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资源论文范文第1篇

东南亚、大洋洲的热带沿海地区渔业经营的特征是，以珊瑚礁和红树林区域的多种生物为对象，利用丰富的渔具和捕鱼法从事小规模渔业。尤其热带沿海区域是可明显观察多种生物的海域，因此是研究利用这些生物的小规模渔业的重要对象。

从经济观点来看小规模渔业，其特征有：个体经营或家族、小集团（最多为10～20人）经营形态，采用机械化和动力化程度低的渔具和捕鱼法、使用独木舟或5吨级的小型渔船、低资本积累、低产量及低收入等等。

而在捕鱼活动方面，围绕热带沿海小规模渔业中的渔场的利用及鱼获物的分配和利用方法等，存在着各地区特有的种种习惯和规定，如珊瑚礁海域渔场的所有权问题和禁止捕鱼期、禁止捕鱼区等问题。因此有人指出捕鱼活动本身不单是一种经济活动，它还具有社会和宗教的意义。

此外，利用小规模渔业所获取的各种水产资源还被广泛地用于自给用的食物及在地区市场或国际市场流通的商品等。资源被利用于生活用具、装饰品、货物等非食用目的，是因为其具有各种可利用的价值。这一点充分表明了小规模渔业所具有的复杂性质。

1、印尼东部摩鹿加群岛的传统的资源管理

摩鹿加群岛位于印尼东部，行政上属马鲁古州管辖，16世纪以来作为香料贸易的中心地发达起来。群岛中的安汶、塞兰等各岛均实行着以村落为单位规定沿海资源利用的称为“证人（sasi）”的惯例。

据调查，“证人”制度的对象以海参、浅滩贝、夜光贝、珍珠贝等瑚瑚礁海域中的海底生物资源为多。这些资源是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各村均禁止随意捕获。这称为“证人封闭（sasitutup）”。而每年或几年一次解除“证人”制度，又称为“证人解禁”（sasibuka）”。“证人”的解禁和封闭时期由村会议决定。

但有些地区并不实行这种制度；信仰基督教的居民则收集解禁后捕获的资源出售，并将所得资金用于建设教会、修整道路、改建学校等村落的公用事业；另有些地区规定了个人应得份额和公用部分的比率，分割渔场按日轮流采捕；等等。可见各村的“证人”制度的作用和社会意义显然已多样化。

而“证人”制度的对象也已扩大到回游性鱼类，如安汶岛东部每年一次从沿海区域逆河川而上的一种沙丁鱼也已成为该制度的对象。不仅水产资源，陆地上的椰子树、西谷椰子树等植物及极乐鸟、海燕窝也成为该制度的对象。

如上所述，摩鹿加群岛所实行的“证人”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已经具有多重意义。因此，在论及传统的资源管理时，除了对其对象及适用范围和机能加以探讨之外，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其整体具有何种作用。

2、所罗门群岛马莱塔岛的渔场利用及其变化

所罗门群岛马莱塔岛的东北部有一个称为“劳·拉贡”的环礁湖。在环礁湖中用珊瑚石灰岩造的人工岛上，居住着称为“劳”的渔民。渔民们在陆上几乎没有耕地，他们通过向居住在马莱塔岛的居民出售鱼获物换取芋头、甘薯等主食及蔬菜等维持生活。他们以辽阔的环礁湖为中心，合计用96种捕鱼法进行捕鱼活动。重要的一点是环礁湖海域的主要部分归特定的个人和集体所有，其利用受到限制。通常有归属的海域被封闭，只有大量需要鱼获物时才开放。例如举行祭祖仪式和葬礼时、或马莱塔岛农民为举行教会建成仪式和喜筵需向其购鱼时。这种由特定集体拥有环礁湖并限制其利用的习惯在大洋洲地区普遍存在。

这样，“劳”的渔民们利用渔场的习惯在限制不规则的资源利用的同时，也通过物物交换对维持与农民的关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文化上的作用。

但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无偿提供保冷库及运往城市的鲜鱼流通机构的开发、以及80～90年代商业性渔业的开发，渔民们的渔场利用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平素封闭的渔场有时会开放几天供采集浅滩贝，并将一部分贝送给所有者，其余用于赚取现金；以往禁止的夜间利用电灯捕鱼也开始在自由海域进行，产卵期的蓝子鱼被大量捕获，冷冻后被运往城市；在专属海域利用解禁捕获的珊瑚礁鱼类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也就是说，以往在与农民交换或举行重要仪式时才开放的渔场已被用于赚取现金，即具有了鲜鱼流通这种经济性目的。

这种变化显然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而产生的，这不单对资源利用，对传统习惯所具有的意义的失去和生活时间或集体关系的变质等所产生的影响也极为重大并涉及到许多方面。因此围绕渔场利用的新规定和人们的对策今后将受到注目。

3、印尼西部的廖内群岛

廖内群岛位于印尼西部的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的海域，该群岛有着许多鱼村。在较平稳的海域，红树林和泥质地带相当发达，沿海部分盛行钓鱼和撒网捕鱼。

19世纪后，该地区拥有了作为国际贸易港得到发展的新加坡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在廖内群岛捕获的鱼介类除用于当地消费外，还被运往可高价出售的新加坡。

鲜鱼则由周边小岛的渔船利用绳钩、刺网、撒网等捕获，并且开始出现利用鱼塘饲养的活鱼。这些活鱼不仅运往新加坡，而且由新加坡华人运往香港。尤其在7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人与印尼华人达成协议，开始直接运输活鱼。其种类主要是石斑鱼，其中被称为“驼背鲈”和“拿破仑鱼”的波纹唇鱼的价格特贵，是中国菜肴的上等材料。活鱼的收购和运输与华人网络密切相关。其中潮洲人在印尼西部、新加坡及香港的流通机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运往中国的水产品除了海参、鱼翅、燕窝等之外，还有海蜇、海马、干贝等。这些资源均是在珊瑚礁海域通过小规模渔业捕获的。他们通过捕获商品价值高的水产品出售给华商等以维持生计。他们的资源利用战略是否几百年间保持不变？或者从某时开始已产生何种变化？此处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论证，但围绕石斑鱼等的资源利用动向今后仍有必要加以注意。

讨论—水产资源利用及其变化

1、70年代的转换期

从以上叙述可知，珊瑚礁海域的水产资源由诸多种类组成，同时利用该资源的目的和流通网络也是多方面的。70年代后半期以后，3个地区的资源利用情况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行“证人”制度的印尼东部海域的浅滩贝需求量的增加并不仅仅是印尼的问题，东南亚至大洋洲各地在这一时期浅滩贝的捕获量也大有增加。

所罗门群岛的独立及其现代化的推行始于70年代末期，而70年代又是自1973年联合国第3次海洋法会议后提出200海里问题和地球环境问题的时期，可说是海的问题受到全世界注目的时代。香港和新加坡的活鱼需求量的增大也是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可以认为与某种时代背景相关联。

70年代后又过了15年的现在，全世界都在呼吁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往从事的渔业是极小规模的，而增加捕获量又会引起滥捕。这一点海底生物资源尤为严重。而且在推行现代化和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人们采取何种对策也因地区而异。资源状况或恶化或改善，不尽相同。因此今后也应对各地区所采取的各种对策加以注目。

2、传统性管理问题

从印尼和所罗门群岛的传统性渔场利用惯例，可以知道在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小规模渔业中并非毫无条件地利用珊瑚礁资源。但这种惯例和限制绝不会长久存续下去。当发现周围海域中的资源具有商品价值时，便出现了围绕所有权和势力范围的纷争，或者是居民的资源利用意识有了提高。例如在所罗门群岛，当知道浅滩贝的商品价值后，便有其他地区的人进入该海域捕鱼，以至出现了明确划定海域界限的动态；再如“劳”的渔民在发现海参有商品价值后，产生了滥捕海参的现象。因为原本就没有理想的资源利用方法和具体的所有形态。

渔业资源论文范文第2篇

进入20世纪以来，全球化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面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生态恶化，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然肯定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优越性，但不再一味的强调其主宰地位，主张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承认其他物种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人类与自然互相需求的角度上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观正是人类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环境伦理价值观指导下提出的解决当代生态困境的一种理念，其基本要义是“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既能满足当代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的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到20世纪90年代，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性共识，它要求渔业管理必须在确保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通过平衡资源利用的效率和平等目标，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参与，特别是渔民的支持和参与，来实现渔业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率最大化目的。

1.1基于权利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政府集权管理会带来效率损失，并不是解决海洋渔业资源“公地悲剧”的唯一办法。随着海洋渔业资源衰退，世界各国从19世纪末开始逐步引入产出控制措施，其理念是基于权利的渔业管理理念，主张依靠市场机制，通过权利的买卖来确定谁有权参与渔业、分配总可捕量（TAC），主要包括总可捕量(TAC)、个别渔获配额(IQ)、个别可转让渔获配额(ITQ)及渔船渔获量限制(VCQ)。实施个别可转让配额（ITQ）制度就被认为是确立个人财产权的第一步且是重要的一步，将有助于利用市场机制克服政府集权的渔业管理模式所遇到的问题。个别可转让配额的理论本质就是在政府管辖权范围内对海洋共有资源所实施的“私有化运动”。TAC制度是指在一定时期、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对特定的鱼类品种和资源设定所允许的捕捞努力量的最大值。ITQ是在TAC的基础之上，为避免渔业生产的过度投资和渔业资的过度捕捞，将渔业资源总可捕量（TAC）划分成若干个较小的捕捞配额分配给个别渔业生产单位，包括渔民、渔船、渔业公司等，渔业生产单位可在获得的捕捞配额内自由捕捞，并且这些配额可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交换与转让，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这种制度下，每个渔业生产单位获得了特定的渔获份额，而且只能在自己所获得的捕捞配额范围内进行捕捞，减少了渔民或渔业公司之间的捕捞竞争；这种制度还可以使配额拥有者自行决策捕捞多少与如何捕捞，他们把自己当做资源拥有者，会主动与渔业管理部门合作并同一些渔业违法行为作斗争，渔民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积极性得到了激励；另外，由于配额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使配额转向生产效益好的渔民或渔业公司，从而有助于调整渔业生产结构。作为一种产出控制制度，ITQ制度在渔业发达国家也得到广泛应用。ITQ制度在许多国家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引发渔业生产单位的不正当经营，副渔获物的丢弃、谎报渔获量都将降低渔获统计资料的准确性，从而严重影响了渔业资源的养护效果；其次，可能会出现一些投机行为以及高效益的渔业生产单位大量购买捕捞配额，控制市场，形成行业垄断，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进而引发一些社会公平问题；再次，这一制度实施成本高，执行起来较复杂，并且主要适用于捕捞单一种类的鱼类，对多种鱼类的混栖性资源管理有相当难度。

1.2基于社区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无论是基于政府还是权利的方式来管理公共资源都无法阻止“公地悲剧”的广泛发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政府集中管理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私人管理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理念出现并发展起来。社区是一个社会功能相对完整，能够满足居民生活基本需要的一种介于政府与家庭之间的组织形式。社区居民往往有相似的价值观和生活习俗等，渔民社区组织也是如此。社区渔民作为渔业资源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在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与资源养护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基于社区的渔业管理是指，渔业资源的使用者积极主动参与渔业资源管理，同政府渔业管理部门共同承担渔业资源管理的权利与责任的一种渔业管理理念和制度。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基于社区的渔业管理理念：首先，该理念主张政府把权力下放到社区和使用者团体，使其能获准参与渔业资源管理，渔民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资源管理与养护，有效弥补了政府资源管理的局限性，并且渔业资源使用者可参与当地渔业政策的制定，对政策制定过程比较了解，又能增强渔民对政策的认同感，这种赋权化的管理方式能节约渔业管理成本，调动渔民积极性，增强其为改进渔业资源系统这一共同利益而作出努力的责任感；其次，由于渔业资源使用者长期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掌握了当地渔业资源比较全面和详细的信息资料，能给研究者带来启发并产生解决当地渔业资源管理问题切合实际的方法，社区成员共享信息、相互监督，社区的各种条件、技术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能增强社区渔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基于社区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及其衍生的管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政府官僚机构不愿向当地社区转移资源的控制权，即使进行了权力的转移，社区公共机构也不一定拥有政治权威性、社会合法性、管制资源利用的行政水平和技术能力；其次，地方性社区具有在抵抗外部风险上的脆弱性（如投机性投资，渔业资源退化等）和较小社区所拥有的管理资源的有限性（如科学的研究、监督、服从及强制等）；再次，渔民社区组织对产权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的实施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组织的过度自治化及对组织内成员的行为产生的“软约束”，会削弱制度实施的综合效果。这些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与研究，激发专家学者们不断进行理念创新与制度创新。

2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经过修正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坚持人类主体地位。虽然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表面看已开始重视保护自然环境，但这仍是人类为了长期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而作出的选择，这种价值观主导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必然会存在前文所述的种种局限性。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科学、全面，人类越来越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中心论起源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主张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生命系统，承认自然有其“内在价值”，其关注的则是生态系统本身的完整与和谐。它把生态系统当作一个整体，强调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以及由各物种组成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这样，自然资源利用伦理观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伦理”转变，带来渔业资源管理理念的创新。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是基于科学的生态系统知识，强调人类行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结合渔民知识、渔民权益、生态科学知识等因素进行综合治理。

2.1背景与内涵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生态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以及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审视，在传统的环境管理中逐步引入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的大量研究著作问世，该理念开始在国外一些国家得到认可。直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研究和应用成为新的热点。1992年，联合国召开环发首脑会议，对生态系统给予充分重视，自此，考虑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渔业国际文书陆续颁布，一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开始采用生态系统方法来管理海洋渔业。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联合国粮农组织（2003）给出的定义是：为了平衡不同的社会目标，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通过考虑生态系统内生物的、非生物的以及人类的知识和不确定性，并同时考虑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在生态学范围内所采取的一种综合渔业管理方法。虽然学界关于该理念的定义不同，但大多是在生态系统理念基础上阐释，主张环境背景下的渔业资源管理。笔者认为，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是基于对海洋渔业生态系统及其结构和功能可靠的科学知识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和生态过程了解基础之上，为恢复和维持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生产力，综合考虑生态、经济、社会、技术等因素而采取的对人类的渔业活动的一体化综合管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管理的概念为开展渔业管理提供了最佳视野，其目的在于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同时使其能够为人类提供可持续利用的产品和服务。

2.2优势与缺陷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有诸多优势：多层次的合作；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信息共享；科学和政策之间的弥合，克服单学科的局限性；基于共识的决策。该管理理念不仅重视海洋科学所提供的海洋物理、生物等知识在科学决策过程中作用，也同样重视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等社会因素的作用。该理念力求在掌握海洋渔业生态系统各元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保持生态系统的活力与健康发展，并同时获得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但这种管理理念在具体的实践中并不理想，很大原因在于海洋渔业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社会、经济和体制给渔业管理、渔业资源以及水生环境自身带来许多复杂问题，如：存在多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渔民和捕捞船队多个捕捞单元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的影响；经济体制结构、渔民和政策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突；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由于生态系统存在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容易降低外界因素对其有益的影响，降低管理效率。

3对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的启示

我国是世界渔业大国之一，渔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和近海资源过度开发，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加强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创新海洋渔业管理体制迫在眉睫。前文论述的世界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的发展与演变对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和制度构建有着丰富的启示，具体如下。

3.1加强科普宣传，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海洋生态伦理价值观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以及此起彼伏的环保运动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仅仅从技术层面并不能彻底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转变人类的价值观。海洋生态系统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海洋渔业管理方面，我们应该强调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人类行为与海洋系统的相互影响，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海洋生态伦理价值观，加强对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的必要性认识，追求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广播、网络新媒体等传播媒介，组织科普宣传，对渔民们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努力宣传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理论和制度。

3.2加强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措施研究，先试点探索后推广实施目前，一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始应用生态系统方法来管理海洋渔业，中国仍采用传统的海洋渔业管理措施。在传统渔业管理措施中，海洋伏季休渔以及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度在客观上属于生态系统方法的范畴，但是这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应当积极组织力量，在加强生态系统渔业管理的理论研究基础上，根据我国近海渔业和远洋渔业现状加强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措施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积极组织试点，及时反馈，汲取经验，然后再根据各地实情组织推广实施。

3.3近海渔业发展社区管理，远洋渔业加强行业协会管理我国现行的海洋渔业管理体制主要由政府来制定政策，具有明显的“控制与命令”式特点。这种管理方式容易导致政府和渔民之间的二元博弈，渔民千方百计规避政府约束，增强捕捞强度，最终导致政府管理成本增加，离最初的目的相去甚远。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借鉴世界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和实践经验，由单一政府管理转向政府、渔民、渔业合作组织、科学家等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对近海渔业实施社区管理，充分发挥社区管理的优势，改善渔民和政府的关系，使渔民有权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增强渔民的政策认同感；我国渔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还应当加强渔民和渔业研究专家之间的合作，提高渔民的劳动技能。对远洋渔业可大力发展渔业合作组织，分担政府职责，加强远洋渔业的行业协会管理，充分发挥其在政府和渔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降低渔业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通过以上渔业合作和信息共享机制，创设新的管理模式。

3.4积极跟踪国际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前沿，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国际海洋渔业管理研究的热点包括社区管理、共同管理、生态系统方法等。我国应加强对这些新的理念和方向的跟踪研究，把握发达国家和专家机构渔业管理研究的新动向，为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和实践探索注入新的生机。另外，由于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的研究相较于世界而言起步较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当积极参加国际性会议和重大研究项目，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应对海洋渔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5完善相应的渔业法规，保障渔民权益目前关于渔业的相关规定，大部分是从农业的视角加以规定，缺乏特殊性。另外，关于渔业管理的法规意见制定年代久远，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管理需要。由于渔业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不健全，渔业管理缺乏依据，渔民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为此，应当适时修订《渔业法》，确立渔民的渔业权，使之更好地保障广大渔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渔业可持续发展。这其中，要准确界定和区分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捕捞群体和以捕捞为谋生手段的传统渔民的身份，从立法上确立传统生计渔民的渔业基本经营制度，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持有的捕捞许可证可以继承和流转。

4结语

渔业资源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浙江温州永嘉县境内的楠溪江曾以其优良的水质、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引人入胜的旅游风景而闻名天下。但是随着作为公共物品的渔业资源不断被过度开发利用，楠溪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完整性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经历过分段承包和整体承包都失效的处理办法后，究竟什么才是楠溪江渔业的出路？究竟怎样的措施可以较好地解决公共物品所存在的悲剧问题？

一、楠溪江渔业资源开发历程简介

楠溪江位于浙江温州永嘉县境内，水域面积3733公顷，可利用渔业水域面积2333公顷，长度250余千米，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从1999开始，楠溪江渔业资源又迎来了整体承包阶段。通过公开招标，4人以518万元获得12年渔业经营权，成立了楠溪江渔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但保护已获得的产权非常困难，公司根本无法阻止世世代代生活在此的村民继续捕捞楠溪江里的鱼，由此和当地居民引发的冲突已经不可计数，村民出于报复导致的毒鱼电鱼等恶性捕鱼事件更是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和生态损失。2001年渔业公司以永嘉县农业局没有积极保护其产权为由，拒绝支付应交的渔业资源费，双方关系陷入僵局。整体承包至此基本上宣告失败。

二、楠溪江渔业资源管理30年来的变迁分析

（一）第一阶段：1984年以前的自由捕捞阶段

这是一种对进入没有限制的极端开放状况。由于没有明晰产权，人们在使用渔业资源时不会考虑其行为的全部成本，以致个人生产决策的私人净收益和社会净收益发生了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公地的悲剧”极易发生。资源的使用者只有掠夺资源的激励，而没有保护资源的动力。于是，总产出超出了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出，捕鱼手段也日益恶劣化，这严重破坏了鱼类自身的繁衍。

从这一阶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公共资源，完全的开放状态必然会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从而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我们可以做的有两种选择：（1）依靠政府严格地限制私人对公共资源的开发，唯一合法的开发者只能是政府；（2）通过政府出面将产权明晰化，把个人的收益和社会收益结合起来，能更有效地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在这两种方法中，第二种选择通过让获得产权的私人参与市场化运作，结合了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无疑是更优的选择。

（二）第二阶段：1984-1998年的分段承包 （按自然水域划分，通过招标承包给当地村民）

据统计，实行分段承包使得楠溪江水域面积的一半左右有了明确的“产权主人”。这种方法也许对于森林、草原等一类的可再生公共资源而言是一个优良的解决方案。然而，由于楠溪江渔业资源流动性强的特点，这种方法最终也以“竭泽而渔”的后果宣告失败。原因何在？其一，渔业资源流动性所带来的难以隔离各家各户承包区的问题无法解决。渔民如果为了涵养资源，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对自己承包段的鱼暂不捕捞的话，由此增加的鱼也不一定会留在自己的承包段里。一场大水、一次异常的天气变化，都会使非定居的鱼流到他人的承包水域。对各承包者来讲，理性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地把自己承包水域的鱼捕光，以免“便宜”了他人。这样甚至导致了对亲鱼、幼鱼也进行掠夺性捕捞，严重影响了楠溪江渔业的繁殖。其二，在楠溪江里，有一些地段因为资源条件较差而无人承包；还有一些地段由于牵涉多个乡镇而难以承包。这些约占楠溪江一半流域的尚未承包的水域就成为管理的薄弱地段，村民们纷纷强占掠夺，资源破坏严重。在这种资源利用方式下，尽管比自由进入状态稍有改善，但楠溪江的渔业资源衰退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阻止。

（三）第三阶段：1999开始：整体承包阶段

这一阶段中，产权完全归单一主体所有，预期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现实状况却远远出乎公司领导者的意料之外。虽然公司拥有法律上的产权，拥有事实产权的却是世世代代在楠溪江边生活的村民们。而公司在没有获得任何执法权利的基础上，为捍卫自己的产权权利付出了极度高昂的成本。即便如此，成效依然甚微。因为公司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个人，而是团结起来的村民集体。集体对抗中，公司的两位高层领导因此获罪，大大打击了公司主要股东对于公司前景的信心。而村民也在这样的集体对抗中萌生出报复的心态，恶性捕鱼便是最佳证明。

整体承包行动的失败，不仅在于投资者没有对产权保护难度和成本做出正确的估计，以致投标时的理性化程度不够，也在于当地的政府、村委会没有为保护楠溪江的生态资源做出应有的配合工作。当地村民的捕鱼行为实际上已经构成侵权，但这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因素，毕竟祖祖辈辈都在楠溪江自由捕鱼的经历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想当然的事情。因此，楠溪江三十年来的渔业资源管理变迁总体上都以失败告终，根本原因仍然是产权问题。

三、楠溪江渔业资源的出路

（一）整体承包依然是最优选择；

基于渔业资源特有的流动性特点决定了只有整体承包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楠溪江渔业资源三个阶段的管理变迁证实了放任自由的方式和分段承包方式是没有质的区别的，而整体承包尽管失败，根源不在于整体承包的缺陷，而在于政府、企业和村民没有为此做出积极的努力。

（二）采用整体承包的方式，可以考虑通过重新投标确定产权分配；

一种可行的方法是采取村民入股的方式筹集新企业运作所需资金。在村民成为股东后，楠溪江就成为企业和全体村民的共同财产。在股金分红的激励下，楠溪江渔业资源会得到更好的保护。需要考虑的一点是要规定村民的持股上限。最好按照人人均等的方式入股，这样才能避免部分持股量较少的村民依旧存在的私自捕鱼行为。还有一种可以纳入考虑的方法是由企业同意在每年的捕鱼盈利中固定拿出一定比例补偿给沿江村民，这样的话村民也会为了获得更高的补偿金额而减少恶性捕鱼行为。但后一种方法应该没有前一种好。

（三）政府所应该做的：和企业团结起来；

楠溪江渔业资源的开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单纯的商业行为，它关系到本地的生态环境和当地人民的长久福利。所以政府应当出面积极保护企业产权，而绝不应当完全靠企业付出艰辛的保护成本。企业毕竟没有执法权利，在遇到侵权事件时，若采取合法手段“自卫”无效时，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利益被侵害后再寻求法律庇护吗？因此，在本文的例子中，出现公司和当地村民的粗暴对抗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样做却加重了村民的报复心态。最后受到损害的，还是楠溪江，还是当地社会。

参考文献

[1]朱康对，共有资源开发的产权缔约分析温州市楠溪江渔业资源承包的个案研究，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2005年00期

[2]茅于轼，对“共有资源开发的产权缔约分析温州市楠溪江渔业资源承包的个案研究”一文的评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2005年00期

渔业资源论文范文第4篇

1.1全球共同利益原则

渔业资源是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主要的水产品,占人类捕捞的水产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有紧密联系。对于渔业资源的国际法关注也早就突破了单纯海洋法的范围,国际环境法的视角的强化更强调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应恪守义务约束;且活动关注的中心也应从人类利益转向人类与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予以落实,这也意味着渔业资源国际法规制终将归位于全球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

1.2极限理论

渔业资源枯竭的现状说明渔业资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渔业资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极限边界的;人类的过度捕捞活动一旦超越了这一边界就会产生渔业资源衰竭的问题。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联合国对公海“大型远洋流网捕鱼”作业的系列决议就是渔业资源“极限”问题的实证。海洋资源分配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义务,它为人们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设置限制,它要求各国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服从全球海洋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安排。作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资源,要以有限的渔业资源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也应服从这种以义务为重心的分配,而这种分配的义务重心则不仅要求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类行为为主,更重要的是为各项制度安排明确的义务主体并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因此,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最终仍应落实和以推进国际合作国家责任为方向发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极限理论说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资源,其一定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即将义务作为重心。且这种义务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义务承担者的长远利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正应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原则,任何可能背离这两点基本法理的尝试都是危险的。实际上,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其义务重心,《公约》和后公约时代的各项制度都通过义务主体的安排,对渔业活动予以了越来越具体的限制,且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履行义务。

2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管理

2.1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国都享有一种领海权利,即沿海国有权把沿海捕鱼权完全保留给本国国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其管辖海域内从事捕鱼活动,这种权利被称为渔业管辖权。二十世纪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国家为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区域内建立经济专属区。自此,很多海洋国家开始纷纷效仿,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种海洋大会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实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区域,该区域的最大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2.2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

之所以要制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相关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确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主体,并规范沿海国在享受海洋权益的同时,承担该海域的养护任务。沿海国享有是权利主要包括:①自行决定该海域内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为不同时期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国家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船只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有促进该海域内生物资源得到适度利用的义务,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生物资源的利用;③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共享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遵守沿海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确保沿海国能确实有效的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国同时也要承担防止该海域内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并承担养护的义务。

3公海渔业资源管理

3.1公海渔业资源管理的历程

格劳修斯在1609年的时候曾发表了《海洋自由论》,自此,一种“公海捕鱼自由”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追捧。而随着沿海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扞卫以及海上霸权的争夺,以及后来《公约》的形成,开始对“公海捕鱼自由”进行限制,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该《公约》,公海捕鱼的限制逐渐被广大沿海国所接收。根据《公约》的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均有义务要求本国国民或自行,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事实证明,不管是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弥补海域划界所导致的管辖权争议,衔接各海域渔业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约》对各个国家规定的义务外,《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也规定了公海渔业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国家间在公海信息的广泛交流。《遵守协定》强调船旗国之间应互相交流有关渔船的资料,以协助彼此查明悬挂其旗帜、从事有损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违法渔船。另外,《遵守协定》还设定了缔约国间通过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

3.2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船舶改挂旗帜现象,成为对渔业管理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所谓的船舶改挂旗帜,是指船舶撤销其在一个国家的注册后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注册,其通常是为了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优惠的缴税条件等经济目的,从而规避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的约束。渔船改挂船旗规避管理措施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及了区域性渔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措施的效果。针对公海渔船改挂船旗,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试图以强化船旗国义务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4洄游鱼类种群资源管理

针对洄游鱼类种群,国际法首先突出对此类鱼类种群的特殊关注,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就不同特点的洄游鱼类予以不(文秘站:)同的制度规制,并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突出区域性渔业组织的主体地位,此外,针对洄游鱼类严峻的生存状态,引入预警原则。预警原则的基本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6月通过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资金的能力广泛适用预警方法。如果存在严重不可逆转的损害,缺少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的危险不应当作为拖延采取代价昂贵的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的借口。”《公约》主要强调国际合作义务,以期各国间通过协商或通过国际组织实现渔业养护与管理的协调与配合。但是实践中各国立场冲突使得存在对《公约》条款解读的不一致,同时沿海国管辖权的明显扩张意图共同导致对这两种鱼类保护的不力。鉴于国际法没有高于国家的统一的执行机构,洄游鱼类种群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的执行主体仍要落实到各国。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制度的执行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对执行规定的遵守;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就规定执行应具备的相应能力。但是,国家的执行意愿与执行能力往往难以平衡。

渔业资源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字：渔业权 物权法物权

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水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以及“以养为主”渔业发展方针的确立，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我国的物权制度长期没有建立，对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依靠行政管理来实现，致使渔业权的性质，主体及相关制度始终站在行政法的角度赋予。渔民利用水域、滩涂和渔业资源的权利得不到民法上的确认和保护，渔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事实上，这种现象已成为影响渔业经济发展和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首次在用益物权编第123条确定了渔业权，即“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这一权利的确定丰富了渔业权的法律渊源；提高了渔业权的法律位阶；为渔业权提供了民事权利的理论基础；使渔业法律体系更加完善、更加健全；使渔民捕捞权利的保护力度进一步增强。然而，《物权法》只是对渔业权做了概括性的叙述，而没有解决渔业权的根本问题。因此，渔业权作为一种物权，其制度体系应该被进一步充实。渔业权的确立绝不亚于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渔业权是渔民的固有权利，渔业生产活动是渔民获取维持其必需生活资料的手段，建立和完善渔业权制度，是确保国家对渔业资源实施有效管理，实现渔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渔民作为社会最弱势群体之一，我们必须树立对待渔业权的正确态度、寻求法律上的解决手段，坚持渔业权是渔民基于传统而自然享有的权利。同样，建立合理的渔业权制度，切实有效的保护渔民的根本利益更是重中之重。本文立足渔业权的本质属性，从保护渔民权益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美国渔业权制度和日本渔业权制度的分析，得出对我国渔业权制度的启示，并对完善我国渔业权制度提出建议。

第一部分渔业权概念和性质的界定

一、渔业权概念的界定

渔业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国的渔业权系狭义的渔业权，“一般是指依法在特定水域上设定的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即利用水域直接进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养殖和捕捞行为的权利。”[1]

《物权法》第123条规定：“依法取得的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和捕捞的权利”，首次从民法角度明确了渔业权由养殖权和捕捞权构成。

（一）养殖权的概念

养殖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经过批准，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海面、河道、湖泊以及水库从事养殖经营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第11条的规定，我国的养殖权事实上被分为两种：一为依行政许可取得的养殖权，即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上的养殖权。使用者首先应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方取得养殖权；二是集体所有的或者全民所有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而产生的权利。

（二）捕捞权的概念

捕捞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在我国内水、滩涂、领海以及我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捕捞水生动物和植物等渔业生产活动的权利。“在我国，捕捞权按作业方式可分为定置捕捞权、非定置捕捞权”[2]；“按照作业水域可分为，公海捕捞权、外海、近海和内水捕捞权。”[3]非定置捕捞权与在公海上的捕捞权不由物权法调整。

结论

渔业权制度是渔业法律法规的基石，是保护渔民权益的法律依据。只有完善我国的渔业权，确认渔业权的物权性质，提高渔业权的法律位阶，为渔业权提供民事权利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好的保护渔民的权利。同样，只有明确渔业权制度的最根本问题，增加适用民法的有关制度，如公示、登记、损害赔偿等，才能从法律层面上对渔业生产中产生的侵害、障碍等行使请求权以消除危险，才能正当地对抗他人的不法侵害，才能使渔业经营者清楚自己的救济途径和方式，有效及时地排除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