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在西方现代陶艺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它也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点。现代主义崇尚科学与理性，张扬了人作为世界主宰的“主体性”价值和意义，在承认现代主义对于推动文明进步和创造舒适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现代主义在不懈的创新激情支配下，在不断地向自然攫取的过程中，使自己陷入重重的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自然与生态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当下中国的城市环境建设正进行着破旧立新的发展过程，有些城市在几年之间就面目全非让人来不及适应，过去树立的不锈钢雕塑等街头景观慢慢地在消失，换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树木、草地。人们在拥挤的城市空间中，更渴望贴近自然。自然意识在现代人们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强烈了。环境陶艺的创作者多数从事现代陶艺创作，在他们艺术创作中都有较明显的现代主义表现色彩。过于注重个人风格的表现，过于强调作品形式趣味，忽视了作品与环境的联系，甚至形成较强烈的视觉反差，就不能起到美化环境的目的。比如，景德镇就是一个较典型的城市。景德镇历史文化悠久，彰显其文化个性的陶瓷成为城市公共艺术的重要材料和手段。这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里陶瓷绝不仅仅是一种材料，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情感化的历史符号。将陶艺这种艺术语言引入到城市公共空间，对于形成景德镇特殊的城市面貌和独特城市文化个性方面是极为有利的。这本是件好事，但当你发现街头巷尾到处是景观陶艺，或者在破烂不堪的一堆建筑物前放置一组环境陶艺，甚至连交通工具红绿灯柱都用青花来装饰时，你会觉得这些景观并没有让你感到视觉的愉悦和神情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城市建设决策者和环境艺术设计者自然意识淡薄的综合表现。

事实上，作为构成人类精神寄托和文化审美的环境陶艺，是城市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户外大型陶艺及其景观陶艺的设计，应该考虑到对城市生态自然环境的适应与爱护，尽量避免对生态和土地的任意占用、改变和破坏。只有人们能从城市长远的、健康的生态理念出发，在陶艺的形态及其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进行变革的思考，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多的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交融和共生的陶艺形态。

近些年，国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就是提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城市是为人而设立的，人为了美好生活而聚集在城市，但长期的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城市生活忽视了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如今，以人为本的问题已提到了当代城市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位，这是当代城市文化的最广大受众为主体的城市建设的自觉。在这个时代主题的要求下，增强自然意识对当下环境陶艺创作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自然观对环境陶艺创作的启示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自然观来源于老庄的道家思想。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章二十五》），并不是说“道”之上还有“自然”，而是说“道”之法是“自然”，就在于“自然”。这样，“自然”就作为道的根本法则，根本性质确定下来了。庄子对天道的种种追问，如“天其运乎？地其处乎？”“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都在于揭示“道法自然”的宗旨。以境界为美，以体验为审美，以自然为美的极致，这是道家的美学体系，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的美学体系。显然，道家不仅是奠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也确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体系。道家美学的自然观的最基本含义是反对雕琢造作，提倡化工成物。这层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一切有见识、有贡献的理论家和艺术家无不以“自然”为美。传统美学思想构筑了中国古典园林和环境的审美理念，它体现出来的亲近自然，以自然中的山石花木抚藉心灵的审美思想是值得传承的。现在，城市建设越来越强调生态性，城市规划留有大片绿化用地、景观用地、自然生态区等，这既给艺术家和设计师们创造了更大的舞台，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环境陶艺艺术应该从传统美学思想中得到启示，因地制宜，顺物自然，使艺术作品更好地融入到环境和空间中。

中国古代造园法则中有“相地”“因借”的概念，造园必先相地，只有“相地合宜”才能“构园得体”，这种观点对环境陶艺创作是有启发意义的。环境陶艺要与环境充分地结合，只有在对环境有了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够提出环境陶艺的规划和设想。“因借”是指造园要因地制宜，依所在的地理、地形、地貌、地势而设计园林。“相地”和“因借”的法则都体现了顺应自然，融入自然的审美理念。这一审美法则对于当下环境陶艺创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前的环境陶艺创作与环境的分离是有些严重的，如某些城市街头景观陶艺就是一件较失败的环境陶艺。首先，在设计时没有从“相地”角度去考虑，它周边都是建筑物，是一个比较拥挤的空间，在这里进行景观设计时应该考虑使景观小而简洁一些，艺术语言也尽可能单纯些。然而这件景观陶艺却占据了很大的空间，使这一环境显得更加拥挤。再者，由陶艺墙组成的景观陶艺是几位作者合作创作的，每位作者都极力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使整件作品显得非常零乱。可以想象，在一个交通拥挤的街头放置这样一组景观陶艺会给市民带来怎样的视觉感受。相反，在该城市另一大道上的一些景观陶艺就显得很得体，在连绵的山林和宽大的马路当中放置了几件具有典型景德镇文化特色的景观陶艺，这既使整个环境显得格外幽雅，又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

传统造园的思想体现了不为物累、任其意遣，散淡、自如、疏放，以意觅景、凭心游园、意有所得、悠然忘归的审美境界，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古人曾经创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有诗意的理想家园。

结语

20世纪以来，工业文明的发展日益加深了人类对于自身孤独处境的感受，迷惘的现代人从心理萌发出关心自己的生存处境，寻找真正的自我、返璞归真的愿望。如何寻到失落的家园。传统美学思想的自然观为我们找寻理想家园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现代环境陶艺作为时代、社会、文化和艺术的综合体，赋予城市环境空间的精神内涵和艺术魅力，提高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和质量。加强环境陶艺的自然意识，为大众构建一个美好的城市生态空间，使人的精神与自然和谐，引导人去追求一种美的人生境界，获得一种诗意的都市栖居，才能真正实现公共环境陶艺对人的终级关怀。

参考文献：

[1]孙振华主编.公共艺术在中国.中国香港心源美术出版社，2004.10.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2篇

笔者前后两次同时对七仙湖旅游景点和巴尔虎民俗园进行了考察,第一次是2004年夏季,第二次是2008年的夏季。两次考察对比发现,两个旅游景点的经营状况出现了较大改变。第一次去时可以明显感觉到七仙湖景点的游客特别多而巴尔虎民俗园则相对冷清,而2008年时可以体会到巴尔虎民俗园的经营状况较好,其民俗文化展演比自然景观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巴尔虎民俗园与七仙湖旅游区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经营状况。将两个旅游景点分为初建阶段和现阶段进行历时的比较分析。

(一)初建阶段的状况比较(2002年—2005年)

在两个景点初建阶段,一面借助草原的自然风光,一面从饮食和住宿上加大投资力度,对传统的蒙古族饮食和住宿风俗文化都有所开发,以自然风光和区域风情来吸引游客。该阶段两个景点只是从表面上对蒙古族民俗文化进行了开发利用,而对民俗文化挖掘、展示的程度不够系统和真实,自然风光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在该阶段,七仙湖借助独特的天然湖泊景色吸引了更多的游客,相比较而言巴尔虎民俗园没有湖泊这一资源优势,前来游玩的游客较少,经营状况较差。每到旅游旺季,七仙湖的游客数量剧增,常常出现超饱和现状,而巴尔虎民俗园的游客状况则远不如七仙湖景区,时常出现游客在七仙湖景区游玩而到巴尔虎民俗园食宿的状况,即:七仙湖游客的数量时常超出其客容量,游客们才会被挤到巴尔虎民俗园食宿。由此可知,初建阶段,巴尔虎民俗园的经营状况远不如七仙湖景点的经营状况。笔者将该阶段描述为以自然景观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在该阶段两个景点的旅游经营者还没有真正的让游客从内心去体验到蒙古民俗文化的实质内涵。而只是通过民俗文化来引导游客进行各种消费,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游客参与蒙古族传统娱乐、竞技活动多出于陌生、好奇,而没有体验民族民俗特色文化的心理和状态。渐渐的民俗文化的粗浅展示使得游客失去了参与体验的兴趣,因而选择不做作的自然风光。

(二)现阶段的状况比较(2005年至今)

在笔者2008年去参观的时候,同时观看了两个景区的整体经营情况,可以看得出两个景区的情况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七仙湖景点的经营现状与巴尔虎民俗园相比大不如前。2005年以来,巴尔虎民俗园开始逐步的注重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将静态的、场面式的文化粗浅展示向对民俗文化深层次的挖掘转变。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将蒙古族民俗文化作为重点开发对象,包括奶食品的传统工艺制作程序展示、蒙古族音乐的现场演奏以及当地历史沿革的图文、生产生活用具的展示等项目,将这些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以展演的方式嵌入到自然风光和人文环境中,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巴尔虎民俗园对蒙古族的传统民俗文化及历史进行了深层的挖掘。并逐步列入整体的旅游观光对象范围内,使得巴尔虎民俗园具备了自然和人文的双重景观,提升了整体的欣赏价值。在笔者参与巴尔虎民俗园的旅游服务项目的时候,亲身体验了巴尔虎民俗园为游客安排的“草原琴声”的活动,夜幕降临,游客在星空下体会草原琴声,每位游客都参与其中体会民族文化的魅力,使得人文与自然相融合。对于游客来说参与者比参观者更具有吸引力。七仙湖旅游景点从初建至今在经营上除了扩建了景点服务区规模,增大了客容量外,仍借助独特的湖泊风光开展传统的娱乐项目,在民俗文化资源开发方面没有太大改变,其经营状况与巴尔虎民俗园相比大不如前。所以,从发展的现状看,巴尔虎民俗园的发展境况要优于七仙湖景点,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将草原文化与环境很好地融合起来,使游客享受了文化与自然的双欣赏效果。由此,对蒙古族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层挖掘和展演成为巴尔虎民俗园吸引游客的最大亮点。

二、旅游与民俗文化和自然景观之间的关系分析

现代旅游开发与传统旅游开发之间的区别在于自然资源成分与文化资源成分的比例关系出现了变化。游客对自然和文化的欣赏侧重点也出现了转移。人们除了对自然景观有一定要求外,对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求也逐步提高。游客需求由原来的单一向双向甚至是多向转变。巴尔虎民俗园之所以能够扭转原来的弱势局面,不断扩大和完善旅游经营的范围和规模,其根本原因就是该旅游景点开发走的是民俗文化与自然景观的真正结合的道路,使其更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逐步成为众多相似景点中的典型景点。巴尔虎民俗园旅游纪念品是在游客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制作出来的,尤其一些奶食品包括奶皮、奶豆腐、马奶酒等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传统食品,游客可以观看到整个制作过程,使游客不仅品尝原汁原味的民族食品,更深刻的体会其中的民俗文化的魅力。此外,借助草原这一自然背景,开展各种传统的蒙古族娱乐项目,包括骑马、射箭、摔跤等。这些文化项目的开发是依托草原这一自然环境而形成的,这些文化项目也只有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才能让人觉得融洽而又新鲜。通过参与调查了解到,最吸引游客的是各种文化项目演示,如巴尔虎婚礼、巴尔虎历史由来等文化内容的展示。这些项目既满足了游客的好奇心,同时也使游客了解进而理解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内容、内涵,对民族文化起到了宣扬的作用。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3篇

留村是秦岭北麓长安区五台镇的政府驻地，也是终南山有名的大村古堡之一。村落位于关中环线（新环山路）以南，老环山路在辖区内东西向穿境而过，西弥公路经村南穿过，距离长安区主城区约13公里，距离西安市主城区约25公里（图3）。留村地处秦岭北麓石砭峪和太峪之间的山前洪积扇区，地形地貌属于受流水侵蚀的大起伏中山，半干旱山区河流出口处由冲积洪积物组成的扇形堆积地貌，其形成延伸很广、坡度较缓的扇形地区。留村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少雨雪，年平均气温13.3℃，无霜期224天，最大冻土深度20cm，年平均降雪日为12天，全年日照时间2230h。年平均降雨量650mm，易出现暴雨天气，防汛形势较严重。风速一般为2~3级，第一主导风向是东北风，第二主导风向是西南风。主要气象灾害有干旱、雨涝、干热风和低温冻害。

2环境影响下留村空间布局特征

2.1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留村南靠秦岭位于秦岭北麓冲洪积扇区扇缘处，地势南高北低，在东西方向上，地势中间高而两边低。利用这种地形条件，居住区位于村子中心地势较高的地带，能有效排水防潮、避免洪涝灾害。而农田多分布在村落的东、西、北部，地势较低的地方，有利于作物吸收水分，能够利用地形将作物需要的有机质和水分引入农田中，保存土壤肥力，促进农作物的产量。冲洪积扇特殊地表径流冲刷的作用使留村南部的土壤较北部偏薄。养分的流动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水流动的特性。因为土壤、水分、养分具有差异性的缘故，村南的农田产量低于村北的农田产量。留村的北部有两个水塘，利用村落原有地形人工开挖而成，在降雨量较大的季节可以将南部的水汇入水塘中，从而达到储水的功能（图4）。留村土壤类型主要为水稻土和潮土。水稻土是在长期灌溉条件下形成的水成土壤，土层深厚，肥力高。潮土属半水成土壤，以壤土、砂土为主，土壤肥力稍差。留村原本在河道两边栽植水稻，但因近几年水资源匮乏，已不再种植。目前留村主要的农作物为各种旱作物，如小麦、玉米、黄豆、绿豆、黑豆、小豆和谷子。可见，人为的开发和破坏，致使留村现在的土壤含水量不高，已不适宜喜水植物的生长。村子居住区北侧和西侧地形比较平缓的地方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地势起伏比较大的地方主要种植经济林木，以女贞、油松、国槐、紫叶李、黄山栾等观赏性树种为主,间有少量葡萄。布局的总体特点是经济林木和农田穿插布置。由于地势的原因，村落中的农田基本呈梯田式布局。

2.2防风遮阴的聚落空间留村冬季寒冷，主风向为东北风，防风是该地的主要任务之一。通风主要体现在建筑室内开窗通风，建筑开窗方向与建筑朝向基本一致；抗风主要体现在室内和室外两个方面，室内：建筑朝向与主导风向呈现45°夹角，能有效地实现防风功能；室外：留村道路多成南北垂直交错的格局，与主导风向呈现不对应的状态，能有效减弱风力。同时村内多有丁字路，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阻止对流风形成，从而削弱风力。留村夏季高温干燥，为避免大面积的阳光直射，留村村内道路多为3~4m宽，道路两旁便是建筑，能有效避免夏季的强日光照射，尤其是南北走向的街道效果最为明显，因为太阳在东西向时的高度角比较小，街道在一天的时间里大部分被笼罩在影阴中；建筑顺应道路呈现连排状态，建筑与建筑之间大多紧挨或建筑1.5m内，能有效实现遮荫的效果；留村多以合院式住宅为主，院落开间8m左右，进深约5~-7m，庭院中种植乔木可以遮荫。同时，道路一般长直，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风道，降低室外温度。

2.3排水防潮的竖向布局留村年平均降雨量650mm，易出现暴雨天气，防汛形势较严重。因而排水是村落的第一要务。村落所在地位于周边用地地势最高的区域，房屋不会造成积水，有利于防潮且能有效排水，避免淹涝。留村道路顺应地势而建，呈现一定高差及坡度。留村居住区的坡度基本为1~2°，能够满足住宅的排水需要，且地势较平坦，能保证住宅的稳定。居住区道路坡度基本为1~2°，通向农田的坡度较大为3°留村的道路排水类型有边沟、路面排水、截水沟和急流槽。留村边沟类型为流线型，排水沟主要分布在排污水处，路面排水主要利用地形高差将雨水排出，能有效实现快速排水，避免淹涝灾害（图5、6）。

3结语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4篇

自然界中的混凝土设施一直处于各种因素同时或交互的作用中，在室内模拟自然环境对混凝土综合耐久性的影响，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存在困难。因此，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设计了由多个单项耐久性循环试验组成的综合耐久性循环试验方法，力求真实地反映不同自然环境因素共同作用时混凝土耐久性的劣化规律。氯盐侵蚀能阻碍混凝土的碳化，阻碍由碳化对混凝土强度及密实性等的升高作用，故先进行氯盐侵蚀条件下的干湿循环试验，再进行碳化试验，最后进行冻融循环。根据试验室内标准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碳化的时间为28d，抗硫酸盐侵蚀试验15个循环(本试验将硫酸盐换为氯盐)，25次冻融循环结束后进行动弹模量测试，本研究设计进行三个大循环，每个大循环做10d的碳化，每个大循环做5个干湿循环，冻融循环做25个进行冻融循环试验。混凝土综合耐久性的试验流程如下:(1)混凝土立方体试样养护至7、14、28d时，测试其抗压强度。(2)混凝土棱柱体试样养护至56d时，开始进行氯盐侵蚀条件下的干湿循环试验，每个干湿循环需2d，共进行5个循环，共需10d。干湿循环试验完毕后，放在盐水中浸泡4d，测试所有试样的动弹模量。(3)完成干湿循环的试样开始进行碳化试验，碳化时间为10d。碳化试验完毕后，放在盐水中浸泡4d，测试所有试样的动弹模量。(4)完成碳化试验的试样，开始进行混凝土试样的冻融循环试验，共进行25个循环，约需4d。冻融循环试验完毕后，测试所有试样的动弹模量，并取其中一个试样，测试混凝土微观孔隙含量。(5)上述所有试验组成一个综合耐久性循环试验，共计需32d。第一个综合耐久性试验完成后，按(2)～(4)顺序进行第2个综合耐久性循环试验。本研究共进行了2个综合耐久性循环试验，混凝土劣化至冻融循环试验的停止条件，故停止试验。为进一步了解经过综合劣化后混凝土的情况，完成第2个综合耐久性循环试验的试样，在标准养护室养护64d后，测试剩余所有试样的动弹模量，并取其中一个试样，测试混凝土微观孔隙含量。为了进行对比，安排了对比试样放在标准养护室中持续养护，并在上述试验节点的相同龄期，测试了对比试样的相关性能，如动弹模量和微观孔隙构造。

2试验结果及分析

2．1混凝土抗压强度不同龄期的两种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见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不论是普通混凝土还是粉煤灰混凝土，抗压强度随龄期增长而增长，掺加粉煤灰的混凝土的强度略低于普通混凝土强度，特别是当龄期较短情况下。混凝土28d抗压强度为49MPa和48MPa，均达到了C40混凝土的强度要求。

2．2混凝土动弹模量

大量试验数据资料和以往研究显示，水泥混凝土内部的裂纹扩展或界面强度的衰减都会直接导致混凝土动弹模量的下降。动弹模量是评价混凝土内部损伤的有效指标，同时动弹模量的测试为非破坏试验，因此，可以利用进行耐久性试验的试样进行无损检测。本研究将混凝土动弹模量的变化作为反映混凝土综合耐久性破坏的指标进行了测试。不同混凝土经过耐久性试验后的动弹模量变化趋势见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没有经受耐久性影响、一直在标准养护室养护状态下，不论普通混凝土还是掺加粉煤灰的混凝土，混凝土的动弹模量都呈持续增加趋势。这是由于水泥混凝土通过水泥的持续水化使混凝土内部逐渐密实、强度逐渐提高，因而动弹模量持续增加。与普通混凝土相比，掺加粉煤灰后混凝土的动弹模量稍有降低，但不明显。本研究耐久性起始龄期为56d，此时粉煤灰的二次水化作用逐渐显现，因而动弹模量有一定提高，表明粉煤灰类矿物添加剂可以起到增加混凝土后期强度的效果。而对于经受综合耐久性作用的试样，混凝土的动弹模量出现波浪形变化。不论普通混凝土还是掺加粉煤灰的混凝土，干湿循环和碳化对修复混凝土内部损伤、提高混凝土动弹模量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碳化相比，干湿循环对混凝土的修复作用更加明显。试验结果显示，冻融循环作用对混凝土的破坏作用是决定性的。在本研究探讨的混凝土耐久性影响因素中，即使是在氯盐环境中，干湿循环对混凝土的修复作用也比较明显，碳化也不会增加混凝土内部损伤，对于修复混凝土内部损伤有一定作用。而经过第一个综合耐久性的冻融循环后，混凝土动弹模量出现下降，最大下降幅度达到45%。而经过第二个综合耐久性的冻融循环后，混凝土动弹模量最大下降幅度达到68%。干湿循环和碳化对混凝土的修复不能阻挡冻融循环对混凝土的巨大破坏作用。从图1还可以看出，混凝土的内部损伤是在耐久性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累积而增加的。本研究进行了两个循环的综合耐久性试验，动弹模量累计下降率达到69%。由于试验是在氯盐环境中进行的，混凝土的冻融破坏非常显著，如果在非氯盐环境中进行试验，动弹模量的下降率可能会减小。两个综合耐久性试验完成并在标准养护室养护64d后，在水泥进一步水化作用下，混凝土内部损伤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动弹模量恢复到综合耐久性试验之前的80%。试验结果还显示，虽然利用粉煤灰代替了等质量的水泥，但混凝土的耐久性完全没有降低，这进一步表明矿物添加剂对混凝土耐久性有改善作用。

2．3混凝土微观孔隙构造

在某种程度上，微观孔隙构造决定了混凝土的宏观性能。国际著名水泥混凝土材料专家内维尔(Neville)在《PropertiesofConcrete》一书中指出“孔隙可以用于预测混凝土的各方面性能”。因此，经受综合耐久性影响因素作用的混凝土微观孔隙构造发生何种变化，对于了解其宏观性能的变化将有一定的帮助作用。本研究利用压汞仪测试了综合耐久性试验过程中水泥混凝土内部微观孔隙构造，并计算出了微观孔隙的分形参数。不同混凝土经受和未经受耐久性影响因素作用的混凝土微观孔隙构造特征参数主要参数绘制成图，见图2～5所示。分形维数表征微观孔隙的复杂程度，平均孔径表征孔隙的大小程度，总表面积表征孔隙表面的大小，这四种指标均表征混凝土内部的密实程度、孔隙的多少和大小、孔隙的复杂程度。从上述四图可以看出，对于不经受耐久性影响因素作用的混凝土，随着养护时间的延长，混凝土内部总孔隙量下降、总表面积减小、平均孔径增加，说明混凝土在水化作用下持续密实，内部孔隙变少、变小。而分形维数的增加则表明混凝土内部孔隙变的复杂，水泥水化结晶作用堵塞了部分孔隙，使总孔隙量下降、孔隙形状更加复杂。其次，在低龄期时，普通水泥混凝土的孔隙量较掺加粉煤灰的水泥混凝土的孔隙量多、孔隙构造复杂，随着龄期的增加，二者的差异减小，粉煤灰的二次水化作用比较明显。对于经受耐久性影响因素作用的混凝土，除上述特点外，更主要特点是冻融循环作用使混凝土内部构造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特别是第二个综合耐久性试验循环后，微观孔隙总孔隙量和总表面积明显增加、分形维数明显下降，均表明冻融作用对混凝土内部产生了巨大的损伤。结果还显示，经过养护，受冻融循环作用产生的内部损伤可以得到部分恢复，对于混凝土宏观性能的提高是有积极作用的。

2．4微观构造与动弹模量的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经过耐久性影响因素作用后，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动弹模量)和微观孔隙构造均有比较规律的变化。图6为二者关系图，图中包括了经受和未经受耐久性影响因素作用的混凝土的试验数据。从图6可以看出，水泥混凝土的动弹模量与微观孔隙总孔隙量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粉煤灰混凝土的总孔隙量比普通水泥混凝土大，而二者之间的动弹模量没有明显差异。混凝土微观孔隙其他特征指标与动弹模量的关系与此类似，在此不再赘述。图6混凝土微观孔隙与动弹模量的关系上述结果表明，混凝土微观孔隙特征参数和动弹模量与混凝土类型、混凝土所经受的环境条件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利用该类指标可以很好的表征水泥混凝土的综合耐久性。

3结论

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第5篇

一、环境史的学术界定

什么是环境史?对于这一问题，国外环境史学者给出了多种答案。环境史这个概念，第一次是在R纳什的著作中提出的，在书中他认为人类和居住环境之间存在历史联系，进一步说明过去和现在有一定的统一性和连续性。W克罗农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他认为环境史探讨三方面内容：第一，特定地区生态系统下人类从事的社会活动;第二，人和自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第三，环境政治和策略探究。美国环境史学会对环境史提出了这样的看法：环境史主要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重在理解自然怎样向人类提供选择，如何设置障碍，人类又该如何改变生存的系统，在非人类的世界中如何缔造信念、价值观等，又怎样将政治、文化深刻的塑造，并提出环境史涉及范围广泛，包含了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众多学科，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国内学者吸收借鉴国外环境史学者的思想，对环境史也做出了自己的学术界定。包茂宏在2000年发表的《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对环境史也提出了以下的定义理解：

环境史是以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为依据、以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应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针对人类发展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作用的一种探究;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改善当前环境失衡的境况，并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探寻新的发展线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对环境史进行规范性的定义，重视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为以后国内学者对环境史的学术界定奠定了基础。

此后，多位学者对于环境史下了定义，景爱、梅雪芹、高国荣等是其中的代表。景爱认为，环境史主要研究的就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通过历史分析方法探寻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过程中的得失，并总结经验教训，为日后发展提供借鉴。梅雪芹在其著作《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中，引入马克思主义解释德芒戎的定义逻辑，并以此来界定环境史学，认为环境史是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的作用探寻，是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高国荣认为，定义环境史要注重涵盖环境史研究的丰富内容和现实意义，他认为环境史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由于环保运动的推动而引发，此概念是将生态学作为了理论基础，重点探讨的是历史上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此时自然环境就作为了一种社会中介，存在的这种社会关系也带有显著的批判色彩，是一种新学科。王利华引入人类生态系统作为环境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对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的界定，最终将其定义为，环境史在现代生态学理论基础上，运用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对一定时空下人类发展过程做了探究。这其中，人类社会和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对他们之间存在的相互反馈、相互作用、及协同演变的动态关系进行探究。

环境史作为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学科，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对它的认识和界定都处于一样的阶段，进行深入研究也需要一个过程。包茂宏在其后期论著中，以菲律宾森林滥伐史研究为例，阐述了环境史定义的狭义和广义之分。他认为环境史狭义含义就是对人和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历史研究，能填补之前历史研究中缺少环境内容研究的缺失。而广义的环境史是指人与环境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的历史研究，不仅包含了狭义的研究内容，还为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历史思路。周琼认为，定义环境史要摒弃人类中心观和自然中心论，注重界定环境的内涵，且应兼具区域性思维及全球性视野。他认为环境史兼具了整体共性和区域个性两个方面的特征，为此环境史定义可有广义、狭义之分。周琼最终将环境史广义含义定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界中生物和非生物生成、发展、演变和相互作用的历史，主要的关注点是人和自然生物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影响和变迁的历史，以对自然界和环境发展的产生原因、规律和后果开展有效的历史学研究;认为是对不同区域、不同分类生物构成要素的界定。

上述对环境史的种种学术界定说明，什么是环境史这一问题得到了中外环境史学者的重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及视角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虽然观点众多，表述也不尽一致，但是总的共识是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历史的关系无疑是环境史研究的核心。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发展，为环境史的学术定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环境史的学科理论

环境史研究兴起于国外，这一概念对中国史学界可谓舶来品，国内学者对环境史理论的阐述也借鉴了国外学者的论著和理解。国内学者首先大量发文介绍了国外环境史理论和观点，既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思考，又扩大范围至非洲、澳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观点。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解释和总结，并开始创建尝试自己的环境史理论。

包茂宏总结国际环境史理论研究，最早尝试阐述了环境史理论，他认为环境史理论就是要找出人和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相互作用、因果关系规律。而这种规律要从具体、特殊事件的发生中抽象和总结出来。不然，环境史就成为了按照事件顺序排列的事件。当然，这个抽象和分析的过程要注重关系的复杂性，最终实现普遍和特殊的有机结合统一后得出的因果关系，也就是环境史理论。同时，包茂宏还对环境史理论发展对传统世界史的编撰思路产生的影响和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她提出人类历史观会经历循环史观、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可持续发展史观三个阶段;并重点对可持续发展史观优势做了分析，认为可持续发展史观将人类回归到生态系统中，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以生态和发展这两个动态的标准作为人类持续性和断裂性的评判依据;还能从正确角度对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分析，反对过度热衷科学，支持理性崇拜，实现对人类发展的重新评价;它将人类设定为历史的主角，以生态主义和全球主义为支点对历史进行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实现了对传统编史模式的改革，将其警示和借鉴作用充分发挥，让读者更加清醒的正确理解现实问题。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一系列研究国外环境史学成果的文章，为国内学者提供给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对环境史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侯文穗总结了国外学者对环境史的多种理论诠释，强调环境史与生态学的密切关系，分析指出环境史学者的生态学意识主要体现在他们研究历史的整体意识和人文情感上，认为必须对自然树立起尊重观念，并树立起人是自然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伦理意识，将人实现真正的回归。一个对环境史进行研究的学者自身是负有在历史中让自然享有不比人高，也不比人低的地位的任务。

梅雪芹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一文中发展了环境史理论研究，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环境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梅雪芹首先分析环境史学如何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硬币的正反面作为比喻，认为一面是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另一面，重点探讨物质、政治、精神文明构筑的人类文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作用和影响，反思其中的反作用，来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文明发展产生进一步的认知和理解。随后，作者比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指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环境史中的理论和研究方向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能够实现对唯物辩证理论的贯彻，在中国环境史科学的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将唯物辩证法作为基本的理论指导从，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梅雪芹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国内其他学者的重视和认同。李根蟠也曾撰文认为环境史研究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的支持和理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也可以通过生态环境史的学术实践获得丰富发展，并强调为了保证我国环境史学科健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不可或缺的。王利华也认为马克思就曾多次强调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制约，辩证唯物论的历史解释体系中其实已经具备了不少关于社会与环境双向互动、彼此作用的历史观念，非常值得珍视和发挥。

随着环境史的发展，环境史研究产生了从注重生态分析转为注重社会文化分析的趋势。王先明研究了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认为在人类生活的实践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造，在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同一的，而不是分离的。因此，真正的环境史学不能不包含这两个方面。高国荣研究了美国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并对社会文化分析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与此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构建，为此自然和文化之间存在没有很清晰的界线;自然具有变动特性，并不是一沉不变、稳定有序的。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等人类相关的特性都在环境史的研究中广泛的应用，加快了与社会科学史的融合。

王利华对于环境史理论建构问题的思考深刻卓著，发人深省。首先，如前文所述，他引入了人类生态系统概念作为环境史的核心概念。随后，他又撰文倡导根据我国实际和史学传统，创建自己的环境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并就环境史的研究思路和思维框架提出了全新的主张和构想，初步对生命中心主义概念进行了阐述。最近，王利华在《探寻吾土吾民的生命足迹浅谈中国环境史的问题和主义》一文中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申论。他提出生命中心论，用以调和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冲突，并主张把生命关怀作为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对于基于生命中心论立场如何认识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问题，作者强调如下观念：环境史是对人类不断拓展生存活动区域过程，并与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反馈过程的一个研究;环境史研究要对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了解和解说;环境史对不同阶段、不同文明中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生态关系做了探讨;环境史凸显生命的价值，追寻生命的历程，可谓是生命史学。

由上述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在环境史学科理论研究方面，首先对国环境史研究进行了简述和总结，之后对中国进行环境学研究理论体系建设作了探索。在国内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相互作用及因果变化的认知越来越清晰化，人与环境关系这一历史理论层面上的剖析和阐释愈见明了，我国的环境史理论的阐述和构建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与进步。

三、环境史的研究方法

鉴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具有多学科特征，环境史在开展研究时就不能仅限制在此学科中，必须实现学科跨越才能完成。对此，国内学者分别从跨学科研究的原因、内涵、运用等角度撰文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针对环境史独特的学术定义和理论基础，国内学者又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环境史研究的众多其他方法，为环境史研究扩大了思路、丰富了内涵。

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最早给予论述。他提出跨学科探究是进行环境史深入探索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环境史本身涉及面广，累积了多个学科的知识，研究方法也应该是多个学科的一个继承。对环境史的研究，不仅要对历史学开展基本训练，也要掌握一定的环境和生态学知识。此外，人类是高级动物，行为复杂多变，因此环境史的研究上还要涉及到地理学、人类学、哲学等多个学科。尽管涉及学科众多，但落脚点一定是历史学，历史学整合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并从动态上进行分析，掌握何时优势最优、困难最少。并指出，跨学科研究是进行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但客观上同样存在难以融合的问题，认为环境史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工程科学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

高国荣在论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起因时，认为环境问题具有涉及面广、复杂性强且与多个学科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特点，且环境史研究要要大量的资料支持才能开展，这些都说明环境史的研究必须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才能顺利完成。王利华在对环境史跨学科研究进行内涵的具体阐述时强调，跨学科，指的是环境史的研究兼具了对社会学和自然学两大学科领域的研究，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是必须的，还要将自然科学理论方法加以运用;其次，跨学科还有一层涵义：环境史涵盖了自然领域的多个方面，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库作为支持，因此在环境史课题提出后，需要多个学科的学者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梅雪芹在分析环境史的时候，就合理应用了跨学科的方法，曾撰文就泰晤士河污染及其危害一例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不仅要对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学科有理论知识掌握，还要熟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并能通过主题设定能针对性的进行深入、全面的拓展，这样的环境史研究才能获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