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侠与非侠

——《水浒传》与侠文化探析

一、侠文化

侠文化不是宗教文化，也不是体制文化，它是一种民间色彩浓厚的世俗支流文化形态。在中国传统社会，儒、道、墨构成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胡秋原先生认为：“儒、道、墨分别来自儒士、隐士、侠士，而儒、隐、侠又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性格要素。”儒、道、墨三家，皆崛起于先秦。当时处于奴隶制之下，人的生命受到蹂躏，心灵缺乏自由，所以当时诸子百家最为迫切的呼声，并不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探求，而是人自身的自由问题。儒家是通过基本符合人性的内在追求来谋得人的自由与幸福，道家是通过符合自然特性的品质来探求自由，墨家是通过对人的外部世界的追求来获取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儒、道、墨三种文化与儒士、隐士、侠士的三类人，有相似关系，当然并不等同，三者互有交叉。侠在这中间显然并不仅仅出于哪一家，而是综合文化的产物。因为他们是奉行侠义原则、实施侠义行为的一群人。由他们的原则与行为，进一步形成了一种文化因素，程度不同地分布于不同的学派，地域和职业人群中。儒、道、墨正是这种综合考察中极为重要的核心文化因素，由他们共同形成了中国侠文化的文化基因，影响及于整个中国侠文化的历史发展与现代体验。

当然，这三者并不是在同一角度、同一层面上整齐的对中国侠文化产生影响及相互交融，而是有不同侧重的。儒学作为中国人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根本文化属性，对侠文化的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如智、仁、义、勇、信等正义原则和道德信条方面有重要影响；道家则从社会生活态度上对侠文化有重大影响，如淡薄名利、崇尚自由、独立任性等禀赋；墨家在体制层面上对侠文化有重要影响，如与朝廷相对立的民间下层文化体系和秘密结社的社会行为方式，后来的水浒梁山正是秘密结社的团体，也恰好体现了这种复杂的侠文化。

二、《水浒传》中的侠士与侠文化

由于两宋社会的矛盾与腐败，民不聊生，平民铤而走险，亡命江湖。异族入侵，宋廷南迁，湖泊山林便成为义军与诸类盗匪的活动据点，各种形式的山寨林立，又构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另一种绿林阶层。这些人甚至招兵买马、攻城略地，与朝廷官府公然叫板。最能体现当时的江湖气和侠义的，莫过于《水浒传》。

《水浒传》中一百单八位英雄好汉每个人都有一段传奇的经历，个个身怀绝技，英武不凡，最终因为相似的人生遭遇，相似的天性禀赋走到了一起。

在此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侠客和好汉这两个概念。由于侠客一般独来独往，为社会公义的维护者，不求报酬，不过受益人不多，影响力有限，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难以善始善终。而好汉一般啸聚山林，多由于不满统治阶级的迫害，抱团抵抗，影响力限于一地，有一定的理念，没有远大的抱负，多希望被朝廷招安，为一种不稳定的被动过渡。水浒英雄即是后一种，因而我们通常将梁山英雄称之为“好汉”。概括地讲，从本质来看，侠客一般超脱于世俗社会之上，其行为往往是一种个人诉求和修身体现，而好汉相对来说具有更多的现实政治诉求和“用世”精神。当然无论侠士还是好汉，他们又有着许多共性，在相对独立于社会普遍规范和游离于“法律与秩序”之外、在行侠仗义的行为和对某种精神信念的坚守上又是一致的，因而其内涵是相互交叉的，而侠客所涵盖的范围更广阔些。明白了这点，那无论我们称水浒英雄为侠客还是好汉，都不致会造成对其精神实质的误解。

鲁智深、武松就是水浒好汉中侠士的典型代表，他们身上既有好汉的共性又体现了侠士的仁、义、忠、勇、智和独立精神。因而这两个形象就更加鲜明、更加独特、更令人神往，他们身上的侠士风神甚至是无法用语言来准确把握的。

鲁智深出身于低级军官，感于一对父女的凄惨遭遇，激于义愤而打抱不平，盛怒之下且能保持冷静头脑，先是阻止店小二报信，接着诱镇关西发怒上当，然后一击而中，而当他意识到自己打死了人，首先想到的却是坐牢狱无人送饭，多么可爱的大侠！简直令人击节称赏。而在酒楼上时，鲁达动员史进、李忠二人将自己的银两送与金氏父女时，看李忠犹犹豫豫，竟直抱怨“是个不痛快的”，急人之难，无愧于侠客，鲁达之义由此可见一斑。谋定而后动，处变而不惊，有担当有器量，虽然鲁莽却不是李逵那样的杀人屠夫，身在庙堂而行侠义之事，很有郭解一流人物的气概。结识林冲后更表现出了他侠客的本色，林冲最危难的时候屡次得到了他的全力帮助，不仅在野猪林救林冲大难，还将沿途探听明白“此去沧州不远了，前路都有人家，别无僻静去处，洒家已打听实在”。

这个看似粗鲁的人有着很敏锐的洞察力。当时好汉闻听宋江大名，如雷贯耳，见到其人，更是“纳头便拜”，但鲁智深却会考虑：“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会。众人说他的名字，聒得洒家耳朵也聋了，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以致天下闻名。”提出怀疑的态度，不跟风，不盲目，实属难能可贵。这都体现了鲁智深的“智”。当宋江要招安时，他循循善诱地劝导道：“如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皂了，怎洗的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后来当别人接受朝廷封赏，终于遂了“封妻荫子”的愿望时，而他却回归禅院。最后的圆寂深有禅意，正如上天派他来完成一个使命，当他走完这段路后就要回到他来的地方了。因此我们可以将鲁智深看做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侠，而且是一位洞悉了人世态相，参破玄机的佛侠。

武松是水浒里另外一位着墨较多的人物，打虎景阳岗、斗杀西门庆、结义十字坡、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武松是施耐庵最呕心沥血刻画的人物之一。一个人就占了整整十回的篇幅，不管是七十回本、百回本还是百二十回本，其他的故事可以压缩、可以删减，但好汉武二郎的故事绝不能删减一点。武松的故事，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可以摘取成册的经典片段。

景阳岗打虎，武松之神勇概由此而来。在梁山好汉中，打死过老虎的总共有四人，除开武松，尚有李逵、解珍解宝兄弟。要说真正背水一战，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还是首推行者武松。大碗喝酒、力排众议、深夜过岗，赤手空拳打死猛虎。听来只觉是天书，令人神往，试问古往今来，哪个英雄豪杰有这般神采和气概？且不说武松之前赤拳打虎，手刃西门，在“血溅鸳鸯楼”后，武松尚觉不够痛快，于是在墙上血书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等的英雄气概！

而在柴大官人庄上时，宋江不慎踢翻了武松的火盆，武松当即要打宋江，待知此人便是闻名江湖的宋公明时，又友好相从。很有古人“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洒脱心胸。武松同样鄙弃功名，尤其是当他认清了宋廷反动腐朽的本质后，决然选择皈依六和塔，保持了“合则留，不合则去”的独立高蹈之精神。虽说武松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也曾信任朝廷、信任律法，但他最终还是醒悟了，也就取得了全身而退的圆满结局。难怪清人金圣叹在将武松与其他众好汉做了一通比较的情况下将其称之为“天人”！无论是鲁智深还是武松，都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的豪情，闪耀着的个性让他们从众多人物中脱颖而出，成为水浒侠士中最耀眼的明星。

以鲁智深、武松等人为代表的水浒之侠上承先秦风流之游侠，下启后世之侠士，是中国侠文化殿堂中的顶梁支柱。

三、《水浒传》中侠的局限性

《水浒传》中的侠其实存在一个有“义侠”向“忠侠”的模式转变问题。施耐庵先生的《水浒传》笔下的侠客已经完全不同于《史记》中的侠客了，更加世俗化平民化，人物的想法更加复杂，对自身行为也有了更多样的思考，但正是这种变化使得侠客的举动缺少了《史记》中的单纯和浪漫，从而缺少了侠应有的豪杰之气，越多的顾虑让他们的姿态不再潇洒，而是充满了沉重和辛酸，有了世故的智慧而缺少了刚性的准则。他们更象一群为生活所迫的落魄人，再也没有先秦时的侠客那种把握自己命运的自信和勇气。正如中国社会发展到《水浒传》产生的那个社会时期已经处于暮年那样，它的侠也充满了暮气，刚健的血性，勃发的生命力已经远去，留下了沉积的经验和世故的智慧，侠的精神也在这样的年代里发生了裂变。

林冲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是禁军教头，有一个小康的家庭，平时里做梦也未必想做一个侠客，妻子被高衙内欺负，如果是聂政一流人物，除开血溅五步，已经不会有别的结果了。然而“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软了”，而且当鲁智深过来要帮助时，他又说“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寥寥几语已经让林冲远离了侠客的本意，精神与人格随着社会文化的暮气而退化，把自己摆放在朝廷搭建的社会框架里，已不再是那种以自己能力为核心的侠客精神，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市民的价值观。所以林冲武艺可能超过聂政，也可以为知己而死，但他的精神实质已经不是先秦的任侠精神，而是一种被社会所压抑而变形，更容易被社会认同的市民侠客精神。林冲的压抑退让间接导致了陆虞候一次次的诡计和最后白虎堂的中计被擒，然而即使到了野猪林那样的绝境，林冲也没有生发奋起反抗，挣脱魔掌的念头。在他的深层意识里始终认为侠客不是一个正当的事业，宁可在沧州草场里苦熬岁月也不愿迈出那一步，这正与秦汉时那种“慷慨任气”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了自汉以后历代大一统王朝对侠客的迫害和镇压对人精神世界产生的影响，“侠”逐渐在人们心中成了与“盗”“匪”相近的词，而要搏个“封妻荫子”就得走朝廷定下的“正途”。林冲空有八十万禁军教头之威名，其实乃典型的儒家人格，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那个乱世中的悲剧结局。

如果说风雪山神庙无可后退的的绝境榨出了林冲骨子里仅存的侠气，还表现了林冲作为英雄的一面，那么作为侠客领袖的宋江则完全不可以称为一个侠了。宋江其人很有代表性，是水浒中个性鲜明、血肉饱满、缺陷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出场颇有意味：“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士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士！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救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在杀阎婆惜后的一段流亡生涯中，他得到了江湖的尊重和信任，以至在他因写反诗要被处死时，梁山泊倾全力相营救。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宋江的一个上行时期，颇有近于侠客的精神。然而宋江在骨子是要走忠君爱国的路子的，认为落草为寇终究不是什么正途，还是去边庭一刀一枪搏得个封妻荫子的好。因此当他数次落难，走投无路，梁山众好汉苦劝他上山入伙时，他总是严词以拒。最后实在无奈才上了梁山。然而在上山成为头领之后他念念不忘的事情却是投降招安，晁盖死去之后，宋江立即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一举动具有标志性意义，意味着宋江已开始背叛了梁山侠义事业，走上了一条与朝廷媾合的道路。对待朝廷已经不是战国时候的双向选择，合则留不合则去，而是无条件效忠。这固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那个时期的产物，也表明了侠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已经可有可无，不再是一种依靠其生存的心理支撑力量。不管表面如何的仗义疏财折节下士，儒家正统心理决定了宋江所作所为都已经离开了侠的本意，没有一个独立的是非标准，思想上完全没有超出当时社会的普遍观念，在“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旗帜下，他们所谓的“替天行道”让一切都显得很扭曲，对谋害过自己的黄文斌，杀了其全家，并与李逵等挖吃黄的心肝；对谋害过自己的清风寨刘夫人，要杀其全家；对待祝家庄更是愤而屠庄，而俘虏了高太尉时说的却是“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缘积累罪尤，逼得如此。二次虽奉天恩，中间委曲奸弊，难以缕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不仅屈膝告饶加之恬颜奉承“再设筵宴送行，出金银彩缎之类，约数千金，专送太尉，为折席之礼”，这与“辗转公侯之府身不为屈，家无隔夜之粮而济朋友急”的先秦侠客相差何啻天渊。在征讨王庆方腊的战争中，每以正统自居，不再是以侠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没有自己独立价值观的侠，不是成为匪盗，就是成为了朝廷的附庸。更为悲哀的是，朝廷终究不会拿他们当自己人，终究是将他们列入了消灭的“黑名单”。

四、《水浒传》中侠的悲剧内涵

我们细观宋江、林冲等人，宋江开始时在江湖上广施恩惠，声望日隆，取得梁山头领地位后，又一心招安，渴望建功立业。典型的儒法型人格，但却又不是单纯的官方正统人格，为了自己的个人目的，于其中夹杂着侠士的某些特性禀赋而已。在此，已被政府完全强化了官方正统意识占了主导，只要可能，他们总想着与政府媾合，所谓侠气不过时势下的不得已而已。

再看李逵，此人凶残异常，食人心肝，讲忠义不讲原则，一味对宋江愚忠。这哪里还有好好汉的影子，完全一个杀人魔王。李逵是一个可怜可悲复可恨的人物。说他可怜，这厮冲锋陷阵，大小百余战，毫发无伤，最后却死在自己最崇敬的大哥手里；说他可悲，他空有一身蛮力，莽撞粗鲁，从结识宋江开始，完全没有自己的思维，人生信念除了论称分金银、成套穿衣裳、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是杀人放火；说他可恨，他视人命如草芥，对敌不管是官兵强盗还是良善百姓，统统“大斧排头砍去”，仗着有宋江庇护，侍宠而娇，凌辱兄弟。李逵一生唯宋大哥马首是瞻，完全丧失自我，那么李逵其实就是个愚昧而凶残的奴才，他貌似好汉实为强盗。说李逵是好汉，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一个误会而已。

至于其他各色没有原则、丧失气节的所谓好汉在此就不再赘述了。他们大多原本是封建朝廷的小官吏、下级军官或小商人之类，本来就没有多少革命性或侠义精神，不过是为生活际遇所迫甚至为吴用等人所“赚”，才上了梁山入伙的。因此这一部分人其实并无多少主见，更遑论侠士情怀和独立精神，他们只能在现实际遇中随波逐流了。

至此“侠”已然异化了。到了理学兴盛的宋明，所谓的侠要么只是一介勇夫，要么就是附庸风雅之辈，侠的精神随着思想桎梏的加强日益蜕化。当一件义所当为的事与头脑中那些被社会扭曲的教条相冲突后，很容易让人产生混乱。侠客因为坚定的信念所以有无限的勇气，周围所有人可以异视你，但自己不能异视自己，一旦对自己的标准怀疑，去苟同社会的庸俗价值，那就无所谓侠了。自由的文化环境对侠客文化有重要的意义，没有自由的文化，就产生不了健全的人格，没有强健的灵魂就谈不上侠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侠客，侠客精神只是故纸堆里的灰尘。

那么，水浒群侠们最终走向了一条不归路就一点也不让人惊奇了！当然，我们同时也能发现，这毕竟是一种历史潮流。

结语

就这样，诞生于中国春秋时代的侠在经历了先秦时代的游侠，汉魏六朝的豪暴之侠后，至宋明时代，侠走向了世俗化，走向了与朝廷合作的的道路。侠文化的内涵变得愈来愈丰富多样，也愈来愈模糊游移。可以说中国的侠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盛逐渐转衰的过程，侠文化历千年而到今，已然成了人们心中一个美好而浪漫的梦幻！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潮流。北岛说：“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个人!”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