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方东美指出：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讲究“和”，道家的和谐精神通过“有” “无” 双回运行体现，并对儒家和佛教的和谐文化思想产生积极影响；西方文化重视“分”，这种价值观源于柏拉图的“理念” 说，形成于中世纪的神人“恶性二分法”，发展于近代的知、情分离价值观实践。

关键词 方东美；和；分；道家精神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3）02－0117－06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 规划202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GD13XMK06）、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点资助项目（2023ZZ017）、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13KYKT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施保国，安徽合肥人，哲学博士，（梅州514015）嘉应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以比较为研究方法来审视哲学和文化，是现代哲学家方东美哲学的特征。为了全面把握东西哲学和文化的精髓，方东美提出两个注意：一为“空袋子本身是站不起来的”①，东方哲学首先当有内在精神。对于东方哲学，方东美主张应从内在精神方面入手，“东方哲学首先当有内在精神。如果只在外面兜圈子，就根本不是内行”②。二为不要以为“外国的月亮比自己的圆”，要树立文化的自信，善于发掘和探究文化的精华。“中国学者自己不少人忘本，使得中国青年由文字起到思想习惯，都有一种内在贫乏症。”③方东美认为，有了这两点认识，才能更加客观地了解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和偏重于分离的西方文化。

一、和：论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哲学追求“圆融和谐” 的精神境界。方东美认为，老子、庄子的道家和谐价值观以及采取的双回运行手段，为和谐文化有机体的建构和捍卫找到新途径。儒家《易经》中的“地元广生”、“乾元大生” 所说的“广生” “大生”即“广大” 和谐，代表了宇宙万物生命不息的本性，但后来的儒家文化主要是通过以子解经的方式，吸收了道家的双回运行模式才达到和谐精神。佛教文化亦如此，以“去除遮蔽”的方式方法对人类心灵的和谐起到重要作用，佛教文化因道家精神的导引以不断的“格义”方式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

（一）“有无”双回运行与道家的和谐精神

老子指出万物衍生模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第42章） 从道生万物看，万物是齐同的，人们应当“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 （《庄子·秋水》），即不要用人为去排除天性、用世事去排除天命。从本体论看，道家总是要追求真象，总是要一切存在最终“归根复命”；而那个本体，亦即儒家所谓的“至善”、道家所谓的“上善”④。也就是说，在向上追求的时候，在美的价值里面得着至美，在道德的价值里面得着至善，在真理里面也能够从相对真理中找出至高的真理。假使能够这样子，以老子的眼光看来，才可以谓之圣人⑤。

方东美幼年时即对道家很青睐。“吾人一旦论及道家，便觉得兀自进入另一崭新天地，如历太虚神奇幻境。”① 他认为老子哲学以道体、道用、道相、道征等视域展露特性，将“玄之又玄”的奥秘运用、践行在人间凡事，化解了所有因为偏差知见所造成的烦恼与痛苦，将向上的探究“究竟” 与向下的“肉身” 实践结合起来，实现了和谐。庄子哲学以“后设哲学”继承、发展了老子的哲学精神，以开阔的心胸气魄把握寓言、卮言、重言背后的真理。庄子高度赞同老子的“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观点，即在接受万物现实情况的同时，又能在空虚中不受万物的干扰。方东美赞许庄子这种“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的思想。就万物作为个体来说，肯定其价值表现为人的自我展现，以“坐飞机” “放风筝”等手段，在“寥天一” 的高处俯看人间，使得“有无” 双回运行、自由自在，达到与道为友而同游的玄览境界。

儒家因过于人间化、囿于道德价值，精神逐渐变得收缩。方东美认为，道家抛弃一切无谓争论的道德德目，解除了儒家的危机。在文化衰退时，儒家首先要在精神上振作，再借助道家汪洋恣肆的精神力量，呈现自由精神的高超，即所谓的上回向，然后面向现实界，使高度的精神境界逐步落实践行于人世间的各个层面。

道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内核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方东美指出，文化精神的内核是哲学。在艺术、哲学、宗教三大因素构成的形上境界，哲学起着核心的作用，所谓“哲学是民族生活的中枢”②。不同于形下文化的中立，形上文化是价值系统，必须有价值评估。“哲学问题之中心便集中于人类精神工作之意义的探讨。”③ 就东西文化比较来看， “各主要文化的决定因素，在希腊是哲学，在印度是宗教与哲学，在中国是艺术与哲学”④。中国文化的决定因素是艺术与哲学，或者说，中国人的哲学智慧，不在科学的理性里面，也不在热诚的宗教情绪里，而是在超脱解放的艺术才情中。中国文化的共性，对儒道墨三家都适应，都是通过艺术的才情来点化宇宙。但儒家侧重于道德理性，在艺术精神方面缺乏高度；墨家受到宗教功利主义影响，美感大为冲淡，艺术倾向性最少；只有道家，富有特别的超脱解放的艺术精神，可铲除各种阻碍，通过上下双向运行，将现实世界变作理想世界的化身。可见，不论在中国文化抑或哲学中，道家精神都堪称代表。

（二）道家和谐精神与儒家的和谐文化思想

方东美指出，儒家和谐文化思想源于《尚书·洪范》和《周易》，以九大范畴建立人间道德秩序，其关键在于“皇极” 或“大中” 本体，代表绝对正义的和谐思想。然而，人类的永恒理想面对变迁不已的世界时，需要《周易》的变化哲学作为补充。“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传·说卦》），说的是以仁义的方式，参赞天地的化育。然而，儒家的这两个思想传统，一为永恒的哲学系统，一为变易的哲学系统⑤，二者的和谐机体很难结合起来，自春秋战国时代分道扬镳后，至汉末仍未能合流。此时，儒家的经学由官学变为私学，与南方楚文化合流，引出了道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即出现了以子学解释经学的情况。王弼、何晏们对于《周易》的诠释，表现出结合二者的企图。王弼对《周易》的论述，不是以乾卦为本，也不是以坤卦为着力点，而是选择以复卦为本，主要就是利用了老子思想中所谓自无而至有、归根复命的演变逻辑。王弼援儒入道，将时间生灭变化的过程转向到永恒的一面，再从永恒根源处引导出世间的各种生灭变化。

新儒家是继原始儒家、道家、佛教之后中国文化精神发展的再一次高潮，但方东美指出，道家的和谐文化精神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儒家“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 的主张需要道家“府天地，备万物”⑥ 的博大精神。新儒家指出， 如仅仅以“仁”为宇宙中心，难以发挥宇宙的真精神真价值，必须将“仁” 的精神扩大推广，再回转向内，把宇宙万物摄取回来，此精神恰恰是继承并吸收了道家“府天地，备万物”的精神气息。所以，新儒家以道家精神为导向，才能构成新儒家一体之仁的思想体系。第二，时代困扰使然。新儒家所承接的时代是五代衰世，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儒家“天人合德”的精神，在理论与现实方面遇到很大困难，不得不求救于道家思想。新儒家借助道家的超脱精神，透过审美的眼光审视现实社会的黑暗，做到以“天人不二”的心态来包容尘世的种种烦恼。第三，宋儒在哲学上坚持理性，但在情感方面却难以得到排解。于是，他们建立的道德理性必须要融合道家的艺术精神，从而在价值上最终确立了文学艺术的高境界。所以，方东美说，哲学家在这个世界，只要心中怀有道德价值的理想，就能够同艺术上美的境界连贯为一。这是北宋理学能够在政治上衰弱时振兴的主要原因。方东美认为，道家精神与儒家思想结合的过程，实际也就是把儒家思想落到道家思想的过程。正是在“天人合一”的广大和谐有机体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人格理想才能得到实现。可见，此新儒家的机体主义和谐观主要源于对道家和谐价值观的继承与创造。

（三）道家精神与佛教的和谐文化思想

隋唐佛教追求“心”和的价值观。禅宗讲究相信自己，每个人都有佛性，“即心即佛”。佛就在每个人的心里，这是“众生平等” 的理论基础。佛教达到“心” 和价值观，遵循的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的理念，以“五戒十善”为准则，追求自我心灵的完善。华严宗在吸收道家的和谐思想后，创立了“理事无碍”的思维模式，以双回向使哲学与宗教融合为一，把普贤之伟大愿行与文殊之超越智慧结合起来。“悲智双运”，由极高的精神修养产生一个极高尚的创造。在自己的精神获得超脱解放的同时，还要使众生共登彼岸，“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圆融不碍行布，令一切众生投入到一真法界之内、圆融自在，达到中国佛教和谐的精神之巅。

在业惑缘起、阿赖耶缘起和佛性缘起三种缘起说中，华严宗的旨趣是佛性缘起，以“真空妙有”来描述佛性与宇宙万象的关系。流动变迁中的万物本为空，但又非断灭空。方东美认为，需无限扩大人的思议范围，将认识本真的十玄门依次展开，最终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人在养成极高的解脱智慧的同时，又不能无视人间的痛苦、烦恼与罪恶，应回向人间，发挥普遍的同情，分享智慧于众人。

应该说，以上所说的佛家的心灵等和谐思想与所受道家精神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方东美说，在佛教传入初期，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儒家已无暇应付，难以发挥拯救中国文化危机的作用。因为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提出并变成封建官方哲学推广后，儒家哲学已“坠入利禄之途”①，收敛了开放民主的博大精神，所以当外来的佛教冲击时，儒生们并不把维护学术生命和国计民生放在心上。此时，反倒是寇谦之等道士竭力维护中国文化危机，以道家的精神力量立足于人间世，解救中国文化的危机。

方东美认为，道家精神在三个方面影响着佛教的文化思想。一是道家的语言典雅纯净，以此诠释佛经，深得佛家青睐，不仅使得中国文字能长期保存，而且传播了佛教思想。在北方鲜卑人统治期间，他们让汉人使用鲜卑语为通用语，而此时佛教的艰深难懂使鲜卑语一筹莫展，鲜卑统治者只能借汉语来翻译和表达。大量佛经通过汉语而翻译，解除了中国文化上的重大危机。当时翻译佛经使用的语言，是道家典雅的文言文，而不是儒家的白话文语言。二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们靠道家包容精神成功地消化了佛教思想。方东美认为，印度佛教能够植入中华文化的根本原因，还是道家精神的作用。不论是当时的传播者还是接受者，都以道家精神为连接纽带来接受佛教。假设无道家哲学来发挥作用，佛教的思想便难以输入。以道家术语对接佛家名相、以道家思想“格义”佛家教义的目的，在于以道家的玄旨来了解佛教的神秘玄境。三是道家超越又付诸实际的现实精神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佛教思想，所谓“中国佛学之形上思想，所取资于道家精神之激扬与充援者实多”②。方东美指出，老子的本无思想成为道安本无宗等六家七宗的主要要素；僧肇以庄子之学成就了丰富的“玄言妙义”，出现了般若肇兴的现象；道生以庄子亦道亦儒的精神，既建立了玄学，与道家玄风深相接纳，又与庄子的下回向立足于现实的精神相结合，建立起佛性论。

二、分：偏向二分的西方文化

与中国文化重视“和”的价值观不同，方东美认为，西方文化重视“分”的价值观。方东美在肯定“分”的价值观对于科学发展、物本主义建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着重分析了西方“分”的价值观对人性堕落不可推卸的责任，分为依次恶化的三个阶段：肇始于柏拉图时期，恶化于中世纪，彻底堕落于近代。

（一）西方文化的二分价值观始于柏拉图的“理念”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习惯于以经验所及的水、气、火等物质来解释宇宙万物的起源，形成“物格化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侧重于物质而忽视人的精神，必然引起两种反动：一是人本主义，如辩士学派标举“人是万事万物的权衡”来作为对抗，可是“个人” 的感觉尺度又难以把握；一是苏格拉底提倡“目的的唯神论”，认为世上各物象在价值“神” 的保障下拥有合理的结构以及至善的归宿，但他总是透过二分法的逻辑去看人类的一切生命活动，认为生命是“以死为生”，同时在价值上又“以生为死”①。于是，柏拉图提出理念是现象界的起源和归宿，是人们至善至美的统会。但这些思想或易陷入机械论的纲网，或易陷入上层与下层世界分离的状态，呈现为二元对峙。

方东美认为，早在希腊悲剧时代，悲剧主角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是全民族崇拜的英雄，是神人合一的典范。但自柏拉图开始了一个转折，他一方面认为人类的灵魂来自于神圣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类的肉体是堕落腐朽的象征。灵魂要返乡，而肉体却始终羁绊着灵魂的返乡之路。于是柏拉图制造了形上与形下、灵魂与肉体、理念与现象的二元对立，人类开始与自然、与自身疏离。健全的人性由此被割裂，因而“‘无常生灭的变化’与‘万劫不变的永恒’ 在希腊哲学上面，始终是二元对立而无从解决”②。正是这种形上与形下、人性与神性的疏离，为基督教的确立打下了铺垫。

二元论的本质是不从全体看世界，而是将完整的世界看成两面，一边是绝对存有、充满价值，一边是绝对虚无、虚妄假象。方东美列举古希腊奥菲宗教中人由善恶二神合成的故事来说明西方宗教人性二元对立的传统③：善神狄奥尼索斯是酒神，有超凡的创造力，倍受人们的崇拜；恶神迪挺嫉妒酒神，把酒神吞进了肚里；天父劈碎迪挺后，将狄奥尼索斯的良心与迪挺的残骸混在一起，捏成人形，成为人类的初祖。于是，人类自生成之日起就具有善恶两重的矛盾性，方东美称之为“人性的二分法”或“神魔同在”。

（二）中世纪的神人“恶性二分法”

欧洲进入中世纪以后，哲学退化为神学的“奴婢”，认为永恒存在的上帝是超验的存在物，是全知全能的。方东美指出，基督教属于他力宗教，认为人要摆脱与生俱来的“原罪”，只有靠上帝来解救，因为“天国是庄严神圣、戛戛独造的，是与现世完全相异的‘另外一种’ ‘高天之上’境界”④。所以，上帝具有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作为总体的世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说明上帝自身的主宰地位。在上帝那里，人的价值缺乏自足性，如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成为猫的食物一样。欧洲近十个世纪的这种充满统治者偏私意图的禁欲主义道德和神学价值观，偏离了现实的世俗的人的需求。

方东美指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中包括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等等，都极度夸大了上帝的权威，贬低了人类的尊严，它与柏拉图的二元论思维深相契合，进一步恶化了人与世界、人与神的疏离。基督教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提醒人们人类的先祖由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而殃及后代。在西方强大的二元论和性恶论传统下，人性内在的疏离也就在所难免。在谈到西方的超绝形上学对人性的影响时，方东美认为人作为一个体而言被划成灵肉两截。灵魂为理性所止之地，所以是善；而肉体是欲望冲动之源，所以是恶。那些随肉体躯壳指引而超意动念的人，必遭到天谴的惩罚①。“所以人不只是一种矛盾，更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矛盾，此世的肉身纯为罪恶，而善良的灵魂却属于他世”②，造成了人与神、人与他人及人与自我的疏离。

（三）近代的知、情分离价值观实践

西方近代科学发展以来，自笛卡尔开始，古代的二分法思想被应用于科学研究。在自然科学的强大功势下，人性情感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方东美称之为生物学的打击、天文学的打击和近代心理分析学的打击。生物学的打击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开始。达尔文依据科学考察和遗传学原理，提出人类的祖先是猿猴的说法，打破了上帝创世说，有助于缓解长期以来压抑在人们心头的“被造物意识”，但同时把人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原来人类的祖先是畜生，不是万物的灵长！

天文学的打击来自于哥白尼的日心说。自古以来人们就确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地球上一种高尚的精神存在，但是哥白尼提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而地球只不过是围绕着太阳运行的一颗小行星。后来在开普勒等人的进一步研究下，发现太阳也只不过是宇宙星云里的一粒微尘，至于人更是渺小到微不足道。人类过去以宇宙的中心、地球的灵长自诩，不过是无知的狂妄罢了。这是近代天文学给人类带来的打击。

人类的另一种打击来自于近代心理分析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依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打破了“理性支配人类行为”的一贯信念，提出人的心理结构由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构成，在人类心灵的最深处，是人的理性所无法控制的本能，尤其是性的本能。在弗洛依德的“深度心理学”看来，人类不再是可以自我控制、知情意、和谐统一的个体，人性的本质是一团黑暗及无休止的性的欲望和冲动。于是， “由于天文学的打击，生物学的打击，近代心理分析的打击，人的重要性，从墙脚一齐被挖倒了”③。方东美主张从中国人的“高度心理学”即“立体观” 看待人类心灵，所看到的就“不是平面的表层，也不是黑暗的深度”④，而是人类的崇高价值、人性的完美性和人性的潜能。

近代欧洲人的思想成了一个孤绝的存在，在以上所说的“三大打击”之下，其知、情分离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后，历史失去了持续性，也无法处理价值问题。因此，近代的科学兴起后，要求道德的中立、美学的中立以及宗教的中立，实际结果却是道德、美感、宗教等价值一概不要，导致宗教和哲学的死亡，甚至“连讲伦理学也只成了一个玩弄伦理名词的，只是讲概念，而真正的道德精神，真正的价值却丧失了”⑤。

三、和、分价值观的当代启示

西方文化重视细理分析，中国文化重视整体圆融。古希腊文化以实智照理，起如实慧，要在正理与豪情分离；近代欧洲文化运方便机巧，成方便慧⑥，要在情理相违，整体为凌空系统，呈现多端敌对、内在矛盾之系统。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家为代表，文化慧体为充量和谐，呈现为广大和谐之系统。从方东美对中西文化的不同分析中可知，中西价值观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价值观的优势是：以建立在上下回向、哲学与艺术等基础上的整体联系与动态发展的综合性思维方式来理解，形成一种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内心的融通与和谐关系，利于形成稳定和谐局面，使人文精神得到较好的发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老子》第25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周易大传·文言》），指出人性是天或道予以的内在价值，能与外界存在相和谐。这种内在性表现在实践中，就是人生的义务感强烈、道德教化的使命感较为突出、具有恒久的人生抱负等。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和谐价值观也有不足：在物质分析、机械物质活动的探究方面有欠缺，注重精神性、道德性和艺术性的价值领域，易导致科学理性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缺位；很多时候忽略了内在矛盾的细致分析，从而使得问题难以得到真正解决；有扼杀人的物质需求和个性发展的倾向，生命的实现方式由于脱离人的生命实现而强调精神超越，易滑入虚幻；人们的价值取向突出个人的种种义务———服从家庭、家族和国家等集体利益，而在一定程度忽视了个人的权利和发展。

可以说，这种“和” 的价值观崇尚整体利益，在今天能带来像“社会主义办大事” 的效益，信奉“个人服从集体” 原则，显然是正确的；然而当“集体利益”被抬到至高无上、个人利益被严重损失时，个性发展的积极性必然受到损害，官僚主义腐败等现象必然产生。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过分突出“和” 的价值观而淡化“分”的价值观所导致的后果。因此，中国的文化传统应该在继承和发掘自身原有智慧的同时，努力地进行外在学习和“充电”，积极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

西方重视“分” 的价值观在当代的优势是：追求超越现象世界的纯粹客观知识，重视主客分立、情理分立、智理分析，强调在对世界的客观认识中把握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征服并改造自然，使科学精神得到一定的发展，比如近代以来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电子技术等的很大成就。相应的，西方“分”的价值观的不足，表现在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方面，重视金钱标准和利益最大化，将市场经济理念扩展到非交换领域，导致一定程度的精神分裂。这种“分”的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畸形膨胀，从而阻碍了人类生命的自由实现。

总体而言，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和”的价值观体现一种整体性、融贯性的思维方式，人与神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是交融互彻、和谐统一的关系。因此，方东美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案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和”的价值观和圆融思维，重新恢复人与世界的关系。他批判西方的二元论，认为西方哲学由于执着于二分法，使上下二分、内外二分，但他从不反对西方的形上学。方东美解决问题的另一个方案是在重视科学精神、发展科技的同时，恢复人的神性，从而把人从负罪文化的救赎角色中解放出来，靠自身的神性疏通人与神、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他说应做一个现代意义的超人，需“超希腊人之弱点而为理想欧洲人与中国人，超欧洲人之缺陷而为优美中国人与希腊人，超中国人之瑕疵而为卓越希腊人与欧洲人，合德完人方是超人”。①

道家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其中又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是为精髓之一。本文主要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角度来探讨分析道家文化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道家文化 现代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者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要管理好人，人力资源管理者首先要培养自身良好的领导才能。而道家文化中的精髓对管理者培养领导才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 高超的领导艺术

（1）“无为治之”。道家所讲究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任意妄为、不乱为，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应主动顺应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治理天下，要顺应民心，不要对百姓多加干扰，要让人民自己去得到应有的自然的发展。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最主要的就是和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充分调动部属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下属有发挥才干的机会与平台，并妥善地驾驭与保护好人才。这时，管理者的工作看似无为，但实际上却是有声有色，这才是“无为而不为”的最高境界，也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

（2）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侯王无以为贞，而贵高将恐蹶。”人力资源管理者的成功绝不能没有普通员工的支持，要有平等对待员工，关心爱护员工的理念，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看待，而不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动不动就责罚。要与员工打成一片，才能得到员工的爱戴和拥护。“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我们实行柔性管理，一定要强调组织的灵活化，制度的非刚性化，方法的情感化，影响的无形化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化。

二、 辩证的思维意识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先后相随。”“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还认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可以转变为阳，阳也可以转变为阴，道家的这些观点都充分说明了矛盾统一和平衡。管理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管理不能程序化，教条化，不能过分强调理论。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在老子看来， 世上没有绝对无用之物，也没有绝对无用之人。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用全面发展的观点看待每个员工。既要看到员工的优点也要看到员工的缺点，当前员工不适合这个岗位，不代表他们以后也不胜任这个岗位。我们可以对员工进行有效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员工，通过对员工由衷的赏识，包括对其过去取得的出色成绩的肯定与赞美、以及对失败、挫折的支持和鼓励，帮助员工克服缺点，扬长避短，善于把他们不好的一面转化为好的一面。帮助员工自我实现、甚至不断超越自我，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潜能。这样不仅提高了员工个人的能力，还提高了企业整体的人才竞争力水平。

三、高度的人才危机意识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就启示管理者应该要未雨绸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必须要有敏锐细致的洞察能力，富有远见。在现代企业中，人事经理的职责已不仅仅是简单的行政事务管理，除承担传统人事管理的基础业务外，他还必须对企业远景规划中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提出见解，对有效管理员工提出建议，并针对人才市场供求及时提出应变策略，以避免企业陷入人才危机。

四、 合理的用人原则

首先是性别无歧视。“道者，万物之奥“，“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天地万物的根源是“道”，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由“道”派生出来的，既然包括世间男女在内的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那么女人和男人应该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具有平等地位。

其次是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三十幅共一毅, 当其无, 有车之用。诞值以为器, 当其无, 有器之用。凿户脯以为室, 当其无,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在老子看来，世上没有绝对无用之物，也没有绝对无用之人。关键在于我们要如何运用人，如何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所以作为管理者，在用人时，首先应该不应有歧视女性的观念。而且女性普遍具有善良、细心、忍受、可信、无私和宽容的品格。她们比男性更珍惜工作，对组织更有归属感。无疑，在企业中女性是一种重要的平衡力量，她们能很好的促使企业内部形成和谐的工作氛围

其次要尊重个体的才能、爱好、特长,并让人才到最适合的工作与岗位上去。不能不顾实际情况一味追求高学历。否则，员工反而容易产生消极心理,影响工作效率,感到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 另谋高就。因此，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在选择用人时，应不求最优但求适合。适合才是我们制定用人决策的合理目标。否则，可能导致好高骛远，而不能发挥人力应有的作用，甚至还会造成企业人力的流失。

五、 必须注重与基层员工的沟通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说明基础、细节非常重要。对于我们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启示就是必须要重视企业基层员工。麦当劳的总裁弗雷德?特纳曾说：“我们的成功表明，我们的竞争者的管理层对下层的介入未能坚持下去，他们缺乏对细节的深层关注。”企业要做强做大，除了要有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各项制度外，关键还要提高执行力。而提升基层的执行力对于整个企业的工作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管理者必须重视与企业基层员工的沟通。

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所在，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无之以为用”等观点对于丰富和管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道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契合绝不是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道家文化在企业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把道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将给企业管理带来巨大的收获。

参考文献：

[1]于永昌.老子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丁杰.领导科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道家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中国武术之所以博大精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内部饱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和方法。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从道家思想中汲取了许多重要内容，对武术自身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从道家本体论与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与探讨，对传统武术文化蕴涵的道家思想进行了刹析。

1中国传统武术与道家思想的发展渊源

1.1道家思想为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老子、庄子的思想为代表并包括秦汉黄老、魏晋玄学等思想的总称，其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崇尚自然、无为而治。道家思想从形成至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曾为促进中国古代的政治、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是中国四大国粹之一。武术经历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继承与发展，到现在仍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原因就在于它生长于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受到深刻的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中国传统武术理论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才使得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它事物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武术也不例外。它的变化发展过程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尤其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的影响，这些不仅可以从武术的运动方式、技术理论、训练手段中可以看出，而且在武术精神及其运动理念中也都深刻的体现出来。

1.2道家思想是影响传统武术文化发展的核心思想

温力先生认为:“武术的民族特色不仅表现为中华民族对武技的理解和运用，而且也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包括思维特点、欣赏习惯、感情意志、理想道德观等等，这些不仅影响到了中国武术技术的风格特点，并且影响到了武术技术体系的形成”。所以要真正了解和领悟武术的精神，就必须深人的分析研究其内在包含的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内涵。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佛家和道家，但是从这三种哲学思想的地位来看，道家思想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因此，可以说，道家思想是整个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影响整个传统文化的重要因素。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也有过精辟的论述:“道家对大自然的思考与探究，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基础”。中国武术的各个方面都与道家哲学思想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道家思想是非常博大精深的，在各个发展时期的观点也不完全相同的，各个代表人物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道家思想的核心是不变的，这就是道家的本体论。哲学中所说的本体论，主要是探讨何为万物之本源的问题，道家的本体论主要表现在道论、气论、天人合一论这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是中国武术文化形成的主要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武术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道家思想的核心作用。

2道家本体论对中国武术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2.1道论与武术的关系

道家的创始人相传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本源。中华武术吸收了这一思想，认为“道”也是武术的最根本的本质特征。道家认为，“道是万物之始，万物之宗”。而武术理论中的“一招变万招、万招归一”的理论思想正是从“道”的思想中领悟而来。“一招变万招、万招归一”的思想指的是武术的动作是从原始单一的进攻防守动作，按一定的路线演变成千万个技术动作，而千万个技术动作又通过长期演练最后达到形成一种形神合一。这种形神合一就是武术训练阶段的至高境界。

“道”的观点首先是由老子提出的，老子关于“道”的学说是宇宙生成论，即“道”是世界万物的总根源，演化出了天地万物;同时又是本体论，即“道”是世界天地万物的总根据。道生万物，万物归于道，拳术理论也是如此，武术种类虽然千变万化，而它们包含的道理是相通的。这种思想将中国武学的理念推至了最高顶峰。所谓武学最高境界实质也就是摆脱武术招式的束缚，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无招胜有招”。追求武术的本质和“悟性”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有经过日积月累的实践、摸索才能“得道”。“道”生成了万物，是万物存在的根据。那么，“道”是怎样进行活动和遵循什么样的法则行事呢?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命题，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就是不违背自然，一切顺应自然。老子主张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像道一样“生而不有，为而不悖，长而不宰”，就是说道生养万物，哺育了万物，而不占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恃，成长了万物却无意做主宰。万物自相治理，不加任何干预。从形式上看，道是无为的，自然而然的，这充分体现了“道法自然”。

2.2气论与武术的关系

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比较模糊，道家学派虽然提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仍尚未能给道一个合适的命名。道家为了表述本体观，用“气”字来代表万物的根本，来体现“道”。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气”是庄子对老子“道”的具体化。庄子认为，构成宇宙的本体是阴阳之气，万物的生成，是阴阳之气的聚合，而万物的灭亡，则是阴阳之气的离散。“气”在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俗话说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气被看作是武术的根本，是武术的本体与精华所在。气与养生更为密切，气是武术养生的重要理论基础。庄子本人也非常注重养生，他的养生基本方法是，“合斋”与“坐忘”。道家认为:气是构成、维持、充养人体和生命活动的根本物质。武术养生是以养气炼气为主旨。武术养气皆不外通过静心平息，存养气息，以求全身内气凝聚充盈于丹田，太极拳的“气沉丹田”、形意拳的“聚气于丹田”、少林拳的“气贯丹田”等，将养气炼气法融人站桩的“桩功”练习，以意念引导气息，配合劲力的聚蓄、运转、爆发的劲力练习等，都是武术内气炼法。

道家认为精、气、神是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物质，故以精、气、神为修炼的基础，以宝精、固气、音神为修炼原则，从而达到精足、气充、神旺的目的。道家的行气、吐纳、服气等养生术，实际上就是道家的“气功”，是道家以“气”为万物本源的认识论基础上创造的种养生方法。道家气功特别是内丹功被广泛融于武术体能和技能锻炼中。道家气功同武术结合，是中国武术的一大变革和跃进。

2.3天人合一论与武术的关系

所谓“天人合一”指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统一。所谓“天”并不是指天上的神灵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所谓“天人合一”是说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世间一切人事，都应该顺应自然，不能违背违自然规律，才能够获得生存与发展。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更认为天人本是合一的，《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天人合一思想的主旨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武术是人体的运动，只有严格遵守自然的法则，顺应自然变化，遵循自然规律，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武术练功十分重视按自然界四季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方法，来达到相应的练功目的。只有顺应四时气候变化，才能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道家强调要达到天人合一，就应该要遵从自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武术主张从大自然的生物与现象中获得灵感和启迪。武术模仿各种飞禽走兽的形象、动作、攻防，创造出新的武术动作。如大鹏展翅、白鹤亮翅、金鸡独立、野马分鬃、神龙摆尾等拳术术语。又如五形拳是根据虎、蛇、猴等五种动物的攻防动作创出的。形意拳更是依据道家“五行”之说立论，用“五行”与“五拳”相配，用“金、木、水、火、土”分别对应“劈、崩、钻、炮、横”五拳。习武要与社会和谐相处，要先立德后学武。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中所主张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在武术中则表现为追求“人际关系和谐”。武术非常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提倡武德，处理人际关系时强调宽厚、容忍。习武与比武中点到为止，避免致人于死地;遵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理念;以门派规矩约束人的行为，维持武术内部的和谐平衡。武术将人体视为心与身是统一，将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锻炼。内外兼修、和谐发展，绝不是为了培养争勇斗狠、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

道家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道家文化；罪犯；改造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3）30-025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的情况日益复杂，改造罪犯也不断出现新的难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造罪犯工作急需得到资质的全面提升和方式方法的不断充实。”①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和任务，文化的改造作用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也被人们在实践中运用。

道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千百年来循序发展，绵延不绝，深入国民社会生活各个环节，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起到深远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把道家文化中的思想精华用于罪犯改造，不仅是教育转化罪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需要，更是保障监管场所持续安全稳定、促进监狱文化发展繁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道家文化概述

道家思想，源于春秋时期黄老之学。它是借黄帝之名，宗老子之学，兼取儒、法、阴阳各家而建立，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原生态思想。其经典著作是《老子》、《庄子》《周易》等。其中，《老子》一书，上下五千言，对后世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极大影响，被誉为“万经之王”。

其核心思想是“道”。《老子》开篇即讲：“道可道，非常道。”道家思想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是天地万物众生的根蒂，是人与世界的一种本源关系，它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众妙之门”，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主张“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客观规律，不为所欲为。

经过长期的发展，道家思想与文化，不仅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现代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提出，“中国三大宗教（儒、释、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学术界对儒家经典研究较多，对佛教经典研究得较少，对道教经典研究得就更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甚多，由来已久。按照封建正统观点，认为只有儒家的经史子集才有资格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佛教、道教典籍属于旁支，文化价值不大。这是长期流行的一种偏见。” ②近年来，随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道家思想与文化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有学者认为，“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同等重要，有些方面比儒家文化还要悠久。” ③

二、用道家文化教育改造罪犯的必要性

用道家文化教育改造罪犯，有着法律法规上的依据，也是现实形势任务的迫切要求。

（一）用道家文化教育改造罪犯是法律法规的要求，有着充分的法律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四条：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

司法部《教育改造罪犯纲要》中明确要求：“要对罪犯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使罪犯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和良好的民族礼仪。”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改革发展为主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思想。

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开展用道家文化教育改造罪犯提供了依据，指明了方向。

（二）道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应该成为罪犯教育改造的重要内容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如果说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我国社会思潮发展的主流，那么道家思想则在个人修身养性、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发挥着引领与导向作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往往成为烦苦中人们的精神栖息地，是人们“积极入世”后身心疲累的精神休养所。其对自由的渴望，对身心和谐的追求，对人们的精神疗伤和自我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罪犯入狱服刑改造，从根本上讲是帮助其矫正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罪犯从接受法律的惩罚到改过自新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入狱前后生活状态的天壤之别以及改造中的诸多难以适应，凸显出“清静”“无为”“不争”等道家思想在治疗和修复心灵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其对身心和谐的追求和提倡，对于服刑人员改造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

（三）当前狱情决定了道家思想的必要性与不可或缺

从罪犯犯罪原因上讲，当今社会，世风比较浮躁，导致犯罪的原因既有个体因素，也有社会因素，是多种因素互相影响的结果。个体因素是犯罪的内因，起着主导作用；社会因素是外因，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对罪犯进行改造时，要把重点放在内因上，这也是彻底改造的根本。从个体的角度来讲，大部分人犯罪源于自己内心一种不正当的欲望，从根本上讲是其世界观支配的结果。这种欲望往往表现为对金钱、性的渴望，进而引发盗窃、抢劫、、贩毒、拐卖人口、走私、、等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有关数据表明，此类不正当欲望型罪犯可达犯群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用道家思想文化用于这部分罪犯的教育改造，可以说是对症下药、量体裁衣。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较多，拜金主义、权力主义等不良价值观腐蚀人们思想，浮躁之风盛行，给人们带来许多不良诱惑。社会因素成为犯罪的诱因，当个人意志薄弱时，面对这些不良诱惑时，难以把持，极易引发犯罪。

道家文化中提倡的淡泊名利的人生价值取向，对于现代人树立“身外之物”观念，缓解由于利益冲突和权力之争而激化了的人际关系，调节生活节奏，维持个体心理平衡具有积极意义。

从当前押犯实际情况上讲，押犯数量持续增加，罪犯改造难度大，关押危险性增加，某些服刑人员认罪服法的意识淡化，对改造有抵触情绪，表现为缺乏悔罪意识、人生观错位、重狱内生活质量、轻己身改造等，这客观上要求我们探寻更多的教育方法，拓展教育内容和教育凭借，以更好地教育改造罪犯。道家文化中的平和淡泊等思想，对于重建罪犯近趋崩溃的道德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社会角度讲，“首要标准”的提出，不仅为教育改造罪犯指明了方向，也反映了社会对监管场所寄予的厚望。要切实降低重新犯罪率，使罪犯由“监狱人”较好地转化为“社会人”，需要借以文化的力量，尤其是对人精神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道家文化的改造力量，才能营造良好的改造环境，促进罪犯的改造。

三、道家文化在罪犯改造中的作用

道家文化言约义丰，玄妙幽远。其语言优美，是中国文学美的集中体现，内容更是内涵厚重，旨意深远，对于人们精神成长、教育改造罪犯具有重要作用。

（一）道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有利于罪犯弃恶向善。“慈”为道家一宝，道家文化典籍中提出的“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成为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在教化世人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没有了善恶的意识，将鲜有廉耻，极易走向犯罪。所以，明善恶，才能真正的改过自新。《老子》第七十九章：“天道无常，常与善人。”老子认为，作为天地万物起源的“道”难以名状，不可察觉，却是赏罚应时，使善人得福。《老子》第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老子认为，以恶治恶不可取，用善良对待不善的人会使得他变得善良，社会也会走向善良。可以说，这为监狱人民警察教育改造罪犯弃恶向善提供了思想基础，指明了方向。在罪犯中推广传播这一思想，也将有利于罪犯之间共同改造，共同进步，促进犯群关系的和谐。《周易·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及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太上感应篇》等道家典籍中所有的慈善思想，虽然不利于对罪犯施教，却可以成为管教警察的思想工具。

（二）道家文化的“无欲”思想有利于矫正罪犯思想。追求欲望满足物质需要和情感需要是人的本能，也是社会应该予以保证的；但无止境地追求欲望，尤其是物欲和，会给社会带来巨大负担，极易引发犯罪。据统计，我国犯罪构成中，与物欲相关的贪污犯、盗窃犯、抢劫犯等占到了犯罪的80%以上。由此可见，帮助罪犯克制其不正当欲望，“去其贪欲”，应是教育改造的重点工作之一。道家文化主张“无欲”，主张在满足人的基本生存欲望的基础上适可而止，坚决祛除贪欲以及其带来的异化。

道家经典“《老子》的欲望叙述为我们构建和谐人生提供了一种智慧策略。”⑤《老子》第三章讲：“虚其心，食其腹，弱其智，强其骨。”要求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同时又淡化占有的欲望。《老子》第八十章还讲：“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也是对正当欲望的肯定。第四十六章：“知足知足，常足矣。”劝告世人不要再奢望更多，所谓“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第四十六章）若是贪欲得以实现，《老子》在第四十四章中指出，结果是“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后亡。”要去除贪欲，《老子》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无知无欲”（第三章）这种“为腹不为目”（第十二章）的思想，对于去除罪犯不正当的欲望，矫正其犯罪根源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在出现了大量的腐败案件后，有学者认为，道家文化教育，“有利于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 ⑥

（三）道家文化中的辩证思想有利于罪犯解答人生迷惑、走出思想苦海。《老子》第二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看待社会，把握客观规律。第四十一章：“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第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这些朴素的辩证思维，涵盖人生各个方面，富有人生哲理，饱含人生智慧，其对于“强弱”的看法，对于提高罪犯的心理能力，客观对待改造中的摩擦与纠纷，反省人生旅途中的困难挫折，重新定位人生的坐标，把握未来改造及刑释后努力的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暴力犯罪罪犯的矫正。

（四）道家文化为教育改造提供了有效的教育方法。道家文化认为，最好的教育应该是潜移默化、自然而然进行的，这也符合“道法自然”的规律。所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强调在施教者的无形感化下，启发受教者发挥主体作用，顺其本性，因任自然，从内心深处去体悟“道”，收到正面说教难以达到的效果，是实现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无为而治”在历史上曾得到了较长时间的社会实践。汉初黄老学派（道家学派之一）在治理国家问题上，借鉴了《老子》中的“清静”、“无为”、“崇俭禁奢”、“以百姓心为心”等思想，主张采取与民休息、约法省禁、轻徭薄赋的政策，并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有名的“文景之治”即是“无为而治”的结果。

这样的教育方法对于改造罪犯，尤其是一些顽危犯具有重要作用，也在实践中得以大量运用。如：我省曾有一个“脱逃大王”孙继新，曾先后十次脱逃，三次转监，刑期由原来的5年逐渐累加至 27 年。面对这样一个冥顽罪犯，警官们苦口婆心地对他进行教育作用不大，而动员他参加了学雷锋小组后则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为同犯们理发、修鞋、拆洗被褥，逐步发展到常年坚持做好事，他的德行开始渐渐恢复。虽然活动是在罪犯之中开展的，但雷锋精神的无言引领以及这种无功利的从内心发出的善念最终改变了脱逃大王，使其得以转化，走向新生。

另外，《老子》中还讲：“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六十四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第六十三章）这是对于量变与质变关系的文学性描述，是客观规律的文学性表达，这些辩证法不仅是罪犯应该掌握以树立信心更好地面对改造，循序渐进、防微杜渐、量变质变的教育原则对于教育改造罪犯也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参考和借鉴，也应该成为监狱人民警察教育改造罪犯的思想工具。在对罪犯进行教育时，就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有的放矢，不可操之过急。

（五）道家文化有利于矫治罪犯心理，促进其心理健康。罪犯由于受到刑罚处罚，如自由、性的需要等得不到满足，加之一些负性生活事件（如夫妻离婚、家庭经济困难、父母孩子无人赡养照顾等），常常容易产生消极情感，极易导致服刑人员产生不良心境，心理、情绪波动较大，对待改造消极应付，并容易走向自我封闭、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进而激化与他犯之间的矛盾，影响监管秩序的稳定。道家文化提倡的“不争”（第八章）“致虚极、守静笃”（第十六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第二十六章）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等思想对于安抚这一类罪犯的情绪，稳定其思想有积极作用。通过“不争”教育让罪犯明确争的危害，忍让、和谐的重要，从而遇事沉稳、礼让。通过“守静”教育，抑制冲动，减少打架等肢体冲突，使其思维清静，灵魂安宁。尤其是在面对突然到来的打击时，《周易》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思想能够促进罪犯自我反思，积极面对，乐观向上地对待人生。

在现实实践中，用道家文化教育改造罪犯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并已被部分单位应用于实践，获得了良好效果。2023年以来，烟台监狱传承和弘扬道家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服刑人员中全面开展道家文化教育，采取编写教材、读本，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优美的改造环境，等等措施，打造具有创新特色的监狱文化，促进了服刑人员人格完善和思想境界的提升，提高了个体和整体道德素质，增强了监狱文化软实力，有效推动了“首要标准”的贯彻落实，促进了教育改造质量的稳步提高，收到了明显成效。

注释：

①白焕然.传统文化与罪犯改造[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②任继愈.道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③谢翠蓉，王新生.道家文化地位之我见[J].长沙：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1）.

④周秋光，徐美辉.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J].道德与文明，2006，（2）.

道家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文化的根柢全在道家”；世界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一棵烂

掉了根的大树。”的确，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道学的作用实与儒学不相上下，它们一隐一显，

共同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对中国社会之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

然而，长期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90年代之前，道学研究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如果说

儒学的研究可谓“门庭若市”的话，那么，道学的研究则可谓“门庭冷落”。有人将这种情况概

括为“儒热道冷”，是大体符合实际的。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后，道学研究开始步“儒学

热”之后尘，受到学界的关注，并陆续出版、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果说用“道学热”来揭

示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具有某种言过其实和“扬道抑儒”之嫌的话，那么，指出道学研

究构成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总的看，20世纪后半叶的20年特别是后10年，道家文化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种进展主

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关于老庄其人其书及其他道家人物与著作的研究；二是关于道家思

想渊源及学派演变的研究；三是关于道家文化基本精神及特质的研究；四是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

特别是道家之道论与人论研究；五是关于道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包括道家学派内部的比较研究，道

家与其他学派的比较研究，道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六是关于道家之历史地位与道学之现代

价值的研究；七是其他问题的研究，诸如道家与道教的关系研究，道学史研究，郭店道家简研究

等等。前不久，笔者组织编写《中国文化研究20年》一书，就中曾设专章，从上述诸方面就近20

年道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通过这一总结，并通过与儒学及儒学研究

之情况的比较考察，我们感到，有几个问题仍有必要提出来，以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于道家之地位问题

80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除

极少数论者执守扬儒抑道的立场外，绝大多数论者都普遍认同道家之重要历史地位。这其中，有

一种看法尤为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这就是“道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的代表人物前有周

玉燕、吴德勤，继有陈鼓应，后有胡孚琛、吕锡琛及涂又光，就中又以陈鼓应先生倡导最力最

勤。客观地说，“道家主干说”的提出和讨论，对于重新认识道学之历史作用，推进道学研究的

深入，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它与传统的“儒家主干说”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学派的偏

见或门户之见，潜存着发展为“独尊道学”之可能。这是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的。历史上董仲舒

的“独尊儒术”，给予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进步曾造成极坏的影响，教训是沉重

而深刻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从重视道学、推崇道学走向“独尊道

学”。事实上，儒学和道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皆有其显著的地位，二者交叉主干，互

补互动，不论从积极方面抑或从消极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何以一定要人为地在二者之间分出高低、主次呢？所谓交叉主干，说的是，为中国社会不同时期

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需求所决定，儒、道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递相变化和发展的。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儒学起着主导的作

用，占居基础的地位；在另外的一些历史时期，则是道学起着主导的作用，占据基础的地位。所

谓互补互动，说的是儒学的道家化和道学的儒家化。儒学的道家化倾向乃“道家主干说”论者所

持，道学的儒家化倾向目前学界尚无人这么提。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在历史上都是客观的存在。

前者说的是“援道入儒”，“以道补儒”；后者讲的是“援儒入道”，“以儒补道”。很显然，

“互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相互颉颃、相互刺激、相互吸收。

（二）关于新道家、新道学问题

在儒学的历史发展中，有所谓新儒家、新儒学。与之相对应，有论者认为存在一个新道家学派。

董光璧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代新道家的思想几乎是同当代新儒家并行发

展的，它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危机情势下，由一批科学家发展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阐述道

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论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美国科学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

想中的生态智慧。“我把他们发展的道家思想的现代形式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道实论、生成

论、循环论和无为论。”这是“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

观”，“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世界主义文化观。”董先生称李约瑟、汤川秀树、卡普拉为当代

新道家的几个“最引人注目者”。从中国学界来说，陈鼓应先生倡导“道家主干说”最力最勤，

胡孚琛先生对道学可谓推崇备至。尽管他们并没有自命为当代新道家，是否可以大致称之为中国

的当代新道家。与此相联系，有论者如董光璧先生“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

史意义”，有论者如胡孚琛先生进而提出创立新道学，以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这实

际上是要将道学提升为当代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础地位或主导地位。从学术自由的角度

看，与新儒家、新儒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一样，新道家、新道学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但我们对“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

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参见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说法，眼下还只能保留意见。希图新道学引领中国乃至世界走向大同，是

否期许过高？不过，正如“道家主干说”的讨论一样，关于新道家、新道学的讨论也将是有意义

的和必要的。

（三）关于道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问题

儒学研究中，人们曾就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一定的进展。虽然人们关

于二者能否结合的认识见仁见智，但多数论者普遍认为，“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可是在道学

研究中，道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问题似乎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依笔者看，探讨道学与马克

思主义的相同相异、相通相融关系，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和中国

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同时也是使道学获得提升、获得发展和发扬光大的需要。一方面，马

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有赖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的同时，吸收包括道学在内的中

国文化的有益养分，从而充实和丰富自身；另一方面，道学要实现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创造

性转化，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改造自身，使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

力。现在，道学之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普遍认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

现道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或融合，正是使道学之现代价值获得充分体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所谓“儒道互补”；在现代中国，显然存在一个道学或儒道与马克思主义的

互补问题。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相信学术界有人为之。

（四）关于道学的普及与大众化问题

儒学研究中，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曾就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展开讨论，亦有人做了一些儒学普

及的实际工作，如儒家伦理的启蒙教育，儒家经典的背诵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总的说，还

局限在学术讨论的层面，从学术探讨进入普及的真正的实际操作，还有很大的距离。然毕竟迈出

了可喜的一步。笔者认为，道学也存在一个普及与大众化的问题。道学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亦是

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一方面，道学中有精华有糟粕，有“神奇”

有“臭腐”，需要人们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取舍；另一方面，道学之普及化、大众化不等于道

学之庸俗化、简单化，其间的分寸也不易把握。正因为如此，道学研究工作者更有责任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道学素养乃至语言素养，在道学之普及中发挥引导作用。现在的要务是

提高认识，重视起来，尽快将道学之普及与大众化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五）关于道学史研究

随着道学研究纵横两方面的展开，道学史研究近年也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在道学通史的研究

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钊先生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陆玉林等著《中国道家》，胡孚

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等等。在道学断代史的研究上，学术界较为注重者为先秦道学、魏晋

玄学、道教等。关于先秦道学，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朱

哲著《先秦道家哲学研究》，张运华著《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等；关于魏晋玄学，较为代表

性的作品有：汤一介著《郭象与魏晋玄学》，许抗生著《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赵书廉著《魏

晋玄学探微》，高晨阳著《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王葆玹著《正始玄学》等；关于道教或道教

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等。此

外，关于稷下道家、黄老之学、唐代道家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问世。上述作品的先后发

表，对于人们克服扬儒抑道的传统偏见，重新认识道学的历史地位，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

用。但总的看，与儒学史研究相比，道学史研究仍显薄弱，至少现在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全面

详尽的《道学通史》。如果有一学界权威人士出来，牵头组织编写一部多卷本的《道学通史》，

当是道学研究与发展中之幸事。应该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六）关于郭店竹简与儒道关系问题

1973年，帛书《老子》的发掘，曾使老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时隔20年，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

—《儒家简》、《道家简》的发掘，为儒学和道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契机和条件。短短的若干

年，在该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一些论文

集中反映在《中国哲学》第20辑、第21辑中。对于郭店楚墓竹简的价值，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海外学者甚至誉之为“中国的死海遗书”。还有论者说，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

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个颇为普遍的认识，是肯认儒道之相通

而非绝然对立。笔者以为，对于帛书《老子》和郭店《儒家简》、《道家简》，还有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