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范文第1篇

所谓历史性的思考，实际上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虽然哲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特征，但任何哲学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历史语境，我们在揭示哲学沉思中的内在逻辑时，还要善于揭示这种哲学逻辑背后的深层历史过程，揭示出这种哲学中的历史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将所有的哲学思考都置于同一个平面上，而是能够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哲学，具有其自身的时代问题。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来说，尤为重要。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认为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哲学当解这个提法进行一种界定。自8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当解一直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两次深层逻辑的建构：一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主导性的逻辑是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法理论，强调的是实践的主体性地位与意义。这一逻辑建构，在我看来，是以卢卡奇为中介的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建构，这一哲学逻辑在现实的层面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发展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从马克思回溯到黑格尔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海德格尔哲学的出现冲淡了。一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存在论逻辑，这是海德格尔的强势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与前者相比，这是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一种尝试，也是更深逻辑的建构，对激活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上述的思考中，对马克思哲学的当解，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考，实现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接性解释。在我看来，这样的思考还不能真实地使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真实需要的是，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当代语境中。在这样一种延伸中，首先就要区分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域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历史语境，然后要思考从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中，能够经过哪些重要的理论质点过渡到对当代社会的思考，过渡到对当代思想的审视。这是摆脱平面化对接中的深度解读，也是马克思哲学当解的根本内涵。

从这一历史性规定来看，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当解来说，只具有一定的中介意义，还不能使马克思哲学的当解逻辑地走向后海德格尔时代面临的问题。英国学者鲍曼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曾简洁地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沉重的(凝固的)现代性阶段，一是轻灵的(流动的)现代性阶段，前者的现实基础是“福特主义的工厂”，这是“将人类活动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而且这些动作总的说来是预先设计好了的，它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页。)，这是技术上的总体动员，与这种生产层面相对应的就是政治层面的官僚制度与极权主义，而文化层面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来的文化控制的意识形态。后者对应的是以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时代，这是个体化与流动性的时代，也是公共空间消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以电子符码的编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注：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引导着生产与消费(注：参见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照美国学者里斯曼的界定，这是西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重要变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革命(注：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界定来看，海德格尔面对的仍然是福特主义时代，实际上他关于存在的讨论中，在技术层面上就是福特主义全面的流水线生产，一种上手性支配存在性的过程。而如何分析消费社会特别是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时代，这是海德格尔无法面对的。实际上这就给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中，合乎逻辑地走向对信息时代的批判分析。但要达到这一分析层面，又必须经过一些重要的理论中介，如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海德格尔只是这些中介中的一个重要质点。

马克思哲学范文第2篇

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作全面的探讨，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2]本文从我现在所能收集的资料对近年来我国哲学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概况进行初步的总结，希望这一总结能为我国哲学界进一步深化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提供一点帮助，而这种深化又能为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一、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有无和缘起的研究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起源于国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他们是在西方现代性过度的历史背景下借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阈而开启这一话题的。当前，现代性在我国并未全面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凸显了现代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一）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有无的研究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找不到现代性这样的名词，由此，有的学者就提出，马克思没有现代性思想。另一方面，有的学者仅仅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否定和批判的角度出发，也认为马克思没有现代性思想。

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存在着大量的现代性思想，“马克思尽管未曾使用过‘现代性’概念，但是却有丰富的现代性思想”。[3]

第一，这里就存在一个判断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的标准问题。能否以马克思的文本中是否出现现代性这个词为标准来判断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也能否以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为标准来否定马克思没有现代性思想。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判断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的标准，判断马克思在现代性研究领域是否拥有自己的地位，或者说有没有现代性的理论，主要不在于他是否提出和使用过与现在完全相同的“现代性”术语及相关概念，而是要看他是否对现代性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4]实际上无论是在马克思早期对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宣判中，或者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批判，还是在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新探索中，现代性问题都以显性的或隐性的方式“出场”。[2]

第二，马克思就是生活在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中，他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有深刻的体悟。丰子义教授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生产。[4]任平教授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就是马克思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就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现代性对于马克思而言，不是其边缘化的在者，不是碎片化散播的话语，而就是贯穿于马克思新世界观变革的核心、基础和一以贯之的主线。马克思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都是现代社会”。[5]贺来教授也指出：“马克思身逢现代性的兴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主题”。[6]

第三，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这种现代性实现方式的批判，马克思否定的只是资本主义这种实现现代性的方式，但并没有否定现代性合理的精神实质，马克思的批判是其建构新现代性的基础。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他对现代性所作的一种深刻反思，不仅反思其哲学前提也反思现代性本身；不仅反思现代性现象这一“原本”，而且也反思隐藏在“原本”背后的前提预设和根源。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并没有使其走向反现代性。就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哲学前提——理性主义的批判来说，他批判抽象的理性主义，但没有抛弃理性本身。马克思一方面激烈而愤怒地批判资本社会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又不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更不希望人们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可见，马克思虽然批判现代性，但在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上又并未完全抛弃现代性的特质。[7]从“资本的角度”来透视“现代社会”，从“资本的命运”出发来探讨“现代性的命运”，被马克思自觉地确定为解剖现代世界最恰切、最有效的途径。马克思耗尽毕生心血，通过对“资本”的解剖，确立了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从而完成了他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的、全方位的考察。[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马克思有无现代性哲学思想的研究已给出了肯定性的回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目前学术争论的焦点主要不在于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而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看待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3]

（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缘起的研究

在解决马克思有无现代性思想的问题后，学界马上会遇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缘起于哪里？具体内容有哪些？如何形成发展来的？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有何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缘起问题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缘起的研究，二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缘起的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看学术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缘起的研究。学术界一般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的：第一，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需要。全球化是“流动的现代性”，它在不断地扩张西方话语霸权的同时不断地遮蔽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因而使正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特别是异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事业面临源头失语的威胁。第二，在当代中国，现代化是发展的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路径，更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主旨。当代中国不仅在技术层面上而且在理论层面上追问现代性的内涵，从而需要不断召唤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出场。第三，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分析，德里达、詹姆逊、德里克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当年马克思后现代思想遗产的“重新发现”，拉克劳和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否弃，以及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鲍曼等人对现代性的“反思”，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科学考察马克思与现代性、后现代的关系中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基点和本真意义，这需要学界积极回应。[5]

现代性是真正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性相适应的本源性的理论视域，但长期以来，这一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最为关心同时也颇感困惑的问题是：在新的条件下，马克思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究竟在哪里？马克思哲学研究究竟如何才能进一步地向纵深推进？在寻求这一问题答案的时候，人们觉得最困难同时也最要害的问题是：在今天，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和当代人类生活的现实结合点究竟在哪里？究竟从何处入手，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哲学应有的批判力量？在我们看来，面对这些问题，现代性的反省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或者说，对现代性的反省，将为马克思哲学向纵深发展，提供一个切实可靠的途径。[6]

其次，我们来看看学术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缘起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轨道而形成的，它是在历史和时展的逻辑中形成的。马克思出生在19世纪初的德国，其大学毕业后正值资本主义现代性成长的初期，其种种的弊端已开始显现，另外，德国当时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环节中最落后的一环。面对此情此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关于理性和人的主体性思想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对资本主义这种实现现代性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和批判，进而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以实现现代性的理想。

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向度及内容

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向度及内容的研究是当前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样一些观点。

（一）二维说

郑元景、余章宝提出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二维说。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践特质内在地含有对现代性的批判向度和建设向度。[8]

第一，实践的维度。现代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抽象概念。现代性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理性”、“自由”为标志的时代精神，它标志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启蒙时代总是被冠以“理性时代”的标志，现代性就是理性的另一种说法。最早最彻底对启蒙理性进行根本解构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拒斥理性形而上学的产物。马克思已经不是从理性、思想出发说明现实物质利益，而是从现实的物质利益来解释理性、思想。马克思既不承认有脱离现实世界之上的抽象的、形而上的世界，也拒绝脱离开人来抽象地把握世界。在他看来，“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9]（P178）马克思甚至断言，自然（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世代活动的结果。这样一来，感性的“自在世界”就借助于人的实践活动转化为“自为世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世界以对象世界的方式呈现出来。实践的介入使对象世界成了相对于人而言的不断生成的过程。[7]

第二，具体的人的维度。人的理性和主体性是一种现代观念。现性主体是从启蒙时代中生发出来的。整个启蒙时代是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历史前提。可以说，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主体和主体性问题，现代性的发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选择性。马克思通过凸显主体的社会—实践性对现性主体进行了批判。从实践的需要出发，马克思将启蒙的先验主体消解在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中。马克思认为，启蒙告诉我们的那个孤立的、理性的主体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抽象和虚构，是非理性的、认识论的、想像的主体。实际上，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即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并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主体不是通过主观的反思建立的，而是在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主体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从根本上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二）三维说

很多学者都从三个层面论述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具体内容，如胡颖峰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三个维度。[10]但漆思比较具体地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维度，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维度：[11]

第一，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首先体现为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包含着带有欺骗性质的意识形态因素，在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的条件下，无法实现社会关系的普遍和解与人的自由解放，资产阶级用来为自己统治进行合法化辩护的启蒙现代性理想，只不过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而已。马克思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清理了其中凝结着的启蒙现代性理论，锻造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哲学武器。这一新的哲学观，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内在统一起来，对于分析和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及其本质提供了新的哲学依据。马克思正是用这一武器，对作为现代性主导理念的主体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启蒙意识形态展开了深刻批判。

第二，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批判。在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之后，现代性的诊断就不仅仅是哲学的任务，而是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真实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释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体现的正是这一新的批判取向，异化批判就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诊断的核心命题。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揭示，目的是要使异化意识回到现代性社会的生活背景之中，从社会系统合理化和生活世界合理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来说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如果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在于揭示启蒙现代性理想在私有制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堕落为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工具，那么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批判则更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带来了人的物化和社会关系的危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革命性的结论：只有从制度上扬弃资本主义，才能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启蒙现代性理想。

第三，对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的超越。对现代性有着不同的理论视阈，现代主义是从肯定的视阈来修正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是从否定的视阈来解构现代性的，而马克思则是从扬弃的视阈来分析现代性。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哲学观，不但克服了启蒙现代性的理念局限与制度局限，而且超越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极端化思维模式，实现了对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的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反映现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状况的正反两面。如果说现代社会实现了启蒙倡导的现代性一面，那么它还压抑了作为校正现代性问题的后现代性的一面，这激起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造反。但这两种立场都局限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社会框架之中，未能实现马克思所主张的辩证扬弃。马克思把现代性批判置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批判，认为启蒙现代性既充满着矛盾悖论又包含着人类解放意义，那种完全拥抱启蒙现代性的现代主义与马克思的革命批判精神不相吻合，而激进解构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立场，更与马克思的辩证扬弃观点相去甚远。

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

学术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比较少。从目前我收集的资料来看，主要有两位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任平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马克思哲学革命和哲学转向的依据时，马克思现代性视阈变革及其资本现代性批判问题被摒弃于视野之外，而对马克思现代性视阈转变和资本现代性批判又忽略哲学革命这一关键环节，两者完全脱节”。“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阈与哲学批判都随着两者相互作用的向前运动呈现不同的阶段。学界总是看到交叉点一边的哲学批判序列，而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考察交叉点另一边的现代性视阈的变革序列，更缺乏将构成互动交叉点的两边做关联性的考察，将哲学批判和哲学革命看做是马克思为解决资本现代性批判这一历史语境问题的必然结果”。[12]因此，作者试图将马克思哲学革命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结合起来研究，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形成过程如下：（1）批判的神圣——马克思的初始现代性视阈，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2）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改变德国现实的现代性哲学视阈，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在莱茵报时期写下的一系列论文中。（3）马克思人本学——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现代性视阈，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德法年鉴时期发表的文章中。（4）国民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判的现代性视阈，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5）批判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基点的形成，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6）现代性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成熟期的作品，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

石敦国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哲学现代性批判到经济学现代性批判的过程。所谓哲学现代性批判就是对以理性主体原则为基础的近代哲学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之根本状况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历史形式和异化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性批判应当从哲学现代性批判转向经济学现代性批判，这才是真正的实践批判和历史批判。这就是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这是真正的现代性批判话语，因为它是真正的历史批判和实践批判。它不是局限于对意识现代性的意识批判，尤其是对哲学现代性的哲学批判。它通过经济学批判深入到人的存在方式和实践方式之中，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之中。在马克思看来，对哲学现代性的批判固然可以由哲学本身来完成，但这只是“在天上”的批判。哲学现代性的基础“在地上”。只有从实践出发，揭示实践的历史本质和批判本质，才能既是对哲学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对现代性的总体状况的根本批判。[13]

四、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研究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使然。研究现代化的权威专家钱乘旦认为，现代化肇始于欧洲，从此之后，不论人们喜欢与否，它都将以迅猛的速度前进，这个过程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它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使未开化民族从属于开化民族”。而今天全球化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已是人类社会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那么各个民族国家唯一可以变的就是选择一条怎样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我国哲学界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就显得尤为现实。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背景、方式方法、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些角度来进行的。

任平认为，在马克思之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列宁、斯大林、新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等都在现代性问题上作过许多思考。在后现代性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其发展的本质理念应当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现代性，即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性。[6]

邹广文认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问题逐渐为学界所关注。而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是与中国现代化实践进程的加快、与思想文化界对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野，对我们分析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参照，应从理性与价值的双重观照出发，注意把握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注意解决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矛盾和价值冲突，注重实践的人文关怀。[14]

而在2004年由中央党校哲学部主持召开的“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发展”研讨会上，学者就中国现代性发展的障碍因素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的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研讨。[15]学者们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是一个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从时代背景上看，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社会生活内部包含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多重因素，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面临着多维而非一维的历史任务。其次，从现代性的基本内涵来看，现代性自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流变的、不断生成的概念。在现代性概念的形成之初，就产生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内在对峙；随着启蒙精神内在弊端的逐渐显露，以价值理性重建现代性的呼声日益强烈。再次，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具体方式来看，一方面，需要强化启蒙精神的基本内容，加速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需要规避后现代主义的消极影响，努力吸收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的积极成果。[16]

五、今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现代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全球化的客观趋势以及中国现代性建构决定了现代性依然是我们当下的实践目标。在现代性和后现代并存的历史境遇中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我们应该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应该从方法论上更加自觉地深入研究马克思现代性理论，比如可以从文本学的角度来深入研究，对马克思的经典的文本，从其《博士论文》开始一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逐一从现代性这一角度来进行文本的解读。这种文本式的解读一方面能切实弄清楚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具体内容；另一方面也能为我们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误读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改变我们与其交流对话的被动局面，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融入国际学术圈，并在国际学术圈展示马克思哲学应有的魅力。

马克思哲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马克思哲学范文第4篇

(一)战争实践与哲学思想的形成

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理论形态。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艰苦曲折的革命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认识和思考中国革命实践问题，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的确立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其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十分罕见。中国社会变革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中国革命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道路模式继续走下去?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党内一部分同志却在反右倾的时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犯了“左”的错误，照抄照搬苏联革命的战争经验。总结建党和建军初期革命斗争屡遭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本本主义，在1930年5月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开始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2．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中国特色和理论特征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实践形式是战争实践。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历史现状决定了中国革命实践的主要形式是军事斗争。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合理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及其根本规律，形成了完整的人民战争理论，创造了完整的军事辩证法体系，着重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一般与特殊相互关系的原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面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矛盾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战争的全局和局部关系，丰富了关于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理论特征。

3．“两论”对中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告诉人们，如果只是一味地依靠书本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现实实践和革命问题的。因此，如何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和中国社会现实矛盾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两个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提炼上升到哲学高度，需要一个过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主要是通过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从哲学高度对此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经历的丰富实践经验与教训逐步地上升到哲学理论，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应该说，在1937年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对中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它以自己的特点和新鲜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性的理论成果。

(二)哲学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

在这一时期，中国现实实践的主要特征是以战争实践为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运用唯物史观、认识论以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来揭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社会根源，用其基本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方向、对象、步骤等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生成了哲学思想，哲学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欧洲、苏联形态转化为中国形态。

1．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这就需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之能够解决本国的具体实践问题。在中国革命的特定环境中，哲学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中国革命的产物，同时又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哲学概括。因此，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在于，它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只是单纯地局限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论，而是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得出许多符合中国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实践现状的新的理论结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正确的概括和总结，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了生命活力，提供了在落后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例。

2．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集中体现纵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发展受到了来自西方思想文化上的重大冲击，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才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必然选择。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集中体现和核心内容。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个理论形态的哲学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坚持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出发，不断探索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结晶。

3．哲学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对党所领导的伟大实践的最高理论概括，又是党带领人民进一步实践的行动指南。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和原则指导中国革命，在实践中对党的历史上的胜利和失败进行哲学反思，在寻求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在思想上为中国革命提供理论保障，最终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中国共产党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二、建设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范式转换

当理论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发生变化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和具体实践的不断变化而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现实国情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就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性实践形态开始由以革命斗争为主的战争实践转换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建设实践。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践基础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等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些变化，既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1．斗争哲学对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理论偏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党对国内主要矛盾虽已有了正确认识，然而，发生在东欧的“波匈事件”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联想和对现实的沉重思考。提出，虽然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的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还存在。因此，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由于党内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量，动摇了党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使斗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哲学思考中占据主导地位。建设时期的斗争哲学，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实际的实践轨道。

2．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理论意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和概括，理论一旦脱离实践，就会走向现实生活的反面。1978年，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哲学文章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立足建设实践实现范式转换的“引擎”。这篇文章针对当时在党内居主导地位的“两个凡是”的新本本主义错误方针，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这场大讨论，从更深层次探讨以什么样的理论态度来分析历史和研究现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深化了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

3．和平与发展背景下的改革开放实践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邓小平曾深刻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现实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丰富起来的。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大力提高生产力，努力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此，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的全面性的改革开放大潮势不可挡的展开了。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为实践提供了理论先导，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新的理论形态。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研究范式

哲学的先导作用往往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表现得最为突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理论先导作用，集中表现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转换、实践探索的批判性思维等方面。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使人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运用上有了重大转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1．“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悖论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理论、矛盾斗争性理论，在革命战争年代因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和革命斗争的残酷性而被强调运用，这种思维模式是适应当时的实际需要而形成的，是合理的、必要的、正确的，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客观需要。然而，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也需要符合当时的现实实践和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这时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认清形势，正确的处理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将阶级斗争作为处理一切事物的总原则，一切事物都被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对一切事物都要作阶级分析，都要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并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会停滞不前，进而走入斗争哲学的悖论之中。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哲学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由阶级斗争开始向经济建设方向发生转变。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由邓小平恢复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和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前国内的中心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哲学的新思路便取代了革命斗争时期斗争哲学的思维模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找准了发展方向。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新探讨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彰显反思精神，对建国后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对斯大林哲学模式进行反思，探索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以科学精神紧密结合当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实践理性密切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如实践问题、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知识经济问题、全球化问题等。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实践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和理论形态的讨论的基础上，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得到强化。从理论成果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坚持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现实实践的不断变化而及时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实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对历史经验和新的实际问题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当代现实实践的哲学剖析和解答。

1．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探索过程，是对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不断丰富和不断提高的过程。它的开创性和探索性，决定了它必然创新的基本逻辑，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果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关于坚持发展生产、共同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理论，是人类发展思想的集大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另外，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建设和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论述，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2．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本质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具有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本质。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对人民群众实践的创造性经验的理论总结。它有着鲜明的实践特色，而不是单纯的学理推论，是产生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其生命力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野并不囿于中国自身的社会实践，它也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理论成果。我们党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进行正确分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理论营养。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根据中国现实实践发展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三大基本问题”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面临的时代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探索和回答这三大基本问题展开，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三、和谐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现实诉求

时代的不断变化发展需要哲学在理论上提供指导，新的实践要求哲学作出新的阐释、新的突破，而哲学理论本身也同样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变革不断发展和创新。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论创新的现实诉求。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时代背景

对时代的发展变化进行新的分析，不断深化对时代特征、时代主题和中国现实国情的认识，深刻认识社会实践形式和“世界图景”的新变化，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使命。

1．全球化成为世界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从本质上说，全球化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人类交往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是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必然趋势。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因此，对全球化的哲学思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代需要。

2．“世界图景”的新变化和中国发展的新挑战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今世界，人类的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全新变化。社会主义的中国成功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正在改变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等矛盾突出;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日趋明显，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大量涌现;中国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日趋活跃，公民基本权利得到较好的维护，但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和等问题依然存在等。如何应对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和命运，给我国的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转变实践理念，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合理解决，实现和谐发展。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新实践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历来提倡和谐，信奉“和为贵”，提倡“和而不同”。随着认识的深入，我国提出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宏图。最完美的和谐社会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的这个理想也是对和谐社会概念的诠释。但是，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催生了社会上各种不和谐的问题和现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误区里解脱出来，不但可以把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活动推向“以人为本”，以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为发展轨道，迎接建设知识经济的挑战和机会，而且能够高度重视文化精神领域的发展，大大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诉求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社会理想。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看，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实践和理想目标，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诉求。

1．和谐社会实践的理论诉求以人为本的理论诉求。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宗旨。和谐社会的实践坚持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目的在于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公平正义的理论诉求。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基石。和谐社会以公平正义为基础，没有公平正义，和谐的基石就会受到动摇，和谐社会就建立不起来。人人享有的理论诉求。达到人人享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人人享有发展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实现人人享有发展，也就能达到理想的境界。人人享有发展的社会，自然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2．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困境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就是，认真总结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成果，并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向哲学提出的各种时代性问题和挑战作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天体“大爆炸学说”提出的关于世界有限性与无限性问题;“夸克幽禁”学说提出的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问题;信息论涉及的信息的本质问题;机器思维、克隆、转基因、暗物质、反物质等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前沿问题。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都需要在哲学层面进行深入思考，并在实践层面做出相应的回答。这些问题引起了哲学思考的框架性转移，使得哲学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技术与价值理念、自然与社会、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的发展等更深层次的问题。由此可见，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进行哲学思考、总结和回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和发展的实践要求所在。

3．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哲学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关注人的生存和人的解放，把人从受奴役、受压迫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就是一种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理论，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自始至终都一直贯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的实践方式的不断变革对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市场经济与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可持续发展与人类中心主义、人权问题、以人为本、人的主体性发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当代哲学发展必然转向对人本身的研究。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当以人作为自己的主体研究对象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形式和内容。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实践的背景和方式也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面对和回答全球化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而且要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的实践问题进行思考，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时代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不断发展，实践过程中提出的哲学问题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主体性和本土性特征。实践性。实践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源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实践性贯穿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只有牢牢把握实践性，才能够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更高的新的发展阶段。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实践的哲学，又是主体的哲学。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在主体的对象化实践中思考和回答当今人类社会实践中出现的许多带有全球性质的重大现实问题。本土性。本土性是指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把握时代脉搏与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所赋有的丰富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结合，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内容。

2．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方法论原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构建其理论形态的依据。理论上的构想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性与当代性、意识形态性与学术理论性、基本原理与理论形态多样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科学理论，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当代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回答新时代提出的问题，必须坚持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具有意识形态的理论特征。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必须处理好作为国家建设指导思想的哲学研究与作为人类智慧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理论和方法更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和超越性，它的实践观点、唯物史观和辨证方法是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马克思哲学范文第5篇

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关系,有点类似于马克思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包括他的后继者们的思想。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讨论人的权利、自由、平等、正义等的形而上学基础,当然需要体现马克思哲学的独特视野和立场。政治哲学不同于政治学,政治哲学应该具有形而上学特征,即追问一些比政治学更具前提性的问题,因为政治哲学无非是为政治学建立形而上学根基。从西方的文化源头看,哲学同政治的确存在着本然的联系,因为在古希腊,人是政治的动物。但这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还不是一个问题,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在另外意义上成立的。我们不同意把政治哲学广义化。马克思政治哲学只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层面而已,似乎不能用政治哲学来界定整个马克思思想的性质。马克思政治哲学究竟是有自己的独特领域和研究范式,还是仅仅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做出某种回答,给出自己的答案?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①因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专属于马克思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属于马克思后继者的。另外,马克思政治哲学不能与马克思的政治学划等号,把所谓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等也算进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例如想当然地把所谓的马克思的国家观、阶级观、人民群众观等政治学的内容也算进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要对国家、阶级、人民群众等概念作哲学诠释和审视,但是不能把这些概念算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但不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本身。马克思政治哲学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部门”哲学,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当代形态。核心内容应该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民主、平等等,例如如何实现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马克思研究劳动平等的目的、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等。

正是由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特殊性,因此在诠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时,笔者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阶级概念。这一逻辑起点,使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学说有了明显区别。政治哲学是作为“哲学的基本假设”(人类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生活在一个比现在好的制度之中)加以强调的。作为逻辑起点的阶级概念贯穿于他的全部学说,因而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是全部政治哲学学说建立的基点。虽然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阐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他们并未将阶级概念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点,更不可能将此概念作为终身的实践指南。

二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剩余产品的出现是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可以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②社会由于分成了不同的人群而产生了不同的需求,形成了与他人相区别的要求。“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产生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人类所存在的一切手段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的需要。“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③“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的文明时代就是人类分裂的时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社会的分化与人类对利益分配的差异而出现了不同的集团,为阶级的出现做了充分的准备。

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的重要条件。“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Ge-meindewesen],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⑤因此,劳动和分工是一切人类社会生存的条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就是奴隶制。”①阶级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各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的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因此,我们讲阶级斗争的历史应该是把原始社会排除在外,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都是阶级所属的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分工产生了阶级。而正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分工产生了阶级,所以马克思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恩格斯的加注表明了人类社会的所谓文明发展历史是和阶级的存在、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国家的产生为了服务于阶级、政权的存在同样与阶级的利益分配结合在一起,民主的追求是和阶级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平等的存在和每个阶级的根本利益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