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就像我们小时候做广播体操一样，亲子健身操也需要有正确的动作技巧和方法，也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这样宝宝才能在锻炼中健康成长，父母自己也会在不经意间锻炼出苗条的身材。

一、做亲子操的10个健身法则

1、增进亲子关系的大好时机

亲子健身操的作用不仅仅是让宝贝的动作技能得到锻炼，而且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大好时机。在做操的同时，和宝宝聊聊天，和颜悦色地问问他：“宝宝舒服吗？”“宝宝真乖。”即使给几个月的小宝宝做体操时，也和他说说笑笑，虽然看起来宝宝还不理解父母的话，但是他会看到父母的表情，懂得父母传递给他的情绪，这种情绪也会感染他，他就会有回应，笑着享受着。

2、锻炼必须持之以恒

有的父母，春暖花开的时候把宝宝抱出去晒晒太阳，冬天就不再去锻炼了；自己心情好的时候和宝宝做做操，有烦心事时就不做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做不但起不到一点效果，而且会把原来锻炼的收获也丢掉的。宝宝对某些动作的条件反射是要经过反复练习才能达到的，如果不坚持经常锻炼，不反复练习，已经建立起来的条件反射也会消退，所以只有持之以恒才不会前功尽弃。

3、做亲子健身操需要循序渐进

做亲子健身操需要根据宝宝的生长发育特点来做，这样才不会对宝宝造成不必要的伤害。随着宝宝不断地长大，每项活动的量可以逐渐加大，但不能操之过急，因为宝宝的肌肉柔嫩，耐力差，心脏负荷小，所以带宝宝做操时，强度不宜太大。只要看到宝宝有些微汗，面部微红，不气喘，就说明活动量较为合适。否则活动量过度了，对宝宝的身体有害无益。

4、做亲子操一定要保持正确的动作姿势

在做操过程当中，学习各种动作一定要姿势正确，每个动作达到一定部位。父母可以按照图示和文字的要求，一板一眼地做。如两臂侧平举时就要胳臂伸直举平；双脚跳时就要用力蹬地跳起，落地时要轻。每个动作做得正确、有力，才能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

此外，父母还应注意给宝宝养成好的动作习惯。如坐立要端正，不左右歪斜，不曲腰不驼背。身体姿势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宝宝骨骼的生长发育，所以父母们得仔细研究动作呦。

5、做操过程中应鼓励宝宝的创造性动作

大一些的宝宝做会了一些动作，就会不满足于这些动作，自己创造几个小动作，父母这时要因势利导，怎样做才会更好，让宝宝在安全的范围内体会到自己“编操”的乐趣。宝宝就会对运动更感兴趣。

6、做操前的准备工作

做亲子健身操前，父母应把手洗干净，指甲不宜过长，摘掉手表或者首饰，以免划伤宝宝的皮肤。

7、做健身操的最佳时间

做亲子健身操最好在哺乳后(饭后)和睡觉前的游戏时间，这时宝宝情绪好，吃的食物又消化了一段时间。切忌哺乳后(饭后)立即做操。

8、动作的程度

做亲子健身操时父母的动作要轻柔、缓慢，不能用力过度牵拉。做操前抚摸宝宝全身，使他全身放松。如果有条件，放一些轻松而优美的音乐更好。

9、“运动服”的配备

宝宝的“运动服”应轻便、宽松，做起操来舒适自如。

10、不开心时不宜进行锻炼

宝宝情绪低落或哭时不宜立即做操，因为宝宝不开心时，更需要的是父母的安慰。更何况这时宝宝也会拒绝进行健身运动。

二、推荐三种水中亲子操

炎炎夏日，带宝宝去游泳既能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又能锻炼身体，可谓一举两得。而在水中嬉戏前的时间，顺便做做简单的水中体操，不仅增进感情，对身体筋骨也有不少好处！

在水中做亲子体操，借助水的阻力，能够训练父母与孩子躯干左右侧的稳定度、下肢内外侧以及肩部的肌力，还有宝宝手脚的协调性。这些动作同时也可以消除赘肉，紧实小腿肌。而水有浮力，可以支撑身体，不易造成运动伤害。不必太多花俏的步骤，就可以达到训练肢体稳定、消除赘肉、亲子同乐的效果。

装备：

亲子操部分动作为了增加阻力效果，建议每个人左右手各拿一个空塑料瓶，父母亲适合大一点的，宝宝则用小一点的。

1、螃蟹走路

1)父母与宝宝面对面、手牵手，在父母带领下，两人于游泳池中横向跨步走。行进间，父母可以用口令‘跨、并、跨、并’吸引孩子注意力。

2)跨步时两手向左右展开，并步时将两手放下。由游泳池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走到底时不需要调整方向，同样位置往回走，来回2趟后休息即可。

2、蜻蜓点水

1)父母与小孩面对面，手拿宝特瓶，两人先将两手伸直向前。

2)保持身体正直，手臂伸直，将宝特瓶向池底压，在45度角停5秒。然后慢慢将肩部肌肉放松，让宝特瓶恢复原位。重复5次循环。

3、金鸡独立

1)父母与宝宝肩并肩，在游泳池中站好，两手臂向前伸直，做为平衡身体之用。

2)两人先将外侧的腿向前抬起，在水中执行这个动作的时候，父母亲要留心孩子是否会突然失去中心而站不稳，站稳后停留5秒。

3)收腿，换两人内侧的腿向前抬起，站稳后停留5秒。

4)两人外侧的腿向外摆30度，站稳后停留5秒。

5)亲子一起转身，同样将两人外侧的腿向外摆30度，站稳后停留5秒，总共5次循环。

贴心提示：

儿童池的深度约为70公分到90公分，为了配合宝宝，父母亲可以采取蹲姿，指导宝宝动作。不管在成人池或儿童池，在进行手部的体操动作时，都务必要将手臂、手肘置于水面或水下，如此才能达到游泳亲子操的效果，否则与陆上体操无异。

亲子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的教育方法是中国传统母教文化的精华所在。弘扬母教文化，有助于强化母亲意识，使女性乐于做母亲；有助于提升母教质量，让女性成为合格母亲；有助于培养健康个体，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

［关键词］母教文化；精髓；当代价值。

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生存环境中，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经过不断创造与积累，形成了自己博大精深、丰富璀璨的传统文化，母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母教文化的内涵阐释。

母教文化是关于母亲教育的文化。目前，我国学者对“母亲教育”的界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母亲的教育”，认为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教师，承担着教养子女的重任；二是“教育母亲”，即通过对母亲实施教育，提高母亲的素质，从而提升母亲的教育质量。母教文化包含的是母亲的教育，是指母亲这一社会群体在抚养教育子女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行为经验等精神文化成果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文景观等物态文化现象的总和。本文采用文献分析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从现实需要的角度对精神层面的“母教文化”进行探讨。

二、中国传统母教文化的精髓。

中国有着悠久的母教传统，历来重视母亲对子女的养育作用，《韩诗外传》卷九说“贤母使子贤也”，说的是贤良的母亲重视教育，使孩子长大成为德才兼备的人。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贤母名母，她们深明“妇道”，教子有方，培养出众多的杰出人才，充分显示了母亲教育的力量。‘古代华夏女杰中的“周室三母”，可称为中国最早的家庭女教师。据《列女传·母仪传》记载：“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太任为能胎教……太姒仁明而有德……颂曰：周室三母，太姜任姒，文武之兴，盖由斯起。

太姒最贤，号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的母亲，更是母教文化的典范。中国母亲在长期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母教文化。

（一）“重德”“勉学”的教育内容。

古代女性被限制在家庭中，承担着“女儿、妻子、母亲”三重角色。“母以子贵”的现实使女性不仅要去创造生命，还要含辛茹苦地去培育这些生命，使他们成为“贵人”以光宗耀祖，显示自身的价值。为此，母亲从小就按“德才兼备”的目标去教育子女，在教育内容上表现出“重德”“勉学”的特点。

“以德为本”，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我国传统母教非常重视对子女“德”的培养，教子为善、诫子勤俭，倡导信实爱人、忠孝仁义，造就出许多仁人志士。“岳母刺字”已家喻户晓，岳母姚氏从小教育儿子“以身许国，报效国家”，还亲自将“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在儿子背上，使岳飞成为著名的抗金英雄。

“陶母退鱼”也广为流传，据《世说新语》记载：“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鲊饷母。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

陶母湛氏身为女流，却深明大义，见利而不忘义，退回了儿子尽孝的腌鱼，并训导儿子要清白做人，廉洁奉公。陶侃遵循母亲教导，一生清正廉明、勤于政事。

我国传统母教除注重德性培养，还把“勉学”作为教子的重要内容。古代母亲们深知“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的道理，通过各种方式勉励、鞭策孩子勤奋读书，刻苦学习，锲而不舍，学有所成。孟母仉氏为给孟子创设一个良好的生长学习环境，曾三次迁居。

（二）“说理”“垂范”的教育方法。

我国古代社会奉行的“男尊女卑”思想，特别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妇礼，使女性受到各种约束和压制，她们无论是作女儿、妻子还是母亲，都要服从男性。虽然，儿子为了尽孝，不得不听从母亲的管教，母亲教育子女成为理所应当之事。

但是，母亲的性别地位使她们不会也不能像父亲教育那样，主要借助家威和家法，而是较多采用“说理”“垂范”等正面、温和的方式，这样恰恰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我国传统母教善用言传，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寓教于喻，循循善诱，使孩子领悟其中的道理，自觉去践行。孟母“断机教子”已成为天下母亲教育子女的样板故事。孟母看到孟子逃学回家，没有打骂，而是通过“断其织”告诫儿子“：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织绩而食，’中道废而不为，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矣。”孟子从母亲的话语中领悟到了深刻的道理，从此发奋勤学，做事有始有终，成为天下之名儒。

“教者必先正己”是古代家训的明理。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贤良之母，正是在日常生活中，用她们自身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言行率先垂范，做出榜样，影响子女发展的。《隋书·郑善果母传》记载“：母恒自纺绩，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开国，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呜呼！汝年已长，吾谓汝知天下之理，今闻此言，故犹未也。至于公事，何由济乎？

今此秩俸，乃是天子报尔先人之徇命也。当须散赡六姻，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独擅其利，以为富贵哉！又丝枲纺织，妇人之务，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制。若堕业者，是为骄逸。吾虽不知礼，其可自败名乎？’”说的是善果官至三品，但是其母崔氏仍坚持每天纺纱织布，夜深才睡，善果不解，其母对儿子说：“你的俸禄是皇上对你祖辈以身殉职的报答，应用以赡养亲属，我们怎可独自享用，作为富贵的资本呢！况且纺线织布，是妇女的本职，我不做这些事，就是骄奢淫逸了。”善果深受母亲良好品行的影响，一生为官清廉不奢。

三、中国传统母教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弘扬母教文化，有助于强化母亲意识。

当代女性具有较高的道德文化素质，也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本应使她们在教养子女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但是，母亲教育并没有引起女性的足够重视，也没有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致使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母教危机”。现代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女性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越来越多，有些女性特别是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的年轻女性为了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过分看重自己的职业角色而忽视甚至放弃母亲角色。有些女性虽已成为母亲，但是生而不养或养而不育，孩子出生几个月就丢给老人或保姆照顾，即使把孩子留在身边也因工作压力而无暇顾及。

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国有66.47％的祖辈照看孙辈。在我们进行的“城市小学生母亲教育现状”调查中，只有35.66％的母亲认为“母亲的重要工作是养育子女”，55.49％的母亲不完全同意这一观点，还有7.51％的母亲持反对态度，由此可见，多数母亲对养育子女的职责认识还不到位。

古代妇女“相夫教子”，心甘情愿地为丈夫和孩子付出自己的一切，精心养育子女，并以此为幸福。我们应该继承这一母教传统，这并不是让女性放弃自我，回归家庭，而是要她们处理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多一些时间与精力去教育子女，展示更全面的自我。让女性成为母亲，不是自我价值的否定，而是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母教文化，与历史上众多的贤母名母零距离接触，感受其人格魅力，有助于当代女性深刻认识母亲角色的意义，强化母亲意识，自觉承担起母亲的职责，乐于做母亲。

（二）弘扬母教文化，有助于提升母教质量。

在当今社会，不管母亲是否意识到母亲职责，是否乐意承担母亲职责，客观上她们都扮演着子女的主要照顾者和主要教育者的角色。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80.16％的母亲和75.58％的学生认为在家庭中主要由母亲照顾子女，71.31％的母亲和59.74％学生认为在家庭中主要由母亲负责子女的教育。比例如此之高，认识如此相似，表明了母亲在家庭中承担着教养子女的重任。不可否认的是，母亲在培育人才方面确实发挥着独特作用，每个人的生命都毫不例外地由母亲孕育，来到世界上接触到的第一个人也是自己的母亲，在婴幼儿时期任何人都不能替代母亲的作用，体现了母亲教育的唯一性；母亲不仅能满足孩子的生理需求和情感饥饿，还是孩子灵魂的塑造者和人生的引路人，对孩子智能的发展、人格的形成和行为模式的养成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体现了母亲教育的全面性；母亲与孩子血脉相连，息息相关，这种亲子依恋关系使孩子乐于听从母亲的教育，体现了母亲教育的权威性；母亲与孩子朝夕相处，寓教于日常生活之中，这种自然的教育方式易于被子女所接受，体现了母亲教育的高效性。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无论您在工作岗位的责任多么重大，无论您的工作多么复杂，多么富于创造性，您都要记住：在您家里，还有更重要、更复杂、更细致的工作在等着您，这就是教育孩子。”但是，目前很多母亲还是“自然母亲”，凭着感觉、本能或老辈的经验来养育孩子，缺乏科学的教育理论和教子方法，存在着“重教不会教”的现象。天津市儿童发展中心针对天津市5000名0-6岁儿童的母亲进行的“母亲教育需求问卷调查”显示，家长普遍缺乏科学教育子女的经验和知识，对母亲教育有需求的有4991名，占被调查人数的99％。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43.43％的母亲认为自己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但效果不佳。59.52％的母亲非常希望、39.95％的母亲希望掌握更多科学的教育知识和方法。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母教文化，能使当代母亲更多了解母教文化的精髓，学习母教经验，掌握有效的育儿和教子方法，提升母教质量，由“自然母亲”成为“合格母亲”“优秀母亲”。

（三）弘扬母教文化，有助于促进家庭和社会和谐。

幸福和谐的家庭，是每个社会人的渴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具体表现。当代女性既要担负社会职责，又要承担家庭事务，还要挑起教育子女和孝敬老人的重担。女性的性别角色决定着她们是家庭的主角，是幸福家园的经营者。她们时时刻刻为子女做榜样，用自己慈爱、贤惠的品德去感染孩子，用自己孝亲敬老、相夫教子的行为去引领孩子。为使子女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母亲尽量展示自己最优秀的方面，回避克服自己的缺点。母亲教育正是在这种自觉与不自觉中感染着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释放出爱与和谐的元素。

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才，人才的成长由母亲把好第一关，母亲的综合素质与教养方式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如果一个人自幼得到母亲良好的教育，使之将来步入社会成为一个具备良好素质和修养的公民，这是一个家庭的幸事，也是社会的幸事。正如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所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母教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尊母、爱母，重视母亲教育的社会风尚，必将造就更多健康的个体，促进家庭的完美和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1］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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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符。潜夫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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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摘自新华网“。丁克家庭”占上海家庭总数的12.4％［N］。中国青年报，2002-12-01.

［8］王艳红。全国有66.47％的祖辈照看孙辈［N］。现代教育报，2001-08-20.

亲子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父亲角色投入 结构 测量

父母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影响人物，是孩子成长发展中的重要他人。由于父母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里，父亲是家庭教育研究的局外人，直至最近；家庭教育研究以压倒式的数量聚焦在母亲身上。即使父亲的影响被考虑，其重点更多的是讨论父亲的缺失，如离婚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一、本研究中父亲角色投入的操作性定义

本研究中的父亲角色是指家庭、社会对父亲身份所衍生的角色产生的期望，并由父亲行使与期望相符的角色行为。父亲角色投入包括动态与静态、内隐与外显的角色表现，指父亲直接或间接参与孩子的互动，即用于指称父亲有关行为态度和价值的文化期待系列，以及用角色行使、角色履行或角色行为来指称行使角色中的实际角色完成［1］（苏国勋、刘小枫，2005）。

二、父亲角色投入与测量研究综述

与本研究中父亲角色投入的操作性定义有关的父亲研究，从所查阅文献显示，主要从以下三大结构去测量。

1?郾父亲身份与角色标准

社会的变迁及性别角色观念的改变使父亲身份发生转变，其角色内涵也从最初的养家者转为现今的新顾家好男人（Lamb，1986、1997、2000）。父亲原有的身份受到质疑，最早强调需要重新对父亲身份进行概念化的研究者之一是美国的保罗?阿玛托（Paul Amato）。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保罗?阿玛托提出了父亲身份的资源定向模型，即“父亲（家长）身份的五角星”。这个模型分析出由父亲提供的三种资源：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阿玛托运用路径分析模型显示父母的贡献对儿童发展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只对儿童的培养有预测价值，对那些被其界定为因变量的特定发展方面只产生间接影响，但若把社会资本加进去可以观察到对满意度、自我尊重、心理上的困境、亲属亲密关系的直接影响。德国学者瓦西里沃斯?费纳克斯（W.E.Fthenakis）以阿玛托的人力资源模式为理论基础，把对父亲身份的态度结构化为四个层面：社会作用（对孩子的问题和需要保持开放态度并提供帮助）、养家作用（赚钱养家、争取一个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工具作用（教孩子知识及进行全面的普通教育、了解孩子的发展和成长）、把自己的事业放在孩子利益之后。根据调查结果归纳出两种父亲身份概念类型：教育者型和养家者型。研究界定出影响或决定父亲较高参与度的四个因素：父亲特征、母亲特征、孩子的特征、环境因素。

我国关于父亲角色的结构与测量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我国研究者刘金花等于1993年对上海市与日本横滨市父母、子女角色标准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父亲角色标准共同点主要体现在关心孩子、多花时间与孩子在一起、尊重理解孩子、帮助妻子、以身作则、受孩子尊重。上海市父亲角色标准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事业心，父亲与孩子做游戏讲故事、学习等，对孩子关爱和严格要求，教育方法上强调以身作则、启发诱导。台湾学者王连生认为子女对父亲角色有如下期望：他负责，不一定多赚钱，关心子女的生活与行为并给予良好的指导；他严中带慈，寓爱于教；他善解人意，与子女诚恳沟通，体察感受与需要并帮助满足；他是男子气概的榜样，保护子女，同时给子女自由的爱。

2?郾父亲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与测量

父亲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多，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结构比较相同，研究的内容各有侧重。Lamb（1986）［2］等提出父亲参与的三个组成成分：互动性（interaction）、可及性（accessibility）和职责性（responsibility）。互动性指父亲与孩子直接的活动接触。可及性指不论直接的相互作用是否发生，只要父亲到场或者接近孩子，都能起到投入的作用。职责性指父亲对儿童的健康和照料方面负有责任。Pickard（1998）［3］在研究中指出父亲参与在照顾或闲暇、可及性、有效性等方面有直接互动影响。父亲参与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父母双方希望增加父亲参与。对学龄儿童而言，积极的父亲参与对孩子积极影响直至成年，包括自我控制、自尊、生存技能、社会能力。罗斯?派克（Ross Parke，1981）认为影响父亲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有五个：个体影响、家庭（双方或一方的）影响、家庭外影响（非正式的支持系统）、机构的影响、文化的影响。Doherty（1998）等人提出了影响负责任的父亲教养因素模式图。该模式是由父亲、孩子、母亲、父母关系及背景五大因素组成的，模式图的中心部分是父亲―孩子―母亲三者关系的互动［4］。Hawkins（2002）［5］等开发出父亲参与问卷（IFI，The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指出父亲参与是个多维结构，涉及到情感、认知、道德成分，也包括看得见的行为成分及间接的参与形式（如提供、母亲支持）。问卷采用7点记分（0表示很差，6表示非常好），得分越多，意味着父亲参与教养越多。最后得出九个维度：给予表扬和情感表达、与孩子交流聊天、关注照料孩子日常生活、教孩子读书、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才能、提供、给母亲支持、纪律（管教）和教育责任、鼓励学业成就。

此外还有关于父亲―孩子关系的结构与测量。如保罗?阿玛托［6］对父亲积极参与5―18岁孩子的行为问题研究时，同时还增加了母亲的潜在变量，维度与父亲的测量相同。其使用三个维度的得分作为观测指标，反映父亲积极参与的潜在变量：父亲时间、父亲支持、父亲亲近。其中父亲时间共6个题项，1―6等级计分；父亲支持，共2个题项，1―4级计分；父亲亲近，包括父亲与孩子关系质量的等级级别。

3?郾父亲教养方式的结构与测量

Doherty等（1998）就Lamb（1986）他们提出的父亲参与的三个组成部分――互动、可及性和责任性，指出这三部分与有责任感的父亲教养密切相关［7］。对于父亲教养方式和在家庭教养中的作用，以及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并且与父亲参与的研究内容多为相似。如Palkovitz（1997）认为，父亲通过许多途径来参与对孩子的教养，包括为教养孩子提供经济支持、通过保护的形式、提供情感支持、教育、监护、情感表露和共同活动。Andrews（2004）等在对1010名成人的随机调查中证实：大多数父亲履行了抚养、经济支持、保护，以及与母亲之间合作的义务，还有对孩子道德和以宗教为基础方面的引导［8］。

在我国，单纯对父亲的教养与孩子发展的相关研究较少，更多的是将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结合在一起，针对不同的家庭结构和教育模式，研究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不同侧面的影响。在其中再分别探讨父亲与母亲对孩子的人格特征、个性发展、性别角色认同、认知发展、智力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将两者的影响力进行对比。研究工具基本套用1993年我国岳冬梅等人翻译和修订、用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的父母养育方式问卷（EMBU）。其分问卷父亲教养方式问卷主要是通过学生的自身感受进行回答，设有六个因子：温暖与情感理解、惩罚严厉、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偏爱被试。

关注父亲的内在心理状态的研究不多，散见研究见桑标（2000）的幼儿父性意识的研究。研究提炼出反映幼儿父亲的父性意识因子9个：接纳感和责任感、控制感和困难感、功效感、宽容性、自我丧失感、亲子一体感、教养观念、对配偶的评价、育儿焦虑感。结果显示父亲的文化水平、职业对其父性意识没有显著影响；家庭中由不同的人来承担抚养孩子的职责，对父性意识和母性意识均有较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对父母有明显的不同；孩子的年龄对总体的父性意识没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父性意识的某些构成因子；孩子的性别明显影响其父亲的父性意识。父子沟通方面的研究也是与母亲一起混合使用相同问卷，如刘宁等（2005）研究得出影响父子沟通得分的因素主要是沟通的时间和时机。经常与子女沟通的父亲不到20%。父亲在双方有需求时才沟通的比例高于母亲，感觉与孩子无法进行沟通的比例也高于母亲［9］。斯文（2003）通过调查，认为在读小学的孩子中，父亲高度参与其学校教育的可能性随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如果其母亲的工作是全日制而不是部分时间制的，则父亲也会更多地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如果孩子上的是私立学校而非公立学校，情况就更是如此［10］。

三、已有研究小结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我国大陆对父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集中于叙述或通过访谈调查对家庭教育中的父亲问题进行描述性阐述；二是集中于借用或编制父亲参与问卷、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父亲分问卷，选取样本家庭作答。后者关于父亲的研究又可分为两类，一是编制或修订父亲参与问卷，研究其现状及影响因素；二是把父亲与母亲的研究放在一起测量，研究父母对孩子人格、心理健康、人际交往、社会适应等的影响，在统计分析时无意识地分析出了父亲与母亲于孩子的区别和联系。就所查阅文献来看，我国关于父亲的本土化实证研究多是借助于国外的研究理论与问卷进行的，而关于我国父亲角色的理论著作较少，至于父亲角色的结构与测量则更是处于零散状态。国外关于父亲的研究相对较为成熟和深入，其研究具有全国性且有政策支持。如美国政府支持父亲研究并强调父亲研究的社会政策意义［11］，政府还设立美国父亲与家庭研究中心、父亲、家庭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父职研究中心等。其理论与实证的研究均有成果展现。

综上所述，相对母亲研究的多样性与深入性，有关父亲角色的研究还不大成熟，我国对此的专门研究更是有待于发展。从已有研究的对象看，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学龄前婴幼儿；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看，更多的父亲角色研究是从父亲与孩子互动的外显行为、直接作用，而父亲与孩子的内隐的、间接作用的研究则显著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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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斯文.关于父亲参与子女学校教育的调查与分析［J］.安徽教育，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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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基础教育;家庭结构;学业能力;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4-0182-007

一、引 言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简称为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它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领导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OECD秉持的信念是“今天的教育即明天的经济”。出于对发达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的反思，为了进一步改善教育政策，OECD于2000年正式实施了跨国学生评估，之后每隔三年评估一次。PISA项目所针对的是未来社会青年，他们在即将结束基础教育前，应已具备相关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这是基础教育的核心目标。因此，PISA项目并不以单纯的书本知识为核心，而是着重研究全球基础教育末期15岁青少年在个人、工作和社会生活中能够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态度去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张民选等，2023）。除此以外，PISA学生问卷还涉及诸多关于教育分层的分析变量，因此方便研究者了解全球基础教育的公平性。

2009年中国上海地区15岁青少年学生首次参与PISA全球测试评估（陆Z，2009）。令人惊喜的是，2009年上海区学生在三项测试（数学、阅读、科学）均斩获冠军，引起了全球基础教育研究和社会人士的大讨论。从2000年至2006年期间，芬兰作为西方国家高质量基础教育的代表一直是学习的榜样，一直被誉为世界基础教育体系最好的国家（Sahlberg，2023）。然而，上海学生的优秀表现打破了西方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全球基础教育方向标从西方芬兰转向东方上海的转折点，标志着亚洲世纪的形成（Sellar and Bob，2023）。2023年PISA测试结果再一次展现了上海学生的优异表现。

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学校以外，家庭是青少年最密切相关的场所。家庭作为代际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等传递的主要媒介，其本身的家庭结构对青少年的学业能力表现也值得认真探讨。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利用上海2023年的PISA数据来探讨家庭结构对学生学业能力影响的情况。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以及母亲是否缺失对青少年学业能力影响较大。

二、文献综述

科尔曼很早就指出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家庭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Coleman et al.，1966），此后这一观点被众多的实证研究印证。国内学者对教育分层研究也大都基于父代社会经济背景，阶层差异会导致代际教育资源差异的理论假设。

作为本文重点讨论的家庭结构因素，以往的文献也多有涉及。单亲家庭的学生往往在学校测试中处于劣势（Downey，1994; Rodgers and Rose，2001）。在核心家庭中，单亲家庭对儿童教育的获得负面影响较大（刘精明，2008）。2009年PISA上海数据显示，单亲家庭学生数学成绩显著低于双亲家庭学生（侯玉娜、沈爱祥，2023）。除此以外，研究表明离异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要比非离异家庭子女差（Dronkers，1999）。父亲缺失的家庭子女学业表现比有父亲的家庭要差，并且缺失父亲的家庭对男孩子的负面影响高于女孩子（Sigle-Rushton and McLanahan，2004）。Downey （1994）研究指出尽管单亲父亲家庭的孩子比单亲母亲的家庭孩子要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但单亲母亲比单亲父亲更能够给孩子提供人际关系资源（interpersonal resources），单亲父亲家庭的孩子学业表现并没有比单亲母亲家庭要好。Ruben Anguiano（2004）区分了双亲家庭（Two-parent households）、双亲联合家庭（extended two-parent households）、单亲联合家庭（extended family households），并论证了双亲家庭对学生完成高中学业起到显著性积极影响。Holly Heard （2007）将家庭结构分为亲生父母家庭，亲生母亲及继父家庭，亲生父亲及继母家庭，单亲母亲家庭，单亲父亲家庭，无父母家庭，并指出种族差异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有所作用，单亲母亲家庭结构对黑人青少年的学习成绩负面影响相对较弱，无父无母家庭结构对西班牙青少年的学习成绩负面影响相对较弱。Judith Blake （1981）研究了家庭子女数量对子女教育质量的影响，指出家庭子女数越多反而不利于子女的教育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源稀释理论假设。中国社会中，家庭同胞数量对儿童教育机会的影响总体是负面的（刘精明，2008）。Lu Yao和Donald Treiman（2008）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了家庭子女数量与教育获得的关系，指出当教育机会减少和需要竞争时，大家庭的孩子（尤其是女孩）获得教育的机会会减少;当教育扩张并且教育费用相对便宜时，家庭子女数越多的负效应就消失了。不论在什么历史时期（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期，“”时期，经济改革开放时期），男孩的受教育机会都不受家庭子女数的影响。女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在教育资源稀缺时受到家庭子女数的负面影响，但这种负效应在“”时期由于倡导平等主义消失了（Lu&Treiman，2008）。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尤其当她们有兄弟的情况下，女孩子受教育的时间相对男孩子要少（叶华、吴晓刚，2023）。

总的来看，对家庭结构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分析基本分为三大类别，一类是关注单亲和双亲家庭对子女的影响，一类是家庭兄弟姐妹的数量对子女教育的影响，还有一类就是关心父母离异的家庭对孩子的负面学业影响。这些研究要么是单方面的关注到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的差异，要么是单方面的关注父母缺失情况对学生的影响，均未能综合考虑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缺失情况的交叉影响关系。这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与突破点。

三、研究假设、数据和变量处理

非独生子女家庭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家里仅有兄弟或者姐妹的非独生子女家庭（简称非独【I】），另一类是既有兄弟又有姐妹的非独生子女家庭（简称非独【II】）。父母、祖父母是否缺失将嵌套在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中讨论。本文利用2023年上海市PISA原始数据，在控制父辈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家庭物质条件后，对上海市15岁青少年的学业表现进行分析，以此希望进一步了解家庭结构中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及其他家人与青少年共同生活对他们学业能力的影响。本文的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1：在家里与父亲一起生活对学业能力有显著影响;

假设2：在家里与母亲一起生活对学业能力有显著影响;

假设3：在家里与兄弟一起生活对学业能力有显著影响;

假设4：在家里与姐妹一起生活对学业能力有显著影响;

假设5：在家里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对学业能力有显著影响。

本文所利用的数据是来自OECD2023年PISA上海市原始数据中的学生问卷。该问卷收集了参加测试的学生相关背景信息和测试结果。2023年上海市共有155所学校的6374名15岁学生实际参加PISA测试（田凌晖，2023），整理的PISA2023数据中上海市样本量为5177名。笔者对缺失值进行重新编码处理后，保证了样本量没有发生变化，并在模型中控制了缺失值。

性别变量没有缺失值，女学生共有2637人（50.94%），男学生共有2540人（49.06%）。PISA2023上海数据中有单独对家庭中与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及其他人生活的数据信息（见图1）。在家里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共有4835名青少年（93.39%），没有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有252名（4.87%），没有回答的占到了1.74%。在家里与父亲共同生活的青少年有4477人（86.48%），没有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有511人（9.87%），没有回答的占到了3.65%。在家里与兄弟一起生活的有589人（11.38%），没有与兄弟一起生活的有3655人（70.60%），没有回答的有933人（18.02%）。在家里与姐妹一起生活的有558人（10.78%），没有和姐妹一起生活的有3665人（70.79%），没有回答的有954人（18.43%）。在家里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有1645人（31.78%），没有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有2768人（53.47%），没有回答的有764人（14.76%）。在家里与其他人一起生活的有393人（7.59%），没有与其他人一起生活的有3781人（73.03%），没有回答的有1003人（19.37%）。

父亲教育水平中，拥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比例最高，占到了25.88%（1340人），其次是小学毕业的占到了25.34%（1312人），再次是大学及本科以上学历的，占到了22.64%（1172人）。母亲教育水平中，小学毕业的比例最高，占到了28.59%（1480人），其次是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到了23.05%（1194人），再次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占到了19.32%（1000人）。

家庭物质条件状况在PISA2023数据中是处理后的数值型变量，有效样本为5170人，均值是-0.44，标准差为0.9，最小值为-4.48，最大值为3.96。父母最高职业状况在PISA2023数据中是处理后的数值型变量，有效样本为5094人，均值是50.87，标准差为19.4，最小值为11.01，最大值为88.96。在对这两个变量进行缺失值处理时，创建了新的二分变量（1缺失--0不缺失），然后将原有变量中的缺失值用最小值填补，并将新创建的缺失值变量放入模型中，以控制缺失值的效应。总体来看，这两个变量的缺失值数量都较小。

PISA学生学业表现分为三个部分（数学、阅读、科学），每一部分共有5个合理值（Plausible values）。一般在研究时均采用第一个合理值作为分析变量，2023年的测试结果如表1。通过Pearson相关性检验，发现数学能力与阅读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894，数学能力与科学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916，阅读能力与科学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901，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判断出学生的三个方面的能力是紧密相关的，出于模型简化考虑，最终将这三方面的学业表现综合为一个因变量综合成绩（即数学、阅读、科学的平均值）。经过模型拟合和检验，OLS模型不适合分析，因此进一步摸索采用logit模型，将综合成绩按照四分位数进一步转化为定序变量学业表现（较差、中等偏下、中等偏上、优秀），并最终将其作为以下分析模型Ologit的因变量。虽然将数值型变量做定序处理损失了数据本身的一些信息，但由于定序分类的原则是按照四分位数，因此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始数据的基本信息，对研究结论不会产生较大的偏差。

四、建构模型

笔者首先采用了Ologit模型1，将所有的控制变量与需要讨论的家庭结构自变量纳入模型中，发现模型1拟合效果不好，然后逐步剔除一些不显著的自变量。对四个模型进行检验，模型2与模型3整体均在0.05显著性水平上符合ologit模型的比例优势假定条件（proportional odds assumption）。模型4整体在0.01显著性水平上符合ologit模型的比例优势假定条件，并且模型4中除了母亲教育水平，其他变量均在0.05上符合比例优势假定条件。基于以往文献中父辈职业和家庭物质条件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四个模型均将父辈教育、职业和家庭物质条件作为控制变量。除此以外，在所有模型均对缺失值进行了控制。

如表2所示，模型1中自变量性别对学生的学业能力表现并不显著。剔除性别自变量后，模型2中学生是否与父母生活，是否与祖父母生活，是否与其他人生活均不显著。但是考虑到以往研究资料中母亲的重要性，保留母亲在模型3中，剔除了是否与祖父母生活，是否与父亲生活，是否与其他人生活自变量。模型3中发现父亲的教育水平大都不显著，因此进一步剔除父亲教育水平，形成模型4。模型5中，加入是否与父亲生活自变量，但与父亲生活自变量依然不显著（模型5没有列出）。因此表1中仅列出了4个模型必要结果。模型2比模型1的BIC'值小8.522，模型3比模型2的BIC'值小46.965，模型4比模型3的BIC'值小31.457。综合以上结论，最终笔者采用了模型4作为了最终的拟合模型。

对模型4中家庭物质条件和父母职业条件进行控制（均值），并对母亲教育水平分别进行了控制后，计算出了学生学业能力的概率预测结果（见表3）。考虑到ologit模型的特征，不同家庭结构的概率增长趋势在母亲教育的各个阶段一致，因此仅就母亲教育水平为高中或中专毕业时做了图1，以此直观展现不同家庭结构对青少年的学业能力的影响情况。

五、结果分析讨论

刘精明（2008）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中有祖父母对孩子教育机会有积极影响，但本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是否与祖父母共同生活对他们的学业能力没有显著性影响，即传统的中国代际互惠的积极效用并不显著。青少年与祖父母共同生活也不存在显著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青少年是否与其他人共同生活（比如保姆）对他们的学业能力也并没有显著性影响。

Downey （1994）研究指出母亲能够提供更多的人际关系资源，在中国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母亲能够对青少年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与呵护，以促进其学业能力的发展。数据结果显示，青少年是否与母亲共同生活的确对青少年的学业能力起到显著性影响。独生子女家庭中，与母亲共同生活的独生子女学业表现能力高于那些缺失母亲的独生子女（见表3、图1、图2）。不论是那些仅有兄弟或者姐妹的非独生子女家庭（简称非独【I】，还是那些既有兄弟又有姐妹的非独生子女家庭（简称非独【II】），与母亲共同生活的青少年学业表现能力在各自的类别中都要高于那些不与母亲共同生活的 （见表3、图1、图2）。这一研究结论充分证实了母亲对青少年学业能力发展的重要性。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注意到独生子女家庭的青少年，不论其母亲是否缺失，他们的学业能力都高于那些来自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中国在1980年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中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倡导独生子女政策。随后，该政策被强制化，衍生了强制堕胎、人口老龄化、失独老人等诸多社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独生子女政策的确使得家庭的资源更为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父母往往将毕生的期望都寄托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父母对孩子的培养模式不像农村那样简单。在农村，父母往往只是将学生送往学校念书，基础教育的功能基本是由学校完成。而在城市，父母还会考虑到子女参加各种辅导培训班和兴趣爱好特长，比如琴棋书画、跆拳道等等。城市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不是简单地把孩子生出来，而是更多地考虑到孩子以后的发展。作为独生子女，由于家庭资源的集中性，他们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投资，使其学业能力高于那些非独生子女的青少年。

不论青少年是否与母亲共同生活，有兄弟的非独家庭【I】青少年的学业能力高于那些有姐妹的非独家庭【I】青少年。以往研究（叶华、吴晓刚，2023;Lu & Treiman，2008）表明女孩的受教育机会在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很可能受到兄弟的负面影响。但本研究显示，当青少年与母亲或者不与母亲生活时，那些与兄弟一起生活的青少年都要比那些与姐妹一起生活的青少年学业表现优秀和中等偏上的概率要高，没有出现很强的负面影响，相反是积极的正向作用。兄弟作为男性，相对于姐妹而言，一般在家庭中往往被视作“小男子汉”，或许能在家庭中起着很好的榜样作用。

不论青少年是否与母亲共同生活，来自有兄弟或者姐妹的非独生子女家庭【I】的青少年比来自既有兄弟又有姐妹的非独生子女家庭【II】青少年的学业能力要更好。一般而言，既有兄弟又有姐妹的家庭规模比只有兄弟或者姐妹的家庭规模要大。从稀释理论看，过多的家庭子女数会稀释掉单个家庭的教育资源，导致其个体青少年学业能力发展的相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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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教育生态学 离异单亲家庭 家庭教育

相关研究显示，我国离婚率呈上升的趋势[1]。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婚姻质量、感情需求、爱情期望随之发生变化，给婚姻的稳定带来冲击。根据民政部的《2023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仅2023年全年有363.7万对夫妻离婚。因此在家庭离异环境下成长的子女，其教育问题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性问题。离异单亲家庭的孩子作为特殊的群体，不仅不能像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获得“双份”的爱，反而受到家庭破裂的影响，很容易在心理、行为上产生偏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且研究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问题，并产生一定的成果。目前，欧美国家对离异单亲家庭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两大方面，是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领域的热门话题。而国内对于离异单亲家庭的研究起步较晚，更侧重于对离婚后果的分析[2]。笔者试图从教育生态学视角探讨我国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问题，以期从新的角度破解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难题。

一、论文的研究价值和研究背景

1.研究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问题的必要性。

一位心理学家曾说过：“家庭不仅是个人生活的起点，还是人格形成的源头。婚姻家庭关系越牢固，教育子女的条件就越好。”家庭是人成长的起点，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位导师。改革开放以来，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离婚率快速增长，离异单亲家庭日益增多，离异单亲家庭子女数量日益庞大。因此“如何教育离异单亲家庭子女，使他们健康成长”已然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2.什么是教育生态学？基本观点有哪些？

教育生态学是教育学和生态学相互渗透的结果。教育生态学这一科学术语是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克雷明于1976年在《公共教育》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教育生态学是依据生态学的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进而掌握教育发展规律，揭示教育发展趋势和方向。概括来说，教育生态学是研究教育与其周围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规范的、生理心理的）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的。目前，教育生态学研究主要有两个趋向：一种是以教育为主体，研究教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另一种是以生态环境因子为主，研究各种生态环境因素与教育的关系及对教育的影响。

二、教育生态学视野下的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问题

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教育的发展是有密切联系的。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生态环境，两者以协同进步的关系存在。因此，以教育生态学的视角研究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问题需从教育的生态环境分析入手，本文将从外部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环境）和内部生态环境（生理心理环境）两方面剖析生态环境因子对离异单亲家庭教育的影响。

1.外部生态环境。

（1）自然环境与离异单亲家庭教育

自然环境是指围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包括地理空间及作为生产生活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各种自然条件。此外，人类生活中还有大量“人类化的自然”，如人工种养的动植物、采掘的标本等。自然环境是人们的认识对象、改造对象和审美对象。一方面，自然环境可以作为教育的内容，拓宽人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改变人的身心状态。自然生态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往往是通过对人的多方面影响而作用于教育的。对于离异单亲家庭子女而言，家庭环境或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会导致其心理骤然失衡，造成多方面影响。从心理上看，离异多会造成孩子出现一种“被父母抛弃”的不安全感，这种“被抛弃”的不安全感让他们难以再从外界环境获得安全感;从经济条件上看，离异多会造成家庭经济现状变差，父母可用于孩子学习、观察外界自然环境的金钱和时间变少。一般来说，自然环境因素对离异单亲家庭教育的积极影响远远小于正常家庭。

（2）社会环境与离异单亲家庭教育

社会环境又称结构环境。一般来说，这是人类特有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院落环境、村落环境等。家庭作为个人生活的中心，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在早期教育中，对人的影响是学校等其他环境因素的几倍。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每个瞬间，你看到孩子，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孩子会在无意识中模仿家长的行为，对其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正面或反面的作用;家长的态度能直接影响学校教育效果;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内部人员的关系及管教方式等因子都会影响个人的成长。对于离异单亲家庭子女而言，家庭环境生态因子的稳定被打破，影响是多方面的（心理方面、行为方面和学业成绩方面）。部分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变差，父母性别角色缺失、家庭关系失调等因素都将对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造成巨大的影响。

（3）规范环境与离异单亲家庭教育

规范环境又称精神环境或价值环境，它是人类在社会群体生活中形成和持有的态度、风气、气质与观念。规范环境大致可包括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哲学思想、道德观念、社会风气、民族传统和习俗、法制、管理、民主、宗教等。与传统文化相背离、社会舆论的负面导向、社会制度的不健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离异家庭时常被歧视。这种外部环境因素的压力很容易对孩子造成不利的影响。

2.内部生态环境。

（1）生理、心理环境与离异单亲家庭教育

人的生理发展是实施教育的一种环境和基础发展。关注人的生理状况及其发展，是人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人的生理发展的重要体现是体育。体育教育和活动的重要目的是促进人身体健康发展。在离异单亲家庭中，父母性别角色的缺失等因素时常导致家长对子女体育教育的忽视。

心理素质与心态是教育生态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内在环境条件。它建立在人的生理发展基础上，是外部各种环境条件的反应，与教育相互关系更为直接、密切。心理素质把控：①智慧、智力与智能;②群性、群育与群化;③德性、道德行为与自制力;④情绪与性格等。在离异单亲家庭子女身上普遍存在一些不良表现，如自卑、孤独、迷茫、逆反、攻击等。从人的心理环境因素入手，分析构成不良影响的原因，有助于解决离异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

三、离异单亲家庭教育问题的生态治理

1.优化教育供给，转变教育观念，弱化离异单亲家庭教育中的限制因子的影响。

1840年J.李比希（Justus Liebig）发现：谷类作物的产量通常不受到它所大量需要的营养元素的限制，反而受到那些只是微量需要的原料的限制。由此他提出，当一株植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降低到该种植物最小需要量以下的时候，这种营养物质就会限制该种植物的生长。这被称为李比希最小量定律。在这之后，泰勒（Taylor）将这个定律扩展到营养之外的温度和时间等生态因子。1954年，奥登（Odum）发展了限制因子的概念，即达到或超过生物耐受限度的因子。1965年，赖特（Knight）指出：当生态因素缺乏时，或在低于临界线，或超过最大耐受度的情况下，就会起限制因子的作用。综上所述，在众多环境因素中，任何接近或超过某种生物的耐受度极限而阻止其生存、生长繁殖或扩张的因素，都叫限制因子。推导到教育生态学中，可以将限制因子理解为：接近或超过学生的学习耐度范围、影响人的发展的因子（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因为人的发展的特殊性，在教育生态环境中，几乎所有生态因子都可能成为限制因子。在不同的时期，生态圈的状态不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步步调整。因此，寻找和弱化当前阶段限制因子的影响显得极为重要。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Ar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到：人的需要就像是一座金字塔，从最底层到最顶层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一般认为，只有实现低层次的需求后，人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追求。但在不同时期，人的需求也不一样。一个人可能会在同一时期产生多种需求，但一般情况下，只有一种需求占据主导。因此，抓准当前阶段的人的需要和需求，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转变教育观念，优化教育供给，在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中弱化限制因子的影响，才能使离异单亲家庭教育处于动态平衡中。

2.建立开放型教育系统，避免离异单亲家庭教育走向“花盆效应”中。

“花盆效应”在生态学中被称为局部生境效应。首先，它在空间上有很大的限制性;其次，它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一个适宜生长的空间，人工控制湿度和温度。在一定时间内，作物和花卉可以长得好。但一旦离开人的精心照料，经不起温度的变化，更经不起风吹雨打。在离异单亲家庭中，父母的教育方式很容易出现极端。通常情况下，单亲的家长会有一种负疚感，总想为子女对付出一些以补偿由于家庭缺憾而给孩子造成的某种损失或伤害。许多家长会对子女百般照顾，养成孩子从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使得孩子缺乏独立性。这种“花盆效应”会削弱教育生态个体（或群体）的生存能力，泯灭抗争精神，造成逆来顺受，对个体（或群体）的成长十分不利。因此，在离异单亲家庭教育中应家长与学校、老师一同努力，为孩子建立一种开放型的教育系统，警惕“花盆效应”的发生。

教育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能一朝一夕而成。对已经出现教育问题的离异单亲家庭，应积极地“生态治理”：优化家庭教育环境、改善家庭教育方式，家长要适当调节对子女的期望水平、加强亲子间沟通，在学习、思想、生活、人际交往、习惯等方面关心孩子等;对还没有出现问题的家庭，应予以警惕，以恰当的方式引导、教导孩子，维护好各生态因子间的平衡，促进孩子身心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