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他们认为界定女性文学的出发点应在于创作者的性别，换言之，女性文学应当是由女性作家创作而成，并且创作内容以女性为中心、展现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和生命体验。本文主要采纳狭义角度的“女性文学”定义，聚焦于中越两国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题材作品。由于地理位置相互接近、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繁荣，越南文学对中国汉语文学有较多的借鉴，两国的古代女性文化有相通之处。但是生存环境的差异化以及女性思想意识方面的迥异，也造就了两国古代女性文学之间的分水岭。在此，本文从创作意识、情感基调、文体语言这三个层面，分别对中越两国的古代女性文化做一番粗略的比较性分析。

1、创作意识方面由于传统时期的女性往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被动的角色，并不如男性角色那般活跃。相对而言，家庭才是女性的中心“舞台”，因此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视角大部分源于家庭生活、男女情感等因素，主要致力于反映女性在爱情方面的喜怒哀乐。与男子投书报国、科举扬名等宏大志向不同，女子吟诗作文没有太大的功利性，仅仅是作为一种私下的喜好。因此，古代女性的创作视角通常都是抒发生活感触、排遣内心的情感，缺乏济世救民、为国捐躯等高远的政治抱负。

所以说，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视角具备一定的局限性，常常被归类为“闺阁文学”的狭小区域。中越古代女性文学在创作意识方面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备有与之相契合的发展形态。例如唐宋时期文化繁荣也促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例如李清照、鱼玄机等女性诗人在创作视角和形式方面的突破，为女性文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又例如越南早期佛学昌盛，这一因素促发了古代女性文学的发轫。越南女性文学的最早形式是佛学偈语，例如李朝的倚兰太后和妙因尼师被认为是越南最早的女作家。这些初期的诗文在艺术手法和内容上均较为简陋，随着时代的推移，女性文学才摆脱宗教的附庸地位，创作视角愈发走向多元。在这里，我们需要注重强调“女性意识”这个要素。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体价值的体现，体现出女性对男权世界的回应。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前期基本以“闺怨”意识为主，而到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中表现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等意识开始变得明显；越南首位最具女性主体意识的作家首推胡春香，她的笔触辛辣讽刺，常将矛头指向封建等级制度及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体现出妇女自主意识的高涨。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作为一种新兴批评流派，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要求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让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它打破了传统的陈旧的文学批评模式，为西方文学批评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充盈着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女性主体意识，在这种自然和女性的眼光下，传统的文化、文艺观、价值观以及批评尺度等受到质疑，文学作品将面临重新定位和评价。

二、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

(一)理论渊源与现实基础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思潮和女性思潮的组成部分，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之上的。其理论基础在于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理论的进步及女性主体意识是其发展的理论源泉。生态女性主义在继承传统的理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为文学批评及其他文化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者投身生态环保运动并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是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而现实基础。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尔森发表了作品《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毫无保留地揭示了农药的广泛使用引发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从而唤醒了美国广大民众的生态意识，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在文学界，作家们特别是女性作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将女性和自然作为主题写进文学作品中去，将“自然歧视”和“女性歧视”裸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引发读者深思。如朱晓光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渊源与流变》一文中提到，1978年，美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格雷芬的《妇女与自然:她内心的吼叫》一书出版;1979年，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学与科学革命》发表。这两部专著的发表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结晶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在借鉴生态批评与女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融合，其理论意义看似等于其实大于二者的结合。生态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而女性主义批评则是一种用女性意识关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伍尔夫在她的女权主义批评奠基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书中深刻指责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对女性身处的困境表示同情，她主张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高贵的尊严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于1949年发表了《第二性》，该书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在书中，波伏娃认为女性要从这种家族式的社会中摆脱出来，撕去“他者”的标签，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正是在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参照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和背景。它通过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途径，从女性与自然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文学与女性、自然的关系，将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作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

(三)将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选择性地进行文本批评，将有针对性的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其中包括女性和男性的自然写作和其他经典之作。如在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作品中，周红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分析指出，以宗教为代表的父权制对人性残酷的压抑不但造成了诸多如海斯特这类女性命运的悲剧，也扭曲了男性生命状态，而回归自然、人性，于母性中汲取力量，是摆脱异化、重获生命和谐的希望与路径。吴晓梅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揭示出苔丝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以及父权制社会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压迫。又如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和自然一样，都是受害者，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压迫和歧视。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反抗父权制观念才能解放妇女和自然，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男人与女人的和谐平等。

(四)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贯穿文学批评的始终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男性相比更贴近自然。在她们看来，男性中心主义和环境破坏行为共同构成对女性—自然联合体的威胁。女性与自然在本质上有惊人的相似性，女人孕育生命就像大自然创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样，正如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家斯普瑞特奈克所描述的那样，“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以劳伦斯的作品为例，在他的作品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密切，钟情于自然，亲近自然。小说《虹》中的女主角厄秀拉从小就喜欢大自然，“每当发现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她就非常开心。她的心好像也随着小溪奔跑着，歌唱着”。《恋爱中的女人》厄秀拉姐妹俩也喜欢畅游于大自然之中，享受着自然所给予她们的欢乐。在劳伦斯看来，自然和女性是同一的，女性是热爱自然，自然是女性的生命源泉，她们互相安慰，互相支持。自然与女性的关系在狄金森的诗歌中以及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完整地呈现。所以说，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两大主题，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聚焦点，贯穿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

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足之处

作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支新锐，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无疑给西方文学界带来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它推动学术界从生态和女性双重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重新审视经典和传统著作，从而再次定位人类文化观、价值观以及生态观。然而，这一文学理论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因而在指导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只是有针对性地选取部分具有解析力的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难以避免“以偏概全”的过错。生态女权主义者在选择文本进行批评的时候往往选择以女性为主角的自然写作或是以自然为背景的“反女性”文本，而忽略了两者的硬性结合只会导致这两个视角之间出现悖论的严重后果。再者，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在进行文本批评时有时比较感性，从主观意念出发，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根基。因此，对文本进行细读和深入研究是当下文学批评的必然要求，同时切忌对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文学批评“套帽子”，力图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不同文本甚至同一文本之间不同人物的生态观、价值观、文化观以及伦理观的差异，本着公平正义的心态批判性地进行文本分析。

四、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前景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独立成篇的学术文章或硕士生毕业论文为主，缺少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综论与阐述，因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或方法论为课题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将成为填补科研空白的巨大需求。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渡边澄子日本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批评

一.渡边澄子与《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

渡边澄子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者，大东文化大学名誉教授，并对野上弥生子等近代女性文学家进行研究，是日本著名的女性文学批评家。著有《野上弥生子研究》、《青踏的女性—尾竹红吉转》、女性作家评论系列的《与谢野晶子》等。渡边澄子所著的《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是通过对樋口一叶、清水紫琴、野上弥生子、平林泰子、佐多稻子、岸田俊子、与谢野晶子、宫本百合子八位日本当代著名女性文学家以及其主要作品的进行研究分析，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深入探究日本女性主义文学。这些勇敢的女性作家们不甘于受到不平等社会制度的束缚、生存的价值受到的否定，她们勇敢的追求自我的实现，通过笔端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激励女性们自我崛起、勇敢地与生活抗争，这是日本近代女性文学的重要意义。

二.渡边澄子对樋口一叶及其代表作品《自焚》的评价

在《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冲破黑暗》一书中，渡边澄子称樋口一叶为新的飞跃，一叶是明治时期著名的女性作家，在其短暂的生命中留下多不不朽的著作。一叶生活的时代，是深受男尊女卑思想控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男性甚至对女性使用尊敬的语言都会受到世人的嘲讽。一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进行创作的，其创作的作品皆是描写在那样的时代生活的女性的悲惨命运。渡边对一叶的评价极高，她认为一叶是一位已超越喜怒哀乐、拥有最高级别感情的女性作家。在评论一叶的小说时，她没有像一般的文学评论者一样，选择《十三夜》、《青梅竹马》、《闽江》这类被称为一叶的代表作品去评论，而是选择樋口一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小说《自焚》去仔细解读。创作《自焚》时，一叶已染病在身，该作品是一叶一边与病魔做斗争一边竭尽全力撰写的苦心之作。小说《自焚》讲述了美尾与町母女二人悲惨的婚姻生活，揭露了在黑暗的封建思想和金钱至上的观念的迫害下，妇女的悲惨遭遇以及悲剧的传承延续性。母亲美尾是一个非常美丽、向往过富足美好生活的女性，但丈夫与四郎平庸不上进，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对妻子呵护有加的，但实质上只把美尾当作美丽的私藏品看待，并没有把她看做是有诉求有平等地位的人来看待。美尾在多次劝说丈夫与四郎努力上进未果后，在自己母亲的蛊惑下决然地放弃家庭，离开丈夫女儿离家出走依附于权势利益。与四郎在美尾出走后，感到受到奇耻大辱，开始不择手段地敛财，长期的劳累致使身体严重受损，早早离世，对于女儿町他毫无关爱，草草将其嫁给大她十几岁的上门女婿金村恭助。女儿町在缺乏父母疼爱的环境中渐渐长大的，虽然集财富与美貌于一身，最终也难以在黑暗的社会制度下得到好的归宿。恭助并非真正爱慕町，只是利用町的钱财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对恭助而言，町仅仅是有利用价值的商品。最终，在听闻町“出轨”的传闻后，恭助丝毫没有向妻子求证，也没有伤心与难过，只是担心外界的议论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决然地将妻子赶出家门，以达到顺理成章地掩盖其用妻子的家产纳娶、赡养小妾并收养自己的私生子当义子的无耻目的。自小说《自焚》发表后，对其的评价都倾向于“淫乱”的母女物语之类的说法，该时代著名的文学评论《醒草》《文学界》《明治批评》等，都将评论的重点放在主人公町与书生千叶的通奸是否存在，并更倾向于存在的说法。并且，对母亲美尾“淫乱”的控诉也不断升级，甚至有母女淫乱是由血缘遗传造成的这类荒谬的说法。对于町“出轨”的原因，有评论认为町是出于对于家庭的渴望从而出轨于书生，与书生的关系是寻找家的替代品；还有町因不被世人理解，整日背负着自己继承了“淫乱之血”的骂名，又因得知丈夫与她人有私生子便决议报复丈夫与人私通等等的说法。对于町的出身，也有她并不是与四郎的亲生女儿，而是美尾与有地位的将军私通所生的私生女的说法。而渡边澄子则认为，这些定论太过于武断，樋口一叶之所以在小说中没有对这些问题清楚地写明，是用了其惯用的朦胧写法，只是让读者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符合一叶惯有的写作特征，也是小说魅力的所在。对于母亲美尾，在小说中人物形象是丰满的，渡边澄子对其做了客观的分析。她并不是天生浮躁、淫乱，在小说中明确写明，美尾与丈夫婚后四年一直是美满幸福的，丈夫的收入虽然低但是美尾觉得丈夫对自己是关爱的，此时的美尾对于丈夫、对于自己的贫困家庭并没有不满。其发生变化的是一次偶然的赏花事件，美尾与丈夫虽尽心打扮地去赏花，但看到贵族们华丽的衣着后自惭形秽，开始意识到自己贫困生活的苦楚，但她并没有马上嫌弃丈夫，而是首先劝说丈夫上进，希望靠两人的共同努力来改变生活的困境，但丈夫无动于衷，反而更不求上进，使得她灰心失望。此外，美尾的母亲是推动美尾变化的重要人物，在她们生活的时代强调“孝”过于“忠”，听从母亲的想法对于美尾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美尾的母亲是过着低等生活的可怜女性，小说中始终没有提到过美尾的父亲，因此美尾母亲的生活与际遇是可想而知的，美尾的母亲希望女婿可以赡养自己为自己提供奢华的老年生活，但对于女婿的不思进取苦劝无效后，她深知只有自己女儿的美貌才是使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她们过上奢华生活的资本，于是便把自己的想法灌输给女儿美尾。一面是日渐可爱的孩子，一面是要听从母亲的想法对其尽到孝道，美尾是左右为难的，书中对于此时的美尾的描述是“每天都过得不得安宁，沉溺于痛苦的眼泪之中”，从中可以看出美尾的出走是有一定的苦衷的，是在丈夫的不思进取、母亲的贪婪和自己虚荣心的驱动下走上了堕落的道路。樋口一叶对于女儿町的人物塑造同样是丰满的，町遗传了母亲的美貌，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丈夫是大她十几岁的政客，她是可以和丈夫谈论报纸上的时事的有一定见识的女性，看似过着无忧无虑的令人羡慕的少奶奶般的生活，实则并不幸福。家产虽是父亲留下的，她却因为是女子而无法真正的继承，家是由入赘的丈夫金村恭助掌控的。看到丈夫的社会地位日益高升，自己只禁锢在家庭中，与丈夫的差距日益悬殊，町日渐不安起来。她想与丈夫诉说自己的心结，但却不被丈夫重视，自己的烦恼是倾诉无门的。可以说，町意识到了这个时代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性，明白女性处于的低下被动的状态，她想改变却不知道怎样改变，想找人倾诉却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丈夫看似温柔，对町照顾有加，实则对町是不管不顾的，在他心中町不过是有利用价值的工具。在听闻丈夫有个十几岁的私生子后，町更是变得绝望，苦于无法找到解决的办法，最终得了心口疼的毛病，精神也似乎变得异常起来。对于町的“出轨”的说法，渡边澄子是不认同的。文中对于“出轨”的说法，源自书生千叶为町按胸口，因为町胸口疼的毛病只能是有力量的双手来按压才能得以缓解。忙碌的丈夫自然是不可能为町按压的，这个任务只能由同为男性的千叶完成。千叶之所以愿意帮助町，完全出于对于町的感激之情，町亲自为他添火炉，送他披风，种种恩情让书生感到温暖。而町对于书生的照顾，完全是由于其性情所致，她自小缺少父母长辈的关爱，身边没有可以亲近的人，便喜欢用打赏人的办法引起别人的关注。而这样的互助的行为慢慢便被曲解，从佣人口中流传出二人“出轨”的流言，恭助便以此为借口，将町和千叶无情地赶出家门。金村恭助如愿地霸占了町的家产并可以顺理成章地收养自己的私生子。町虽然有见识、有金钱、有美貌，但在黑暗的封建社会中同母亲一样不得善终，只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虽然知道身处于不平等的境地却不知道怎样改变也无力改变，最终被黑暗的制度所吞噬。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丈学创作呈现出了“百花竟艳”的多元化格局，女作家们以细腻的笔触对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进行描写，使文学时人关注的中心点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实现了片男性翁权的一种期及。随着女性文学的 发展 、繁荣，女性文学未来的走向应尽早过渡到两性对话阶段，这也许是女性文学创作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女性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格局及女性精神空间的探求与建构

较之于08年代，90年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复杂多变将女性推到了更为严峻、更具有挑战性的生存境地:一方面生存空间的拓展为女性的自由发展和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她们似乎已从种种禁锢和规范中走了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女性在向生活的丰富深邃处挺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更多的困惑，依然占中心地位的男权价值体系和市场化的现实物质关系则使女性的精神追求变得更为尴尬和暖昧川，使女性的精神空间变得相对比较狭隘。这从当代女性作家写作思潮的变迁中即可略见一斑，她们不仅经历了以残雪为代表的“梦魔写作”、以王安忆为代表的“生活超验写作，和以方方为代表的“超性别写作”，还经历了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躯体写作”、“房间写作”和以徐坤为代表的“话语写作”，更有以“新新人类”“宝贝”们性味十足的“身体播滚写作”等。由此，我们可以感觉到当代女性正在走向精神空间的探求和重构。

(一)“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市场 经济 大潮以其不可阻遏之势改变了和改变着现有的社会结构，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为人自身的又一次解放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条件，使人与生命能够重新以更单纯的形式成为社会时代的中心和文学的中心。女性作为这一变化的受益者之一，不但进一步发掘出了自身应有的价值，而且从女性自身的特点出发，把个体生命价值的发现、实施、受阻等诉诸笔端，以细腻的笔触对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进行描写及对女性所特有的种种复杂、微妙、细腻的心态进行深人勘察，使文学对人关注的中心点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把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更根本更普泛更深人的探问转向了一向被文学忽略了的女性，把世人的目光引向了神秘的女性世界。与此相适应，“个人性”和‘个人化写作”愈益频繁地成为文学杂志上的热门话题，不但批评家以此论述作品，许多女性作家也以此自我论述，陈染更将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干脆题名为《私人生活》。

这种“个人化”写作潮流，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把书写姐妹情谊和建立女性乌托邦联系起来，呈现出了强烈的女性主义观念，她们以写实主义的立场，以女性特有的方式把商品意识泛化的生存场和飞速变幻的城市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以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以及个人的“片断”式的感受来组织小说的结构，用女性的发散性思维打破了男性的单一线性逻辑，描述出了经由身体而感知的隐秘的女性生命体验，这种以“亲历者，的身份切人小说的‘新状态”、“新体验"j锐，不仅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话语的主导倾向和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表现了 现代 女性在与当下时代的紧密契合中，在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中寻找和确立自己的人生定位，探求着人生的价值，特别是女性的人生价值。

(二)“宝贝”文学现象解读。“宝贝”们的出现是90年代文坛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当代女性写作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给读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留下很多颇为耐人寻味的东西。一直以来，当代的女性写作总是在忙于解构:解构话语、解构主义、解构性别，等等，却始终没有在建构精神空间上做出有益的探索，一旦要和男性空间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常对话，许多储备就远远不够，这种储备包括正常的心态、自我精神的拓展、女性价值体系的确立、理论的成熟、集体意识的清醒，等等，因此当代女性的写作便从虚无的精神空间强烈反弹到了身体。这种对精神空间的探求和建构工作早在“宝贝”之前略早一些的女性作家就已开始实施了，只不过她们常以回忆过去的方式来进行。从最近评论界比较关注的林白的《玻璃虫》、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王安忆的《长恨歌》(甚至包括方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来看，都无一例外地用“回忆”的情结、 历史 纵向式的笔法来记录想象的声音。如果说这些“老前辈”女作家都只是靠对‘过去”的回忆过浩的话，那么到了叛逆的“宝贝”们以后便面临着这样一种既无“过去”可供回忆，也无当代精神可供推崇的尴尬局面，可又得活下去，于是只有在语言技巧上苦修，精神意识上自己“宝贝”自己了。“新新人类”的现代狂热再加上身处一个逐渐丧失精神空间，甚或没有精神空间的时代，于是她们只好以这种严重“自恋”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了。

(三)“趋性别写作”的意义。“超性别写作”一直也是女性作家创作的热门话题，女作家们忠于以人为本的信念，在创作中突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一方面自尊自爱，如斯抒在《作为另类》中以“关注人的普遍问题，表达人的共同感情，寻找人的可能出路”为已任，迟子建在《地地道道的女人》中以“树起母性特有的高贵气质”为追求，这些都显得大气、大度和大;另一面，她们不屑于当今某些“只关注女人职务与家务”、用放大镜“探讨雌性征象的俗姿庸品”，认为这样的“女性文学”不利于精神上的“环境保护”(舒婷《要有一面自己的镜子》)，她们认为“过分强调女性身份”，容易“陷人一种固定模式，’，而超性别视角反而是一种“理想主义写作”(翟永明《超越界说》)。正如王安忆早就说过，女作家倘若过于“陷于内部世界，拼命创造幻想”的话，那么，“创造出来的自我”，常常是“谬误”的(《女作家的自我》)。因此，王安忆在表现男女两性微妙的支配关系时，既揭示了夫妻在支配与反支配的角逐(《逐鹿中街》)，也表现了男女在欲望本能和社会权利关系之间的挣扎((岗上的世纪》)，这些作品揭示的不仅是社会关系，而且还有人的一些基本属性( 自然 属性)对人的命运的深刻制约力量。在《弟兄们》中她还描写了三位女性靠女性间的友谊、互助而摆脱男性中心社会的控制，却最终在本能的母性、妻性的“夹击”下终于溃败的过程，提出了“女性在当今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体系中究竟有多大精神生存空间”的人生命题。以上对女性文学创作的理性认识，极大地推动了作家和批评易叹寸文学与性别关系探索的自觉，使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四)“母亲神话”的推翻。08年代末90年代初，在铁凝发表长篇《玫瑰门》前后，曹七巧(张爱玲《金锁记》)式的恶母形象日见增多，这在残雪《山上的小屋》、池莉《你是一条河》、万方《在劫难逃》、方方《落日》里表现得较为突出。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善于思考的小说家如陈染、徐坤、徐小斌等，再度把对“母亲神话”的解构推前一步。她们大多把母亲形象置于权力结构里予以考察，结果发现母亲一旦同具有主宰性、贪婪性、虐待性的权力整合在一起时，母爱会顿然消失;母亲对女儿的监护，也就变成了窥探、压迫和摧残。徐坤在《女蜗》里刻画的母亲李玉儿，因身子被于家三代人使用过，生育史充满了苦难、辛酸和荒诞，于是当她由儿媳熬成婆婆后，便从“受虐”向“施虐”转化;徐小斌《天籁》里的母亲是个歌唱家，但当她遭遇 政治 灾难被流放到西北后，竟然一边培养女儿大唱民歌，一边却下毒手弄瞎女儿眼睛;她期盼盲女天籁般的歌声唱遍天下，自己也因此而得以扬名。这类母亲的母性，已剥离了爱，剥离了生命的真谛，陷落在魔性丫兽性之中。

以上这些作品切人了母性内里，暴露了女性文化合理结构的阴暗面，它们的先锋性和经验性对于解构男权中心文化、提升女性文化心理素质、剔除女性精神世界的劣根性和繁荣女性文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女性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隐忧

(一)“个人化”误区。本来从“个人化”视点对男性社会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主流叙事进行消解、颠覆，是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但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竟成为个别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取得惊世骇俗效果的代名词，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原有的积极意义，成为对女性的新的压抑。近来自称或被称为“新新人类”、“美女作家”的人，她们竟称“用身体来写作”。这些女性作品走的是一条媚俗的路线，这样的叛逆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当然，今天的女性作家并不全都是“个人化”思想的俘虏。譬如陈染，她的作品就常给读者非常复杂的感受，既是惋惜，她那样固执单尸的想象角度，以至不得不重复自己;也是期盼，她毕竟表现出了对于精神自由的敏感，对于庸俗的由衷的厌恶。林白的小说也以诗化和抒情化的笔调，通过一个认同感极强的女性叙述人之口，描绘出了孤立于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形象，造成了完美女性形象和男性中心社会处境之间的对比和悲剧性冲突，营造出了一种强烈的情绪化风格(《一个人的战争》)。只有凭借如此富有诗意的世界，我们才能在精神上有力地质疑各种流行的思潮，也才能真正继续对于自由的追求。

(二)“性”的盛宾及其负面效应。有为的作家，将主要的兴趣和精力用之于讴歌“人性”是令人尊敬的，但90年代以后有些女性作家却把主要的精力和兴趣放到了“性”上面，使本应有的“人性”倒少了“人”的意味。比如在08年代女性生存体验的一大深刻表述是残雪式的防被窥心理，而90年代的卫慧、棉棉们写作的典型方式却是暴露隐私，同样是写“被看”的女性，一个在惊恐地逃避看者的眼睛，一个则主动把自己置于看者的视野之中，用躯体化语言为当代文坛献上了一席别开生面的“性的盛宴”，虽个别地方用笔较为精致和典雅，但到底性快乐的感觉、性享受的体验更多一些。她们的性幻想与性自信画面，具有强烈的商品社会将“性”物化的特点，缺乏作者同画面的距离感，根本谈不上理性的思考。

文学表现“性”走向，既不同于医学的实验报告，又不同于社会学、心 理学 的社会调查与理论阐述，由于 艺术 化的躯体语言总会直接地作用于读者感官，而产生模糊的暗示效应，负面的诱发作用很容易产生，特别是这类创作所凸显的“自恋”倾向不利于女性自我精神空间的建构，很容易跌入男性“欲望化的“窥淫”陷阱。当然，我们也不排斥那些真正含有文化意味和生命意义的“性”写作和躯体写作，只是不应该象有些批评家那样将其称为女性文化的核心，女性文学成熟的标志。

三、女性文学创作的走向—从女性独白到两性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