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范文第1篇

政治科学的本质及其 “科学”建构

既然在曼海姆看来上述各种建立政治科学的尝试都有局限，既然他认为政治科学应该在超越利益、超越党派政治的框架下建立，那么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建构呢？对此，曼海姆认为光有超越利益与超越党派的政治立场还不够，真正的科学应该是政治立场与学术理论的双重建构。那么，怎样的学术理论才是科学的学术理论呢？对此，他解释说： “‘科学的’与‘前科学的’之间的区别当然取决于我们所假定的科学范围是什么。现在应该清楚的是，迄今为止所作的界定都太狭窄，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有某些科学成为科学应仿效的样板。例如，众所周知，现代知识的发展是如何反映了数学的突出作用。根据这个观点，严格地说，只有可度量的东西才能被看作科学。在现代，科学的理想是在数学上和几何上成为能证明的知识，而每一种质的东西只能作为量的东西的衍生物才可得到承认。”⑩不过，曼海姆显然不同意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它忽视了具体、特殊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一旦用于人文科学，它自然会关注同质化的、普遍化的东西，可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恰恰是具体化、个性化的个人或群体，这样势必轻视或忽视这些个人或群体存在价值与生存状况的研究。其次，它必然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他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总是从事具体活动的人，他们是在实践中确定利益、价值与兴趣等追求的，若追求一种普遍价值，必然会将这种价值研究与具体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再次，它实际上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与价值理想。曼海姆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法则或原理，所谓普遍的法则或原理实际上也是由个人提出并将个人自我意识扩大化的结果，资产阶级追求普遍化的方法实际上是想借“普遍性”名义消灭其他阶级的利益而将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他看来，科学的政治学建立的首要标志就是取消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确立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原则），应该把各种知识的研究放到其特定的环境中并揭示其社会存在方面的实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持动态与发展的观点。因为，当我们进入政治学领域时，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我们身上作为认识主体的集体因素有助于完成这一不断形成的过程。不过，光做到这些还不够，还有一条也是十分关键的，即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察者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与环境的关系。因为， “观察者不可能有诸如纯理论观点这样的东西。正是一个人的目的才给了他视野，尽管他的利益只能使他片面地、实际地解释整体现实的一部分，这是他本身陷于其中的部分，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主要社会目的而倾向于这一部分的。”曼海姆认为，根据以上原则，科学的政治学就有可能建立。不过，这些原则的不同运用也可能将政治学引向两路，即党派政治学与超党派政治学。显然，曼海姆是不同意前者的，后者才是他努力建构的政治学。那么，后者为何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对此，曼海姆认为，除了有党派政治斗争的直接原因之外，还跟目前政治科学的传授方法有关。在他看来，由于受到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和资产阶级唯理智论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已经接受了政治科学应该是系统化、条理化的总体理论的说法，这样就很难再确立从具体实践目的出发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建构政治学的原则与方法。只有既确立一套科学理论建构的框架，又确立一套与目前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科学政治学才有可能建立。曼海姆认为，他所主张的科学政治学自然不同于党派政治学，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它，前者只是在坚持价值中立立场的基础上对后者进行研究与分析的结果。因为，在他那里，政治科学建立的学理依据是知识社会学，而知识社会学就是要研究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曼海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揭示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还想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得出科学的政治学知识。由此，他进一步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三种形式，即通过对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分析得出没有客观真理结论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剔除不同思想类型的阶级偏见而寻找客观知识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更宽广的视野来中和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形式。关于这三种形式哪一种更多一些真理性成分，曼海姆认为主要看不同党派政治学理论中有无客观知识成分。通过分析，他认为不同的党派政治学作为思想类型来说都有一些客观知识成分。由此，他否定了知识社会学的第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赞同并发展了知识社会学第二种与第三种形式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官僚保守主义看到并研究了国家生活中的稳定问题，历史保守主义看到了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分析了理性化与阶级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法西斯主义则看到了一个历史特殊时期民众的心理与愿望。但曼海姆认为这些思想类型都只有有限的合理性。因为，官僚保守主义没有对非理性因素给以足够的重视，历史保守主义则过于强调非理性因素，自由民主思想用理性化原则掩盖了阶级利益与阶级冲突，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社会结构，而法西斯主义则过于强调历史特殊时刻。对此，曼海姆这样解释道： “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历史的总体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 “各种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当不同的地位和有利的社会地位出现在社会生活溪流中时，它们使每一个处于溪流中的人从其特别的位置意识到生活溪流本身。这样，在不同的时间，便产生出不同的、基本的社会利益，因此，整体结构中的不同对象被人们描述成和看作是唯一的存在物。”因此，科学的政治学就应该是对这些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综合。对于这种综合，曼海姆强调指出： “要有意从最广泛、最进步的观点实现一种综合，这种综合中也包含着早期的批判，即我们决定达到一种动态的思想调解。”因为， “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

政治科学建构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对此，曼海姆刻意对现代知识分子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一番考察并最终把希望寄托在自由知识分子身上。曼海姆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特殊的阶级。他说： “关于现代生活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与以往的文化不同，现代生活中的知识活动并不是由一个社会严格限定的阶级单独地来进行，例如牧师，而是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来进行，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收成员。”“这个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无社会依附性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受任何阶级利益与阶级立场的影响，相反，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会受到其出身、身份、职业与财产状况的影响，但随着知识分子对社会中不同阶级及其思想状况的了解，特别是受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学纽带———教育的影响，他们会渐渐淡化已有的阶级立场，慢慢趋向于一种超越阶级与政党利益并最终为整个人类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尽管知识分子存在着可能的共同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但由于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形成处于各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因此，曼海姆认为，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自愿加入各种相互对抗的阶级中的某个阶级。他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愿选择的道路。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加入任何一个阶级，一方面是因为任何阶级都需要理论家为他们的行动提出合理的理论证明，另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能适应任何观点，还因为只有他们能选择依附谁，而那些本身就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人很少有例外能够超越他们的阶级观点的范围”。不过，知识分子加入一个阶级的过程并非十分顺利，他们既要克服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也要克服别人对他们的不信任。由于知识分子拥有理想的信念，又由于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无固定的阶级归宿，因而当他们提出的理论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后，他们就可能出现现实选择的动摇，重新认同别的阶级，而在与新阶级的合作中，他们仍然会出现新一轮的失败。知识分子的第二条出路，就是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这种地位所含的使命，以更宽广的视野建构一门与自己的地位与使命相适合的政治科学。他说： “我们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能够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它应当以行动的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而且甚至教导人们在行动中根据他们对手的实际动机和他们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地位来理解他们”曼海姆认为，虽然目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到不同阶级之中的知识分子会不断涌向这个群体并最终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而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又会使科学政治学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他指出： “我们应把现存思想潮流的相互渗透和理解的可能性，归功于有这样一个相对无归属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对来自各种社会阶级和群体的不断流动的个人实行开放，而他们则具有各种可能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前面所述的那种不断更新和扩展的综合，才可能产生出来。”

政治社会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变迁 阶层矛盾 对立话语 社会运动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泰国局势的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黄衫军”和“红衫军”交替进行的街头政治运动，其直接后果是使泰国陷入无休止的社会政治动荡，导致泰国社会严重分裂，经济停滞不前；间接的后果是导致泰国的民主政治陷入瘫痪，人民对政治家失去信任，各大政治力量把街头暴力当作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街头政治成为一种常态，泰国政治从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选举――街头暴力抗议――合法政府下台――选举――街头暴力抗议。[ 曹云华：“东南亚地区形势：2023年”，《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2期，第7页。]为了加深对泰国街头政治运动的认识，我们需要在厘清街头政治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找出影响泰国政治乱局的关键变量，并分析其中的运行机制。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对泰国街头政治运动的相关研究大都是从泰国的政治文化、社会阶级状况、国内制度建设等方面来进行的。[ 这方面的文章有张锡镇：“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第23页；张锡镇：“泰国民主政治的怪圈”，《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4页；王冲：“试析泰国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6期，第29页；周方冶：“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与政治转型”，《当代亚太》，2007年第7期，第35页等。]例如，张锡镇教授的《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一文，就是从他信、；金钱政治、收买亲信；垄断媒体、压制批评；中产阶级的利益受损这四个方面来探析他信执政后期所面临的危机的。张教授另在《泰国民主政治的怪圈》一文中通过考察沙玛和颂猜两任政府的执政危机，总结了泰国政治动荡的成因，包括社会撕裂和阶级对立、政治文化的发展滞后、泰国民主制的缺陷等因素。王冲在《试析泰国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一文中，从泰国的政治形态、经济背景、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分析了泰国的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周方冶在《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与政治转型》一文中，梳理了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的参与群体，并从泰国政治结构的改变、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制约的失衡这两个方面探讨了非暴力群众运动发生的原因。以上这些文章立足于泰国的历史和现实，对我们了解泰国街头政治运动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是：泰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民众反对军人政权的社会运动，在泰国的社会文化、国内制度建设等因素没有发生大变动的情况下，为什么在他信执政后期和下台后，会出现以“黄衫军”和“红衫军”为代表的两个社会阶层民众之间的对立性政治运动，而在其执政以前却没有出现呢？是什么样的国内因素导致了泰国近年来街头政治的乱局？这种国内因素的发展逻辑是什么？本文将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思考泰国的街头政治抗议活动，分析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加深我们对泰国街头政治活动的理解。

二、泰国街头政治的发展轨迹

在厘清泰国近年街头政治的发展轨迹之前，有必要明晰“黄衫军”和“红衫军”这两个政治组织。“黄衫军”代表的政治组织是“人民民主联盟”（以下简称“民盟”），成立于2006年2月9日，由反他信的3个主要政党和27个组织成立，由于统一穿代表王室的黄衫，所以被称为“黄衫军”。他们由城市中产阶级和工商业者组成，在2009年6月2日确定转型为政治党派，取名为“新政治党”。“红衫军”代表的政治组织是“反独裁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反独联”），成立于2006年9月，矛头指向军人集团后建立的临时政府。他们由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农民和社会底层群众组成，是挺他信一派的政治力量。两派政治势力的冲突始于2005年反对他信政府的腐败和的和平集会，当时的抗议活动还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反对派也没有形成统一战线，他信政府方面也没有作出正式回应。但自从2006年2月“民盟”成立并举行大规模反对他信的示威抗议活动以来，泰国频繁出现街头政治的乱象。“黄衫军”和“红衫军”交替进行街头抗议活动，街头政治成为常态，民主成为儿戏，军事成为解决乱局的唯一途径，泰国进入了“民主政治的怪圈”。[ 张锡镇：“泰国民主政治的怪圈”，《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4页。]根据引起街头抗议的某些重大事件，可以把泰国的街头政治划分为以下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他信政府的“售股舞弊”事件，导致林明达领导的“黄衫军”举行街头抗议运动。作为媒体大亨，林明达原先与电信巨子他信交往甚密，在他信担任总理以前，两个人作为企业家相互支持，携手闯过东亚金融危机难关。2001年他信出任总理后，林明达旗下的媒体几乎成了他信政府的喉舌。但是他信2005年2月连任总理以后，林明达渐受冷落，生意上也很少受到政府的惠助，由此导致林明达对政府的怨恨，与他信的关系也就逐渐决裂了。林明达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优势开始抨击他信政府，揭露政坛黑幕，引发他信进一步打压。2006年1月下旬，由他信家族控股的西那瓦集团以约合18.8亿美元的价格将该集团49.6%的控股权出售给新加坡国有企业淡马锡。林明达抓住这一事件，发起了数万人参加的“民盟”反政府集会，抨击他信连任总理以来，西那瓦集团的资产翻了三倍，在出售西那瓦集团的股份时，他信的子女获得数亿美元收益，却成功地偷税。2006年2月19日，泰国前副总理、前曼谷市长占隆?西蒙声援林明达，林明达和占隆成为反他信的“民盟”的主要领导人。[ 张锡镇：“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第23页。]他信被迫于2006年2月24日宣布解散国会下院，于4月2日举行大选。大选结果显示，由于民众受惠于他信的扶助政策，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泰国贫困的北部和东北部广大农村地区获得高达70%的支持率，但由于这次选举遭到多个反对党的联合抵制，泰爱泰党在全国仍有38个选区没有得到规定的20%以上的选票，因而这些选区无法产生议员，致使不可能如期召集议会和组成新政府，他信被迫于4月4日提出辞职。5月23日，他信宣布将重新主持工作，这引起了反对派的又一次反弹。此后，泰国政局持续动荡，军队于9月19日发动，接管政权，以求恢复秩序。

第二阶段，“9?19”军事事件，导致挺他信“红衫军”的街头抗议运动。2006年9月，泰国陆军总司令颂提乘他信出访之机，发动军事了他信政权，成立以素拉育为总理的临时政府，他信被迫流亡海外，军政府冻结了他信家族20多亿美元的资产。但素拉育政府政绩不佳，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则效仿“黄衫军”的做法，组成了“反独联”，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结束临时政府，举行全国大选。在一年的军政府统治时期，“反独联”组织了多次大型反政府示威。2007年7月29日，军政府宣布了大选的日期，9月军方主持草拟的《2007年宪法》颁布，扩大王室与军方的权益，12月军方兑现承诺，“还政于民”，举行下议院选举。

第三阶段，亲他信势力的“修宪”事件激起了“黄衫军”的又一次街头抗议运动。2007年5月30日泰国判决泰爱泰党在2006年4月2日的议会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被解散，且该党111名中央执委5年内不准参政。但为了参加12月的大选，亲他信的势力金蝉脱壳，摇身一变加入亲他信的人民力量党，大选的结果，人民力量党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后联合另外5个小党组成联合政府，沙玛出任总理。沙玛上台后决意修改在军政权下通过的新宪法中针对他信和泰爱泰党的限制性条文，反他信的“民盟”在2008年5月25日又重新发起街头示威，抗议政府修宪。8月26日上午，“民盟”的支持者冲破警察设置的封锁线，进入国家电视台大院，最后占领了总理府，并声称继续占领下去，直至沙玛下台。9月2日他信支持者和“民盟”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1人死亡、43人受伤。正当危机处于僵持局面，9月9日突然判决沙玛因主持烹饪节目收取报酬违反宪法第267条款，沙玛被解除总理职务。但是随后他信的妹夫颂猜又被“红衫军”推上了总理的宝座。“黄衫军”不肯罢休，于10月23日晚集结了约10万人准备包围国会，阻止国会讨论修宪问题。随后民盟采取包围国会大院、曼谷两大国际机场等过激行动，与亲他信政府处于尖锐对立状态。12月2日，泰国判决人民力量党等三个执政党因选举舞弊被解散，其执委5年内不得参政，这导致颂猜这位刚上任不到三个月的总理也匆忙下台，“民盟”长达半年多的示威宣告终止。

第四阶段，主席“阿披实上台”事件，引起了“红衫军”的街头抗议运动。2008年12月15日，阿披实在国会下议院举行的总理选举中以235票当选泰国新总理，成为泰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阿披实的上台使“民盟”支持的力量开始执政，于是“红衫军”开始了又一次的街头示威活动，要求阿披实辞职，重新进行大选。2009年1月31日，约3万名“反独联”支持者在首都曼谷市中心集会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阿披实在15天内解散国会下议院、加快对2008年占领曼谷机场的民盟领导人的诉讼进程、解除支持民盟的外长甲西的职务等要求，但遭到副总理素贴的明确拒绝。3月26日，数万名“红衫军”再次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示威活动，并包围了总理府。4月7日，“红衫军”在泰国海滨旅游城市帕塔亚举行反政府集会，抗议在当地举行泰国的内阁会议。4月8日，“红衫军”又在曼谷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提出三点政治要求：总理阿披实辞职；国王高级顾问炳?廷素拉暖和包括前总理素拉育在内的另外两名枢密院大臣辞职；进行民主改革。第二天，阿披实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拒绝“反独联”的要求。[ 陈建荣：“2009年泰国政治、经济和外交形势”，《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2期，第44页。]2009年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是4月10-11日“红衫军”大闹在帕塔亚举行的东盟系列峰会，导致参加峰会的各国首脑和高官无法按照日程进入酒店会议中心，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本届东盟峰会因安全问题延期。4月13日，阿披实命令，决定成立紧急状态法执行指挥部，实施紧急状态法。示威者与军方发生冲突，造成77人受伤。14日中午“红衫军”领导人宣布停止此次示威活动，抗议者逐步撤出示威地点。

第五阶段，“没收他信家族部分财产”事件导致“红衫军”发起向政府“摊牌”行动。2023年2月26日在对他信家族的财产判决中，法官批准泰国政府没收“他信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460亿泰铢（约合14亿美元），这一判决成了“红衫军”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导火索。3月14日中午，十万多“红衫军”在曼谷举行大规模示威，向阿披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24小时内解散国会下议院、重新举行大选。15日，阿披实予以拒绝。为逼政府妥协，红衫军甚至抽取示威者的鲜血，泼洒到总理府门前。这次由“红衫军”掀起的街头抗议活动从3月份开始逐渐扩大，到5月中旬达到高潮，其间政府和“红衫军”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导致了80多人死亡和1800多人受伤。5月19日阿披实政府在军方的支持下，用武力驱散了“红衫军”的抗议运动并逮捕了部分领导人。“红衫军”在被驱散的过程中，为了发泄内心对政府的仇恨，出现了打、砸、烧等违法行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

目前，泰国局势进入了一个“街头政治”的怪圈：精英阶层上台执政，会遭到草根阶层红衫军的不断抗议；草根阶层的代表上台执政，便会遭到精英阶层黄衫军的反对，两大势力的街头抗议交替进行。泰国政治动荡的背后，所折射的是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故而，如果未能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达成妥协，那么任何强硬的政治举措，都很难从根本上化解目前泰国的政治难题。[ 周方冶：“泰国政治动荡的原因与前景”，《当代世界》，2008年第10期，第25页。]

三、泰国街头政治：社会革命还是社会运动？

在政治社会学中，社会运动、社会革命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它们分别指涉不同类型的活动。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是指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行为。而革命（revolution），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 有关社会运动的更多文献可参见：Kenneth Andrews,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Mississippi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War on Poverty, 1965 to 1971,” American Social Review, Vol.66, 2001;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John H. Evans, “Multi-organization Fields and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Frame Content: the Religious Prochoice Movement,” Social Inquiry, Vol.67, 1997; Sandor Halebsky, Mass Socie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西德尼?塔罗在其专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中对社会运动问题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指出斗争政治的产生同那些自身缺少资源的社会参与者由于变化的政治机遇和限制而受到的刺激有关，表现为普通民众（经常与较有权势的公民结盟）对抗社会精英、当局和对立者。在紧密的社会网络的支持下，在能引起文化共鸣和产生行动导向的象征物的激励下，斗争政治将造成与对手之间的持续互动，其结果就是社会运动。[ 王冲：“试析泰国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6期，第29页。]

纵观近年泰国的街头政治抗议可以发现，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的抗议活动，都比较符合社会运动的内涵指标。首先，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数众多，动辄几万、十几万。例如，2006年2月“民盟”反他信政府的示威活动，参加抗议的人数曾多达5万。2008年10月“民盟”反沙玛政府的示威活动人数达到了10万。而2023年3月，“红衫军”反阿披实政府的示威活动参加的人数也有十多万。其次，抗议活动有明确的领导核心，并且“有着自己的社会运动组织网络”。[ Florence Passy, Macro Giugni, “Social Networks and Individual Perceptions: Explaining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Vol.16, No.1, 2001. p. 127.]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的抗议活动，都有一个领导核心，运动在领导核心的指挥下运行。“黄衫军”的领导人物有林明达、占隆等人，而“红衫军”的领导人有纳塔武、卡迪亚?萨瓦滴蓬等人。最后，抗议的目的是通过特定的社会活动来寻求或反对社会变革，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的抗议活动都超越了现有制度的框架，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暴力，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外行为。

“黄衫军”和“红衫军”街头抗议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来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造，事实上，他们在抗议活动开始的时候就缺乏具体意识形态的指导，只是希望当局能够执行或者改变一种政策来实现集团自身的利益。虽然在抗议活动中也出现了流血事件，也有个别抗议者使用武力来对抗政府的行动，但是抗议活动的主流仍然是非暴力的，出现流血事件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而诱发的。他们在抗议的过程中也喊出了要求现政府下台或集体辞职的口号，但是并不要求改变现有国家政体的性质，所以近年来泰国的抗议活动只能算是社会运动而不符合社会革命的内涵。

四、社会变迁中的阶层矛盾和对立话语：

泰国社会运动的发展逻辑

社会学有关社会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二是社会运动的发展有什么规律，为什么有的社会运动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有的则被体制化了。[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页。]本文认为导致泰国从2006年初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运动的因素是他信政府的改革政策引起了社会的变迁，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泰国的草根阶层和精英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并导致双方对立政治话语的形成，在对立政治话语的刺激下，为了维护阶层的利益，各方便通过街头社会运动来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

社会变迁指的是由于社会改革所引起的经济发展、人口迁徙、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别逐步显现的过程。2001年2月9日，他信?西那瓦领导的泰爱泰党赢得下议院选举后成功组阁，他信当选为泰国新一届总理，泰爱泰党作为一个新兴的政党在短时间内发展成泰国第一大党，并形成一党独大之势。[ Darryl S. L. Jarvi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haksin’s Thailand: An Interim Assessment,” Asian Survey, Vol.42, No.2, 2002, p. 297.]以此为基础，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2005年2月举行的大选中，赢得了下议院500个议席中的377个席位，从而开始了该党单独执政的他信总理的第二个任期。他信在第一届任期开始的时候即表示：“这届政府是新时代的政府，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将加强教育科技和研究开发，将通讯技术运用于解决贫困问题，缩小城乡差距，以创新思维和新的企业模式跨越数码鸿沟。”[ 张锡镇主编：《东亚：变幻中的政治风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第217页。]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内容涉及泰国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泰国逐渐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政治发展也较为稳定。[ Michael J. Montesano, “Thailand in 2001: Leading to Live With Thaksin,” Asian Survey, Vol.42, No.1, pp. 90-99.]他信改革涉及的两个最重要领域分别是经济领域的“草根政策”和政治领域的改革。针对泰国农村不发达和城乡分配不均的现状，他信在改革过程中对农村实施了非常优惠的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四项举措分别是：“乡村基金”计划、“三年缓债”计划、“一乡一产品”战略和“30泰铢治百病”计划。这些计划和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得到实惠，“他信的施政路线可以说启动了对泰国旧利益格局的一次强硬攻击，并可能为泰国催生出大量的新生中产阶级”。[ 杨值珍：“红衫军运动与泰国政治现代化”，《江汉论坛》，2023年第2期，第143页。]“草根政策”的提出与贯彻初步扭转了长期以来泰国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不仅有效提高了农村中下层民众的收入水平，而且也为他信新家族资本集团赢得了农村选民的广泛认同与拥护。[ 周方冶：“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与政治转型”，《当代亚太》，2007年第7期，第35页。]

他信在对农村经济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对泰国的政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合并政党、整合政治资源。由于泰国长期受到威权体制的统治，政党政治很不完善，小党林立，派系复杂，这不利于文人政府的统治。为了巩固泰爱泰党的一党独大地位，他信凭借强大的财力优势逐渐吞并了许多小型的政党和派系，为巩固泰爱泰党的执政地位奠定了基础。其次改革官僚制度，强化行政控制能力。2002年6月，在他信力主之下，国会通过了《关于行政改革条例》和《关于政府机构改革条例》的草案，并于当年10月起执行。[ 陈利：“从泰国前总理他信治国政策解读泰国”，《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7期，第36页。]这两项法案旨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层面瓦解官僚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他信倡导的行政体制改革削弱了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和政治影响力，增强了政府的行政控制能力，但同时也招致了整个官僚集团的怨恨。[ Alex M. Mutebi, “Thailand in 2002: Political Consolidation and Economic Uncertainties,” Asian Survey, Vol.43, No.1, 2002, p.107.]最后改革军队，将其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他信上台后，为进一步巩固统治，着手对军队进行改革，在军队安插亲信，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另外加强军队的职业化，以警察取代军队的安全职能，这也招致了部分军官对他信政府的不满，“曼谷的政治精英害怕失去权力、财富与影响力，这促使他们发起一场规模浩大的针对他信的政治运动”。[ Pavin Chachavalpongpun, “Diplomacy Under Siege: Thailand’s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 Impact on Foreign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1, No.3, 2009. p. 450.]

此外，王室对他信当政期间的表现也颇有不满。由于泰国的君主立宪制之下，国王缺乏直接干政的途径，难以成为政治格局的主导者，因此，如果要维持王室的政治地位，唯有通过影响主导者的方式间接干政。[ 李文、赵自勇等著：《东亚社会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于是，泰国王室的政治地位，也就与国王对政治格局主导者的影响力密切相关，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普密蓬国王在各派政治势力的相互对立中所起到的制衡作用。越是分散而相互制衡的结构，越是有利于国王在其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二是普密蓬国王在农村的政治根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普密蓬国王频繁游历整个泰国，了解泰国各个阶层尤其是农村地区所面临的问题。[ [澳]约翰?芬斯顿主编，张锡镇等译：《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国王爱民如子、经常从政府拨给王室的经费中拿出很大部分用于修水利、建电站、办合作社以及用于助学救灾等事业。由于普密蓬国王为泰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而备受泰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信上台后对这两个因素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首先，他信执政时期实现了泰爱泰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他信的政治势力开始主导泰国的政治格局，这不利于国王在分散的各派政治势力中起到制衡的作用，从而间接地削弱了国王的政治影响力。其次，他信在农村实施的“草根政策”获得了农民的支持，这对王室的基层支持率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他信在一些场合言行也过于傲慢，例如2005年4月，他信在玉佛寺举行积德仪式的时候，坐在了通常只有国王才能坐的椅子上，被指责为企图篡夺国王的权力。于是当反他信的“黄衫军”在“我们爱国王、我们为国王而战”的口号下结成政治同盟、甚至采取违法行动时，国王以沉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他信的改革，使泰国的社会生态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农民阶层得到了实惠，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官僚和中产阶层受到了限制，政党政治得到了强化。他信的改革在受到草根阶层欢迎的同时，也受到了官僚和中产阶层的反对，“然而他信依靠众议院的压倒性优势，对媒体的批评和街头示威的要求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使得城市精英话语权极度弱化，导致中产阶级的不满”。[ 陈利：“从泰国前总理他信治国政策解读泰国”，《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7期，第37页。]此外，他信执政后期十分霸道和贪婪：，大搞金钱政治；一党独揽政权，压缩其他党派生存空间；在与王室之间的关系上，他信的很多行为也引起王室的不满。这些导致军方、官僚、中产阶级结成牢固的反他信联盟。[ 张锡镇：“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第24-26页。]

草根和精英阶层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了对立政治话语的形成。在社会运动过程中，各方往往通过话语来争取自己的盟友，并利用话语来诋毁自己的对手，使自己的行动看起来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黄衫军”进行街头抗议要求他信下台的时候，就积极营造对自己阶层有力的政治话语，他们把他信说成是“贪污犯”、“大独裁者”以争取社会对他们街头政治运动的同情和对政府的怨恨。而当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起来反对阿披实政府时，也利用自己的政治话语把阿披实说成是“特权阶层之子”、“并非民众选出来的总理”。正如在“红衫军”示威队伍的一位退休教师所说：“阿披实不知道如何管理这个国家，他在国外生活和学习，他对泰国一无所知。”“红衫军”领导人纳塔武也曾说：“如果阿披实依旧顽固不化，即使他的手不沾上血，他的脚也会沾上血和我们的诅咒。”

泰国的政治文化对社会运动中对立政治话语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泰国奉行的是一种庇护制的文化，核心是上层对下层的庇护和下层对上层的忠诚，即“一个有一定财富和权力的人，允诺利用其财富和权力去帮助和保护某些人，后者成为其附庸，以忠诚、感恩的态度对恩主提供支持作为回报”。[ 庄礼伟：《地球屋檐下：关于人类政治的观察笔记》，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1页。]这种依附型社会关系在泰国形成了一个“社会资本”网络，并基于利益交换而存在。[ William A. Callahan, “Social Capital and Corruption: Vote Buy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Thailan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3, No.3, 2005, pp.495-508.]这种利益交换导致了不同集团的效忠对象是不同的，对于同一个人，有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描述，这种话语一旦被运动的领导者利用起来，就有可能形成势不两立的阵营，对社会运动的发展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泰国目前的矛盾不在于谁执政，而在于社会的分裂，而社会分裂的原点，即便不直接说是他信，至少也是从他信执政开始的。他信的一系列草根政策恩惠了广大农民，但其一系列未曾兑现的承诺也严重损害了中产阶级及富商集团的利益。泰国一些没有党派立场的媒体作评：不带情绪而论，他信打破的是泰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贫是贫、富是富”的固有状态，当“穷人有了钱，富人折了本”，原有的社会结构自然就会发生改变，并且要伴随阵痛。[ news.省略/20230519/n272203862.shtml，上网时间2023年5月4日。]

政治社会学范文第3篇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宪政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政务人员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政治社会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社会化

当前大学生社会化的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也存在很多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必要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客观需要。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现实社会关系中的，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实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人的社会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人的社会化，就是认识、选择和体现一定现实社会关系的根本要求，内化一定的社会规范，形成人的社会本质，提高人的社会化程度，实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把人培养成一定社会所需要的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实现人的社会化，对于大学生来说，就要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认识、把握、选择和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根本要求，内化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实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把自身塑造成为具有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社会本质的合格的社会成员，也就是说，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大学生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大学生，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客观上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否则，很难把大学生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途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客观上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社会化的途径、方法针对大学生社会化中存在的问题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来说：

（一）要坚持正确导向

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不仅受到学校的规章制度的影响，更受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制度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与大学生相关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制度的影响。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制度时，要考虑这些方针政策制度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综合影响，注意把政策导向与思想导向统一起来，寓思想导向于方针、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之中，通过方针、政策、制度的制定来解决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引导大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价值取向，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政策导向与思想导向的合力。

（二）营造舆论氛围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大众传媒既可以通过舆论引导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促进社会的发展与大学生的发展，又可以通过氛围营造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大学生的成长。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与社会大众传媒的影响息息相关，社会传媒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大众传媒的受众面广、信息量大、实效性强，在社会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注重运用大众传媒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

（三）参与社会实践

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不仅离不开在高等学府的系统理论学习，更离不开社会实践的锻炼与教育。强调，青年学生“要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要健康成长，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要向社会实践学习，自觉地投身于火热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知识常新和发展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也是青年锻炼成长的有效途径。青年人要立志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磨炼意志，砥砺品格，把所学的知识用于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提高。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这是古往今来许多人成就一番事业的经验总结。”理论是实践的科学总结与抽象，实践是理论的不竭源泉与动力。社会是个大课堂，实践是门大学问。社会实践为青年学生提供了成长成才的重要平台，青年知识分子要把学习科学理论和投身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自觉走与实践、与工农相结合的成长道路，走向社会，投身实践，贴近实际，了解国情，融入群众，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通过社会实践检验和发展理论，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作贡献、长才干，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与素质，促进自己的发展与进步。

（四）优化社会环境

大学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大学和社会环境发生着重要的交互作用，大学生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反映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折射着社会环境的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要求我们不断优化社会环境，充分发挥社会环境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功能。为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做到适应环境与优化环境相统一，既要引导大学生适应社会环境的新情况、新变化、新要求，又要注重引导大学生正确分析社会环境，在适应的基础上为不断优化社会环境作出努力，进而通过优化社会环境来提升社会环境的育人功能；要做到优化大环境与优化小环境相统一，大环境就是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化的形势，他们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小环境就是指高校内部的教育环境，包括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机制、制度、政策、措施，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育、体育因素，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氛围，以及学校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底蕴的和谐统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致力于改善小环境，通过改善和优化小环境来推动大环境的改善与优化；要做到优化硬环境和优化软环境相统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环境，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技术发展所形成的物质条件、生活设施等硬环境，而且包括社会舆论、社会风气、文化氛围、规章制度等形成的软环境。硬环境是软环境的基础，软环境是硬环境的灵魂，没有硬环境，环境育人就失去了重要的物质保障，没有软环境，环境育人就会丧失应有的育人功能。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把优化硬环境与优化软环境结合起来，“软”“硬”兼施，统筹协调，全面优化；要做到优化现实环境与优化虚拟环境相统一。我们生活的现实社会和大学校园，构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环境。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虚拟世界，大学生可以通过虚拟的方式，以虚拟的身份进入虚拟世界进行虚拟交往。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交往主体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实情感，进行相互沟通和交流，这种交流具有很强的隐匿性，它为大学生在虚拟世界中展现与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自我，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诉求，提供了方便和可能，但它也为在网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在网上进行诈骗活动以及传播“黄、赌、毒”的违法犯罪行为等提供了可能。它容易导致现实主体与虚拟主体的分离，进而导致网络主体的双重人格和心理扭曲。因此，要把优化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统一起来，加强网上的教育引导和监督管理，提升网络主体的道德素质，规范网络主体的道德行为，净化和优化网络世界的虚拟环境，使虚拟环境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要做到建设积极环境与治理消极环境相统一。

政治社会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初中政治社会适应能力策略

就目前初中政治教学的现状可明显看出，基础知识的传递是教师讲课的重点，对学生学习兴趣培养、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等并未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培养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方面遭受到教师的严重忽视。对初中政治教学来说，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不仅是教师教学任务完成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学生自我成长的表现。初中学生结束了小学基础教育，在情感与知识等多方面都有一定的变化。学生思想发生改变，必然会引起学生行动的变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培养学生社会适应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初中政治教师在教学活动实施的过程中，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一、提高学生的“三观”理解

常说的世界观，直白来说就是对世间万物的看法，而这就是最根本和最基础的看法。而不同的人在形成世界观的时候会因角度与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从一个人的人生观中可以看出其对自己人生的理解[1]。说的形象一点就是生存的目的、价值与意义的理解。从形成过程来看，人生观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社会形态有着一定的联系。而价值观则是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周围客观事物的重要性与意义的特殊看法。通过价值观可以充分展现一个人的价值追求、价值目标与价值取向，同时也可以说是衡量事物的一种标准。其实，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具有相互联系的关系。从某些方面来说，世界观决定了人生观，而人生观则对价值观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观可以反映社会意识，并且世界观对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提供必要的根据。但是一旦形成错误的世界观将会在社会活动中出现错误。因此，在初中政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并将其作为授课任务，继而重视学生的世界观教育。与此同时，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应当协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与政治信念。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与坚定的政治信念后，就会促使学生在学习与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求进，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针对初中教学活动场所与教学对象的特殊性，教师在展开政治教学的时候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实行有效的教学方法，继而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与行为习惯，树立正确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

二、结合社会生活

长期以来，在初中政治教学活动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存在，即政治教学与社会活动之间的互动非常少。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重视传统知识的灌输，并没有在道德教育活动实施的过程中结合社会实践，这样就导致了初中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缺乏必要的实践活动[2]。就初中政治教学活动而言，实践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实践活动，必然会影响教学活动的顺利实施。受到传统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的影响，社会实践活动并未纳入到教师的教学中。很明显，这样的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政治课程相对于其他课程具有一定的严肃性，造成学生很难全身心的投入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当明白，教育源于生活，但并不局限于生活。基于此，初中政治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当形成生活化模式。生活化的教学模式主要体现在这么几点上。首先，教师组织教学活动应将学生的生活背景与生活经验作为根本。其次，教学活动需结合社会生活。最后，鼓励学生应用正学习的知识与思维注意生活、分析社会现状，并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的形态下，教师的政治教学需要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这样学生的认知能力会获得极大提高，继而更好地适应社会。

三、引入时事热点

初中政治教学活动实施期间，需要完善学生判断善恶标准，还应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以此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为保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初中政治教学就需要将时展的相关动态注入课堂教学中，这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具有促进性的作用。在教学活动开展期间，为提高学生思考能力与解决问题，教师还应当选取合适的时事热点作为教学题材，以便学生更好的认识社会。时事热点并不仅仅局限于新闻，还包含了经济、政治、教育、国防、军事及文化等众多内容。唯有知识涵盖面较广的情况下，才能够促使学生与时展保持同步。将适当的时事热点引入到政治教学中具有一定的必要性[3]。该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教材的补充，促使学生掌握课本知识的同时，感受到学习的快乐，这对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教师在时事热点教学中应当特别注意不可满堂灌。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可以提高教学效率。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唯有如此，才能够促使学生在学习不断进步，培养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总而言之，在初中政治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对培养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予以高度重视，促使学生成长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

参考文献：

[1]郑颖妍.如何提高初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质量[J].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12(04):92.

[2]钱书勇.浅谈初中政治新课程课堂教学情境的创设[J].德阳教育学院学报，2023，11(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