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从未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人担任，但常任理事国的人可以担任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的工作。在联合国众多副秘书长中，最有名的非前苏联外交官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谢夫钦柯莫属。他的一举成名，并不是因为他做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而是他在任期内，背叛了前苏联，投奔了美国。这一事件上了1978年4月11日出版的《纽约时报》的头条，令许多人瞠目结舌。

1978年4月6日，一辆从美国纽约出发的白色小轿车悄然抵达宾夕法尼亚州的波可诺斯，车停稳后，从车上走下一个中年人。他一下车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进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属的一座大楼……

4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在显著位置刊登出一条特大新闻：苏联公民、瓦尔德海姆的助手在联合国叛逃！一时间，整个世界为之哗然。苏联外交界的重要人物、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居然叛逃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近两年来，他竟然一直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于是，谢夫钦柯立即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人物。

平步青云

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谢夫钦柯，1930年出生在苏联乌克兰东部戈尔洛夫卡市的一个医生家庭。1949年9月1日，一心向往出国增长见识的他考取了苏联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准备毕业以后成为一名外交官。不久，他就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54年，谢夫钦柯大学毕业，又作为研究生，继续在该学院深造。在此期间，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1955年的一天，当时在苏联外交界权倾一时的人物、担任《国际生活》杂志主编的葛罗米柯的儿子、谢夫钦柯的同班同学安纳托利，建议谢夫钦柯和他一起为《国际生活》杂志合写一篇文章，论述国会在和平事业和裁军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一天赐良机使谢夫钦柯很快结识了葛罗米柯，并得到了他的赏识。不久之后，谢夫钦柯就成了葛罗米柯的私人秘书。正是在葛罗米柯的关照和重用下，谢夫钦柯开始平步青云，逐渐成为苏联外交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1956年，谢夫钦柯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外交部隶属于联合国裁军事务司的一个特别科工作，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1960年9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乘坐“波罗的海”号客轮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谢夫钦柯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一天，一心想向上爬的谢夫钦柯瞅准机会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并陪赫鲁晓夫玩了一会儿掷森林盘的游戏，玩完之后，又和赫鲁晓夫一起到甲板上散步。这次游戏成了谢夫钦柯人生和事业的新起点：不久，他就被提升为代表团的宣传和政治事务部主任，从此飞黄腾达。

听了葛罗米柯的话，谢夫钦柯几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这不就是自己这么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吗？“不，现在我就可以答复您，我很愿意接受这个提名。”他说。于是，1973年4月，年仅43岁的谢夫钦柯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走上了他事业的顶峰。

投奔西方

然而，在谢夫钦柯的内心深处，对苏维埃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他当初考入苏联国际关系学院，并不是为了献身外交事业，而是为了能有机会出国旅游。他对学院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所讲的那些内容丝毫不感兴趣，苏联共产党的党票，在他看来，也只不过是他赖以升迁的一张政治文凭。进入外交部后，谢夫钦柯虽然表面上积极要求进步，但其内心深处，却对外交部的严格纪律“十分厌恶”，他一直都在盼望有朝一日能够过上一种“自由”的生活。

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成了谢夫钦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和妻子莉娜一样，都非常喜欢纽约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认为纽约比莫斯科要自由得多，是“民主”的化身，而在莫斯科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民主”“自由”这些词。

谢夫钦柯在纽约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来越迷恋西方的生活方式。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作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大跌眼镜的决定：叛逃美国。

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当然知道如何与美国方面取得联系。1975年的一天，在一场外交晚宴上，谢夫钦柯悄悄地将一位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官员拉到一旁。“我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他尽量控制着自己紧张的情绪，“我已决定和苏联政府决裂。但我想事前了解一下，如果我投向美国，美国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什么？一个在苏联显赫一时的人物、联合国的副秘书长，竟然会无端背叛自己的祖国，向美国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这简直不可能！这个美国人顿时张大了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请相信我，我是认真的。”谢夫钦柯不得不把刚才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我是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

然而，这位美国人依然将信将疑，“好吧，我会尽力帮助你。但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介入了此事，也不能让人再一次看到我们俩在一起。等我安排好下一次见面的地点和时间，我会通知你的。”从那以后，谢夫钦柯开始每天认真阅读苏联代表团用密码发回国内的电报和从莫斯科通过外交邮袋寄到联合国的其他机密文件。当然，这些机密文件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谢夫钦柯还帮助不少美国特工人员打入了苏联的情报机关。

作为苏联裁军问题专家和联合国高级官员，谢夫钦柯的情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他对于本国关于军备控制谈判中限制战略武器和其他类似谈判的立场，甚至包括苏联对谈判中作出让步的方案都了如指掌。这些情报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每一份都是无价之宝。克格勃在事后的调查中发现，在谢夫钦柯叛逃前30个月内，他为美国提供的情报无以数计，对苏联造成的损失，甚至在许多年以后，都无法完全调查清楚。 形迹败露

1977年初，苏联人开始感到惊奇，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对苏联在限制武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和政策摸得那么清楚？随着美国政府在裁军谈判中，持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预见性，莫斯科方面的怀疑也与日俱增。

于是，苏联最高首脑机关命令克格勃立即着手调查此事。到1978年，克格勃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能够提供情报使美国政府具有如此惊人的预见性的只有三个人，他们分别是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里?多勃雷宁、驻联合国大使奥列格?特罗扬洛夫斯基和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经过苏联政治局特别批准，克格勃对上述三位地位显赫的嫌疑人进行了秘密调查。

克格勃经过周密计划，让阿纳托里?多勃雷宁、奥列格?特罗扬洛夫斯基和谢夫钦柯同时都收到了一份原始的“绝密文件”，内容是政府关于限制武器谈判的最新政策立场，并同时派人对他们分别进行监视。结果，只有谢夫钦柯一个人设法躲开了克格勃的监视。在第二天苏美双方进行的非正式谈判中，苏联政府代表就发现美方果然已经知道那份“绝密文件”的内容。狡猾的狐狸终于露出了自己的尾巴。

苏联最高当局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召回谢夫钦柯。于是，经过秘密策划，一纸神秘的电文飞向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

1978年3月31日，一位同事悄悄地告诉谢夫钦柯有一封从莫斯科来的电报。谢夫钦柯看完电文以后，不禁大吃一惊。莫斯科的来电先是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国内已同意让他再留任两年，因此有些事情需要他回莫斯科一谈。但电文的最后又说他不必急着回国，尽管将手头的工作处理完毕再回去。

心怀鬼胎的谢夫钦柯一眼就看出了电文上的理由是借口。那么答案只能是：自己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事已经被发现。想到这里，谢夫钦柯不禁打了一个冷颤，联想到在此之前苏联国内间谍被发现后的可怕结局，他简直不敢再想下去。此时此刻，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立即叛逃美国。

仓皇出逃

可是，谢夫钦柯非常清楚，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几乎遍布联合国机构的所有角落，即使是在联合国总部叛逃也非常困难。如果稍有不慎，不但叛逃不成，反而会丢了性命。

情急之下，谢夫钦柯忽然想起了美国人曾经给过他的一个电动剃须刀，说这个电动剃须刀可以在他感到危险的时候，帮助到他。于是，他马上拿出那个电动剃须刀，一按电钮，这个电动剃须刀里的微电机就开始发出“丝丝”的响声，不多时，电动剃须刀的底部出现了一行字：“明天子夜开始行动，在CB处有辆车等你。但是，你必须从联合国秘书处出发，一路上会有人暗中保护你，绝对安全。”

在接下来的整个白天，谢夫钦柯都是在痛苦、忙碌、恐怖和焦躁不安中度过的。他不得不同时扮演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表面上，他佯装已做好一切回国的准备;实际上，他则是在认真制订叛逃计划。好不容易挨到天黑，谢夫钦柯驱车回到家中，将20万美元偷偷地塞进他妻子的衣袋，这是他为她留下的今后的生活费用。然后，他来不及与睡梦中的妻子道别，便匆匆驱车赶回了办公室，并化了装。这时，他看到了办公室窗户的玻璃上出现了一个红蓝相间的圆圈――这是事先约好的行动暗号。

谢夫钦柯最后环视了一眼自己工作多年的办公室，然后取出手枪，将子弹压进弹匣，迅速走进了茫茫的夜色中。他全神贯注，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并做好了预防万一的准备。倘若碰见克格勃的人，他将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殊死一搏。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一切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一到CB处，谢夫钦柯果然看到有一辆轿车停在那里，他立即钻了进去。霎时间，轿车宛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发疯似的向外驶去。这位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在苏联外交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彻底走上了叛国之路。

6年以后，谢夫钦柯出版了一本名叫《与莫斯科决裂》的回忆录，来为自己的叛逃行为进行辩解。他说他之所以会走上“与莫斯科决裂”的道路，只是不想再做一个“伪君子”，而非为了贪图“个人利益”。

的确，作为“比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贵族都更像贵族”的苏联“高干阶层”中的一员，谢夫钦柯在苏联可谓生活优裕，如高薪、高级公寓、莫斯科郊外的漂亮别墅;政府提供的司机、保姆;火车上的专座和机场的贵宾待遇;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和平民百姓不得入内的商店、医院、娱乐场所……这些都是他在美国根本不可能享有的。况且他还非常有希望在他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任期结束后，出任苏联外交部的副部长，可谓前程远大。但他却说恰恰是这些特权在驱使他变节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他已越来越无法容忍“苏联领导人并不相信他们向苏联人民灌输的意识形态，也无意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原则落到实处，他们所关心的只有他们手中的特权”;“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却还要强迫别人相信”。“我不得不假装信仰我所不信仰的东西，假装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我不但要在公开场合、在党的会议上和会见朋友时笑容可掬，扮演伪君子的角色，甚至在对家人和我自己时也要如此。这种每时、每事、每地都要弄虚作假的两面派生活，可不是人人都可以忍受得了的。”

谢夫钦柯在作此番言论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但地位已很显赫。他认为，戈氏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在很大程度上纯粹是得益于一个偶然的因素：1978年以前，戈氏担任着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第一书记，那里是闻名遐迩的疗养胜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会定期去那里疗养。“戈尔巴乔夫作为当地的第一书记，有机会和他们多次见面，并且能像俄国人说的那样――卖弄自己。”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也是苏联特权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我也是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痛苦的犹豫之后，才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