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分享一篇新叙事理论诗歌，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文化背景
概括地说，“新叙事主义诗歌”这一在新的历史时段所萌发和形成的诗歌现象，主要是源于以下文化背景及语境的浸润和催生，即：一个现象、一次争鸣、一个事件、几个相近命题，和诗与诗歌语言的“泛化”潮涌。
首先，“一个现象”，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及网络诗歌的勃兴。其次，“一次争鸣”，是指1993年全国学界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广泛讨论和争鸣。第三，“一个事件”，是指1999年4月的北京盘峰会议，由于不同诗歌标准的争论而导致诗歌阵营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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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几个相近命题，主要是指王家新、程光炜、洪子诚、西川、臧棣等的“话语转型”说，和骆寒超、陈玉兰的《新诗二次革命论》，吕进的“三个重建”，以及呢喃在《面临解构的现代诗》、《呼唤大诗》等文呼吁对传统诗学“言外”、“象外”的借鉴等。最后是诗与诗歌语言的“泛化”潮涌。90年代末，一方面由于70后、80后和一部分6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对口语诗、生活断片诗不遗余力的突进，使得诗歌的疆域和诗的语言出现了由表及里的泛化倾向。
具体地说，早在1991年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和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在湖北武当山诗会期间，便不约而同地从诗人王家新身上预感到：80年代结束了!西川也在其诗集《大意如此》的自序中写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笔者几乎写于同一时期的《后现代诗的解构和整合》、《失位与重铸》、《后新时期新诗发展趋向》、《“女性诗”界说》、《呼唤大诗》等文，也以“解构”、“消解”、“失位”等字眼来阐明现代诗运动的终结。时间相隔不久的90年代中期，王家新在其《回答四十个问题》一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1989年标志着一个实验主义时代的结束。”臧棣也认为，这是“完成了在一种新的写作中彻底结束旧的写作的艺术行为”。在具体论及现代诗或先锋诗的结束这一问题时，王家新更喜欢使用“话语转型”、“诗歌语境断裂”和旧的“知识型构的改变”(福柯语)之类更具学理性的词汇。王家新甚至告诫说，如果“无视这种转变，批评就会失效”(《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①。
1993年全国学界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大讨论，便是基于80年代末现代诗运动的终结、 9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崛起(以此取代七、八十年代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等新潮小说)，和“中国文化热”、“纪实读物热”，以及不少学者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等事实。正是由于人文精神的深刻危机,诗人们才不得不把触点最终落在语言及其诗的生存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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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1997年，有人将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观念率先引进了通俗小说。随后，这一“用下半身写作”的语言方式更像电脑病毒般在诗歌领域泛滥成灾：周瓒称身体写作是一种修辞表述;于坚认为它比“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更有价值;臧棣指身体性是诗歌写作的内在因素②。世纪之交，竟有人叫喊着“要先锋到死”、“在牛×的路上一路狂奔”。黄天勇在《反叛与游戏——对中国20世纪最后15年诗歌的考察》中指出：“口语化也越来越走向极端。有的诗人对诗缺乏一种虔敬，他们总是随意地处置语言，浪费语言甚至背弃语言。”
在这一特定的语境下，文化积累及历史负担同样缺乏的青年诗人——主要是70后、80后和一部分60年代出生的诗人，由于对口语诗、生活断片诗不谋而合的推波助澜，使得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诗坛普遍出现了“诗歌泛化”和“诗的语言泛化”倾向，并形成了一股潜在的潮涌。尤其是相当一部分青年诗人“用下半身写作”的零距离姿态及语言方式，事实上已构成了对中国新诗发展格局的不小影响。据此，陈超在其《关于当代诗歌的笔谈》一文中这样写道：“诗在近年呈现了小说化的趋势……诗人们开始关心生活的细节、对话、叙述的准确。”
诗的泛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几乎自然的、社会的、生存现实的、心理的、文化的、科技的、纯语言的、非诗的……甚至“下半身”的内容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有“最高艺术”之誉的诗歌殿堂。就连文化垃圾、科技垃圾等也可以入诗。诗歌仿佛成了一个无所不包、大得没边儿的万能容器。现在人们读一首诗，就像读生活本身一样，诗歌差不多就要与生活等质。换言之，诗的独立性正在消失，诗歌的存在价值也必然受到了质疑。诗歌语言的泛化倾向则表现在：一切口语和病毒语言、反语言、语言垃圾等都被年轻的诗人一厢情愿地塞进诗歌里。所谓“病毒语言”，是指称90年代后泛起的一种严重违背现代汉语语法规范(有意戏狎和消解语言)，而突现其反语言、反诗的极端主义倾向的语言现象及其“语言”品种。当生活语言直接被作为诗歌语言，甚至等同于诗歌语言，其结果只能把诗歌引向非诗。毫无疑问，诗歌及诗歌语言的双重泛化，正在悄悄孕育着并将催生诗歌的掘墓人。
有鉴于此，关于新诗人文精神的重建、“二次革命”、对传统诗学的某些范畴进行适度借鉴等问题便被提上议事日程。20xx年9月，在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等举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骆寒超、陈玉兰所撰《新诗二次革命论》一文，提出了通过改善诗歌世界、调整情理关系、规范诗体原则等三个方面，对新诗进行“二次革命”;吕进也提出了关于新诗的“三个重建”问题(即：重建新诗观念、重建新诗诗体、重建诗歌的传播方式)，从而引起了诗界的广泛瞩目。20xx年9月，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文艺研究》编辑部等国内外多所大学及文学机构联合举办了“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再次对当前新诗的发展态势、诗歌的语言格局进行了深入探讨。呢喃在会上首次提出如何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现象命名的问题，并即席宣读了《新叙事主义诗歌刍议》的学术论文(见《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论文逊，后此文刊于20xx年第1辑《诗探索(理论卷)》)，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2、面具主义意识对新叙事主义诗歌的直接影响
在两个世纪之交，由于中国诗坛出现了无中心、无领军人物、无代表性流派(社团)的“三无”现象。与此同时，由于70后、80后和一部分6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在“口语诗”、“下半身写作”的大旗下共同作出破釜沉舟式的“泛化”努力，最终导致了诗歌及诗歌语言已处于一种零审美、无标准或多重标准的失范语境之下。于是，这一全新而无序、多少有点令人堪忧的诗歌格局和语言秩序便悄然形成。
问题恰恰是，多重审美标准势必导向无标准、“主观决定论”和各行其是。这样一来，其最直接的连锁反应和第一个后果，就是由80 年代某机构的诗歌年编、诗歌报刊选萃、诗选刊的群体行为，衍变成90年代以个人名义选编的各类诗歌年鉴、诗选的“市场经济式”语言狂欢和审美疲劳。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不可逆转的进程也是导致面具主义泛滥、语言狂欢并使局部领域出现秩序反弹(如诗歌阵营及审美族群的分化)之直接诱因。
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世界的边界即是我的语言的边界。”王家新也在《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中作出这样的预言：“我猜想下一个世纪(指21世纪)也许就是巴-赫金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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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少青年诗人——主要是70 后或80后的更年轻的诗人——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并毫不犹豫地将面具主义作为自己特定的语言标记或诗歌审美支点。
在这此青年诗人中，肖长春似应是面具主义意识体现得最为充分的一个。他在以长句方阵组成的长诗《关于生命和大地的一首大诗》里，不惜以50来行的篇幅大写特写石头(“石头”在这里既指面具，又是诗歌的某一特定象征)：“亡灵在石头中隐藏，石头，滚进你的梦里的石头”

自知之明是最难得的知识。——西班牙

。“石头遍布祖国，布满人生，石头中有故乡。/……石头孕育了一切，石头包藏着祸心，宇宙般的石头”。“石头中隐藏着草，语言和诗歌为你所见”。“你就要置身于一块石头你就要在石头中隐藏自己

乾坤正气，日月光华

。/你就要把自己在一块石头上碰得头破血流。/你就要被一块石头搬起，挪动，移走到另一个地方。/……你就要做一块石头的祖宗，后裔和永远的继承人”。“你就要与一块石头说起，用另一种语言，石头的用语。/你就要和一块石头互相注视”

自己的鞋子，自己知道紧在哪里。——西班牙

。“你的诗歌就要和石头一样遍及祖国大地”(见杨克《1999中国新诗年鉴》，下同)。可以说，这首长诗无异于一首关于“面具主义”的宣言诗。
无独有偶。鲁布革写于20xx年11月的《从车窗外望去》，则是与肖长春的长诗遥相呼应的另一首“面具主义”宣言诗：“全部是人类的面孔。/勤谨的。哀伤的。/快乐的。抑郁的。/……全部是人类的面孔。/普遍的。肢体的。仿生的。/种族的。血统的。/生殖的。/全部是人类的面孔。/疯的。狂的。扭曲的。/钢的。支撑的。锯末的。/烟的。/全部是人类的面孔。/事实的。证据的。审判的。/肉的。卡的。市场的。/物理的。/全部是人类的面孔。/塑料的。菜叶的。/下水道的。/灯的。阶级的。/阶梯的。/全部是人类的面孔……”(《20xx年鉴》)
阿坚《白天的石头是石头》一诗，也将“石头”作为一种与面具相类似的象征：“雨中的石头是闪亮的/阳光下的石头亮而不闪/我把一块石头/打向另一块石头/……石头，我以一秒对你千年”。“可我压根就在平庸的境地”。崔澍的《卖脸》一诗，通篇写一个孩子走街串巷去卖脸(与“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过程。他由起初的卖脸，到后来的免费送脸，到最后的希望大家救救孩子，几乎用衰求的语调说：各位叔叔、伯伯、大妈、大婶，“要一张脸”吧!(《20xx年鉴》)
此外，岩鹰《铁轨和诗行》一诗，则用“铁轨”来作为面具的代指：“我注视过那些铁轨/那些穿过桥下的铁轨/那些凌乱的、交叉的铁轨/那些枕木间长出荒草、锈蚀的铁轨/那些很久没有火车在上面驶过的铁轨/那些仿佛废弃的铁轨//……我的诗行像那些铁轨!”他甚至在《有人喜欢相逢在……》一诗中吟道：“(我)厌倦了一张张早就相识的面孔”(《20xx年鉴》)。
面具主义意识的泛起，使得某些原生态式的生活细节及生活节奏一下子揳入诗歌的节奏，诗歌的语言结构(如音节、顿、句读等)变得更为简单、朴素和平直，乃至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短、平、快倾向。于是，年轻的诗人们只有通过对同一生活场景、细节的不同视角、不同语感、不同心理感受和想象，反来复去、不厌其烦地进行纯粹口语式的“变奏”、“变调”、“变焦”、“重复”、“排比”等来增强句子的密度和力度，并通过延长诗句(音节)或诗歌行数(词象方阵)的长度，以达到其对面具意识的体验和对语言的自我迷恋及形式主义强控。
三、中国新诗叙事方式的革新、嬗变及相关问题
中国新诗叙事方式及语言意识的萌芽，无疑肇始于“五·四”初期白话诗。这一全新的诗体所依存的语言文本——现代汉语，却是脱胎于一种有着20xx年历史及传统的文言文母体。那个时候，它还没来得及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方位地发育、完善和成熟(世界上多少个民族的语言文本都是经过千百年、至少数百年的锤打和积淀才成熟为一种规范语文的)，光是牵涉到整个汉民族的新语法体系、修辞体系、语音体系、字词/语素构造体系、基本句型体系、标点符号体系等一系列关乎语言生成及积累的学理性问题，还有译文中欧化书面语与现代口语普通话的相互磨合等，就需要一个相对缓慢和长足的进化过程。这样一来，“五·四”白话诗表现在语言文本上的文白夹杂、词象不谐等现象便在所难免。关于这一点，当代诗论界已早有共识。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五·四”新诗所开创的这种积极探索民族语汇、民族叙事风格及表现形式的有益尝试和开掘，曾因其后各个历史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诗外因素的直接突入，而几度出现对其原旨(即建立新诗文本初衷)的偏离、消解乃至中止。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现代诗走向终结和1993年学界对人文精神危机展开讨论，关于重铸诗歌的民族风格及人文精神的探索才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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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几乎所有的诗歌报刊都在1993～1994年度刊发了一批回顾“五·四”新诗运动的系列文章。谢冕据此而感慨道：“文学回到家园的醒悟仅仅是最近十年发生的事实。”王家新也认为：“批评的任务往往正是重建文本赖以产生并生效的历史语境，以使文本获得意义”。
其实，90年代后一度提倡的“平民化”、“关注口语和关注当下”，以及“巴-赫金式”对话等，在诗歌视角、语言触点和精神本质上都是与“五·四”初期白话诗所强调的“关注现实人生及普罗大众”，和“我手写吾口”(黄遵宪《杂感》)相一致的。胡适曾提出，新诗的命运应该与日常语言休戚相关。如果说，在诗歌的语言文本上，朦胧诗的“局部清晰、整体朦胧”还存在着一定的词象不谐和语言夹生痕迹，那么，90年代以来的诗歌已基本上实现了由“词意象”向“句意象”的语言转型(徐敬亚语)。
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和“个人化写作”秩序的形成，曾一度使诗歌的历史语境亦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反讽意识和喜剧精神的介入，一是叙事话语的普遍使用。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程光炜、洪子诚、唐晓渡等诗人、学者均持此说(拙文《〈诗经〉——中国诗歌叙事因素的滥觞》，指出叙事因素是诗歌以及一切文学作品的最基本特质)。正是这种带有叙事性质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个人化写作”，导致了诗歌对存在的敞开，它使诗歌从一种“青春写作”和“青春崇拜”(郑敏语)转向一个成年人的诗学世界，转向对时代生活的透视和对具体经验的处理。于是，90年代的中国青年诗人们又一次遭遇了海因所说的“在展开叙事的过程中，对诗人写作能力进行全面考察的有益尝试”。这一诗歌语境的变化，使得这一历史时段的中国新诗潮正在和已经“超越以往所有阶段，而把现代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当作严肃思考的题目”(谢冕语)。
当现代诗运动宣告结束之后，如再使用“后先锋”、“后新生代”等二度舶来称谓，已体现不了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的本质特征和客观实际。一如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含现代派、象征派诗歌等)，曾在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接着，又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中国再次打出现代派的旗号(黄子平曾把这一时期再度使用现代派概念的文学指为“伪现代派”)。新世纪以来，仍有人乐此不疲地反复亮出“现代”的番号，似乎这一旷世药方可以包治百并普度众生。
现代汉语的历史及中国新诗的发展史实表明，自“五·四”白话诗和二、三十年代的现代诗，以及七、八十年代末的新诗潮(即二次舶来的“现代诗”)运动，其诗歌语言、叙事形态及诗体都是进化不彻底、不完善的。没有实现与现代口语的完全协调一致。90年代以降，中国新诗逐渐取得了与现代口语的协调一致(李丽中、谢冕、王家新等学者均持此说)。但中国新诗与现代汉语的现代化进程很快就被大众文化(含网络诗歌)的勃兴所中断。网络语言的泛滥导致了现代汉语与诗歌艺术的失范。正是网络语言铺天盖地、来势凶猛的冲击，迫使中国新诗不得不又一次退回到语言的本体论层面原点——如语素、米尼姆(语言的最小量)、词、语音、节奏(含顿、句读)、语感……等，去重建诗歌的语言系统及其叙事方式。也许，这就是中国新诗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段内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型的语言/文化宿命。为适应这一新的话语秩序的转型，《星星》诗刊和《诗刊》相继于20xx年下半年(8月后)将月刊改为半月刊。《星星》诗刊更是将“网络原创、民间话语、品质时代”，作为其下半月刊打造“中国网络诗歌第一品牌”的宗旨

生逢盛世寿比南山不老松　　乐享遐龄福如东海长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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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耶纳告诫说：“一千种创新里九百九十九种都是无才的制作，只有一种是天才的产物。因为在美的追求中，正如在真的追求中一样，有无数的途径通向失败，只有一条道路通向成功。”③新的话语秩序的出现，必然引发诗歌语言的向内整合和叙事方式的向外拓新。从技术上说，笔者将世纪之交(或新世纪)以来这一特定时段的诗歌命名为“新叙事主义诗歌”，说穿了，它就是一种失范与规范、消解与重建的众声喧哗而无穷多样的叙事形态，是一个背景更为广阔的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时代的语言秩序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