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1.1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落后在国家实施免除农村中小学学生学杂费之前，有很多农村学生因交不起学杂费而失学、辍学，导致部分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接受科技能力不强，劳动素质低下，直接影响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还有不少农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落后，封建思想、迷信思想、小农经济思想严重，有不少陈规陋习和不良的生活习性，比如：、酗酒、不讲卫生、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

1.2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生产生活条件差，发展受制约。虽然近几年国家花了不少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农村幅员辽阔，历史欠帐太多，国家投资相对有限，农村的基础设施总的来说还比较薄弱，目前还有相当一部份农村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比如没有排灌设施、防洪设施、水土保护设施、田间道路设施等，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然气候条件，抗御干旱、洪涝、冰雹、大风等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脆弱；部份山区农村，至今还存在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畜饮水困难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农村的发展。

1.3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由于各种原因，农村的农业生产方式还不算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率不高，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普及程度较低，不少地方的农民至今仍然依靠传统的耕作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仍然以传统的锄头、镰刀、犁、耙、箩筐为主，较少使用农业机械化。还有部分农民至今没有掌握已经推广多年的常规农业生产技术，比如水稻稻瘟病的防治技术，水稻规范化栽培技术等。农村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农民增长受限制。

1.4农村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由于受传统产业结构惯性思维的影响等。现阶段农村的产业结构仍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所占比例较小。第一产业以农业种植业为主，林业、渔业等产业所占比例较小。农业又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所占比例较小。如果不对农村经济结构作出必要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资源的全面、合理开发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5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农民由于受小农经济思想影响等因素，对市场经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缺乏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价值观念，在生产安排上，一般都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生产，较少考虑市场的需求以及市场的变化，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农产品无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相对有限，且市场竞争力不强。另外，市场体系不健全，发育滞后，不能适应农产品流通的要求。目前，有不少地方农村乡镇只有零星、分散的初级农贸市场，农副产品流通仍然以提篮小卖、小推、小贩式的分散营销为主。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因素。

2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农村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理论上，流通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引起农村经济产值(GDP)的增加，拉动农村消费，带动农村社会就业，提高农户收入，加速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带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流通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通过引致生产和消费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从而带动农村的经济增长。流通业对农村经济产值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农村流通产业所实现的产值，农村流通越发达，实现产值越多，对农村经济的贡献越大;此外，流通业还可通过影响农村消费，拉动内需，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消费者而言，流通业的发展规模、流通环境、流通体系和流通业态都会影响农村消费，流通规模的增长会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弹性系数，流通环境的优劣对农户消费的支出成本和消费预期产生影响，完善的流通体系和新型的流通业态会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及消费热情产生影响。流通业对农村就业增长影响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自身的发展吸纳更多的人员就业。流通产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门槛较低，流通业规模的增长会带来农村整体就业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二是通过产业的关联效应促进其他产业就业。由流通业前后向关联效应所引致的农村产业结构的整合、调整和优化，导致生产的扩大，使得整个产业结构的就业吸纳功能得到增强。流通业发展除了通过提高农村就业率，增加农民的收入以外;还可通过流通业自身的功能提高农户收入，好的流通基础设施环境和健全的农村流通体系可以降低农副产品的流通成本，提高农副产品利润空间，提高农户收入，而且高效率的农村流通业将会使得农户买到更多价廉物美的消费品，提高农户的隐形收入。流通业通过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对农村经济产生影响，流通业是高关联性的基础行业，农村流通业的充分发展，为农户和商品生产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农副产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求信息，改变不同生产者的计划，使得农村各个产业做出调整，促进农村各产业之间的内部分工和相关产业的增长，刺激农村经济增长。城镇是农村和城市之间进行商品、农副产品、劳动力以及科技信息交换的主要中转站，随着农村流通业的发展，城镇的规模得到发展壮大，促使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从而带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最后，农村流通业的发展会加速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效应，会进一步加速农村道路建设、农产品加工企业及仓储运输等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促进农村社会的经济增长。上述是流通业对农村经济的六种影响，其中前两种影响可以直接用宏观经济变量或指标来描述，对农村经济有直接的影响，笔者称为直接影响。后四种影响属于流通业的间接影响，它们不以宏观经济变量的直接反映，但能通过流通业的前后向关联效应途径推动农村经济的增长，这里称为间接影响。因此，流通业对农村经济影响的机理模型可以表示为:GDP=F［Emp(LT)，Inc(LT)，Ind(LT)，Urb(LT)，Inv(LT)］，(1)其中，GDP、Emp、Inc、Ind、Urb和Inv分别表示农村经济总产值、农村就业、农户收入、农村产业结构、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LT表示农村流通业。上述经济变量和流通业构成的子函数分别代表流通业对农村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即流通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见图1。

二、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1.农村流通业指标本文所用的流通业包括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以及专门为商业服务的仓储、交通运输和邮政业。采用流通业从业人员总数(LT)作为农村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变量;采用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LTi)作为农村流通环境改善的变量。2.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农村经济总产值(GDP)用农业总产值和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表示，前者反映农林牧渔业的生产价值，后者包含了农村经济中的手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为了分析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其他产业就业的关联影响，本文用农村从业人员总数减去农村流通业就业人数表示农村其他产业就业(Emp);农户收入(Inc)用农村人均纯收入表示，按农村常住人口平均计算的人均收入;用乡镇企业增加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表示农村产业结构(Ind);城镇化(Urb)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表示;用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Inv)，包括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两部分，这主要是为了探讨我国农村流通业的发展是否促进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3.数据来源大部分数据来自我国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个别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对数据的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对有关数据进行调整。

三、流通业与农村经济变量的典型相关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计算两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有助于综合地描述两组变量之间的典型相关关系。为了挖掘农村流通业和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信息，作为对两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支撑，本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刻画这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将两组变量的原始数据标准化，然后利用SPSS11．5统计软件得出相应的分析结果，结果见表1和表2。表1是从上述两组变量中得到的典型变量的表达式和典型相关系数，其中U1和U2为流通业的第一、第二典型变量，它们对流通业变量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0．967和0．033;对农村经济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为0．785和0．154。V1和V2为农村经济变量的第一、第二典型变量，它们对农村经济变量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0．787和0．178;对流通业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为0．965和0．029。即两组变量中得出的典型变量对每组变量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几乎接近1，几乎包含了两组变量所有的信息，并反映两组变量间的所有相关成分。表2为典型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典型相关系数为0的假设。从表1可知，第一典型相关系数为0．999，第二典型相关系数为0．931，几乎接近于1，这表明两对典型变量的关系非常密切，充分揭示了农村流通业与农村经济之间有高度相关性。

四、流通业对农村经济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SVAR模型构建

为了动态考察流通业发展对农村经济影响的即期效应和滞后效应，根据式(1)，本文分别构建六个二元SVAR模型，每个模型含有的两个变量为流通业发展水平和一个农村经济变量(农村经济总产值、农户收入等)，其中采用流通业从业人员总数(LT)作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变量，基于SVAR模型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流通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关系，而不是决定变量的系数，所以本文认为采用流通业从业人数作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变量是合适的。

(二)实证结果

1．数据平稳性检验和模型的协整检验。在对VAR模型进行估计前，先对各个变量序列取自然对数，然后采用ADF和PP法对各变量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上，所有变量序列均是一阶差分平稳，即都是一阶单整I(1)(限于篇幅，检验结果略)。为了检验农村流通业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采用JJ的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法对流通业变量LT和其余各个经济变量进行基于向量自回归的协整检验(见表3)。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存在协整关系，这表明农村流通业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都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调整机制。

2．结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在得到最佳滞后期数的稳定VAR模型后，通过对每个模型增加一个短期约束条件，使得每个SVAR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应用信息极大似然方法(FIML)估计得到每个SVAR模型的所有结构参数，结果表明，每个结构参数在显著性水平1%下都是显著的(限于篇幅，结果略)，从而得到流通业对每个经济变量的结构脉冲图(见图2—图7)。因本文重点分析流通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所以本文没有给出相应的农村经济变量对流通业影响的结构脉冲图。在下面各个脉冲图中，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纵轴表示各个经济变量对流通业冲击后的反应，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为年份。从图2可以看出，农村流通业冲击在当期(第一年)就对农村经济总产值产生显著的正效应，这种正效应在第四年达到最大，从第五年开始逐步下降，一直到趋向于0，中间虽有小幅波动，但在大部分年份，影响效应都大于0。这表明流通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明显的，与理论上分析是一致的。

农村其他产业就业人数对流通业冲击的响应是逆向的，这表明我国农村流通业发展并没有促进农村其他产业的就业增长。事实上，这与许多文献通过采用流通业的某一个指标(例如商品批发、零售总产值或流通业从业人数等)和就业总量(包含流通业就业人数)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流通业发展促进就业增长”的结论并不矛盾。理论上，流通业促进就业增长的两条途径为自身吸纳和前后向效应的关联吸纳，前者是目前大部分文献采用的论证方法，本文实证针对的是第二种途径，从图3的农村其他产业就业响应曲线与0刻度线下面的距离越来越大来看，图3揭示了我国农村流通业只能通过自身的发展吸纳农村就业，通过关联效应促进其他产业的就业效果微乎其微，从另一角度也说明我国农村就业结构非常单一。我国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其他产业产生的影响效应，还可从图5得到印证，图5表明，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对流通业冲击的响应几乎为0，即产业结构的响应曲线在前9期几乎和0标准线重合。许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流通业的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但对我国农村而言，流通业的发展对我国农村产业结构没有起到优化和调整的作用。结合图3，也正因为流通业对农村产业结构没有起到关联性的影响作用，所以对其他产业的就业增长没有促进作用。对图3和图5的结论而言，笔者认为，与我国的城市相比，我国农村流通产业基础较为薄弱，流通业增加值小、流通组织结构层次低、流通经营方式单一、流通体系滞后、流通网店分布不合理以及流通信息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使得具有“先导性”和“高关联性”的流通产业没有对农村其他产业发挥出“导向性”和“关联性”功能。此外，农村经济落后也是导致流通业“关联性”在农村失效的另一个原因，事实上，流通业对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关联性”作用，还得依靠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正如许多文献中所得结论一样，流通业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效果与该地区的经济水平有正相关。

流通业的变动迅速引起农户收入的提高。并在第四年达到最大，然后迅速下降，并从第六年恢复平稳，并在0标准线上下波动，变化幅度并不大。这与理论上的分析是一致的。这也表明，农村流通业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就业率的快速增长和农村商品、农副产品的高效流通，从而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图6显示，流通业冲击在第一年就开始影响城镇化，在第四年影响程度最大，且保持较大正效应的时间很长。这表明流通业发展对促进城镇化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与许多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农村流通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存在不可分割的长期正向关系，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对我国十后提出的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等战略具有重大的意义。从图7可以看出，流通业的冲击从第二年开始就引起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有正向的反应，在第四、第五年达到最大，并且保持较长的正响应。由此可见，进入农村的流通业能引起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增加，拓宽了农村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渠道，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至此，农村流通业可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直接效应上，通过提升农村经济总产值以及自身发展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等方面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在间接效应上，通过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以及拉动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方式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对图2和图4、图6、图7进行比较，图2可以看作是农村经济对流通业综合影响的反应过程，这其中既有流通业的直接影响过程，也有流通业通过作用于农户收入、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等途径而影响农村经济的间接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农户收入、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对流通业冲击响应最大时滞期平均长度约为第四年，这个时滞长度与图2中农村经济总产值对流通业冲击响应的最大时滞期大约相同，这揭示了流通业作为高关联性的基础行业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时滞性，在中长期显著而持久。

五、结论和启示

农村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工业化新模式,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小城镇发展模式,认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道路;经济圈(带)模式,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区,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等。这些理论观点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咨询价值。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小城镇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费孝通教授的一项突出的学术贡献,是关于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费孝通教授经常深入基层,“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追踪中国城乡改革开放与建设的实践,总结与概括各地富有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他提出的新工业化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圈(带)发展模式概念及其论述,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对于广大实际工作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孝通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经常深入基层实地考察,从沿海到边区频繁进行长时间、大跨度的系统调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当我翻开费老当年亲笔签名送给我的一本本论著,内心充满了敬意与怀念。现特撰此文,希望理清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轮廓,作为对先生永久的纪念。

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发现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因素。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但也有人对农民办工业很不以为然,“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注1）这种僵化与保守的观念,没有阻挡得了农民办工业的潮流。他旗帜鲜明,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费孝通教授说过:“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做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注2）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通过对苏南等地的调查,发现社队工业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社会主义模式里还有“小鱼帮大鱼”的一面,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注3）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注4）

1981年,费孝通教授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注5）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费孝通教授以苏南发展乡镇工业为例,指出了我国农村工业化模式的意义。他说:“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注6）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受到了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为什么当年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对办工业这样积极?费孝通教授指出:“没有经费搞建设,他怎能不办工业!”“甚至连学校也要办工业。学校添置设备,修理校舍,都要校长筹集经费,校长又到哪儿去要呢?”（注7）在苏南地区,村与乡镇领导增加行政、教育与福利经费的热情很高,因而对于乡镇企业的基层行政推动力十分强大。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反映了苏南农村工业发展的实际与历史背景。苏南乡镇企业是由农民自己办起来的,当然也有它的不成熟性,例如,出现了分散化的现象。说“村村办厂,队队冒烟”,有些夸张,但相当多的乡镇企业没有集中到城镇确是实情,造成了产业升级困难、要素聚集规模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等问题。当年个体企业与联户企业的兴起,对农村的集体企业有冲击力,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抑制,费孝通教授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以前,乡镇集体企业兴起的时候,曾受到一些抑制,现在联户企业与个体企业起来了,乡镇集体企业可不能当了“婆婆”,忘了做“小媳妇”的时候。这一前一后的两次冲击,何其相似,里边一定有文章。因此与其去抑制,倒不如回过头来总结分析一下集体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注8）他的这些想法很有道理,为了解决“二国营”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和“二次创业”,成效显著。当年农村社区集体企业,如今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与私营企业,有些成为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企业。

费孝通教授主张发展农村特色工业。他认为,在基本上属于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发展社队工业,必须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去确定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稳定性。社队工业应当有原料和市场的主动权才能稳步发展。农村工业的原料与农副产品衔接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以地方特色拓宽国内与国际市场,这些无疑是社队工业选择发展方向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苏南地区相对集中地发展了一些有特色的乡镇工业,从而以这些特色工业生产基地为依托,形成了常熟招商城、吴江盛泽丝绸市场等一级批发市场。

费孝通教授把社会系统思想引入了乡镇企业研究。他指出,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它要从城市输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面,它又要输出产品,投入市场,在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看人才、信息等外来资源条件,关键的一环还在于企业内部,取决于乡镇企业这一社会系统的结构合理性,即有效的、灵活的、科学的管理。不论在实践中观察还是在理论上分析,都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系统总是开放性的,总是需要不断通过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交换来保持其稳定发展,从而使其高度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有目的和有效率地去影响周围的环境系统。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不可能对外界发生影响的,而只有通过信息的不断反馈与传递,才能逐步使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信息是农村社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苏南农村经济与上海市联系较多,与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的联系次之。这就是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对苏南地区乡镇工业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着中心的作用。

费孝通教授在新时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核心是“志在富民”。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江村调查时就提出了“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看法。1957年,他在《重访江村》一文中指出,这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因此,他建议恢复发展农村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20世纪80年代,他又指出:“中国要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使老百姓富起来。”（注9）他指出,富则安,安则稳。富民思想是费孝通经济发展理论的中轴,他在江苏和其它地区的调查从未离开这个中轴。

小城镇发展模式

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这是费孝通教授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曾说:“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廓。”（注10）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教授调查的村子是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的开弦弓村,他称之为“江村”。江村调查是他已有的基础。

“江村”如何改变比较落后的面貌?从内部来看,应是发展工业;从外部来看,应是发展小城镇。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有一股外来的力,在制约着村子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这股力发自村子外边的镇。”（注11）1982年初,费孝通教授四访江村。以后,他将研究视野由村转向镇,把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他指出:“当年,有些地区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而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注12）

1983年,他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离土不离乡”与“离乡不背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一阶段的主要形式,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离土又离乡”与“离乡又背井”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的主要形式,是加速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宋林飞,1998)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费孝通教授主张把它们和农民一起融合在小城镇里。

费孝通教授主张“做活人口这盘棋”,认为具体需要做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资源。关于小城镇的“人口蓄水库”作用,费孝通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社队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县办和镇办工业的发展也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农民到小城镇里来了。据调查,这五六年来,小城镇的实际聚居人口与户口在册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1/3。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镇人口数与实际情形差得很远。这些农民工到了镇上与镇上工人一样干活,甚至那些条件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最新成员。”（注13）1984年,我曾根据费老的要求,带领学生在无锡县进行县城、乡镇、村集三级小城镇调查,发现该县小城镇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的1/3。

关于向边区疏散人口的问题,费孝通教授指出,当前的边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外流,另一方面却是手艺人滚滚而来。应当欢迎这些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手艺人进来,设法使他们赚的钱留下来,投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得对他们采取开放政策,让他们落户。我很赞成他的这一观点。西部大开发应通过“东人西进”、“中人西移”与加速城市化进程,以人流、人气带动资金流、物流与资源开发,繁荣边区与强固边防。

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首先选择的是先进典型。吴江县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苏南,费孝通教授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吴江县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有可能是其它地区发展的明天;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注14）

费孝通教授相信:“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这个方法我至今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也已经看到它的不足。”（注15）他对这种方法的不足,曾作过以下阐述:“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雷德菲尔德(Redfild)教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决。”（注16）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研究中使用类型比较法时,努力克服这种方法的不足,而以敏锐与远大的眼光,从个别微观社区展望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

费孝通教授主张联系小城镇建设的实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镇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观察范围逐步扩大,比较方法的逐步深入和观点的逐步提高。我们对小城镇这个研究对象,从模糊的一般印象里分出了类别,又从它的发展路子中分出了模式,更从各模式本身的变动中观察到它们共同的发展方向。”（注17）他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拳拳报国之心。他说:“对于当前小城镇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大家在认识上比较一致的建议供决策机构参考,起到咨询作用。”（注18）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1983年,费孝通教授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注19）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把费孝通教授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即要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发展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促使他进入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

1984年,费孝通教授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指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苏、锡、常、通都位于长江下游,都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兴起而进入工业化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苏南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反而更有精力、更加努力地发展社队企业。（注20）他曾对苏南一位领导说:“你是做‘模式’的,我是写‘模式’的。”“苏南模式”最初的含义,是指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苏南经济增长快速,是我国率先发展的地区之一。对于苏南等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异军突起。同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因此,总结苏南发展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是必要的。

费孝通教授提出“苏南模式”在我国具有普遍意义。当时,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就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费孝通教授对苏南的调查总结了四条: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费孝通,1998)实际上,这就是“苏南模式”。实践证明,他的这一主张与苏南20世纪80年代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是一致的。

“温州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又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1986年,费孝通教授在温州调查时发现,“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已达22万,其中经商的约10万。这是构成‘温州模式’的骨干。”(费孝通,1992)温州农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在外地挣得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注21）“温州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比重大。费孝通教授用“个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了温州模式的特征,而区别于苏南模式的“社区所有制”。他认为:“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胚于传统模式的。”（注22）

“珠江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的工业扩散到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不仅两头在外,而且可以说是主体也部分在外,利润主要部分也是要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注23）

费孝通教授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他到淮阴、盐城、徐州等地区都做过调查,十分关心苏北的发展。1986年,他在苏北地区的一次调查就达20多天。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发展得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在淮阴总结了“耿车模式”,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在河南民权县庭院经济发展中发现两条“龙”:一是果农专业以农户为单位种葡萄,乡镇企业榨汁发酵,县里的国营酒厂最终制成果酒;另一条龙是纺织品抽纱,一根针,一根线,不用油,不用电,老人小孩都能干。初成品分散在千家万户,县工艺品厂集中收去修整、漂白、包装出口。这种利用千家万户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出院不出村就能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路子,他称之为“民权模式”。（注24）徐州的农民组成建筑队,到外地承包工程。大庆油田的厂房建筑,多年来几乎全是由苏北农村的建筑队承包的,依靠这种劳务输出挣回的钱,成了苏北农村工业化的启动资金。林县也有“10万大军出太行”。这种专业性劳务输出的富民路子,费孝通教授也把它看作是一种模式。福清县由侨胞投资兴办各种企业,甚至成为开发工业小区的发展方式。这些用现代设备和先进技术建立起来的企业,和国际市场密切相连,奠定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前途,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出了一条新路。费孝通教授称之为“侨乡模式”。

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注意防止简单化、样板化倾向的。他通过对苏南模式的再认识,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应是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费孝通教授以发展的观点,分别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初步认识进行过反思。1992年,他通过实地调查对苏南模式提出再认识,提出“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主张。并对珠江模式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发展的速度快,原有的模式变化较大,新的特点正在突出,以致过去的概念已有部分过了时。”费孝通教授还指出:“过去似乎太着重了各个模式的‘特色’,也就是它们的个性,而相对地轻视了各种模式之间交相作用、相互学习而趋同的一面。”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珠江模式”,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如果一成不变地看待这些“模式”,就会远离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是要防止简单化的倾向,但不应因此拒绝使用“模式”概念。“模式”也不是“样板”,并不要求其它地区简单地去模仿与照搬照抄。我认为,费孝通教授研究经济发展模式,是为了倡导人们关注与总结各地发展经济的实践,学习与推广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因而,是十分有益的。经济圈发展模式

1984年以后,费孝通教授走出江苏,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沿海各省,一路是走边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东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费孝通,1992)从研究方法而言,费孝通教授从两个方向推进:一是横向扩展,即从对江苏省本身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全国性的比较研究;二是纵深发展,即从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以至整个城乡关系的综合研究。

“区域发展”、“经济区域”概念的使用与实际分析,是费孝通教授小城镇研究的深化与延伸。费孝通教授指出,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些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

费孝通教授首先关注上海经济区与南京经济区的建设。他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将江苏分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经济区域,把长江以南的苏、锡、常三市和地处长江之北的南通市并提作为苏南区域,这是从它们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来说的,这四市可以列入上海经济区;在苏南、苏北之间划一个苏中区,把扬州市的沿江一部分和镇江、南京两市合成一块,甚至包括南通市的西部及北部在内,属于南京经济区。这种划分不同于近几年江苏经济发展规划中的提法,但对于打破行政区划理解经济区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联结南京、镇江、扬州3个城市的一片狭长的三角地区,被人们称为长江下游的银三角。费孝通教授也看好这一地区,认为南京对宁、镇、扬所组成的城市体系与上海对苏、锡、常、通组成的城市体系一样,应当对自己所处地区的乡镇工业产生较强的影响力,犹如两个相对独立的星系,各自产生辐射,照亮星点周围的太空。我曾陪同他考察过扬中,老人家对“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十分有兴趣。乡镇企业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惠。对此,他概括为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费孝通教授建议开发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他认为,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整体,从一系列改革中得到适当的重视与扶持,不仅自身能迅速强盛,而且具有强大的能量,可以拉动广大腹地的发展。费孝通教授对上海浦东开放寄予厚望,他指出:“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注25）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

近几年来,沪苏浙理论界与政府日益重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15年前费孝通教授的倡议无疑是其先声。费孝通教授认为,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一条路子。基于这一思路,他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的经济带的发展设想。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建议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这表明费孝通教授的经济区域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认为,围绕香港这个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已到广东的邻省。“1998年底我曾从广西的南宁,经玉林、梧州北上,从恭城入南岭山脉,穿过湖南、粤北回到广州。这个地区正处在上述工业扩散区的,看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化,使我感觉到这里正在形成一个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这个经济中心服务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地带,将发生独具一格的发展模式。”（注26）近年来,张德江同志推动的“泛珠三角”经济合作模式,无疑与费老的主张不谋而合。

费孝通教授曾提出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意见以及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问题。他主张,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应当包括河口与稍微靠里一点的潍坊、淄博。

世界有“南非问题”,中国有“东西问题”。费孝通教授主张“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他提出了关于西北黄土高原、西南溶岩地区扶贫开发的具体建议。这两套有关开发西部的设想,是费孝通教授在经济区研究方面的延伸。他认为,在农业传统悠久的中部地区,从农业到发展工业之间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可能就是发展庭院经济,为广大农民切实增加收入,早日脱贫致富,积累资金,自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加快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需要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我曾多次跟随费孝通教授在江苏吴江、无锡、扬中等地调查,受到许多教益。为庆贺费老九十大寿,我曾发表了《费孝通小城镇研究方法与理论》一文。此后,费老仍不辞辛劳,继续进行实地调查。弘扬他始终注重实地调查的“求学之道”、“志在富民”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注释：

注1、9、11：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127、128页。

注2、4、6、7、8、10、12、13、14、17、18、19、20、21、22、25、2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7、55、49、26、109～110、2、8、32、4、576、8、539、55、282、541～542、594、576页。

注3：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注5：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注15、16、23、24：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35、93～95、296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费孝通:《旧燕归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8.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续集》,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

农村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一）

适应农村特点，贴近农民生活，在活动形式上求新。

一是多种宣传方式交叉使用。我们采取了标语、横幅、墙报、电台现场直播，家庭法律咨询、村民代表、村干部座谈会、法律讲座等多种手段，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的广泛发动宣传，让农民眼里看得到、耳里听得到、脑里想得到。

二是实行“三个结合”，围绕一个“送”字，借助一个“谈”字，着力一个“引”字。针对农村村民居住分散，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各自为阵”、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送法入户”小组人员按照“便民、近民、利民”的方针登门到户宣讲，一个月下来，他们走遍了43个村、215个自然村，为近万户农民送去一本“乡土普法教材”（农民学法一百问），每深入一户农家，与农民朋友坐下来谈心交心，以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和掌握当前农民增收创效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过去、现在有无涉法问题，如何解决；对农村弱势群体，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援助；对目前法制建设和“四五”普法教育方面有何想法和建议。在一问一答中，引导农民学习了与农民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第一，涉及农民费用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第二，涉及正常生活的婚姻法、继承法、教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第三，涉及农民之间交流的民法通则、民诉法等。通过与农民朋友零距离的调查走访、交流，搭准了农村干部群众需求的脉搏，找到了普法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有效地解决了农村普法“空对空”、农民不想学、用不上、效果差的问题，使“四五”普法工作更具生命力。

随着活动的广泛深入，广大农民法律素质、民主与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我县农村涌现出爷孙同学、母子互教，夫妻竞学的喜人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主与法治建设，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活动本身。

1、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心贴近了。以往，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搞“法律政策封锁”，实行愚民政策，怕农民懂法，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如减负、税费）的政策法律，加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我县通过送法下乡活动，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法律政策亲手送到农民手中，又不收一分钱，还登门到户宣讲，使农村干部知法、懂法、依法办事，使农民消除了以往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无形中拉近了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距离。

2、深化了农村普法依法治理。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为深化农村依法治理奠定了基础。以前，各村均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议事只讲个“理”。自活动开展以来，农民对照法律读本进行修改、完善，现在村民议事先要看看是否合法。东屏镇搞卧龙水库开发，涉及征地拆迁农户300多户，该村农民通过学习《土地法》，能够按照法律程序，与镇政府办理了拆迁补偿公证协议，并根据《土地法》有关规定领取了征地拆迁补偿费，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未发生一起重大矛盾和纠纷。

3、提高了广大农民的依法维权意识。通过“送法入户”活动，使广大农民进一步增强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石湫镇明觉村村民张某与薛某因相邻权发生纠纷，张某将薛某一家三口打伤，要求张某赔偿，张某不同意，薛某准备召集家族人员几十人采取报复行动，向张某讨回公道。在“送法进农户”活动中，通过宣传教育，使薛某知法、懂法，并打消了这一念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一纠纷。

4、增强了基层干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村里遇到重大的事情，都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

5、有效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把法律交给农民，农民掌握了法律，将之变成生产力，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变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强大武器。“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共为全县近万户农民送去了法律读本，开展了10多场法制讲座，采用了以案释法方式向村民讲解了有关土地承包、婚姻家庭、财产权利等方面的法制案例，村民们深受启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提高。现在，农村中、打架斗殴等违法现象大幅度减少，遵纪守法“文明户、光荣户”在提升，涌现出各种经济类型的专业户、重点户等一大批新型农民。

（二）

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农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高，但也暴露出农村普法存在的难点：1、一些农民自身的思想惰性、事事求稳不求革新，宁愿吃亏只求平安的处世态度，2、一些基层执法者素质不高，执法违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现象突出，对农民理解法律精神和内容形成错误引导，使农民对法律功能和法律价值形成错误评价。从而导致农民法制观念淡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农村，农民发展经济更需要法律作保障，农民呼唤法律进农家。当前有必要把“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向我县各镇、村、各部门全面推行，趁热打铁，巩固前阶段取得的成效，整合全县司法、行政、执法等部门的力量，形成覆盖全县农村的普法活动网络，并结合我县农村工作、生活实际，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该项活动有序进行和顺利开展提高保障能力。

一、建立领导机制。“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是我县一项社会性系统过程，必须按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开展工作，做到领导到位、制定措施、精心组织、严格检查，依法积极推行。

农村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析我国农村人才现状、农村人才激励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激励理论为指导，同时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提出健康、和谐的农村人才激励机制的总体思路。农村人才资源的匮乏使得农村经济发展缓慢，迫切需要一批高素质人才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如何吸引外来人才、留住优秀人才对于农村的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农村建设；人才引进；激励机制

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就在人才资源，然而农村人才资源的短缺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瓶颈。而更为严重的是，农村缺少吸引优秀人才、留住优秀人才和发挥优秀人才作用的良性机制。如何吸引、留住优秀人才、激发人才资源的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作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强人才激励机制的建设是关键环节，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人才资源现状

1、农村自有劳动者整体素质偏低，外来人才少

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人才资源的支撑，这些人才一部分来自农村本土，即产生于农民，另一部分则要从外部引进，如大学生“村官”、科技特派员，农业专家和科研人员等。但从现有情况来看，农村本土的劳动力资源虽很丰富，但很多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农民都大量流向城市，这使得农村现存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还比较低，包括文化知识水平和文化知识的使用能力都非常低。要提高这一部分劳动力的素质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同时也必须有一批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来起带动作用，因此，建设新农村的当务之急是引进一批优秀的人才，以逐步带动农村人才整体素质的提高。虽然近年来出台了不少政策鼓励人才下乡支持农村发展，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很多优秀人才都不愿意选择农村，更不愿扎根农村，农村现有外来人才的存量还是相当少的。

2、农村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且仍在持续

农村的劳务输出被称为脱贫致富的新型产业，实践也证明劳务输出是南部山区贫困村农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因此很多农村特别是偏远和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力度还在逐年加大，稍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农民基本上都实现了劳务输出。全国政协委员邵国培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现在每次到农村去，都痛感农村空了，青壮年走了，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妇幼。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只有进城的单向流动，这种人才状况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长远来看，农村劳务输出将使城乡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农村人才的流失严重阻碍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对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吸引并留住人才，构建一支稳定而健全的人才队伍来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不容忽视的。

3、农村人才结构不合理

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自然条件等影响，农村所需的人才类型有一定范围限制。《农村。农业。农民》杂志执行总编认为，中国农村最需要的人才有四类：财富型人才、知识型人才、营销型人才、市场管理型人才。本文也赞同这一观点，但本文认为财富型的人才不仅要有丰厚的资本还要有投资的意愿，而知识型人才不仅仅包括具有农业技能的专业人才，还包括金融、保险、医疗以及法律等专业的人才。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激励措施都鼓励农业技术人才和农业经济管理人才下乡，特别是管理型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到2008年底，全国在任大学生村官总人数已达到13万人以上，而金融、保险、医疗及法律专业方面的人才却很少。这种不合理的人才结构是不利于农村经济和谐发展的。

农村外来人才少，优秀人才难以引进且流失严重，一些行业专业人才缺乏，究其原因还是激励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一方面由于没有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很多优秀人才不愿意到农村，更不愿意留在农村扎根；另一方面由于激励措施没有到位，使得有些人才根本没有激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导致人才对农村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能充分显现。因此，我们必须构建良好的人才激励机制，把农村人才的激励工作提到战略高度，吸引并留住更多优秀的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我国农村人才激励的具体措施

美国心理学家维克多。弗隆姆（VictorH.Vroom）的期望理论（expectancytheory）认为，人是有思想的、有理性的，人们的需要、目标、期望决定了激励的程度，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有需要，并且有着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时，积极性才会比较高，激励水平也比较高。因此，要让优秀人才“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就要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较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1、构建内容丰的精神激励

（1）给以情感上的温暖。一些优秀人才来到农村会有心理上的落差，首先得给他们情感上的温暖。一方面，他们来到农村之前，各级领导要给他们以鼓励，到了农村之后，各级领导也要经常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表示关怀，定期或不定期的找他们了解一些情况，包括所取得的成绩或者遇到的困难，特别是要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另一方面，要给他们一个温暖的生活环境，让他们觉得身边的每一位都是他们的亲人，自己就是农村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通过各方面的关爱来稳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觉得在农村工作是快乐的。

（2）强化责任感。较强的责任心是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因，强化责任感可以通过外部施加压力来实现，比如制度监管，但是这种从物质上、精神上多方面进行约束的方式，是一种强迫人们尽职尽责工作的手段，容易给人们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最后可能会使得其反。对于支持农村发展的这一相对特殊的人才群体，要他们能自我驱动强化自身责任感会更好。首先，要给他们充分的权力，有了负责任的权力，再给他们压担子，他们自然就不会抗拒了；其次，帮助他们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帮助他们规划好未来的人生蓝图，让他们明确自己的发展目标，这样就可能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

2、构建个性化的环境激励

（1）提供良好的工作平台。农村的工作环境和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初次来到农村的人才，可能会因为对农村的诸多问题不了解，对很多事情无从下手，或者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只好撒手不管。因此，对于来到农村工作的人才，首先必须有一个能充分发挥才能的舞台，特别是农业技能型人才和投资型人才。对于农业技能型人才，他们不仅要发挥自己的技能优势进行农业生产或科研，还要带动全部农民提高农业技能，这没有大量的具有规模的农业项目、实验基地以及农民们的广泛配合是难以实现的。而对于投资型的人才来说，大量的农业项目和政府的相关配套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2）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根据马斯洛（Abralana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人才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层次的需求。任何人都是需要得到尊重的，对于来到农村的人才，本身心理上可能就有一定的落差，就更需要被尊重。来到农村，主要工作对象和工作伙伴是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农民的问题，农民们虽然淳朴善良，但也不乏蛮横不讲理的群体，不能让优秀人才初来乍到就受挫。因此，良好的工作氛围尤其重要。首先，营造心情舒畅、和谐融洽、奋发向上的工作氛围是必要的，特别是要增强农民群体对引进的优秀人才的凝集力、感召力和这些人才对农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其次，要尊重人才的意见和行为方法，用他们自己认同的目标、理想、信念等精神因素激发他们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3）营造温馨的生活环境。思想轻松，工作才能愉快。农村的娱乐设施相对比较少，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也许只能独自在家里“自我放松”，这对于工作减压可能没有太大的帮助。对于在农村工作的人才特别是只身一人在农村工作的人才，家庭的温暖和组织的温暖是同等重要的，因此，经常组织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娱乐活动非常有必要。农村作为一个天然的大生态园是很多城市工作人员可望不可及的，那么来到农村的这些人才正好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的现有资源开展一些原生态的娱乐活动。

3、构建有竞争力的薪酬激励

（1）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农村难以引进并留住优秀的人才，除了农村没有好的发展前景之外，最为关键的原因还是很多农村的贫困让优秀人才望而却步。为了吸引大量的优秀人才到农村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薪酬水平的高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首先，对于初次就业来到农村的人才，其薪酬水平要和邻近城市工作人员的平均薪酬水平相当。其次，对于职称高的、经验丰富的人才，其薪酬水平应该比原来工作单位的薪酬更高，同时还要略高于同级别的城市工作人员。人才来到农村，在工作生活环境、发展前景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用物质来弥补也不愧为一种好的选择。

（2）确定适当的加薪因素。影响工作人员加薪的因素无外乎个人基本素质和资历、他人评价及行业标准、员工工作表现等三大类。要想在最大程度上激励优秀人才为农村发展作出贡献，必须确定适当的加薪因素。首先，工作年限即资历应该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农村吸引人才难，而留住人才则更难，随着在农村工作年限的增加，薪酬水平要体现出大幅度的提升，这样才可以吸引人才扎根农村为建设新农村服务。其次，广大农民的评价也可以作为是否加薪和加薪多少的重要依据，但对于来到农村工作的这些人才，一方面不能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以尽可能扩大加薪面和加大加薪幅度为原则，不一定非要评价为优秀才能加薪，只是不同等级的评价加薪的幅度应该不同；另一方面，对于无所作为的应该果断的予以辞退，不能因为人才的缺乏和难以引进就姑息。最后，工作成绩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工作积极性高、工作成绩突出的人才不仅要给予特别的奖励，还要大幅提升薪酬水平，以激励他们长期为农村经济发展而努力工作。

我们应该加强对农村如何引进和留住人才的研究，通过激发人才到农村工作的热情，激发他们在农村工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要使大量的人才流向农村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斯蒂芬。罗宾斯。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加里。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第10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岳永安：反哺农村，当从人才开始[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