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问题始终是关涉人类生活的焦点话题。宋代大儒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先秦有义利之辨，而到了两晋之时，伴随个人意识的觉醒，义利矛盾更加突出。生活于两晋之交的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论及当时社会生态：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货贿，唯富是图，肆情恣欲，无止无足。无利不为，无利不往。举足不离绮 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便是这一点的生动写照。私欲的崛起，乃至于社会风俗的全面败坏，是葛洪格外关注义利问题的时代背景。

一、重构语境：时和命

孔子言义利，皆单独就义利而言，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葛洪的义利思想是从重构时和命的语境中展开的，为义利之辨增加了宿命的色彩。生活之中，境遇各别，有的人潦倒困厄，有的人显达富贵，同一个人，穷和达的遭遇也可能因时而异，先富后贫的有，先贫后富的也有，不一而足。人生本不同，无须强求穷或达。葛洪说：夫器业不异，而有抑有扬者，无知己也。故否泰时也，通塞命也。审时者何怨于沈潜，知命者何恨于卑瘁乎!故可珍而不必见珍也，可用而不必见用也。

二、理论内核：义高于利

在葛洪看来，虽置身于贫穷困厄的遭遇，然而安贫乐道，听任时、命，表现出一种慷慨激昂的道义情怀和人格魅力，这才是人之大美境界。这里蕴含的是道义至上的逻辑。葛洪说：穷之与达，不能求也。(《交际》)为什么不能求?之所以不能求，因其本身即是失了道义的。这里汲取了儒家传统的思想资源。《论语卫灵公》载：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在孔子看来，谋道与谋食高下立判，这是从德性一面入。

三、终极追求：孔颜乐处

相较于晋时唯利是图的世风，葛洪的唯义论无疑是格格不入的。《守塉》中潜居先生面对时人问难，《安贫》中偶俗公子对乐天先生的问难，都可见这种冲突。对于义和利之间的不同选择和判断，反映出的是基本价值理念的差别。葛洪的唯义论，建立在与世俗不同的富贵观的基础之上。

四、结语

葛洪义利观可以穷不失义概括之，这体现的是在欲望面前对道义的信守。故分定计决，劝沮不能干，乐天知命，忧惧不能入，困瘁而益坚，穷否而不悔，诚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薄浮，以索凿枘，效乎礼之所弃者之所为哉!就个体而言，是以一种精神人格的追求克服对欲望的过度渴求;就群体而言，是以个体的克己、不争来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与此相反的是，晋人的生活，可以描述为这样的标记：冒于货贿、唯富是图、肆情恣欲、无止无足，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流俗。背俗独往的葛洪，提出穷不失义的义利观，旨在济世救民，体现了儒家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担当和精神。穷不失义这一义利取向，与葛洪《抱朴子外篇》中朴的生命情调及追求是相联系的。穷不失义是朴的生活方式的具体实现。朴的生活境界，其核心便在于不争。穷不失义，首先是超然荣辱，淡泊物欲，去名利，去矫饰，不受世俗的干扰。这种返归自然的生活方式，也体现出葛洪朴的生活美学：人从物质欲望的追求中解脱，返归至自身性灵的恬淡，从外在感官的捕捉回到内在身心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