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武昌起义后，朱执信领导的广东民军在广东光复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民军进入广州城后的安置工作也是在朱执信的领导下进行的，在这一特殊时期，朱执信也与广东的民军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朱执信又面临解散民军的艰难抉择。民军的大部分裁撤，在稳定政局方面有一定作用，但也给此后的时局带来了负面影响。

[关键词]朱执信； 辛亥革命； 广东民军

一、发动民军光复广东

清朝末年，这些民间组织的反清力量遍布全国，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尤其以广东地区为最。两广总督岑春煊曾上折称“广东之盗，散则为小匪，聚者为大股，一星之火，倏可燎原，各属不必皆有肇乱之事，而随在皆有可以肇乱之人……以言粤营牟勇之难且苦，炯非他省防营所可同日而语。”

（4）

这些散布在民间的所谓“广东之盗”，正是辛亥年间民军的主要成员。对于革命依靠的力量，朱执信很早就做出了这样的预言：“今后革命，固不纯持会党，顾其力亦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

（5）。朱执信还指出，这些“细民”自清入关以来，许多人都参加了以“反清复明”为目标的会党，以待时机。朱执信、胡毅生等革命党人正是看到了这些“细民”的革命热情，朱执信曾“自刻一图章，用来作招抚绿林中人和组织民军的专用暗号”

（6）。并对这支民间反清力量进行有组织的宣传和整顿，随着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加强，民军的战斗力逐渐增强，他们先后参加了饶平黄冈、惠州七女湖、防城、钦州马笃山、镇南关、云南河口等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均不同程度地给清王朝以重创。

朱执信积极参与了这些武装起义的谋划和组织工作，对此，同仁给以充分的肯定，他们认为，广东的会党和民军，“大半由朱执信、胡毅生约期发动，余者均争发难”，“至辛亥光复之际，执信联络此类之民军，计在十万人以上”。

（7）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逆转，遭受屡次失败的广东革命党人看到了新的希望。时在香港的朱执信与胡汉民认真分析了广东的形势，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抓住时机促成广东独立，以声援武昌起义，扩大革命影响。朱执信的任务是与胡毅生等人潜入广州附近各地，发动民军进逼省城，给广州政权施加军事压力。

省城广州的光复，有力的推动了全省各地民军的起义和驻军的反正，加速了各地的光复进程。胡汉民曾给以相当公允的评价：“当时的独立，全由先生（朱执信）运动驾驭，然后方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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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顺应形势整顿民军

另一棘手问题就是大量涌进广州城的番号繁多的民军。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陈炯明所部循军，约万余人、王和顺所部惠军，约三千余人、黄明堂所部明字顺军，约两千余人，其次有陆领所部领字营、李福林所部福字营、陆兰清所部蓝字营、黎炳球所部黎字营、石锦泉所部石字营，等等。约五六十股，共十万余人（一说十四万人）

（13）。

辛亥革命以来，朱执信对广东省的这支民间组织的武装力量―民军，投入了大量心血，也与多数民军及其首领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对于有人提出的解散民军的意见，最初朱执信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兵是不可废的”“怕他来从匪中来，去向匪中去”

（14）他认为民军的成员大多数是比较好的，但是民军“之各自为政，终非善策，乃从划一整治，统一教育入手，使其由绿营放纵生活，纳入严肃整齐之中”

（15）他认为只要对民军加强训练，提高素质，这支部队是能够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的。

为了把民军培养成正规的革命武装力量，朱执信把民军“定编制分为若干个统领部，视人数多寡，每统领部编成三营或

四、五营”

（16）以期从组织上改造民军。为了将民军真正融入革命阵营，朱执信还积极吸收民军优秀分子加入同盟会，此举一方面有利于革命阵营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把他们置于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

为提高军队素质，朱执信还派出许多受过军事教育的革命党人到民军中任教员。当时跟随朱执信从事民军工作的李章达回忆说“他根本不相信当时由巡防营、陆军等转变过来的那些队伍，他为着要把起自民间的民军健全起来，于是派出了若干有革命思想的陆军学生到各民军中担任教练员，我就是其中之一。”

（17）在出师北伐的问题上，朱执信提出了组织以民军为基础的北伐军的建议，此举一方面能起到解决部分民军问题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北伐军队数量的有力补充，因此得到了胡汉民等人的采纳。后来胡汉民说到“其后北伐之成行，以执信之赞助为最多。”

（18）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朱执信还协助胡汉民成立了军团协会和民团督办处，以解决民军各项实际问题，这些机构的设置暂时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为克服民军恶习，军政府多次颁布军令军纪，对于一些危害社会治安并对军政府颁布的的律令置若罔闻的民军给以严惩重罚，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使进城初期的民军基本上处于新生政权的控制之下，据军政府都督胡汉民称“余与竞存常摒去卫士，徒步而行；执信、毅生等，则始终无卫随之人。斯时之秩序，以革命之空气为之维持。民军之至不谨者，亦无公然违令作恶之事……”

（19）此语或许过于夸大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经过整顿后的民军绝大多数在进城初期军纪还算是差强人意。

三、民军难治忍痛裁撤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军的大量存在逐渐成为严重威胁广州政权发展的毒瘤。

此外，前述进城初期的民军之所以能基本上保持“无公然违令作恶之事”，民军大多是由失业的流氓无产者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被迫起义，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为了解决个人生计而投身革命的，民军首领起义的目的更是开拓地盘、广辟财源，极少有人为着“民主共和”的目标参加革命。当新成立的军政府无法满足他们“捞一把”的要求时，他们制造聚众闹事、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事件就在所难免了。

据《时报》报道，当时广州城内，“无论何军，皆可以逮捕国民，借搜查军火为名，入室抢劫，……千百成群，怀挟枪弹，一言不合，轰声即起。”

（22）邹鲁也提及反正之初，“民军拥集，劫掠频闻”

（23）。省城频繁发生的打砸抢暴力事件，严重干扰了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他们开始对时局抱有不满，九善堂代表市民要求军政府“妥为安置民军”

（24）对于当时的革命政府来说“省内民军，能守权限，明大义者虽不乏人，而多半出自绿林，任性肆为，不受节制。激之恐生乱，听之则病民，遂酿成尾大不掉之险象，此大都督之实权所以不能行使者也。

（25）”在这种情况下，裁撤民军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