所经过洗礼从中形成一种适应发展的习惯。并在后期一定程度上所积淀形成的自身经验，是一种对社会的身心认知表现。经过分析可以观察到，地域之间的发展之所以相互之间具有差异文化价值。一方面，在于历史所形成固定文化价值因素，这是历史所带来的地域根基性。是一种地域独特文化。另一方面，在于人才新核文化价值的重视程度。对于人才新核文化价值可以解释为是对文化素质、教育、科技、创新文化精神的引入，这是一种地域政治思维的提升。

（二）新核心文化价值的现实意义分析

任何理论的成功运用，离不开社会现实实践当中的决定性基础，人才新核文化价值是基于核心价值发展方式的支撑，也是对诸多在社会新形势下所进行有效意义上的总结。针对人才新核文化价值理论综上总结可以得出以下价值意义。

1.提升本地域文化价值影响力。地域人群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流动性，包含着人才新核文化所具有的流动因素。从而相互之间有效吸收借鉴优秀文化价值，提升优秀文化深度发展，使社会整体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升。地域文化的发展并非孤立和封闭的，地域之间文化的传播、交流、融通、和整合，是一个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各地域文化本身分布的差异和非均衡性，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新型模式，人才核心文化本身始终出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以人才为核心的这种文化传播和渗透，必然促进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魂、文化是民族精神力量、文化是区域价值影响力。文化的发展，需要以人才为核心带动力，增进全社会凝聚力、思想变革观念、推动地域知识进步和人才基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2.促进地域经济竞争活力。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在地域间推进人才文化发展战略，会不断提高国民素质，以带动各地域间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人才新核文化价值对于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地域经济竞争活力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不同优秀行业人才的涌入，使其在多样化，多层次发展的基础上既百花齐放又不断融入主流文化当中，从而充分发挥以人才为核心导向，激励和规范功能。另一方面，人才新核文化价值作为一种资源，在经济价值的基础概念当中，以人才为核心涌动作用，挖掘地域文化资源优势，兴办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则是促进地域经济竞争活力和促进地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如今，没有经济效益的文化会很难持久下去，通过发挥人才核心文化价值，以“人”为载体吸收地域核心文化，在对外的交流与发展当中，对文化软实力传播，也将会不断增强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同时也是发挥文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的过程。

四、结语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4篇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转贴于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2]《周易·系辞下》

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漆；漆画创作；文化价值；继承传统；创新发展

一?前言

大漆又谓天然漆、生漆、土漆、国漆，是漆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漆之为用也，始于书竹简，而舜作食器，黑漆之，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画其内”，这一历史记载，印证了我国是世界上发现和使用大漆最早的国家。七千多年来，大漆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和和生动的语言，记录了中华民族各个发展时期的美学意识和文明指标，记载了人们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漆也因此具有了厚重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传统漆艺衍生和发展为现代漆画，现代漆画突破了传统的局限和束缚，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吸收借鉴其它画种之长处，在材料运用上把蛋壳、螺钿、金属等融入大漆之中，在艺术追求和艺术风格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既有对传统漆艺的继承和坚守，也有对大漆语言的解构和异化，因此也带来了创作理念、表现形式、材料运用等诸多方面的争议，同时这种争议也有力推动了现代漆画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在此背景下，从历史源头及其发展过程探讨大漆的艺术表征、文化内涵、民族精神，无论对传统漆艺的认识和传承，还是对现代漆画的创作理念和实践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大漆创造了漆画艺术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漆的最初意义在于器用。《韩非子·十过》记载，尧“斩山木而财子，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而作为食器，禹“墨染其外，而朱画书其内”而作为祭器。这之后，大漆的运用更为广泛，如殷商时代，漆液中不仅已开始搀合各色颜料，并且出现在漆器上粘贴金箔和镶嵌松石的工艺，许多漆器器表髹有红漆或黑漆的装饰纹样，纹饰装饰技法有写实与变形夸张两种，且有单色或多色描绘，如在器物上绘出包括雷纹、蕉叶纹、夔纹、龙纹、虎纹、饕餮纹、弦纹、圆点纹等复杂纹样，有的还在器物部分花纹上镶嵌有刻着涡纹的蚌泡和不同形状的松石，因其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样，而且漆器制作工艺较成熟，不仅成为汉唐“金银平脱”技艺之滥觞，也被视为我国漆画历史之源头。这之后，我国漆器工艺历经商周直至明清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明代《髹饰录》记载的漆工艺表现技法就达497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漆是我国漆艺材料的主要媒材，凡千百种的漆之工、漆之艺也是由大漆这一主要材料衍生而出的，漆艺的技术本体和工艺规律、质地品格和形态面貌、功利价值和人文意义都是由大漆的物质性所决定的。虽然现代漆画的入漆材料十分丰富，但并不等于替换或者放弃大漆。大漆创造和支撑了漆画艺术，它是联系漆材与各种材料的基础，也是艺术家思想和情感转化为可视化图式语言的媒介物。

三?大漆记载了中华文明

大漆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和和生动的语言记载着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目前我国考古挖掘的各个历史的漆器作品，无不凝结着我国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无不闪烁着中华文明的悠久与辉煌，引领人们走进厚重的历史。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文化层出土的木碗，江苏吴江梅堰发现的棕色彩绘陶器，依然闪耀着鲜艳的漆泽，诠释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意蕴；黄陂盘龙城遗址出土的木椁板，安阳殷墟发现的浮刻木器，反映了商周时期较高的漆工艺水平；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神怪龙蛇及狩猎乐舞的小瑟，随州曾候乙墓出土的鸳鸯盒，江陵楚墓出土的由蛇蚌鸟兽盘结而成的采绘透雕小座屏，代表了战国时期漆器制作文化；汉魏时期的漆器，既有直径超过70厘米的盘、高度接近60厘米的钟等大型漆器物，也有薄胎单层或双层的漆奁等小型器物，技艺更为复杂，手法更为多样；隋唐时期的漆器既有用稠漆堆塑成型的凸起花纹的堆漆，也有在漆面上镶嵌成纹的螺钿器和用金银薄片镶嵌而成的金银平脱器；宋代漆器造型线条圆润流畅、光泽朴素大方，元代雕漆的淳朴浑成、精致玲珑等，这些漆器虽历经千年而形貌犹新，清晰记载着中华文明的创造与发展轨迹，同时也展现着大漆的特性和艺术魅力。耐高温抗盐碱、防腐蚀防渗透，深邃厚重、温润质朴，是大漆的物质特性。正是这一特性彰显了大漆深沉、含蓄、浑厚、优雅的独特材料美感，也正是这一特性使得漆器作品历久弥新，始终焕发出永不衰变的艺术魅力，把悠久辉煌的中华文明记载下来、传承下去。

四?大漆体现了民族精神

大漆是一种文化底蕴深厚的特殊材料，也是具有无限张力和魅力的民族语言。大漆固有的神秘、深厚、含蓄、温润的独特材料美感，本身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它以这种神秘、深厚、含蓄、温润的品格，创造了一种富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民族精神的漆器、漆画艺术形式，反映了中华文化认知和精神品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理念、价值规范、审美理想，也培育了我国人民特有的审美视角、思想情感。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漆棺，大漆所描绘的画面飞扬流动、云气纹的线条自由奔放，展示出气势磅礴和旋转不息的动感，真实再现了汉代人民重气势的审美习惯和深沉雄厚的美学追求，给人一种生命和力量的震撼；唐代漆器一反以动物纹为主的装饰题材，大量采用了花草纹、人物山水纹等，构图自由华丽，呈现出一派盛唐之风；宋代漆器区别于唐代的丰满富丽，代之以清新淡雅的风格，以器身线条优美、色泽素雅为特色，呈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反映出一种理性、含蓄和内向的美。传统漆器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漆器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表征上，更重要的是它的广泛应用。从目前出土的我国古代漆器来看，漆器从战国时期就被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家具如几、案、床、枕、席；容器如盒、奁、匣、樽、壶、觞；乐器如瑟、琴、笙、笛；兵器如甲、盾、弓、弩；如座屏、木鹿、博具；葬具如棺、笭床、木俑、镇墓兽、虎座立凤等。由此可见，大漆所创造的漆器和漆艺文化已广泛地融入到社会之中，深刻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这也正是人们面对大漆而不禁产生一种强烈的文化归属感的根本原因。

五?大漆展示了时代风貌

包括漆艺在内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始终离不开一定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同时，艺术以一种完美的形式和特有的文化视角，把握时代脉搏、展示时代风貌、推动时代进步。大漆以独具魅力的艺术语言、独特的审美视角，真实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如新石器时期的漆器，再现了原始居民的生活情景和对美的追求，反映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以黑、红为主调，图案纹饰繁褥而有规律，朴素而又华美，充满了神秘诡谲和无拘无束的形象，表达了人们对生命的眷恋和对神秘未知世界的执著追求；秦汉时期的漆器由于受道教文化和佛教思想的影响，漆器作品大都采用阴柔的曲线，婉转流畅且 变化多样，反映了秦汉时期天地合一的哲学思想；唐代漆器在艺术境界上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富丽堂皇的漆器工艺金银平脱，华贵雍容的螺钿工艺，古朴醇厚的“素髹”唐琴，气势恢宏的夹纻佛像，无不显现出唐代人民卓越的创造力和超乎寻常的表现力，生动反映了大唐盛世的景象；宋代漆器在艺术形式法则上注重整体与局部、简洁与繁缛、文字与图案等多方面的统一，它所呈现出的是寂静而典雅的风格特征，表现的是标新与优雅的艺术形式，追求的是一种清淡和严谨的创作思潮，蕴含着中国儒家、释家、道家文化影响和精髓；明清时期的漆器无论制作题材还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都更为丰富多样，同时也蕴含和反映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内涵和时代风貌。由此可见，我国漆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漆艺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和发展的，并以“器以载道”、“漆以载道”的文化理念反映了历史和时代风貌，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和思维方式塑造了民族风格，彰显了民族特色，弘扬了民族精神，发展了民族文化。

六．结束语

历史的车轮步入21世纪，我国漆艺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衍生和发展出一种独立的画种——漆画艺术。如何发展漆画艺术，如何打造漆画艺术品格，如何进行漆画艺术创作，是当前学术界最为关注和孜孜探讨的重要课题。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坚持继承与创新有机统一。所谓继承，就是要学习和传承传统漆器艺术表现形式，用大漆这一创造漆画艺术的主要媒材和民族语言，展现时代命题、抒写时代篇章、反映时代内涵；所谓创新，就是要始终立足于丰厚的民族文化，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广阔的胸襟，积极吸收和借鉴包括绘画艺术在内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及其表现形式，把技艺与思想融为一体、材料与表现完美结合，并在实践中锤炼和培育独特的艺术品格，以此推动我国现代漆画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 刘称奇.现代漆画技法—走进漆画[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16

[2] 乔十光.漆艺七题—谈漆论画[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