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中重要的实词、虚词及句式，能够准确流畅地翻译课文。

（2）学习孟子迂回曲折的论辩方法。

（3）理解孟子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

二、教学重点

学习课文中重要的实词、虚词及句式，能够准确流畅地翻译课文。体味并分析在论证说理方面的独到之处。

三、教学难点

理解孟子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

四、教学流程

一） 导入

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曾经历过一个辉煌的时代，产生过驰骋其想像、自由其意识、生发其学说、论辩其观念的诸子百家。孟子，以其思想的博大、政治的精通、现实精神的坚强和滔滔的雄辩口才，雄居“亚圣”之位，使儒学得以发展，“孔孟之道”不仅成为儒学的代名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旗帜。他的散文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节课，我们就来领略一下这位先贤的思想以及其光耀千古的论辩艺术。

二、作者及作品介绍

1、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44岁时开始周游列国，先后到齐、宋、魏、鲁等国，游说诸侯，宣扬“仁政”，始终不受重用。晚年返回家乡，讲学著述，直到去世。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孟子和孔子一样，成为封建统治者尊崇的偶像；到唐代，已将孟子和孔子并称；元、明时称为“亚圣”。

2、《孟子》共七篇,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各篇又都分为上、下。作为一部语录体著作,它记录的是有关孟子重要思想的一些言论。到南宋时,朱熹把它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以及《论语》合称为“四书”。“四书”成为后世(如明、清两代)科举考试八股文的重要取材依据。

三、孟子与齐宣王的论战背景。

战国时期，列强纷争，以征伐为能事，各国诸侯国君都是野心勃勃地追求“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霸主地位。对外连年征战，对内盘剥人民，于是就出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惨烈局面，致使广大人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过着苦难的生活。而齐国在东方诸侯中又号称强国，齐宣王子承父业，野心勃勃，在稷下扩置学宫，招揽学士，任其讲学议论。孟子这时也以客卿的身份在齐宣王身边供职。于是，孟子便在一次齐宣王问有关齐桓晋文称霸之事的时候，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阐发他的“发政施仁”、改革政治、实行“王道”的主张了，这就是本文所述故事的背景。

四、教学过程

任务一：整体感知

（一）分角色朗读课文，通过朗读初步感知文意，并思考孟子和齐宣王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结构层次是怎样安排的。

1、孟子和齐宣王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明确：孟子说服齐宣王实行仁政，实现王道。

2、孟子的中心观点是什么？

明确：保民而王

3、明确课文的层次：

第一部分（1-4节），提出保民而王的主张。

第二部分（5-34节），分析为什么实行“王道”。

第一层（5-20节），分析实行“王道”的可能性；

第二层（21-34节），分析实行“王道”的必要性。

第三部分(35节)，阐述施行王道的具体措施。

任务二：疏通文意

任务三：探究孟子迂回曲折的论辩技巧。

虽然孟子说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但从《齐桓晋文之事》这篇文章来看，孟子不仅“好辩”，而且“善辩”，能够将不以为然的齐宣王游说到心悦诚服，这得益于孟子高超的论证技巧。那么他使用了哪些论证技巧呢?

(一) 搭台阶，转换话题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用善意的谎言婉言回避宣王的问题，并顺其语势，弃异求同，既保全了宣王的面子，又将话题转到比霸道更高层次“王道”。

孟子为何撒谎“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

其一,孔子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政治理想。孔子基于所处的时代，称道管仲桓文之徒是在于维护诸夏之团结与中国之稳定。

其二,孟子的拨乱反正政治理想。孟子的时代，诸侯纷纷称王，而周天子的力量已经微不足道。当时各诸侯王向往桓文称霸，想的已不是团结诸夏，维护中国的“王道”，而是攻城掠地，扩大自己的地盘，致使征战连绵，民不聊生。齐宣王也想以武力服人称霸天下。而孟子周游列国则为推行“王道”——崇尚和推行仁政,以德服人,使天下人民心悦诚服地归顺。所以孟子不但不称道桓文、管晏之徒，甚至以相提并论为可耻。

因此，孔孟谈“齐桓、晋文事”时,也是采用“拿来主义”,只取符合儒家“王道仁政”的精华,剔出“霸道”的糟粕。

(二) 赞不忍，获取信任

孟子从日常生活人手，投其所好。欲擒故纵，机警巧妙地利用齐宣王“以羊易牛”这件小事中“吾不忍其毅觫”的说法来大做文章，以小见大，由近及远。他感慨地说以羊易牛不是吝啬，而是最可宝贵的仁慈心肠。这正是宣王人性的闪光点。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心，是“保民而王”的思想基础。孟子一番知痛知热的辩解和高度的评价，使好大喜功的齐宣王充分相信，从而放松了戒心，化解了敌意，缩短了双方的心理距离，为说服齐宣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部分孟子挖掘了齐宣王身上具备的行王道的潜质——仁心。

南宋理学家朱熹说：“仁，心之德，爱之理也。”儒家讲爱，不同于佛教讲的慈悲、墨家的兼爱、基督教的博爱，而是一种有等差的爱，分别是亲亲、仁民、爱物。《孟子集注》卷十三第四十六章讲“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的解释物是“禽兽草木”，爱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意思就是，君子对于禽兽草木这样人类以外的动植物，只是遵照生物的生长时令，有节制地取用，并不需要像对待人一样对待它们。人的本能是最爱自己的亲人，其次是其他人类，再其次是动植物。齐王能够表现出对牛对动物的爱，这一种爱就是爱物，爱物的心是可以上升为仁心的，一个爱物的人是可以成长为仁民之人的。所以孟子说“是心足以王矣”，有这仁心，你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但是这种成长是要修炼的，齐宣王就不能算是一个仁君，因为他“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你的恩惠可以施加给禽兽，却不能给百姓恩惠，能有对物的爱却没有对百姓的仁。齐宣王肯定亲亲，如今又做到了爱物，那么只要在做到仁民，就算仁君了。

(三) 立信心，推恩可为

孟子用“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去说明“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这是类比论证。

什么是“能”？什么是“不能”？孟子用“挟泰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形象对比，说明了推行仁政不过是举手之劳，简单易行。

实行王道对王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因为王有“不忍之心”。只要将这种“不忍之心”从牛羊身上推及百姓身上就可以了。用文中的话说就是“推恩”。

“推恩”就是推广自己的恩情。按照孟子前面的论述，“推恩”的基础是国君具有“不忍之心”；“推恩”的做法就是以国君的“仁心”为起点，使其发扬、推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这两句表明“推恩”的方式是由小及大，由近及远，推已及人；而“推思”的最终目的是团结自己的民众，进而“王天下”。

运用比喻，将抽象的大道理具体化，易于理解。如，以“见舆薪”“举一羽”比喻保民，以此来说明保民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又如，用“挟太山以超北海”比喻“不能”的事，用“为长者折枝”比喻轻易可行的事，来解释保民是“不为”而非“不能”。

类比推理。用近义事例来推论“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推断出“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的结论，使齐宣王明白自己是不肯去施行仁政，而不是没有能力去施行仁政。

用正反对比突出事理。如：以对比手法指出推恩与不推恩的结果，“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以“恩足以及禽兽”和“功不至于百姓”作对比，以表现齐宣王不行仁政的不合理；以“挟太山”与“折枝”作对比，说明“不能”与“不为”的分别，从而指出齐宣王不行仁政，实“不为”而非“不能”。

孟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除了宣王心中的疑惑，打消了他畏难的情绪，激起了他干一番事业的雄心，使宣王不再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条件不够。

(四) 警危害，霸道有灾

用“缘木求鱼”的故事，使用比喻说理的方法，形象地揭示了霸道的不可行。

用“邹与楚战”的战例，类比论证，说明了小不可敌大、寡不可故众、弱不可敌强的道理。

如果不改弦更张，“后必有灾”，言下之意，亡家亡国，多么可怕！同样是统一天下，选择“霸道”无路可走，而选择“王道”呢？

(五) 绘蓝图，王道可期

“仕者……”“耕者……”“商贾……”“行旅……”

在堵死宣王退路，使他不再徘徊于“王道”与“霸道”之间后，孟子又描绘了一幅发政施仁后的美好社会图景：国家有凝聚力，有吸引力，仕者、耕者欲至，商者、行者欲来，天下“疾其君者”欲归附。这样的美好图景当然具有诱惑力。齐宣王最后说:“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六)明措施，制民之产

孟子不仅仅向齐宣王灌输仁政，更是直言相告，向他阐述了发政施仁保民而王的主要措施。其核心是两点：第一点是“制民之产”，使百姓有衣有食；第二点是“谨庠序之教”，使百姓懂得礼义。分别对应“恒产”和“恒心”。而使百姓有“恒产”是前提，也是“民本思想”的核心，即以民为贵，爱惜民力，发展民生。

明君良民，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活富足，教育发展，民风淳厚，既恬静又和谐，带有浪漫主义的尧舜大同气息。多么诱人的前景啊，怎能不让人心驰神往，为之努力奋斗？到此，孟子已经彻底说服了齐宣王，达到了宣扬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

总结

纵观全文，孟子犹如一个高明的心理学家、军事家、外交家，他审时度势，坚持攻心为上的原则，层层推进，步步深入，使齐宜王倾耳恭听了儒家“保民而王”的仁政学说，这是高妙的劝说艺术的胜利。

任务四：齐宣王最终会接受孟子提出的“王道”思想吗? 为什么?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当世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孟子勾画出一幅美好的政治蓝图——衣食无忧，守礼知义，天下归心，远人来附。然而，当时的诸侯醉心于征战杀伐，武力兼并，尽管个别君王可能愿意让孟子陈述自己的主张，也对他的思想主张表示叹服，但没有一个统治者真正愿意践行。更何况，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孟子的思想主张更适用于太平盛世时期的国家建设，而不适用于天下分崩离析、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他的政治思想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必然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