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在 中国 近代史学史上究竟占有何种地位？陶希圣最大的史学贡献，是创办和主持了《食货》半月刊。《食货》的创办，是陶希圣对中国 社会 史论战作学术反思以及在 政治 失意后转向教学之境遇的一个结果。《食货》创办的史学意义，在于其明确打出“社会史专攻”旗帜，对于中国社会 经济 史 研究 的开展，起到了拓荒与奠基的作用，在使中国史学融入世界史学新潮的历程中，起到了推进的作用。《食货》的成功，得益于陶希圣在会通史料与 理论 之研究路上的探索。所有这些对他在中国近 现代 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最好的说明。

陶希圣 《食货》 社会经济史

一 陶希圣与《食货》的创办

1934年12月1日，经顾颉刚提议，在陶希圣的努力下，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名义创办的《食货》半月刊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发行。[4]刊物原名《史心》，后受正史中“食货志”的启发，取名《食货》。于是，一个“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并在1949年之前被史学界誉为“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的学术期刊，便在近现代史学史上诞生了。

《食货》的创办与发行，应是陶希圣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反思的产物，同时也与陶希圣本人在这时期的个人境遇有密切关系。

1931年上半年，当时的学术中心北平发生的一个事件，使得陶希圣的生涯再次发生变动。从1930年底开始，北京大学史学系发生了要求学校罢免系主任朱希祖，改革课程设置的罢课学潮。这次学潮，校方与学生一直僵持到6月，最后由校史学会议决出甲、乙、丙、丁四项议案，作为复课条件向“蒋校长（梦麟）交涉”。其中包括聘请陈翰笙、陶希圣担任教授，以及开设：“一中国社会史、二唯物史观研究、三历史 哲学 、四中国文化史、五西洋文化史、六考古学”等课程。[9]于是在这年的夏季，陶希圣开始应北京大学之聘，从当时革命理论论战中心的上海转入学术文化中心的北平，讲授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应该说，正是此后的几年所置身的学术环境，以及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使得陶希圣在研究方面基本完成了从“革命家的历史”到“历史学家的历史”的转向，潜下心来“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清算自己在论战“四年来”所犯的“冒失的毛病”，开始更多地从学术角度考量中国社会史的问题。

学术的发展与陶希圣本人政治失意后的学术境遇相汇，于是催生了《食货》半月刊的创办。

二 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与今天学术界所认为的，作为与国家层面相对应的社会史范畴不尽相同，1930年代学术观念中的社会史，更多的是指社会经济史。陶希圣曾在《南北朝经济史》的《自序》中说：“中国经济史本是一块未开的生地。‘斩之蓬藿荆棘’，是件最苦最难收效的事。”而《食货》的创刊，之于中国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它的拓荒与奠基。当然，对于陶希圣来说，其创办《食货》半月刊的初衷，本是想通过具体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解决中国社会史论战未能解决的对中国社会认识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无意间却使他借助《食货》这个学术平台给当时的中国史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境地，构成使中国史学“预流”于世界新史学之潮的意义，这确实也是陶希圣所始料未及的。

这些史学专门刊物的创办及其所提出的办刊宗旨表明，为满足新的，着重从整个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的角度阐释历史发展的要求，在《食货》创刊之前，史学界已经在构筑和经营这种学术园地了。而事实《食货》也是因应这种史学要求所创刊的“社会史专攻”刊物。但是从后来史学发展的情况刊，上述这些刊物，第一，没有如《食货》那样明确地打出“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大纛；第二，没有如《食货》那样从理论到方法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译介和讨论；第三，没有如《食货》那样在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实践中涉及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段和如此广泛的社会范围；第四，没有像《食货》那样发行周期如此密集，聚集了如此众多的研究者。因此这些刊物也理所当然地没有像《食货》那样，在当时的史学界造成深远的学术影响。[18]

显然，当时的《食货》，实际已俨然成为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以及联系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力量的重要纽带，学术影响也迅速扩大。据《食货》第3卷1期记载，当初《食货》“顶先每期只印两千份，打算发出一千五，留五百预备作合订本，供给将来的需要。创刊号发出后一星期，发行人被迫再版一千。到了第一卷五六期，发行人便每期印四千，发出三千三，赠阅‘食货’会员两百，留下五百份作合订本”。[18]（P38）一份学术刊物，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就形成这样的发行量，在1930年代不能不说是相当可观的了。大夏大学的梁园东，曾致信陶希圣说：“《食货》在大夏为最风行之读物，大夏出有《历史社会论文索引》，对《食货》论文几无篇不索，可见同学等之爱好。”[18]（P56）晚年的钱穆亦回忆说：“时（顾）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19]（P170）

三 会通史料与理论：《食货》成功的重要原因

《食货》之所以在当时的史学界获得重大的成功，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中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其重视史料的搜集而又不忽略理论探讨的办刊宗旨及其具体实践分不开。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迄止1930年代初，中国的史学界，新的历史解释理论与方法和具体研究实践，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而处于分离状态。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展开，中国史学的格局也俨然分割：“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3]（P360）即一边是祭着历史唯物主义公式，抽象论述中国社会发展性质的“海派”，一边是恪守“史料即史学”宗旨，结合西方实证与“乾嘉”传统，以史料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作为学术主流的“京派”。陶希圣从上海到北平，似乎已象征了其会通“海派”和“京派”治学路数的意义，而《食货》的创办，则使这种会通的意义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当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正酣之时，包括陶希圣在内的一些人，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经济层面的复杂性，实非简单化的概念所能概括，于是穷研史料，加强专题研究的学术要求便凸显出来。但是在重视史料整理的基础上，史料与史学究竟应是怎样的关系？怎样结合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发掘相关史料？怎样处理社会经济史料与理论阐释的关系？仍是需要努力实践与探讨的问题。对此，陶希圣通过《食货》所做出的一些理论探讨和学术实践，应该说是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首先是强调史料的意义方面。针对社会史论战所表现的空洞的教条主义弊端，陶希圣在《食货》中一再强调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创刊号的《编辑的话》中，陶希圣明确指出：“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批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正，切实讨论。”因为在陶希圣看来，“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而“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3]（P29）此后，在后来几期的《食货》中，陶希圣仍一直强调：“《食货》所自定的任务，是重在搜求史料。我们所以这样做，是由鉴于今后如果还是空谈方法，使方法论仍旧杜留在观念的王国里，方法一定没有进步的可能。”[3]（P164）

除正史外，陶希圣赞同史料要广泛扩充，其中最为所重的是地方志，认为它是“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之一。为此，陶希圣在《食货》撰文，号召“发起详读地方志”的活动，提议在阅读过二十四史等基本史著“在把社会的历史过程稍有头绪（也只能够稍有头绪）以后，便下功夫从地方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的材料”。关于整理地方志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意义，陶希圣举例说：“如果把罗马城、雅典城、加答基城这些都市撇开，你怎样想象得出欧洲的古代社会？如果你把威尼斯、几诺瓦、汉沙同盟的几个城撇开了，你就不能谈后期的欧洲中古史了。反过来看，这几年来，大家正在撇开了广州、泉州、明州、扬州、苏州、杭州，高谈宋、元、明的社会。大家正在撇开内蒙的盐场牧场谈契丹；正在撇开有名的寺庙历史谈封建时期。大家都是这样的远离现实，驾雾腾云，也难怪一封建制度便从古到今，一资本主义便从今到古了。我们固然要把理论 应用 到材料上去，可惜材料是架空的。在数学上，零加零仍旧等于零；在这里，空加空不仍然是一个空？”。[3]（P70）

以上的论述表明陶希圣是十分看重史料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仅此而已，那么《食货》是不会在当时考据学派居主流的史学界独树一帜，吸引影响很多青年学者的。真正使《食货》在社会获得影响的，主要还是刊物所反映的主编陶希圣对历史资料搜集和理论阐述两者之间的会通意识，以及在这种会通意识指导下的研究实践。

关于史料与理论和方法的关系，陶希圣在《食货》中是这样分析的，他说：“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有些史料，非预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我并不反对有个结论在心里，再去找印证。我不过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方法。……那末，心里一点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就史料论史料，好吗？这也是不成的。我先问一句，那自称没有成见的史学家，真的没有成见吗？没有的事。他已有很强的成见。他的成见是他自己不承认或不知道的。没有成见，不能拒绝别人的成见。便令没有任何的一件在心里，你去哪儿找哪个材料？” [3]（P29）

在强调理论方法的重要意义的同时，陶希圣并不主张把理论方法神圣化，以至于以理论阐释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他认为理论方法只能指导我们研究历史，但并不能代替历史研究本身。因为“世间还没有人创一个神妙的方法，使我们一朝得到这个方法之后，万年万事皆通。因为人不是神，所以任何伟大的理论家，只能指示我们一个观察事物的眼光，解释事物的见地，批评事物的立场。任何伟大的理论家不能如《创始记》所说的那样，替我们创造历史的事实。”即“理论和方法只能使我们用来研究历史，并不能代替历史的本身。” [3]（P505）更何况时代在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发展，因此历史材料也需要不断的以新的时代的眼光，以新的理论和方法予以新的解释，因为“历史家并不把全部社会现象都写下留给我们。他用他的哲学剪裁史实，用他的社会描摹前代，缀成他的著作”。“我们的眼光所要发见的史实，是与他的哲学所存留的史实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本于我们的眼光去重新的发见”，重新地解释。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当时的陶希圣，对于史料和理论方法的关系已看得相当透彻，也相当辩证。在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及哲学诠释学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历史认识中主、客体互动的关系，对于历史认识主体“先见”（prejudice 或 VorurtEIl）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对这些“先见”限度的把握等认识问题的理论探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以这些新的理论反观陶希圣对于史料与理论方法之关系的相关论述，尽管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非理论自觉的粗糙的论述，但是就其在《食货》中发表的这种论述来说，在当时中国的史学界仍然应说是具有理论贡献的。

对于因探讨中国社会史问题而步入史学研究的陶希圣，发掘史料也罢，探讨理论和方法也罢，其创办《食货》的最根本的目的，应该说仍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问题，这或者也可说是陶希圣始终不能释怀的学术情结，也是当时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

虽然早在创办《食货》半月刊之前，陶希圣就注意到社会历史发展特殊性的问题，曾经指出：“虽然我们能够把社会形式分做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属于某种社会型的社会，而毫没有驳杂的成分在于其中。”[22]（P11）但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究竟具体展现的是怎样的形态面貌？究竟走过的是怎样的历史历程？激烈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没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当时陶希圣本人也没有足以说服他人的论述。于是这种对社会发展形态大问题的思考，也就 自然 地被带入了《食货》之中。然而此时陶希圣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已是经过了对社会史论战的反省，开始努力取径于会通理论与史料，汲取西方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中国社会自身特点的研究理路。

四 余 论

[1] 陶希圣. 潮流与点滴[M]. 台北： 台湾 传记出版社，1979.

[2] 刘道元. 两宋田赋史[M]. 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

[4] 翦伯赞. 历史 哲学 教程[M]. 石家庄：河北 教育 出版社，2000.

[5] 齐思和. 近百年来 中国 史学的 发展 [J] 燕京 社会 科学 ，1949

（10）.

[6]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 杨豫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7.

[7] 何炳松. 何炳松文集第3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 北京大学校史 研究 室. 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2] 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 创刊之辞[J]. 历史科学，1933，1

（1）.

[13] 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 本刊宣言[J]. 现代 史学，1933，1

（1）.

[14] 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 编后余墨[J]. 现代史学，1933，1

（1）.

[15] 杨联升. 打像为誓小考[A].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论文集[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6] 黎志刚、林燊禄. 学人专访：全汉升院士[J]. 汉学研究通讯，1986，5

（1）.

[19] 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20] 张春树. 民国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J]. 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

[22] 陶希圣. 中国社会之史的 分析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4] 张绍良. 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为纪念中国史学会成立而作[J]. 力行月刊 1943，7（4期）.

[25] 顾颉刚. 当代中国史学[M]. 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

注释:

[1] 对于陶希圣史学的评价，1949年以前，人们大多持肯定的态度，如顾颉刚认为，在当时的历史学者中，“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而其中“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地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它 应用 各种社会科学和 政治 经济学的指示，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很大”。（《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也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 影响 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北平中国书店，1935年）直至1949年10月，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仍认为，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此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或不被人提及，有的只是反面形象。

[2] 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所载刘茂林《<食货>之今昔》一文。

[5] 陶希圣曾担任过汪伪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参政会成员，后因对汪精卫和平运动失望，幡然悔悟，迷途知返，于1940年与高宗武秘密逃离上海，在香港公开揭露汪日秘约，酿成轰动中外的所谓“高陶事件”，此后长期担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并为其起草《中国之命运》；1949年去台后，历任国民党中央中常委、中评委等要职。

[6] 时已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详见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载《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7] 其中仅《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在出版后的三年间就重印了八版，先后印刷达数万余册。

[10] 该文又收入《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三辑。

[13] 参见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载《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按田先生这里所说的是陈寅恪，其实陈寅恪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不是没有认识，但是，由于理论认识的问题，陈寅恪更主要的是把经济制度隶属于文化的范畴认识的，而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来认识的。如其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便云：“夫纲纪本立像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因以保存。”

[15] 参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5页，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第3-10页。

[16] 当时不多的一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论文，多是以社会学刊物为园地，如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社会科学杂志》、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季刊》、中山大学的《社会科学论丛》、中央大学的《社会科学丛刊》、武汉大学的《社会科学季刊》等等。

[17]北平社会调查所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自5卷1期起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

[18] 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为半年刊，《历史科学》仅发行了二期，《现代史学》坚持时间虽较长，但 内容 不是“社会史专攻”刊物，故这些刊物远不能与《食货》相比。

[19] 参见杜正胜《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特从理论、方法与资料、课题论》，载《第三届史学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4页。

[21] 按：此处原文如此，但似有讹误。

[22] 此处引文“不如经一番……”疑原文有误，按表述的句义，似应为“如不经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