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读后感

读《国史大纲》，其实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钱穆先生的家国情怀，和钱穆先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现在的国人可能无法感同身受钱穆先生所处的时代，那是一个屈辱的时代，一个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代，一个民族文化面临生死存亡的时代。钱穆先生怀着要为中华文化留根的情怀，写下《国史大纲》的，我们首先会注意到的，便是书前的那几句刊首语了。凡是具有基本知识的中国人，应该对本国的历史有所了解，这种了解应该是含着一种“温情与敬意”的；可以说，钱先生的历史教育，是合历史知识与历史情感的教育为一体的。

由于受近代启蒙思潮的洗礼，当时知识界普遍蔓延的是厚今薄古、崇西抑中的风气。钱先生在本书的引论中，首先对当时的三种学术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第一种是“传统派”，重考证以及基本文献资料的校勘与整理。第二种是所谓“革新派”，比如梁启超先生的“新史学”，把中国历史完全归为黑暗、专制，把二十四史称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实际上是为了迎合自己政治斗争的需要。第三种是“科学派”，实际上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史学观。认为中国上古的历史全是不可信的，都是出于后人的杜撰，是“层累地构成的”，主张“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

钱穆在对上述的这些史学派别进行了批判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观点，便是不满足于简单的资料整理与疏通，而是把这样的工作和历史问题的发现、历史规律的探寻以及历史观的树立结合了起来。这样便形成了钱穆史学重通史和重通识的特色。

读《国史大纲》，我们发现钱先生是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的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历史发展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个性。简单说来，西方的历史上，科学与宗教是其主题，并侧重“力”的扩张；而中国文明的发展则以道德和情感为主题，注重内向的融合。他认为中国历史自秦而下，其进步之处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和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中国历史之发展，其病原有三：一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隔绝，二是社会的散漫无组织，三是科举制度引导大家都走向仕途，导致政府机构的臃肿和思想的僵化。钱穆认为，针对这些弊病，传统的知识分子未尝没有想过自救，最为代表性的便是宋代理学的兴起，一方面从事于民间的自治与教化，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对君主的约束和政治的清明。然而因为宋末蒙元的入侵，中国文明“自救”的道路被打断了。等到明代建立，则进而废除宰相，施行八股，清室更是因为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猜忌，而加大了专制，因此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基因遭到了扼杀，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

钱穆通过这样的分析，认为自“辛亥革命”以后，清王室被推翻，中国近代最大的专制之病原已经被除去。然而由于不断的军阀混战和外来侵略，中国的社会组织及民众开化，尚处于蒙昧之中。要想医治这些“病原”，仅仅靠搬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是行不通的，只有靠发掘中国文化自身能够“自救”的一些根源，加以发扬光大，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钱穆的这部书，并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而且也是在为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寻求自救之路。在今天的中国，仍具重要的参考价值。当前，西方国家因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对中国多有诘难，想孤立排斥中国，处处打压中国。我们不应该畏惧、更不应盲目崇拜学习西方，要善于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求自强的根源。

在今天，中国早已摆脱了贫弱，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似乎不再有那么强的“救亡”动机，来迫使我们去单方面强调传统文化的优越之处。然而，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读到这本书时，依然觉得十分亲切，并不觉得过时。我想，一方面是因为被钱穆先生浓厚的民族热情所打动，而另一方面，也会为书中精彩透辟的分析与历史叙述所吸引。钱穆先生独特的视角，也能够为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国的历史，打开一扇窗户。比如其论述孔子的思想，认为其是融合了殷商的巫史文化与周代的礼乐文化为一体，而创造出极具创造性、包容性的儒家学说。再如其其批判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认为北宋财政的症结在于消耗太多，而王安石却不从“节流”上着手，反而更多着重于“开源”，于是新法成了扰民之法，蒙上了“为朝廷敛财”的恶名。这些独特的历史视角，对于今天的历史学习，都不乏启发意义。

时间所限、资质愚钝，对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只是粗浅的浏览，尚未学到其精髓。导师的一句话我印象颇深，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的价值意义就在于此吧，让我们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去学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