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祥

　　王文祥：从中南海走出来的书法家

　　郑培明

　　访谈人物：王文祥，当代中国书法家，著作家，收藏家。现为世界书画艺术家联合会主席，国际收藏家联合会秘书长，中美文化艺术交流合作委员会中方执行常务副主席，曾是中国收藏家协会创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法人代表。

　　听友人介绍说，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书法家人称是“毛氏书童”。当年在中南海“后楼”为毛主席管理图书，是毛主席的图书管理员。为毛主席买书、分类、借书、还书。毛主席秘书田家英称他是“毛主席的小书童”，毛主席称他是“娃娃书童”，这个人就是王文祥。由于好奇之心，于是通过电话预约，我来到了已过花甲之年的王文祥老先生的家。确实是我孤陋寡闻，其实王文祥先生不仅是书法家，还是著作家，他出版过十几本有关经济特区及《书云源流》、《香港澳门百科大典》等书，著述了1000多万字的著作。而且他还是收藏家，王老作为中国收藏家协会的创始人，还长期担任过该协会的常务副会长、秘书长、法人代表。

　　走进王文祥的家，我立刻被非常浓厚的中华艺术氛围感染了，墙上的书法、台面上的古董、满架的图书，将客厅、书房、餐厅装饰得格外古典幽雅，犹如一间间宽敞的展览室。徜徉其间，王文祥先生深厚的文化底蕴便可见一斑。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件是客厅里悬挂着的一张大照片，上面是美国前总统布什和夫人芭芭拉、美国ca集团总裁王嘉廉与王文祥的合影，另一件是王文祥的巨幅书法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草书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雪》，上面的落款是“毛氏书童王文祥”。本报记者的采访就是从这照片和书法开始的。

　　记者：王先生，您是哪一年与美国前总统布什会面的？

　　王文祥：这张照片是在龙年时美国前总统布什和夫人芭芭拉访华期间照的，我向三位尊贵的美国客人每人赠送了—幅书法“龙”字，落款是“毛氏书童”。布什总统当场高兴地签写了“愿中美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王嘉廉先生签写了“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书法《龙》字作为国礼还曾送给朝鲜的金日成主席等多国领导人。

　　记者：都说您写的“龙”字与众不同，特别是画龙点睛的那一笔尤为传神，霸气中蕴含着平和。您的书法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落款处总是要写上“毛氏书童”几个字，听说这个称谓很有些来历。

　　王文祥：这要从我大学毕业时说起。1964年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前，中央办公厅派专人到南开大学对我进行调查了解。我是当时系学生会主席，系领导推荐我是品学兼优，我的毛笔字也写的不错，7岁起就开始学书法，特别是我的考试分数高，所以被选到中南海后楼工作，1964年9月1日，我到中央办公厅报了到，当时我20多岁。

　　记者：当年您能被分配到中央办公厅工作，走进中南海，您的心情一定很兴奋吧？

　　王文祥：那的确是一种很光彩、很引以自豪的事。那么多毕业生偏偏挑到我。我这个岗位真的太特殊了，被安排在中南海“后楼”为毛主席管理图书。毛主席虽然有一个大型藏书库，但他根据工作需要，还要看很多书。这就需要到街上去买新出版的书，还要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如1964年年底，毛主席要看书法的书，我们就到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广泛搜集古代名碑拓片、名帖送给毛主席。毛主席书库中过时的书要清理，新版书要购进，不断补充更新。

　　当时在的“后楼”，有全党第一个研究室，是党中央的秀才班子。集中了一批党内的“大笔杆”、“大秀才”，专门为党中央起草文件、调查研究、会议记录。在“后楼”图书室，为了给毛泽东提供图书，有时胡乔木还和我一起给图书上架分类。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田家英，也常到“后楼”图书室来看书，和我谈些历史人物、事件的知识。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和这些大领导在一起工作，感到他们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记者：听说，“毛氏书童”这个“雅号”就是田家英给您起的？

　　王文祥：是的。田家英，才华横溢，是个年轻的史学家。我进中南海时，他才42岁。当时他主管《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他去上海编《毛选》五卷，我去机场送他；他从上海回北京，我有时去接他。这样，我与他建立了特殊的“私交”。我的论文《文学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的鼓舞教育作用》一文，就是田家英修改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田家英见我这个新来的大学生热情、知识面较广，就把他正着手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集的打印稿，亲自交给我作一校二校。我接到书稿后，真有受宠若惊之感，于是连夜加班校对，以最快的速度校好后送给田家英。一次，田家英到后楼，当着我的主管领导何均的面表扬说：“王文祥这个小秀才知识面广，文字功底不错。”我没受过大领导表扬，得到田家英的好评，满脸热辣辣地感到很不好意思。

　　1965年，胡乔木因积劳成疾，经毛主席批准，让他到杭州西湖去疗养，毛主席写信劝他不要过累，劝他看“闲书”，以利身体。可乔木同志闲不着，写了很多古体诗词，写好后寄到北京。胡乔木的秘书商恺每次接到乔木送毛主席审阅的诗词，都要找我誊清，并稍作注解，然后由商恺、田家英送给毛主席审阅。每当田家英看到我的誊清样稿时，都情不自禁地笑着说：“小王毛笔字写得好。”

　　毛主席喜欢看用毛笔小楷誉清的书信，常常是田家英或商恺来通知我抄哪些诗词、书信，抄哪段。然后，我使用小楷整整齐齐、一笔一划誉抄，再由田家英拿给主席阅读。胡乔木送毛主席审阅的诗词，经毛主席审改后，由毛主席批准，发表在1965年第一期《红旗》杂志上。

　　据说，陈毅听说毛主席亲自给胡乔木改诗十分羡慕，也把自己的诗词送毛主席审改。1965年7月21日，毛主席写了著名的关于诗的一封长信《给陈毅同志的信》。毛主席赞扬陈老总的诗“大气磅礴”，对古诗、今诗，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由于我经常陪田家英给毛主席买书，有时还要单独跑北京图书馆为毛主席借书，毛主席知道了我为他买书、借书、抄写书信之后，有时毛主席对田家英说，“那娃娃书童字写得认真，跑腿也勤快，就让他去跑吧”。

　　在“后楼”的日子里，我常向田家英请教：怎样做学问，怎样写文章，怎样做调查研究，怎样读《资本论》。田家英十分耐心地一一给我解答。当时田家英想写《清代通史》，让我帮他搜集和整理清史有关资料。因此，每到星期日，他常打电话给我：“小王，过来一下。”听到电话后，我就小跑到他的办公室，随他到琉璃厂买些有关史料、名人书画。琉璃厂的人都认识田家英，但不认识我，于是有人问：“田主任，这位青年同志是谁呀?”田家英笑呵呵地说：“主席书童”、“毛主席小书童”。在“后楼”，每次见面，田家英经常亲切地叫我“毛氏书童”，这个称呼也就这样在一些同志中传开了。

　　记者：这个称谓至今跟随了您40多年，您一定感到很自豪吧？

　　王文祥：是的，既亲切又自豪，非常值得珍惜。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毛氏书童”这个称谓都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在蒙受“四人帮”迫害的时候，它成了我心中的“定海神针”，坚定地跟党干革命；在顺境的时候，它成了我奋力拼搏的“加速器”。今天，它仍然是我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动力。

　　记者：“文革”中，田家英遭到“四人帮”迫害，在44岁就英年早逝，您与他私交甚密，是不是也遭到了迫害？

　　王文祥：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矛头直指所有领导机关、领导人，直至刘少奇、邓小平。中央办公厅也不能幸免于难。我也一夜之间被打成“××余党”、“亲信”、“地下司令部副司令”。在学习班被批斗了3年之后，又被送到“五七学校”劳动改造了10年，蒙冤长达13年之久。在五七学校，我目睹了“四人帮”的亲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莫须有的罪名，迫害革命老干部、老领导、革命的功臣。我暗暗地下定决心：“恶有恶报，总有清算你们的一天!”

　　“文革”期间，有四年的时间不许我与家人见面，不许与家人通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写了《中办冤案何其多》《中办五七学校是怎样迫害广大革命干部的》等文章，为杨尚昆等中央老领导鸣冤平反。当时，中央办公厅直接下属的各单位，被诬为黑帮的就有一百多人，经过我的大量秘密调查，写的《中办冤案何其多》一文，长达一万多字，几乎将中办所直属单位被诬为黑帮的人的情况都提到了。我写这篇文章时，虽然“四人帮”已被粉粹，但左的思想还在流行，有人劝我不要写这样的文章，怕引来更大的迫害，更有好心人劝我用化名发表此文。但我当时想，我是毛主席身边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实事求是。应该有骨气，应向党讲真话。我冒着风险，在文章结尾署名处毅然慎重写下了“原中办综合组干事、共产党员王文祥。"敢于这样写，我在当时是出了几身冷汗的。这些文章连载在1978年12月的人民日报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并印成小册子发行。杨尚昆后来鼓励我说：“你这中南海的秀才会写文章，你的文章为党中央清算‘四人帮’罪行提供了‘炮弹’，你为党立了一功。”

　　记者：在蒙冤受难的13年里，您还坚持练习书法吗？

　　王文祥：无论人生如何曲折，有一样东西是我终身不离不弃的，那就是书法。我7岁时开始临摹字帖，首先习楷体，到了少年时期，楷书写规矩后，又喜好上隶体篆体书法，往往一个字四种字体皆写，慢慢揣摸，渐入佳境。

　　在“文革”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在那痛苦磨难的日日夜夜，是练习书法给了我精神上的慰藉。我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始终没有间断过。文革中我写了无数的检查，我把写检查当成了练习书法的机会，练书法减轻着我心灵上的痛苦，在干校24小时都是统一行动，而我的心是自由的，我经常在心里默默地练习笔划，练习结字，默写名家代表名作。没有纸，我可以用手在空中画，在地上写。我们那个五七学校，高度军事化，连到食堂吃饭都要整队，饭前要唱“语录歌”。有一次，在食堂前整队唱“语录歌”，排长大声喝道：“王文祥出列!”我出列后，他大声训斥道：“王文祥!你唱语录歌时，为什么老是比别人低八度?你手比划什么?”我把眼泪咽到肚子里。其实我的手正在下面比划书法呢!

　　记者：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在书法艺术上是不是也受到过毛主席的熏陶？

　　王文祥：可能是由于我离毛主席太近，经常能够见到他老人家的缘故。在我眼里，毛主席不仅是伟大领袖、伟大革命家，还是个大学问家，是慈爱的长辈，是个活生生的人，他有太多的超越常人之处，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神。毛主席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百忙中的建设时期，都没有中止过对书法的研究和实践。据我观察，毛主席的书法有两次大的飞跃，一次是在1958年，毛主席找来故宫收藏的字帖研读，在前50年积累的基础上，毛主席的行草书体发生了一次革命；第二次是在1964年底，我们为毛主席借来大量历代名帖，毛主席经常仔细地观赏，细心琢磨。毛主席继承了我国几千年来书法的优良传统，加以总结和提高，形成了独特的毛体书法。毛主席书法的最大特点是：大气磅礴、汪洋恣肆、浪漫豪迈。

　　毛主席是人们公认的当代“书圣”，不是偶然的。他有几十年学习和研究书法的深厚功底，除了他深厚的字内功外，还有无以伦比的字外功。他学养深厚，毛主席熟读古代各种典籍，熟读二十四史，对书中的人物、事件都有精辟的批注。他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寓于他的腕底，从笔端倾泻出浪漫豪迈的书法大作。

　　我在毛主席秘书田家英的办公室看到许多毛主席的书法、手稿，看到各种精美印章，如“毛氏藏书”、“毛泽东印”等。田家英给我讲毛主席读帖、借帖和创作诗词、书法的故事。每当讲毛主席的诗词、书法时，他都神采飞扬，不能自己。每当我看到毛主席的书法，并听到田家英的讲解后，都激动不已。我被毛主席书法恢宏的气势、独特的结体、优美的章法所深深感动。不知为什么，随着田家英的话语，毛主席书法在我脑海中总是和大海波涛、飞云、惊鸿相互交织，变幻成一幅幅诡异、瑰伟的图画。在我脑海中盘旋缠绕，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我崇拜毛主席的书法，他的书法对我影响至深。我学毛体书法，是“学”而不是“仿”。画家齐白石说：“学我者活，仿我者死”。对毛主席书法，我认为也是如此。我是学毛主席书法之“神采”，而不是模仿毛体书法的“形质”。王羲之四世孙王僧虔曾说：“书法以神采为上，形质次之。”毛主席书法的神采，大气磅礴，浪漫豪迈，这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永远值得学习。

　　记者：看您的书法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严谨中见流畅，端庄中见潇洒，苍劲而隽秀，浑厚而飘逸，具有大家风范，尤其是您擅长各种书体，您的书法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

　　王文祥：我在书法上主张师承多家，吸纳百家，自成一家。我是结合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加上个人的情趣，最后自成一家。按照毛主席指示，先学楷体，把楷书写规矩了，再写其他体。在结字上，我学毛主席的左低右高，左垂右曳，左伸右敛，左收右展，“实体”伴着“断体”，“重笔”结合“轻笔”。在谋篇布局上，我学毛主席的巧妙布局，上下映带，左右呼应，全篇一气呵成，奇大奇小，错落有致，游丝妙连其间。我在努力学习毛主席书法神采的同时，努力形成自己的风格。

　　我国书法文化博大精深，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书法，从王羲之到毛泽东，富有成就的书法家不计其数，我主张要在分析的基础上继承。这“分析”二字十分重要，对一切事物都要采取分析态度，既不要生吞活剥，也不要全盘否定，而是要加以咀嚼消化后，长我之神韵。我在书法创作中始终追求书法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时代精神，彰显新时代的气息。作到法古而不泥古，镕铸古今。

　　我反对为了功利的目的将字故意写的“丑、陋、病、怪”，而以“奇”取胜。我认为一个人没有深厚的文化知识，广泛深入的生活锤炼，想写好字，很难。齐白石先生常说他自己是“诗第一，书第二，印第三，画第四”。这说明，齐老首先是—个综合的学者性的画家，所以学书法，就得有丰富的、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就是说，要做一个学者型的书法家。我很欣赏古人所说的“伏之久者必飞快”的格言，只有沉下去，在学术上能耐得住孤独和寂寞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记者：您不仅在书法艺术上善于综合创新，而且出版了许多有关特区的书籍，中国收藏家协会也是在您的倡议和发起下成立的。

　　王文祥：我深感文化大革命浪费了许多最宝贵的时间。1978年底，我被安排到国家进出口委工作，后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那时我夜以继日地学习、工作，多年不看电影、电视，每年只在除夕看一二次电视。我拼命追赶过去流逝的时光，结合自己的工作，先后写了《经济特区》《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全国名产趣谈》《中国经济特区和十四个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手册》《台湾手册》《港澳手册》《香港澳门百科大典》《书画源流》等，共1000多万字。其中《香港澳门百科大典》写了5年。同时，我主编及与他人合作主编了3000多万字的图书。

　　我喜欢收藏，是受了田家英很深的影响。那时，我经常陪田家英去琉璃厂给毛主席买字帖。我到现在还能记起田家英在琉璃厂看到有价值的古董和字帖时那种孩子般的激动兴奋的神态。这样慢慢地我对收藏有了了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收藏热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收藏也得到人们的重视。说到收藏历史，源远流长。自从有了私有制，就开始有了收藏，比如吃不完的东西贮存起来，将好看的贝壳等挂在身上，这是收藏的雏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收藏一直是上层阶级生活的部分。比如皇帝宫廷收藏，达官贵人收藏，民间的大多是文人雅士这类人的收藏，但一直没有收藏的民间机构。于是，我就向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老先生建议成立一个民间的全国性的收藏协会。赵老说：“这个协会、那个协会很多，就没有收藏家协会。小王，你大胆去做，我们支持你”。得到赵老和上海刘靖基副主席的支持，我们从1991年初开始申请，1995年9月国家民政部正式批准，1996年3月12日中国收藏家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刚成立时只有100多人，而现在收藏爱好者已发展到8000多万人。中国收藏家协会搞过许多大型的展览，为推动我国的收藏事业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