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资本社会资本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较为迅速的一门理论，但由于其内容比较新且发展较快，国内学者在社会资本这一理论的使用上出现不少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资本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而详细介绍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从资本到社会资本

所谓的资本最早指的是物质资本(physicalcapital)，它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体的内涵是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性资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大都仅指物质资本，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就一直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他们所说的资本就是指物质资本。使用了同样的资本内涵，并在李嘉图思想的基础上，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宏大的体系。而在人文社会研究的历史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马克思了，他(1849)认为，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生产以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显然，马克思的资本也是物质资本，它的资本理论是有关物质资本的资本理论，后来被林南(NanLin，2001)称为古典资本理论。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资本都是指与土地、劳动并列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它以实物和货币（金融）形态出现，也被叫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统称物质资本。

随着资本研究的逐渐深入，在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C•Schulz)、约翰逊(ChalmersJohnson)等发现人力也是种资本，资本可以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之中，它不是仅仅以实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现的。舒尔茨在1960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capital）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源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1960）。几乎是同时，约翰逊（1960）也提出，因为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质资本又同属于资本类别的人力资本。贝克尔（1964）则对舒尔茨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个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建立起来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能力、技术水平等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传统的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这就是经济不断保持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贝克尔，1987；舒尔茨，1992)。

以上理论都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在研究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对资本的界定，大大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概念，揭示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巨大潜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资本的内涵有了很大扩展，资本理论往前垮进了一大步。此后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在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兴起了。首先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把它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列，几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国社会学界并用它来解释人的行为。

社会学与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在《社会学研究》上撰文，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差距较大），他认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为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占有联系在一起。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认的，并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Bourdieu，1985)。不难看出，在他的定义中，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体，而且这个集合体是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尔是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的社会学家，他对社会资本的这一界定也把社会资本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布迪尔把资本按照形式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社会学的角度，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他们都属于资本的范畴，对其进行投资都是有回报的，同时，社会资本又和经济资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禀赋的，是在后天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是看不见的，属于无形资产。

布迪尔的文章发表后三年，在美国，一位叫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的社会学家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完整地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把社会资本引入了美国学术界，他认为在解释人的行为时，除已有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外，还必须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离开了前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实现。在得出结论之前，科尔曼先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Coleman(1988)给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表现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他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不可转让性；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在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理念的同时，林南（NanLin）等社会学家也在关注着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是从社会网络出发，视角在于“关注社会资本的使用”。林南在社会网络的研究方面享有广泛的声誉，他（2001）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的流动的并且可以通过目的性行动来摄取的资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有三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林南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关于非经常互动和低亲密度的“弱联系”的概念出发，认为弱联系网络与强联系网络相比能提供更多、更丰富和更易获得的社会资源。

科尔曼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则把社会资本引向比较精细的方向，他（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并提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会学上使用并得到巨大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大多数名家也都是社会学家，但这些社会学家在思考社会资本时又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式，同时也用社会资本理论来探讨各种经济学现象和问题，这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有了很大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

经济学管理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经济学界首先关注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家是卢里（Loury），他在对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发现，以社区的社会资源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卢里（1977）在比较了生活区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发现，通过实施对种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机会均等计划并不能使得这些黑人孩子在长大后能获得其他孩子一样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同等收入与就业机会，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社区环境中可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通过这一研究，卢里在经济学领域内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区中隐含着社会资本。他还认为，经济学中的“完全的利己主义”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个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

卢里的理论给了科尔曼很多启示，他于1988年在美国学术界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并把他系统化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并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1990年他又扩大观察对象，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会资本的内容从水平型联盟扩展到了垂直型集体以及不同实体之间的行为，垂直型联盟的特征是科层关系和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总之，鉴于科尔曼社会资本方面理论的系统性，虽然他是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本的，但他的很多观点成为了经济学进行社会资本研究的基础。

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强调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这种大范围的社会信任结构就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体的规则性期望，有效阻止了违反“互惠性”义务行为的发生，从而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学者虽然在经济学上使用了社会资本，但他们最终研究中心还是在社会学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现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引起了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重视，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也使得自己成为了社会资本研究史上继布迪尔和科尔曼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的，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探索了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仅仅将南北制度绩效上的差异归结为南北方经济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们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运用了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公民生活的差异在解释制度成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定义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意大利最富经济活力的中北部地区赋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家具、农业机械、制鞋设备、优质陶瓷和瓷砖等“集群”(cluster)产业，这些网络组织使得小企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既能获得规模经济，使得地区经济充满了活力；而南方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他们的家族企业之间也一样相互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无论在创新性，还是在企业活力和企业竞争力方面都无法与中北部的企业相提并论，使得南方经济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认为，南方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和行动提高了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会资本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南方经济落后这一现象。

普特南（1996）认为，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指出，许多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同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一样必要。

就社会资本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个观点来说，普特南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后来的学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别从创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会资本，发现当各方面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进行经济交往时，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也能提高生产率。

在管理学领域，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得到最大运用和发展的是美国学者伯特(Burt)，他的“结构洞”理论指出，如果有经济体（企业）能与结构洞两端的个体（组织）都建立起关系进而跨越机构洞，它就可以同时使用两端个体（组织）的资源并因此而获得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最后胜利。

在理论研究进行的同时，有关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也在同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这其中莱克和基费（Knack&Keefer，1995）、扎克与莱克(Zak&Knack，2001)、古依斯等（Guiso，2001）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社会资本能带来经济增长。在国内研究中，张维迎（2002）、张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信任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张广利（2004）验证国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程度，并比较中西方社会资本差异。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比较短，研究学者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群体是否封闭、测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争论。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的领域，以科尔曼和普特南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属于公共财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两个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可能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对整体社会的消极作用。

在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有学者（Honget等，2001）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iguel等（2001）认为不是社会资本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应该是相反。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罗虽然断言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可由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但他却认为这和社会资本无关，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根本不能被称为资本。以上争议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社会资本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较为迅速的一门理论，但由于其内容比较新且发展较快，国内学者在社会资本这一理论的使用上出现不少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资本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而详细介绍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从资本到社会资本

所谓的资本最早指的是物质资本(physicalcapital)，它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体的内涵是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性资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大都仅指物质资本，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就一直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他们所说的资本就是指物质资本。使用了同样的资本内涵，并在李嘉图思想的基础上，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宏大的体系。而在人文社会研究的历史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马克思了，他(1849)认为，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生产以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显然，马克思的资本也是物质资本，它的资本理论是有关物质资本的资本理论，后来被林南(NanLin，2001)称为古典资本理论。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资本都是指与土地、劳动并列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它以实物和货币（金融）形态出现，也被叫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统称物质资本。

随着资本研究的逐渐深入，在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C•Schulz)、约翰逊(ChalmersJohnson)等发现人力也是种资本，资本可以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之中，它不是仅仅以实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现的。舒尔茨在1960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capital）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源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1960）。几乎是同时，约翰逊（1960）也提出，因为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质资本又同属于资本类别的人力资本。贝克尔（1964）则对舒尔茨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个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建立起来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能力、技术水平等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传统的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这就是经济不断保持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贝克尔，1987；舒尔茨，1992)。

以上理论都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在研究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对资本的界定，大大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概念，揭示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巨大潜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资本的内涵有了很大扩展，资本理论往前垮进了一大步。此后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在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兴起了。首先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把它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列，几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国社会学界并用它来解释人的行为。

社会学与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在《社会学研究》上撰文，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差距较大），他认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为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占有联系在一起。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认的，并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Bourdieu，1985)。不难看出，在他的定义中，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体，而且这个集合体是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尔是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的社会学家，他对社会资本的这一界定也把社会资本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布迪尔把资本按照形式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社会学的角度，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他们都属于资本的范畴，对其进行投资都是有回报的，同时，社会资本又和经济资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禀赋的，是在后天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是看不见的，属于无形资产。

布迪尔的文章发表后三年，在美国，一位叫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的社会学家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完整地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把社会资本引入了美国学术界，他认为在解释人的行为时，除已有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外，还必须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离开了前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实现。在得出结论之前，科尔曼先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Coleman(1988)给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表现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他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不可转让性；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在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理念的同时，林南（NanLin）等社会学家也在关注着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是从社会网络出发，视角在于“关注社会资本的使用”。林南在社会网络的研究方面享有广泛的声誉，他（2001）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的流动的并且可以通过目的性行动来摄取的资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有三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林南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关于非经常互动和低亲密度的“弱联系”的概念出发，认为弱联系网络与强联系网络相比能提供更多、更丰富和更易获得的社会资源。

科尔曼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则把社会资本引向比较精细的方向，他（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并提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会学上使用并得到巨大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大多数名家也都是社会学家，但这些社会学家在思考社会资本时又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式，同时也用社会资本理论来探讨各种经济学现象和问题，这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有了很大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

经济学管理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经济学界首先关注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家是卢里（Loury），他在对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发现，以社区的社会资源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卢里（1977）在比较了生活区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发现，通过实施对种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机会均等计划并不能使得这些黑人孩子在长大后能获得其他孩子一样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同等收入与就业机会，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社区环境中可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通过这一研究，卢里在经济学领域内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区中隐含着社会资本。他还认为，经济学中的“完全的利己主义”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个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

卢里的理论给了科尔曼很多启示，他于1988年在美国学术界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并把他系统化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并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1990年他又扩大观察对象，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会资本的内容从水平型联盟扩展到了垂直型集体以及不同实体之间的行为，垂直型联盟的特征是科层关系和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总之，鉴于科尔曼社会资本方面理论的系统性，虽然他是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本的，但他的很多观点成为了经济学进行社会资本研究的基础。

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强调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这种大范围的社会信任结构就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体的规则性期望，有效阻止了违反“互惠性”义务行为的发生，从而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学者虽然在经济学上使用了社会资本，但他们最终研究中心还是在社会学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现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引起了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重视，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也使得自己成为了社会资本研究史上继布迪尔和科尔曼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的，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探索了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仅仅将南北制度绩效上的差异归结为南北方经济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们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运用了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公民生活的差异在解释制度成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定义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意大利最富经济活力的中北部地区赋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家具、农业机械、制鞋设备、优质陶瓷和瓷砖等“集群”(cluster)产业，这些网络组织使得小企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既能获得规模经济，使得地区经济充满了活力；而南方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他们的家族企业之间也一样相互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无论在创新性，还是在企业活力和企业竞争力方面都无法与中北部的企业相提并论，使得南方经济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认为，南方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和行动提高了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会资本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南方经济落后这一现象。

普特南（1996）认为，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指出，许多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同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一样必要。

就社会资本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个观点来说，普特南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后来的学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别从创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会资本，发现当各方面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进行经济交往时，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也能提高生产率。

在管理学领域，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得到最大运用和发展的是美国学者伯特(Burt)，他的“结构洞”理论指出，如果有经济体（企业）能与结构洞两端的个体（组织）都建立起关系进而跨越机构洞，它就可以同时使用两端个体（组织）的资源并因此而获得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最后胜利。

在理论研究进行的同时，有关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也在同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这其中莱克和基费（Knack&Keefer，1995）、扎克与莱克(Zak&Knack，2001)、古依斯等（Guiso，2001）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社会资本能带来经济增长。在国内研究中，张维迎（2002）、张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信任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张广利（2004）验证国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程度，并比较中西方社会资本差异。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比较短，研究学者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群体是否封闭、测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争论。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的领域，以科尔曼和普特南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属于公共财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两个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可能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对整体社会的消极作用。

在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有学者（Honget等，2001）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iguel等（2001）认为不是社会资本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应该是相反。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罗虽然断言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可由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但他却认为这和社会资本无关，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根本不能被称为资本。以上争议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3篇

在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迁、人们需求和期望的增加等因素的推动下，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支出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高夫认为有四个主要的直接原因导致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支出不断地增长：“相对成本的增加”、“人口变迁”、“新的而改良过的服务”、“社会需求的成长”。不断增长的福利国家社会支出凸显出其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一方面来说，福利国家的支出必须建立在充足的税收来源的基础上，税收必然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因此，福利国家以资本主义为其前提；从另一方面来说，福利国家在运作过程中会有破坏其前提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积累过程造成压力和阻碍。福利国家是否能够在取之于资本的同时，又保证资本积累的持续发展，成为福利国家是否可持续运转的关键。福利国家支出是否会削弱资本积累、抑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为福利国家的主要争论点。从总体上来说，新马克思主义对于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福利国家抑制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积极性，福利国家是必然会损害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这个结论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他们的基本预设是：“所有的税都是征收自资本的税，而所有税收的来源都是剩余价值”，因此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福利国家的支出是建立在减少资本剩余价值、削弱资本积累能力的基础之上。结果可想而知，福利国家与资本积累的矛盾被绝对化，如高夫所归纳的：“一方面，提高国家在社会服务于其他项目上的支出水平对维持资本的累积与再生产是必须的；在另一方面，国家的每一分成长却会抑制资本的累积”，而高夫本人是反对这样粗糙的观点的。新马克思主义对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显得更为辩证。考虑到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奥菲部分地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福利国家支出的增长促进了降商品化组织形式的扩张，势必会妨碍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削弱市场理性，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奥菲将福利国家干预对于经济的消极性影响分为三个方面：国家监督和控制所需的成本；会破坏经济部门的适应性和革新性；国家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价格竞争，从而会导致质量竞争方面的损害。但是同时，他又反对将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完全归罪于福利国家，反对将福利国家当作资本积累受损或中断的根本原因，福利国家至多只能算作一个起推动作用的要素。高夫在奥菲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探讨了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辩证关系。高夫并不否认福利国家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但是他认为将这种矛盾归咎于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直接取自剩余价值的解释机制是错误的。高夫认为从福利国家支出取自剩余价值出发，从而引申出福利国家支出阻碍资本积累的这种观点，“忽略了国家给付与服务回归到资本主义或市场部门的‘回流’”，只看到福利国家从资本那里收取的税收，而没有看到福利国家实际上将税收的部分又以“社会工资”或社会投资的形式回到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内的社会领域中。

国家的社会支出最终投入到社会中，通过增加就业、直接或间接提高消费能力、增加投资项目等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如果经济中其他条件不变时，政府开支的升高会增加总经济需要”，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的增加会相应地推动经济需要的发展。然而，由于福利国家支出来源于社会税收，在这种收取和回流的过程中，“较高的税收会抵消一样多的政府支出所会产生的效果”，即抵消政府福利国家支出所带来的经济推动作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高夫认为“福利国家的成长既不是有害的、也不是有利的”。因此，从社会总经济需要层面上来看，福利国家从社会中收取的税收减少了总经济需要，但是福利国家支出和回流又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总经济需要，两者之间相互中和了。从再分配的层面上来看，福利国家再分配机制主要是一种“水平”的再分配，而不是“垂直”的，即其基本模式是“将工资与薪资所得阶级（大致上指的是劳动阶级）内的所得予以再分配，而不是从上层与中上阶级予以分配下去，也更不必然是从利润分配到工资所得上”。福利国家再分配机制并不是全部从资本剩余价值那里获取税收，然后再分配给劳动阶级，而是主要地从劳动阶级那里获取，并主要地用于非劳动人口的抚养以及劳动阶级内部的再分配。“透过国家来引导大部分的工资与薪资所得，使之有些回到劳工家庭、有些流向依赖人口，而有些则用来资助其他的国家支出项目，此种劳动报偿的再分配，不必然会损害总产出中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因此，从福利国家再分配层面上来说，福利国家社会支出并不必然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矛盾是确实存在的，福利国家支出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矛盾在于福利国家的非生产性服务。从福利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的层面上来说，高夫将社会服务区分为再生产性的和非再生产性的两种类型。再生产性的社会服务有利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有利于社会产品的产出及经济的增长，如国家投资的建设性项目，既能扩大经济规模，又能提供工作岗位，这对于资本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有益的；非再生产性的社会服务是用于维持社会关系和社会和谐，是为了修复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后果，但并不能给社会创造新的生产力，只有投入但没有直接的经济上的效益产出，因此可能给资本和劳动者造成负担。福利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由其社会服务支出的结构决定：福利国家的投入越多用于再生产性的社会服务，对资本积累就越有利，相反，福利国家投入的非再生产性越多，则对于资本积累的削弱作用就越大。

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矛盾及其程度由社会支出的具体结构决定。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的结构又由阶级力量的结构决定，即由相抗衡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势力格局决定。虽然高夫肯定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基本倾向是满足特定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促进资本积累进程的实现，但是这种基本倾向在某些时候会遭遇相对的反倾向。劳动阶级的斗争、对立阶级力量的格局是影响福利国家社会支出结构与规模的重要因素，而这个因素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对福利国家的压力也不同。福利国家收入取自何处、用于何处的结构都由具体的社会阶级势力结构决定，由“阶级冲突的往往返返而决定的，会随着相抗衡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势力而改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阶级及其政党对福利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资本主义社会破坏性因素及其对于国家合法性功能的需要不断增长，福利国家的非再生产性福利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在这个层面上，福利国家支出对资本主义积累造成损害，并与之构成矛盾。福利国家支出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准确来说并不是产生于福利国家本身，福利国家支出也并不是导致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相反，福利国家支出本身就是为了维持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福利国家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矛盾及其导致经济的衰退的根源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自身。

2福利国家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无论在古典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那里，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互不相容的原则，虽然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这种对立性。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主义和大众民主会威胁到作为资本主义根基的自由原则，而自由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得到保护。而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将为被统治阶级提供政治权力的支撑，挑战统治阶级的支配权力，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冲击，从而会加剧社会矛盾。由于这种对立对于统治阶级是如此不利，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相信这种能够对资产阶级统治造成威胁的民主形式会那么顺利地成为现实，因此在他们看来，民主在很多时候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一个幌子，统治阶级从来不会将权力拱手让给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也不会建立反对自己的政治机制。奥菲认为如果把民主当作仅仅是一种欺骗的手段，那么任何关于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探讨就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民主反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民主对于被统治阶级及社会改革的意义也是真实的。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出现缓解了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就与特定形式的民主政治是分不开的，民主政治是现代福利国家的重要特征和合法性来源。福利国家又会进一步对推动民主进程，福利国家机制形成的政党竞争、政治冲突的缓减、激进主义的逐渐消失等等要素使民主政治更加稳固。民主与福利国家在某个时段，主要是福利国家繁荣时期，是同一个过程中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奥菲认为“大众性政党和政党竞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使民主与资本主义的不相容性在现代资本社会中出现了转折。这两个调节性原则将权威逻辑与市场逻辑结合起来，形成“民主资本主义”，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能够与民主共存。

在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中，竞争的原则被引入到政治领域，从阶级政治转向竞争性政治，而在福利国家范畴中，权威性原则被引入到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尤其是在分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两种原本对立的领域互相吸收了对方的要素，相互融合。在这两种原则的调和下出现了“混合政体”、“混合经济”，避免了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通过正式的政治途径吸收来自民众的要求及冲突，是民主与资本主义共存的重要途径。这种模式一度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害怕这种民主模式会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但是事实上这种恐慌是过度敏感的反应。奥菲认为大众参与形成的政党竞争并不一定对资本主义构成直接的威胁，相反，由于受到机会主义、寡头政治、官僚主义等等因素的控制，在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下产生了三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结果，即“意识形态的非激进化、政党成员的非活跃化、集体认同的逐渐丧失”。社会权力的分配仍然主要地由经济权力所决定，政治权力的扩散并没有根本上撼动这种社会权力分配原则。竞争性政党组织形式看似给全体民众提供一个平等的准入和竞争机制，但是其运作机制仍然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框架的。“目前还没有哪个竞争性政党制度给出一种政治权力分配方法，以改变它所产生的资本逻辑和社会经济权力模式”，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资本积累是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成果”。民主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第二个调节原则是福利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对社会经济采取干预主义，试图同时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无产阶级的要求，实现阶级之间至少是暂时的妥协或“和解”。福利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和谐局面：“一方面，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经济繁荣，使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益匪浅。另一方面，改变了工业和阶级的冲突模式，使它们越来越告别政治激进主义，乃至革命性激进主义，而转向以经济为导向、以分配为中心的，越来越制度化的阶级冲突。”民主要求和政治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框架。但是这两种调节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原则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就出现了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自身遭遇的危机，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很快就超出了这两种调节机制的范围。资本主义竞争性政党的组织形式存在着“自我限制的倾向”，存在分裂和被其他政治实践形式所代替的危险，竞争性政党民主形式“已经耗尽了其调和资本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能力”。奥菲认为三种主要的新的（包括新社会主义、社团主义、政治压制）政治实践逐渐排挤和取代了竞争性政党制度，政党制度的地位逐渐衰落。政党制度调和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政治的能力也已“耗尽”，而新出现的政治实践却并没有能顺利将这个任务持续下去。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确实控制和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首先，福利国家无法同时满足资本主义的生产与需求两方面的问题，而一旦福利国家解决了社会宏观需求的问题，则生产问题就变得紧迫和严重；一旦国家着重解决生产问题，需求问题又会被抛出。其次，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改变了工人与资本的期望，抑制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损害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再次，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使工人和资本形成福利依赖，降低了社会经济系统的独立运行能力和平衡能力。“由于外在的经济影响和内在运作模式的悖论等两方面的原因，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耗尽了其潜能和活力。”随着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自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遭遇的危机，其作为调解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能力也逐渐消退。事实上，很多学者，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福利国家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随着资本与民主的调节机制的衰落，福利国家、民主与资本主义曾经一度实现的结合与共存的条件也逐渐消失，资本主义与民主重新落回对立状态。而在此基础上，依赖于民主政治的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也无可避免地显现出其矛盾并不断激化。对此，奥菲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干预主义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有着政党竞争和代议民主的制度性框架）在履行任何国家都必须完成的基本功能（是国家的社会构成稳定化，并维护这种构成）时，总是面临着大量的要求和需要，在自由民主制度安排的限制性参量内，这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是不协调的。国家所要做的事情明显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资本的私人积累特征或政体的自由民主特征被中止”。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投资模型政府

继普特南之后，关于社会资本的数量众多的研究已逐步得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社会资本在众多领域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普特南本人阐述了个人在一定组织内的成员资格和政府效率之间的显著联系。克拉克和珂佛的研究则表明（Knack，Keefer，1997），假如对整个国家层面的诚信进行计量，诚信值上升1个标准差就会带来超过0.5个标准差的经济增长；珀尔塔等人（Porta，etc，1997）则发现，在许多国家，这样的诚信值如果上升1个标准差则会带来0.7个标准差的司法效率的提高以及0.3个标准差的政府腐败的降低，此外作者还探讨了从个体层次上分析的社会资本和个人健康之间的关系。个人在一定组织内的成员资格和自我感受到的愉悦程度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十分清楚的相互作用关系。

挑剔的计量经济学家可能会质疑这些结论是否能够完全令人信服，毕竟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变量同许多重要的无法观察测定的因素紧紧相连，而这些无从测定的因素又恰恰影响推动着许多可以被观察测定的因素。假如那些恼人的好挑剔者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就可能没有理解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我们仅仅处在社会资本研究的起点位置，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已经掌握有充分的事实证明社会资本在许多领域里异乎寻常地重要。

事实上这项研究的不足不在于探讨社会资本影响的理论或经验论证上，真正的不足在于聚焦于社会资本成因的理论总结或经验论证。如果我们想改变社会资本的水平，我们必须建构一个社会资本形成的相关模型，以及进行经验论证的载体（相关的规则与网络的构建确信要与我们的经验论证相吻合）。与其说普特南和其他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未能做出重大贡献，倒不如说仅探讨社会资本的影响其实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逆转不利局面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原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法在社会资本研究的起始阶段实际上妨碍了对社会资本形成原因的正确理解。社会资本几乎总是被视作一个集合变量：比如说一个特定社区的规则和网络。然而，做出社会资本投资决定的主体是个人，而非社区集体。所以撇开对起始于个体水平的社会资本的精确分析，我们将难于理解社会资本的形成。

在头脑中有了如此的假设前提之后，笔者想在本文中做三件事情：第一，试图对社会资本给出一个个体层面上的分析，它可以被视为现有研究文献中占据主要位置的社区集体层面上关于社会资本分析的对应部分。接着文章将讨论在什么情况下，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会聚合成为社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在这一部分，笔者会引入一个略为简单的关于社会资本投资行为的经济模型，并讨论它的经验含义。

论文的第二部分讨论这个模型最基本的含义。我会讨论一些支持“个人在社区时间期限的长短对于社会资本投资至关重要”观点的论据，如个人迁移、私房房主资格、职业的社会化程度、时间机会成本等对社会资本投资的影响。第三部分涉及和政府行为紧密相连的变量（政府行为的出现强烈影响了社会资本的形成）。文章首先讨论了社会资本与社会道德异质性之间的联系。最后，文章讨论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显著关联。很自然这又引出了对教育政策的言外之意：假如社会资本的确有价值，而学校教育又在创造社会资本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那么政府的教育政策是否应该有效地制定执行呢？

当然，这篇文章仅仅是一个对社会资本形成研究课题的简短叙述（而且主要聚焦于美国），甚至不能完全阐述清楚结论中最关键的要素。同时，如果要准确理解社会资本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文章也没能用足够大量的篇幅强调这项研究为什么需要从建立在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投资模型开始进行。笔者相信文章提出的模型在经验论证上比较清晰明白，而且能够成为思考理解社会资本投资行为如何发生的一个十分有用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资本形成的经济学原理阐释

有人把社会资本界定为规则、网络以及其它相关的社会联系方式。笔者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思考社区水平的社会资本时，最合适的方法是将其作为一个社区社会资源的计量单位，这些社会资源无疑可以提高该社区整体福利（当然这些社会资源也包括规则和网络）。

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这些社会资源由于可以解决日常经济问题而有价值。比如，更有效的社会联系可以帮助解决公共产品的“搭便车”问题，或者在缺乏明确契约的环境里创建个体间的相互信任（接下来就是通过那些经常进行的关于诚信问题的调查来获取社会资本的相关信息了）。有人认为社会联系的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作用更为突出，笔者对这一观点表示怀疑。也许上述的有关表述听起来与科尔曼和普特南提出的规则和网络有些区别，但是笔者确信它们是更贴近实际情况，而且是用经济学家的特有术语清晰准确表达的。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个构建在个体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的定义表述，1904年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的一篇文章提到《金碗》里一位女性的“社会资本”，在那里他意指社会资源。事实上，在詹姆斯之后，学术界有可能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社会关系的衡量形式（包括领导气质，与人沟通及语言的才能）。毫无疑问，拥有这些社会关系反过来会使个体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获益匪浅。这些定义类似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这样的经济概念。由于社会资本建立在个体分析基础之上，所以稍后我们将探讨个人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过程。

笔者并不认为以个体为基础分析社会资本和以社区集体为基础分析社会资本存在学理上的冲突。与此相反，我相信，对于思考并把握社区社会资本，分析个体的社会资本是必要的。个体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十分相似，所以许多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理论也大体适用于分析社会资本。如何聚合这些社会资本是研究中最棘手的地方，在什么时间属于私人的社会劳动技能聚合到一起相互融合并构成更富生产效率的社会劳动？这项研究课题直到现在仍是不怎么清晰明了的。假如一个人花时间精力投资于和别人有效地沟通交流，很显然他增加了他个人及社区整体的社会资本。假如一个人挖空心思钻研如何巧言诈骗，他可能仅仅增加其个人的社会资本而损害了社区整体的社会资本。等会儿，本文还会讨论如何聚合多重类型的个体的社会资本这样的难题。文章首先大致阐释一下社会资本投资过程的经济学原理。

1.社会资本投资

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投资模型（包含读者应注意到的大量对比数据），社会资本最好被视为财富变量“S”，它在各个时期都带来市场和非市场的效益，分别用RM和RN表示。市场效益包括所有能帮助自己更加有效完成工作的社会技能和社会交往，当然也包括获得工作时起码应具备的社会技能；非市场效益包括源于社会资本投资而来的内容广泛的社会回报（也可能是直接的心理愉悦）。假如个人从事的是一份需要与外界联系异常紧密的职业，那么他的市场效益的回报预期会提升许多。

这个模型表明投资社会资本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而这个时间是计入成本的，它应该是一个反映人们以怎样的速率将自己的未来予以“贴现”的变量。模型还表明社会资本也可能贬值，预计当个人离开社区集体时，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会失去价值，有鉴于此，笔者提出的投资模型考虑并分析了个人离开自己原住社区的可能性变量。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个人的社会资本投资具有相当多的可选择性。个人对社会资本投资将在某一点上达到均衡，在该点上社会资本的边际投资成本等于边际投资效益。当个体流动性增加或人随岁月的流逝渐渐变老时，个人对社会资本投资会下降；而当社会技能在职业上获取的社会回报增多或者社会资本贬值率变低时，相应地，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会上升。这些结论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几乎任何资本财富都会遵循类似的规律。也许在进行经验论证时，掌握这些规律将会启发我们如何预测事物发展方向、如何对事物进行基本定位。

我们预计一条倒“U”型的曲线可以用来描述社会资本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总的来看，当人们年龄增大，社会资本投资总量会有一个积累增多的阶段；但到后来从社会资本投资获利太低以至继续投资不再划算，这一时段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变得极少，甚至经常不足以弥补社会资本贬值的损耗。

2.聚合过程：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社会资本

前面引用的投资模型仅仅将社会资本视为具备单一同质的特性。但是把两种因社会技能不同而导致的个人社会资本分开进行分析对研究是具备相当科学性的：一种是增加整体社区效益，另一种是仅仅产生个人效益。事实上，一些个人的社会资本的产生会降低作为社区集体的社会资本总量。考虑了这两种类型个人的社会资本的最简单的模型显示社会资本的固定部分产生公共收益。前面引用的投资模型作的是一个包含个人和社区集体的社会资本的预期（这也就是说，在预计个人的社会资本和社区的社会资本时，近乎一样的因素在起作用）。文章将从更多的细节去讨论这些预期，但是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个体会分别决定他们在投资社会资本（包括增加整体效益的和仅产生个人效益的）的水平，个体作决定前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很显然，个人如果认同社区福利将会促使其增加对社会资本的投资量，具备私房房主资格也会促进这种认同。“温馨之家”的价值与社区吸引力紧密相连，在某一社区拥有一个家对于个体来说将极大程度地促进他认同社会资本投资带来的各种积极效应。

长时间在一个社区居住也意味着个体会倾向于加大对社区的社会资本投资。假如个人期望离开这个社区，他会投资培养极具个性化的技能；反之，他会更多地投资于社区的社会资本。此外，还必须注意到一种可能：以往个人居住的良好境况会提升对社区内其他居民的“利他吸引力”，同时可以促使人们投资于一些让大家都能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资本。

提升社区整体的社会资本的关键是必须要有明确的“足量起步要求”。假如仅仅极个别人投资这些项目，那么相应地网络系统和语言体系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仅仅当众人近乎同步投资，它们才会变得有价值，效益水平也根据对社区集体社会资本投资的状况来确定。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假如更多的个人投资于社区集体的社会资本，某一个体从中获得的回报反而会降低。举个例子，如果众人的社会交流更频繁紧密，充当掮客的二手汽车市场交易商的作用就会减弱许多。

提高社区质量的社会资本的“足量起步要求”特点也使得社会资本复合性均衡成为可能，在思考社会资本决定性因素时经常地涉及到这种复合性均衡。既然存在社会资本高投资、高回报的地方，那么肯定存在低投资、低回报的社区。所有这些类型的社区都处在一种微妙的均衡当中。

社会资本的外部特性和足量有效性相结合导致了“合作投资”的产生，很自然地它为政府干预社会资本投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当然，私人社区也能尝试进行自我合作投资。如果该社区拥有一定社会资本的财富，那么这种合作操作起来就会略微容易一些。社会资本按这种方式自我发展的观点为上文中提到的社会资本的复合性均衡提供了理论支持。道德和语言这样的异质性等影响合作的因素同样会妨碍个体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假如某些个人具备歧视意识，而且经常没有兴趣在异己的社会圈中交往，那么这种类型的异质性就会使那些具备歧视意识的个体干脆打消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念头。

既然政府有影响、干预社会资本的可能性，那么谈论什么是政府影响个人投资决定的首要手段就变得很有价值。显然政府可以采用影响私房房主资格或社区永久性的措施作为政策工具，但是这些政策工具实施起来成本相当高，而且没人能保证政府行政行为的有效性。对教育施加影响也许是政府最有力的政策工具。如果社会技能首先是在学校培养的话，那么在12年里（大多数美国和加拿大人在公立学校里度过的时间）政府有足够多的机会去影响并控制社会资本的形成。值得再次提出警告的是政府很可能把事弄糟糕，而不是做好。

二、社会资本和私人动机

文章在这部分叙述的是社会资本形成过程的一些基本事实以及社会资本投资基本模型所引出的一些预期。在这里首先讨论的是个人在组织内的成员资格，它可能是在个体水平上衡量社会资本的最佳手段。

有关社会资本的调查文献主要集中在两类问题上，第一类是关于诚信的问题，比如它问道“总的来讲，你觉得绝大多数的人是不是可以值得信任的，或者你原本就不会太小心注意与他人的交往？”第二类是围绕个人所从属的非专业性组织的成员资格的问题，集中起来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变量（总称为个人成员资格变量），通过研究这个变量我们也可以发现个人所从属的不同类型组织数目。

1.可预期的财富期限

社会资本投资模型显示社会资本投资的预期期限如果缩短，社会资本投资量也会相应减少。选择社会资本投资函数方程式的变量参数（包括贬值率、迁移可能性、余生长短）的理由都是基于这个基本事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去估量社会资本的贬值率，尽管它对于未来的研究是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估计个体可预期的迁移概率去衡量预测未来两年里个人离开社区的可能性。计量判断这个迁移变量需要收集个体的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成员中十几岁少年的数目（这些都是预测人们迁移的最可靠因素）。

在格拉泽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里（Glaeser，etc2000），通过仔细观察迁移可能性和个人在组织内成员资格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存在十分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其统计数据的负相关值为-7.5）。迁移可能性上升20%，个人拥有组织内成员资格的数量就会下降15%.那些具备较高迁移可能性和丧失社会资本的人均不太可能投资于社会资本。还有一点，通过仔细研究个体在社区居住时间的长短确实也能够估量预测社会资本。

也许社会资本伴随人的生命轨迹演变的特征更显著，它随着人年龄增大而起伏变化。格拉泽等人在2000年的研究成果中认为，40多岁的人愿意成为某组织成员的人数比20多岁的人多56%，比超过60岁的人多60%.年龄和社会资本的关系就像理论所预计的那样可以用一个清楚的倒“U”型曲线来描述，也就是说人们起初积累社会资本财富，到达峰值后再合理地让它逐渐损耗。

2.社会技能效益

模型的第二层隐含的意思是那些从事较多社会接触职业的人更愿意在社会交往方面进行适量的投资。笔者并不十分清楚每个职业的具体社会回报数量。格拉泽等人在2000年的调查研究里形成了一个各职业社会效益变量的目录单，借助目录单对各职业的社会性进行排序。事实上，这和我们对各职业社会效益的大致印象十分吻合：社会性最弱的职业是“纺织业编织技工”、“纺织业卷线技工”和“出纳员”。社会性最强的职业包括内科医生、牧师和警察。

非专业社团组织和职业的社会性存在非常明显的相关性。在社会性最弱的职业里，其人员获得会员资格的社团组织平均数为1.06，而在社会性最强的职业里，这个数量指标为2.事实上这种关联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统计学意义。

对于职业的社会性这个变量有人怀有这样一种担心：并非社会性的工作导致了组织内成员资格，而是成员资格决定了社会性工作的开展。为了研究这种可能性的实际意义，我们来观察一下父母亲职业的社会性对其子女的影响。这种对社会性的衡量方法既能够和个人职业的社会性紧密相连，又可以很好地预测个人在组织内成员资格的层次水平。这项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确实是职业决定了组织内成员资格而不是相反的结论。

3.私房房主资格

我们发现私房房主资格和内容广泛的公民权变量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依存关系。例如，私房房主参加的非专业社团的类型数量平均比非私房房主多0.253个，私房房主比租赁户多15.3%参加当地的选举投票。私房房主比租赁户多出6%参与当地社会问题的解决。私房房主们也必然更多地去教堂礼拜和拥有枪支。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具备私房房主资格本身不能导致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房主的类型千差万别，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社会资本的投资。理解并把握这一问题首要的方法是必须掌握这些众多变量的特征，并以此分类（比如孩子数量、婚姻状况、个体年龄、教育程度等）。私房房主资格对这些变量的影响是深刻的。第二个方法是观察个体所不能掌握控制的房产市场的若干指标，将其视为私房房主资格的表达形式。这种方法仍然没有触及到私房房主资格的影响因素。第三个研究方法是使用德国人分格数据，在那里可以观察到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检验当个体成为私房房主之后是否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公民。我们的判断在此得到了验证。尽管在一段时间里私房房主资格效应削弱了许多，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这种私房房主资格效应的发挥尚需时日。

4.时间的机会成本

社会资本投资模型预计时间机会成本的增加总的来看会削减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衡量时间机会成本最理想的工具是个体所获工资，但工资增加不一定会导致社会资本投资的上升。事实上那些“成功人士”的社会资本投资水平相对较高，这可能是由于社会资本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导致的，高工资其实也仅意味着高学历教育的回报。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较高的初始社会技能导致了高工资和高社会资本投资。

电视所扮演的角色正好说明了时间机会成本假设的重要性。普特南认为观看电视会削减社会资本的投资（putnam，1995），同时也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观看电视的时间和社会资本投资变量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尽管笔者曾在别处发表文章认为这种联系不足以解释说明诚信问题中的被调查者的“群体倾向”）。对电视扮演的角色较为自然合理的解释是它创生出另外一种可替换的社会交往活动，投资于社会资本与之相比会高出许多花费。笔者并不知道有什么依据可以说明高工资对社会资本投资有挤出效应，但观看电视这个事例倒确实证明了机会成本的重要性。

三、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其它两个因素：道德异质性和教育

1.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毫无疑问，个人多年的所受学校教育是和社会资本联系最为紧密的。有数据表明，多年的学校教育和个人在组织内成员资格的粗略关联度为0.34.在《世界价值调查》一书里，格拉泽等人在几乎每个国家里都发现了一个正相关关系（在美国用任何社会交往的观察衡量方法都可得到近似的结果），随着教育程度的加深，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的活动的人随之增多（Glaeser，etc2000）。取得大学学位的人要比只念到高中即辍学的人多30%参加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在受教育程度和诚信水平之间也存在极高的相关度（回答关于基本的诚信问题的提问时，取得大学学位的人回答“是”的人的比例要比只念到高中即辍学的人回答“是”的人的比例高30个百分点。）。在社会资本形成过程中，个体受教育的年限和程度与社会资本的联系可能是最紧密和最重要的。

当然，对于这个相互联系的解释有许多种。例如，如果接受更多的教育，就意味着在未来拥有更高的起点（也就是对未来有比较高的贴现值）。正因如此，我们就不会对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个体更多地投资于社会资本感到奇怪了。与之相应的，社会资本可能反映相对应的社会声誉，对于那些声望较高的个体来说，社会交流可以带给他更多的心情愉悦。支持这一解释的事实是在一个国家内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在组织内成员资格间相互关系要比跨国的此类关系要明显强烈得多。

然而，笔者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间相互关系的理解是：对于教育而言，一个具有重大意大的部分就是学习社会技能。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在一个教育的环境里如何与同辈人打交道。教师也明白无误地用与社会环境相对应的行为方式培养教育学生（至少教师是站在权威的地位以成年人的面貌出现教导学生）在低年级，学会与人合作是在学校教育中占主要地位的部分（相信同时在校也学习一定的社会技能）。甚至到了大学时代（相对参加工作之后而言），大学生们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用于建设性的社会交流活动。事实上，在“博爱会”或“妇女会”里的会员资格后来都次第成为社会资本形成过程的基础。就连体育活动也常常很明显地偏向学习社会技能方面。假如学校是社会资本形成的主要地方，很自然地我们就会想到政府影响社会资本的政策应聚焦于学校。可以设想教育政策有许多种选择，例如拨付教育补助经费，建立扶持公立教育，它们都应当建立在“教育培养社会技能”的理念上。事实上，一旦我们仔细考虑政府在创造社会资本形成外部环境的作用时，对于政府大量介入干预教育活动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认同了。

2.道德和语言的异质性

在社区集体层面上对于创建社会资本，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道德和语言的异质性了。众所周知，美国人力资本最高的地方是这个国家社会同质性最强的老西北部地区。许多作者认同在这些地方，人力资本的“路德教派效应”或“斯堪的纳维亚效应”与这里相对较强的同质性有很大关系。而巴西事实上是社会异质性极明显的国家。社会道德的异质性和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异质性紧密相连，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异质性严重削弱了个体社会资本的获得。

阿勒希纳和拉弗拉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全美国在社会参与方面异质性带来的消极影响（Alesina，LaFerrara，2000）。他们建立模型的意义集中于这样一个观点：假如你歧视那些与你不同的人，当这个国家本身就存在较强的异相性时，那么投身社区组织和参加社区交流就变得不那么令人愉悦了。另一种可选择的解释是形成社会资本需要合作，而当人们存在极明显的差异时，合作将变得分外困难。关注异相性的理由恰恰在于异相性的极端重要性。它向人们表达一种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意思：同质的社区可能拥有若干优势。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意味着政府采取消除不同种族之间鸿沟和道德歧视的措施将得到特别丰盛的收获。

四、结论

关于社会资本形成的研究对于积极的社会科学探索和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会资本来说是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课题。建立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模型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投资简单模型阐述了若干决定投资的因素。当个人较长时间地居住于某一社区时，他们将愿意更多地进行社会资本投资。他们最初创建并积累社会资本财富，然后再使之慢慢消耗。他们如果从事社会化程度越高的职业，就会投资越多的社会资本。具备私房房主资格也会提升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水平。假如建立在个体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模型失效，那么仅有一种可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社会资本投资水平将随着时间机会成本的上升而下降。

接受教育和社区同质性异常强烈地驱动着社会资本的投资。事实上，总的来看，学校教育是影响社会资本类型变量程度最深的单一性决定因素。这种联系会带来一定的难题，但是它也表明政府教育政策可能是向社会资本投资施加影响的特别重要的手段。相对较强的社区同质性看来也强烈刺激着社会资本的投资，这也许意味着政府采取得力措施消除种族或道德歧视是十分有益的。

参考文献

R.putnam，1995：“TheCaseoftheMissingSocialCapital”mimeographed，1995

S.KnackandPKeefer，1997：“DoesSocialCapitalHaveanEconomyPayoff？ACross-CountryInvestiga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12，no4（1997）

R.LaPorta，FLopez-de-Salanes，AShleiferandRVishny，1997：“TrustinLargeOrganizations，”AmericanEconomicReviewPapersandProceedings，Vol87（1997）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投资模型政府

继普特南之后，关于社会资本的数量众多的研究已逐步得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社会资本在众多领域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普特南本人阐述了个人在一定组织内的成员资格和政府效率之间的显著联系。克拉克和珂佛的研究则表明（Knack，Keefer，1997），假如对整个国家层面的诚信进行计量，诚信值上升1个标准差就会带来超过0.5个标准差的经济增长；珀尔塔等人（Porta，etc，1997）则发现，在许多国家，这样的诚信值如果上升1个标准差则会带来0.7个标准差的司法效率的提高以及0.3个标准差的政府腐败的降低，此外作者还探讨了从个体层次上分析的社会资本和个人健康之间的关系。个人在一定组织内的成员资格和自我感受到的愉悦程度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十分清楚的相互作用关系。

挑剔的计量经济学家可能会质疑这些结论是否能够完全令人信服，毕竟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变量同许多重要的无法观察测定的因素紧紧相连，而这些无从测定的因素又恰恰影响推动着许多可以被观察测定的因素。假如那些恼人的好挑剔者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就可能没有理解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我们仅仅处在社会资本研究的起点位置，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已经掌握有充分的事实证明社会资本在许多领域里异乎寻常地重要。

事实上这项研究的不足不在于探讨社会资本影响的理论或经验论证上，真正的不足在于聚焦于社会资本成因的理论总结或经验论证。如果我们想改变社会资本的水平，我们必须建构一个社会资本形成的相关模型，以及进行经验论证的载体（相关的规则与网络的构建确信要与我们的经验论证相吻合）。与其说普特南和其他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未能做出重大贡献，倒不如说仅探讨社会资本的影响其实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逆转不利局面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原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法在社会资本研究的起始阶段实际上妨碍了对社会资本形成原因的正确理解。社会资本几乎总是被视作一个集合变量：比如说一个特定社区的规则和网络。然而，做出社会资本投资决定的主体是个人，而非社区集体。所以撇开对起始于个体水平的社会资本的精确分析，我们将难于理解社会资本的形成。

在头脑中有了如此的假设前提之后，笔者想在本文中做三件事情：第一，试图对社会资本给出一个个体层面上的分析，它可以被视为现有研究文献中占据主要位置的社区集体层面上关于社会资本分析的对应部分。接着文章将讨论在什么情况下，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会聚合成为社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在这一部分，笔者会引入一个略为简单的关于社会资本投资行为的经济模型，并讨论它的经验含义。

论文的第二部分讨论这个模型最基本的含义。我会讨论一些支持“个人在社区时间期限的长短对于社会资本投资至关重要”观点的论据，如个人迁移、私房房主资格、职业的社会化程度、时间机会成本等对社会资本投资的影响。第三部分涉及和政府行为紧密相连的变量（政府行为的出现强烈影响了社会资本的形成）。文章首先讨论了社会资本与社会道德异质性之间的联系。最后，文章讨论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显著关联。很自然这又引出了对教育政策的言外之意：假如社会资本的确有价值，而学校教育又在创造社会资本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那么政府的教育政策是否应该有效地制定执行呢？

当然，这篇文章仅仅是一个对社会资本形成研究课题的简短叙述（而且主要聚焦于美国），甚至不能完全阐述清楚结论中最关键的要素。同时，如果要准确理解社会资本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文章也没能用足够大量的篇幅强调这项研究为什么需要从建立在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投资模型开始进行。笔者相信文章提出的模型在经验论证上比较清晰明白，而且能够成为思考理解社会资本投资行为如何发生的一个十分有用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资本形成的经济学原理阐释

有人把社会资本界定为规则、网络以及其它相关的社会联系方式。笔者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思考社区水平的社会资本时，最合适的方法是将其作为一个社区社会资源的计量单位，这些社会资源无疑可以提高该社区整体福利（当然这些社会资源也包括规则和网络）。

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这些社会资源由于可以解决日常经济问题而有价值。比如，更有效的社会联系可以帮助解决公共产品的“搭便车”问题，或者在缺乏明确契约的环境里创建个体间的相互信任（接下来就是通过那些经常进行的关于诚信问题的调查来获取社会资本的相关信息了）。有人认为社会联系的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作用更为突出，笔者对这一观点表示怀疑。也许上述的有关表述听起来与科尔曼和普特南提出的规则和网络有些区别，但是笔者确信它们是更贴近实际情况，而且是用经济学家的特有术语清晰准确表达的。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个构建在个体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的定义表述，1904年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的一篇文章提到《金碗》里一位女性的“社会资本”，在那里他意指社会资源。事实上，在詹姆斯之后，学术界有可能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社会关系的衡量形式（包括领导气质，与人沟通及语言的才能）。毫无疑问，拥有这些社会关系反过来会使个体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获益匪浅。这些定义类似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这样的经济概念。由于社会资本建立在个体分析基础之上，所以稍后我们将探讨个人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过程。

笔者并不认为以个体为基础分析社会资本和以社区集体为基础分析社会资本存在学理上的冲突。与此相反，我相信，对于思考并把握社区社会资本，分析个体的社会资本是必要的。个体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十分相似，所以许多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理论也大体适用于分析社会资本。如何聚合这些社会资本是研究中最棘手的地方，在什么时间属于私人的社会劳动技能聚合到一起相互融合并构成更富生产效率的社会劳动？这项研究课题直到现在仍是不怎么清晰明了的。假如一个人花时间精力投资于和别人有效地沟通交流，很显然他增加了他个人及社区整体的社会资本。假如一个人挖空心思钻研如何巧言诈骗，他可能仅仅增加其个人的社会资本而损害了社区整体的社会资本。等会儿，本文还会讨论如何聚合多重类型的个体的社会资本这样的难题。文章首先大致阐释一下社会资本投资过程的经济学原理。

1.社会资本投资

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投资模型（包含读者应注意到的大量对比数据），社会资本最好被视为财富变量“S”，它在各个时期都带来市场和非市场的效益，分别用RM和RN表示。市场效益包括所有能帮助自己更加有效完成工作的社会技能和社会交往，当然也包括获得工作时起码应具备的社会技能；非市场效益包括源于社会资本投资而来的内容广泛的社会回报（也可能是直接的心理愉悦）。假如个人从事的是一份需要与外界联系异常紧密的职业，那么他的市场效益的回报预期会提升许多。

这个模型表明投资社会资本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而这个时间是计入成本的，它应该是一个反映人们以怎样的速率将自己的未来予以“贴现”的变量。模型还表明社会资本也可能贬值，预计当个人离开社区集体时，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会失去价值，有鉴于此，笔者提出的投资模型考虑并分析了个人离开自己原住社区的可能性变量。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个人的社会资本投资具有相当多的可选择性。个人对社会资本投资将在某一点上达到均衡，在该点上社会资本的边际投资成本等于边际投资效益。当个体流动性增加或人随岁月的流逝渐渐变老时，个人对社会资本投资会下降；而当社会技能在职业上获取的社会回报增多或者社会资本贬值率变低时，相应地，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会上升。这些结论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几乎任何资本财富都会遵循类似的规律。也许在进行经验论证时，掌握这些规律将会启发我们如何预测事物发展方向、如何对事物进行基本定位。

我们预计一条倒“U”型的曲线可以用来描述社会资本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总的来看，当人们年龄增大，社会资本投资总量会有一个积累增多的阶段；但到后来从社会资本投资获利太低以至继续投资不再划算，这一时段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变得极少，甚至经常不足以弥补社会资本贬值的损耗。

2.聚合过程：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社会资本

前面引用的投资模型仅仅将社会资本视为具备单一同质的特性。但是把两种因社会技能不同而导致的个人社会资本分开进行分析对研究是具备相当科学性的：一种是增加整体社区效益，另一种是仅仅产生个人效益。事实上，一些个人的社会资本的产生会降低作为社区集体的社会资本总量。考虑了这两种类型个人的社会资本的最简单的模型显示社会资本的固定部分产生公共收益。前面引用的投资模型作的是一个包含个人和社区集体的社会资本的预期（这也就是说，在预计个人的社会资本和社区的社会资本时，近乎一样的因素在起作用）。文章将从更多的细节去讨论这些预期，但是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个体会分别决定他们在投资社会资本（包括增加整体效益的和仅产生个人效益的）的水平，个体作决定前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很显然，个人如果认同社区福利将会促使其增加对社会资本的投资量，具备私房房主资格也会促进这种认同。“温馨之家”的价值与社区吸引力紧密相连，在某一社区拥有一个家对于个体来说将极大程度地促进他认同社会资本投资带来的各种积极效应。

长时间在一个社区居住也意味着个体会倾向于加大对社区的社会资本投资。假如个人期望离开这个社区，他会投资培养极具个性化的技能；反之，他会更多地投资于社区的社会资本。此外，还必须注意到一种可能：以往个人居住的良好境况会提升对社区内其他居民的“利他吸引力”，同时可以促使人们投资于一些让大家都能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资本。

提升社区整体的社会资本的关键是必须要有明确的“足量起步要求”。假如仅仅极个别人投资这些项目，那么相应地网络系统和语言体系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仅仅当众人近乎同步投资，它们才会变得有价值，效益水平也根据对社区集体社会资本投资的状况来确定。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假如更多的个人投资于社区集体的社会资本，某一个体从中获得的回报反而会降低。举个例子，如果众人的社会交流更频繁紧密，充当掮客的二手汽车市场交易商的作用就会减弱许多。

提高社区质量的社会资本的“足量起步要求”特点也使得社会资本复合性均衡成为可能，在思考社会资本决定性因素时经常地涉及到这种复合性均衡。既然存在社会资本高投资、高回报的地方，那么肯定存在低投资、低回报的社区。所有这些类型的社区都处在一种微妙的均衡当中。

社会资本的外部特性和足量有效性相结合导致了“合作投资”的产生，很自然地它为政府干预社会资本投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当然，私人社区也能尝试进行自我合作投资。如果该社区拥有一定社会资本的财富，那么这种合作操作起来就会略微容易一些。社会资本按这种方式自我发展的观点为上文中提到的社会资本的复合性均衡提供了理论支持。道德和语言这样的异质性等影响合作的因素同样会妨碍个体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假如某些个人具备歧视意识，而且经常没有兴趣在异己的社会圈中交往，那么这种类型的异质性就会使那些具备歧视意识的个体干脆打消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念头。

既然政府有影响、干预社会资本的可能性，那么谈论什么是政府影响个人投资决定的首要手段就变得很有价值。显然政府可以采用影响私房房主资格或社区永久性的措施作为政策工具，但是这些政策工具实施起来成本相当高，而且没人能保证政府行政行为的有效性。对教育施加影响也许是政府最有力的政策工具。如果社会技能首先是在学校培养的话，那么在12年里（大多数美国和加拿大人在公立学校里度过的时间）政府有足够多的机会去影响并控制社会资本的形成。值得再次提出警告的是政府很可能把事弄糟糕，而不是做好。

二、社会资本和私人动机

文章在这部分叙述的是社会资本形成过程的一些基本事实以及社会资本投资基本模型所引出的一些预期。在这里首先讨论的是个人在组织内的成员资格，它可能是在个体水平上衡量社会资本的最佳手段。

有关社会资本的调查文献主要集中在两类问题上，第一类是关于诚信的问题，比如它问道“总的来讲，你觉得绝大多数的人是不是可以值得信任的，或者你原本就不会太小心注意与他人的交往？”第二类是围绕个人所从属的非专业性组织的成员资格的问题，集中起来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变量（总称为个人成员资格变量），通过研究这个变量我们也可以发现个人所从属的不同类型组织数目。

1.可预期的财富期限

社会资本投资模型显示社会资本投资的预期期限如果缩短，社会资本投资量也会相应减少。选择社会资本投资函数方程式的变量参数（包括贬值率、迁移可能性、余生长短）的理由都是基于这个基本事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去估量社会资本的贬值率，尽管它对于未来的研究是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估计个体可预期的迁移概率去衡量预测未来两年里个人离开社区的可能性。计量判断这个迁移变量需要收集个体的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成员中十几岁少年的数目（这些都是预测人们迁移的最可靠因素）。

在格拉泽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里（Glaeser，etc2000），通过仔细观察迁移可能性和个人在组织内成员资格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存在十分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其统计数据的负相关值为-7.5）。迁移可能性上升20%，个人拥有组织内成员资格的数量就会下降15%.那些具备较高迁移可能性和丧失社会资本的人均不太可能投资于社会资本。还有一点，通过仔细研究个体在社区居住时间的长短确实也能够估量预测社会资本。

也许社会资本伴随人的生命轨迹演变的特征更显著，它随着人年龄增大而起伏变化。格拉泽等人在2000年的研究成果中认为，40多岁的人愿意成为某组织成员的人数比20多岁的人多56%，比超过60岁的人多60%.年龄和社会资本的关系就像理论所预计的那样可以用一个清楚的倒“U”型曲线来描述，也就是说人们起初积累社会资本财富，到达峰值后再合理地让它逐渐损耗。

2.社会技能效益

模型的第二层隐含的意思是那些从事较多社会接触职业的人更愿意在社会交往方面进行适量的投资。笔者并不十分清楚每个职业的具体社会回报数量。格拉泽等人在2000年的调查研究里形成了一个各职业社会效益变量的目录单，借助目录单对各职业的社会性进行排序。事实上，这和我们对各职业社会效益的大致印象十分吻合：社会性最弱的职业是“纺织业编织技工”、“纺织业卷线技工”和“出纳员”。社会性最强的职业包括内科医生、牧师和警察。

非专业社团组织和职业的社会性存在非常明显的相关性。在社会性最弱的职业里，其人员获得会员资格的社团组织平均数为1.06，而在社会性最强的职业里，这个数量指标为2.事实上这种关联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统计学意义。

对于职业的社会性这个变量有人怀有这样一种担心：并非社会性的工作导致了组织内成员资格，而是成员资格决定了社会性工作的开展。为了研究这种可能性的实际意义，我们来观察一下父母亲职业的社会性对其子女的影响。这种对社会性的衡量方法既能够和个人职业的社会性紧密相连，又可以很好地预测个人在组织内成员资格的层次水平。这项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确实是职业决定了组织内成员资格而不是相反的结论。

3.私房房主资格

我们发现私房房主资格和内容广泛的公民权变量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依存关系。例如，私房房主参加的非专业社团的类型数量平均比非私房房主多0.253个，私房房主比租赁户多15.3%参加当地的选举投票。私房房主比租赁户多出6%参与当地社会问题的解决。私房房主们也必然更多地去教堂礼拜和拥有枪支。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具备私房房主资格本身不能导致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房主的类型千差万别，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社会资本的投资。理解并把握这一问题首要的方法是必须掌握这些众多变量的特征，并以此分类（比如孩子数量、婚姻状况、个体年龄、教育程度等）。私房房主资格对这些变量的影响是深刻的。第二个方法是观察个体所不能掌握控制的房产市场的若干指标，将其视为私房房主资格的表达形式。这种方法仍然没有触及到私房房主资格的影响因素。第三个研究方法是使用德国人分格数据，在那里可以观察到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检验当个体成为私房房主之后是否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公民。我们的判断在此得到了验证。尽管在一段时间里私房房主资格效应削弱了许多，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这种私房房主资格效应的发挥尚需时日。

4.时间的机会成本

社会资本投资模型预计时间机会成本的增加总的来看会削减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衡量时间机会成本最理想的工具是个体所获工资，但工资增加不一定会导致社会资本投资的上升。事实上那些“成功人士”的社会资本投资水平相对较高，这可能是由于社会资本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导致的，高工资其实也仅意味着高学历教育的回报。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较高的初始社会技能导致了高工资和高社会资本投资。

电视所扮演的角色正好说明了时间机会成本假设的重要性。普特南认为观看电视会削减社会资本的投资（putnam，1995），同时也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观看电视的时间和社会资本投资变量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尽管笔者曾在别处发表文章认为这种联系不足以解释说明诚信问题中的被调查者的“群体倾向”）。对电视扮演的角色较为自然合理的解释是它创生出另外一种可替换的社会交往活动，投资于社会资本与之相比会高出许多花费。笔者并不知道有什么依据可以说明高工资对社会资本投资有挤出效应，但观看电视这个事例倒确实证明了机会成本的重要性。

三、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其它两个因素：道德异质性和教育

1.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毫无疑问，个人多年的所受学校教育是和社会资本联系最为紧密的。有数据表明，多年的学校教育和个人在组织内成员资格的粗略关联度为0.34.在《世界价值调查》一书里，格拉泽等人在几乎每个国家里都发现了一个正相关关系（在美国用任何社会交往的观察衡量方法都可得到近似的结果），随着教育程度的加深，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的活动的人随之增多（Glaeser，etc2000）。取得大学学位的人要比只念到高中即辍学的人多30%参加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在受教育程度和诚信水平之间也存在极高的相关度（回答关于基本的诚信问题的提问时，取得大学学位的人回答“是”的人的比例要比只念到高中即辍学的人回答“是”的人的比例高30个百分点。）。在社会资本形成过程中，个体受教育的年限和程度与社会资本的联系可能是最紧密和最重要的。

当然，对于这个相互联系的解释有许多种。例如，如果接受更多的教育，就意味着在未来拥有更高的起点（也就是对未来有比较高的贴现值）。正因如此，我们就不会对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个体更多地投资于社会资本感到奇怪了。与之相应的，社会资本可能反映相对应的社会声誉，对于那些声望较高的个体来说，社会交流可以带给他更多的心情愉悦。支持这一解释的事实是在一个国家内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在组织内成员资格间相互关系要比跨国的此类关系要明显强烈得多。

然而，笔者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间相互关系的理解是：对于教育而言，一个具有重大意大的部分就是学习社会技能。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在一个教育的环境里如何与同辈人打交道。教师也明白无误地用与社会环境相对应的行为方式培养教育学生（至少教师是站在权威的地位以成年人的面貌出现教导学生）在低年级，学会与人合作是在学校教育中占主要地位的部分（相信同时在校也学习一定的社会技能）。甚至到了大学时代（相对参加工作之后而言），大学生们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用于建设性的社会交流活动。事实上，在“博爱会”或“妇女会”里的会员资格后来都次第成为社会资本形成过程的基础。就连体育活动也常常很明显地偏向学习社会技能方面。假如学校是社会资本形成的主要地方，很自然地我们就会想到政府影响社会资本的政策应聚焦于学校。可以设想教育政策有许多种选择，例如拨付教育补助经费，建立扶持公立教育，它们都应当建立在“教育培养社会技能”的理念上。事实上，一旦我们仔细考虑政府在创造社会资本形成外部环境的作用时，对于政府大量介入干预教育活动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认同了。

2.道德和语言的异质性

在社区集体层面上对于创建社会资本，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道德和语言的异质性了。众所周知，美国人力资本最高的地方是这个国家社会同质性最强的老西北部地区。许多作者认同在这些地方，人力资本的“路德教派效应”或“斯堪的纳维亚效应”与这里相对较强的同质性有很大关系。而巴西事实上是社会异质性极明显的国家。社会道德的异质性和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异质性紧密相连，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异质性严重削弱了个体社会资本的获得。

阿勒希纳和拉弗拉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全美国在社会参与方面异质性带来的消极影响（Alesina，LaFerrara，2000）。他们建立模型的意义集中于这样一个观点：假如你歧视那些与你不同的人，当这个国家本身就存在较强的异相性时，那么投身社区组织和参加社区交流就变得不那么令人愉悦了。另一种可选择的解释是形成社会资本需要合作，而当人们存在极明显的差异时，合作将变得分外困难。关注异相性的理由恰恰在于异相性的极端重要性。它向人们表达一种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意思：同质的社区可能拥有若干优势。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意味着政府采取消除不同种族之间鸿沟和道德歧视的措施将得到特别丰盛的收获。

四、结论

关于社会资本形成的研究对于积极的社会科学探索和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会资本来说是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课题。建立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模型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投资简单模型阐述了若干决定投资的因素。当个人较长时间地居住于某一社区时，他们将愿意更多地进行社会资本投资。他们最初创建并积累社会资本财富，然后再使之慢慢消耗。他们如果从事社会化程度越高的职业，就会投资越多的社会资本。具备私房房主资格也会提升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水平。假如建立在个体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模型失效，那么仅有一种可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社会资本投资水平将随着时间机会成本的上升而下降。

接受教育和社区同质性异常强烈地驱动着社会资本的投资。事实上，总的来看，学校教育是影响社会资本类型变量程度最深的单一性决定因素。这种联系会带来一定的难题，但是它也表明政府教育政策可能是向社会资本投资施加影响的特别重要的手段。相对较强的社区同质性看来也强烈刺激着社会资本的投资，这也许意味着政府采取得力措施消除种族或道德歧视是十分有益的。

参考文献

R.putnam，1995：“TheCaseoftheMissingSocialCapital”mimeographed，1995

S.KnackandPKeefer，1997：“DoesSocialCapitalHaveanEconomyPayoff？ACross-CountryInvestiga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12，no4（1997）

R.LaPorta，FLopez-de-Salanes，AShleiferandRVishny，1997：“TrustinLargeOrganizations，”AmericanEconomicReviewPapersandProceedings，Vol87（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