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 儒家思想 政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政治思想学科源起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介入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大约在1900年前后，梁启超即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有所研究。据其所言，当时他在《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是知这一时期，梁启超已经将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但尚未形成知识体系，难以称之为独立学科，可谓草创而未就。

进入20年代，发生了两件事情，或可视为中国政治思想作为学科正式成立的依据。一是1922年春季和秋冬，梁启超分别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12年5月成立）及东南大学（1920年12月获准成立）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二是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无量著《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翌年，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由中华书局出版。据梁自序，其书稿完成时间是1922年。同时，序言中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研究内容、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阐述。据此，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专业课程进入了高等教育序列，而且有专门著述问世，这些正是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志。

嗣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渐至发展起来，多有著述。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主要标志，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进入剧烈变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伴随着诸多西方学术和政治思想而进入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并且实际运用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之中。典型者如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他在1943年的修订版“导言”中即提出，要正确地掌握一个时代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正确地了解这一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其矛盾之发展的根本形式，才能对历史上某一时代思想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其后，在1955年的《修订版再版代序》中，吕振羽讲得更为明确。他遍引马、恩、列、斯以及、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语录，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断言：社会思想、意识依存于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总是先行的，思想、意识的产生或变革常常落后于社会存在。”他又征引“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语录，强调思想的阶级属性。这显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

当然，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最具代表性的是萧公权。如其自叙，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政治学理论来研究传统政治思想，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与东渐之西学相接续，引领中国学术走出传统藩篱，促进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走出帝制时代传统史学的局限，以及构建政治思想史的科学性等方面很有裨益。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这就从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层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甚而可以视之为近代以来“西学本土化”努力的起点。这也正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国贡献之一。

发展中的困顿与期许

然而，20世纪中期以降，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一度停滞。主要原因是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政治学学科建制从高校中撤消，中国政治思想史划归历史学，成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专门史”之一。这一时期的学术界也有不少传统思想研究成果，但大都选择了历史学、中国哲学及思想史视角，方法论主要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因而在学科归属上不能明晰。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处于困顿状态。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学学科在高校的恢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身份得以“正名”。从相对边缘的专门史，转身而为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基础学科，是为“两史一论”（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学说史、中外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组成。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其一，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这十几年是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恢复期和繁荣期，主要表征是出版多种教材、专著，在研究论阈方面就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问题和知识体系等等，均有突出成果，影响至今。同时，在全国高校形成了多所科研重镇，在学界前辈的带领下，组成了出色的科研、教学团队。这一时期出版的多种著述至今仍是研究者的案头书和高校相关专业的必读书。

其二，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进入衰落期。主要表现为前辈学者渐次退出，后继者除少数坚守，新进乏人。科研重镇数量减少，力量削弱。个别高校风光不在，甚或空有虚名。这一时期也有专门著述问世，如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政治思想史》、200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等，但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少有问津者，整体态势呈凋零状。

其三，2023年至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问世为标志，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进入重振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有二。一是从2023年起始，由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牵头儿，召开了全国性学术会议“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迄今已是第三届。二是在中国政治学会下，即将成立中国政治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专业性二级学会的成立，对于集合研究群体，提升专业水平和振兴学科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上下同心协力走出“低收入陷阱”的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和追求效率的管理模式，对于基础学科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制约作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一度滑入低谷。然而，当下之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国家软实力的急切需求已经提上日程，这就给人文社会科学的振兴与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条件。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活跃和学术平台的构建，内涵着学术界对于学科振兴与发展的极大期许。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政治理念覆盖下，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再度兴盛已然没有悬念。

中外文化遭遇中的坚守、振兴与超越

自1840年起，相对封闭的中国大陆被西方列强撕开国门，在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后，中国人开始走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路。改革开放后，在“与西方接轨”的口号引领下，中外文化再次遭遇，其间的碰撞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形成了以新保守主义为号召的当代新儒家；二是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覆盖下，形成了当代激进主义政治思潮。

新儒家思潮源起于20世纪20年代，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重建儒学的价值系统，达成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智慧的融合，以消解西方文化的弊端。他们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能发展出来现代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即所谓 “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亦即如牟宗三所言，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从传统儒学的道德主体生发出现代性转化。仅就弘扬传统文化，谋求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社会进步的视角看，新儒家不无可取处。

改革开放以降，以杜维明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十分活跃，他们执守着“返本开新”理念，坚持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现代化因素。其中一部分以“新保守主义”自称的当代新儒家们，却偏离了新儒家学派的初衷，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思路上走向极端。与第一代新儒家专注个人心性、成圣成德儒学构建，第二代、第三代新儒家专注“返本开新”相较，当代新保守主义的立论指向了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他们提出要以儒学为官学，立儒教为国教；在国家层面成立元老院、通儒院；官员考录以“四书五经”为标准读本，考试通过，方可为官；在教育方面，以儒家经典作为各级学校重要教学内容，用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经典；在全国普遍建立儒教社团，成立儒教协会；全民尊孔，恢复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封号，以为全民导师；以儒家的“王道政治”作为最高社会政治理想，如此等等。

也就是说，当代新儒家中的新保守主义们否定基于个人利益诉求的人权，明确反对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与民主。在中外文化遭遇中，对于域外文化中可以为我所用的合理内容，新保守主义们一古脑儿地予以否定，一门心思地要转回传统。以基于传统文化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否定并取代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进步与发展。这类认识完全背离了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与需求，是典型的极端化复古思维。他们自诩读经尊孔，却连传统儒学的真质与精髓都没有搞懂。他们不能了解传统儒学“中庸权变”、“与时偕行”的价值内涵与社会政治功能，不能懂得何以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却奢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构，甚而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君子就是公民，传统中国既有公民社会，只能令人莞尔。

所谓当代激进主义指的是西学的涌入，使得西方话语一度成为中国学术的主导。更有某些留洋归来人士，对于中国的学问和中国传统文化几近无知，却对中国文化与当代政治采取简单的否定立场。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是西方的，就是进步的美好的，他们不能认真关注和考量当代中国和传统中国的具体条件及状况，一味地要把西方的制度、规则拿到中国来实行。

此外，还有一种思潮，既激进又复古。这类人士把“”及其以前的中国视为盛世，把近三十多年来取得的进步与成就，连同发生的诸多问题完全归咎于改革开放。在他们眼里，只有恢复“”传统，中国的政治发展才是回归正道。

这些复古的激进的学术认知，实际已经堕为谬误，其本应具有的理性思维在某种意义上被情感和利益绑架，他们不是在解读中国，而是在诠释自己。

前述这些思潮总体上是在中外文化的遭遇与碰撞中形成的，其间也内涵着利益纠葛和理论纷争。在这样的情势下，政治学理论构建也遭遇到相近情景。西方政治学理论覆盖学术界，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我们使用的基本概念、命题和致思逻辑无不源于西学。于是，作为对于上述思潮的审视与反思，至迟自本世纪以来，已有不少研究者在高扬的“本土化”旗帜下屡屡表明立场和态度，他们试图并努力从西方话语霸权中走出来。其中，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表现值得赞许。

坚守这一立场的研究者始终把持着本土化的理念。他们坚信不可愚盲复古，而是坚守传统与当代的有效结合，即站在当下看传统，反思传统以解读当下。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的优长必须传续，其中的非现代化因素则需排除。域外文化的有益之处当然要吸纳―这可不是用来取代本土文化，而是为了参照和借鉴，以促成中国文化的创新。在这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仍然是最基本的方法论。

坚守是为了振兴。从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视角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接续与超越，也是对未来中国的构建与引领。因为中国有着悠久文明，中国经历了深重苦难，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对于西学，务须分辨西学话语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背后的集团利益，审慎地选择。对于传统，则需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寻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价值、理念及规范，为构建政治学理论的中国话语，为实现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在文化价值及理念层面的成功对接，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之，这里说的振兴意味着超越传统与西学。须知中国不是一个单一意义上的国度，而是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的悠久文化的持续延传。在当代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中，简单复制西方和全面归复传统都是不可想象的。而是要实事求是，在认知的层面上肯认中国特色的历史必然。所谓超越即意味着坚守自己的选择，走中国自己的路，在超越传统和西方话语的过程中，实现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与人”的合力选择，其中蕴含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明传统。当研究者们在学理上能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做出了合理的阐释，即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振兴与超越的实现。

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其中内涵的价值体系、政治认知与智慧，标志着中华文化的文明程度。在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培育出一个士人阶层，他们是古代国家的权力基础和民间领袖。其重要性不只体现在思想大师历代辈出，终二千多年绵延不绝，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异彩纷呈。而且，其中有关政治伦理、决策方式、调节平衡及政策原则等思想，体现着中华文化高层次的政治理性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传统政治思想内涵的理性与智慧凝聚为制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传统中国所特有的高度发达与完善的文官制度。与世界同期的民族国家相较，孔儒之道即中华文化文明程度之高，曾经影响世界。十七世纪，儒家思想传入欧洲，对于欧洲的进步就有着重大影响。科举制的传入，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的科层制理论与实践。这种状况迄今亦未断绝，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1990年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就是直接得益于中国先秦儒家思想的启发。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度挖掘，其中的优秀内容，将为世界范围的人类文明做出贡献。譬如孔儒一脉讲求的“忠恕之道”；譬如老庄道家一脉申明的遵循自然法则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譬如申韩法家一脉主张的“刑名之术”等等，对于调节人我关系、审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平衡永续发展、以及达成有效治理诸方面，均有普适意义。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思想对于国际社会文明适用性的扩展，正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国贡献。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发端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萧公权、萨孟武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学被错误取消期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及意义，而附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选定思想家思想中体现阶级性及历史走向的部分议题为政治思想议题，其中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议题，譬如人性论及政治理想国等。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及初步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渐次展开，但又总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阴影，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同各种各样涉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混杂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哲学及历史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第二种研究思路则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特征，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着力于分析其历史性的具体内涵及曾经产生过的社会影响，特别注意分析政治观念、范畴等在传统思想中的原始含义，即从原始的概念、范畴等的解释中整理出思想家阐明的原始思想事实，倾向于历史地具体地对待传统政治哲学的特殊性内容，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题远比处理发生学意义上的两者关系问题简单，而且也可以主要用逻辑分析的抽象分析方法，从儒家伦理中抽象出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成分也未尝不可，毕竟中国不可能完全西化，特别是在宗教层面，而儒家伦理中的宗教层面如确实在逻辑上与民主政治相融通，那么在观念上把两者逻辑地联系起来也不是绝对无益于社会，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没有民主实践并没有民主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思想如何独立开始其形成的过程，是个颇为关键的问题，窃以为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全过程地追踪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演变后，大概才能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点不同，双方在定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君主专制主义上并无太大分歧，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及反对态度上也颇为接近，但一方关心的是民主在中国如何发生的历史发生学问题，以便进一步确认民主在中国发展的观念条件，立足于反对现实的封建主义，而另一方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关注民主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关注民主扎根于中国本土所需要的本土观念基础等，并注意发掘传统政治文化中能够与民主融通的普遍内容，积极寻求中国思想的世界贡献。从国内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关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力图说明民主怎样产生的发生学的问题在研究中占有压倒性绝对优势，而海外的研究则或比较关注传统政治观念在现代的适应问题，如新儒家，或比较关注中国政治观念如何在应对西方的挑战中克服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现代政治观念的问题。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此中心议题的解决则必须以从政治哲学上清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核心性纲领性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相互逻辑关系为前提，即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纲领性概念进行逻辑清理，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整体性的共同框架，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键。

二、观念史方法：从政治思想史到政治观念史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国外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已经得到有效应用，以赛亚·伯林的政治思想研究采用观念史研究方法已经成了观念史研究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的方法典范，其以观念史方法研究政治思想的结论已经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并带动了更广大范围的观念史研究。早在1969年，昆廷·斯金纳就发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就观念史方法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重要见解。他说：“观念史家的任务应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撰写这种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有关道德、政治、宗教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以‘普遍观念’的形式包含着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这样，我们可望直接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中获益。这就进一步向我们表明：接近那些文本的最佳途径是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位作者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在阅读经典文本时，我们必须准备好将其视为‘似乎是出自一位当代人之手’。最为根本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仅仅专注于他们的论证，并考察他们在那些永恒的问题上告诉了我们什么。”他提醒研究者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用以表达我们观念的术语的意涵有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这就使得那种有关著作家就某一观念的言论的描述可能会对理解文本的意涵产生误导。”观念史方法的应用基础就在于：一个文本或思想只有通过考察和分析它的历史语境才能得到理解，在这个语境中，作者所说的问题永远具有特定的历史针对性和意义。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观念史方法。他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首先论述我认为是他们最初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社会的有关特性”。因为“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些主要问题，使得某些观点看来成为问题，并使得相应的一些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他还强调要“考虑一下构想出这些主要文本的知识环境，即在此之前的著作和所继承的关于政治社会的假设，以及比较短暂的、同时代的对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贡献的来龙去脉”，因为“在任何特定时期可供使用的规范词汇的性质和限度也有助于决定选择出具体问题加以讨论的方式”。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颇为关注近代政治观念(如国家等)的发生、演变与形成，典范性地运用了观念史方法。“我从13世纪后期写起，一直写到16世纪末，……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可公认为近代的概念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或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

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某种开始，只是还没有产生自觉的方法意识。与注重从宏观叙事与通过比较定性研究的政治思想研究范式相比，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比较接近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他“的立论来自归纳法，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母本’中梳理出来的，而且在解释和运用时也都以‘母本’的完整性为前提。……绝不抓住一两句话，离开‘母本’体系，推导和演绎出现代性的政治观念或理论。”从这样的“母本”出发，研究者就会比较关心思想家向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就会比较关注思想家对自己急于想回答的问题给出的具体答案，而不太关心思想家对我们想要追问的问题的答案，从而就会在政治思想史的资料整理中发现思想家们热点讨论的问题，并进而发现思想家们在提问及回答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同或不同点。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把历代思想家阐述的统治理论作为自己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以还原思想事实为前提，梳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杰出思想者的权力理论，清理主要的问题与答案，分析了纲领性概念的文本涵义。《君主名号穹庐性的政治文化意义》、《臣民卑贱论》、《君尊臣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框架——析韩愈、柳宗元的表奏》、《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天人合一与王权主义》、《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王、圣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等文章，都是刘泽华先生运用回到思想现场的观念史方法，分析

传统中国纲领性政治观念的代表性文章。虽然刘泽华先生没有明确提出观念史研究方法，但其研究的范式以观念为分析单位，注重结合观念环境向观念提出的原始问题，尽量展现观念的原始涵义，却很符合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精神。我在《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曾结合黄宗羲思想研究的现状，分析了宏观叙事范式的方法论缺陷，提倡回归思想现场，进行观念的研究。“政治思想研究也要采取回到现场的独特视角，从政治思想提出或涉及的具体政治问题人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客观公正地描摹和评价政治思想的内容。”

与传统思想史研究从研究者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出发不同，观念史研究方法突出了研究对象的生存环境、知识背景及疑问等，从而在范式上表现出三个最主要的特点：其一，观念史研究突出思想事实的原始涵义，采取回归现场的研究方法，还原思想家的社会环境、话题及所提疑问，系统地叙说思想家的思想，还原思想家的思想逻辑，尽力摆脱研究者学科逻辑对研究对象的扰乱甚或重组。其二，观念史研究的关注单元是较为普遍的纲领性概念，其在历史上不仅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段，而且还是思想家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社会及世界的基本预设，这些预设的名词可能没有发生变化，但名词的内涵却随时代与学派而存在重大不同，历史地解释观念的涵义变迁是理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因此观念史研究能够避免思想史研究从概念到概念的局限性。其三，观念史研究注重将观念与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但又不是简单地反映论，而是从社会客观向思想提出的问题及向思想提供的条件等来客观地分析观念的内容，强调社会条件对观念的根本制约，观念不会主动解决社会不想或没有追问的问题，观念内涵的变化也不会脱离原有知识话语的决定性影响。

三、观念的逻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视角

观念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关注单位变成了具有普遍影响的政治观念。观念史“所分析和揭示的……是往往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构成性的观念、概念和范畴的动机和隐蔽源头的来源和性质……我们利用这些观念、概念和范畴来安排世界，解释我们的大多数经验，尤其是人类道德、美学及政治活动领域的经验，由此扩大我们的自我认识和我们对自己的创造性范围的自由的认识。”作为追求实现自己的历史创造主体，每个时代都是在一定观念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因而每一个时代都有为数不少的普遍性的观念为人们提供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与普遍化形式的依据。一个时代的预设性的政治观念总是针对着特定的根本政治问题展开的，它一般是追求对某一个根本政治问题的绝对答案，即给某个根本政治问题提供一个永恒有效的绝对解，以便提供合规律合目的的社会秩序及个人心态的普遍依据。这种预设性的政治概念一般都同时是某历史阶段思想文化的纲领性概念。“任何一种成形态的思想文化都有一套纲领性的概念来表达和支撑，……那些正面的纲领性概念集中表达了真、善、美。”思想文化中的纲领性概念本质上只是万事万物合规律合目的的秩序排列的前提性预设，它既不能在经验中证实，也不能在经验中证伪，而只能甚至必需在经验中被优先接受，即纲领性概念是世界万物本体秩序的根本预设，而本体秩序的合规律合目的特征又要求预设的纲领性概念必须是一个关于世界的全称肯定判断。纲领性概念有两个基本政治功能，其一是纲领性概念的普遍性预设为政治世界提供必然的本体秩序，确认本体秩序的普遍形式；其二纲领性概念客观上总是站在有利于政治权威的位置，为政治权威及其对社会的控制提供必然理由，成为政治控制赖以实现的重要理论资源。

何兆武先生认为：“人文史……的全历程自始至终都是贯穿着人的目的的。……目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物本身是不会创造历史的。……一切人文价值……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观规定的事实和规律。……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围，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之需要它们，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政治作为人类创造历史以实现自身目的的有效手段，其发展的轨迹及趋势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关于人类目的的制约，即人类怎样思考并定位自身的目的，政治就会努力实现某个目的，某个时代人们在目的方面的基本预设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的性质、形式、趋势及任务等。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政治思想中的应用，即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关于社会目的的基本预设上，重点考察某个文化背景下某个时代的普遍性目的预设，它们通常是一些以必然性概念、命题与判断等形式出现的观念共识。。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应用，其实就是分析传统时代的观念共识中蕴含的确定普遍性内涵，并勾勒其内部构成部分的客观逻辑联系，整理在思想家们中流行的关于人的目的的预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必然性价值判断作为社会存在的目的预设，虽然大多是没有前提的绝对价值判断，适用于较长的历史时段，但其逻辑涵义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上却具有高度稳定性，而揭示必然性价值判断的逻辑涵义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观念史研究方法较为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以必然性价值判断形式出现的必然观念，肯定观念在社会本体秩序的生成及维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稳定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合目的合规律的本体社会秩序基础上，而本体社会秩序则根源于一套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这种逻辑上自恰的必然性价值判断还是一切政治判断及政治理想国追求的前提及最后归宿。“社会作为有机整体的维系者主要是观念，正是许多必然性的观念提供了社会持续存在的逻辑基础。……必然性观念不仅使人们普遍相信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天然正当性，而且还会从必然性观念中延伸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并通过观念的约束而产生普遍的行为标准。”“现实中的和谐社会都存在一套必然性的观念，这些观念由于彻底解决了人所以为人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而成了某种不言而喻的绝对真理或先验命题。”目的预设通常表现为必然性的价值命题，而价值命题的涵义变化就是价值思维的转型。作为目的预设的必然性价值观念的变化，乃是政治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可以作为衡量政治思想的时代属性的基本标准。“政治思想的本质、主题、主旨和发展趋向等均取决于其中的政治哲学，它由一系列具有必然性的范畴和命题构成，为政治社会设定了人们必须追求的必然政治目的和具有本体意义的普遍政治关系模式，是政治思想的骨架和灵魂……。”必然性命题作为社会存在的观念基础。它们对个体人、社会及政治的影响都不可回避地“具有必然性”，“它们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衡量社会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另一方面又给于一切人以美好的希望，最重要的是这些观念不仅给了人们在历史老人面前的充分信心，而且也由此而获得了坚持和追求正义的必然理由，而正义也通过这些必然性观念具体地呈现给各个个体。”“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都有一套这样的必然观念来系统地表达价值性判断，阐述社会的基本道义，将社会基本道义命题化，从而形成某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3篇

一、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是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如何对社会成员进行民族观教育,使其形成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民族观的学科。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民族现象而产生和发展,不同时空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理论基础必然有差异。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必然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出发,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出发。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但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即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不仅提出了许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观点和理论,而且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这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和观点,也必然成为科学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因而也是他们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没有这个根本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就不可能诞生,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失去了依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没有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他们就不可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当然也就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不可能用社会经济原因来说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人们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也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同社会经济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根本理论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发展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以及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解决;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

以上内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实现了理论上的与时俱进。这些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实质的,是我们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最新总结与行动指南,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3.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

从学科的角度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亟待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体系,建立分支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既可以推进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又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存在一般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是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共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同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还必须把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自己的具体理论基础。

二、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民族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人类社会一种客观现象。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主要表现为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历史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纵观历史,中国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同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形成了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相通的共同体,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既体现在族际血缘的融合上,又体现在经济 发展的互动上,也体现在政治生活和文化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扞卫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正是党和国家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历史基础,也只有在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里,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满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建立的历史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民族问题高度重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并对社会成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才使得祖国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经验,也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族问题依然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新情况,国际敏感热点问题极易引起国内的反响和回应,国内民族问题也极易引发国际关注和干预。目前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导致民族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少数民族地区仍然相对落后;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之间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矛盾纠纷有所强化;三是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民族之间的误会和摩擦有上升趋势;四是因和风俗习惯不同而引发的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五是国际敌对势力极力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企图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

民族问题无小事。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如何使社会成员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在内的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正是针对和适应这种现实的需要。因此,民族问题的存在,就构成了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三、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基础

人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评价的主体,还是认识的主体。研究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基础,必须考虑到所有作为主体的人。这里的所有作为主体的人,内在地包含着我们党、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和一般社会成员对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这里着重研究我们党关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关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1.我们党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认识基础

重视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政治优势。曾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伟大号召;邓小平指出,我国现阶段的民族关系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提出了“两个共同”的思想,指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随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加强及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各民族之间的认同度不断提升,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思想深入人心,大大推进了民族地区的繁荣稳定和社会和谐,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整体凝聚力。

近年来,我们党对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相关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提供了现实的认识基础。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什么是民族”这一民族理论的首要问题,在认识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二是把发展引入民族问题的内涵。三是揭示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强调民族问题事关国家和民族团结。四是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五是从我国现实出发,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新的概括和发展。六是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明确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主题”。七是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的五项指导原则,这是对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处理民族问题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八是对民族工作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努力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等重大问题,从理论的高度作出了新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要求。

总之,我们党在实践中总结提炼的与时俱进的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思想和观点,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提供了现实的认识基础和思想基础。

2.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基础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隋唐是儒家继承的集大成者，研究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对春秋时期灿烂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如何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继承的思想的运用能够为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依据。

关键词：隋唐时期，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联系，深化

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而又最文采斑谰的时代。她不仅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居当时世界各国首位，而且文化极其繁荣，为各国所仰慕。要追究这一时期的发展为何如此迅速的原因，就不得不提到隋唐思想政治教育与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了，隋唐是儒家继承的集大成者，对春秋时期灿烂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春秋思想的运用使得隋唐时期的发展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 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与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

1.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脉相承

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隋唐时期是每一个将道德教育内容制度化的王朝。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教育的理论并不是凭空新创造的，而是对春秋时期的儒学思想的集大成继承时期。两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其社会现实状况的不同，隋唐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又是在春秋时期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背景下看，中国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其实际发展历程主要表现为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以孔子为宗师的思想学说的发展，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大儒为标志的儒学发展之成就；二是以“六经”为法典的传注训释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整个一部儒学史就是一部经学史。隋唐时期的主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是来源于此。

2. 儒，道，佛三教思想贯穿于两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

隋代与唐代思想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儒费道三教分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三教中佛教对学术思想乃至世俗的影响力最大。从总体上讲隋唐的国家政权的精神力量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而对佛教则容纳与限制并举，对佛教或鼓励或打击的政策使佛教的扩张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道教在思想影响上虽远不如佛教，但由于唐代李姓皇帝把老子尊为远祖，对老子的祭祀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道教经籍成为科举考试的法定经典，道举是当时科举的组成部分，士人通过道经考试可以成为国家官吏。相比之下，儒学对士人的影响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力量，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创新,儒学失去了在学术与思想上的号召力。不过，在佛道二教的刺激下，特别在中唐以后儒学有了相当的振兴，并努力寻找一度失去的传统的精神与文化优势。儒学在隋唐的发展始终受制于与佛道二教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纷争。

3. 教育制度的继承

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社会历史时期,中国教育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家传统的神圣教育领地被打破,佛教、玄学和道教进入了教育领域。对春秋文化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继承更是促使唐朝在面对民族大融合，经济新发展的时候，更加强调对教育的重视。在民族大融合的同时，文化教育也随之进行着大融合。

二． 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对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化

1. 儒学成为其主要统治思想

李唐王朝建立封建大一统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和教育上均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不仅要重新整理前面朝代的破败局面，同时还要开创自己朝代新的发展局面。因此，为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在政治上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作指导。

唐太宗认为，儒学是政治之本，是行三代之教的有效手段。他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他认为，有了儒学，就如同鸟能够乘风飞翔，鱼能够于水自由游动，就可以治国理民。但反过来，如果失去了儒学这一重要的政治思想，国家就无法有效的治理，政治上就会呈现一潭死水的局面，甚至会危及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前途。

2. “以民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贯穿于统治过程中

唐代君主不仅喜欢在诏书中征引《论语》，而且在政治实践中也常常运用《论语》的思想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语》中有明显的“民本”思想，唐朝在继承春秋时期的文化理论的同时，贯穿于政治统治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

对与“以人为本”理念的阐述，在《尧曰》篇有“所重：民、食、丧、祭”，把重民放在四重之首;《颜渊》篇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把富民与君主的安危联系在一起。唐太宗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贞观六年，他曾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2在这些话语里，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唐太宗对君与民之间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的深刻认识。

3. “以文兴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贯穿于统治过程中

所谓“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实质上就是复兴儒学，复兴孔孟之道，把儒家的学说和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正是隋唐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隋唐时期教育蓬勃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国家法定的意义和保障。这一点也正是对儒学与教育关系的具体揭示。

4. “以古为鉴”与“大阐文教”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文化体系

唐代开馆修史的主导思想是“以古为鉴”，即以历史上的政治得失作为现代政治的参照，善者为法，恶者为戒。大唐王朝采取的一系列“大阐文教”的措施，复兴儒学，兴办教育，发展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项“大阐文教”的工程，其具体内容是复兴儒学，发展文化，其基本手段是发展教育。初唐多以重臣领衔，荟萃妙选以修书。初唐统治者相当关注史学，政府正式设置史馆，大抓修史工作。

5. 思想政治素质成为人才选拔机制的重要考核内容

首先，从人才选拔的思想上，“举贤才”是孔子的为政之举，“无求备于一人”体现了孔子对人才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想治理国家，必须识拔大量的人才辅佐；对这些人才不要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即可。唐玄宗曾颁布诏书表示过对人才的渴望，只要是“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智勇堪将帅之选”，“政能当牧宰之举”之人，均要具名上闻；务求实用，不求全责备。

其次，从人才选拔的制度上，隋唐教育建立了一种较为客观、公正、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考察制度，将社会的人才选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学校育人社会选人有了一个良好的循环机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形成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学的风气。（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资料：

［1］ 吴文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 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董浩.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孔令纪.中国历代官制［M］.中华书局,2004.

［5］ 旧唐书•儒学(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注解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第5篇

星期日（10月18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一、专科（含基础科段）

020235金融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75证券投资与管理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55企业会计学 00066货币银行学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31工商企业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148国际企业管理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55企业会计学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33会计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67财务管理学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70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00156成本会计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39旅游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189旅游与饭店会计 00191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6011旅游学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193饭店管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00194旅游法规 020238物流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148国际企业管理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182公共关系学 00012英语（一） 020313销售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79谈判与推销技巧 10510连锁与特许经营管理00892商务交流（二） 00178市场调查与预测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177消费心理学 　 030112法律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242民法学 00261行政法学 00223中国法制史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243民事诉讼法学 00244经济法概论 030301行政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 00163管理心理学 00341公文写作与处理 03349政府经济管理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3350社会研究方法 00182公共关系学 00312政治学概论 040103小学教育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409美育基础 00407小学教育心理学 00410小学语文教学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408小学科学教育 00411小学数学教学论 00012英语（一） 00395科学.技术.社会 00412小学班主任 040109心理健康教育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619心理咨询与辅导（一） 05616心理测量与评估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110心理统计 06050人际关系心理学 050114汉语言文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529文学概论（一） 00536古代汉语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531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00534外国文学作品选 0053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50207英语语言文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596英语阅读（二） 00795综合英语（二）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597英语写作基础 00794综合英语（一） 050308新闻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655报纸编辑 00654新闻采访写作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853广告学（二） 00656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 080306机电一体化工程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230机械制造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2159工程力学（一） 02195数控技术及应用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236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00012英语（一） 02232电工技术基础 02237自动控制系统及应用 080701计算机及应用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142数据结构导论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4732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 00012英语（一） 0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 080801房屋建筑工程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400建筑施工（一）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2387工程测量 00170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396混凝土及砌体结构 02398土力学及地基基础 082207计算机信息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4754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12英语（一） 0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 02382管理信息系统 090101农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664农业气象学 02665农业生态基础 00135农业经济与管理 02660植物学（二）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672作物育种学 02674植物病虫害防治 090402兽医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767动物生理生化 02790家畜外科学 02787兽医药理学 02791家畜传染病与寄生虫病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792兽医卫生检验 02785兽医微生物学 100701护理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901病理学 02903药理学（一） 02996护理伦理学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113医学心理学 02998内科护理学（一） 03001外科护理学（一） 02899生理学 二、独立本科段（含本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