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始于20世纪初的中国合唱，借鉴了西方合唱的多声建构技术，表现了类似于西方合唱 “力”的审美形态。这种审美形态是表现中国社会现实、承载大时代里群体性情感的多声部人声形式，与被“儒释道”思想浸润的中华文化遇合，因而“力”的内涵和外延均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刚柔相济、雄健中有浑融，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 “雄浑”美学特征。

关键词：中国合唱“力”雄浑美学特征

现代意义的合唱，是一种集体演唱的多声部声乐形式。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合唱，始于上世纪初的学堂乐歌，技术上借鉴西方，从而融进了西方音乐的文化因子，但在本质上却传承中国传统的美学精髓和精神气质。“力”是中国合唱基本的审美形态，这种审美形态是承载大时代里群体性的颂赞情感的多声部人声形式，与被“儒释道”思想浸润的中华文化遇合，因而刚柔相济、雄健中有浑融，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 “雄浑”的美学特征。

“力”在甲骨文中写作“ ”，象耒形，这是一个竖立的工具，由此引申为“力气”。林同济先生说：“在自觉的成熟文明之前，各个民族都有本能的力的表现和冲动。”①且不说西方文化尚力的传统，中国早期文化中也充满了对力量的推崇，甚至可以说对力量的推崇就是一种生存与审美的本能。盘古开天、愚公移山、后羿射日这些远古的神话传说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尚力思想。然而，“力”绝非简单等同于“力气”，因为“力气”更多体现的是外在物理方面的“精力”或“能力”，而“力”却同时涵盖着“力量”这种抽象的形式，与“德、善”等精神道德意识有密切的关系。儒家文化反对蛮力、武力，但是却推崇精神道德方面的毅力。《周易》曰：“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②，以天的刚健来象征君子拼搏奋斗的崇高品德；《论语》则曰：“岁寒，然后知松柏凋也”③，就是用傲霜斗雪、劲健挺拔的松柏来象征君子的阳刚之气，这些顽强拼搏的精神无不体现了古人对“力”的赞赏，这种“力”已经牢牢与“仁义德行”等道德意识联系在了一起。“力”还是一种审美意识，无论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强调力量的往往就表现出 “雄健”的审美特征。 “雄健的精神”，也就是民族的精神，一种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于是那些具有巨大力量感的山水无疑成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文学艺术作品刻画频率极高的景象，如峻峭的山峰、广漠大野，磅礴水流等等。可见，中国的尚力思潮由来已久。

中国合唱是近现代的一大产物，它从被引进时即紧密地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结合。合唱在中国产生的时机以及百年社会大时代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其“尚力”的阳刚之美。早期合唱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动荡不安时期，外有列强入侵，内又群雄竞起，“五四”运动使中国文化在各个领域发生了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群体参与的合唱艺术首当其冲担当起了颂扬自由意志和爱国精神、展现中华民族雄健精神、唤醒民族觉醒的重任，如《中国男儿》《旗正飘飘》。抗日战争音乐也和教育、文学、戏剧以及其他艺术一样，要负起当年的紧急任务：“不只要负担起唤醒和推动全国未觉悟的民众的责任，或者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种抗敌的情绪和倾向……应当更进一步，积极地把全国民众组织起来，把他们的抗敌意识转化成为实际的行动”④。合唱以歌咏的形式作为抗战武器，宣传和发动民众投入到抗日战争的行列，并形成了空前的民族救亡的歌咏运动，代表性的作品如《黄河大合唱》。新中国成立之初，凭借着高涨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热情，作品既有对过去革命历史的总结与回顾，也有对全体中国人民齐心协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颂，还有表现歌颂祖国以及表达千百万群众对新时代、新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其主要作品大多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以祖国人民领袖为题材，歌颂豪迈雄壮、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如《英雄的诗篇》《祖国颂》等。

近代中国尚力文化思潮是对传统与西方的文化整合，表现为体力、情力与意力三方面的文化内涵。⑤“体力”也可以理解为“气力”，主要表现为有健康的体魄和强壮的身躯，“体力”是“与精神有切实之关系者也，有健康强国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⑥。近现代推崇情感的巨大力量和作用，肯定情感的价值意义，“情力”被推到至尊、至上的地位。朱谦之对“情力”作出哲学意义上阐释和思考，他主张“唯情本体论”，把“情感”推到本体论的高度。⑦ “意力”主要表现为主体意志的扩张、坚强与勇猛。战国策派时期林同济把“意力”抬到很高的地位。中国合唱的“尚力”也呈现出这三种文化内涵。合唱是人的活动，首先就需要体力，然而音乐的听觉性特征及非具象性，决定音乐特定的抒情功能，所以音乐中的“力”，更多地表现在“情力和意力”上。在尚武救国的近现代，与时代精神吻合，合唱被当作激发人们革命感情的有效工具，这种“工具论”导致“尚力”由个体情感自由的话语符号逐渐转换为群体的话语体系⑧，“力”展示出雄健刚强的一面，甚至被还原和简化为最初的“体力”，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宣传作用的合唱表现了主体意志的扩张、坚强与勇猛，“意力”外化为一种“体力”的张扬，而表现群体革命情感力量的“情力”，昂扬激越的比较多，这种现象不仅在解放前的革命战争年代如此，甚至在解放初期乃至当代仍然被延留了下来，因为对激越力量的推崇，我们总能从中体会到他们火一样的激情和意志。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力”不仅仅具有“雄”的特点，同时还有“柔”的一面，那就是其具有“韧性”。古人强调勇敢坚强，同时也认可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顽强持久的精神。松柏因其不受寒暑影响能保持苍翠挺拔，大海因其包容而更显深沉和壮阔，盘古、愚公、大禹被传颂的不是其外力和体力，而是其象征着的民族精神，是内力和韧力，因此，阳刚并不是中国合唱“力”的全部含义。合唱表演中，张扬的意力和激越的情力，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铁的质感，但随着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在意识形态逐渐多元的当代，合唱的母题不断拓展和多元，合唱外在张扬着的意志和情感变得含蓄、内敛和深沉，产生了更多柔力和韧力的作品，如《大漠之夜》《嘎哦丽泰》等。

合唱中“力”的度在谱面上往往会有一定标记，那是曲作者自己内心的情感标示，演唱者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作品的理解再重新把握谱面的力度标记。中国合唱同现代诗歌一样，善于利用线条的刻画来反映主题内容以及精神内涵，体现在旋律横向进行中随情感起伏而产生的力度对比，但同时，作为多声部建构的艺术形式，合唱纵向和声织体的组织方式，也直接影响到力量的表达。大体上，合唱包含三种不同的力度层：“强劲、铿锵”类、“激越、奔放”类和“空阔、深远”类，体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题材的作品中。 首先，战争革命性的主题合唱“强劲、铿锵”，往往采用粗犷干涩的旋律线条，和声坚定厚重。例如：《怒吼吧，黄河！》的A乐段，附点和弱起的节奏型具有强劲的动力性，密集排列的柱式和声饱满结实，而乐器配置中铜管的加入更营造出坚定铿锵的效果。

其次，追求美好生活、反映时代洪流，赞颂祖国强盛的作品往往呈现“热情、飞扬、激越、奔放、明朗”的精神特征，例如《凤凰涅》《祖国颂》《毛泽东诗词》《雨后彩虹》等。《祖国颂》“太阳跳出了东海”主题乐段，开头男高音旋律线条宽广，音域在一个八度内起伏为波浪型，领唱后的合唱进入时为切分节奏，并以密集型的小音符做同音反复，富于动感且整体音响效果挺拔有力。而《雨后彩虹》中段“你是美的彩虹，你是希望的象征……”以上升线条为主，旋律呈波浪状起伏跌宕，声部丰富、音响饱满却有层次，并通过转调后鲜明的调性色彩对比，体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氛。

再次，主题精神宏大的现代作品往往呈现出空阔深远的特点，例如，《神州和乐》《草原颂》《大漠之夜》等，佛教题材的《神州和乐》（曲7《温情渗漫》）48―49小节，声部间利用不同乐器的空八度叠置及支声复调的写法，音域宽广而音响通透，此时无”是“有”，“有”是“无”，“大音希声”，“大禅不言”，体现的是佛爱无边，大乐与天地同和意境中“力量感”的超越与无限。而《大漠之夜》中，无论引子部分的朦胧，还是高潮部分的强健，都潜藏着一种韧劲。

总之，中国合唱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表现的是中国人的实际人生，表达的是民族的精神、思想和情感，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均与中国文化母体密切联系，因而必然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形成其独特的美学逻辑和范畴。

①田晓宝：《当下多元化中国合唱的美学品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④张忠铧编著：《论语类疏》，暨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⑥⑧王本朝：《尚力思潮与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