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

为加强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实现新、老企业所得税制的有效衔接，现就做好*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是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体现，也是对税务机关企业所得税征管工作的检验。*年度是执行原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最后一年，该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承前启后，十分重要。做好*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可以有效贯彻依法治税原则，落实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各项政策，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堵塞税收日管漏洞。税务机关通过汇算清缴工作，可以进一步掌握纳税人的具体情况，为贯彻落实新企业所得税法打好基础。各级税务机关要高度重视*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加强领导，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及时安排和部署，认真做好各项工作。

二、做好汇算清缴工作中的新、老税制衔接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各地要按照依法治税原则的要求，认真做好汇算清缴工作中新、老税制的衔接工作。

（一）适用政策和程序分别按新、老税制执行。*年度汇算清缴适用的企业所得税各项政策，仍按照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有关规定执行。同时，根据有利于纳税人的原则，汇算清缴的期限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执行，即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

（二）认真、严格核实税基。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降低了税率，规范了税前扣除。各级税务机关在*年度的汇算清缴工作中，应当按照“核实税基”的要求，认真、严格执行原企业所得税制，特别要重点审核企业有无违反权责发生制原则、有意减少*年收入、增大成本和费用等情况，防止企业违反税法规定人为调节*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少缴企业所得税。

（三）加强外资企业分支（营业）机构汇总纳税管理。各地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税工程三期省级实施方案第二次审核情况的通报》（国税函〔*〕23号）的要求，加强外资企业分支（营业）机构汇总纳税的前期管理工作。汇缴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在接受企业年度企业所得税汇总或合并申报后,应于*年5月31日前为纳税人开具《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汇总或合并申报企业所得税证明》；企业所属各分支机构（营业机构）应于*年6月30日前,将该证明及其年度申报表和会计报表送交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四）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认真落实“两个减负”工作，对能够通过综合征管软件或汇缴软件提取的汇算清缴数据资料，一律不得要求基层单位和纳税人再单独上报。对征收管理各环节间可以信息共享的资料，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清理简并纳税人报送涉税资料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1077号）附件4《办理纳税人涉税事项操作指南》的要求，结合各地的岗责设置做好配置，不得要求纳税人重复报送。

三、继续做好外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软件的升级和运用工作

为加强纳税评估和税务审计，*年对外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软件加挂了企业财务决算报表和企业与其关联企业间交易申报附表，在各地试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今年，税务总局将按照财政部门的财务决算报表规范，对软件中的相关报表参数进行升级，使申报软件具有读取企业通过财务软件或其他财务决算报表填报软件生成的Excel数据文件功能。各级税务机关要加强宣传和辅导，在*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中，统一指导纳税人全面填报上述报表，尽量为纳税人的填报工作减轻负担。

四、做好汇算清缴工作结束后的各项后续工作

*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结束后，各级税务机关要认真做好各项后续工作。

（一）认真组织企业所得税纳税评估、专项检查等后续管理工作，进一步堵塞日管漏洞，查处和打击企业所得税违法犯罪行为，为新企业所得税法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二）及时报送汇算清缴汇总表及总结报告。对汇算清缴相关数据、资料及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税务总局统一开发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软件，按照汇算清缴汇总表的口径、结构和内容，按时完成相关报表的报送工作，并附汇算清缴工作报告。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范文第2篇

（一）地质勘查企业“走出去”业务发展情况

1.为国内大型矿业企业的海外矿山提供勘查服务国内地质勘查企业原来专注国内市场，自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后，跟随国内矿业集团陆续走向海外提供勘查技术服务，如2000年中国有色集团经营的我国海外投资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有色金属矿山谦比希铜矿因生产的需要，邀请笔者所在企业作为生产探矿的服务单位，提供矿山地质勘查技术服务。2.为国内外矿业企业的海外矿区提供勘查服务地质勘查企业经过多年的海外勘查业务经验积累，逐步了解所在国法律法规，熟悉了国际项目运作模式，掌握了国际上矿产资源报告规范和国际勘探行业标准，在此基础上，逐步参与国外矿业企业的勘查服务的招投标活动，参与国际化竞争，并成功进入该类勘查服务市场。3.为海外矿山提供商业地勘服务的同时，独资或合作开展矿权勘查业务地质勘查企业利用技术、设备和人才优势在海外矿山提供商业地勘服务的同时，自身也在当地独资或合作登记矿权，进行矿产勘查工作。

（二）地质勘查企业海外业务模式

鉴于以上地质勘查企业海外业务的开展情况，由于业主及自身发展的需要，海外业务往往有如下两种形式：

1.以海外子公司名义承揽业务并实施国内总公司在项目所在国设立海外子公司，海外子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收取工程款；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总公司派遣大量人员和代购物资设备并垫付相关费用。

2.以总公司名义承揽业务，按项目部的形式组织实施合同工期较短，且业主为国内矿业集团的情况下，合同业务以总公司的名义签订，总公司组织人员，采购物资设备发往项目所在国，在当地设立项目部具体实施项目，总公司负责项目总体协调、报告出具以及结算收款等事宜。

二、海外勘查服务下财务核算的难点

（一）海外子公司实施勘查业务的情形

我国勘查企业海外子公司在对外签订合同，并具体实施过程中，一般由总公司派出技术管理人员并发放国内工资，同时勘查专用的物资设备都需要国内总公司代为采购，这就涉及到国内发放的人员费用如何核算；物资设备采购比较零碎与繁杂，不宜由海外子公司直接在国内采购；总公司垫付的资金，海外子公司以何种形式偿还。这三类问题的处理和解决都归结到跨国勘查企业内部业务操作管理模式及财务核算的架构。

（二）海外项目部实施勘查业务的情形

在项目部组织实施的勘查项目中，项目发生的一切人员及物资费用均在总公司进行核算，在总部进行结算收款。施工工期较短，则需注意的是设备报关出口相关事项。

三、勘查企业国际化经营核算体系的探讨

针对上述勘查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发生的难点，在充分考虑到所在国的税收法律法规、外汇管理规定以及国际税收协定等事宜后，结合笔者的实际工作情况，在此对跨国勘查企业核算体系架构做初步探讨。

（一）海外子公司实施勘查业务的情形

1.物资设备方面

由于海外子公司工程所需物资采购品种繁杂，工作量较大，子公司不宜在国内直接采购，以总公司按照一般贸易方式出售给海外子公司的操作模式为佳，这种方式既解决了总公司把关子公司物资采购计划审核，又解决了子公司资金汇回问题。相应的账务处理亦简单明晰。详见表1：

2.人员费用及垫付费用方面

所有“走出去”企业都存在海外人员派遣事宜，而且考虑五险一金的现实情况，国内总部均需发放部分国内工资，并产生一系列的差旅、办公等相关费用，而“走出去”的地质勘查企业更有其自身的行业特点，即总部派遣的技术管理人员往往在项目现场提供技术服务与管理后，收集资料回到国内整理研究，编制报告。针对上述地质勘查企业的跨国人员流动的特点，适合采用母子公司以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的操作模式，这种方式既解决派遣人员个税缴纳事宜，又解决了代垫费用相关票据的规范性。详见表2：

（二）海外项目部实施勘查业务的情形

项目部组织实施海外勘查业务，鉴于工期较短，且在同一核算主体下进行，财务票据的流转与核算较简单，需要注意的是物资报关时，地质勘查企业应按照对外承包方式进行报关出口。

四、结语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fdi)；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显示比较优势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利用fdi最多的国家之一。1991年我国吸引的fdi仅为43.66亿美元，而1992年劲增为110亿美元，到2005年更是高达724亿美元。2001—2005年这五年中国吸收fdi共计2861亿美元，占改革开放27年来吸收fdi总量的45％。fdi的进入增强了中国国际贸易的整体竞争能力，我国出口额由1991年的719.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7619.5亿美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我国引进fdi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其能够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以增强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即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主要体现在能以低价格的产品供应国际市场。fdi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一是fdi对东道国出口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技术和较好的国际营销渠道，因此生产的产品往往能够更好地供应国际市场，从而直接提高东道国的国际贸易量。二是fdi对东道国出口竞争力的间接影响，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影响东道国整体出口竞争力。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如通过示范效应或外溢效应提高东道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也可能是负面的，如果外商投资企业挤占了内资企业有着比较优势的部门，导致内资企业的产出和出口减少，那么就降低了这些部门的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目前国外的研究集中于fdi对东道国出口竞争力的总体影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加总)，单独对间接影响的研究较少。aitken等人第一次系统研究了间接影响，他们采用了probit模型对1986—1990年墨西哥4104个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结论是fdi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起了提高作用。kokko等人以乌拉圭为对象进行了相似研究，结论是1972年以前没有提高作用，而1972年以后有提高作用。greenaway等人对英国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有提高作用。

对我国fdi与出口竞争力关系的研究比较少，且都是对总体影响的研究。如谢建国与杨丹辉分别采用rca指数分产品类别研究了fdi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戴金平和冯蕾采用分布滞后模型对：fdi在我国东部地区10个省市出口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严兵通过设计一个出口竞争力指数来研究fdi对我国东、中、西部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上述文献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fdi促进了我国的总体出口竞争力。但目前还没有文献研究fdi对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个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人担心虽然我国总体出口竞争力上升了，但外商投资企业挤占了中国传统的优势部门，造成这些部门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本文研究了fdi对出口竞争力的间接影响，以确定fdi是否降低了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先采用了rca指数挑选出我国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然后研究这些行业的内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份额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从而确定这些行业的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是否因为fdi的进入而降低。结果表明fdi并没有降低这些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二、rca指数、理论分析与数据来源

衡量出口竞争力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常被用来衡量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简称rca指数)，它是基于对外贸易数据进行计算得到的；另一种是常被用来衡量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成本比较法，先计算某种产品经过汇率调整后的国内生产的单位成本，再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确定其是否具有出口竞争力。本文研究采用的是前一种方法。

ballasa最早提出了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以计算确定某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也就是具有出口竞争力的行业。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行业出口值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全球该行业出口值占全球出口总值的份额的比例。用公式表示为：

rcaij=(xq／xit)／(xlj／xwt)。其中，rcaij是i国第j个行业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xq是i国第j个行业的出口值，xi是i国所有行业出口总值，xwj是全球第j个行业的出口值，xwt是全球所有行业出口总值。

如果rca大于1，则表明该国该行业具有比较优势，rca指数越大，说明其出口竞争力越强。rca小于1时，表示该行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其数字越小，出口竞争力越小。根据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一国会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更专业化进行生产，所以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产值在国家总产值中的比重应该上升。本文的分析正基于此，若fdi挤占了我国的优势行业，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还在，但是内资企业却被挤出因而不再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该行业内资企业产值占所有内资企业总产值的份额应该是下降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内资企业产出份额的变化来研究其是否被外商投资挤出。

本文行业的分类参照了盛斌的设定方法，由于中国官方的行业统计数据没有按照国际的工业行业或部门标准进行细分，为了使两种不同的统计口径统一，其以《中国统计年鉴》从1994年开始使用的39个中国工业行业分类(cicc)为基准，并进行了一些处理，“由于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是非贸易部门，故而将其剔除，并将非金属矿采选业与其他矿采选业合并为‘非金属矿采选业’，将食品制造业与食品加工业合并为‘食品制造与加工业’，这样剩下36个行业。”以往用显示比较优势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分析大部分是用的国际贸易标准代码(sitc)1位数分类，共10大类，产品的划分不够细，特别是对于通常较为关注的制成品，研究结论不够明确。但如果采用2位数甚至3位数的sitc分类，则产品的分类又太多，既不便于计算也不便于更清晰地了解产品的大类特征。所以本文采用了中国工业行业分类标准。

由于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分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和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可以得到，因此选取了这两年的数据进行比较。从普查资料中可以直接查到1995年各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和三资企业的各行业工业总产值，两者分行业相减，得出 内资企业的各行业工业总产值。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2004年三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分行业的工业总产值。由于这两年的统计中均没有“其他制造业”这一项，所以剔除这个行业。另外两年间统计口径还发生了变化，为了使两者之间便于比较，我们还进行了调整，剔除了2004年统计中不再出现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为了便于比较，2004年统计中多出来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也被忽略掉。此外，两次统计在行业的名称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如“食品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前者是1995年的称呼，后者是2004年的称呼)，在本文中视它们是等同的。经过上述处理后还剩下34个行业。

按照3位数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3版)统计的出口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处的com—trade数据库，并按照盛斌的方法重新集结到上述34个行业，出口额采用的是34个行业的加总值。按3位数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中国出口额在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中可以直接得到，但按此分类的全球出口额不能直接得到。本文把comtrade数据库中所有国家按3位数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出口额相加总，所得值作为按此分类的全球出口额，然后再集结得出所需的分行业的全球出口额。由于comtrade数据库中包含了很多的国家和绝大部分的贸易大国，因此这种做法是合理的。

三、数据分析结果

按照上述方法和数据计算所得的34个行业的rca指数，1995年和2004年，中国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也就是rca指数一直大于1的行业一共有十个，分别是煤炭采选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按照周申和李春梅的行业划分标准，除了煤炭采选业为，自然资源密集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资本密集型外，其他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与我国的资源禀赋实际情况相符。

因为1992年外资才大规模进入中国，所以可以认为1995年各个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受到fdi的影响较少，这时的各个行业的rca指数反映的是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这时的rca大于1的行业是中国内资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果这些行业一直维持着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2004年其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应该是上升的。

1995年和2004年都具有比较优势的10个行业的产值占34个行业总产值的份额，并对二者进行相减以确定份额的增加或减少(内资和外资也分别计算占内资总产值和外资总产值的份额)。但从各个行业总产值(内资、外资产值的和)来看，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判断，甚至是相反的，十个行业中只有家具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份额是上升的。从外资来看，也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判断，只有三个行业的份额是上升的(分别是煤炭采选业、家具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这说明总体上外国直接投资较多地进入其他的行业，也就是中国比较劣势的行业。从内资来看，是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判断的，十个行业中有九个行业的份额是上升的，只有纺织业是下降的；这说明在我国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中，内资企业还在不断发展，外商投资企业并没有挤出内资企业，fdi并没有降低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由上述分析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之所以上述10个行业总产值的份额的变化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判断，是因为fdi进入的行业偏向于我国比较劣势行业所造成的。而fdi进入这些行业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的优势来改造这些行业，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增强我国这些劣势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增强我国整体的出口竞争力。

四、结　论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范文第4篇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对广东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 要：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1997年到1999年的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区分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通过企业本身较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广东省FDI外溢的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FDI在行业中的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地影响着FDI的外溢效果。因此，当前相关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重点应在于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外溢效应 经济增长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改善的软硬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世界许多著名跨国公司也纷纷来华抢滩登陆。到1999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达2700多亿美元，外资企业36万家，连续6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FDI）接受国，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为什么要选择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相较于对外借款、出口信贷或延期付款等其他的外资利用形式而言，FDI在引资数量上并无优势，一些FDI厂商甚至在东道国当地筹措资金。事实上，我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利用外资的实践中，FDI形式所占的比例很低，平均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以后，FDI则成为利用外资增长势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角：其在外资利用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33.9%猛增到1998年的77.6%。现实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各省的对外政策都竞相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优惠，包括更低的所得税率和更长的免税期、进口关税减免、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等。这些优惠措施都是合理的吗？这些政策的理论依据何在？ 从形式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根据外资参与程度以及参与方式的不同，一般分为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三种类型。无论是哪一类企业，FDI从进入时起就展现出其不同于内资的特殊性质：“FDI是资本、专利及相关技术的结合体，因而其对增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技术先进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不相同。”（Balasubramanyam等,1996）FDI带来了“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Johnson,1972）。也就是说，FDI不仅是指物质资本，而且是涵盖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多种因素的广义资本概念。这一定义表明：外资与内资存在质量差异，国内企业在当地使用本地和外来资金的效率比外商低。所以，在现阶段的外资利用中，应该注重的不是资金的数额，而是该资金引起的带动国内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的效应。这才是当前我国FDI迅速增长的原因。经济学研究中用FDI技术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来说明这一点。有关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所做的正是将FDI研究的重点由量的因素扩展到质的因素，考察FDI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解决FDI与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情况，阐述了FDI技术外溢的发生渠道及溢出效果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基本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加以解释，用于实证检验;第三部分是对数据的描述;第四、五部分分别就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第六部分给出本文结论并作简要评论。 二、FDI的技术溢出：文献回顾与模型设立 新古典增长模型不能解释决定长期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如何产生的，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80年代新增长理论将外部性纳入到经济增长过程之中,随之有关FDI通过其外溢效应对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实证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所谓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广义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R&D投入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生产率增长，进而对东道国长期增长做出贡献，而跨国公司（MNE）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在此意义上，资本将突破新古典理论边际收益递减的经典假设，产生不变甚至递增的收益，从而影响长期增长。事实上，FDI对宏观经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FDI向某一区域的集中往往对当地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如增加当地就业，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水平等等。这些不是简单的资金投入效应，而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FDI通过什么渠道实现溢出呢？根据相关文献对FDI外溢效应的理论阐述，FDI外溢效应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渠道。第一，示范－模仿效应(demonstration-imitation effect），即Kokko(1990)所说的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指由于MNE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technology gap)，东道国企业可能通过学习、模仿其行为提高自身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外资企业不仅将新设备、新产品或者新的加工方法引入国内市场，还带来了产品选择、销售策略以及管理理念等非物化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国内公司仅仅通过观察学习邻近的外资公司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生产率（Findlay,1978；Koizumi 和Kopecky,1977；Das,1987）。第二，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这一效应多发生于产业内各厂商之间(intra-industry),Das认为这一效应取决于市场环境、MNE子公司与当地厂商的相互影响。文献中此类效应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有关正向影响的研究认为，竞争效应一方面指MNE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加大了市场竞争，刺激当地厂商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源，推动当地技术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指在本来具有强大行业壁垒的产业，由于MNE的强行进入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垄断，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Caves(1971)、Kokko(1992)都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Wang和Bl?mstrom (1992)构建了关于MNE子公司与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证明由于溢出促进当地企业技术进步，缩小了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而MNE为在竞争中维护其技术比较优势，被迫引进或开发新技术，从而导致新一轮的溢出。第三，联系效应（linkage effect）。联系效应被视为一种产业间溢出（inter-industry），包括MNE在与当地企业或客户的交往中，与供应商等上游企业发生后向联系以及与销售商等下游企业发生前向联系。林毅夫、平新乔、杨大勇(2000) 最近完成的一个案例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外资的产业关联效应。后向联系的研究集中于外企与上游当地供应商间的联系。相较而言，有关前向联系的研究要少的多。Ariken和Harrison(1991)认为来自前向联系的溢出在大多数行业都很重要。FDI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对引进国当地有关技术设备维修业务发展的促进也被认为是前向联系的表现之一。第四，培训效应（training effect）。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国外资本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无法脱离其人力资源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的。因此，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项目的有效运转，往往和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如当地技术及管理人员和跨国公司总部派遣的专家一起工作；对当地人员进行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参与对技术、产品和工艺的改进工作甚至研发活动；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运作过程。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已经在理论分析上获得了较普遍的认同。然而实证分析的结果却往往大相径庭。一些研究得出正溢出或有限正溢出结果的，如澳大利亚（Caves,1974）、加拿大（Globerman,1979）、墨西哥（Bl?mstrom and Persson,1983）、乌拉圭（Kokko,1996）；也有一些研究得到无溢出甚至负溢出结论，如墨西哥（Bl?mstrom,1986）、摩洛哥（Haddad and Harrison,1993）、委内瑞拉（Aitken and Harrison,1999）。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FDI的溢出效应呢？ Bl?mstrom等（1994）发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FDI的影响就越显著为正。Bl?mstrom，Globerman和Kokko（1999）认为,竞争程度和当地技术能力是产生溢出最重要的两大决定因素。Fredrik Sj?holm（1999）利用赫芬德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对印尼FDI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竞争较充分的产业内，溢出效果较为明显。Dahlman等（1987）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发现，若劳动力在新项目开始前先培训以加强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则技术转移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在各种溢出的影响因素之中，技术差距与溢出效果的相关关系争议无疑是最大的。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认为，溢出与技术差距具有反向相关性，当本国企业技术能力较强，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率高。I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意大利FDI技术效率的分析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而以赶超策略（catch-up）为代表的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技术差距越大，当地企业从FDI溢出中获益越多。为此，Fredrik Sj?holm（1999）提出，技术差距与溢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显然，溢出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的确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厂商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时，溢出将与技术差距的变化背道而驰。Borenztein等（1998）和Bl?mstrom等（1994）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hold），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门槛，享受FDI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的益处。何洁（2000）在对中国28个省份的实证研究中，考察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当地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在内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结论是各省引进FDI的综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经济发展特征的影响。王成岐、张建华和安辉（2002）对中国省际数据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国内有关FDI技术外溢的实证研究所建立的计量模型都是借鉴Feder（1982）在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的研究思路，区分国内和国外两个经济部门，并以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最终的计量方程。如何洁（2001）、汪立鑫和曹江（2000）、张兆杰（2000）。这一建模方法的优点在于较好地突出了外资与内资的差异性，阐明了FDI外溢效应的原因。其具体形式有两种：一种以TFP为因变量，FDI为解释变量之一直接测量技术外溢系数，模型中不包括其他资本项，也就不用考虑资本的要素投入贡献；另一种仍以GDP增长率等传统增长指标为因变量，而解释变量选择总资本K和FDI两项，将FDI与国内资本无差异的纯要素投入作用分离，与国内资本合并到K的系数中，则FDI一项的关注系数量度的就是纯溢出效应。 然而，此类模型检验中所得到的FDI对GDP的额外贡献率不仅仅是技术外溢效应，还包括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可能对国内企业并未产生正的技术外溢，所谓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可能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较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直接受益人只有外资企业本身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已有学者（姚洋，章奇，2001）对FDI的外溢效应与生产率差异效应作了区分。本文也将两者作出区别，以便更准确地分析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根据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本模型，借鉴Miguel D. Ramírez（2000）的研究方法，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1）其中， 为内资企业总产出， 为内资企业劳动投入， 为内资投入， 为外资投入， 是残差项，我们假设它满足所有的经典假定。在下面的计量经济分析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系数 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果 > 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技术外溢作用；如果 <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没有发挥新增长理论所预言的外溢效应，相反，还抑制了经济增长。 三、数 据 描 述 纵观近几年来国内关于FDI影响的经济模型，多为在国家层面上的分省数据的研究。由于我国FDI投资具有显著的区域不平衡的性质，使得许多中西部地区城市吸收的FDI金额过小，难以发挥作用。这种巨大的地区差异无疑会对外溢的结果产生很大影响。本文力图将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拓展到省的层面，选取FDI较密集的广东省为研究对象，以排除“发展门槛效应”的影响；同时将研究细化到省内不同行业和各个城市的具体数据，以研究在这一层面，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广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上从1992年才开始有真正大的进展，目前可资利用的时间序列数据较少，而历年数据的统计口径又往往并不一致。如1997年以前，在统计“工业总产值”时，一般统计“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1998年按企业的销售收入来划分，一般统计“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指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因此，在本文分析中，选取宏观经济大环境相似的三年（1997年到1999年）为数据取用区间，数据来源是1998－2000年广东省统计局出版的《广东统计年鉴》以及从广东省外经委所获的一些补充数据。 本文选择工业经济作为分析的对象。一方面，根据广东省历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情况，尽管近年来在第三产业方面的比重有一定增长，但重点仍在工业，因此，选择工业类来考察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总体状况有较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工业的统计数据是中国所有行业中最为完整的，其他行业的数据，要么没有统计，要么不连续，实际上是无法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整个工业的产出用“工业总产值”来代表。外资企业的产出用“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的工业总产值之和来代表。内资企业的产出则为两者的差值。同理，其他有关内资企业的变量亦由全部工业企业该变量的数值与三资企业数值之差代表。 对于资本存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采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而很难找到西方经济意义上的资本存量。在以往的实证中，往往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加上“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来代表资本存量。然而这一资本变量忽略了除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之外的其他资产形式，尤其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此类资产正是内资与外资质量差异的关键所在，特定的生产技术总是存在于上述某种资产中并通过各种资产的共同运作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一些合资企业的外方投资甚至采取以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形式。因此，本文拟采用1997年后开始统计的“年末资产总计”计量企业资本投入，以求更准确地描述内资与外资间的差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外溢效果。该值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等（《1998广东统计年鉴》）。 劳动投入用每年的“职工平均人数”来衡量。在《广东统计年鉴》中，公布了各市分行业的从业人数，而没有单独公布工业的从业人数。本文按照工业的定义，将其中的“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者之和作为工业从业人数。将“外商投资经济单位”和“港澳台经济单位”从业人员数之和来近似代替外资工业企业从业人员。 四、行业数据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行业的总体外溢效应 在本节，我们首先将1997年到1999年广东省工业类（采掘业、制造业、电力自来水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全部39个行业的各个行业的数据视为一个整体，研究总的FDI外溢效应；接着，根据不同的溢出渠道选择相关变量将39个行业划归各个独立的次级样本组，具体分析FDI的外溢渠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模型因变量取工业增加值，而不是工业总产值。因为实证所用的是分行业横截面数据，而行业总产值可能因行业处于产业链的不同位置而产生较大差异，如：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产值一般高于用于生产此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的生产部门的产值。以增加值为因变量则无此偏差。相较于总产值，增加值更能体现生产率变化的增长效应。 （4-1） 0.153 0.705 0.131 (2.568)*** (10.89)***(1.694) * ＝0.897， ＝0.894， ＝1.913， ＝296.665 （4-2） 0.218 0.680 0.081 (2.953)*** (11.329)*** (1.165) ＝0.829， ＝0.824， ＝2.043， ＝164.893 其中，方程式下方第一行数字表示相关系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系数的t检验值；***，**，*分别表示置信度为99%，95%和90%； ， 分别是F-统计量和Durbin-Watson统计量； 和 分别是模型的相关度和修正过的相关度。 （4-1）式以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整个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取各行业工业增加值为因变量，各行业企业总资产为资产投入，各行业企业职工年平均人数为劳动力投入，各行业外资企业总资产为FDI投资变量。可以看到，（4-1）式所得 的相关系数为0.131，t检验值为1.694，与 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然而，正如我们已讨论过的，这可能是由于这一相关系数包含了两部分效应：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产生外部性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以及由于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当我们单纯以内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排除生产率差异引起的偏差后，（4-2）式得到的溢出系数仅为0.081，t值也由1.694降至1.165， 与 呈不显著的正相关性。可见，（4-1）式高估了FDI的技术外溢水平，方程（4-2）是对FDI技术外溢的一种更恰当的描述。 虽然我们从总体数据回归中得到了正溢出系数，但所得结果的t值偏低，仅接近0.1的显著性水平。为了对所得的总体效应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在以下将根据外溢机制对样本进行更细致地分类，考察外溢的各个发生机制，从而得到进一步的结论，说明外溢主要是通过那种渠道产生的。 （二）FDI的技术差距效应与竞争效应 表1是对不同外溢渠道的研究结果，回归模型仍沿用方程（4-2）。 一般而言，技术水平可以采用劳动生产率或是人均资本占有量代表。我们分别以这两种技术指标为划分标准进行分组回归。表1中（1.1）和(1.2) 代表了以外企劳动生产率/内企劳动生产率分别为较高和较低的分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技术差距大的一组，FDI的溢出系数为0.212，置信度达到98％，有显著的正溢出；而在技术差距小的一组，溢出系数的t值并不显著。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证明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内资企业技术模仿的潜力越大，收益越高，FDI的外溢效果越明显。然而，当我们以人均装备率之比（即外资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均净值/内资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年均净值）为指标分组时，回归结果参见(1.3)和(1.4)，虽然得到了与前一组回归符号一致的溢出系数，但t值很小，无法满足统计要求。这可能是由于以固定资产人均占有率为技术指标时，由于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折旧率等固定资产财务处理上的差别，使得技术差距的衡量产生偏差。 (1.5)和(1.6)是我们以外资企业在某行业的销售比率（即外资企业在某行业的销售收入/全省该行业的总销售收入）为竞争程度指标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外资企业的销售比率越高，表明外商投资在该行业的竞争力越强，对该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有积极作用。当该值大于1时，表明外资企业在该行业的竞争力大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即外资企业在该行业具有竞争优势。计算中我们发现，在有外资企业进入的36个工业行业中，外资企业销售比率超过50％的占一半。结合外商投资专门化指数的分析表明，外资企业进入的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行业。 我们可以看到，（1.5）和（1.6）的实证结果并不理想。分类后两组的外溢系数t值都很小，外溢效应无论在竞争性强或是竞争性弱的情况下都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相互抵消的缘故。为此，我们将竞争力指标与外资的乘积的交叉变量作为自变量之一加入方程（1），得到回归（1.7）和（1.8）。FDI与竞争力指标的交叉变量在缺少FDI项的（3.3）式中表现为显著正值，说明竞争效应对溢出的促进作用。然而当我们同时加入外资变量时，交叉变量的系数不再显著。可见，竞争效应对FDI外溢的作用方向仍有疑问，需要更细致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三）FDI的联系效应与行业聚集效应 FDI产生的产业联系效应可以用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的高低来衡量。一般来说，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越高（尤其是后向关联效果越明显），同国内企业建立供应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联系效应也就越明显。而另一方面，凡是产业关联系数高的项目，其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也高；同时，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因素决定，这些产业卷入国际分工，从事跨国经营的程度也越高。因此，大力引进此类高关联度项目，对一国加速技术进步和工业化进程意义重大。当今世界以汽车、微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和航天工业等为主导产业，这些产业的关联系数都很高，分别达到10.1、11.5、9.0和8.5（房汉廷，1996），而且国际化程度也很高。 本文所采用的产业关联性指标是根据199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30个经济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其中，影响力系数指i行业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使用，对为i行业提供投入的其他行业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在这里用来作为分析行业间后向联系程度的指标；感应度系数为其他行业均增加一个单位i行业的最终使用时，i行业为其他行业的生产提供的产出量，在这里用来作为分析行业间前向联系程度的指标。当i行业影响力系数>1时，表示i行业的生产对其他行业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则该行业的后向联系性较强；反之，则较弱。同理，当i行业感应度系数>1时，表示i行业所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则该行业的前向联系性较强；反之，则较弱。 表2的结果证实，在产业关联系数强的产业内，外资的外溢效应显著；反之，外溢不明显。同时，后向联系效应（以影响力系数为代表）比前向联系效应（以感应度为代表）对溢出的作用更重要。 FDI在城市带或在某行业的聚集现象是显而易见的，FDI存量越大的行业和地区，每年新增加的FDI投资额也越高。据调查，东莞市1999到2000年新引进的外资项目中，有六成以上的项目是通过以商引商进来的。也就是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将其母公司、子公司、协办公司引进东莞。例如雀巢咖啡公司引入的速冻点心、美极酱油项目，都是以商引商的例证。 我们不难看出，FDI的产业聚集的向心力大大促进了产业聚集的形成及其外部效应的实现。聚集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也加强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而这一氛围造就了溢出效应所需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讲，当聚集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聚集区域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链”和“经济生态圈”，使其中的外资和内资企业都能从中受益。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用行业三资企业总资产占所有三资企业总资产的比重代表FDI在行业的聚集程度，将行业数据按聚集度高低分组进行计量检验。（2.5）和（2.6）式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在FDI聚集程度高的一组，FDI外溢效应为显著正值；而在聚集不明显的一组，FDI外溢系数及其显著性都大大降低。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聚集效应的分析。然而这一结果也有可能归咎于FDI偏好投向生产率较高的行业，而此类行业的潜在溢出效应可能比其他低技术水平的行业大。进一步的分析有待于更为详细的数据支持。 五、城市数据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总体回归分析本节以广东省下属的21个城市的具体数据为依托，检验FDI所在地政策及经济特征差别对FDI溢出的影响。我们仍然由对全体数据的总回归开始，沿用回归方程式（4-1）和（4-2）。这里， 为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 为全部工业企业职工年均人数， 为全部工业企业总资产； 为内资工业企业总产值， 为内资工业企业职工年均人数， 为内资工业企业总资产， 为外资工业企业总资产。 （5-1） 0.000 0.490 0.488 (0.000) (4.232)*** (5.058)*** ＝0.914， ＝0.909， ＝2.029， ＝208.275 （5-2） -0.099 0.851 0.176 (-1.505) (8.956)*** (2.301)** ＝0.871， ＝0.865， ＝1.917， ＝133.285 我们看到，对城市数据的检验结果与上一节对行业数据的回归结果一致，而且外溢系数的显著性还有所提高。这就说明，就全省整体而言，内资、劳动力和外资的投入对内资企业产出均存在正面效应。若考虑外资企业高生产率对工业总产值的影响，沿用方程式（4-1）所得的结果显示，外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额外贡献的大小与总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不相上下，而且t值甚至比后者更为显著。 （二）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与FDI的外溢效应 根据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的思想，研发投入以及人力资本投入是东道国技术能力自身积累的两大途径。因而在分析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对FDI溢出的影响时，这两方面特征无疑是两个关键因素。下面，我们将就这两方面特征选取不同变量进行分组回归，以求更深入地了解FDI外溢与东道国自身特征的关系。表3是对各市科研投入差异进行考察的结果。我们知道，国内企业R&D能力和技术水平会影响FDI技术扩散的效果。如果内资企业的设备老化，科研能力弱，则要想与跨国公司合作以达到吸收其先进技术的目的，就必须对原有的生产设备、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并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在本文中，我们分别采用各市政府部门R&D经费占总投资的比例，以及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对各市数据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高R&D投入组，外资的外溢效果为正0.266，显著性水平接近0.01。相反，在低R&D投入组，外资的外溢效果则根本不满足显著性要求。对更新改造投入比例的考察亦是如此。这一结果充分说明，要发挥FDI外溢技术应有的高生产率，东道国需要投入一定的研发和设备改造成本以加强自身的技术吸收消化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少市一级的企业R&D投入的数据，我们所用的R&D变量为政府部门的投入金额。就数量上而言，我国研发投入大部分由政府承担，广东省全省R&D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一意义上，政府R&D投入强度可以代表地区R&D的投入强度。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广东省非国有内资经济较强，且此类经济实体的R&D投入产出效率往往高于政府部门的R&D投入。因此，我们又运用包含了政府与企业投资在内的更新改造投资数据进行分组回归（3.3）和（3.4），并在高研发投入水平的一组（3.3）得到了比（3.1）更为显著的溢出结果。可见，从政策面来看，为企业提供R&D投资激励比直接提供R&D投入效果更佳。 表4是我们就人力资本投入指标（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和人才素质指标（总人口中高校在校学生的比例）分组回归的结果。在两种不同的分组方式下，人力资本水平高的一组所得到的溢出水平都较高。而且无论人力资本水平高或低，外资投入对内资企业总产值产生的正面效应都非常显著。这说明，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对促进经济增长总是有价值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的溢出效果越好。 从表5所得数据中，我们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首先，人才培训效应的正效应是明显的。在培训比例高的组，外资溢出效应为0.424，且显著性水平高达0.01；而在培训比例低的组，溢出降为显著负值。这说明，要实现FDI对于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需要对劳动力实行一定的培训，使员工素质达到一定的水平。对人才交流机构的分组回归则始终呈现了显著的外溢正效应。一个地区所拥有的挂牌人才交流机构多，表明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较弱，人才流动性较好，因而保证了以培训效应为基础的FDI外溢的实现。我们看到，在人才交流机构多的一组，溢出的系数以及显著性水平都高于机构少的一组。然而，当我们以参加人才交流会的应聘人数比例分组回归时，却意外地得到了负溢出值。显然，经由人力资源流动所形成的技术扩散效应在这里并未显示出其应有的重要性。得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人力资源流动的流向失衡（王振中，1995）。虽然90年代以来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流动日益活跃，但90％以上的人员是在外资企业之间流动的，极少回流到国有企业。这批在我国拥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人员，在跳槽时所选择的换一家外资企业的做法，显然主要是源于国有企业在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差距，有其合理性，但却意味着经由人力资源流动所带来的技术转移效应没有发挥出预想的功效，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措施是重塑国企用人机制。 （三）对外开放度、外资类型与FDI的外溢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回归（6.1）和（6.2）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不尽相同。在当地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一组，FDI的外溢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而在开放度较高的一组，FDI对当地企业的溢出贡献不仅没有增大，反而变为负值，但t值不满足显著性要求。这说明，通过单纯提高对外开放度并不一定能提高FDI对本地企业的正向外溢效应。也可以这么说，在开放初期，外资流入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较好地发挥外溢效应；当地区对外经济开放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FDI外溢效应的大小在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FDI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数量的增加。 一般认为，FDI的来源地不同，其技术含量（质量）也有所差异。综观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结构可以发现，广东省FDI中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资本占绝对优势，比例在80％左右。港澳台资金的大量流入，加快了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但一方面港澳台投资以中小项目为主，投资规模小，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使规模效益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港澳台投资以劳动密集型投资为主，相对于发达国家技术层次偏低，其技术开发和利用的实力并不雄厚，对广东省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之下，在华的其他外资企业更注重投向能源、医药、农业、电子行业、重工业和服务业等为中国市场服务的行业（Casson等，1991），如位于深圳的德士古石油公司（美资）、朗讯科技公司（美资）、西门子公司（德资）、三星公司（韩资）、三洋电机公司（日资）等。根据魏后凯（2000）的研究，在欧洲七国对我国的制造业投资中，南部沿海地区（包括广东、福建、广西、海南）仅占9.9%，而以上海为代表的中部沿海和以辽宁、山东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分别占到了36%和45%。美日投资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这可能影响到广东省FDI外溢效应的程度。 为此，我们将FDI细化为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两类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5-3） -0.081 0.809 0.110 0.139 (-1.281)* (9.537)*** (1.223) (1.769)* ＝0.886， ＝0.879， ＝1.969， ＝113.140 其中， 表示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总资产， 表示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企业总资产。 结果显示，两种不同来源的资产的外溢效应之间存在差异。港澳台投资的外溢系数小于其他外商投资的外溢系数，显著性也低于后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前面得到的经济开放程度与FDI外溢之间的负相关的结论可能归因于广东省引进外资的来源方面的特征。 根据我们实地调查后的初步推断，FDI的质量及其带来的FDI外溢效果还可能受到不同企业内部特征的影响。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进一步得到了(6.3) (6.4) (6.5) (6.6)的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外资企业规模较大的组，溢出系数较大；但无论规模大小，溢出系数都呈显著正值，说明外资企业规模的上升总是有利于FDI溢出的实现。而且规模越大，对溢出的促进作用越大。内资企业规模的检验结果则仅在规模较大的一组得到了显著为正的溢出系数。较小规模的内资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源，对FDI外溢技术的吸收能力较弱，而且更易受到外资企业进入的冲击。 (四）地区经济结构差异与FDI的外溢效应 地区经济的结构特征对于经济增长也有较大影响。以下我们就各市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进行分类回归。（7.1）和（7.2）式是依据产业结构差异分组回归的结果，划分指标为各市工业企业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一般来说，重工业的产业后向联系性强，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大，因而企业间技术溢出的潜力大，溢出效果更好。然而，我们虽然在重工业比重较大的一组得到了比重工业比重较小的一组更大的正溢出系数和更高的t值，但两组回归所得溢出系数的t值均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重工业企业大多为大型国有企业，生产设备老化，效率低下有关。这一点也可以从 的回归系数比较中看出来：（7.1）式的 贡献率及其显著性都小于（7.2）式的结果。 在（7.3）和（7.4）式回归中，我们将各市按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产值的比例进行分组。与我们通常的理解相反，实证结果表明，FDI在国有经济产值比重较高的城市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的城市。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FDI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在中国，FDI一般选择与国有企业进行合资合作，而不是私人部门的企业。几个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都是这一特征的最好例证。原属电子部的深圳赛格公司，自80年代末起，先后通过与日本、香港等地客商成立中外合资企业。90年代初又通过股份制改造，先后推出了多家上市公司，迅速发展成为总资产近百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国有净资产11年间增长了36倍。又如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采取灵活的参股方式，通过与外商的合资合作，成为下控100多家小公司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广州国企脱困的经典范例，1998年广州汽车与本田合资，使原广州标致每年5亿元的亏损得以遏制。2000年，广州本田产销3.2万台，实现利税40亿元，成为广州工业的有力支柱。从深圳市工业总产值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发现，1999年深圳市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为530.73亿元，而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749.41亿元。可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三资企业两种统计值之间有较大的重合。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国有控股企业同时也是接受FDI的三资企业。这可能是对FDI在高国有经济比重的城市的溢出贡献较大的一种合理解释。此外，我们发现在基础设施水平较好和较差的组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7.5)和(7.6)的回归结果表明：FDI在基础设施较好的市具有相当显著的正溢出值，显著性水平高达0.01；而在基础设施较差的组则在0.1显著性水平上呈现负值。这使我们相信，FDI在基础设施较好，而不是较差的省，深化了经济增长；而且，要使FDI有效率，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存量。 六、总结与评论 本文利用广东省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结果： 首先，无论采用行业数据还是城市数据，回归都证实了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的总体正向外溢效应是现实存在的,即使排除了外资企业的高产出对经济增长总量的影响，FDI技术外溢对内资企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在行业数据的回归结果中，FDI对内资经济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超过了外资企业高生产率经由外资企业产值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可见，FDI技术外溢对东道国影响的潜力很大。 第二，广东省FDI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是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FDI的聚集效应。广东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开放前各市经济结构多以农业为主，没有一个长期、稳固的工业发展背景，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都较弱。相较于工业基础较强的东部沿海城市，广东省对跨国公司及较大规模FDI的吸引力不强，聚集在广东的外商投资大多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一些技术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由于此类行业的外资企业多采用成熟技术，易于模仿，且加工制造业的内部分工和产业联系也较为紧密，所以易于产生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而竞争效应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竞争压力促使更高水平的技术的使用，因此这一效应在广东省表现得不那么显著。同理，培训效应也不甚突出，仅就业培训的效应较为突出。然而，我们的实证也表明，作为外溢主渠道的模仿效应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而减弱。因此，要扩大外溢效应则必须注意根据当地的发展状况提升引进外资的技术水平。 第三，相对而言,FDI在地区内的外溢效应明显大于在行业中的效应.在各市分组的层次上，东道主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地影响着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各地在提高自身技术吸收消化能力方面所做的努力，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人力资源素质方面的改善，都与FDI外溢效果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这强调了东道国自身技术能力的提高在吸引FDI，有效地发挥他们对东道国企业的正面促进作用中的重要意义。 第四，简单强调对外开放度的提升，并不一定能达到促进外溢的效果。FDI的外溢程度更多地取决于FDI的质量高低，而非数量大小。这也使我们对某些地区一味强调扩大经济开放规模，尽最大可能吸收外资的政策效果提出怀疑。进一步的研究还将涉及到对外政策中非国民待遇条款的合理性。我们的分析还表明，经济开放程度与FDI外溢之间的负相关的结论可能归因于广东省引进外资的来源方面的特征。因为大部分进入广东省的FDI都是港澳台资本，而回归表明，港澳台投资规模小、技术含量偏低，其溢出效果小于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另外，其他因素如企业规模、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将正向影响FDI的质量和外溢的效果。 针对广东省引进FDI的具体情况，我们进一步得到如下政策建议：（1）在保证港澳台FDI质量的同时，注意吸引更多的欧美日FDI，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2）将利用外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深化产业分工，加强产业联系，引导FDI进入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行业。（3）为企业提供R&D激励比直接提供R&D投入效果更好。相关政策应从这方面入手，如完善专利保护措施、奖励研发成果、为技术交流提供方便等。（4）深入推进国企改革，大力推广国有控股企业通过与FDI进行各种形式的合资合作完成国企改制脱困的成功经验。由于可获数据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仍有待加强。（1）由于得不到更好的数据，无法选用更恰当的变量描述企业竞争，尤其是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我们对FDI外溢的竞争效应的分析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2）人才流动性以及人才结构的分析尚不充分。（3）近年来，FDI在形式上呈现独资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对FDI外溢效果的影响也是外溢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4）研究没有给出许多制度因素对FDI外溢的限制。一方面，，歧视，低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策的非连续性和制度规则的随意性等，都会对外资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以税收减免为代表的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的作用，尤其是其长期影响仍有待商榷。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标准的引入和执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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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ression model is based on the data employed for Guangdong province of China as a whole, and for 21 cities and 39 industries in sub-sam ple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FDI mainly spillover through the channels of demonstration effect and linkage effect. Moreover, the FDI agglommeration economy has come into being. (2)According to the city data , the regression showed that conditions of the host coutry impacted strongly on the effect of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3)The paper investigated the time series data at provincial level from1986 to 1999. The Granger reas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bilateral reason relations between FDI growth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host country. In conclusion, FDI can benefit the long- run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through its spillover to domestic corporations. The way in which FDI affects growth is depended on th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in the host country. Thus, relative policies about FDI inflow should focus not on the factors of quatity, but those of quality. Key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Economic Growth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对外开放；开放引领战略；利用外资；对外合作；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进一步推进大连对外开放水平的对策研究

收录日期：2023年12月27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连作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一系列国家全面推进东北地区对外开放优惠政策，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2009年颁布《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2023年《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大连的对外开放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大连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优化大连的产业结构，把大连做大做强，增强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加强大连在东北地区对外开放中的龙头和核心地位，构筑辽宁乃至东北沿海和腹地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连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

（一）对外贸易出口规模和速度呈上升趋势，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十一五”时期，全球经济环境恶化，金融危机影响严重，除了2009年有小幅下降外，大连的对外贸易却逆袭上扬，出口规模和速度都有显著的上升。2006年大连对外贸易出口额156.56亿美元，进口额136.68亿美元，进出口总额293.25亿美元。2007年，进出口总额比2006年增长了23.8%，达到364亿美元。2008年，进出口总额双双突破200亿美元，达到449.09亿美元，增长23.7%。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出口208.8亿美元，下降12.42%，进口195.27亿美元，下降9.25%。2023年对外贸易出现较快增长，进出口总额达到501.96亿美元，增长24.4%。2023年进出口总额飙升至585.25亿美元，增长16.6%，约占全市生产总值的60%，外贸出口超过300亿美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4%。2023年，进出口总额达625.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4%，其中出口额336.9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1%，进口额288.7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

（二）出口贸易结构不断优化。2023年在出口增量上升的同时，出口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增长较快，机电产品出口额165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7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14.9%，软件服务外包出口发展迅速，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10.9亿美元，同比增长23%。2023年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增长较快，机电产品出口额180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2.95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13.9%，软件服务外包出口发展迅速，全年在线登记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7.92亿美元，执行额15.29亿美元。到2023年末，全市拥有服务外包企业988家，从业人员11.98万人。（表1）

（三）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大连实施的“双百强招商工程”以吸引产业100强，世界500强为主要发展目标，大力开展与跨国公司和企业的合作，提高大连在经济全球化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创新招商引资方式，通过债券融资、境外上市、吸收国际资金投资、外商股权投资、跨境人民币投资、通过小额贷款、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创业投资等利用外资的新形势扩大引资，利用外商投资额不断上升，2006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2.45亿美元，2007年达到31.6亿美元，2008年利用外资额50.1亿美元，2009年达到60.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3%，2023年突破100亿美元，利用外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居同类城市之首。“十一五”期间，大连累计新批准2985家外商投资企业，其中规模超过1，000万美元投资额的项目600个，超过5，000万美元的项目40个，2023年新建成366家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110亿美元，投资规模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124个，超过亿美元的10个，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10.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2023年新批外商企业320家，实际使用外资额72.5亿美元同比增长16%。

（四）对外合作不断加深。2023年大连核准境外投资项目67个，协议投资总额8.1亿美元，中方占7.6亿美元，同比增长27.8%，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1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5.2%，对外劳务人员实际收入总额1.62亿美元，同比增长11%。自2007年大连全面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全年新批境外投资企业23家，总投资额5，289万美元，签订对外承包劳务合同1，015项，实现营业额3.59亿美元，增速22.48%。2008年新批境外投资项目38个，总投资额0.79亿美元。2009年境外投资额3.02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额589亿美元，劳务合作达1.69亿美元。2023年全年核准境外投资项目75个，中方总投资额20.88亿美元，增长178.82%，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8.75亿美元，增长9%，劳务人员实际收入总额1.88亿美元，增长16%。2009～2023年大连境外投资总额37.35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29.5亿美元，年均增长49.98%，实现劳务合作总额6.68亿美元，年均增长10%。

二、大连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和差距

（一）抵御风险能力较弱。2023年，世界经济出现缓慢复苏态势，由于发达国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大宗产品价格上扬，增加了企业的进口成本，传统出口产品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企业的利润率下降，从大连企业自身看，大连出口贸易的主体是大型出口生产企业，加工贸易为出口的主要方式，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不高，不能维持出口持续的强劲增长。另外，大连出口贸易市场集中在日本、美国、欧盟、韩国几大市场占出口总额的50%以上，而对日贸易又占其中的50%，过度依赖这几大传统市场，表明出口结构不尽合理，抵御风险能力差，尤其2023年日本大地震对大连出口影响很大。

（二）利用外资存在差距。国际金融危机带给跨国投资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全面得到恢复，加上大连面临国内各城市间的招商引资竞争，无疑增加了大连招商引资的难度。从大连自身看：一是招商引资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效率差，手续复杂繁琐；二是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处于产业链低端，生产业的外资项目不多，规模也不大；三是投资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没有专业化较强的产业集群，相关的产业配套设施不完备，加大了外资企业的运营成本。

（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规模小、盈利弱。一是企业“走出去”缺乏国际竞争力，境外加工、研发中心发展迟缓；二是支持对外经济合作的力度不够，专项资金门槛比较高，中小企业融资、信贷成本增加，打消了一部分企业走出去的念头；三是对外投资地区集中在资金不充裕、财政紧张、基础设施不完善、投资环境差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且这些国家从保护就业的角度限制劳务输入所以导致境外劳务纠纷频繁出现，使企业走出去积极性不高。

三、进一步扩大大连对外开放的对策

（一）发展对外贸易的具体措施

1、优化进出口结构，加强知名品牌建设。重点支持科技兴贸创新基地等出口基地建设，支持企业加大产品研发和自主创新力度，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科技含量及附加值，实现比较优势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鼓励企业用好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的专项资金，加大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出口比重，注重完善培育国际知名品牌的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加大品牌培育工作的宣传力度，积极组织企业参加中国国际知名品牌展览会，扩大自有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推动大连外贸走品牌化的发展道路。

2、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适当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严格限制能耗高和污染重的产业，开展加工贸易，积极鼓励和引导服装机械加工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由单纯的加工逐步向设计研发等上游环节以及营销服务等下游环节发展，扩大配套生产能力，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同时扶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积极开展加工贸易，并从加工贸易制造为主向分销服务售后服务以及研发信息咨询等方向转型升级。

3、发展生产业，提升产业链的地位。从全球产业链分工来看，我国处于附加值最低的产业链条底端-加工组装环节，而处于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设计、仓储物流、营销、售后服务等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环节被发达国家的生产业所垄断。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的结构调整、产业优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世界经济正朝着低碳经济、绿色能源的方向发展，服务贸易由于具有高附加值与环保节能的双重优势，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要以生产业为突破口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加强价值链两端的环节所涉及的服务业的发展，即努力提高新产品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自有品牌建设、营销渠道创造、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创造价值和利润，从而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通过渐进的方式，由低素质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或工序），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制成品（或工序）过渡，实现制造业结构的调整和出口的升级；其次，企业则应积极参与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强自主研发，在市场竞争中学习服务业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培育核心竞争力，推动大连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4、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建立进出口运行监测和协调联动机制，为对外贸易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密切关注国际市场行情，做好重点出口出口市场以及重点展会等的分析调研工作，及时把握大连外贸出口的运行态势，强化关贸检贸银贸税贸合作，提高报关报检结汇和退税效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行业协会的协调服务能力，在防范内部无序竞争的基础上组织企业形成对外谈判合力，提高大连出口产品的集体议价能力，积极应对来自国外的各种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以及反倾销案件。

（二）发展利用外资的具体措施

1、提高技术水平，提升利用外资质量。鼓励跨国公司通过组建合资企业等形式向大连转移高端技术，并通过生产制造和配套基地的建设延伸产业链条完善生产体系，加大对世界500强和产业100强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推进大连高新技术企业与跨国公司在科研与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外资流向更应重点流入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金融业以及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类的项目盲目流入，全面提升大连利用外资的科技含量和国际化水平。

2、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一是利用外资应注重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将引资重点放到提升产业层次、配置主导产业以及增强发展后劲上，将大连本地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进行有效结合，创立和推广自主品牌，促进大连传统产业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性变化。另外，还应尽可能地引导外资流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实行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联合攻关，实现技术创新的突破，并不断探索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商业模式，使大连成为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排头兵；二是调整和改善进口商品结构，鼓励外资企业增加对国内中间投入品的采购，提高其相关产品的国产化比率，发挥上下游产业的关联效应；提高生产资料和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在进口总额中的比重；加大低碳环保技术和设备的进口，适应我国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加大高新技术产品和关键技术设备的引进，把技术引进政策纳入统一的产业政策之中。同时，要提高企业消化、吸收、创新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和水平，建立自己的研发技术团队，提高自身研发能力，通过自主创新促进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提升。

3、强化外资监管力度，优化外资利用环境。应加强对外资项目的监管力度，认真做好对外资的筛选和评估工作，有效规避投资风险，要严格实行清洁生产审核、环境标识和环境认证制度，强化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防止其违法排污破坏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企业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同时，也要不断创新服务机制，提供优惠政策，优化引资环境，保障外来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打造“重商、护商、亲商”的浓厚氛围，不断提高大连利用外资的能力水平和效率。

（三）发展对外合作的具体措施

1、不断开拓国际承包工程市场。要组织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经济实体，通过项目合作等方式参与国际承包工程，壮大国际承包工程企业队伍，鼓励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强的企业申请国际承包工程经营权，促进其与实力较强的国外承包商联合共同投标承包境外大中型工程项目，培育更多的企业进入全球承包工程500强的行列，同时还应在巩固欧美等发达国家承包工程市场的基础上利用对外经贸援助成套设备输出等方式大力开拓东南亚、中东、西非等国的承包工程市场。

2、切实提高对外劳务合作水平，加大政府监管力度。按照“壮大优秀企业、扶持中间企业、淘汰较差企业”的原则对外派劳务企业进行筛选和整顿，规范经营秩序，制止恶性竞争，督促外派劳务企业加强与出口信用保险等机构的通力合作，建立健全协调机制，防范和化解境外雇主破产违约风险以及境外政治风险等，保障外派劳务企业以及在外劳务人员的切身利益，建立完善的对外劳务合作培训体系，一方面要定期对外派企业经营者及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守法经营意识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要推进计算机应用人员、护士、文秘研修生等技术性劳务的输出，提升大连外派劳务的质量和层次。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