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利益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措施，成为各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措施之一。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我国金融服务纠纷也日益增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鉴于此，我国要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理念和监管目标，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维护消费者权益，以促进金融市场健康运行，顺利实现金融转轨。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

一、金融消费者

（一）定义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构成消费者需具备的三个要素：自然人；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劳务。

我们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个人办理金融业务的行为进行判断：第一，个人办理金融业务，符合“自然人”的标准。第二，从个人的银行存取款业务，信用卡业务、购买保险、基金、股票等行为，都是为了改善目前的生活，实现个人或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这些财富归根结底还是用于个人消费。因此，符合“为生活需要”这一标准。第三，金融业属于服务行业，个人办理金融业务符合“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的标准。综上所述，“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扩展和延伸，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理应遵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规定。

（二）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1.理论基础

（1）消费者与经营者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了“消费者”的思想，指在经济活动中，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产品。随着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大生产的兴起，生产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以一种有组织的形式出现，有能力采取多种方式让消费者按照自己的品种、价格、质量来购买商品，形成了经营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均衡的市场才是有效的市场，只有消费者利益和生产者利益都得到实现才能保证市场的效率。然而，在现代经济金融环境下，垄断造成的卖方市场，使得经营者处于强势地位，消费者无实质的，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严重的损害了市场充分、有效的发展。

（2）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拥有信息的一方可能会滥用其优势地位侵害另一方的利益，而不拥有信息的一方可能因为处于信息的弱势而做出非理性的判断。在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显著，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不充分；信息收集成本高；消费者理解能力差。

（3）弱者保护理论弱者保护理念是指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弱者享有特权，使之与前者交易中拥有同等的条件，维护自身的权益，以达到实质的公平。按照弱者保护理念，金融消费者的弱者地位显而易见：第一，结构弱。金融消费者是分散的，势单力薄。第二，实力弱。单个金融消费者的经济实力是无法与金融机构相匹敌的，即使是金融消费者团结起来也很难达到金融机构的综合实力。第三，手段弱。金融消费者缺乏保护自己的手段。

无论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是基于何种理论，金融消费者遭受侵害的现象已成为共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刻不容缓。

2.现实意义

（1）有利于维护金融消费者个体的根本利益。金融消费者是金融市场的血液，普通群众越来越多的参与金融交易，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共享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

（2）保护金融消费者有利于金融机构提高自身服务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加深，金融产品多样化，金融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极大的影响着金融产品的设计。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围：金融消费者群体

（一）普通金融消费者

根据个人参与金融业务内容的不同，可以将普通金融消费者简单的划分为：

（二）个人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或者说自然人投资者包含于“金融消费者”，其合法权益应纳入到金融消费保护的范围之内。人投资者无论是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还是购买股票、期货等具有明显投资色彩的金融产品，其交易行为本身都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性质。

（三）不包括机构投资者

消费者保护理念本身是为了保护自然人，即便延伸到金融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关于金融消费者界定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自然人。其次，在与金融机构的博弈中，机构投资者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甚至获得垄断利益，不处于绝对的劣势，机构投资者理应将其高额收益的一部分作为保护自身权益、防范侵害、弥补信息与专业劣势的成本。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核心：金融消费者权益

（一）基础性权益

1.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指金融消费者有权获得所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相关知识；有权获得政府及金融机构提供的宣传教育与培训；有权明晰保护自身权益的知识与途径。无论是现实的金融消费者还是潜在的金融消费者，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是他们维护自身权益、提高金融行为能力的重要手段。

2.受尊重权。受尊重权是指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时依法享有姓名、名誉、肖像、人格尊严、风俗习惯等受尊重的权利。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破坏金融消费者的形象、侮辱金融消费者的人格。

3.隐私权。隐私权指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账户信息、交易信息等依法受到保护的权利。金融机构不得过度收集、不当储存、私自披露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更不能以此谋取利益；其次，金融消费者享有私人生活安宁的权益，金融机构未经金融消费者允许，不得私自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其推销其它金融产品。

4.监督权。金融消费者依法享有对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类型、服务态度等涉及自身权益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依法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有权对不恰当的保护工作做出批评。

（二）发展性权益

1.安全权。安全权是金融消费者享有的首要发展性权利，它包括生命安全安全、健康安全、财产安全。其中财产安全包括金融消费者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时本身财产安全；实际财产利益安全；可预期财产利益安全等。

2.知情权。金融消费者享有的知情权是其能否顺利行使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前提条件。指金融消费者有权知悉其购买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全部、真实、准确信息。金融机构有义务披露所提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帮助金融消费者作出理性的选择。

3.自主选择权。金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包括自主鉴别金融产品或服务；自主选择金融机构；自主选择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种类。金融机构不得实施强买强卖、捆绑销售等行为，侵害金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4.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权包括公平的交易条件，如准确的计量、合理的价格；对金融消费者一视同仁，不得歧视金融消费者或用不同的标准将金融消费者区别对待；金融机构不得利用自身优势免除自己的责任，推脱自己的义务。

（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本论文是下面校级项目的阶段性论文

校级项目：《中小民营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项目编号：2023FSSK06

参考文献：

[1] 张为华.美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2] 高佳远.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途径研究[M].法律出版社，2023年.

消费者利益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 金融消费者保护 文献综述

一、国际上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国际上很早就开始了理论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Michael Taylor在《A Regulatory Structure For The New Century》（1995）提出的“双峰理论”（Two 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并行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目标。前者旨在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后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与减少金融消费者受到欺诈与不公平待遇。

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成为热门。其中，Sharon L. Tennyson在《Analyzing the Role for a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2009）中提到之前很多讨论都集中在消费者是不是非理性以及辨别能力不足，所以需要家长式的监管机构来进行“照顾”。而且不当的消费者保护是否会带来金融危机。而Sharon L. Tennyson认为这种讨论其实是错位的，消费者保护是金融市场中是必须的。因为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辨别金融产品的品质。而消费者要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消费者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而Erik F.Gerding在《The Subprime Crisis and the Link between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nd Systemic Risk》（2009）一文从次贷危机入手，首先认为次贷危机的产生告诉我们审慎监管与消费者保护必须分离。其次，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个人进行风险保护，同时也可以防止系统性风险。该文所提到的系统性风险，是指在次贷危机中消费者借贷的高违约率，这种不可预测和高度相关的违约会使整个市场都处在风险之中。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可以通过降低消费者借贷违约的层级、使违约更可预测、降低违约的高关联性等方法来缓和这种风险。Susan L. Rutledge在名为《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inancial Literacy： Lessons from Nine Country Studies》（2023）的报告中考察了九个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与该国民众理财常识（Financial Literacy）的联系。该报告认为良好的消费者保护可以确保消费者做出较为明智的决定，并且不会受到到欺骗和不公平的待遇以及个人隐私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基于这个原因，金融消费者保护也需要得到重视与加强。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基于各个角度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进行论述。Gail Hillebrand在《Before the Grand Rethinking： Five Things to Do Today with Payments Law and Ten Principles to Guide New Payments Products and New Payments Law》（2008）一文中从消费者分期付款的角度看到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是监管当局需要提供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原因。Bruce I. Carlin和Simon Gervais在《Legal Protection in Retail Financial Markets》（2009）一文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理论分析，同时对金融机构时常提供信息服务给金融中介这种行为进行考虑，由此提出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义务，更是对市场参与和经济增长的有益驱动。Roman Inderst和Marco Ottaviani在《Consumer Protection in Markets with Advice》（2023）则着眼于中介的佣金模式，认为现有的佣金模式存在道德风险，会导致金融中介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建议，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

二、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相比国外，我国学者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通过建模来进行论证的较少，大部分都是通过法学或法经济学角度进行阐述。如吴弘、徐振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理探析》（2009）指出，由于金融市场上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在经济实力、专业知识、产品信息等方面实质性的不平等，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会不断出现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现象，金融监管当局应当整合立法、司法、执法资源，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同时，他们还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以及金融监管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依据，认为经营者阶层与消费者阶层的利益冲突，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平衡；契约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矫正；逐步取代“经营者”的“消费者”，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保障。

朱晓磊、姚佳在《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消费信贷法律规制的重思―以保护金融信用消费者为视角》（2009）一文中站在经济法学的角度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始终根源于消费者本位理念，是公平理念和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是消费者本位理念的升华，因此，充分地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实属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平衡金融信用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实现，也才能进一步促进金融消费的发展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韩冷那在《从征信体系实践论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护》（2023）从征信问题入手，认为在金融消费中，金融机构站在绝对的优势地位，金融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消费者金融知识和信息普遍缺乏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没有履行“一对一”的告知和教育义务，可能造成个人的信用记录在无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产生不良信用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势在必行。

另外，高明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基于委托模型的研究》（2023）、孙天琦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市场失灵、政府介入与道德风险的防范》（2023）、顾根银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究》（2023）分别集中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与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金融专业知识贫乏与认知偏差等方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进行研究。

三、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概念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延伸，我国早已有学者对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如王利明2002年就在《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一文中认为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这一概念是与经营者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

王伟玲在《金融消费者权益及其保护初探》（2002）一文中较早地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提法，并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阐述了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内容。2006年12月，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第一次采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指出要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频繁使用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我国学界也开始大量涌现关于对金融消费者基本理论的探究。

如张伍愚和刘敏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合理性探析》（2023）从金融消费者的特征与投资者概念的区别及该群体适用法律规则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该文作者认为，“金融消费者”较“投资者“有着理念及规则适用上的优越性。首先，在外延上具有伸张性。因为金融消费者一词统摄了金融诸业中的一方当事人，无论金融创新的速度多么快捷，“金融消费者”皆能以不变应万变，囊括这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购买者。而“投资者”的概念仅出现在我国的证券类法律法规中，一般仅指称证券市场上有价证券的购买者。其次，除了专业投资人进行的营利性投资之外，普通的证券投资仍可以看成是一种金融消费。并且随着随着金融技术、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复杂，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日益趋于信息弱势地位，对投资者、股东如若采取民商法上私权救济的制度设计，停留于权利义务的简单设定，难以确保其利益得到合理保护。邢会强在《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督察机制及其对消费者的保护》（2009）与《金融危机治乱循环与金融法的改进路径――金融法中“三足定理”的提出》（2023）明确提出应将“消费者”概念延伸至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中的客户、存款人、投资者、股东、持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者等，无论是个人还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小企业，都应视为金融消费者。李健男在《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2023）认为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应该以解决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交易中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由于金融消费交易的特殊性，即使是企业法人（不含金融企业法人），在金融消费交易中，与个人消费者一样会陷入“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之中，都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特别保护。最后他做出界定：金融消费者，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同时对金融经营者一方的信息披露存在严重依赖性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但不包括金融企业法人。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廖凡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与范围：一个比较法的视角》（2023）。他在文章中指出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使得在我国构建金融消费者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同时国外立法实践表明，金融消费者概念与范围主要是实践塑造的产物，与金融监管模式和监管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对于我国来说，应从现实情况出发，现今较为可行的做法是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宽松的界定，使其涵盖整个金融服务领域，而在消费者保护制度方面则遵循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只做出总体性、原则性的规定，由行业监管部门基于行业特点和监管需要指定实施细则；与此同时，保留和延续既有的证券投资者概念和投资者保护制度，实现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两个概念、两套制度并用。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的《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2023），因作者的官员身份，某种程度可以代表官方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识与理解。焦瑾璞在该文中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的内涵首先是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自然人与一般自然人，其次还包括证券、保险投资者。在外延上为：一、已接受、正接受以及正考虑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都应在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内。二、间接因其他人金融消费而与金融机构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然人也属于金融消费者的范畴。

此外，还有郭丹的《金融消费者之法律界定》（2023）、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2023）、周荃《金融消费者概念之提倡》（2023）、谢松松《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问题研究》（2023）等文献均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

由上可知，关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探讨，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金融消费者是否应限于自然人、传统意义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否应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这三个问题。

四、小结

可以看到，尽管金融消费者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与保护等相关理论上许多重要问题仍旧未能达成共识，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如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本身是否应该被单独提出，是否应该被格外立法保护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一个共同的声音。从我国来说，虽然有争议，但“一行三会”均已各自在其之下成立了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大势所趋。而现今急需的是在立法上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具体化，精细化，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全先银，程炼.奥巴马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评析 [J].国际经济评论，2009（9）.

消费者利益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商标法上的消费者是普遍概念，而不是具体概念，消费者保护是商标法律制度构建的重要基础。同时，因商标法上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是通过保护商标专用权来实现的，故保护消费者利益应当被诠释为商标法的间接目的。

关键词：商标法 消费者 间接目的

引言

消费者及其利益保护问题在商标立法和实务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商标法》第1条即明确规定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立法目的。消费者还是许多具体的商标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如商标注册、商标侵权判定等。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商标法语境下消费者一词的内涵关注较少，对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立法目的在商标法中的地位及其实现等问题虽有涉及，但理解不一。这对于完善商标立法和统一商标执法尺度都是不利的。鉴于此，本文首先对消费者一词的概念属性以及消费者保护在商标法律制度中的作用进行说明，并以此为基础，阐释保护消费者利益这一立法目的在商标法中的实现路径。

商标法中消费者的概念属性及规范基础的确立

（一）商标法中的消费者是普遍概念

在商标立法中，消费者一词是个常见用语。我国《商标法》中有四处出现了消费者一词。日本《商标法》第1条、我国台湾地区《商标法》第1条中也都出现了消费者一词。而有的商标立法中，虽未使用消费者一词，但多次使用了与其含义近似的一个词语――“公众（the public）”。同时，消费者一词不独出现在商标法上，甚至其成为法律概念并为人们所熟知，也绝非商标法之功。以我国为例，除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外，像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诸多立法中都多次使用了消费者一词。不过，其概念属性与内涵在这些立法中并不完全一致。在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是个具体概念，往往可以具体到每一个个体，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消费者是一个具有明确含义的法律概念，是为个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而《商标法》中的消费者是一个与生产者、经营者相对应的用语，是个普遍概念，并不指向具体的、特定的个体，也非商标法律关系的主体。

因而，不论是体现在立法目的之中还是在具体制度中，商标法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都只是一种抽象的、间接的保护，而不是具体的、直接的保护。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商标法才没有赋予消费者相应的诉权。当然，消费者一词在立法文本中的这种使用，还可以见于其他法律中，如《食品安全法》第8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等。

（二）保护消费者是商标法律制度的规范基础

消费者在商标法律制度的生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商标法首先是作为欺诈侵权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商标权的保护始于防止消费者发生混淆、生产者进行欺诈” （杜颖，2023）。在英美有关保护商标的开创性判例中，不但都抹不去商标权保护欺诈的渊源，而且美国早期的判例曾将消费者受到欺诈作为了原告获得救济的条件（杜颖，2023）。今天，消费者或相关公众仍是许多商标制度构建中的重要基础：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各国对商标显著性的要求，它是全体商标制度得以建立的起点，“是整个商标法的灵魂”（邓宏光，2008） 。显著性有无的判定标准可以称作普通消费者标准。此所谓普通消费者，乃是一个假定人、抽象人，具有普通人的注意力和判断力，它熟知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并通常只依赖于这些产品或服务上所使用的标记来区分它们的来源。

在商标权的取得上，许多商标法都明确规定，凡具有欺诈消费者的性质或拟注册标志无法在消费者中起到区分产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时，将不能获得注册。在商标权排他效力边界的确定以及商标专用权的保护中，也离不开普通消费者。商标权人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在相同或类似产品上使用近似商标的原因在于该使用易致消费者发生误认，从而造成商标权人利益的不当流失。相应地，在相同或类似产品上使用近似商标是否构成侵犯商标专用权，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使用行为可能或已经导致消费者发生了混淆或误认。在我国，《商标法》虽未将混淆作为商标侵权的一般要件，但司法解释却将其作为认定近似的因素，因而我国的商标近似同样是混淆性近似（孔祥俊，2009）。

另外，英国、德国《商标法》规定，商标权人或者许可使用人对注册商标足以误导公众的使用还是注册商标被注销或撤销的事由之一。英国《商标法》明确保留了通过假冒诉讼保护未注册商标的传统做法，据此，在英国法上，消费者是否受到欺诈依旧是通过假冒诉讼保护未注册商标时的决定性因素。在美国，法院的许多裁判都认为，商标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是基于原告的财产权，还是以消费大众获知事实真相的权利为基础的（J.Thomas McCarthy，2008）。我国《商标法》还规定，商标的使用者应当对商品的质量负责，不应欺骗消费者，对于注册商标，若其使用的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可能会被撤销。 一句话，消费者是商标法律制度构建的重要规范基础。

保护消费者利益在商标法中的实现

（一）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消费者诉权的缺无

对于商标法是否意图保护消费者利益，有学者持否定观点：商标法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名义性的（黄海峰，2023）；商标法传统上不是旨在保护消费者，相反，像所有不正当竞争法一样，旨在保护生产者防止其竞争者非法转移商业（Mark P.Mckenna，2007）。应当承认，即便在现代商标法上，这些主张也还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典型的表现就是商标法普遍不承认消费者的诉权，该做法使得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无法依据商标法获得救济。但若就此否认现代商标法所具有的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立法目的，又是与立法现实和实务不相符合的。在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商标法中，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目的得到了立法的明确肯定。美国1946年《兰哈姆法》虽然没有明确表达这一立法目的，但在提交讨论并成为该法的法案中，参议院专利委员会指出：任何商标立法的潜在目的都是双重的。保护公众和商标所有人是已经确立的法律原则（J.Thomas McCarthy，2008）。学者进一步指出，国会制定《兰哈姆法》第43条（a）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免受因商标侵权和虚假广告造成的欺诈（J.Thomas McCarthy，2008）。

除立法的宣示外，保护消费者利益还是商标法律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必然结果。诚信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消费者利益得到保障和不断改善的必要前提。商标法正是通过保护商标专用权，实现了维护诚信的市场竞争，进而使消费者利益得到改善的目的。因此，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一样，商标法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是一种深层次的保护，即通过确保生产者与其商标联系的稳定性、真实性，激励生产者维持或提高产品和服务品质，从而使消费者的利益能够在总体上得到保障。一言以蔽之，保护消费者利益是保护商标权的一般结果。

当然，消费者没有权的事实使得商标法在实现其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目的方面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虽然运行良好的商标法律制度同时也会使每一个具体的消费者获得事实上的保护，但这种保护与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具有明显不同，后者是一种直接的、特定的保护，往往取决于特定消费者因消费行为受损时对法律所赋予的诉权的行使。而商标法没有为遭受损害的特定消费者提供救济途径。因此，也可以说，商标法保护的消费者利益只能是面向未来的、消费者的整体利益不受侵害，而不是对特定消费者已经受到的损害的弥补。同时，正是商标权的行使和有效保护，才使得消费者利益不受未来的继续侵害成为可能。正如麦卡锡（2008）所言，商标诉讼中的原告可被准确地描述成消费者利益的“复仇者”（vicarious avenger） 。事实上，基于商标法的私法本位及其保护商标权的首要任务，赋予消费者权并非上策。试想，即便是在一件最为普通的假冒商标诉讼中，都可能会存在成百上千个利益受损的消费者，若这些消费者有权据此提讼，法院将无法应对。相反，让被假冒商标的权利人独享商标法上的诉权，虽不能使已受损的消费者利益得到恢复，但可以阻断持续假冒，使消费者不再受损。再者，消费者还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获得必要的救济。

（二）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商标法的间接目的

立法是一种目的导向的专门活动，立法目的是立法的起点和归宿。具体到我国商标法中，立法上明确包括的目的有：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保障消费者利益，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学界就商标法的立法目的及其相互关系的表述并不一致，主要涉及保护商标专用权、保护消费者利益、鼓励和维护公平竞争三个方面。总体来说，学者们围绕何为核心目的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维护公平竞争核心说。“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商标权人利益和维护公平竞争三者当中，维护公平竞争是核心”（张玉敏，2008）。也有学者明确指出保护消费者利益并非商标法的主旨，商标法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保护商标权促进有效竞争（罗晓霞，2023）。二是保护消费者利益核心说。王太平（2023）认为：“保护消费者利益不仅是商标法的重要立法目的之一，而且可以说是商标法的终极目的” ，保护消费者利益“甚至是其他两大立法目的的基础”。邓宏光（2008）在详述三大立法宗旨后指出，当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保护商标权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倾向于保护前者。

比较而言，本文的主张更接近于后一种观点，即认为保护商标专用权是商标立法的直接目的，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商标法的间接目的。虽然保护商标专用权与保护消费者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但本文不采用“终极目的”的表述，原因是这一措辞倾向于表现出了如邓宏光所言的那种优先性。换言之，在此语境下，保护消费者利益相比保护商标专用权而言，具有优先性。这种优先性在处理消费者利益与商标权人利益的某些可能的冲突时是不适当的（如第三人采用假冒注册商标的方法销售“价廉物美”的商品时）。同时，将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间接目的，而不突出维护公平竞争，理由在于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同样只是服务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甚至同时也是服务于保护商标专用权的一种手段。把保护消费者利益仅仅解释为商标法的间接立法目的，其重要意义在于：认可消费者在商标法律制度的构建和运行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保护消费者利益会成为与保护商标专用权平行的立法目的，这样更有利于处理二者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从而为商标权人提供明确的预期，激励其从事并积极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行为；实现商标法立法目的的合理瘦身，突出保护商标专用权的直接目的，反而有利于所设计的各项商标法律制度之间维持必要的逻辑统一；弱化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直接目的性，还有利于商标法充分贯彻保护私权的中心任务，更好地体现保护商标权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杜颖.社会进步与商标观念：商标法律制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2.邓宏光.商标法的理论基础―以商标显著性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8

3.孔祥俊.商标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9

4.J.Thomas McCarthy.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4th ed. ） ，2008 Thomson Reuters

5.黄海峰.知识产权的话语与现实―版权、专利与商标史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3

6.Mark P. McKenna.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Trademark Law， 82 Notre Dame L. Rev. ，2007

7.张玉敏.维护公平竞争是商标法的根本宗旨.法学论坛，2008（2）

消费者利益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烟草专卖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 国家利益 消费者利益

《烟草专卖法》第一条阐明了立法的宗旨：“为实现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从立法宗旨可以看出，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实行垄断经营、统一管理是实施《烟草专卖法》的制度设计，严格按计划生产和经营烟草专卖品是实施《烟草专卖法》的运行模式，努力提高烟草专卖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是实施《烟草专卖法》的基本要求，而维护消费者利益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则是《烟草专卖法》立法的根本目的。

吸烟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某些需求但有害健康。基于《烟草专卖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在《烟草专卖法》中对如何维护消费者的利益，规定得十分具体和明确，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宣传教育；二是降低危害；三是控制数量；四是打击假烟。

消费者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是商品价值的直接体现者，是拉动经济的根本动力；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保护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机制效率的重要方面，是保护财富的消费者和保护财富的供给者，更为重要的是保护财富创造的激励机制——市场机制。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消费者不仅是市场的主体，而且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千千万万个消费者利益的集合，形成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消费者利益，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的体现。《烟草专卖法》从这一高度来认识和实践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消费者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利益本身就蕴含着消费者作为国家公民的利益；二是消费者自身所具有的利益。

《烟草专卖法》的“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本身也蕴含着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国家财政收入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烟草行业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通过保证烟草的税收来实现的。国家对烟草赋予的重税，其本质意义在于“寓禁于征”。 “寓禁于征”是通过重税来抑制烟叶的种植面积和卷烟的生产经营数量，限制烟草的盲目扩充和发展，从而达到保障全民身体健康的目的。 “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是通过整顿和规范烟草市场的经济秩序，确保烟草专卖品流通渠道的垄断性来实现的。二者共同指向：保障和维护消费者的根本利益。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烟草专卖法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全局利益为重，以整体利益为重。在处理国家利益与消费者利益冲突时，以“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为原则、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发展是硬道理，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

同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上，《烟草专卖法》与其他基本原则契合如一：

1.保护消费者权益是烟草专卖系统作为国家公共部门的基本义务：国家公共部门的根本职责就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烟草专卖系统做为国家公共部门，为消费者这一公民群体服务，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是其基本义务。

2.保护消费者权益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烟草行业的具体体现：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烟草专卖系统要践行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必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并自觉地把这一工作做细做实。

3.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消费者做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是市场运行的驱动者，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是商品价值实现者，是财富价值的判定者。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4.保护消费者权益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合一的法律精神：由于烟草专卖的特殊性质，保护消费者权益就更具有重要性和现实性。市场经济是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经济，国家法律是公平与效率契合如一的制度机制。保护消费者权益，在拉动市场经济高效率运行方面促进效率；在保护相对弱势群体方面保障公平。《烟草专卖法》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上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合一的法律精神。

参考文献

消费者利益论文范文第5篇

首先，有利于遏制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保护人权（消费者），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正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损害的不只是消费者个体的利益，更是消费者群体的利益，因此适用民法补偿性原则不足以惩戒不法经营者，只有强化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用经济法理论论证“双倍赔偿”、“知假买假打假”的合理性并提供相应的制度完善的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地抑制经营者的欺诈行为。经营者欺诈行为的减少将带来一系列的良性循环：1.人权（消费者）得到维护。坚持以人为本是《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到的重要精神。在市场经济中，对作为消费者的人的权利保护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保护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2.有利于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捍卫正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经营者欺诈消费者的行为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犯，也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经营者的这类欺诈行为无疑是对整个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重大阻碍。不仅如此，这类行为还将破坏公平良效的竞争环境，损害正当经营者的合法利益。3.有利于节约资源，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是以浪费资源为代价的，其卖给消费者的伪劣商品虽然成本不高，却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势必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有利于彰显《消法》的部门法属性，体现《消法》的特质。我们认为，制定和实施《消法》应加强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消法》的本质属性；而同时只有《消法》的经济法属性不断得以明确和被认知，才能更好地强化其中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现行《消法》中的具体条文是我们认识《消法》最直接的媒介，加强现行《消法》中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就是要将经济法的基本价值理念与调整方法渗透到《消法》中的具体条文里面，而只有《消法》的具体条文中体现出经济法的精神，且这种精神又是贯穿与整部法律（虽然不一定是每一个条文），才能彰显《消法》的经济法属性。

第三，现行《消法》只有强化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才能处理好《消法》与民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消法》虽然本质上属于经济法，但其同时也调整一些民事关系与行政管理关系，而且对这些社会关系的调整又是《消法》所需要的。法学界关于《消法》属于民事特别法或其它法律部门的观点正是源于这一事实。同时实务界在《消法》的实施中适用法律所运用的理论也是现行《消法》中具有民法、行政法规范。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消法》与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相互关系认识的偏差使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仅仅运用民法或行政法的相关理论，已经使人们对《消法》的本质属性有所忽略。而对《消法》中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的忽视，又进一步模糊了《消法》与民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因此为了处理好与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强化《消法》中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使《消法》的经济法属性能够不显自明，这样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也能在《消法》找到其应有的位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第四，有利于解决《消法》实施中的种种困惑，消除人们的各种疑虑。

现行《消法》在实施中存在很多的争议。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未能给予消费者权益足够的经济法保护所致。“消费者”、“双倍赔偿”这些规定在《消法》里的概念与制度，必须体现《消法》的基本属性与精神，而这种精神既然是属于经济法的，那么用民法学里面的原则与精神来界定这些概念与制度就会引发《消法》实施中的种种困惑。为了保证《消法》这部专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能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必须强化其中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使《消法》的本质属性得以充分体现。这才是解决实施中排除各种疑虑的思想的最重要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