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28—31日，联合国召开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宗教领袖共同参与的“宗教和灵性领袖千年世界和平高峰会议”，会议发表的《为全球的和平而奋斗》的宣言，表示各宗教团体应当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气氛下，为和平、公正、消除极度贫困、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团结而共同奋斗。紧接着，9月8日联合国又召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各国政府首脑聚会，15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通过“千年宣言”，肯定了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大自然以及共同责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观，决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环境。2000—2023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和平文化年。对这样的全球共识，中国的和平文化无疑会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8年12月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时代特征这一科学论断，强调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是和平的根本保障。同志近年来进一步强调，世界多极化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初带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的两大主题，推进和平与发展事业不仅有利于摆脱冷战时代的影响，也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环境。我们正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伟大时代，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和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的和平文化源远流长，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国哲学家罗素作为有先见之明的西方学者，早就指出：“(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转引自汤恩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演员报》2000年7月14日，第2版。)。当然，西方世界确实也有极个别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威胁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声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事实上，持东西方文明对立这类观点绝非始自亨廷顿。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1936)就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注：转引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亨廷顿的论调只不过是重复、延伸吉卜林的观点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对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究竟将扮演“和平者”还是“威胁者”的角色，也心存疑虑。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用中国和平文化的史实，对他们的观点加以反驳。

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论：秩序的和平论——儒家，行动的和平论——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道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续着中国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说，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国文化的骨髓。

1991年5月在莫斯科访问时，就引用过墨子的名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的和平文化。近年来，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发起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程思远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高度赞扬。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和平文化，宣传中国和平论，宣传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及维护者的角色，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为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和平论的主题。

一、先秦诸子的和平思想

首先说儒家。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和平论，表现在儒家的修齐论、和谐论、中庸论、仁爱论、大同论等一系列理论中。

修齐论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构架，即通过格物、致知、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礼记》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身要求人人都能树立起家国一体的观念，为国家的稳定、从而也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和谐论是儒家和平文化的核心。《诗经·商颂·那》倡导“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说的虽是音调的和谐，但也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和谐。和谐论包括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孔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和谐论的集中表述；《中庸》甚至把“和”看作“天下之达道”。天人和谐在儒家思想系统里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是相通、相类、统一的关系，应当一以贯之。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人不应该“欺天”(《论语·子罕》)，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易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提出“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汉代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受儒家影响写成字书《急就篇》，描绘了汉初的和平盛况：“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注：转引自王应鳞编：《玉海》，清光绪十年成都志古堂刊本。)许慎也重视中和之道，在《说文》中提出：“中，和也。”董仲舒强调天人和谐，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类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人如果得罪了自然，自然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下灾祸以报复。为了不受自然的报复，程颢要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2)，王阳明要求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注：参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天人和谐了，宇宙和谐才有可能。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的核心是儒家的纲纪学说。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注：《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3页。)。季羡林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也可以解释成国家与人民、父母与子女、夫妻、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就是使这九对关系都能相互照应、相互尊重，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像在儒家思想那里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关系，就可以保证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庸》引《诗》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中庸·第十五章》)中国俗语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解释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又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所以，曾国藩坚持“和气致祥”的观点，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

中庸论是实现和谐论的方法论。中庸也可叫中行、中道，其核心含义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世的社会实践中，坚持适度的原则，把握分寸，恰倒好处，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以中庸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天地万物只有各得其“中”，才能相互依存：“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上古之世，尧治理社会“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尚书·盘庚》)；周公倡行“中德”(《尚书·酒诰》)，用刑力求“中正”(《尚书·吕刑》，这些都是中庸方法的具体运用。有了中庸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和谐的目的，所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仁爱论是和谐论的出发点。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是“爱人”(《论语·颜渊》)，具体就是“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启发下，子夏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著名论断。他的继承人孟子则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爱人不光是爱自己和自家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可以收到“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的回报。由此出发，进一步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样，由爱亲人而爱百姓，由爱百姓而爱万物，就可以实现仁政。仁政实现了，天下自然安定和平。宋代张载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成“民胞物与”的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提倡“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正蒙·中正》)。仁爱学说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成为中国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仁爱常被儒家学者尊为“全德”，可以延伸到忠恕、孝悌、克己以及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美德，也可以延伸到仁政、德治。

大同论是儒家社会思想的理想境界。儒家社会大同思想始萌于《尚书》和《诗经》。《尚书·洪范》提出了“王道”，就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反映出反对剥削、反对罪恶战争、向往乐土的思想。孔子也主张大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孟子把仁政思想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通过行仁政，“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最集中论述大同思想的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该篇还说：“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种大同社会的特点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财产公有即财物不必藏于己；各尽所能，为社会做贡献即出力不必为己；进行社会分工，使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实行民主，讲究信用，选贤举能，消除私有观念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社会安定没有各种刑事犯罪。这种大同社会的蓝图正是一片和平景象。

汉代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统”和公羊派所提倡的公羊三世说，实际上也都是大同思想。不仅是儒家，其他思想家也有很多人提倡大同思想。研究者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划分成五种类型：一、依托远古，向往原始社会，勾画出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如儒家的大同论，道家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都属这种类型；二、人间的社会追求采取了非人间的境界，如佛教的“净土”、“极乐世界”，道教的“仙境”；三、用形象的语言塑造出大同社会的意境，如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陶渊明的“桃花源”、康与之的“西山隐处”(《昨梦录》)、李汝珍的“君子国”(《镜花缘》)等等；四、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对社会方案的制定，如先秦孟子、战国农家许行的“君臣并耕”、东汉何休、北宋张载的井田制、魏晋鲍敬言的“无君无臣”论；五、属于空想思想家的社会实验，如东汉张鲁举办的“义舍”、明代何心隐创立的“聚合堂”以及禅宗的“禅门规式”等。

综上所述，可以说儒家的思想学说是一种秩序的和平学说。作为这种和平学说的补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提倡“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指斥“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不义战争。当然儒家并不是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对于正义战争，儒家是不反对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儒家还不得不参加一些抵抗侵略的战争。这正如中国的其他和平文化也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不义战争一样。

中国近代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对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和平文化进行了继承，认为这种和平文化是一种王道文化，讲的是仁义道德，在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时，反对不讲公理的强权政治，主张睦邻友好。他在《民族主义》的讲演中一再指出：“中国人更有一种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反复指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人“不但是很爱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注：本段均引自《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247页。)。他本人就是按照这种王道文化的方针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族关系的。

儒家的和平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世界和平思想，就是在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世界和平的思想。其世界和平的思想包括：和平奋斗救中国，以国民会议来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平统一，建设新国家；以中国的王道文化即和平的方法来联合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欧美列强的侵略压迫，由民族主义达到世界主义，实现世界和平。

墨家的和平思想也是非常明确的。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深谙战争，但他提出的尚同、非攻、兼爱更执着地追求友爱与和平。墨子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懂得战争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认为“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国之自守也”(《墨子·七患》)。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工具，这个工具就是食、兵、城，“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墨子·辞过》)。由此出发，墨子十分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把它提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但是，墨子更痛恨战争，认为战争兴师征伐，祸国殃民，荒废农时，毁人城郭，割人庄稼，伐人树木，抢人牲畜，烧人宗庙，杀人百姓，灭人老弱，夺民之用，废民之力，涂炭生灵，所以兵器是罪恶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他主张消除战乱，制止战争，实现和平，而实现此举只能靠兼爱，因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到这一天，均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墨子·兼爱中》)。值得肯定的是，墨家不仅提倡和平文化，而且实践和平文化，墨子本人身体力行，有过止楚攻宋的实践。楚惠王时期，楚越之间在长江进行水战，楚国请公输盘造“钩”和“镶”两种舟战用的武器，打败了越军。约在公元前444年前后，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之后，急忙从齐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脚底磨破了，流血不止，用撕下的衣裳把脚裹住，日夜兼程，赶到楚国都城郢，力图说服公输盘、说服楚王，但他们仍坚持用云梯攻打宋国。公输盘多次设攻城之机变，墨子多次把它瓦解；公输盘用尽了全部攻城器械，墨子仍坚守有余。最后，公输盘要杀死墨子，墨子说：“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公输》)楚国终于放弃了攻宋的企图，避免了一场战争。公元前405年前后，齐国要进攻鲁国，这时墨子约74岁。鲁国君请求墨子解救。墨子来到齐国，对齐王说：“今有刀于此，试人之头，猝然断之，可谓利乎?”齐王说：“利。”墨子说：“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齐王说：“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墨子说：“并国覆军，贼敖百姓，就将受其不祥。”齐王终于悟到是自己将受其不祥，放弃了攻打鲁国的计划(《墨子·鲁问》)。在墨子大约80岁时，鲁国要攻打郑国。墨子反复劝说鲁阳文君，说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财货都属于不义之举，终于打消了鲁阳文君攻打郑国念头(《墨子·鲁问》)。墨子一生中，为了反对诸侯之间的攻伐战争，以大无畏的精神奔走于诸侯国之间，阻止了多次战争，为正义的和平事业立下丰功伟绩，以行动谱写了和平文化的光辉篇章。

道家的无为、无争和贵柔、守雌，既表现出一种宗教情怀，亦是非常典型的和平思想。老子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这是一种原始的村落社会：它是自然的，而不是文明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强权的；是自给自足的，而不是交易互利的；是静止的，而不是活跃的；是小规模的，而不是大规模的。“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老子》一书有多处是讲兵法的，其中一条基本兵法是：“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第六十九章)还有一条是：“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老子提倡“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老子》第三十章)老子说：“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十一章)老子还说：“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拱”(《老子》第七十六章)。庄子则主张万物一齐的思想，提倡万物平等和谐相处。这些思想都是来自老子对大自然的领悟而得出的大智慧，可以称为取法自然的和平论。

兵家是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他们对战争的规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谋攻》)。但是在孙武看来，战争不是目的，和平才是目的，作战即使百战百胜，也是不足称道的，值得称道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他所说的“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子兵法·谋攻》)。《孙膑兵法》虽然研究了许多战术原则，但也贯彻了不得已而用兵的思想，孙膑说：“乐兵者亡。”(《孙膑兵法·见威王》)又说：“穷兵者亡。”(《孙膑兵法·威王问》)这样看来，中国的兵家也是主张和平的。这使我们回忆起辜鸿铭的一段话，他在回答欧洲人民到哪里去寻找取代军国主义的新的道德力量时说：“我相信，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里找到它。中国文明中的这种使军国主义失去必要性的道德力量，便是‘良民宗教’。可是，人们会问我：‘在中国不也存在战争吗?’的确，在中国是存在战争的，不过自从2500年以前孔子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中国的兵家确实以战争为研究对象，但是他们也是热爱和平的。

二、中国五大宗教的和平文化

在中国注册的宗教有五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信徒有一亿多人。这五大宗教参与了许多世界性的和平文化行动。中国五大宗教组织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及1979年以后多次派出过宗教代表团，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宗教和平会议。1994年7月2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成员由我国宗教界知名人士担任，赵朴初、丁光训、安士伟、宗怀德、明yáng@①、韩文藻、傅天元分别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委员会通过的《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章程》的条款，规定了该委员会是中国宗教界与世界上有关宗教和平组织相联系的组织，其宗旨是加强我国各宗教团体及其信徒维护和参与世界和平事业，发展同世界各宗教和平组织及有关人士的友好往来，共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1994年11月，该委员会派出赵朴初、丁光训、刘柏年出席在梵帝冈举行的世界宗教与国际和平大会。1995年8月14日，中国宗教界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会上了《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该《文告》称，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维护和平是宗教徒的神圣天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委员会在《文告》中号召中国宗教徒：组织和平祈祷，每年的8月14日到8月20日，是中国宗教徒祈祷世界和平周；弘扬和平教义，编辑和平教义书刊，进行宣讲和教化；参与保卫世界和平活动，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及一切国际友好宗教组织的和平行动，支持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倡议、决议；支持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支持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遏制战争因素的和平主张，希望早日达成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与各国宗教界一起，为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公正、共同发展、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努力(注：参见王美秀：《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78—79页。)。中国宗教界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世界宗教界赢得了荣誉。

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在保持着自己组织的独立性的同时，与世界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没有根本的区别。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天主教这两大宗教一直和睦相处，共同维护着和平事业。傅铁山主教代表中国宗教界提出过如下倡议：第一，高扬和平旗帜，维护宗教的纯洁性；反对利用宗教推行强权政治；反对利用宗教分裂祖国；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危害世界和平；反对邪教组织冒用宗教名义破坏社会安宁。第二，提倡宗教宽容与和解，创造和平共处的环境；正视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交流，增进了解，实现和解；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对话，平等相待，不搞对抗；发挥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优势，维护和平，共同进步(注：参见傅铁山：《高扬和平旗帜，提倡宽容和解》，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8页。)。应该说，这一倡议代表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观点，是这两大宗教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主张，也能够代表全国宗教界的意见。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回、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中国伊斯兰教保持了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主张和平、纯洁。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生活了近1000年，他们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发扬爱国、爱教、爱和平的优良传统，拥护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和平主张和行动。

中国佛教与中国伊斯兰教一样，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因素、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教义的核心理论是非暴力论，和平是佛教实践的主体。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和不杀生思想，把这一思想变成自己的基本戒律。佛教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欲望引起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膨胀的结果，就有了贪婪的行为，掠夺和战争正是贪婪的表现，所以佛教提倡灭欲、不杀害生灵、众生平等，不允许种姓压迫的存在，这样，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才有保障。这些平等慈悲的思想成为佛教和平思想的基石。佛教重视人的生命，正视人的存在，重视人的价值，提倡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和睦、和谐的关系。但佛教的慈悲不杀生不是绝对的，佛教对恶人是要惩罚的，这是其和平思想的另一个方面。中国佛教把慈悲无我作为实现和平的根本途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问太虚大师如何实现和平，太虚大师回答“慈悲无我”。“我”是纷争的根源，要和平必须实现“无我”，“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大公，大公才能实现和平。南北朝时，石勒、石虎视人命如草芥，滥杀无辜，百姓遭殃，佛图澄以慈悲化度了他们，普救了天下苍生(注：参见宏度：《佛教与和平》，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54页。)。

中国道教继承了道家的取法自然的和平论，认为宇宙间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气所化生，人是道气中和的产物，是天地万物中最有灵气的物类，人类处理自己和万物的关系也必须取法自然，人类要以天地为准则，维护世界万物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不能人为地去破坏自然本性。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道教继承老子的主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即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保持天地万物的和谐。道教经典之一《抱朴子》反对杀生，反对妄为，指出：“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谗阴贼。如此乃为有德。”(《抱朴子·内篇·微旨》)如果“弹射飞鸟，刮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那么，“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抱朴子·内篇·微旨》)。道教全真派道徒丘处机在1220年正月，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以73岁的高龄，率弟子18人，自山东莱州启程北上，爬高山，涉大川，跨戈壁，越荒漠，为结束“十年兵火万民愁”的局面，劝诫成吉思汗止杀，“欲罢干戈致太平”，历时两年多，于1222年4月5日到达设于阿姆河(今阿富汗北境)的成吉思汗军营。在军营里，他每向成吉思汗论道，总以劝诫止杀为要。成吉思汗问他：“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丘处机回答说：“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隆福我家。况民无常怀，唯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丘处机实践了道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中国道教坚持《老子》和《抱朴子》等经典所提倡的和平思想，在当今时代继续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由上述可以看出，中国的五大宗教在有关和平的论述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它们的一致性是非常明显的。它们都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思想，贯彻到各自的教义、教规和行为活动中。各宗教之间互相吸纳融通，形成了中国五大宗教的多元共存、和睦相处。中国宗教的这一传统，对于世界宗教处理相互关系也都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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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汤氵换日的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