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

　　刘基

　　刘基(1311—1375年)，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明朝开国功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出身官僚世家。受家庭熏陶，从小聪颖过人，十四岁进处州(今浙江丽水)郡学，习《春秋》，“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十七岁，拜名儒郑复初为师，攻读宋儒周敦颐、二程开创的“濂溪学”、“洛学”。他看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天文兵法无所不窥，而“尤精象纬之学”。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仅二十三岁的刘基就考中了进士，初露锋芒，时人对他都很器重。老师郑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有进贤老人邓祥甫者，一见诧异曰：‘吾尝语人王佐之学，率不省，子善自爱。’尽出秘书相示。”

　　元至元二年(1336)，刘基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但是，在极端腐败的元末社会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难得到重用的。特别是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军事统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谓“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刘基自然属于“南人”之列。这样，才气横溢的刘基却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幕府官僚发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次辞职。先隐居江苏丹徒，后又寓住浙江临安，每天纵酒西湖，以抒发心中忧愤。

　　这时，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腐败无能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被迫起用刘基为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刘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为元朝效力，他建议筑庆元等城，以压逼起义军；并且极力反对招抚，倡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大惧，厚赂刘基，却之。方国珍收买刘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诏招抚。元廷因此给刘基扣上了“失天子悯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职务，将他看押在绍兴府。刘基气愤之极，好几次想自杀，幸亏门人密理沙等拼命拦阻，才得以不死。从此他放浪不羁，一天到晚在绍兴游山玩水，作诗赋词，他以屈原、贾谊自比：“上壅蔽而不昭矣，下贪婪而不贞”，“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借以表达对元朝统治集团的不满。

　　方国珍却趁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应，江浙行省在无奈之中，恢复刘基的官职，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刘基自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对拒命不服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镇压。后又与行省枢密院判石抹宜孙互为犄角，相互声援，共同出击方国珍，因镇压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为枢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报朝廷时，朝中当权者排挤汉人，借口刘基原只担任过儒学副提举，按资只能迁总管府判，实际上反而降了级，且又失去了兵权。三起三落，到处碰壁，刘基对元朝已心灰意冷，绝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实在是因为无路可走了。就逃归青田，时值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怀才不遇、落泊而归的刘基，到了这时才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据力量方国珍，向来被他视为海盗。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亦为刘基所不齿，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自然更不会投奔他们，为他们所用。投靠应天的朱元璋吧！确实，在刘基看来，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业的只朱元璋一人。还在十年前第一次罢职时他就隐隐约约地萌发过这个念头，那次，刘基“与鲁道源、宇文公谅日纵酒西湖，见有异云起，时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为天子气，应十年，我其辅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刘基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岂人力所能哉！’”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与“圣朝”为敌的“贼”啊！自己在先前的一些诗歌里，不是也直斥他为“盗贼”吗？如《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写道：“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又如《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这里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这样，饱读经史和饱尝仕途坎坷的刘基，矛盾重重，心乱如麻，索性采取静观时变的办法。当时有“客说基曰：‘以足下才气无双，从好乱之众，踣方氏而有明、越，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基笑曰：‘是又一国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刘基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发愤写作，著《郁离子》十卷十八篇以见志。

　　在刘基隐居青田撰写《郁离子》之际，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燃越炽。处于鼎盛状态的北方红巾军挥师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刘福通则率部攻占汴梁；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在长江中游继续发展；活跃于江淮之间的另一支红巾军，主帅郭子兴死后尽归朱元璋统辖，朱已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割据长江三角洲的张士诚、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对元朝则时反时降。总之，反元起义的烈火燃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元朝的统治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面对这种阶级冲突、民族冲突白热化的局势，作为一个胸藏韬略的儒士和一个由“卫元”向“反元”思想转变的英雄，刘基需要的是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思想，总结元末弊政的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新皇朝的建设作准备。而《郁离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即所谓：“学既不获措诸设施，道不行于天下，其所抱负经画可以为文明治世者，独得笔之方册，垂示千百载之下。”刘基的弟子徐一夔解释《郁离子》书名的意蕴时说：“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郁离子》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阐发哲理的传统，用生动而洗练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展示出作者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设计。此后，刘基在辅佐朱元璋创建明朝的过程中提出的种种献策，均与《郁离子》所述思想一脉相通。正如徐一夔所说：“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

　　《郁离子》首篇《千里马》，叙述千里马駃騠，只因北方所产，便“置之外牧”，不被重视，《八骏》篇首先赞扬穆天子和造父以马之良劣区别对待，这样，“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但是后来主持者不会识别马之良劣，而只是一味地以产地来区别对待，以至最后盗贼蜂起时，“王无马不能师，天下萧然”。显然，寓言旨在揭露元朝统治集团推行的以“种族取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不能真正任用人才。接著，作者用相当篇幅抨击元朝统治集团的暴戾恣睢与吏治的昏乱。《燕王好乌》、《鵋好音》篇，把那些“蔽王耳目”，迎合王意，贬黜逆己者，“得宠而矜”的人比作群乌、鵋。在《好禽谏》篇中，借卫懿公好鹤，为狄人所灭的故事，暗指元朝灭亡只是旦夕之事。《宋王偃》篇，曲折地反映了元朝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任意征伐。《云梦田》、《芈叔课最》、《治圃》等篇，揭露了统治者以“多括为功”、“聚敛无度”的政策。《蜀贾》篇侧重描写当时吏治的昏乱。《贿赂失人心》篇展现元代官吏“求贿”而轻于国是的腐败状态。在《贿亡》、《食鲐》等篇中，刘基更将好贿比作毒鱼鲐，将“亡其身以及其家”。他的著名散文《卖柑者说》，有力地抨击了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武官员们，揭露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恶本质。

　　此外，刘基在《郁离子》中还用大量的篇幅阐发了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郁离子》的最后一篇是《九难》，在这里，刘基通过“郁离子”(作者自称)与随阳公子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基于对元末社会动乱根源的认识，刘基为未来的统治者开出了“以大德戡大乱”(《井田可复》)的药方。在《灵邱夫人》篇，巧妙地借“蜂”喻民，生动地申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养民为政事之本，善养民者，国势熇熇；废怠于此者，国势凉凉。刘基认为，养民之道“在于宽仁”，在《术使》篇中，不仅直接讽刺了“什一之征”的田赋办法，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重赋苛敛将逼迫人民“铤而走险”，使“狙公卒馁而死”。在《糜虎》篇中，刘基更以“虎逐糜，糜奔而阚于崖，跃焉，虎亦跃而从之，俱坠而死”的寓言，发出逼迫过甚将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归于尽的警告。在《天地之盗》篇中，刘基还阐述了一个富于民本主义色彩的思想：统治者应把索取财富的目标指向自然界，善于做“天地之盗”。在《井田可复》篇中，他提出了“复井田”的主张，使人民能过上“不饥不寒”的生活。

　　当然，刘基尽管主张以宽仁待民，但认为威令亦绝不可废。他指出，施威令实际上是施德政，因为，“其法至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即所谓“刑期于无刑”，若一味宽纵，“是启侥幸之心而教人犯也”(《郁离子·刑赦》)。这是从宋元“宽纵失天下”而引出的教训。为此，刘基坚决反对招安造反的为首者，因为这实际上是“劝天下作乱”，而决不是“敷文德”的表现，这种威福并施的统治者，刘基称之为“道”：“夫民犹鹄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则中矣。”(《郁离子·躁人》)因此要因势利导，诱使国人走上统治者设计的轨道。

　　鉴于元朝统治者所用非人、自取败亡的教训，刘基对人才的使用极为重视，在《鲁班》篇中，以修葺住宅为例，明确地提出去腐恶、换新材，各因其能的建议；并强调指出：“其取材也，惟其良，不问其所产。”主张唯才是举，排斥一切宗派偏见。在《任己者术穷》篇中，他指出：“不任人而专任己，于是谋者隐，识者避，巧者拙，廉者匿，而圆曲顽鄙之士来矣。”在《琴弦》篇里，借乐师师旷之口，以大弦为君、小弦为臣作喻，批评晋平公抹杀大弦小弦的差别，以君王之尊侵夺臣职，以致“上下失其统”，表达了刘基对理想政治中君臣分工、协作关系的设想。此外，刘基还向未来的统治者进言，提出了用人之长(《使贪》)、守信于民(《姑苏围》)、纳直言(《韩垣干齐王》)、去讳矜(《自讳自矜》)等建议，认为这些都属于圣君明主应当施行的德政。

　　刘基的这些主张，都是有为而发，颇能切中元末时弊。所以后人对它评价很高，说它“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凿凿夫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夫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当然，刘基是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是不会满足于“思垂空文而自见”的境遇的。早些时候，他作《题王右军兰亭帖》，借王羲之以自喻：“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万谢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世，悲乎！”这实际上表明他不甘老于山水的心志。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定括苍。翌年，置中书浙东行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迫切需要当地武装力量的支持，但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叶琛、章溢以及刘基等人还躲在山里结寨自保不肯出来。朱元璋早就仰慕刘基的学识才智，派处州总制孙炎邀他出山，刘基犹豫未有所决，孙炎便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覆说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信相劝。他母亲也劝他出山：“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哪能获得万全之计呢？”于是，刘基不再犹豫，于至正二十年三月，怀著勃勃雄心离开青田到达应天，时年五十岁。

　　与此同时，叶琛、章溢等人也相继归附朱元璋。对朱元璋来说，由于刘基等地方豪强的合作和支持，在浙东的元朝抵抗力量就日益减少了，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证。后来在洪武三年(1370)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诰中就说：“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当是时，括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另一方面，刘基等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深谙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有他们运筹帷幄，朱元璋便如虎添翼，军事方面取得了更多更大的胜利。

　　基一到应天，朱元璋马上召见，“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刘基也立即呈上时务十八策，分析内外形势，详陈灭元兴邦的大计方略。朱元璋大喜过望，相见恨晚，待以上宾礼，“留帷幄，预机密谋议”。

　　当时朱元璋左有陈友谅，右有张士诚。比较起来，张士诚富，陈友谅强。张士诚出身私盐贩子，遇事斤斤计较，顾虑多，疑心重，保守持重；而陈友谅是打鱼出身的，惯在风浪里过日子，野心大，欲望高，易冒险进取。朱元璋在应天，陈友谅居上游，可顺流而下，其视朱元璋是笼中之鸡，可手到擒来。他派出使者和张士诚相约：东西夹攻，瓜分朱元璋领土。朱元璋问计于刘基，他分析了东西两面情况说：张士诚龌龊无大志，只想保住那块地方，首鼠窜伏，阴阳于元，是个自守虏，不足与谋。主要的威胁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大舰，地处上流，其心无日忘我，集中力量除掉陈氏，上游无事，张士诚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刘基这番透辟入理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两线作战的危险。假如先攻张士诚，陈友谅一定全军出动，到时腹背受敌，胜负就很难说了。因此朱元璋听后大喜曰：“先生神机妙算，请知无不言。”

　　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攻占太平(治所在今安徽当涂)，袭击龙江，其锋锐不可当。朱元璋欲发兵抵御，而众将恇忧不决。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奔据钟山。刘基独张目不言，朱元璋召之入内，刘基激动地说：先把主张纳款及奔钟山者斩了再说！敌人现在志骄气盛，但骄兵必败。如果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然后派伏兵突然袭击，胜券在握。“自古天道以后举者胜，取威定霸，在此一举。”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结果大获全胜。以“克敌赏”授刘基，刘基辞不受。

　　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又遣将攻下安庆，朱元璋欲亲自带兵征讨，刘基极力赞助。安庆城坚，从早到晚不能攻下，刘基又建议撇开安庆，出其不意，直趋江州(今江西九江)，捣陈友谅巢穴。陈友谅从梦中惊觉，疑神兵天降，仓猝应战，携妻孥奔武昌。江州降，汉龙兴(今江西南昌)守将胡廷瑞遣子请降，不过他要求降后仍统率自己的部属。朱元璋一时面有难色。刘基急中生智，从后面踢了一下朱元璋坐椅。朱元璋悟，许之。结果，胡廷瑞降后，其他汉将接二连三遣使来降，江西诸郡皆下。

　　先是，刘基母亲富氏病逝，因战事正紧，无暇抽身。这时刘基请求回家葬母，回青田后，碰巧苗军发动兵变，杀金华、处州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浙东大震。刘基便替守将夏毅安谕旁近诸属县，又与平章邵荣等一起谋复处州，乱遂定。方国珍一向敬畏刘基，这时特地遣使吊丧，刘基借回谢之际，盛赞朱元璋威德，于是方国珍从此向朱元璋纳土入贡。刘基虽在家居丧，每逢军国大事，朱元璋总是派特使到他家请教，刘基条分缕析，悉合机宜。不久召还，路过建德，逢张士诚来犯，守将李文忠奋欲击之，刘基止之曰：“敌兵三日后必退，退而尾之，尽可擒也。”三日后，刘基登城望曰：“贼兵退了。”众人见张营壁垒森严，旗帜密匝，且闻鼓声阵阵相应，不敢进军。刘基拚命催促，等部队赶到其驻地，才发现只剩下一座空营，所留都是老弱残兵。于是遣兵追击，一直追到东阳，大获其众。

　　朱元璋原信弥勒教，属红巾军的一支，接受红巾军领袖小明王韩林儿名义上的领导。后南下另辟基地，仍遥奉韩林儿为帝。每逢过年，中书省都要设御座行礼，刘基到应天后，独不拜，并说：“彼一牧竖耳，奉之何为！”因密见朱元璋，告诉他，在群雄四起之际，要成大业必须摆脱别人牵制，完全自主独立。朱元璋听后大为感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刘基回到应天，时张士诚大将吕珍袭击安丰(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杀刘福通，朱元璋欲亲自出救，刘基极力劝阻说：“汉、吴伺隙，未可动也。”而且救得小明王出来，当发放何处？是继续让他当皇帝？还是关起来杀掉？要是后者，救他作甚！要是前者，岂不是自讨没趣！朱元璋则认为，安丰如失守，应天就会失去屏蔽，救安丰即是保应天。遂出兵，吕珍不支逃走。朱元璋先把小明王关在滁州，后又派廖永忠沈之于水。

　　当朱元璋出兵救安丰时，陈友谅果然乘虚进犯，陈军号称六十万，围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被围三月，几陷敌手。守将朱文正遣张子明来报，朱元璋乃治兵二十万西上迎击，并对刘基说：“我不该有安丰之行，假如友谅乘我不在，应天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双方大战于鄱阳湖，一日数十接。有一次，在炮火密集的激战中，刘基心明眼快，促朱元璋速换座舰，迅即原乘舟被击碎。陈友谅凭高见之，以为朱元璋必不可免，大喜。而朱元璋坐舟更进，汉军皆失色。双方在湖中相持多日，刘基又建议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克日决胜。陈友谅穷蹙无奈，进退失据，慌乱间中流矢而死。鄱阳湖一战是朱、陈之间的决战，为朱元璋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仗朱元璋亲自督战，刘基则“千里相从，言从计用，累赞成大功”；又“累察乾象，多效谋猷”。日后，朱元璋对刘基次子刘璟说：“他的天文，别人看不懂……鄱阳湖到处厮杀，他都有功。”

　　友谅既死，武昌随即降附，其后朱元璋东取张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基本上遵照了刘基的战略构思。

　　明皇朝建立后，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刘基竭智尽虑，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元年(1367)，刘基被任命为太史令，制定《戊申大统历》。值太白金星出现在紫微垣，群臣惴惴不安，恐有血光之灾。刘基发觉后，立即密言朱元璋下诏罪己，以回天意，众心乃定。逢大旱，刘基上请处理滞狱，朱元璋即命刘基平反，刚批示完毕就大雨如注。刘基遂趁此时机要求立法定制，以制止滥杀。朱元璋从之，不久纂成律令，是为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之张本。一日，朱元璋梦见一人头上有血，以土傅之，就想杀一批犯人以应之。刘基故意假析此梦曰：“头有血，众也；傅以土，得众且得土也，应在三日。”朱元璋为之停刑三日，不久传来海宁归顺的捷报。朱元璋大喜，把囚犯全交给他放还。这时刘基最受朱元璋信任，言无不听。中书参政张昶，元故臣，上书颂功德，刘基当众叱之：你大概想做赵高吧！张昶脸色为之一变。便暗中派人窥伺刘基阴事。齐人翼岩，飞章弹劾刘基专擅，朱元璋怒诘之，查出系由张昶所使，便把他杀了。

　　洪武元年(1368)，刘基根据当时“民困必须苏，用兵不能少”的需要，取古时军屯法和府兵制之长处，奏请创立军卫法。即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常驻军队，士卒平时屯垦，战时从征，调编任将一律归朝廷掌管，旨在减轻百姓负担，安定地方，增加兵源，集中兵权。这一制度对朱元璋统一疆域、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不久，刘基任御史中丞，仍兼太史令。当时国家初创，凡诸大典制都由他和李善长、宋濂等稽定。御史中丞章溢奏请定处州税粮，朱元璋命参照宋制，亩加五合，惟青田不加，曰：“以太史故，令其乡人传为美谈。”

　　随著政权的日渐稳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渐暴露出来，从朱元璋政权的支柱来看，它有二支基本力量：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朱元璋建国称帝后，淮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占压倒的优势，浙东集团被排挤、受压抑，他们当然不会甘心，也想尽一切办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这样两大派系斗争越来越尖锐。朱元璋就利用这种矛盾，重用淮人又用浙东势力来监视淮人，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当时，左丞相李善长功高望重，众人皆仰其鼻息，只有刘基与之分庭抗礼，李善长为之不乐。逢李善长因过失受谴，御史凌悦乘机弹劾，刘基却站出来替李善长辩护，说李勋旧，且能调和诸将。朱元璋惊讶地说：他数次想害你，你怎么反给他做说客呢？看来，你既有大功，又忠心诚实，可以代他为相。刘基叩头答：这使不得，好比要换柱子，必得大木方可，若以小木代之，将加速倾覆。臣驽钝，岂能受此重任。后李善长罢相，朱元璋欲拜杨宪为相。杨宪和刘基关系一向不错，刘基却力言不可，说：“宪有相才，而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冰，以义理为权衡，而己从不置身其中。宪则不然。”朱元璋问汪广洋如何？答曰：“此人褊浅，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又问及胡惟庸，刘基不高兴地说：为相犹如驾车，恐怕他会把你的车翻掉的！朱元璋说：做我的宰相，确实没有比先生更合适的了。刘基力辞：臣嫉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恐辜负您的一片好心。其实天下有的是人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果真，后来这些话都一一应验了。杨宪因怙宠、汪广洋以巽懦、胡惟庸因大逆，皆不得好的结果。

　　北伐军攻克河南后，朱元璋赴汴梁，刘基和李善长留守应天。刘基谓宋元以宽纵失天下，宜肃纪纲。于是朱元璋诏令诸御史纠劾不要有任何回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禀皇太子置之于法，人威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纵服法，李善长和他私交挺好，请刘基拖延处理此案，刘基不循情面，马上上报，报可，方祈雨，即斩之。从此李善长与刘基绝交。朱元璋回应天后，李善长攻击刘基在盛夏祈雨时，杀人坛壝下，大不敬。其他怨恨刘基的人也交相诉苦诬告。朱元璋留章未下。逢大旱求广开言路，刘基奏：“士卒死后，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暴尸野外；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朱元璋按他的意见办妥了这些事，可十天过后仍不下雨，心中很恼火，恰逢刘基丧妻，就批准他告老回家。这时朱元璋方有营建中都之意，又锐意出塞追歼残元主力王保保。刘基临走前，上书说：“凤阳四散之地，非天子宜居；王保保未可轻也。”后来果真被他说中了。

　　这年冬天，朱元璋想起刘基劳苦功高，亲自写了封信，召他回京，赐赉甚厚，进兼弘文馆学士，并追赠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刘基诚意伯。到了第二年，才又允许他回家。刘基回青田后，仍上章问朱元璋起居情况，撰《平蜀颂》。朱元璋有事也常请教刘基，曾亲笔写信询问天象：“即今天象叠见，天鸣已八载，日中黑子或一或二或三，或一日二见，不知灾祸何年何月何日至？”刘基就详详细细地写了一个奏本，主要意思讲：霜雪之后，必有阳春。现在国家刚刚建立，应该给老百姓松口气，给民实惠。

　　刘基性格刚强，嫉恶如仇，不能与世事推移，“与物多忤”，得罪了许多权贵。加之洪武初年，他位高不居，功成身退，不愿为相，使性格雄猜的朱元璋有所不满，触犯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教，不为之过”的禁条。他屈己藏身，消极逃遁，反而给小人们提供了一块禁脔，日后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稍一作弄，刘基的气数也就完了。

　　初，刘基上书说，瓯、括间有一块叫谈洋的空地，南抵福建，为盐盗聚集之所，方国珍也由此起兵，请设立巡检司加以弹压。豪右奸民为之叫苦连天。碰巧茗洋逃军叛乱，地方官吏害怕上司切责，隐匿不报。刘基叫长子刘琏奏其事，奏章没有先向中书省关白。时胡惟庸方任左丞相，挟刘基旧语，加此新恨，遂暗中唆使所善地方官吏上书诬刘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刘基想据之为墓地，民不给，就请立巡检司逐民。朱元璋迷信入骨，听后颇为所动，遂夺去刘基俸禄，刘基大惧，慌忙间赴京谢罪，不敢遽归。不久，胡惟庸代汪广洋为右丞相，见朱元璋对刘基日渐疏远，于是佯与之好。洪武八年(1375)正月朔，挟医前来探病。刘基饮其药，觉肚中有个拳头般的块状体，又三月，病势转剧。朱元璋听说后遣使护送他返乡，并亲制文暗含威胁地说：“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刘基刚到家里，病情就恶化，居一月而卒，享年六十有五，谥文成。临终前，预缄所习天文秘书授长子刘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

　　刘基死后不久，胡惟庸案发。朱元璋追思刘基生前所言，懊悔不已。他对刘璟说：你父亲是个忠臣，临死都不忘我，如今我才知道他是吃了奸臣们的蛊了。我要向天下公布他的好处。又安慰道：“你父亲是有分晓的，如今我做皇上的也是有分晓的，终不亏了他的好名声。”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颁诰，令刘基子孙世袭诚意伯爵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