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理论价值;实践意义

一、引言

2023年6月8日中国银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是近年来对银行监管领域最严格的规范措施。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新办法不仅体现了更严格的监管规则，更树立了监管当局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管理相结合的监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加剧了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比发达国家更高，且金融危机表现最集中的领域就在银行业，所以政府要加强对金融体系质量的监管和法制程度的完善。[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催生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新标准――《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巴塞尔协议Ⅲ》是对《巴塞尔协议Ⅱ》监管漏洞的补充，如针对次贷危机中银行过度信贷行为导致的顺周期性要求银行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缓冲。[2]新办法体现了《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核心内容，在中国银行业与国际接轨的大背景下，研究《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特点

（一）严格明确资本定义。新办法明确了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其它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具体内容，如商业银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规定了各层资本充足率监管中资本的具体组成部分和扣减项内容，如提取的超额资本缓冲只能由核心一级资本补充。新办法还为不合格的二级资本工具设定了每年递减10%，为期10年的递减期。这三个举措将商业银行资本严格划分，有利于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及商业银行之间的同业比较。

（二）完善资本充足率监管体系。新办法中明确说明了资本工具的合格要求，并提出了四层资本充足率要求，具体包括最低资本要求、逆周期资本和储备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和第二支柱资本要求。[3]这一资本监管要求覆盖了银行的预期和非预期损失，涵括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和个体风险。作者统计了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5年以来的平均资本充足率水平，发现2007-2023年间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总体水平均在10.5%以上，2007-2008年高达15%以上。这说明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水平在总量上满足逆周期资本监管的要求。但相较于欧美银行业资本缓冲水平，我国银行业存在资本富余，有资本浪费的现象。

（三）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明确了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新办法将风险加权资产细分为三个部分，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其中操作风险的资本系数为18%，高于《巴塞尔协议Ⅱ》中15%的规定。新办法细化了各类资产风险权重体系并对风险权重进行了调整。如将国内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从20%上调至25%，将个人贷款和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等项目的风险权重从100%下调到75%。这些举措目的是引导银行风险管理创新，扩大对小微企业、个人的扶植力度，以便商业银行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监管指标要求更为严格。新办法改革的目标是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预防危机的发生，这意味监管当局将实行更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规定我国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5%，高于《巴塞尔协议Ⅲ》对国际银行业4.5%的要求。杠杆率水平要求为4%，高于《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3%的要求。类似的高于国际标准的监管要求，能够有力的约束银行体系的高杠杆运作行为，提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在对银行合规的监督上，除了市场监管，内外部监控三方联合监管的方式，新办法还要求银行主动披露信息，提高银行业的透明度，加强市场约束。尽管成本会提高，但其社会效益远高于给单体机构带来的成本，也就是说加强监管的长期效益远足以抵消短期成本，严格监管行为利大于弊。

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理论价值

（一）将《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形成了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统一的监管体系。《巴塞尔协议Ⅲ》是《巴塞尔协议Ⅱ》的延伸与完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系统性风险问题。目前我国银行业一级资本主要由普通股覆盖，资本充足率较高，银行主要靠净息差为主的盈利模式也比较稳定，有利于银行业对系统性风险的防控。然而正是这种以信贷为主的业务模式要求银行业更加注重微观层面收益和风险的匹配。因此，中国银行业在推进《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过程中，要同步推进《巴塞尔协议Ⅱ》。

新办法体现了国际监管新规，又符合我国银行业实际的资本监管制度。此次颁布的新办法中按照《巴塞尔协议Ⅱ》确定了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等微观范畴的指标体系。另外还将系统性风险纳入了资本监管框架，参考《巴塞尔协议Ⅲ》引入逆周期资本要求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即提升了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又增强银行业整体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二）体现了监管标准的统一性和个体差异性。不同银行在资产规模、国际化程度、风险管理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区域的银行之间，也表现在同一国家不同层次的银行之间。新办法实施后，监管机构将针对部分资产组合提出特定要求，并针对单家银行实行特定资本标准以满足第二支柱要求这样即统一设定了适用于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又根据不同机构的情况设置差异化的过渡期安排，确保各类金融机构向新监管标准平稳过渡。又如，新办法要求银行业统计进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单对计量方法的选择上可以体现个体化差异。2023年11月，我国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招商银行申请成为首批使用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的银行，计量方法的改进有利于银行节约资本，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三）形成了我国银行业目前最大的监管理论框架。

新办法借鉴国际资本监管的标准，形成了目前我国银行业的最完备的监管标准，从该办法的内容看，包含了对资本的严格界定、风险的计量和监管工具的运用，对于我国研究银行业的监管机制具有指导作用。与旧的方法相比，新办法在一些指标体系的标准、计量、评估和披露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更加强调精细化的计量和控制，这有利于银行的内部风险控制和资产负债结构管理的研究。另外，新办法覆盖的范围更广，不仅适用于商业银行还适用于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公司及其它金融机构。

四、《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实践意义

（一）对银行业稳健性的影响。

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4] 新办法中的资本监管策略体现了监管机构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银监会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中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19%，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95%，拨备覆盖率达282.7%，可见我国银行资本金比例从质量到数量上均远远高于欧美银行同期指标。因此从短期来看，我国银行业基本满足资本充足率的水平，增强了单个银行吸收损失的能力，避免银行间流动性危机的相互传染。另外，新办法重视了银行业“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提高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标准，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多提取1%的资本缓冲。目前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定办法尚未出台，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均被巴塞尔委员会纳入全球29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中。

（二）对银行资本补充渠道的影响。

充足稳定的资本金来源是银行满足监管要求的基础，在新办法的约束下，银行要提高资本充足率，从分子策略来说就是要增加资本，建立良性的资本补充机制。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主要来源于银行利润，而银行利润主要来源于存贷利差，银行业务多元化程度较低，对风险的控制水平不高，为了达到监管要求，上市银行面临资本补充的巨大压力。如2023年以来余额宝、理财通等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出现抢占银行部分存款，2023年1月银行存款减少9447亿元，而同期仅余额宝规模就增加了2000亿元。另外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现象的冲击导致银行存款成本的提升。所以面对冲击，商业银行要积极探索和创新资本的补充工具和渠道，尽快完善内源性增长为主、外源性融资为辅的资本补充机制，建设应急资本机制，进一步提高资本质量。

（三）对银行业务发展方向的影响。

在新办法的监管要求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将面临更严格的资本约束。因此，我国银行业应主动调整业务模式，在新办法的指引下进行金融创新。比如权重法下风险权重的设置明显体现了政策倾斜，发展小微型企业和个人业务可以降低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从而提高资本充足率，如工商银行向小微企业推出的信用贷款――“小额便利贷”业务。我国银行业应借鉴欧美银行业先进的产品创新和盈利模式，提高风险定价水平和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加快战略转型。当前，利率市场化的金融环境以及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日益拓展给银行业务发展提供了契机，我国银行业应在监管约束下转型。如银行可以加强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适时推出一些类似于2003年商业银行开始在一级资本之外发行附属债的债务型的资本工具。另外银行可加强理财产品的优化升级，如工行2023年2月在江浙地区试点推出的“天天益”，具有1元起购，可24小时购买和赎回的特点。

（四）对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结构模式以经济资本管理为主，在风险覆盖范围、计算结果准确性等方面设计并不合理。从国内金融现状来看，随着利率

市场化的冲击，银行以存贷利差

为主的业务收入模式将给银行盈利造成巨大影响。新办法

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从微观审慎管理的层面讲，新办法将操作风险纳入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覆盖风险的范围更加广泛;允许商业银行自主选择风险计量方法，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等高级计量方法。这个过程本身也会促使银行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如目前，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五家大型银行内部评级法覆盖率平均约为71%，自行估测自身的PD、LGD及有效期限等参数值，可以更好的衡量风险、节约资本。从宏观层面讲，新办法明确了监管主体以及监管范围;防治高杠杆率并抑制顺周期性;建立了信息采集及共享机制并要求银行计提超额资本缓冲，以应对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1]武力超.金融危机前后金融体系结构变化和制度因素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

2023（2）：85-96.

[2]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第三版巴塞尔协议[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23.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范文第2篇

虽然商业银行这个概念在祖国大陆出现的时间不长，但祖国大陆很重视对商业银行的法制建设，于1995年5月10日便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专门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保护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而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存在的历史较长，但并没有对商业银行进行专门的立法，仅在其“银行法”中对商业银行作了专章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分总则、商业银行的设立和组织机构、对存款人的保护、贷款和其他业务的基本规则、财务会计、监督管理、接管和终止、法律责任和附则9章91条，已于1995年7月1日正式实施。

除了《商业银行法》以外，有关商业银行的重要法规还有：在银行机构方面主要有《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稽核检查处罚规定》；在银行业务方面主要有《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借款合同条例》、《贷款通则》、《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储蓄管理条例》、《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银行结算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查询、冻结、扣划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通知》，等等。

在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立法”中，最重要的当属“银行法”的制定与修订。“银行法”于1931年制定，分通则，银行之设立、变更、停业、解散，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专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外国银行，罚则，附则等9章51条。当时政府在大陆，由于忙于内战，以后又爆发了抗日战争，该法实际上并未予以实施。1947年重新修订，条文增加到119条之多，并正式得以实施，到台湾后仍在实施。其后也多次进行过修订。其中以1975、1985、1989年的修订较为重要。1989年的修订为最近的一次大幅修订，涉及的条文达30余条；其目的主要在于配合民营银行的开放，健全银行制度，促进银行业务的自由化以及整顿金融纪律，维护金融秩序。

除了“银行法”外，我国台湾地方有关商业银行的“法规”主要还有：在银行机构方面，有“交通银行条例”、“中国农民银行条例”、“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条例”、“中国输出入银行条例”等。在银行业务方面有“支票存款户处理办法”、“银行办理限额支票及限额保证支票存款业务办法”、“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办法”、“银行对企业授信规范”、“银行办理短期周转性授信作业准则”、“银行办理中长期授信作业准则”、“银行办理票据承兑、保证及贴现业务办法”，等等。

二、商业银行的定义及业务范围

何谓“商业银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与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有所不同。《商业银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而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在第70条中规定，所谓商业银行，指以收受支票存款，供给期限在一年内的短期信用为主要业务的银行；在第52条中规定，银行为法人。这都是从揭示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入手来给商业银行下定义。比较而言，祖国大陆关于商业银行的定义充分揭示了现代商业银行的三大基本特征：即设立的合法性（必须依法成立）、业务的特殊性（特定的银行业务）和组织的法律性（必须是企业法人），概念完整、精确；而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的定义既没有要求其设立的合法性，也没有对其作定性描述，仅在另一条款中（第52条）笼统提到银行是法人，概念显得零碎，使人无法从整体上来认识商业银行。

从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来看，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从事的业务范围大体相同，包括吸收存款（包括储蓄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投资公债、中介等金融业务；但祖国大陆还允许商业银行从事同业拆借、买卖外汇、发放长期贷款等业务；而台湾地方只允许商业银行办理短期和中期贷款，不能发放长期贷款，不能直接吸纳居民储蓄存款，也没有关于商业银行能否开展外汇买卖业务的规定。可见，台湾地区的商业银行可以经营的业务范围比起大陆的商业银行要窄一些。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明确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股票经营，禁止向企业投资以及向非自用的不动产投资，违者将予以重罚。各商业银行原来自办的信托投资公司按规定要么与银行脱钩，要么停办信托业务，实行银行业与信托业、证券业彻底分离。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也不允许商业银行从事上述几项业务；并对自用不动产的投资额也作了明确的限制：除营业用仓库外，不得超过其于投资该项不动产时的净值；投资营业用仓库的，不得超过其投资于该仓库时存款总金额的5％。此外，台湾地方的法规还规定，商业银行自身不得开展储蓄业务和信托业务；商业银行内虽可附设储蓄部和信托部，但各部的资本、营业及会计必须独立。而吸纳储蓄存款，正是祖国大陆商业银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业务，是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三、商业银行的设立

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法人企业，应当依法成立，即依法定程序设立，办理相应的审批登记手续。

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设立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规定：银行的设立，须报经“财政部”许可；经许可设立者，应依“公司法”的规定设立公司，收足资本金额；办妥公司登记后，再执有关文件向“财政部”申请核发营业执照；银行及其分友机构非经法定程序设立，不得开始营业；银行所发行的股票应为记名式股票；并且，非经“财政部”许可，同一人持有同一银行之股份，不得超过其已经发行股份总数的5％；同一关系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5％。这里，所谓“同一人”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同一关系人”的范围，包括本人、配偶、二亲等以内的血亲，以及以本人或配偶为负责人的企业。银行增设分支机构，应开具分支机构计划及所在地，申请“财政部”许可并核发营业执照。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也就商业银行的设立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与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有许多不同。

首先，明确规定了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的条件。该法第12条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有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规定的章程；（2）有符合《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中：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农村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3）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长（行长）、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4）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5）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专业有关的其他设施等。

其次，明确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商业银行法》具体规定了设立商业银行时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文件、资料、申请书的基本内容，申请设立程序等；规定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三，为了保证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营，《商业银行法》还对担任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第四，关于商业银行的股东限制方面，《商业银行法》的限制时相对要宽松些，只是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的股份总额达10％时，要事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的非经“财政部”批准，同一人持有同一银行的股份不得超过5％，同一关系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5％相比，允许同一人持有的股份百分比要高，而且也没有关于“同一关系人”持股数额的限制。

第五，在关于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方面，《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比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具体、全面一些。《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应按照规定拨付与其规模相适应的营运资金。拨付各分支机构营运资金的总和，不得超过总行资本总额的60％。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申办相关批准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商业银行法》还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的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针对以前全国性商业银行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导致机构重叠、各分支机构内部相互进行业务竞争、以及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涉等弊端，《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分支机构，不按行政区划设立。

四、商业银行的形式

无论是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律，还是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法规”，都承认商业银行为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如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第52条就规定，“银行为法人”；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更是将商业银行定位为“企业法人”。所谓“企业法人”，即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企业是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并以营利为最终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因此，将商业银行定位为“企业法人”，既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也明确了它的经济性质，有利于商业银行在合法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任何银行都需通过特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鉴于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律及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法规”都不允许商业银行采用独资或合伙的形式，也不允许采用无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形式；但是，是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却存在差别。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在规定商业银行的法律形式时指出：“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结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第17条），而《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法律形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可见，祖国大陆的法律允许商业银行既可以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也可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而国有商业银行则只能采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国有独资公司）。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则规定：银行的法律形式，除法律另有规定或“银行法”修正施行前经专案核准外，以股份有限公司为限。

五、商业银行的变更与终止

商业银行的变更包括商业银行的合并与分立、名称变更、资本总额的增减、分支机构的增减、办公地点的迁移等等。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银行合并或银行名称、组织结构，资本总额、本行及分支机构所在地等项内容发生变更的，应经“财政部”许可，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及申请换发营业执照“。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亦规定，商业银行的名称、注册资本、总行或分支机构所在地、业务范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章程修改等变更的，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合并、分立的，必须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

在关于商业银行的终止方面，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有较大的区别。

第一，关于终止的原因，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只是规定了银行自动解散、因违法而被撤消许可二项原因，没有规定是否可以申请和宣告银行破产；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则规定了银行解散、被撤消和被依法宣告破产三项原因，明确允许商业银行可以破产。

第二，关于终止程序，台湾地方规定，银行经股东会决议解散的，应当申叙理由，附具股东会记录及清偿债务计划，申请“财政部”核准：“财政部”核准解散时，应即撤销其许可。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则规定，商业银行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而需要解散的，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并附解散理由和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清偿计划，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事先须经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意。

第三，关于银行终止时的清算，我国台湾地方规定，银行解散时或银行因违法而被勒令停业至撤销许可时，应进行清算。一般情况下，适用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普通清算规定；若清算发生显著障碍或银行因不能支付即期债务有碍银行健全经营而被撤销许可的，依特别程序进行清算。银行进行清算后，非经清偿全部债务，不得以任何名义退还股本或分配股利。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银行解散的，由银行自己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中国人民银行监督清算过程；商业银行因吊销经营许可证被撤消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商业银行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了保护作为存款人的广大城乡储户的合法权益，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还特别规定，“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第71条）。而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中就没有这种特别规定。

六、商业银行的接管与停业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充分借鉴别国的成功做法，设立了商业银行的接管制度。根据规定，当商业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接管的目的是对被接管的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

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中也有关于“银行停业”的制度；但“银行停业”与祖国大陆规定的“银行接管”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目的不同。“银行接管”的唯一目的在于对被接管的商业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而“银行停业”的目的首先是对商业银行的违法行为进行惩罚，然后才是防止商业银行破产和信用危机。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宏观审慎；资本监管；资产管理

一、引言

2023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环境更加严峻：《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新办法”）的出台使银行资产管理难度增加；治理银行收费给中间业务收入增长带来压力；对以非标投资理财产品为主的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加强，使银行原有的资产管理业务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拓展盈利渠道、积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更加注重资产配置效率，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普遍共识。然而，银行间流动性危机事件暴露出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依然存在脆弱性。资本作为吸收风险的工具，其对宏观层面的维稳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水平。银行通过做大同业业务、发行金融工具和一系列金融创新手段进行轻资本占用的高风险监管套利行为，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银行业资产管理现状，分析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为进一步完善银行资产管理提出政策建议。

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资本管理框架

（一）新办法主要内容及其变化

2023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新办法构建了以巴塞尔Ⅲ为基本框架的资本充足监管体系，新办法严格确定了资本定义；扩大了风险资产的资本覆盖范围；并根据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需要，在风险权重方面进行了重新调整。相较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1]，新办法具体的变动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办法将资本监管要求分为四个层次，在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基础上，细化要求了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还进行了1%的附加资本要求。

第二，新办法为了鼓励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对于特定领域的资本风险权重进行了调整。对同业债券的风险权重增加比重，下调个人贷款及小微企业等项目的风险权重。

第三，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厉的资本监管体系。新办法采用三方并立监管方、投资方、银行自身）的监管体系，建立起监督检查、外部市场监督制衡和银行内部督查监管的资本充足评估机制。

（二）新办法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方式的影响

1发展轻资本占用的业务比重。国内银行受到了更强的资本约束，需要在资产业务结构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一些靠信贷规模高速增长的业务模式将会受到考验。一些合规合法的创新，如提升不利用或少利用资本的中间业务在盈利中的比重，将成为银行重点发展的方向。

2对银行资本管理的量化操作层面要求更加细致化。新办法要求国内商业银行按照新办法深化资本量化管理，开发高级计量工具，将内部风险评级体系、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进行完善健全，实现风险及其资本的细致化管理。

3按照宏观结构调整的需求，改变某些领域资产配置的权重。为了鼓励资金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结构调整，新办法下调了譬如个人贷款和小微贷款等风险权重。然而，风险权重的下调不代表风险的降低和直接收益的增加，如果监管层面的要求与实体经济的供求局面不吻合，商业银行的资金投放就会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最终投向一些低风险权重而高风险的领域中去。

三、宏观审慎资本监管框架下我国银行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存在目标的不一致性

次贷危机后，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措施之一，“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被引入巴塞尔III，旨在缓解信贷亲周期效应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的负面影响[2]。

然而，巴塞尔协议III的资本管理办法，究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个平均监管标准。许多银行在实际运营中建立了自身内部的资本模型如RAPM、RAROC等基于资产波动概念上的资本模型），并运用各种金融创新工具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导致资产负债表内外积聚了大量的风险。因此，监管当局的宏观审慎视角与银行在运营过程中的微观审慎视角存在目标的不一致性。

（二）被监管者缺乏宏观审慎的动力

新办法作为一部中国版的资本监管法规，在保持与国际标准巴塞尔Ⅲ）主要规则一致的基本前提下，更加注重与中国银行体系实际情况相结合。新办法对以经济资本管理为主的模式提出了否定，对商业银行在资本管理的确切性、综合性和长期性方面都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然而对于国内商业银行来说，建立全面量化的风险管理体系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此外，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也会导致银行自身在资本管理的过程中缺乏宏观审慎的视角：

1国家声誉的“隐性担保”

在十几年来国有银行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无形资本一时难以退出，因此必须进行金融控制，而金融控制又转化为国家单方面对风险的承担，国有银行市场化与国家金融控制的此种胶着状态，使得作为策动者的国家被一步步牵入试图兼顾金融控制和市场化双重目标的两难困局[3]。眼下，我国尚未构建无形资本的替代性制度安排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声誉对银行经营的“隐性担保”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商业银行有动机仅仅局限于微观审慎的角度进行资本配置。

2既有的资产配置结构难以按照新规及时调整优化

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几年内，我国宏观政策的调控普遍是通过交替使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工具来实现经济增长或解决通货膨胀等问题。这一频繁的政策操作后果导致银行资金最终集中投向政府主导的产业中去。加上商业银行对政策的预期存在惯性，其资本配置一时难以迅速调整和优化，譬如平台贷款的退出和一些对产能过剩行业贷款的处理等，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3新资本管理办法存在监管套利的空间

从监管方与银行方面相互博弈的角度看，银行作为第一线经营主体，对实体经济的变化十分敏感，而这些变化传递到监管当局过程中必然经过一定的时滞。更何况，简单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体系往往不能及时涵盖与特定风险相挂钩的资本要求，银行通过资本工具的创新可以进行监管套利。银行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在与政策制定方的博弈过程中，有动机偏离监管层面的资本安排，而根据自身判断进行资本配置，获得利益最大化。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银行 银行监管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

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国和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

《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等监管职责,[1]这意味着专门性的代表国家的权威监管主体已经确立。该法还进一步为

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有:《储蓄管理条例》、《借款合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金融规章则更为繁多:《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制正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它法规、规章所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似乎已不仅初步成形,而且可谓较为“完善”了,尤其是一大串的银行业务管理的金融规章更是甚为繁多。但是,深入分析既有的监管法制,我们便会发现不仅既有的规则、制度尚有缺陷,而且疏漏及亟待补充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主要由两个基本法律——《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国务院主持通过的行政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管理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这三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本应是一个有机的协调整体,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后两类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后两类文件并未真正起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效益理念,使得行政法规或规章相互之间或与法律之间有大量重叠的条文。这大大地增加了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及特定文件的条文。银行监管规章制定的目的应在于补救法律、行政法规的缺漏或者对有关内容作补充性阐释,绝不在于重复强调法律法规的某些内容,因为中央银行制定的规范性规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法律法规的文件。其二,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理念。这与制定者的规划性和全局性把握的技术和意识水平有关。其三,制定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及时修订、废止工作未予以足够重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政策性较强的“人民银行规章”更有必要作出及时的调整、补充和完善。

第二,监管法制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过于侧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法》的第一

当然,我国《商业银行法》关注私法关系的规制与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现状有关,因为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倘若像一般私法关系那样广泛自治,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立法者的这种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主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公平、自由竞争机制的实现。况且私法关系可以由《合同法》调整,事实也正如此。

另外,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大量银行监管规章,没有真正从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质量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银行具体业务操作上的监管。如我国银行监管规章中有关银行结算及信贷业务的规则甚多,且极为细致入微,诸如《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办法》、《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支付结算办法》、《贷款通则》、《贷款的管理办法》、《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电子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制止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第三,监管主体的法定权责之构造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立法对法定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权之规制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人民银行法》第2、4、7条都是原则性地肯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该法虽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但遗憾的是不仅条文数上仅有7条,而且每个条文的内容均为原则性的规定,如第31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第32。检查监督时,检查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合同和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德国《银

再次,法律法规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权力的监督未能明确地要求。由于中央银行担负着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重要责任,而金融业务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况且各国对商业银行主要管理人员的任职一般均有法定的要求,为加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业务素质作出严格要求。至于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履职的监督问题,在《人民银行法》第49、50条有所规制,另外《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均提供了“行政诉讼”机制实现司法监督。但这些规制仍过于简单,有待立法进一步完善。

第四,监管法制在构建、运用监管手段和方法上有缺漏。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对市场准入监管、稽核检查监管、调查统计、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手段均已纳入监管法制体系中,但是对存款保险制度等监管手段,则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尚为空白状态。各国实践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金融秩序和稳定银行体系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已纷纷以不同方式建立此制。该项制度有助于借助存款保险机构来加强对银行业务的监管,尤其是有助于通过存款保险机构督促银行减少违法经营。我国银行业因各种原因积累的不良资产问题使银行潜伏了极大的风险,倘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良资产及其带来的风险将进一步强化,存款人面临的风险也将更大。存款保险制度可在一定

程度上可促成这些风险的降低和防范。

市场退出监管是在银行机构发生信用危机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时,中央银行认为保护存款人或投保人利益并恢复市场秩序而有必要关闭该机构,以及其他原因主动退出市场时,中央银行依法对退出全过程的监管。我国《商业银行法》对此种监管设了专章“接管和终止”(第七章),但是该法对银行因破产或主动退出市场的监管之规定过于简单,仅有原则性的4个条文,诸如关闭中债务清偿原则、债务重组、有效资产的承接、被关闭银行的托管等均无规定。另外,我国尚无针对一般企业的破产法,[16]何况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它的破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法制必须对破产程序的各种问题设置监管。美国借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监管和处理银行破产问题,并在20世纪80年修正支付法,公开对商业银行援助,运用资本暂缓政策、过渡银行等方法来处理银行破产中的问题。

在谨慎要求方面,《商业银行法》已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资本充足率、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等作出规定。很显然,这些指标过于简单。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了进一步规定,即1997年1月1日起执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该办法设置的指标分为监控指标和监测指标,前者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质量、单个贷款比例、备付金比例、拆借资金比例、境外资金运用、国际商业借款、存贷款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资产流动比例等十个指标;后者主要有风险加权资产比例、股东贷款比例、外汇资产比例、利息回营风险。

我国两大基本法律对监管方法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诸如以何种形式和程序来实现现场、非现场的监管,或者通过利用外部审计师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均未上升到法制的层面。[20]

第五,监管机制过于强调法定权威监管机制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我国《商业银行法》在内部控制机制的设计上仅有三个条文,即第59、60和61条。第59条要求健全企业规则和制度;第60条要求健全稽核和检查制度,并要求对分支机构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稽核和检查监督;第61条规定业务报告。这种规制有如下几个缺陷:其一,规定过于原则化。业务管理规则、制度及稽核、检查制度的具体要求均需时与合法。银行监管法制健全的国法定情形下可直接任命一位审计员。[21]德国《银行法》规定了特别情况下信用机构任命的审计员需通报监督局,并可要系统的再监管,势必使该机制处于虚设的状态。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范文第5篇

一、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涉及银行账户业务方面的主要变化

（一）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

改革前，企业注册登记实行注册资本实缴制。改革后，除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等27类行业暂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外，其他行业的企业均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实行认缴制的公司，由公司股东自行规定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并记载于公司章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再对认缴出资是否缴纳进行监管，公司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无须提交验资报告。

（二）实行年度报告公示制度

改革前，实行年度检验验照制度。改革后，实行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企业每年在规定期限内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供社会公众查询。企业对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抽查的方式对企业年度报告公示的内容进行监管，将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的企业载入经营异常名录。

（三）对营业执照“类型”进行调整

改革前，营业执照名称分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种类。改革后，营业执照的名称统一为“营业执照”，“类型”区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以及XX分公司、分支机构等等。

（四）推行电子营业执照

改革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符合登记条件的企业颁发纸质营业执照。改革后，推行全国统一标准规范的电子营业执照，推进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支撑的网上申请、受理、审核、公示、发照等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方式。电子营业执照载有工商登记信息，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对银行账户业务的主要影响

（一）改革前存款人因注册验资或增资验资的临时存款账户资金及时退款存在困难

改革前，企业按照注册资本实缴制要求，设立注册验资或增资验资临时存款账户。改革后，企业不再需要验资，拟立即取回资金。但《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存款人因注册验资或增资验资设立临时存款账户后，需要在临时存款账户有效期届满前退还资金的，应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证明；无法证明的，应于账户有效期届满后办理退款手续”。目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对该类情况予以证明，企业无法于该临时账户有效期届满前取回资金。

（二）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年检方式发生变化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规定，银行机构应对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实行年检制度。改革前，银行机构在进行账户年检时，要求单位存款人提供营业执照年检资料，查看营业执照上是否加盖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年检标识。改革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再对营业执照进行年检，因此，单位存款人不能继续提供加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年检标识的营业执照年检资料。

（三）营业执照类型与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存款人类别不匹配

在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中，存款人类别包括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与改革后营业执照类型不完全匹配。因理解差异，对同一营业执照类型，不同的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系统操作员对存款人类别的选择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各类别存款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数量统计结果不准确。

（四）电子营业执照的推行对银行账户业务办理提出挑战

目前，对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开立、变更等业务的办理，银行机构均要求单位存款人提供纸质营业执照正本原件及复印件等证明文件进行审核。推行电子营业执照、特别是将电子营业执照作为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唯一的合法凭证后，由于电子营业执照通过互联网对社会公示，使其具有易获得性，必然对有效落实银行账户实名制、合理确定账户业务办理是否为企业法定真实意思表示带来挑战。此外，电子营业执照作为银行账户资料如何留存，在制度上也未予以明确。

（五）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结构将发生变化

受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的刺激，短期内注册企业数量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数量可能出现井喷式增长。因此，企业新基本存款账户数量将大幅增长。而随着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无须提交验资报告制度的实施，验资类银行账户将大幅减少。

三、相关建议

（一）明确改革前企业因注册验资或增资验资的临时存款账资金可予以退回

为满足企业资金结算需要，建议明确对于改革前企业（不包括27类行业）因注册验资、增资验资设立的临时存款账户，企业在未出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关证明的情况下，也可以办理销户退款手续，以提高企业资金利用效率，支持企业发展。

（二）明确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年检方式

为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社会成本，建议银行账户年检工作不再要求存款人提供营业执照年检资料，由银行机构自行登录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凭系统反馈信息开展账户年检并进行相应后续处理。查询完毕后，银行机构下载或打印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反馈的企业相关信息作为账户年检资料保存。

（三）明确营业执照类型与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存款人类别的对应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宜将营业执照上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类型与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中的企业法人类别相对应；将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XX分公司、分支机构等与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中的非法人企业类别相对应；联营企业根据其是否具备企业法人条件，确定为企业法人类别或非法人企业类别。

（四）明确电子营业执照的审核流程及保存方式

由于电子营业执照的易获得性，为确保银行机构有效履行了解客户的法定义务，建议明确当企业以电子营业执照为开户证明材料办理账户业务时，银行机构必须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进行面签，以确保账户业务办理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防止不法分子以虚假委托关系办理账户业务实施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电子营业执照打印后加盖单位印章作为银行账户资料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