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女学的建立和女学事业圈的形成，赋予了女性新的社会身份，造就了新女性群体。晚清广州女性群体的产生有着具体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脉络，女性群体的组织化过程体现了其社会网络的建构和地方社会的影响。变革图存的社会现实、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社会新兴阶层的崛起等因素都影响了由女学到女界的进程。

[关键词]晚清；广州；女学；女界

一、女学的建立

（一）女性办女学

广州民间自办女学最初是由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女性推动的。这些女学先驱大都出身于士绅官宦之家，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同时得风气之先，主动吸取西方新思想，成为新式女性。创办育贤女学的张竹君就是教会学校培养的高材生，190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夏葛医学堂后，开始关注女性自身的命运，倡导新学，提倡女权，成为广州新女性的代表。

另一些女学先驱则为闺秀名媛，因家庭开明，主动吸取西方新思想成为新女性。刘佩箴、杜清持等人，“刘为宦家女，余有汪孝廉千仞之室。杜亦世家女，余有曹履冰之室也。”[3]汪千仞为刘佩箴之夫，时任南洋视学专员，刘佩箴曾随其夫前往南洋。刘佩箴颇具新思想，她与杜清持公开宣扬男女平等，反对夫为妻纲，先后参与创办公益女学和坤维女学。杜清持幼年“读书粤西，比长喜阅日报及新译西书，得以稍解时事，哀神州之陆沈，慨女流之禁锢，热血所发，间见诗词。因思开智必先阅报，阅报必先兴学，而尤必先兴蒙学。”她认为只有兴女学，才能树女子自立之精神，“深慨女学不讲，无以开其黑暗。”[4]

马励芸出生世家，名儒马朴卿孙女，其夫是华侨巨商黄景棠。受祖父熏陶，精通书史，长于诗文。又因久居南洋，亦富新知，颇受康梁影响。马励芸经常与男子公开交往，在其荔湾所居“小画舫斋”，常与诗人、名流聚集酬唱。而其夫黄景棠是晚清从南洋归国的开明绅商，粤商自治会的领袖，广州时敏和述善学堂的创办者。马励芸、刘佩箴以当时社会重男轻女，感慨女子与男子不平等，决定创办女学。

（二）女学的支持力量

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和革命派是女学的积极支持者。黄景棠和汪千仞都是具有新思想的士绅。黄景棠，字诏平，从南洋回广州后参与创办了时敏学堂、述善学堂，捐资支持妻子创办女学。汪千仞，名凤翔，桂林人，康有为弟子。1897年，康有为赴桂讲学，组建维新组织圣学会。汪凤翔为该会成员，在粤省“本其师承，相机传布”。[5]1906年，汪凤翔视学南洋，得黄景棠陪同巡视各埠，鼓励侨民集资兴学。黄、汪系同年中式的举人，交谊甚密。马励芸、刘佩箴倡办女学，得到了黄、汪支持。汪千仞回广州后，办妥坤维女学各项章则，呈请立案，获学务公所批准备案。黄景棠也大力支持其他女学发展，杜清持创办女学初期，“社会间乃频散蜚语诋毁之，直至呈报学务处，亦不奉批准，且直斥杜氏无教员之资格。”述善学堂校长黄景棠从该校抽调教员义务教授，才得以延续。[6]

革命派是女学的积极实践者和赞助者。南武学堂、洁芳女学、壶德女学等都是革命党人所创办。革命党人也对女学先驱大加赞扬，胡汉民在《岭海报》上撰文大力赞扬张竹君，另一同盟会领导人马君武也对张竹君“举扬备至”。1903年，《羊城报》记者莫任衡发表《驳女权论》，胡汉民和亦拥护女权的谢英伯起来反驳。潘达微是女学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他不仅联合同志创办南武学堂、洁芳女学，而且于1908年创办缤华女子习艺院，“专攻刺绣、手织、图画”，教授“图画与词章”，力求“博综古今，并包中外，”[7]成绩甚大。民初潘达微与陈景华创办女子教养院，收容婢妾、雏妓、幼尼等下层弱势女子，分班受教习艺。

二、女学事业圈的构成

女学的建立、拓展及延伸，形成了一体化的女学事业圈，主要包括女学教育圈、女医事业圈两大系统，辐射到慈善界、基督教教友界都形成了聚合中心。这些女性也涉足更多领域，衍生出教师、校长、学生、医生、院长、基督徒、慈善人士等众多社会身份，在此过程中，女性群体也建构了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一）女学教育圈

求学的需要逐步突破男女大防的观念，学生在不同类型的学校流动时有发生，这也促进了学校间的交流和学界的一体化。1879年，真光女学有两位女生进入南华医学堂学医，后不断有女生进入该校学习。[10]张竹君则在1897年南华医校肄业后转入夏葛女医学堂。真光小学生罗有节毕业后升入岭南学堂，于1911年毕业服务母校。岭南学校早在1903年就实行了男女同学，学校允许4名女学生与男生同班上课。1906年，南武学堂因女生增多，在河南跃龙里增设南武女学。

女学教育圈是女界群体形成的基础和起点，因而一直是广州女界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女学系统的运行和自身的再生产，为女学教育界不断地输送新成员，女学教育队伍不断壮大。1909年，坤维女校已培养了第一期女子师范生毕业，共4人。公益女子师范“历届毕业生出就外埠及省外各埠当教习者大不乏人”。[11]先进女性是兴办女学的主力，一些曾经的学习者也逐渐成为新的办学者，女学教育在空间上不断扩展，延伸到基层地方社会。

（二）女医事业圈

清末民初，南华、夏葛、光华三校已培养出100多名女医师和护士。作为一个群体，应有一定数量的存在。虽然数量有限，但它已经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诞生了。这些女医人才形成了自身的医疗卫生圈，是晚清广州社会一支重要的新兴力量。她们以精湛的医术、崇高的医德赢得了广泛赞誉，为广州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开办医院投身医疗卫生事业是这些女医生的普遍选择，服务女性健康，积极保生保育，实行医教结合是其中的显著特征。张竹君办南福医院时就“收女弟子十余人，自教之，医学外并极普通格致学。”后“改南福医院为小女学堂”。[13]1908年，谢爱琼创办妇孺医院，这是广东最早的妇女儿童医院，专司妇女助产接生。翌年，该院附设妇孺产科学校。1907年，梁焕真与梁培基等发起创办光华医社，筹办医校和医院。黄玉英在广州汝南洲开办保生医所，1913年与其夫创办保生产科学校，并设产科医病房，自任校长。

医疗事业是一项社会公众事业，为救济大量贫困病患者，广州士绅举办了许多慈善医疗机构，水藤如春善社、中国改良会、保育善会都有女医生的身影。女医生也积极服务于公共卫生防疫事业。1904年广州霍乱流行，九大善堂董事会会同官绅共商救济办法，特邀张竹君参加。1907年广州时疫流行，广仁善堂“延内科医生三位，外科医生一位，女医生一位，驻局专医内外时症，有请外科医生三位，女医生三位，挑药箱三名。”[14]

三、女性群体的组织化

学校教育提供了女性走向社会的机会和能力，促进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团体意识逐渐萌生。这些新女性以教育为起点，以“女性”为身份基础，团结各界女性共同行动。女性独立意识的成熟与群体力量的信赖相结合，使晚清女性更多地以集体的声音对社会发言。

（一）“女界”的出现

女界一词在晚清广州的报刊上并不鲜见，说明作为一个群体，女界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顺德容奇乡某大绅之女纠合同志创办纺织传习所。”时报评论“当为顺德女界造福不少也”。[15]高剑父、何剑士等发起图画展览会，“准期本月二十日开会。逢星期日女界，资助入场参观券每人二仙。”[16]从社会公众的视角，“女界”也都在实际中产生了。1904，南海女界自组阅书报社，翌年佛山创办《女界灯学报》。德育女学校长李撷薇曾言：“所以毁家兴学者，诚以中国存亡，女界应负责任。”[17]无论社会公众还是新女性都接受了“女界”的概念，这说明社会公众心理发生了新的变化。女界的基本构成是受过新式教育或受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女性，包括女教师、女学生、女医生等新型职业身份及受其影响的亲友群体。从政治倾向看，女界主要包括维新派和革命派女性，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女界的政治倾向并未被强化，都统一包含于女界之中。在晚清广州反美拒约、反对英国攫取西江缉捕权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女界”更是屡见报端，女界主要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意象，笔者已有专文探讨。

女界首先是与男界相对应、相区别的一个概念，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性，甚至优越性。真光报记载“广东西女教友，有多数不但有名，而且有字有号，并有名片，很在行，男界且远不及。”随着“女界”逐渐被大众接受变为公共语词，其衍生词汇也不断产生，如“南海女界”、“顺德女界”、“粤女界”、“两粤女界”，在统一的“女界”内部细化出更多具体的地方“女界”。这直接促使女界这一语词群不断丰富，其实质意义则体现了地方社会女性主体意识及团体意识的增强，反映了晚清广州女性整体素质的提升及整体力量的壮大。

（三）女界精英的产生

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张竹君、杜清持、马励芸、黄展素等先进精英女性成为女界的中心人物。这些先进精英女性既反映了传统精英资源的影响，使其有一定经济实力及参与社会活动的精力，但更多体现了她们兴女学、倡女权的内在精神动力。这些女界精英的突出特征是矢志不渝的女性解放思想、多种社会身份以及媒介的传播与塑造。

在晚清风气未开的社会氛围中，张竹君、杜清持等新女性就表现出超前的思想和巨大的勇气。“近者吾粤中有二人曰张竹君、曰杜清持。二人者，女子中略具爱国心者也。张为教会中人，与洋人交往，为人毁誉。杜今年留学东洋不果，在上洋逗留数月，有所应酬，返粤后受人讥讽。”二人“不避忌讳，破除积习以提倡女学，固为吾粤女学界中铮铮占一席位者也。”[31]

张竹君是女界最杰出的代表，她敢于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我行我素，坚持男女平等的新女性生活方式，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胆识，被视为社会改革的代表人物，赢得了“女界梁启超”的桂冠。在1904年赴沪之前，张竹君一直是广州女界的知名人物和核心人物，其独特身份和鲜明新潮的思想和行为使她凸显于公众视野之中。官宦之闺、西医优等生、女权运动者、多家西医院院长、辛亥革命健将，集于张竹君一身。创立医院、女学，发起演说会，展示了许多男性也难以具备的卓越才华。

杜清持是“名宦闺秀，积学有年。深慨女学不讲，无以开其黑暗。其时全广东未有女校，粤中士大夫多有梗其事者。”[33]但她不畏压力，毅然为之。杜清持与其妹杜月波创设广东女学堂于西关，杜氏姐妹经常向广州各报投稿，文名甚著。杜清持还在《女学报》《女子世界》等知名女报上发表文章，逐渐由投稿者变为固定撰稿人，1905年，《女子世界》第4期刊出首批3名调查员，杜氏是其中之一，成为基本作者队伍。由柳亚子、蒋维乔在《女子世界》发起的女权与女学的论辩中，杜清持发表《文明的奴隶》，成为支持柳亚子一方的女性发言人，这更加引起学界和社会的瞩目。杜清持频频在女报上发表主张，表明了作为先进女性的自觉反省和深刻见解，同时凭借媒体的宣传，其女学先驱的形象更加凸出。

马励芸也是女学先驱、知名女教育家。坤维女校建立时，“有司感其诚，即送铃印以资鼓励”。以黄景棠为董事长，马励芸自任校长，杜清持任监学，郑寿桐梁静青夫妇、叶王阶和陈柱廷等人担任教习。虽有家庭背景的助力，但当时“闻有女学之名，则私议而非之，甚至造作诽语，相互讪谤，在所不免，且该校草创伊始，办理间未完备，而排斥之者遂得有以乘之。”[34]学校开办近两年，因经费支绌而准备停办，幸得马励芸等大力维持，才得以延续。马励芸曾五次亲赴海外，募集兴学资金。马励芸“管理极严整，而学风亦极纯朴，于是声誉鹊起，不数年，学生至数百人，当时论者，咸谓诸女学在十年间，惟南武学会所办之洁芳女学，足与之似，诚为河南北女学之中坚。”[35]民初广东省政府以马励芸学行优良，殚心竭虑，请奖给七级嘉禾章。马励芸也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1905年广东水灾，广州女子卖物会就设在坤维女校，“推马励芸氏集闺秀备手工出任卖物”。[36]

黄展素是与张竹君齐名的女学先驱，“其时女子号称开拓者，一为张竹君，一位黄展素。张育于博济，习医不嫁，黄则孝廉女儿孀居也。张善演说，尝自开演说会。黄与妹则初组家庭教养院。”[37]1905年，广州兴起反对美国苛待华工运动，学界在广州创办《美禁华工拒约报》，展素担任《拒约报》干事，承担编撰发行工作。展素还致力研究机器纺织技术，发起创办纺织工艺厂等企业，是一位有一定成就的女企业家。

四、小结

晚清广州女性群体的形成以女学为起点，在学界、医疗卫生界形成了主要聚合中心，这些界别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其发展脉络表现为：女学的兴建与拓展、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精英女性的集聚倡领。女性团体的建立是女性群体组织化的重要标志，晚清广州女性团体的形成表现出业缘地缘、非正式化到正式化以及与男界交叉的特点。女性团体屈指可数，仅具萌芽形态，并未有完善的组织和明确的宗旨，活动开展也是不定期的，很多仅具临时性或出于某种特殊需要，这也是广州女性群体组织化的真实图景。

在女性群体形成过程中，女界也与官府绅商等社会各界建立了较为紧密的联系，形成了较为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广州女界与维新派、革命派及绅商阶层都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在与这些传统或新式社会精英的联系与合作中，女界的影响力得以维护和扩大。女医群体的崛起是晚清广州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的，这也是广州女性群体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官府的公共卫生防疫事业及士绅举办的医疗慈善事业中，女医生凭着高超医术和医疗善举，在广州的医疗卫生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们是民众健康的维护者，官府公共医疗卫生政策的执行者和参赞者，士绅慈善医疗事业的实践者，因此也获得了公共权力。

女性群体是一个自然存在，而女界则是主体建构的概念。从历史角度看，广州女界主要由受过教育的女性群体组成的精英女性，并不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下层女工群体。广州缫丝业发达，聚集了规模可观的女工群体，但在晚清广州，受过教育的女性群体并没有与女工群体发生稳定双向和平等的联系，因而也没有联合的行动。历史记载中可见到的是反美拒约运动中，女界人士到各处工厂、机器丝厂，向女工宣传不购美货，时报界称为“女界光明”。显然女工并没有被纳入女界范畴，仅是宣传、呼吁和教育的对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女性解放的推进，更多的女性群体从角落走进社会公共话语，女界的范围也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