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精选5篇)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范文第1篇

我们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提高了效率也带来了公平。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是很多可以由市场进行配置资源,现在仍然由政府配置,另一方面,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原则下,避免一些固有的市场经济的弊端。

计划经济的逻辑是,由于由政府来配置资源,就会减少由市场配置资源带来的盲目性和浪费,计划经济假定政府完全了解社会的需求,这是其逻辑前提。这种计划经济的逻辑现在看来似乎很荒谬,其实,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由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时候,产生了很多弊端和社会矛盾,人们开始思考解救资本主义的良方,一种方法是凯恩斯主义的实践,另一个方法是实施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在早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弊端毕现,即低效率、官僚主义、长期忽视人民的消费等,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必须走向改革或经济体制转换。

市场经济的逻辑是首先把人假定为理性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并无意公共利益,但是最终带动了公共利益的发展,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指引人们去决策。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自由,由于自由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个人与企业的作用,产生极大的效率。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最大效率的是企业,这个企业是特指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会产生无数企业家,这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国有企业的数量,计划经济消灭了私有企业,一国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不是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没有主体,企业的领导人与企业不是命运共同体,企业的盈亏与他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市场经济以私营企业为主,发达国家的发展都靠的是私营企业,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主要靠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是有一些产业涉及到国计民生,其实,这些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很多,例如,粮食的生产涉及国计民生,如果也都由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来生产的话,效

率一定很低,我们有个这方面的教训。以军事工业为例,美国、日本都是有私营企业来生产,效果很好,我们也有探讨改革的必要。中国的钢铁企业、电信行业、石油行业等主要都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效率低、价格高、贪污腐败浪费严重,要逐步民营化,至少有民营企业加入,增强竞争,这样一来,经济发展才有活力。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国有企业也应该主要提供公共产品,凡是能由私营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领域,政府都要退出。国家不能经营可以有竞争的企业,原因是,民营企业是无法与国有企业竞争的;国有企业由于垄断会出现创新不足的问题;国有企业如前所述,是没有主体的企业等。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有一个责任对称问题,私营企业如果失败,企业家可能是倾家荡产。国有企业如果失败,可以有政府的帮助。在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的非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在决策的时候都有可能成功或失败,但是由于私营企业的逐利性,也由于一旦决策失败,必须后果自负,因此在决策的过程中会慎而又慎,这样一来,其成功率必然会高。

在新经济情况下,市场的未来、技术的未来、产业的未来都不是能由政府决定的,要由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去不断的尝试,这样成功的机会就变多了,最后可能成功。有一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在战时在灾难时期,可能会有效。其实,这是表面现象,在战时在灾难时期,可能会有极短时期需要强力控制,然后就要让位于市场。政府只是调节市场不是控制市场和破坏市场。投机和囤积居奇都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一场大雪使一座城市交通堵塞,供应紧缺,食品价格上涨,这个时候控制价格吗?如果不控制价格,提高价格,受灾的民众觉得政府无力,觉得经销商趁火打劫,但是控制价格的后果是大家都没有食品,由于价格便宜很快被买光。如果不控制价格,提高价格,就诱使经销商为了逐利想方设法去进货,进货的成本可能会高,由于价格不受限制,可以弥补货物的一时的短缺。逐利的后果是使灾民度过了难关,如果只是依靠道德的力量或政府的力量将一事无成。囤积居奇也是化解危机的一个好办法,一种产品的匮乏,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价格,由于有利可图,自然就会有人去经营。为什么匮乏,往往是由于价格低,需要一次矫枉过正。以粮食为例,由于囤积居奇会导致一些人没有能力购买怎么办?这时政府要发挥作用了,可以提供救济,也可以政府高价买粮低价卖给需要救济的人。慎用行政的办法,行政的办法可能缓解一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期货、期权就是现代的囤积居奇,由于大家都想囤积居奇,囤积居奇这种牟利的方法就被化解了。

市场解决效率问题,市场也解决公平问题。政府主要是弥补市场的不足,可以解决部分的公平问题。计划经济的目的是既要解决效率问题也要解决公平的问题,结果是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市场经济的发展往往会产生一个常被诟病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效率的体现,资本的集中是效率,集中以后还会带来新的效率。问题是两极分化的贫困的一极也要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如果是由于市场的原因产生的两极分化无可厚非,没有人非议比尔盖茨、巴菲特、袁隆平的财富。如果两极分化是由于官员的腐化形成的或者是大家并没有公平的机会,这是政府的责任,与市场无关,要逐渐改变。市场经济会使一部分人富起来,邓小平同志早有预料。计划经济设想的共同富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忽视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共同富裕,反而导致了共同贫穷。成功的市场经济是能够使富人与穷人和平相处,富人富有的原因不是由于穷人的贫困,富人的存在使穷人的日子更好过了;穷人的贫困不是由于富人的存在造成的。

集体的力量大还是个人的力量大,这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计划经济时期强调集体的力量,所有制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农村,解放初期土改后,农民得到土地没有多久就实行互助组生产队人民公社,其结果是农村的长期的低效率,1980年以后的包产到户又一次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说明个人的力量高于集体的力量。农民的联合必须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公有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在城市的改革中也一样,市场经济产生了很多富人、很多企业家,是由于企业家的存在才有企业,企业家可能救活一个企业。个人的力量往往大于集体的力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法发挥个人的作用,个人被淹没在集体中,还被美其名曰集体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就是发挥了个人的潜能。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次伟大的变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有很大的市场,阻碍进一步的改革。有人认为,计划经济也有其好的一面,市场经济也有其不好的破坏性的一面,必须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取长补短。这样做的后果是都取了双方的不好的一面。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对计划经济的思路和做法要逐渐改变以适应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范文第2篇

哈耶克历数了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强调一个社会的正常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这一观点被称为是对古典主义自由主义原则的重申和创新。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保守主义思想家。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先后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科学博士学位。

哈耶克的成年生活大约有一半时间实在他的祖国奥地利度过的,与德国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接触;另外时间是在美国和英国度过的。在这12年中,这个国家已成为他的家乡;他在此期间日益相信,“在德国摧毁了自由的力量,至少有些在这里作祟,一半而且这种危险的特征和根源,可能比在德国更少为人认识到”。[1]

哈耶克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哈耶克这种思想产生与其生活的时代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包括流行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凯恩斯主义”和与资本主义并行流行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

一、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界定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是对个人自由的破坏,因此他竭力反对经济计划。他认为计划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所接受,是因为人们在现有知识体系下对未知发展预测的渴望。在此意义上,“每一个人只要不是彻底的宿命论者,就是一个计划者。”[2]计划本身无可厚非,但现代计划者拥有人民给予其计划的权利时,往往不满足于仅仅设计一个具有长效性的计划并符合人民要求及发展规律的合理框架,而更多的是“个人根据他们个人计划指导他们的个人活动,他们所要求的是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经济活动加以集中管理,以便以一种明确的方式来规定个别人的目标的计划”[3]。哈耶克认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威胁,这也是他批判计划经济的重要原因。

计划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计划的是否民主,而计划是否民主则关乎计划的性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提到:“计划并不必然可怕。计划是否可怕,要看谁在计划,本着什么目标而计划以及是否顾及因行此计划时大家的牺牲”。[4]这就强调了不是所有的计划都是消极的,要辩证的看待.哈耶克所批判的计划是反竞争的计划,或者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

哈耶克反对一切任何形式的经济干预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哈耶克便急切地对凯恩斯的市场经济干预主义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发出警告,指出任何旨在实现公平奉陪的政策和计划,都会导致对法治的怕破坏,而且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人保证计划对每个人都有利。

可以看出,除了个人范围内的计划以及战争危难时期“战时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外,哈耶克反对一切其他形式的经济干预,认为即便干预手段在短期内有效也只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对社会经济危机“治标不治本”。

二、哈耶克时代计划经济的状况

一是欧美凯恩斯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家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选择性实行凯恩斯主义。美国罗斯福新政就是借鉴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实行宏观调控。当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作为自由放任的私人企业制度典范的英国,经济出现的滞胀状态并持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他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府干预来影响市场经济过程,这一导向曾支配了二战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达数十年,导致了世界当代经济史上的“凯恩斯革命”。

与之相对照,哈耶克则数十年坚持弘传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一贯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过程,从根本上捍卫了自由市场秩序的核心理念。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他把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的出现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5]

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逐渐迈上正轨,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造成人类社会严重的不平等,一部分思想家开始思考一种既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又能给全人类带来平等的经济运行方式。二战后东西阵营强烈的对抗,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局面使得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这也是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计划机构及体制出现的背景。哈耶克大声疾呼,西方世界的民主国家,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因为一股祟尚社会主义之风,正在这些国家到处弥漫,而作为文明基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却渐渐被人淡忘。

二是苏联社会主义。哈耶克出生于1899年,逝世于1992年。他生活的世界经历了社会主义兴起、发展和挫折的过程,苏联的存在为其批判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充分的例证,他本人也亲自目睹了计划经济由胜转衰的这一过程。当时的苏联模式倡导生产资料公有、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忽视个人的生产资料需求。

这种高度集中的苏联经济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出良好效果,在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显示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优越性,由于苏联的成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青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过家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倡导计划经济。

然而,苏联这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对于非常时期的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其长期有效性,尤其是取消商品经济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竞争,也使的社会主义经济失去活力,苏联的经济陷入危机。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计划经济必然会产生极权主义,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领袖的意志替代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6]在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造成官僚主义,损害各级政府的民主生活等。哈耶克反对计划经济的理论,在这一时期逐渐被接受和认可。

三、计划经济的反自由特质

计划经济会导致政治独裁。哈耶克认为人们接受计划经济,是因为经济计划者在满足他们盈利要求的同时,或多或少的会给他们一些好处,即使是对经济的独裁,但这种独裁主义的管理仅仅适用于经济事务。而这种脱离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纯粹的经济目的是不可能存在的,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哈耶克认为一旦将至于经济计划的圈子中,计划经济几乎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部分。

因为政府在某一方面的努力一旦成功,人们就有正当的理由要求政府必须根据相同的原则去消除其他各种障碍,这种情况会没完没了的持续下去,直到政府能切实控制影响任何人生活状况的情形自然而然的形成。因此计划必然会导致独裁,“因为独裁是强制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工具,而且,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 [7]更进一步讲,独裁又必然地会消灭自由。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大多数事物都可以以某种代价获得,虽然有时我们可能付出的代价非常高,但这是我们为获得完全的选择自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在一个计划社会中,当局控制了一切。当局强制推行其涉及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计划,个人自由几乎不可能存在。

计划经济会导致道德沦丧。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往往导致政治上的极权。有民主思想的政治家也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成为独裁者。因为他们为了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必然要求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否则,他的理想就不可能得到贯彻实施。由于改造社会的愿望出自高尚的动机,他们在道德观念上自认为问心无愧,结果却是无所顾忌的朝着极权主义的方向走去。极权主义的领导人不愁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那些崇高的理想和响亮的口号往往具有蛊惑人心的作用。比如“消灭富人”,人们本来就有仇富心理,况且消灭之后可以不劳而获的剥夺他人的产权。当极权主义者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在人数上占多数时,理想目标就会带来灾难性的政治行动。所以,世界上的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出来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出来的。“道德规范,尤其是我们的财产、自由和公证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禀性”。[8]

计划经济会导致经济畸形。哈耶克反对中央计划及国家领导的发展计划,一方面这些计划最终会妨碍变革,另一方面这些计划对市场和改革的需求反应最为迟钝。而在自由的社会中,地方参与者与社区能够不断地进行变革以适应总在变化的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变革范围的扩大,这些小变革的效果积累起来,就足以带来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

哈耶克认为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是一种优越的经济行为,不仅仅是因为自由竞争在一般经济活动中是一种已知的最有效地经济活动方式,而且可以说是经济活动之唯一有效提高生产效率的间接因素.]在自由竞争的经济形式之下,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受来自外界非经济因素的压制,可以在竞争体制之下自觉的适应优胜劣汰的经济环境,不断的改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寻求;更重要的是这种自由竞争的经济不受官方权威的干涉,不会因为某些凌驾于经济之上以谋取权位的所谓“计划者”所左右,而是彼此自动地调整各自的经济行为。计划经济在失去竞争的市场是毫无生机可言的,这种经济发展始畸形的。

四、捍卫自由与市场

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面临今天这样的危机面前,人民必须选择:是屈服于政府进一步的强大,容忍自由市场的萎缩和民主制度基础的全面动摇,还是为了避免21世纪的“奴役之路”,重建自由市场制度,限制政府的扩张?在这样的选择面前,作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的哈耶克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哈耶克虽然批判计划经济,但也强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认为应该正确引导市场经济,而不要去强行干涉市场经济的运行,否则只会增加经济运行成本,浪费资源和能源。哈耶克认为,在计划经济之下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如果不是法律规则所调整的自由关系,那么就会导致集权社会和扭曲的个人,而不会产生出一个自生的开放社会和自由社会。

市场所形成的自发性规则和自然秩序是符合自我实现的需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这是一种最为平等的规则,任何人都无法去操控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一规则是由无数个社会个体的经济行为构成的,即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经济要求,而这正是计划经济所缺少的,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中所谓的经济平等和个人自由是计划者给定的结果中呈现的假象,人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是否公正也不无从了解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只有放开市场,维护自发秩序,才能真正的捍卫自由。

作为当代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杰出代表,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可谓是深刻的、独到的。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向世人证明了哈耶克经济思想的独特魅力。他强调市场机制的确立以促进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并强调法治在确保公正竞争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不断加强立法,推行法治,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机制建立、推行过程中显得更为重要;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会导致政治独裁、伦理道德沦丧、社会对立和经济畸形等问题的分析,也对目前许多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很多借鉴意义;他对加强竞争、防止过分的公平,也是我们在推行诸如优胜劣汰、择优上岗等具体改革工作可以借鉴的。

固然,哈耶克批判计划经济,在今天看来还有很多不足。但是,对于纳入经济全球化的各国,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哈耶克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对计划经济批判的思想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较

1949年到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规划并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其中以1949年至1953年期间最为典型。这是一种“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新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是针对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但二者都是建立在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都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都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有很多的相似性。于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因此,进行两种理论的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对于澄清模糊认识,借鉴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及其有益的实践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有很大帮助。

一、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在国家主导之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容允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论述:“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在中国……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的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了《共同纲领》中:“在国家统一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同时,毛泽东认为,国家主导并非政府控制一切经济活动,1948年9月,他在修改一份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文件时写道:“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的计划经济。”(在这里,他将“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严格地区分开来)建国以后,他提出,“除盐外,适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采取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多样化的经济管理形式。对国营企业实行了直接计划,即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对合作社和部分私营企业实行了间接计划,即通过实行有关的经济政策,确立利润和收益,推行订立合同,采取加工订货、通过包销、经销代销等经济措施,把他们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对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实行市场调节,但国家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如价格、税收、信贷和经济手段如预购合同对其加以调控,使其经济活动按照国家计划方向运转。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的这些论述是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深刻阐述,不仅是我们所要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启示之所在。

从上述两种理论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的论述可见,两种理论都认为:经济运行应当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节作用,但市场调节具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应当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的必要性。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需要通过具有自觉性、事先性的计划来弥补,把计划和市场两者结合起来。另外,不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也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两种理论在计划与市场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结合的方式上,体现出差异。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要比新民主主义经济大得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用范围覆盖全社会,甚至要扩大到世界市场。不论什么经济成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处于市场关系之中,所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都拥有商品生产经营的全部权力;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基本限于国内市场,而且被限制在一定的经济成分范围之内。国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国家高度集中的直接的计划控制之下,流通领域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也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合作社经济和部分私营经济处于半市场调节,只有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的市场调节发挥比较充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国营企业由国家直接经营,并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合作社经济、甚至部分私营经济生产经营权也是有限的。

第二,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存在差异。新民主主义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从横向看是在同一层面分别采取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带有“板块式、拼盘式”形式的结合,纵向看又是国家强有力的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的结合,而这种计划更多地带有微观计划的成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长短,计划长于宏观、短于微观,市场长于微观、短于宏观,计划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宏观领域,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微观领域,二者是一种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的内在的有机结合。

二、关于政府调控手段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将计划调节方式区别为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计划调节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计划调节。直接计划调节主要适用于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部分。间接计划调节适用于在控制商品交换关系基础上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小商品经济的计划管理。间接计划调节又分为两种手段:一种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自由市场活动,以吞吐物资、调整货币流通量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节,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这时计划调节主要作用于宏观经济层面,自发的市场机制仍在起基础调节作用。另一种则借助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实行,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层面,它以消除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为目的,此时基于供需状况并调节供需状况的自发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基本不再起作用。

******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间接调控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建立以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经济的办法包括宏观经济计划、经济杠杆、财政金融和产业经济政策等。法律的办法是依靠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认为,之所以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鉴于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经济和法律的办法的调节一时还难以完全到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加之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因此暂时还不能没有行政手段。

比较可见,在政府调控手段上虽然两者都有经济计划、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等手段,但各种手段的运用有所不同: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府调控除了间接的宏观调控外,更多地采用了对微观经济层面直接的或直接色彩浓厚的控制。所采取的手段中行政手段占了主要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调控的目的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控制、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按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引导、调节企业在市场中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和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这种手段是面向市场而不是直接面对企业的,政府部门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具体事务,其中:经济计划的重点是中长期计划和远景规划,它是宏观的计划而不是微观的计划,是指导性、预期性的计划而不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政策是以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为主,更是一种宏观的、间接调控办法。而新民主主义经济较多使用的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而且保持在必要的范围内。

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调节经济活动的法律不健全,法律调控手段很少应用,代之的是直接的行政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按照一套法规体系来运行,整个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制基础,按法律确定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关系,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维护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

第三,新民主主义政府的调控对于不同所有制所采取的调控手段不同,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各种手段面向整个社会经济,各种所有制在宏观调控面前一律平等。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异同的成因分析

第一,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建国初期采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现阶段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原因。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与其它经济形态之间以及其它经济形态之间经济运行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市场规律,采取商品经济形式。但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面临着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历史使命,同时又需要完成建国后国家财政经济的恢复、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避免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和不法私营资本家的投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因此采取了“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的这种结合方式,能够较好地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四面八方”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相类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市场主体多元化,决策分散化,必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社会主义又要保证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实现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计划与市场内在有机结合,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两个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采取“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相适应的。这个时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总量很小,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也比较简单,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这种强计划的经济体制安排发挥了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和资本的集中,解决了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的难题,在较短的时期办成了主要依靠市场办不到或需要花很多时间和代价才能办到的事情,恢复了国民经济,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加快了落后大国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任务是要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建国30多年国家经济总量增大,社会经济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在资源配置和企业运行中的弊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从1984年起我国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逐步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第三,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认识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过渡性经济。由于毛泽东承袭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更多地加强了计划的作用,特别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采取了直接的计划控制方式,在国营企业实行了政企不分的国有国营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传统习惯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划分经济制度的标志,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两种理论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两种相反的结果:建国初期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很快过渡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又对这一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建立起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有共同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对于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手段认识不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优先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是重要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对国营经济采取了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对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也基本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必须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要通过公有制企业走向市场、自主经营,在与其它企业平等竞争中,不断提高其竞争力来实现。因此,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面前,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没有所有制的高低之分。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合同市场 内生 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市场的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 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 ——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四、化计划(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市场化

由于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公有制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和确立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开展了多方面的大讨论,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念主张。但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统治地位,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代表者有李震中和姚耐的“计划经济说”:还有的学者认为商品经济子虚乌有,代表者有张理智;正因如此,1978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大的,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基础。

从1992年开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和实践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以1992年“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思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取得长足的进展。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精辟论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由此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机制,它的基本特点或内在要求,就在于通过运行的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和有效性来配置资源。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它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下发展市场经济,而不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区分。市场经济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同利益关系决定的一种经济形式,它有自身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共性或一般性;而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表现为市场经济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独特的基本特征。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而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实际上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生产资料为谁所有,谁就可以支配财富为谁的利益生产。恩格斯认为“如果说财富包含了对人的支配,那它主要地,几乎完全地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基础。如果在理论上淡化公有制,在实践中不坚持公有制这个基础,社会主义就将成为一句空话。当然,在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要摒弃越大越公越纯越好的观念。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等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要体现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质量上具有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低,发展又很不平衡,客观上要求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且,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如产权清晰、机制灵活、适应性强,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必须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有更大更健康的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以计划指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因此,我国在1956~1978年间,一直把非公有制、市场经济视为异己力量,对之进行排斥打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事实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短短的2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多年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9.5%,高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世界历史奇迹。

计划和市场具有各自的优势和长处,也有各自的局限和短处。计划调节的优势范围主要在宏观领域,能有效地对经济总量进行控制,但对微观经济活动难以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市场调节的优势范围主要在微观领域。能有效地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但对经济总量的平衡、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的调节显得无能为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切地证明,克服市场经济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根本手段,就是计划,而不是不能与计划相提并论的宏观调控。只要社会主义不以盲目无序的市场经济为追求,那就不能不要计划。只要摒弃计划,不论市场体系多么发达,市场机制怎样健全,市场经济就总是脱不了盲目与无政府状态,因为它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脱离计划的市场经济,是没有资格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市场与计划各有其客观上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前者是基础性的,后者是全局性和方向性的。这两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定发生的合理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市场与计划互为补充,互为依赖;(2)市场以计划为指导,计划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二者相互渗透;(3)微观经济活动靠市场。宏观经济活动靠计划。上述关系或关系类型,既不具有相互对立与否定的性质,也不具有先后继起性。这些关系,构成了市场与计划关系的内涵。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企业的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与国家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那种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的看法,从根本上否认了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抹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四、以达到全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必须形成生产无政府状态,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周期性经济危机。失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

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和最基本的追求,因而也必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用“最终”来说明“共同富裕”的时段性和目的性。市场经济能够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有利于增加财富,有利于共同富裕,同时必然带来两极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以致从某种文化的事实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市场经济目前显现出来的功能和作用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还具有相似性。严格和彻底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具有共同富裕的内在特征,并能实现它。能够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市场经济真正充分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因而也是它区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

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成为达到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的思维有两种:一是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市场经济本身,如增强和扩大公有制经济,防止私有化和私有制经济的蔓延;启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机制、计划机制,使二者相协调,追求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二是市场经济外部采取措施,如运用完善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减缓和减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除上述之外,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这个大家庭中农民是占有绝大多数的。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要关注农民,农民作为市场主体远比其它任何市场主体都大。发展市场经济使人民共同富裕,其重点、难点和核心就是使农民逐步富裕。从我国实际出发,使农民通过市场经济走向富裕,根本在于如下两点:坚持发展乡镇企业,使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发达的交通、通讯和社会化流通体系,把浩如海水而又分散的农民同整个国民经济联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五、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政治保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当前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领导经济建设就是党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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