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医学论文(精选5篇)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1篇
藏医药魅力何在
尽管现代医学已经进入以信息工程、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发展阶段,但是,具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藏医药依然魅力不减,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青睐。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提供的信息表明,最近20多年间,中国已经逐步建立起适应现代社会的藏医医疗、教学、科研和藏药生产体系。有20多个国家设立了藏医学研究机构。藏医药学的经典专著《四部医典》、《晶珠本草》等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出版。
藏医药何以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今天日益引人注目?出席此次学术会议的中外学者提交的500余篇论文集中展示了藏医药的独特魅力。藏医药起源于青藏高原,是藏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中,通过长期丰富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博采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和古阿拉伯医学之长,逐步积累、完善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传统医学体系。
著名藏医药学家强巴赤列说,藏医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人们或许无法想象,藏医早在公元8世纪就揭开了人体胚胎学的奥秘。”北京藏医院副院长、心血管病专家仁旺说,藏医强调人体的整体调理,所用药物大多采自高海拔、大温差、强日光的高原地带,其有效成份和生物活性大大高于其他同类药物,在治疗消化道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疾病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这是藏医药吸引患者的又一显著优势。
来自印度的达师博士毕业于德里大学藏医系,在印度和意大利开了五家印度医院和藏医诊所。他认为,藏医药的独特魅力还在于藏药产自号称地球四大超纯净地区之一的青藏高原,几乎没有污染,不会产生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符合当前人们追求健康、崇尚天然药物的时尚。藏药主要取材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青藏高原共有2000多种植物、159种动物和80余种矿物可以入药,这是世界上任何其它民族医药都难以比拟的。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认为,藏医药的另一诱人之处是它的文化内涵。他说,藏医药是熔古代哲学、天文历算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于一炉,并同藏传佛教紧密结合的人文医学。“这是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医学领域的反映” 。
揭开人体奥秘的藏医“唐卡”
会议期间,中外专家在藏医学院图书馆里看到了一幅数百年以前绘制的描述人体胚胎发育的藏医“唐卡”。
藏医院院长占堆说,这是古代藏医为解说形成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药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而绘制的80幅彩色挂图之一。它形象地描述了人体受孕、妊娠反应、胎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鱼期、龟期、猪期”的顺序,与脊椎动物、鱼纲、爬行纲、哺乳纲和人类的进化顺序相一致。“古藏医对胚胎学的认识,比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还要早1000多年。”占堆说。印度藏医学专家达师博士在观看了这幅绘制精美的唐卡后,不由得感叹:“12世纪就用图画形式介绍藏医药理论体系和实践技术,不但在中国医学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医药史上亦属罕见。”形成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藏医藏药,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有毒就有药”的防病治病知识和用酥油治疗外伤的临床实践。在此基础上,公元8世纪藏医鼻祖宇妥?云登贡布在总结藏族本土医疗经验时,广泛吸取和借鉴了当时中医、古阿拉伯医和印度医的发展成果,编著了较为完整的藏医藏药理论巨著《四部医典》。
《四部医典》分《总则本》、《论述本》、《秘诀本》、《后续本》,共156章,系统地论述了藏医药学的理论基础、人体构造、生理功能、病因病理、诊断治疗、药物种类、服用方法,以及饮食起居、卫生保健、行医道德等,首次揭开了雪域高原人体的奥秘和防病治病方法。
从公元12世纪到17世纪,一代又一代藏医名家先后绘制了80幅《四部医典系列挂图》,成为藏医药学的形象化教科书,使藏医藏药在、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地的藏区广为流传。根据第36幅彩图中的描绘和历史博物馆珍藏的100多件精制的外科手术器械推测,当时藏医的外科手术十分发达,可以进行刀伤、烧伤、骨折等各种外科治疗。占堆说,有些传统的藏医手术,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沿用。他说:“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有名的白内障手术藏医,他们可用一根金针挑拨白内障,使患者重见光明。”这种古老的藏医眼科手术,一直延续到在实施现代医学眼球晶体浑浊摘除手术。
古老藏医药插上现代科技翅膀
自古以来就凭望、触、问等方法诊断病情的藏医如今普遍用上了听诊器、血压仪、B超、CT等现代医疗器械,世代相传的藏药作坊也正被现代化的藏药生产线所取代。
现代科技的导入不仅弥补了藏医药在诊断等方面的不足,而且揭开了一系列有关藏医药疗法的难解之迷,消除了国内外许多人对民族医药科学性的怀疑,使古老藏医药的发展如虎添翼。我国目前已有20多种藏药正式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336种藏药载入部颁标准。全国不仅建立了57所藏医医院,而且有36种藏药被300多家中西医医院普遍采用。专家们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放血等藏医药的一些独特疗法作出了科学的解释。1994年,由国内知名藏医、针灸和解剖专家组成的攻关组经过两年临床研究,对77个放血脉位进行了层次解剖,不仅确定了原有脉位的确切位置,而且增加了24个新的放血脉位,使这一传统疗法在理论上更加完善、临床上更易操作。
有关部门还组织专家对1000多种藏药药用植物的名称、种属、药理成份、功能作用、用法用量等作了定性和定量分析,使藏药生产走上了标准化、科学化的轨道。
从喇嘛到部级医疗专家
在出席学术会议的海内外学者钦佩的目光注视下,71岁高龄、双目失明的藏医学权威强巴赤列在助手的搀扶下走上讲台,宣讲他对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的最新研究成果。为表达对这位喇嘛出身的部级专家的崇敬之情,会议组委会特地安排他在开幕式后第一个发言。持续不断的掌声几乎把他的话语完全淹没。强巴赤列现任藏医学院名誉院长。他编撰了藏医药史上第一套运用现代科学观点论述的藏医学教材。他还利用丰富的藏医知识,对《四部医典》这部奠定藏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医学巨著提出了得到同行普遍认同的独到见解:《四部医典 》是藏医学鼻祖宇妥?云登贡布的科学著作,从而结束了对此书作者的历史纷争;《四部医典》在总结藏族本土医疗经验时,广泛吸取和借鉴了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和古阿拉伯医学的成果。
强巴赤列出生于藏医世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是著名的医师。他13岁时进拉萨哲蚌寺当喇嘛,同时向曾担任过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席保健医师的钦绕诺布学习藏医。长期以来,藏医习惯于师傅带徒弟,不编写教材只读古典医书,行医不分专科,不给病人建立档案。70年代,强巴赤列向这些传统做法发起了挑战。他利用从西医中学来的科学理论,为藏医学校编写了基础学、生理学、诊断学、病理学等11门课程的教材,共40万余字。这套教材被公认为藏医史上第一部用现代科学观点系统描绘和总结藏医奥秘的著作。为了这部著作,强巴赤列付出了巨大代价。由于长时间伏案研读那些发黄的木刻书,他的双目受到严重损害。但强巴赤列却非常乐观地说:“这些教材可以让藏医学生快速成材,所以我从不后悔。”如今,强巴赤列仍然把每天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在编写400万字的《四部医典系列挂图详解琉璃说》的同时,还在为藏医学院带研究生。他说:“我要把一生的行医经验留给后人,使藏医药事业在新世纪发扬光大。”
高僧藏医依然活跃在青藏高原
在现代医学日益普及的今天,身着袈裟或紫红色藏袍、运用传统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的高僧藏医,依然受到青藏高原藏族百姓的欢迎和尊敬。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地区,旦增旺扎的名字几乎妇孺皆知,因为他不仅是原始宗教本教的高僧,著有40多万字的《本教源流》,更主要的还是医术精湛的藏医药学家。这位以“普度众生”的佛教思想和“治病救人”的医学精神为人生奋斗目标的高僧藏医,从60年代起就在缺医少药的阿里牧区行医,并自费建立了阿里地区第一个藏医院,被当地牧民称为“活菩萨”。
此次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的大会主席措如?次朗,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是藏东著名佛教寺庙措如寺的住持,曾长期在藏区行医。近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从事佛教和藏医药学的研究,先后撰写了170多部学术论著,其中包括《四部医典注疏》、《宁玛教派史略》和《噶举巴教派史略》。
由于他在佛教和藏医药学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年逾古稀的措如?次朗如今已由普通的高僧藏医跃升为藏医学院院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他还多次应邀到日本、匈牙利、尼泊尔等国家讲学。
与会代表、年过古稀的楚臣坚赞年轻时曾在拉萨祈祷大法会上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他现在除偶尔接待患者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著书立说。会议期间,他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进行了广泛交流。他说:“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藏医药知识传给更多的人。”
第一代女藏医话今昔
“女人与狗不准接近藏药制造过程”,流传于千百年的这一“古训”是昔日藏医药排斥妇女的真实写照。如今,藏族妇女与男性一样在藏医药卫生事业中大显身手。在学术会议上,身着藏袍的女藏医们优秀的论文和精辟的见解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今年52岁的德吉卓嘎是第一批女藏医之一,现在是藏医院副主任医师。她同各国专家交流了运用藏医药治疗肿瘤、心血管病等疑难杂症的学术成果。德吉卓嘎的母亲是昔日拉萨大贵族夏扎的家奴,终日过着“衣不裹体、食不饱肚”的生活。由于母亲是奴隶,德吉卓嘎一出生就被农奴主登记入册,注定了终身为奴的命运。
解放后获得人身自由的德吉卓嘎上了政府办的第一所小学。1963年,她考入拉萨藏医学校。1966年毕业至今,德吉卓嘎一直在门诊为病人服务,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妇女没有人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德吉卓嘎感慨地说。目前藏医院500多名医护人员中,女藏医、女护士占50%以上,藏医学院每年招收的学员中近一半是女学生。
第一代女藏医中,许多人像德吉卓嘎一样成就卓著。出身于木匠家庭的强巴卓嘎现任藏医院住院部内科主任,对治疗心血管疾病有独到见解。在旧,偏瘫、脑溢血等疾病被认为是天上走动的“神影”辐射造成的。强巴卓嘎经过多年研究,不仅摸索出了藏、西医结合治疗这些疾病的有效途径,而且 还帮助信教病人摆脱“神”的精神桎梏。目前,藏医院藏、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治愈率达85%。30岁的永嘎毕业于藏医学院,是出席这次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的女藏医中最年轻的一位。她收集了中外藏医药专家提交的所有论文,认真参加每一场专题讨论。她说:“尽管我的藏医理论功底和医疗水平都无法与老藏医相比,但我非常热爱这项工作。”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女藏医,在医术上超过她的前辈们。
藏医藏药有传人
已招收了两批藏医学硕士研究生的藏医学院,目前已培养出650多名本专科毕业生,他们大都在、青海、甘肃、云南等地从事藏医藏药工作,有的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行医。藏医药学后继有人。
今年34岁的央嘎是首批4名藏医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出生在藏北牧区,自幼喜爱藏医药,先后在大学藏医系和藏医学院学习、任教,现在,又在部级藏医专家强巴赤列等著名学者的指导下攻读藏医硕士学位。
国家投巨资建立的藏医学院,经过10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最大、最权威的藏医大学。本科生学制5年,藏医药教材包括《藏医学发展史》、《解毒学》、《月王药诊》等20多门科目。为培养高级藏医药人才,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授权藏医学院为硕士研究生单位。目前,学院已有10名硕士研究生在校深造。除政府设立藏医学校和医疗机构外,父子或师徒相传这一传统藏医培养人才的方式,至今仍在延续。在农牧区,民间藏医都带有徒弟。藏医药界的权威学者强巴赤列、措如?次朗和众多藏医药学家的身边,都有2至3名精通藏、汉语言的学生,帮助整理老师们口述的藏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这些著作将成为后辈们的宝贵财富。
藏药生产逐步实现产业化
中国藏药发展势头强劲,产业化步伐明显加快,逐步形成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作为知识资源,藏医药文化底蕴深厚。它植根于青藏高原藏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与本地特有的宗教、哲学、天文、民俗等学科门类息息相关,其理论规范、思维方式、技术手段、医德伦理都蕴含着藏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藏医药 中医药 文化传承 传统医药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3)02-0022-02
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已不是封闭和单一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已经与外来文化发生了深刻渊源关系的文化系统,并且因不同外来文化从不同方向上的传入和渗透,形成了藏东卡若文化、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曲贡文化以及藏北细石器文化。但是,的旧石器,与西面印度、巴基斯坦则截然不同。[1,2]
次旦扎西等一批藏学专家考证了上述现象形成的原因,认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相当明显,它不仅是南亚大陆和东亚大陆之间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了两个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高原虽与南亚大陆接壤,但它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东北面,在地理单元上属于东亚大陆,所以它在文化系统上与其东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而不与其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事[1,2]。”
藏族学者丹珠昂奔也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列举了诸多的历史考证,专篇论述了“与印度、泥婆罗的文化交流”[3]。丹珠昂奔指出:“从历史的大背景看,在周缘民族中藏人较早受到汉、波斯等民族的影响,苯教文化即是。作为文化影响其渠道是多样的,其时间也是久远的。”“关于印度文化对藏文化的影响……是从吞弥·桑布扎去印求学、赤尊公主入藏等为始点。”[4]“学经、译经的开始,从根本上讲是以佛教为主体的印度文化对藏族的传统文化产生影响的开始。”[5]。次旦扎西等学者的考证,对丹珠昂奔著作中的“始点”说,提供了原因的说明;而丹珠昂奔介绍的认证,则是对次旦扎西等考证的佐证。我们由此看到,印度文化对藏文化影响的“始点”和“开始”,定时在吐蕃时期即唐代,比中原战国时期的经典史料《黄帝内经》记载的藏汉医学交融,要迟整整一千年。
藏医是在文化传承中形成的特色鲜明的民族医药。历史上的藏医药学不仅纵向遗传了中医药学,而且还在吐蕃时期以后大量横向吸收了印度“阿尤吠陀”医学、古希腊医学以及尼泊尔、巴基斯坦传统医学的许多营养。
例如,《闍罗迦集》和《妙闻集》被认为是最古老的阿输吠陀经典医著。古印度阿尤吠陀(Ayur-veda,梵文音译,意为生命之学),是印度传统医药学(天竺医学)体系的主要代表。在《闍罗迦集》第一卷二十章二十八节中,把印度古典医学分为八科:“1.身体治疗(kayacikitsa),2.特殊外科(salakya),3.异物去除(salyapahartrka),4.关于毒物、体毒、错误的配合食用而引起之异常的治疗法(vlsagarairodhi Kaprasamana),5.鬼神学(bhutavitlya),6.儿科学(kaumarabhrtya),7.长生不老学(rasayana),8.强精法(vajikarana)。”[6]以后印度佛教僧人义净,又将八科列举为:“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于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7]而藏医药《四部医典》,也将疾病分为八个学科的分支:1.普通疾病科,2.儿科,3.妇产科,4.神志科,5.创伤疮疡科,6.中毒症科,7.养老科,8.滋补壮阳科。并将“八支”写入《四部医典》原著的书名,此间明显存在阿尤吠陀医学对藏医药的影响。
关于疾病的种类,印度阿尤吠陀认为“疾病共有404种”。《四部医典》也记载说,由“龙”引起的病有101种,“赤巴”引起的病有101种,“培根”引起的病有101种,另外还有邪恶鬼祟引起的病101种。这404种疾病中,101种可不治自愈,101种可服药治疗而愈,101种经诵经祛邪可愈,101种治而不愈。这种有违现代科学的总结,显然是藏医药在未经实践检验的历史条件下,对吠陀医学“疾病有404种”主观论断的迎合。
又如,对病因的认识,阿尤吠陀认为世界是由四大元素即地、水、风、火组成。人体也由“四大”元素组成,人体是肉体与意识的统一。人死后肉体腐败,意识也随之消失,所谓“地还归地,水还归水,火还归火,风还归风,悉皆坏败,诸根归空”。《四部医典》则承袭了“地、水、火、风、空”之说,用以解释藏医药的疾病观,也体现了印度医学的影响。
阿尤吠陀还提出了气、胆、痰三体液说,认为三体液构成身体的七种成分,即血、肉、脂、骨、髓、精和经消化之食物。气、胆、痰三者必须平衡,太过或不足,平衡即破坏,疾病就会产生。[8]《四部医典》则创建了“龙、赤巴、培根”为构成人体生命活动能量物质基本要素的“三因学说”,认为“龙”属气,遍于身体各部分,变化急骤;近“赤巴”则生热、近“培根”则助寒。因而“龙”病是百病之根。“赤巴”属火,“培根”属水,性重寒,“培根”乱则生寒,灭人体正常之火,虽居于上,但寒盛可注于下。三者必须平衡,太过或不足,使龙、赤巴、培根发生容量及存在部位的变化,就成为引起疾病的“三因”了。以上三体液和三因虽然不同,但在论述上也存在相似之处。
外科是古印度医学的特色之一。古印度医将外科手术操作分为切除、牵引、抽吸、缝合、摘出、划痕等多种,并能运用药物进行麻醉。擅长运用100余种外科手术器械,较合理地处理骨折、脱臼、蛇咬伤等病种。由于古印度法典常以割鼻、割耳的方法惩罚犯人,使印度整形外科十分发达。藏医药在器械的运用上也很有特色,其外科治疗方法中著名的放血疗法,也与印度医学存在渊源关系。[9]
引进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相关知识为己所用,是文化进化过程中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正常现象也可能被扭曲。借托于藏医药博大的含量和多向的吸取,有人提出了“藏医外来说”[10],甚至以《四部医典》存在一些与古印度医学相似的内容为理由,把《四部医典》说成古印度阿尤吠陀医学的译本,据笔者考证,这都是缺乏文化根基的主观想像。
首先,在阿输吠陀经典医著《闍罗迦集》和《妙闻集》,与《四部医典》前述种类的相同之处不超过十分之一。主张“译本说”者可能没有读过原著。
其次,与《闍罗迦集》和《妙闻集》雷同和相似的内容,不是《四部医典》的核心,部分枝节内容的形似与核心的神似具有本质的差别。
再者,《四部医典》与印度阿尤吠陀医学存在根本的冲突点。例如印度民族历来把牛奉为神物,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等地都明确禁令杀牛,而《四部医典》则倡导“牛肉是最好的食物”,[11]对立于印度民族的信仰,并抗衡于印度医学的“吃山羊肉最好”之说。“译本”翻译出这样对立的内容,世界未见先例。
更重要的是,藏医药是具有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民族医药,与印度医药缺乏完整理论体系具有质的差别。世界上曾经兴盛的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古罗马等四大传统医学体系,在后来的发展中,欧洲传统医学与实验生物学相结合诞生了现代西医学;包括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则由于理论最完整、医疗实践最丰富、疗效最确切,以及依附于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迄今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其他古代传统医药,均由于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西医的扩张,已逐渐走向消亡而渐渐被世人遗忘。世界现存的其他传统医药,多是传统经验和方法技术,在被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遗产”受到关注和研究而已。唯有包括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在医药体系的传承中源远流长,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层次、性质各不相同的藏医药学和印度阿输吠陀医药学,是不能等同并见的。
此外,文化传承基因才是确定学科归属的根本依据。藏医药学对中医药学的文化传承,根本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恰恰是在这最重要的点上,藏医药与印度医学为代表的相关非中医传统医药学,是没有建立关系的。
总之,以古印度医学为代表的非中医传统医学与藏医药的关系,类同西医与中医的关系,确实存在许多的影响和相互的借鉴,但无论他文化的贡献多大、影响多大,也是未能产生核心影响的横向的文化“扩散”和“播迁”而已。《四部医典》体现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相当完整地纵向传承于中医文化,证明了藏医药和中医药的联系是直接联系、内部联系、主要联系和本质联系。而古印度医学部分经验知识的横向传递,也体现了“事物既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既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事物的表面特征和间接联系、外部联系、次要联系。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Bvecdict.R.F.)说:“那种想给所有的文化都贴个标签,把文化塞进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12]藏医药与印度医学为代表的相关非中医传统医药学的联系和关系,证明了藏医药文化传承的历史也大量地体现着外来文化“扩散”和“播迁”的结果,因而体现着也算丰富的间接联系、外部联系、次要联系,但这些联系只是为文化人类学如下观点作出了一个生动的印证:“当不同社会的人民相互发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接触和交往,便有可能发生文化播迁现象,一种信仰、观念、风俗、医学等等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于是就使得这两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带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13]即“非本质联系”。所谓“藏医外来说”,只是一种缺乏理论根基的外来的杜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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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历史;文化;迪庆;藏医药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517(2023)10-0005-02
藏医药是迪庆起源最早的医学体系。从德钦县境内的永支、纳古、石底一带的石棺墓文物资料证实,早在新石器时期,藏族的先民就已分布在德钦县境内。在同大自然及疾病斗争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藏医药的原始疗法“苯医疗法”。从最早的“苯医疗法”至今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藏医药与中医药学、天竺和大食医药学不断碰撞涵化,在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逐渐形成藏医的理论体系,于元朝时随藏传佛教的传播进入迪庆,流传于中旬、德钦一带。迪庆藏医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藏传佛教和苯教的影响。
1、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7世纪初,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其势力约在此时扩张到滇西北地区。唐初,佛教传人藏区,并发展为有自身特色的藏传佛教。吐蕃势力南到南诏,藏传佛教随之传到迪庆,并在迪庆设身川都督府,迪庆大部分地区脱离了吐蕃的统治。元朝时期,蒙古蒙歌汗“元跨革囊”,通过迪庆腹地,进入大理。元朝统一中国后,大力推行土司制,明王朝大力扶持木氏土司,希望通过木氏钳制迪庆。此举成功的阻止了势力南下云南。形成了藏汉、藏纳西等各族文化交融的局面。清朝,迪庆归滇和改土归流的政策,使迪庆人民接触到更多的内地文化。
1660年开始,迪庆属于地方政权的管辖下,由于在1653年顺治帝将的宗教权交给五世达赖,故有规定,迪庆大寺院的喇嘛名额由达赖奏请清帝确定;喇嘛若要取得高等学位(例如“哈郎”和“格西”),必须要在拉萨三大寺学习和考试。这些制度成为连接内地和的政治军事文化枢纽。特别是迪庆归滇后,清朝结束了硕特部蒙古势力对迪庆行政和军事的管理,开始了清朝直接管理的历史,并划分、四川和云南的地界,将中甸、德钦和维西归属云南。
迪庆地区也是连接内地和的贸易枢纽。1688年达赖经康熙批准在中甸互市。迪庆经济以农牧为主,还有金沙矿业。但是农产品勉强自给,可供交换的只是皮革、山货、药材和金银。经贸结构与此相似,对内地货物的需求也与迪庆地区一致,主要是盐、茶、糖、绸、布和金属制品。中旬的中心镇从那时起就成为滇藏之间的商品集散地,并在季节性的贸易中孕育出特有的房东制度和驮运行业。经济因素影响了藏民的生活质量、藏医的发展水平以及其对外交流的程度,促进了藏医学同中医学和其他民族医药的交流、吸收和借鉴,使其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
迪庆在归滇和改土归流之前,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与保持一致,但在其之后,迪庆藏医药就融入了更多云南内地的其他民族医药和汉族医学的特色。迪庆归滇是的迪庆历史上的又一重大转折点,也是迪庆藏医药发展的一大转折点,是造成迪庆藏医药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2、藏传佛教的影响
藏族宗教文化中的苯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公元7世纪左右佛教传到,在雪域高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与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形成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于藏民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在于,从某种意义上讲,藏传佛教是藏民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它对藏民族自身发展壮大始终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地处滇、藏、川结合部的迪庆藏族全民信教,宗教问题具有更为突出的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明、清时代,藏传佛教在迪庆境内进一步传播,“白医法”、“黑禳法”、“华寿法”等有关藏医学及养生方法的论著随之传入。故不管是地域的便利,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宗教的联系,迪庆藏医学的理论体系和藏医学体系一脉相承,但又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
藏传佛教与藏族医生医德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四部医典》把医方(学)称作“是无须诵经即可获得的护身符,是迫使勾命鬼畏而远离的转,是消灭一切病魔的英雄汉,是人体康泰的保持者。”它对医生的身、言(语)、心(意)三界之德做出了具体的要求:要终生之业尽其身界,备齐药物,为患者尽责;尽其言界,准确指出所患疾病,并好言劝阻患者;尽其心界,深入分析思考。医生在身、言、心三方面,都要为众生做出榜样。对此,李晓林作了如下推论:宗教竟然成为了一种后来世俗化的职业界定的道德规范。在这里,宗教和医学如此完美的结合起来,带给人精神和身心的慰藉和关爱。
3、苯教的影响
关于藏医的起源问题,学者甄艳认为藏族最早的医学著作是苯教文献中的《医学九经四部》(朵古崩习),而辛饶米沃且的弟子之一杰普赤席实为藏医的鼻祖。南卡诺布先生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四部医典》中祗请仙人之名和医疗咒语均原封不动地保持了象雄语。可见,这些咒语来源于苯教是可信的。据《宇妥·元丹贡布传》记载:“藏区最早流行的一种医学叫‘本医’,它与藏区的原始宗教‘苯教’非常密切,如‘苯教’仪式中的‘祛病延寿’仪式,由苯教巫师首先对藏王的丧葬进行仪式开始,逐渐发展到为病人举行献祭驱病仪式,祈求疾病早日痊愈。”藏族民间最早流行在原始医学与原始宗教“苯教”的流传有关,故称“苯医”。
在迪庆地区,高僧用佛教咒语劝解病人静养、排杂念、自身调节的“项夺”疗法:把金汁或上等墨汁写成的经书烧毁后用水冲服,有安神、凉血作用,称“项撒”疗法;还有以药物与矿水配制的“项赤”疗法(又称“佛水”疗法)等。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4篇
老人今年62岁, 1945年出生于藏族文化气氛浓郁的炉霍县。对于小时候的事情老人已经没有多少记忆了,只记得是从 8岁(1952年)时开始学藏文,打下了学藏医的文字基础,从1956年起,先后从师康巴地区佛学高僧、藏医学家扎珠和堪布降央西绕两位大师,系统地学习佛学和藏医药知识;1970年始,又先后投在著名藏医学家恭珠?云丹嘉措的亲传弟子嘉威多吉和藏医专家噶玛哎顿门下,更加系统地学习了藏医经典名著《四部医典》的各部内容,并在当时的藏医学家洛桑曲扎门下系统学习了藏药的识别、配方、炮制、制剂工艺等知识,从而掌握了藏医临床及藏药制剂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术。通过努力勤奋地学习,很快掌握了大师们的医学理论基础,临床诊疗技巧以及药物配制等方面的秘诀精髓等,为以后藏医药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江根?忠登朗嘉1972年至1981年8月在炉霍县三区担任赤脚医生,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条件下,排除各种困难,就地采药和制药,为广大农牧民的健康做出了很大贡献。1981年8月被上级组织调到炉霍县人民医院从事藏医临床工作;他藏医理论基础扎实、临床经验丰富,所以自1982年9月至1988年期间先后担任了甘孜卫校和四川省藏文学校的藏医学等教学工作。其间,在德格县藏医专家泽珠多吉的指导下,在甘孜卫校八美藏医部学习并参加了“佐塔”的研制。这之后在1993年他亲自主持了甘孜州藏医院的“佐塔”生产、1997年指导并主持了甘孜州色达县藏医院的“佐塔”生产。到目前他是国内少数几个能熟练掌握“佐塔”生产技术及配制工艺的老藏医专家之一。
老人从医大半辈子,自然对藏医的渊源、发展有很深的认识。他说,在佛教传入之前就有很高的苯教文明,也有医学,但当时没有形成完备丰富的医学体系。自从佛教传入后,藏族吸收了很多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精华,尤其是医学,并融入到本土文化之中, 从而形成了独具藏族特色的丰富完整的医学体系,据说宇妥?云丹贡布就曾四次前往印度学习佛学和医学。从吐蕃王朝开始,医学就得到了赞普和历代执政者的大力支持,也正因为如此医学才成为藏族传统文化中除了佛学以外最耀眼的部分。
在采访中我注意到只要没有病人的时候,江根?忠登朗嘉老人就会拿出佛珠,默默地念经,这让我想起很多藏族老人,佛珠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有空闲就拿出来念经。从这里我们又谈起佛教和藏医学之间的关系,他说,佛学和医学关系很密切,它们都是藏族传统文化大五明之一(大五明和小五明共为十明,大五明:工艺学、医学、声律学、因明学、佛学;小五明: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星象学)。历代的高僧都要学完五明,当然也就要学习医学,很多高僧既是佛学家又是医学家,历代的那些名医也都是佛学大师。所以学藏医必须首先要学习佛学,学习佛学的目的是修心,学好佛学才有资格学医。他认为医生是个特殊的职业,医生必须具备慈悲心,没有一颗慈悲心的医生对社会和病人都是有害的。
藏医学论文范文第5篇
早在远古时代,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人民在同大自然抗争的同时逐步认识到了一些植物的性能及其用于治病的经验;在狩猎过程中,他们又逐渐认识了一些动物和矿物的药用作用。淬炼从大自然中得到的智慧,传承千年,创造千年,始有今天蓬勃发展的藏医药学。
尼玛次仁是摘得这朵雪莲花的其中一人。在40多年藏医药学探索的道路上,他行走于传统与现代的边界,努力让带着历史韵味的藏医药学与现代科技融合与碰撞。这一路,碰撞出的是藏医药学发展的时代召唤,是一路的藏医药馨香。
藏医药学:属于历史 更属于未来
相传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了“有毒就有药”的说法。尼玛次仁说,藏医药的起源有3700多年历史,理论形成已有2300多年历史。在高原医学的基础上,藏医药学吸收了周边兄弟民族医药学的一些优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尼玛次仁说:“在我国各民族的医药文化中,藏医药是历史最悠久、理论体系最完整、实践经验最丰富、学科门类最齐全、治疗特色最鲜明的一门学科。”几千年来,藏医药一直是人民防病治病的主要手段,它早已成为藏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人们对于藏医药针对特殊疾病的奇特功效产生了极大关注,而在此之际浮出水面的是一个体系独立的藏医药学。据尼玛次仁介绍,传统藏医药学理论中就已经有了解剖学、生理学、保健学、内外等学科体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各类传统医药学中,藏药的炮制工艺和生产工艺难得的齐全。从古至今,经过数代藏医药学名家的世代相承,如今已流传编写了4000多卷藏医药经典。
尼玛次仁说,藏药取材于高海拔地区生长的天然植物,对人体的副作用较小。同时,西医学的人体骨骼是206块,而藏医学的人体骨骼是360块。在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理论方面,藏医学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与西医学有显著不同。不仅与西医学存在差别,藏医药与中医药也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藏医药理论认为人体有77个穴位,而中医药的穴位显然不是;藏医有系统的尿诊,而中医没有等等。
诸如此类的特性以及贵重藏药对于特殊疾病的神奇疗效,使得藏医药学得到人们的持续关注。尼玛次仁说:“和平解放以来,无论是国家还是自治区党委政府都高度重视藏医药文化,特别是其传承和发展。近几年,在藏医药学的教育、科研、医疗、产业发展及文化发展方面,国家和区政府都做了大量工作。”如今,藏医药学正逐渐走出,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在信息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尼玛次仁不仅守护着传统藏医药学的瑰宝,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藏医药学要继续发扬光大,其与现代和国际的融合将成为势在必行的一步。“与中医药一样,藏医药也面临着传统文化进入国际市场的局限性问题。”尼玛次仁说,要想让藏医药学真正走出,走向世界,一方面要使人们更加了解藏医药学,另一方面就是使藏医药学与现代医药学更好地融合。为此,尼玛次仁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着藏医药学与国际的交流。2000年,在拉萨召开的国际藏医药学术研讨会便是他推动的一次活动。同时,藏医学院的专家们在20多个国家进行讲学与学术交流,成为了藏医药学在国际上的一张名片。
在“走出去”的同时,尼玛次仁也在积极按照国家和国际上的现代药学标准,研制、开发、制作、推广符合现代国际标准的藏药新产品。他说,制定藏医药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是藏医药学“走出去”的重要一步,唯有如此,才更有说服力,才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
传承与创新皆为使命
在世世代代的传承中,藏医药学跨越千年,走到了今天。尼玛次仁就是这些传承人中的一位。他8岁起跟随民间藏医学习藏医药知识,13岁便成为赤脚医生,15岁考入拉萨市卫生学校藏医班接受正规藏医药学教育。藏医药典籍的墨香弥漫在他懵懂的童年和青葱的少年,如同命运注定般,投身藏医药学成为尼玛次仁儿时便已确定的事情。
在拉萨市卫校学习了5年后,20岁的尼玛次仁留校任教,随后他又先后被调到自治区藏医院藏医药研究所、自治区藏医学校、藏医学院工作。岁月的车轮驶过,尼玛次仁对于藏医药学的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刻,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
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全国首批师承制培养,由国家任命的著名老专家作为导师,亲自挑选自己的学生,且学生必须是主治医师以上职务。尼玛次仁有幸成为第一批继承人,师从著名藏医药大师措如?才朗潜心钻研藏医药学,成为措如?才朗大师的学术经验继承人。
“措如?才朗是我的导师,也是我们藏医学院的老院长。其实从1981年开始,我就跟随他学习,是他一手把我培养起来的。”尼玛次仁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师承制后,措如?才朗便提出让尼玛次仁正式成为他的继承人。经过3年的学习并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进行考核认证后,1993年,尼玛次仁站在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上,接受了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颁发的出师证。此后,尼玛次仁依旧虚心地跟师继续学习20多年,而他不仅传承了传统的技艺与藏学文化,更酝酿着一场新时期的传承创新。
作为藏医学院的院长,尼玛次仁既肩负着传承历史的责任,又承担着创新发展、面向未来的重担。对于尼玛次仁来说,没有创新便意味着后退与消亡。为此,他先后主持参与了3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10多项省部级项目;参与了10多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一批部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藏医药是他矢志不移践行的事。
1996年,在恩师措如?才朗的指导下,尼玛次仁带领课题组全面系统地研制成功了藏药核心体(坐台),随后又研制生产了名贵藏药珍珠七十和常觉等18个产品,其中治疗乙肝的藏药206、209被列为国家星火计划。“坐台”的研制成功,不但为藏医学院以教学为中心,产、学、研、医“四位一体”的办学格局奠定了基础,而且“坐台”技术的推广也为全国藏药企业大批量生产名贵珍宝类藏药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醉心科研之际,尼玛次仁始终不忘自己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所肩负的传承使命。他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先后为藏医药本科、藏医硕士研究生、藏医博士研究生主讲过17门课程。尼玛次仁的科研与教学是互为补充的,所讲的每一堂课都将科研新成果和学科新进展及时准确地反映到教学实践中,不断充实、丰富教学内容。
如今,尼玛次仁已是桃李满园,先后培养了3400多名藏医药本专科生、100多名藏医硕士生(其中全国首届藏医硕士研究生4人)、6名藏医博士生(其中全国首届藏医博士生2人)。同时,他还主持编写了全国第一套“藏医本科教材”和“藏药本科教材”;主持编写了“21世纪全国藏医本科规划教材”、“21世纪全国藏药本科规划教材”,为藏医药学的传承身体力行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今,尼玛次仁的学生遍布全国藏医医疗机构和藏药生产企业,许多人已经成为全国藏医药产业的骨干力量。在藏医药学的传承与发扬中,最可贵的不是尼玛次仁自身的优秀,而是他几十年来躬亲教育,带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一分收获,一分耕耘。近年来,无数奖项的垂青是对尼玛次仁工作最大的肯定:他主持编写的藏医药大师措如?才朗学术思想大集成《四部医典大详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第十三届国家图书奖、首届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宇妥杯”金奖、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自治区科技突出贡献奖;《21世纪藏医本科规划教材》获自治区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藏医数词词典》获四川省优秀图书奖;《藏药本科教材》获教育部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自治区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同时,在藏医药的产品开发与产学研发展中,尼玛次仁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他主持制定的“水银洗炼法炮制规范和标准”系统阐述了藏药水银洗炼法、藏药炮制的理论基础、工艺流程,规范了藏药技术标准和质量监控体系;他所主持挖掘、研发的藏药产品,经学院藏药厂生产投放市场后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有7个品种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并被载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3个品种被评为自治区名优产品,2个品种被评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推荐产品”、“国家技术创新优秀产品”,并列入“全国重点科技项目计划”和“部级火炬计划项目”。
尼玛次仁说,荣誉是国家、自治区政府对他的肯定,而他只是在藏医药学的研究和传承领域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他的目光还在关注着未来,关注着藏医药学这门传统医学更多的创新。
藏医学院:为传承与创新培育新人
1989年,藏医学院正式成立,1993年成为全国唯一单独设置的藏医药高等学府。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带领藏医学院传承藏医学文化与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尼玛次仁手中。
尼玛次仁说,成立20余年来,藏医学院在发展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中专教育到本科教育、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每一步的跃进都是藏医学院一次重大的转折。而随着整体实力与人才培养能力的逐步提高,藏医学院对于藏医药学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大。
如今,在国家和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尼玛次仁的主持下,藏医学院成功申报了藏医硕士学位授予点;成功申报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项目、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藏医药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同时,他还组织并成功申报了中央与地方共建基础实验室、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特色优势学科实验室建设项目、传统藏药炮制及质量控制国家三级科研实验室,凝练研究方向,组建学术团队。
不遗余力地搭建更好的平台,只为让人才培养的起点更高、速度更快。目前藏医学院共有各类在校生1964人,向社会输送藏医药专业人才3400余名。尼玛次仁对于人才的培养也与藏医药学的传承发展有着一脉相承的思路:“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是传统与现代科技创新相结合,在人才培养方面也要使传统队伍和现代队伍融为一体。”在这种思路下,藏医学院一方面培养自身的传统医药学人才,一方面派这些人才到国内的相关单位学习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同时,学院还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等国内高校建立了合作平台,每年都有相关专业人员或干部被引进藏医学院工作;与此同时,学院还开展了短期引进项目,吸引国内专家学者来学院讲学与交流。
多种形式的人才引进方式充实了藏医学院的人才队伍,同时也让藏医药学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可,融入现代医药学的行列。
如今,藏医学院的教学已经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三个层次:研究生教育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主,本科生教育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继续教育以培养特色专业人才为主。尼玛次仁说,这三个层次各有目标和要求,未来,他们还要继续加强多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充实藏医药学的人才队伍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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