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文范文第1篇

一、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首先是通过他对传统哲学的解构而表征的

海德格尔曾就西方哲学史作过这样的总评：整个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哲学的展开；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是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至此，哲学进入了“终结阶段”。（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59-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我们认为，海氏的评价是中肯的。正是马克思完成了颠倒“形而上学”的工作，哲学才由“存在”被遗忘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转向对现代人之生存境遇的思索的非形而上学的“存在之思”，即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自己的哲学具有存在论之意义，亦即具有生存论的指向，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实现对“形而上学”的颠倒的，其哲学生存论的指向又是如何得以表征的，是我们这里要涉猎的问题。

1.通过对传统哲学的主题转换，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得以初步表征。“传统哲学”是相对于“现代哲学”而言的，它是指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自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到19世纪中叶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这一历史阶段的所有哲学形态，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从根本上说，传统哲学是“形而上学”，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学问，它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

应当指出的是，对世界以理性的方式从总体上去把握，这本身是哲学的特征，但问题的关键是传统哲学把它们探讨的“本体”或“本原”抽象化了，以致在它们那里（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仅“物质”或“精神”成了“抽象的存在”、“抽象的实体”，而且人也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物，人的主体性完全失落了。

对于传统哲学只关注宇宙本体、注目上苍的“绝对”或“抽象的实体”，而忘却对人类世界即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怀，马克思有相当清楚的认识。所以，当他在哲学研究的初始，便毅然决然地举起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并断言：“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与孔德“拒斥形而上学”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不是把这种“拒斥”局限于经验和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而是在“拒斥”后，把哲学导向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感性世界”、“现存世界”、“人类世界”，并强调哲学应当“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同上书，第161-162页。）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现实世界”、“感性世界”、“现存世界”这类概念有过明确说明和规定，从中我们看到，这一系列概念实质上都指一个东西，即“人类世界”或我们的现实的“生活世界”。针对传统哲学抽象地谈论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马克思特别谈到对“自然界”的理解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存世界”当然包括自然界，但这个自然界已不是原生态的自然界，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自然界具有“优先地位”，但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或者在人的活动范围之外的自然界，对人类来说是“无”，或者说“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在人类世界里，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所以在现存世界中，自然与社会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人类世界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统一。

由此观之，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类世界”，它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来说，“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即以人的发展为坐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2.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通过他解构传统哲学的必然性观念而得以表征。传统哲学对必然性具有普遍的信念，这一信念在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中世纪表现为神学观念，在近代表现为对理性的迷狂和对“知性科学”的崇拜。毫无疑问，传统哲学的这种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是造成西方“理智主义”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理智主义”所形成的只能是“知识论谱系”的哲学。在知识论哲学的时代，人的生存和欲求是被抑制的，人的身体和四肢都消失了，人就是大脑，大脑就是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这一特征，马克思给予了特别关注和揭示，并在自己的哲学创造活动中，着力地瓦解这种必然性观念的统治。

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借用伊壁鸠鲁哲学表白了自己对必然性观念的哲学认识。在分析了伊壁鸠鲁哲学与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差别后，马克思指出，要把这两种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而他们的这种对立和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德谟克利特注重必然性，伊壁鸠鲁注重偶然性。通观《博士论文》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赞扬，实际上只不过标示着马克思自己对偶然性观念的认同和对必然性观念的反叛。如果说，必然性、命运、天意、决定论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信念的话，那么，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伊壁鸠鲁的未受重视的“原子偏斜说”的重大理论意义的重新认识和对偶然性哲学原则的高度颂扬，解构了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同样是针对西方传统哲学这种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抽象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地谈到“自然科学”问题。由于传统哲学抽象地谈论“整个宇宙”、抽象地理解“物质”和“实体”，所以，在传统哲学那里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被割断，没有真正成为人的生活的基础，倒是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以“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原则理解自然界和人自身，“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的本质”才会可以理解，而建立在这样的“自然界”（人类学的自然界）和“人”（现实的人）的基础上的自然科学才可能成为“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才会成为“人的科学”、“现实的科学”。所以马克思认为：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也同样是针对西方传统哲学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知识论”哲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历史”时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马克思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与所有其他问题比起来，人类生存问题是一个最原始最重大的问题。人类在衣、食、住等方面的需要也就是他的生存或生活的欲望和意志。这种生活上的需要和欲求与人的知识或意识的关系是这样的：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从上述我们可见，针对西方传统哲学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以及由之而来的知识论哲学，马克思不断地以新的哲学精神和哲学态度去瓦解它们，一再强调哲学必须面向人的生活世界，关心人的生存发展。

二、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主要体现在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之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实践哲学的创立，不仅实现了对传统理智形而上学的颠覆，而且也确立了当代哲学的伟大界碑。实践哲学在哲学史上的这种分量，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它具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和生存论的意义，而从现代哲学看来，这两者又是根本一致的。

1.实践的现代提问方式。认真研读马克思哲学史，我们就会看到，“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首先是关于存在与非存在、存在的现实性、自然界和人们现实存在的一个最本质最重要的范畴。然而，实践观的这一本体论意义长期为我们所忽略。所以结果竟是这样：马克思哲学与近代哲学的本质差别被磨平，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也蔽而不明。这种结果，部分地是由于我们对“实践”作了狭隘的理解，部分地是由于我们把这一存在领域让渡给了旧唯物主义。因此，不从现当代哲学出发、不以现当代哲学范式去思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我们就不可能对实践的哲学本性作出既具有原则高度、又富具体理论内容的阐述，就不可能作出符合马克思本意的结论。

20世纪初，葛兰西率先以实践哲学重新界定了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对改变实践的提问方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葛兰西认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正统派的根本缺陷，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没有看到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和他的创造性与建设性的活动。事实上，马克思是以实践哲学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哲学。这种独创性，按照葛兰西的理解，是指马克思哲学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路”，“更新了整个设想哲学本身的方式”。（葛兰西：《实践哲学》，第16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再使现当代哲学追求那种独立的、自在的和自为的现实，而是面对和研究人们存在于其中的历史的现实，人的具体的、感性的现实。葛兰西通过对实践哲学性质的规定和说明，把马克思哲学从传统哲学研究方式中解放出来，移植到现代哲学的文化土壤之中，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提问方式，亦即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论的提问方式。

科西克在吸收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也直接探究了实践的本体论提问方式。在他看来，实践的本体论提问方式，首先是哲学的提问方式。实践的哲学提问，就是把隐秘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各种特殊方式中的实践的本质揭示出来。而实践的本质就是人类的存在，是人的秘密的揭露。其次，实践的本体提问是对人的存在的整体提问。在科西克看来，对人的存在的整体提问中主要包括劳动要素和生存要素，其中生存问题又是重要的。最后，科西克还谈到实践本体提问的认识论问题。

葛兰西和科西克的研究成果当然不能囊括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却为我们立足当代哲学的高度发掘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代价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他们共同说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具有存在论的意义（生存论的指向）。

2.偶然世界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世界。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内涵来说，偶然世界始终是一个必经的环节。

偶然性之所以成为与人的生活相关的存在原则和思维原则，成为一种新的哲学精神，就在于它经历了哲学本体论的过滤。这种哲学本体论的过滤，是现代哲学发展的产物，是对巴门尼德“存在”学说解构的结果。马克思之所以被看成是“终结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马克思哲学中，偶然世界是其哲学的本体世界。

如同我们知道的，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实践哲学与偶然世界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之所以称赞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原因就在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设定了原子的“偏斜运动”，并通过这一设定把偶然性提升到人的生活的存在原则与思维原则的高度，从而确立起哲学的本体世界。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哲学的意义不在实证科学上而在哲学上。正是伊壁鸠鲁哲学的这一内容和态度，马克思指出：偏斜表述了原子的真正的灵魂、抽象个体性的概念。在这里，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结论，与其说是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解释，毋宁说是马克思自己对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研究方式所作的一次彻底清理，是力图把实证科学的内容和思维方式排除于哲学之外所作的一次理论尝试。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还特别地就伊壁鸠鲁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作了概括，而这一概括又特别地关乎到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可以说，马克思的概括就是对人的感性世界，亦即人的实践进行本体论的抽象。正是基于这一概括，马克思对实践哲学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在那些规定中，马克思试图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即：哲学的实践不论采取多么抽象化的形式，都是与人的感性世界相联系的，实践的世界是人的感性世界、生活世界。尽管上述这些思想在论文中只是粗略地被规定，但将偶然世界视为哲学的本体世界的哲学理论格局已定，在以后的哲学创造活动中，马克思所做的努力是将这一理论格局发展完善。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偶然世界视为自己实践哲学的本体世界的思路。例如，在谈到人们的存在问题时，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说：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而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这里，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实践”——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乃是人的现实的存在或现实的人的存在，亦即哲学的实践是关乎着偶然世界的。感性的活动乃是人的存在本身，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再如，马克思谈到自然界的存在问题时，也特别地讲到这种自然界的现实的存在是关乎人的感性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感性的活动”乃是“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实际上就是“现存的感性世界”，或曰偶然世界，而把这个世界当作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活动本身来理解时，这样一个世界也就成为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世界，亦即偶然世界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论的世界。

3.实践哲学本质上是人的生存哲学。当马克思把自己哲学的世界规定为“偶然世界”（人类世界、感性世界、现存世界、现实世界）时，当他从“实践”——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活动去理解这个世界时，现实存在的人也就成了他哲学关注的焦点。如果一般地说，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学问，那么，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的存在学问。正是如此，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才超出传统哲学的界限并使其哲学理论展开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从本体论上指证着“实践”——这一标志着人的存在方式的概念。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而人的意识是在实践中生成、实现和确证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页。）

从整个《巴黎手稿》对人的本质的实践追问来看，马克思不仅一般地肯定实践是人的本体存在，而且还进一步探究了人的存在的本体性质。马克思通过分析动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本质区别，揭示了人的“感性活动”是与人的价值创造、人的本质、人的自由的实现相联系的。通过这一分析，马克思完成了实践哲学的理论化，亦即：一方面，以人的本质规定实践的本体，把实践归结为人的本体存在，从而将实践提升为哲学的理论范畴；另一方面，通过探究实践的哲学本性来确定人的本体的性质，从而揭示出实践本体论的深层内涵。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以“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原则获得了关于“现实的人”的本体论的哲学解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为自己的实践哲学作了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存论的展示。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我们认为，马克思这一对自己历史观的概括，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的生存境域的整体揭示，以及对这一整体境域中人的各种生存样式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描述。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人的整体生存境域中有这样几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生存样式：一是人的最基本生存样式。马克思主要通过对“生产力”、“交往形式”及“生产方式”的论述而展示的。二是人的政治生存样式。马克思主要通过对“市民社会”及其基础上的“国家”、“法”的分析而实现的。三是人的观念生存样式。马克思主要通过对“意识”及“意识形态”的考察和分析来揭示的。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感性的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社会是实践的展开形式，是人自己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存在方式。人本质上也是实践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自己也就怎样，而他是什么样的，同他的生产活动是一致的。一切观念形态都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本质上体现着人自身的生存状态。

三、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也表现在他哲学的批判向度和价值取向上

从马克思对哲学史的反思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是通过哲学的批判来解答时代课题的。在马克思一系列哲学批判中，最能凸现其哲学生存论指向的主要是他的关于“异化劳动”学说和关于“拜物教”的批判理论。通过这些批判，马克思同时也展示了自己哲学的价值取向。

1.关于“异化劳动”学说。异化劳动学说是马克思《巴黎手稿》中最富特色的重大理论成果，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评价，我们认为，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因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前提的追问，即通过对私有财产人学本质的追问，实质地导向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而引发了一场哲学本体论上的伟大变革，即使得其哲学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羁绊，通向现象学的人学，成为对人的生存论本质的探讨。第二，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批判的解释学理论，作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否定和超越，作为对具有“世界命运”的“无家可归”状态的“历史之思”，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的“体验”，“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了”（海德格尔评）。因而“成为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识方式”（杰姆逊评）。所以，我们认为，无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的理论成就从哪个方面来表现，它都凸现着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因为，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最基础性的概念——实践——这一作为人的生存之历史性的概念，正源于异化劳动学说；而作为一种直接遭遇人的现实的历史生存，并且以自己特有的运思深入到历史的人的生命活动的坎陷和人的历史的歧出，揭示了人的历史生存境遇和展望了人的理想生存样态的哲学理论，也主要是通过“异化劳动”学说而得到体现的。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后一种意义上的异化劳动学说所体现的生存论意义。

对异化问题的探讨，诚如我们了解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国民经济学家不同。如果说，费尔巴哈仅仅只从直观的角度把私有财产理解为一种“感性类本质的异化”的话，那么，马克思则认为，私有财产本源的东西，则是“感性”（活动）本身的异化。如果说，国民经济学家是从抽象的先验原理和虚构的前提出发来理解问题，那么，马克思则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通过“走向事情本身”，来揭示被遮蔽在私有财产中的人的本质。在通过对异化劳动现象的层层剥离后，马克思得出了关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即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继而在此基础上初步描述和分析了现实社会的基本方面，即私有财产的现实。通过对异化的“体会”，马克思不仅获得了他对人的“一般本性”的深刻理解，而且同时也获得了对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深刻理解。正是马克思从人的“一般本性”与“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固有联结点上，更加真切地把握到了人的本然价值和这种价值的历史的实现或历史的乖离。马克思的结论是：(1)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2)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3)自我异化的扬弃跟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4)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只有到了共产主义，人的本性才能得以全面彻底的“复归”，人才能真正地“占有”自己的本质。

2.关于“拜物教”的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即现代社会的异化状态的关注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兴奋点。所以，继《巴黎手稿》提出“异化劳动”学说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再度通过历史现象学遭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指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发生的现实的异化现象。再后，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拜物教”现象的批判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被“物”（商品、货币、资本）掩盖起来的人与人的真实关系，再现了这一社会人的历史的生存（“物化”或“异化”）的图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后来的经济著作中，形式上好像是在谈纯经济问题，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命运的哲学探问，或者，毋宁说马克思在这里是通过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逻辑层面的分析和剥离，来达到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哲学关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是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的。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物的表现形式。在他看来，商品作为产品是简单而又平凡的东西，但产品作为商品却成了一种古怪的东西，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人与物的颠倒的幻觉近似于宗教迷信，所以，称为“商品拜物教”。马克思在对“商品拜物教”分析后，又进一步揭示了货币、资本的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

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只会产生这样两种结果：一方面物被主体化；另一方面人被物化。马克思进而指出，这是一种颠倒，一种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现实发生了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的颠倒。这种主客颠倒的秘密在于“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在这种异化过程中，资本家感到“绝对的满足”，而工人感到的是“被奴役”。

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拜物教”的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曾作了正确的解读。他认为，在马克思哲学的物质观中，“物化”是一个核心概念，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名著中指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同时，他认为马克思哲学不是坐而论道，不是抽象地谈论“世界统一于物质”这一类旧唯物主义早已谈过的教条，而是通过对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的揭露，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促使他们以实践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卢卡奇是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和实践功能。

从上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和“拜物教”的批判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在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向度和价值取向上，它凸现着对人的命运的深情关注，在其历史的逻辑的悉心考辨中所逼显的是人的谜底。

马克思哲学是当代哲学。然而，在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远未得到既具原则高度又富具体内容的深刻阐明。因此，我们认为，只有真正在哲学的范围内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在本体上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并让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形成最广泛和不断深入的对话，我们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参见吴晓明：《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6)。）而作为体现这一哲学的当代性的生存论指向也才会被我们“深刻地感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断定，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历史之思”中相遇、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是“经验的事实”。

［收稿日期］2000-09-29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杨耕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98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余源培．时代精神的精华[M]．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6]葛兰西．实践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马克思论文范文第2篇

一、“现实的人”是一切历史的起点与前提的思想

1．马克思深刻地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学派空洞抽象的人和费尔巴哈的“一般的人”，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他指出：“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学派，从这种一般的、抽象的、空洞的人的角度来说明人、人的本质、人的解放，是远远不够的。这仅仅是这些聪明的哲学家的呓语。由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这里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个人”。

2．“现实的人”是一切历史及历史活动的基点与前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及历史与世界历史问题时，明确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人类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他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分析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包含着这样的思想：首先，研究历史这里指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即每一个现实存在着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这种单个的个人的存在必须具备其现实可能性，即肉体组织的存在，按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自然物。因此，这些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就由肉体与精神的存在构成一个统一体，如果没有其肉体存在，其精神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是“单个的个体存在”而不是“群体的整体存在”。在这里，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历史不是从某一社会整体层面来考察，而是从个体的存在出发的，因为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特殊性，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正因为每个人的个性的存在，社会才有其意义。再次，正因为每个个体现实存在的现实需要，人们才产生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为每个个体的肉体存在的需要，使人们开始结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正是为了活着或者说“能够活着”，人们要进行衣、食、住、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最后，人们正是在“能够活着”的过程中开始了劳动，劳动构成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们为了活着，首先需要满足必需的衣、食、住、行及其他生活资料，而要获得这些物质生活资料，人就必须进行劳动。“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在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人和动物区别的过程，就是在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界相分化的过程，人一旦成为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个体存在，他在劳动过程中就形成了能动性、创造性、目的性，而不同于动物，高于动物，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界，而是能动地去改造世界，以满足自身存在的需要。二、关于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面论述了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历史过程与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

1．关于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现实的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是什么，这是关于人的解放的问题的先决问题。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人的解放出发来揭示其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历史过程及解放程度的。那么，现实的人在哪些方面需要解放呢?这就是现实的人的劳动能力，包括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改造社会的能力；现实的人所依赖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现实的人的个性及和个性相关联的综合素质，包括精神、心理等因素的解放。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正因为“现实的人”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中的人，这里的社会条件主要是社会经济条件，即既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此，个人是怎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的解放的内在本质，就是如何解放人的劳动能力，如何使人摆脱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奴役与压迫，如何促进其自我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2．关于人的解放的历史过程：个人解放程度是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人的解放的历史过程，就是人的劳动能力解放，也就是人们摆脱自然与社会压迫与奴役的历史过程，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过程。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深刻地阐述了人的解放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所促成的。人的解放是同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关联的，而社会经济形态有三个历史阶段：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时间经济三个阶段，人的解放或人的发展依次由低级走向高级。第一阶段是自然经济时代，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形态。在这个阶段中，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即人依附人，人们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联系。

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最终实现人学理论的深刻变革

三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诞生之前，许许多多的哲学家都从不同的历史条件出发，不同的研究视野、不同的问题域中对人的问题进行过长期的思考与研究，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包括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也是对人作了纯精神的抽象，将人的本质等同于某种绝对精神的外化、表征；而近代唯物主义哲学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费尔巴哈，更没有把人看成是现实的人，而是“一般的人”，是一种纯客体性的抽象，都没有从根本上科学地回答人的本质，从而没有真正地建立人学理论。

马克思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态度/实践态度/诠释的错位/实践诠释学/权力诠释学

【正文】

在常人，甚至正统的诠释学史家的眼光中，马克思与诠释学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当代学者，特别是詹姆逊等人的研究中，这种传统的眼光才被打破，人们开始思考马克思对诠释学理论的重大贡献。然而，即使像詹姆逊这样的学者，也未能真正把握马克思的诠释学的实质及其丰富的内涵。本文认为，马克思的诠释学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诠释学，它滥觞于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思想，但又进一步强调，实践活动的最本质的维度是政治维度，而政治维度的核心则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如果我们不抽象地谈论人的理解活动和解释活动，就会发现，它们总是在政治意识（或无意识）和权力磁场的背景下展开的。由于马克思敏锐地领悟到这一点，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理论的解读是无比深刻的。同时，他也启发我们，革命必然蕴含着新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诠释学才是真正现实的诠释学，它不是从抽象的、价值中立的理论态度出发去探索人的理解和解释活动，而是把实践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的具体意向看做人的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本质。事实上，马克思揭示了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真正的秘密。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向表明，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必将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并在诠释学发展史上获得无可争议的位置。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的理论基础

上面提到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见解，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与诠释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见解，在相当程度上导源于人们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的第十一条条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的误读。粗心的人们以为，马克思并不重视“解释世界”，他关心的仅仅是“改变世界”。其实，这里存在着双重的误解。一方面，马克思在前半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中使用的“只是”(nur)这个词表明，马克思并不反对哲学家们“解释世界”，他反对的是哲学家们“只是”满足于“解释世界”的那种纯粹的理论态度。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后半句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不表明马克思不关注“解释世界”而只重视“改变世界”。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整句话的意图是：哲学家们不但应该从理论上解释世界，而且应该以实践的方式改变世界，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尖锐地对立起来。事实上，撇开“解释世界”，“改变世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要“改变世界”，就要预先设定“改变”的方向，而要设定“改变”的方向，就要先行地对世界本身做出合理的理解和解释。换言之，人是有目的的存在物，当人不能对世界做出新的理解和解释的时候，也就不可能有相应的改变世界的行动。由此看来，人们不应该轻易地从这段话中引申出马克思并不重视人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结论来。

我们对马克思的文本的解读越深入，就越会发现，马克思不但十分重视对人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研究，而且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形成了一套崭新的诠释学的理论。我们不妨把马克思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称之为“实践诠释学”（注：参阅拙文《马克思实践诠释学初探》，载《俞吾金集》，黑龙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554页；也可参阅拙著《实践诠释学：对马克思哲学和一般哲学理论的重新解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而实践诠释学也正是其权力诠释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确定了如下的原则：

首先，应当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和解释人的观念和文本。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时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这段重要的论述从正反两个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不仅决定着观念和文本的内涵和实质，而且也决定着观念和文本的演化、更替和被扬弃的命运。决不可能存在与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相分离的、独立的观念和文本的运动。所以，尽管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却是最大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永远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态度上，永远只满足于与现实的影子，而不是现实本身作斗争。

其次，即使是模糊的、荒谬的、神秘主义的观念和文本归根到底也导源于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这样写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以布·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之所以在宗教批判中迷失了方向，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批判和诠释活动始终是在观念之间和文本之间展开的，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观念、文本与物质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在马克思看来，一旦人们迷惑于观念和文本发展的“独立性的外观”，他们的全部理解、解释和诠释活动必然会误入歧途。

再次，确定人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是否正确的标准仍然是实践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9页。）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关于理解和解释活动、关于观念和文本的任何争论，一旦离开了实践活动这一现实的标准，就成了无意义的事情。

正是实践诠释学的上述基本观点为权力诠释学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我们的考察进一步深入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任何存在着阶级利益冲突的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从整体上掌握着物质实践活动的领导权，从而也掌握着精神生产领域的领导权。而这种权力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它渗透到人们的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在冥冥中决定着人们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内涵、实质和界限。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解构了语言、观念和文本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的外观，使诠释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真正的现实性的道路。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权力诠释学”的概念，但只要我们对马克思的文本的理解不拘泥于字面的话，就会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权力诠释学，它为我们解读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观念和文本提供了一把钥匙。

为了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权力”概念在马克思的语言中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国家还是权力都不是第一性的、基础性的东西，“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须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7～37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来论证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起作用的范围的。从这里也可看出，权力诠释学始终是以实践诠释学为基础的。正是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的状况决定着权力的分布和分配，从而也决定着权力诠释学的内涵和本质。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主要包含如下的内容：

第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这样写道：“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在这里，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即在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也必定会在相应的精神生产资料的生产上占支配地位，而在一般情况下，正是这一点决定着这一历史时期人们的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本内容和方向。易言之，人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一个先定的权力的磁场中进行的。如果他们不具有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权力或不认同这种权力，那么他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就不可能成为那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性的活动，至多只具有依附性和边缘性的特征。

第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举例谈到，在某一个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因而在那里统治是以分享的方式存在的。于是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甚至会把分权当作“永恒的真理”来谈论。这样一来，传统诠释学所主张的中立的理论态度的神话也就被解构了。实际上，马克思告诉我们，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本质上都是一种实践态度，都从属于一定的政治维度，或者说，一切诠释学都是政治诠释学（注：正如詹姆逊在谈到政治解释的优越性时所说的：“它不把政治视角想像为某种补充性的，也不把它想像为当今流行的其他方法——心理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的辅助方法，而是把它理解为一切阅读和一切解释的绝对视界。”(SeeFridricJameson:PoliticalUnconscious,ComellUniversityPress1985，p.17.)）。一旦我们接受这样的观念，传统诠释学理论的抽象性便暴露无遗了。

第三，统治阶级通过权力调节着自己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马克思强调，构成统治阶级的个人，“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有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成员和不同权力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但一旦整个阶级的统治受到威胁，这种冲突的假象就会消失。统治阶级内部的大部分成员都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这样写道：“书报检查制度是为政府所垄断的批评。但是，当批评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不是上的而是实践上的时候，当它不是超越党派而是本身变成一个党派的时候，当它不是带着理智的利刃而是带着任性的钝剪出现的时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当它由于自己的实现而否定了自己的时候，最后，当它如此缺乏批判能力，以致错误地把个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把权力的要求当作理性的要求，把墨渍当作太阳上的黑子，把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当作数学作图，而把耍弄拳脚当作强有力的论据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批评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了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2页。）统治阶级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最集中地反映在他们所制定的新闻检查制度中。他们通过手中的权力，排斥不同的见解，贯彻自己的意志，从而牢牢地维护着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第四，革命阶级为了使自己获得统治地位，必须夺取政权，确立自己的诠释权。马克思这样写道：“每一个力图取得自己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页。）革命阶级在其初期的行动中之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换言之，之所以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目的是为了动员更多的人们起来参与革命；而革命阶级之所以把夺取政权理解为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也正是为了使自己的全部诠释活动，乃至全部新的统治活动获得合法性。必须指出，正是马克思向我们揭示出这一任何其他的诠释学家都没有告诉过我们的、有趣的现象——诠释的错位，即一个阶级通常会把自己的利益诠释成适合于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普遍利益。只有充分地认识到权力诠释学的语境及“诠释的错位”现象的存在，才能在诠释学的中真正地获得批判性的眼光。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的诠释活动与无所不在的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每一历史时期的、现实的诠释活动总是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的权力的阴影下展开的；还阐明了每个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伟大真理，从而为一切真正批判的诠释活动的展开澄明了理论前提。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以独特的视角展示出现实的诠释活动所无法规避的真理，而在正统的诠释学史上，这些真理却是蔽而不明的。在当今理论界，正统的诠释学已经获得巨大的影响，然而在正统的诠释学家那里，马克思仍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他者”。在这种情况下，阐发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的当代意义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其一，正是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使我们摆脱了正统诠释学的抽象的理论态度。众所周知，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的诠释学主要把诠释活动理解为准确地解读文本的。自从海德格尔把诠释活动理解为“此在”在世的样式，传统的诠释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伽达默尔进一步系统化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从而使当代诠释学得以确立。然而，无论是传统的诠释学，还是当代的诠释学，本质上都是抽象的，因为它们没有揭示出现实的诠释活动得以展开的真实的境况和实际的界限。

这里所谓的“真实的境况”是指每一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政治权力对一切诠释活动的渗透。正统的诠释学理论，不管是它的传统形式，还是当代形式，由于抽去了政治权力这一根本性的维度来探索诠释活动的基础，这一基础始终是不完整的、抽象的。虽然海德格尔把诠释活动理解为“此在”在世的样式，并进而把“此在”划分为“本真的此在”和“非本真的此在”，但这种划分不但没有澄明“此在”的政治维度，反而模糊了这一维度。海德格尔对纳粹的认同就是他的诠释活动的出发点模糊不清的一个明证（注：有趣的是，美国家罗蒂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偶然的纳粹主义者”。在他看来，海氏之所以加入纳粹，乃是“政治上无知”的结果（参见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9页）。但另一些学者，如勒维特却表达了另一种见解。勒维特在谈到海氏时指出：“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忠诚就存在于他的哲学精髓之中。”（参见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页））。其实，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我们只能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来理解一切诠释活动。撇开这种真实的、历史的境遇，诠释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就显得模糊不清了。

这里所谓的“实际的界限”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对一切诠释活动的合法性界限的规定。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活跃于一切诠释活动中的理性不应当是漫无边际的，它的实际的边际亦即它的合法性，而所谓“合法性”，也就是对统治阶级的权力的认同，换一种说法，就是不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这样一来，任何诠释活动是否得到认可的一个潜在的、根本性的标志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它就是：合法的(legal)，还是非法的(illegal)？这里关系到的正是权力诠释学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切现实的诠释学都是权力诠释学（注：我们往往发现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中，几乎任何一个机构在公布某一个与一些人的利益关系相关的文本时，总不会忘记写上这样一句话——“本文的解释权属于本机构”。这里关涉到的正是诠释的权力和合法性的，同时也泄露了如下的秘密，即一切诠释学本质上都是权力诠释学。）。这就启示我们，只有返回到马克思那里，诠释学的发展才能从抽象走向具体。

其二，正是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使我们确立了一种实质性的批判态度。由于一切诠释活动都是在政治权力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在人们对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权力状况获得正确的认识之前，是不可能在文本解读中真正地确立起批判意识的。海德格尔虽然强调诠释者应当确立追寻存在的意义的视角，从而正确地进入诠释学活动，但只要诠释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政治权力结构不甚了了，那么，不管他如何侈谈“存在的意义”，他都难以正确地进入诠释活动，也难以揭示出被诠释对象的实质。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如果人们不了解某一个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地位这一背景，人们也就很难对当时流行的、关于分权理论的文本的来龙去脉和实质做出合理的诠释。

马克思论文范文第4篇

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是核心”

阶级斗争观点被特别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根本。认为：“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和当时可能都没有看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否则，他们就不会这样讲了。因为列宁在该书中明确说过：“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在列宁看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因此把它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是按照列宁的上述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譬如，1964年，在指导下撰写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开宗明义就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在我国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中，这个思想被反复强调，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观点。如果说，在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民主革命时期，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核心的缺陷还不明显，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这样来看马克思主义，其消极作用就愈来愈突出了。

二、“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人民利益是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引导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认识上的根本性飞跃，开拓了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这主要是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层次性这个环节达到的。

如所周知，邓小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根本点和基本点。这就是说，我们要注重把握精髓、根本点和基本点，而不要过分看重那些具体结论和个别论断。

再进一步，邓小平又多次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实事求是，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明概括，他多次讲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这些论述，把实事求是看作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明概括，比界定的仅仅是“求规律”意义的实事求是宽广得多了。它不再局限于认识论包括真理观，而是扩展到历史观特别是价值论。它不仅包含要探索客观规律的意思，而且包含我们已求到了哪些规律特别是为什么求规律的问题，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独特创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正因为如此，才可以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仅仅关涉事实认识的、认识论（知识论）意义的实事求是，不包括唯物史观特别是价值观这个核心内容，不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把握实事求是，一定要注重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注重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否则就没有到位，并未领悟实事求是的真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实事求是，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它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观等等，它们显然也不是同等重要的。在这些内容中，邓小平着重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强调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这就使我们对实事求是的理解进一步深入了，把握住其中的核心和根本。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邓小平理论研究专家）没有注意到，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不是从来就有的，不是前人已经阐明的，而是他的一个重大发现和创造。这同我国过去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观点具有质的不同。这就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那么，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根本看作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与看作是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究竟哪个更科学、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呢？无疑是后者。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独特创造——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都是由它决定并且以它为转移的。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等都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和途径。手段尽管也很重要，但终归是为目的服务的，前者要与后者相适应并随着后者的变化而作调整，后者无疑比前者更根本。恩格斯之所以强调，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来概括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也表达了目的比手段更重要的基本思想。

不必多言，邓小平的这个论断不仅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对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我国现阶段最大的问题恰恰是生产力不发达、人民生活还不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以此为核心而建构起来。

马克思论文范文第5篇

人文精神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体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扬弃，其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都具有理想性与现实感，围绕人的理想追求和人的现实幸福而展开理论；都关注人的价值诉求，追求人的自由、平等权利；都具有强烈的批评性。但是它们又有区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视野是单纯个体与个人，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视野是社会的统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属性是具有特殊性的，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属性是普遍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理论方法上具有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特点，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则具有超历史性与历史性的特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价值取向上是纯工具理性与工具理性，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在价值取向上是价值理性的统一。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人类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基本精神

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维度之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早期到晚年的一系列著作中，都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德法年鉴》里对自由、平等的吁求，对贫困农民的同情和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非人化的控诉；《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状态进行了全面性的设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科学的“人”的学说的提出；《资本论》关于人的本质、人性、人的价值、幸福、权利与义务的思想，关于自由时间、发展空间的理想；《人类学笔记》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其它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著作中，都体现出丰富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三）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基于唯物史观的“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应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思想，到列宁关于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考，人文关怀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念的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强调在重建人的精神家园，关心人的生存境况，探讨人类的出路与发展中，重构现代人的精神信仰和终极关怀，要求使人真正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人文精神，提升人生目标和价值需要人文精神，事业的发展与成功也需要人文精神，弘扬人文精神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需要，是时代和现实的选择。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出发，提出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预见；从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阐释人的解放及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明确个性自由的发展目标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主要内容。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更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

和谐社会的内涵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按照一定规范相互联系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共同体，社会和谐就是指社会内部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人与社会、人际关系、人与自然、人自身和谐等。社会和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同志还专门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作了阐述。他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建设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保证。”可以看出，社会和谐是系统工程，是三个文明的有机统一。

和谐社会构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必要性分析

物质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一些人只见效率不见公平、只见局部暂时不见全局长远、只见经济增长不见社会效益等，导致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片面、畸形，导致了经济生活中诸如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不和谐的表现。它导致了民众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实践证明，物质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路标，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很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不能真正维护广大民众的经济利益，不能真正解决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无从谈起。

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关键。历史和现实表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和谐的表现。实践证明，政治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指南，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切实地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不能真正保障民众的各项政治权利，也无法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最终落空。

精神文明是和谐社会的灵魂。历史和现实表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精神生活不和谐的表现，导致了民众对社会价值体系认可上的混乱和疑虑。实践证明，精神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导向，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充分提供民众喜爱的文化产品，不能实实在在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体现民众的愿望，表达民众的情感，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流于表层。

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构建思路

（一）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是以人为本，人是社会的人，以人为本就是要研究社会中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规律，并从这个规律出发，再经过社会创建一切制度规范的终极目的推导出科学优良的制度和规范。在这些关系中，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最根本、最基础性的关系。要尊重人性的基本规律，把人性规律当作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根据和出发点，把人性当作治理社会的一切规范性价值的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需要的全面满足，又包括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挥。同时强调关心弱势群体的发展，致力于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最广大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还要正确处理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正、利益与义务、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关系。

（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二者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向和性质具有决定意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同时要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即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具体到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坚定的走人民民主道路；具体到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用法律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三）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主观世界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历史上的精神文明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它的发展需要物质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它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切实从民众的精神需求出发，坚持文化的“双为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确处理文化的高雅与通俗、精品与大众，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继承性与创新性等关系。“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总结了党长期以来领导科学文化的经验教训，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是创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根本保证，促进了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而“双为方针”概括了社会主义时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根本目的，反映了时代要求，符合文化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双为方针”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必要补充，为“双百方针”指导下的文化事业指出了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