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诗歌范文第1篇

一

在中国古代，诗力常常用来表示作者的诗歌功力。东汉王充曾在《论衡?效力》中写道：“谷子云、唐子高章奏百上，笔有余力，极言不讳，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为也。”王充所谓的“笔力”指的就是文章有功力。人们对文学特点的认识是随着历史逐步发展的，在先秦时期，“文学”一词指整个文化学术，含义非常广泛；在两汉时期，“文章”的概念包括了辞赋和其他作品，文学概念逐渐明确；到六朝时期，文学理论家们更注重文学体制的辨析和文学性质的探讨，于是“文”和“笔”概念的分野逐渐明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①王充所谓的“笔力”，固然不同于有韵的诗歌的“诗力”，但是它们之间确实具有潜在联系。

作为诗歌功力概念的“诗力”，在后来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得到了广泛使用。唐代诗人郑谷“暮年诗力在，新句更幽微”（《寄题方干处士》），宋代诗人方岳“老去极知诗力退，只将日历记山川”（《入闽》），宋元间诗人陈允平“病怜诗力减，老觉世缘轻”（《寄模上人》），元代诗人戴表元“流落谁相忆，山林蔚讲师。玄机魂梦接，诗力鬓毛知”（《次韵蔚上人见寄》）等，都使用了“诗力”这一术语，但是其含义无一例外都是指作家写诗的功夫、水平和能力。

“诗力”的形成，与个人先天气质有关，但是后天的学养也不可忽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②，才能写出有功力的作品。反之，“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③要写出富有功力的作品，则不大可能。

二

诗歌功力意义上的“诗力”，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诗歌美学范畴。作为诗歌美学范畴意义上的“诗力”，最早是刘勰提出来的。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刘勰指出：“故练于骨者，析词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子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建，圭璋乃聘。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刘勰所谓的“风骨之力”，指的是作品所具有的力量，也是作品内在的审美特点。所谓“风”，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指文学作品感动人的气势和力量。所谓“骨”，是指文章对构辞的要求，“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有了“骨”，文辞才有了结构上的依附，才能立得起来，否则“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对柔靡无力的诗作，刘勰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在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演变梳理后指出：“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④生活在崇尚辞藻雕彩的时代，刘勰却能摆脱习见，看到当时诗歌骨力的柔弱，激发起对“直而不野”、“慷慨任气”诗歌的追求，这是刘勰的过人之处。

延续了这种“诗力”概念，并加以发展的是钟嵘。在《诗品》中，钟嵘多次用“力”来指代诗歌所具有的力量和审美特点。在《诗品?序》中，钟嵘写道：“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有赋、比、兴三义，而“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具体品评陶潜的诗歌时又说：“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词兴婉惬。”不但分析了陶潜诗歌的渊源，同时也指出了其所具有的艺术特征。所谓“建安风力”，指的是建安诗歌在继承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反映社会动荡和民生疾苦，表现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和志向时，所呈现出来的遒劲刚健、悲凉慷慨、感情炽烈充沛的文风。所谓“左思风力”，指的是左思诗歌中蕴涵的独特的审美特征。左思的《咏史》诗，借古讽今，名为咏史，实则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愤懑，表达了庶族寒士对门阀士族制度的不平和反抗。诗歌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气势昂扬，是对“建安风力”的继承与发扬。钟嵘认为陶潜“又协左思风力”，指的是陶潜融化和吸收了左思诗歌的特点，具有和左思诗歌相近的审美特征。

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认为“理”、“事”、“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而“才”、“胆”、“识”、“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所谓“力”指的是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力量，有“力”则“神旺气足，径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而“天地万物皆递开辟于其笔端，无有不可举，无有不能胜，前不必有所承，后不必有所继，而各胜任愉快”。孔子认为“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在叶燮看来，则是言之无力，行而不远。“远”既是空间上的概念，也是时间上的概念。在空间上，“力足以盖一乡，则为一乡之才；力足以盖一国，则为一国之才；力足以盖天下，则为天下之才”；在时间上，“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终古；则其立言不朽之业，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终古，悉如其力以报之”。

三

鲁迅在1907年写成了《摩罗诗力说》，在阐释“诗力”这一审美范畴时，他打破了孤立地考察作品从而把“诗力”理解为诗歌力量的局限，更多地把诗歌作品与读者接受联系起来，把“诗力”与启蒙精神联系起来，从行动美学的角度赋予“诗力”以全新的意义，破除了古代诗歌理论的藩篱，做到了传统理论的现代性转化，极大地拓展了现代诗学的视野。

此前中国诗论多注重取法自然，模拟古人，而从鲁迅开始，中国文论“别求新声于异邦”，从本土语境出发系统地介绍欧洲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的盗火者。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介绍了西方摩罗诗派――世人眼中的恶魔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等，从文明比较和文化批判的视角谈到了诗歌的功用，谈到了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诗歌，以及可以从摩罗诗人中学习什么等问题。就“诗力”范畴而言，这篇文章也极大地赋予了“诗力”这一审美范畴以全新的内涵，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⑤。

与以往从诗歌本体出发来论述诗歌的力量不同，鲁迅是从诗歌效果来进行论述的。在鲁迅看来，“诗力”是指诗歌作品对读者所具有的巨大的感染力。由于诗歌感染力与受众密切相关，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鲁迅总是联系到具体社会实际，特别是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进行深入阐释。“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在鲁迅看来，诗歌能传之久远，就在于能够深入人心，具有巨大的感染效果。而诗歌虽是个人心声，却与种族命运紧密相连，当民族衰微时，“亡国之音哀以思”，读诗也能体会到萧条之感。

另一种情况是当民族衰微时，诗歌凭借感人的力量还可以激起人们的勇气和斗志。在普鲁士被拿破仑占领之后，诗人爱伦德（今译阿恩特）和台陀开纳（今译特沃多?柯尔纳）以诗歌成功地激励德国民众反抗拿破仑的统治，鲁迅指出：“此亦仅譬诗力于米盐，聊以震崇实之士，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在这里，所谓“诗力于米盐”，即意味着作为精神产品的诗歌比物质性的米盐更具有激励人心的力量，对于斤斤计较实利的中国人而言，暗含着对其实用理性的针砭，对其崇实精神的批判。

中国古代诗教，注重温柔敦厚的传统。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毛诗序》中也说“发乎情，止乎礼义”，目的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针对这种注重政治教诲的道德主义诗学，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批判地指出：“老子书五千言，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这种“不撄人心”的价值取向，于统治阶级而言，有着维稳的政治目的；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深契中国人的懦弱和苟安，“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意即智慧、天才――引者注）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

正因为鲁迅反对“不撄”的诗学主张，所以对朱光潜提出“静穆”为诗歌美学最高境界说颇不以为然。朱光潜曾著文称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诗歌堪称中国诗歌美学的最高典范。鲁迅反对朱光潜为了抬高自己的美学主张而不顾及全篇和全人的“摘句”作风，更反对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社会里，独尊“静穆”的诗学主张，因为这种诗学主张可以泯灭中国人的个性和精神，把国人变成顺民，甚至变成待宰的羔羊。所以鲁迅欣赏蔡邕“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认为陶潜“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⑥。而“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⑦。联系当时的历史语境，鲁迅对于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的论述中潜藏着爱国的精神实质，是为民族图自新和发展的一种努力。

对于中国古代那种束缚心灵、扼杀自由、违反人性的道德诗学，鲁迅给予了猛烈的批判，主张行动的美学，并且提出了一种动态的诗学主张。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对八位恶魔诗人的激赏，首先在于他们勇敢的行动，其次才是他们才华横溢的作品。富有战斗精神反对“平和”主义的鲁迅，看重的是这些诗人“撄人心”的价值，诸位摩罗诗人国别不同，但是却有一个相同点：“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战斗精神、“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使命感和“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的摩罗诗力，就是他们作品最好的注释，也是潜隐于他们作品背后的行动的美学。这种行动的美学，是对中国古代“诗力”概念的全新超越。

在传统诗学氛围之中，“万物静观皆自得”，诗人总是抱着一种静观的不介入的态度，置身于事物之外，细细品味个中人情物理。这种情形固然不失闲适和优雅，但是却缺少震撼人心的崇高美感，且与当时风云激荡、壮怀激烈、烽烟四起的时代语境不相符，因而有悖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有悖于现代诗学对中国诗歌的审美期待。

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随着时世的推移变化，已经不适应于当代社会了，鲁迅的“诗力”论，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现代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为中国诗歌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鲁迅在精神气质上酷似摩罗诗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与摩罗诗人“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一脉相承，所以鲁迅不只是在理论上提出观点而已，更是在实际创作中身体力行。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鲁迅写出了许多批判国民性弱点的振聋发聩的小说和匕首投枪一样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具有摩罗诗人的精神血脉，“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就是鲁迅创作具有摩罗精神最好的写照和证明。可以说，鲁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为中国文坛注入了异质的摩罗诗力，使衰疲的中国文化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型，出现了新的生机。

注 释：

①②④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第249页，第61页。

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⑤李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9（3）。

⑥鲁迅：《鲁迅全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⑦鲁迅：《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鲁迅的诗歌范文第2篇

若将中国的文化比做一片灿烂的星空，那么诗歌就是这茫茫星空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若将中国文化比做广阔无垠的大海，那么诗歌便是大海中最为璀璨的一颗珍珠。看完下面这两个故事，你一定会觉得写诗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如此“螃蟹”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潍县任知县时，有一天差役传报，说是知府大人路过潍县，郑板桥却没有出城迎接。原来那知府是捐班出身，光买官的钱，就足够抬一轿子，肚里却没有一点真才实学，所以郑板桥瞧不起他。知府大人来到县衙后堂，对郑板桥不出城迎接，心中十分不快。在酒宴上，知府越想越气。恰巧这时差役端上一盘河蟹，知府想：我何不让他以蟹为题，即席赋诗，如若作不出来，我再当众羞他一羞，也好出出我心中的闷气！于是他用筷子一指河蟹说：“此物横行江河，目中无人，久闻郑大人才气过人，何不以此物为题，吟诗一首，以助酒兴？”郑板桥已知其意，略一思忖，吟道：“八爪横行四野惊，双螯舞动威风凌，孰知腹内空无物，蘸取姜醋伴酒吟。”知府十分尴尬。哈哈，知府的横行霸道像如临眼前，真是佩服郑板桥的才华。

真爱？假爱？

鲁迅先生46岁时才生了个儿子，叫周海婴，鲁迅对他非常溺爱。有一天，郁达夫来看望鲁迅，二人兴致勃勃地聊着。突然鲁迅哈哈大笑，郁达夫问他笑什么,鲁迅说：“海婴在书房里捣蛋，我不让他玩，他说希望我早点死，我死了就没有人阻止他在书房里玩了。”郁达夫就说鲁迅太溺爱孩子了。于是鲁迅写了这首《答客诮》（诮，是责备的意思）：“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诗歌的前两句用反问句回答朋友，无情的人未必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我疼爱自己的孩子难道就不是大丈夫了吗？兴风狂啸者指大老虎，小於菟（wū　tú）指小老虎。虎乃兽中之王，以凶猛著称，但仍常常眷恋地回头看小老虎。鲁迅拿老虎作喻，含义深刻，既是对朋友的回答，也是对“无情未必真豪杰”哲理的阐明，还隐含着对孩子的希望。

点一点

借用“螃蟹”暗喻知府的华而不实，讽刺意味十足；借用“老虎”作答，一语双关。由此可见，或是直白表述，或是隐喻暗示，诗歌总归是作者某种心情的表达。

鲁迅的诗歌范文第3篇

11月9日,中共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赶到绍兴,参加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以下简称“鲁奖”)颁奖典礼。在这次所有获奖者中,本来在文坛声名不著的他却是大众知名度最高的人。

他的“蹿红”在一夜之间。

10月19日2l时,中国作家协会在其官网贴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告》,车延高以诗集《向往温暖》获奖。

很快,这位身为官员的诗人在自己博客上张贴的旧作《徐帆》迅速被网友们找到并相互转发:

“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一墙之隔/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短短几小时内,上千条微博转发了这首诗。网友陈维建根据车延高的名字谐音将之命名为“羊羔体”。

对车延高诗歌价值以及“鲁奖”公信力的争议就随着网络上越来越多的口水开始了。

“车延高只是副厅级,现在单‘将军诗人’就有三百多人”

车延高完全明白这一点,“个别网友认为这次获奖和我的身份有关,我觉得这是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某些权力交换现象憎恶的一种反映……我只是投到水里的一块石头,其实大家关注的是诗歌和社会风气的净化。”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块“石头”引发的质疑有二:一是不少网民认为官员忙于公务应无暇创作,作品较之专业创作者必然不足,无论如何不够“鲁奖”标准;二是如果该第一条成立,车延高水平不济仍获奖,必出自评委会对其官员身份的照顾,甚至或许会有“权名交易”。

对此,中国作协新闻发言人陈崎嵘回应表示,很多评委根本不知道车延高的身份,车延高之获奖在于其文本本身。

“其实现在官员群体里面写诗的人很多,如果没有一部(官员)诗集人选(‘鲁奖’)也难以反映现在诗歌创作的完整面貌。”第五届“鲁奖”办公室主任、中国作协创作部主任对本刊记者说。

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张同吾也佐证了这一说法。“官员写诗是如今的一个文化现象,要说因为是官员就予以照顾,我觉得很不可信。说实在的,车延高只是副厅级,现在单‘将军诗人’就有三百多人。”

介绍,官员通常很少写小说,写报告文学的则几乎没有,大部分选择诗歌创作。显然因为诗歌的形式特点更适宜工作比较忙碌的创作者。车延高对本刊记者说自己“能支配的固定时间只有每天早上五点十分到七点四十之间”,只能每天在此时集中创作。

如此情形之下的创作难免引起公众怀疑:真够得上获奖标准?

评选“难免有更多更复杂的考虑”

“《向往温暖》诗集里不少作品是不错的,比如《琴断口》,很有内涵,语言精致,也有灵气。”张同吾评价说,而被称为“羊羔体”的几首诗歌“显然过分口语化,没有诗意。但是读者不必以偏概全,要求一个创作者的所有作品都尽善尽美。”

陈崎嵘也表示,包括《徐帆》在内的那几首网上曝光的“羊羔体”并没有收录在《向往温暖》诗集中,不在“鲁奖”评委的评鉴视野内,以此来否定“鲁奖”并不合理。

“鲁奖”的评选标准是什么?

中国作协官网上共列出三条标准,分别就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社会影响力三方面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依据这些原则,中/短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七个门类的终选委员会要在各自入围的20部作品中选出五部获奖作品。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

告诉记者,在实际评选操作时,遵循上述的几条比较抽象的标准外,难免有更多更复杂的考虑。比如作品写农村题材的比较多,但不能全部由这个题材获奖,打工作家、少数民族作家要考虑,曾经获过“鲁奖”的作家还要不要再次入选;军事题材、主旋律作品也得有一两个……

如此平衡考量后选出的获奖者方是“各具代表性’。据诗歌终评组评委荣荣对本刊记者介绍,本届获得“鲁奖”的五部诗集“将方方面面的创作水准都考虑进去了”,获奖者中有一位部队诗人、两位女诗人,还有车延高这位从事诗歌创作大约四五年的“新人”。

部级奖项的公信力危机

“羊羔体”引起争议的一个心理前提是,许多公众还承认“鲁奖”是国家性的严肃的文学奖项,仍然期望它代表着一种标准。

但是在一部分人一这些人似乎越来越多一眼里,“鲁迅文学奖”既跟鲁迅无关,也已跟文学无关,还理它干吗?

“鲁奖’本身早已遭遇公信力危机。

“鲁奖’虽是全国大奖,在中国文学领域的地位仅次于评选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但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其社会影响力已日渐降低。本届“鲁奖”韩寒作品《他的国》因为“不符合参评标准”而被拒之门外,对此有网友评价:“如果不是韩寒,谁知道鲁迅文学奖已经办到第五届了?”

五届以来“鲁奖”共评出百余位获奖者,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大部分读者说不出几个获奖者的名字,反而是持续不断的“鲁奖风波”令人印象深刻:

第二届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西部的倾诉》在初评时就落选,终评又脱颖而出;第二、三、四届“鲁奖”均有评委获奖(第二届,铁凝是短篇小说评委主任,而其作品获得那届“鲁奖”的中篇小说奖。第三届,陈超是诗歌评委会评委,获得当年文学评论奖,第四届,雷达、李敬泽、何建明和洪治纲四位评委均获奖)……

以上事件当时即引起诸多批评和质疑。据介绍,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本届“鲁奖”评选改革了评选制度:初评委员会由七八个人增加至13个人,以增加每一部作品的阅读人数,避免漏选,增加网上投票和征询作协会员意见的环节,听取各方面意见,完善了评委提名漏选作品的程序,避免人情和作弊……

即便如此,本届“鲁奖”还是由于一位官员诗人引起了轩然大波。

车延高获奖诗集

《向往温暖》中的诗句

一瓣荷花

有时,我已穷极一生

只能采下一瓣荷花

而一夜湖风,用一支笛子

吹老了整个洪湖

琴断口

琴断口,你的流水有韵

述说一柄古琴摔出的佳话

听话听音,我知道今天一定比昨天重要

弯腰,我把时间扶起

去古琴台拨弦,听高山流水

近年“雷人诗”事件

梨花体

2006年8月,由河北女诗人赵丽华名字谐音而来的“梨花体”诗歌,被斥为“口水诗”,引发极大争议。其经典为《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地震诗

2008年6月6日,《齐鲁晚报》发表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兆山为汶川地震而作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在网络上引起强烈质疑。

全诗为:“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鲁迅的诗歌范文第4篇

关键词：彭燕郊；诗歌；散文化

中图分类号：1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1-013-02

作者：尹文偈，长沙南方职业学院旅游文化系讲师，文学硕士；湖南，长沙，410208

诗的美其实比一般所说的散文的美难的多。有人曾说过彭燕郊的诗不太经济，也就是说他的诗散文化特征明显。在他的诗歌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形式不太像散文诗的散文诗，即使是自由体诗，散文化也非常明显，如《小牛犊》、《春天――大地的诱惑》、《生生：多位一体》等。尤其是后期的诗，写得朴素、宁静、沉郁和大气，使他登上创作的孤峰，比早期更见雄浑、成熟和丰富多彩。从《画仙人掌》到《混沌初开》，从单纯的情、物描写到多向性的思维，是非常大跨度的跳跃，作品中蕴含声音、光和影；表现为文字、绘画和音乐的三位一体的结合。究其原因，是因为诗人是一个游走在中外文学之间的诗人，他的开发的心态使他吸取的养分来源多样，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找到鲁迅、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许多中外作家的影子。“彭燕郊诗歌的思考特质可以溯源到波德莱尔《恶之花》和鲁迅《里于草》的精神影响。”彭燕郊一生最崇敬的人是鲁迅，鲁迅是他的精神导师。彭燕郊一直认为《野草》是新诗以来最富有现代感、世界感的真正新诗。《野草》对于彭燕郊散文诗体的形成，无疑起着最直接最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也认为，在现代诗节日庆典般喧闹的进军中，散文诗最引人注目。因而，他的创作发扬了波德莱尔和鲁迅《野草》所开辟的文学传统，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诗人采用更加自由的散文诗体，将诗的明晰深刻与诗的生动丰满加以整合，从而使诗歌更加具有艺术的美。

早在“七月”派期，受鲁迅《野草》的影响，彭燕郊的诗歌创作已经有了一些散文化的倾向。如《杂木林》：

沿着半里长的起伏的山坡

杂木林拥挤着伸展出去

在那里，在不息地微语着的风里

树木们手臂，肩并肩地

以有规则和无规则的行列

迎接巡礼者的赞赏，呈现出

各自不同的独具的风姿

形成了遮蔽视野的绿色的雾帐……

《杂木林》更多的像一首散文诗。散文化自是有其一气呵成的流转之美的特性，也反映了诗人向往诗意和表达理想的殷殷之情。选首诗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世外桃源”似的理想世界：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浮躁，没有世间的芜杂和低俗；这里诗人可以敞开胸襟，自由呼吸清新的空气；这里诗人的灵魂在绿意的滋润和鸟儿送来的天籁中得到荡涤；这里诗人可以回访过去、畅想未来……当要离开这里诗人都得向它们作痛苦的告别。总之，这些树木让诗人倾心礼赞，因为，杂树林是他心灵的港湾，也是他寄寓希望的所在。

真正的散文诗是诗意的纯粹、深刻与散文的自然、无规则的高度统一，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八十年代以来，彭燕郊的诗体越来越随意，越来越自由，篇幅也越来越长，以至于形成了他颇具大气的成熟的散文诗体，如《混沌初开》、《无色透明的下午》、《生生：多位一体》、《德彪西语序》、《陈爱莲》等。在散文诗体中诗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可以更轻易地将复杂的思考演绎得完整、慎密和明显。如《混沌初开》，从混沌中可体会到人的心灵历程的某些坎坷验证的细节――

你，属于人类，你却不了解“人”，却不了解你自己。

你那颗受潮的心，人间烟火几时曾烤干它?

你曾经因害怕行为出格而古板拘谨，因为害怕失态而手忙脚乱。离不开的那个给你留下的小天地的种种不自在，那个叫人想起就难受的牢穴生圹般的地上乐园，仅可容身的挪不动手脚的方寸之地。那里，能容得下人的本真，人的真诚的伟大的疑问吗?

诗中，哲思般的对生命本体、对生命形态自身的感应、超越，既是诗人个体又是人类集体的生命形态，以反省历史、审视现状，联想未来，借文化原型、意象典故、暗示象征等，迸发出诗歌艺术美的本真来。

另且看《浮影》一诗的开头：

溪水太清澈了，清澈得近于无水，叫人想到消失了的烟云。映在太清澈的溪水里的我的影子也是清澈的，清澈得就像一张薄纸。薄而透明。我知道，溪水即使再清澈也能映出我的影子。因为它有它的厚度，有那种因为清澈而不容易看出来的厚度。然而它却没有映出我的厚度，我的影子因为太清澈了而失去了厚度，漂浮着。游鱼在我的影子里游来游去，失去生物所有的体验和预感，在感觉不到任何召唤的机械颤动中，我的影子随时都会破碎。

鲁迅的诗歌范文第5篇

刘立云的《烤蓝》、车延高的《向往温暖》、李琦的《李琦近作选》、傅天琳的《柠檬叶子》和雷平阳的《云南记》5部诗集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组部分评委在点评获奖作品时表示,这些作品较好地体现了当下中国诗坛的创作水准,整体水平有明显提升。

评委李松涛是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获得者,谈及此次评奖的过程和获奖作品的总体情况,他认为,就历届获奖诗歌作品的整体水平而言,本届质量很高。终评委见到的是初评委的工作成果,即从127部诗集中筛选出的20部诗集,这些入围作品能够脱颖而出,皆因各具特色。每个评委都得面对只有5部作品上榜的现实,也就是说难于割舍的不止一部两部。经过反复比较、推敲、分析、交流,斟酌再三,权衡再三,最后终评委们秉持从文本出发的原则,注重才思、才情与艺术造诣的考量。因此参与终评的40余天,对每个评委而言都是个“苦差事”。评委韩作荣也谈到,此次评奖之所以“难”,是因为本届鲁迅文学奖恰逢诗歌出版的“大年”,因此一大批好的作品都纳入了评奖范围。

韩作荣、吴思敬等评委详细点评了5部获奖作品的特色和亮点,以及获奖作者们的创作情况。军旅诗人刘立云的作品格调积极向上,水准很高,既有对部队生活通透的理解,也有对历史独具诗性意义的捕捉和探究。此次他的获奖作品《烤蓝》把人民军队这个整体和诗人个人的形象十分巧妙而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表达出对军队的热爱之情和身为一名军人的自豪。车延高的获奖诗集《向往温暖》包含着自己心灵的多侧面,充盈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感触。东北女诗人李琦的作品看似如同口语般平淡随意,但每首诗都别有意味,并包含着作者从总体上对诗歌的深入探究和准确把握,诗性意义浓重。在其获奖作品《李琦近作选》中,能够看出作者对诗歌已经有了一种很深刻的悟性,理解也十分到位。傅天琳的成长是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尽管现在已年逾花甲,但她的创作力依然十分旺盛,并在中途历经几年停笔后重新开始创作时呈现出一种喷发之势。她的诗歌真诚自然、表达到位,所写之物都是自己充满深挚感情的,也写出了女性的生命和体验。这些特点在她此次的获奖作品《柠檬叶子》中都有所体现。雷平阳的《云南记》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作后劲。他的诗性思维有其独特性,往往选择别人不常用的角度切入,作品扎实凝重,用诗歌的方式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本质意义。

关于此次评奖的亮点和特色,韩作荣谈到,本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诗歌作品既注重了题材和内容,与现实联系十分紧密,同时也非常注重作品的艺术品位。评奖结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下整个中国诗歌界的现状。此次的评奖标准更加严格,在制度上保证了获奖作品的质量和水准。如此次一部作品必须达到终评委员会8票即三分之二成员以上才能获奖。在评奖过程中传达出的认真、公正、严格等信息,将对诗歌创作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此次评奖对今后中国诗坛十分重要的意义之一。李松涛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此次评奖的结果不仅得益于改革后的制度保障,也得益于终评委的严肃认真。令吴思敬感触最深的是,此次评奖尤其体现了对长期以来执著写作的诗人们的肯定。尽管评选的是一部诗集,但评委们关注的不仅是诗集本身,而是以其为载体,综合考虑它的作者近年来在诗坛是否真正有影响力、是否对诗歌有新的追求。

李松涛同时表示,评奖工作永远难以尽善尽美,遗珠之憾总是有的,不尽人意总是有的。并不是所有优秀的诗人、出色的作品都获奖了,但获奖的肯定是优秀的诗人和出色的作品。让人欣慰的是在宏观层面上纵向观察,获奖的诗歌水平明显进步了、提升了。结果还要听凭读者与社会的品评。韩作荣也指出,此次的评奖结果并不意味着这5部获奖作品就是绝对的创作标准、所有人都必须按照他们的样子来写,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每个诗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写法。诗人们有责任继续扎扎实实地创作下去,并共同努力让诗坛更加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