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如今，高校内自媒体发展如火如荼，学校不仅会有官方微信号，一些学生组织同样也有自己的微信号用来推送消息。与企业的微信公众号有所不同，大学城咨询平台以及我们的公众号都有明确的对象，即大学城的师生，我们会针对广大师生推送他们最需要的信息。校园网络信息平台既然明确了对象，那就可以进行广泛的线下活动，组织企业家校园行和学生企业行活动。这样零距离的线下接触可以使平台更好的被企业和学生接受。线下活动与线上的信息推送双管齐下，推动大学城资讯平台在各高校间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2建设实施

2.1明确服务对象随着网络科技和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及普及，据调查移动互联网查询已经成为获取校园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而网络逐渐成为一种移动互联网信息传播媒介和交互的便捷端口，给各大高校大学生的专业学习、校园生活和社交实践等均带来深刻的影响。大学城校园资讯平台就是在互联网信息传播发展普及的技术上建立的，服务的不仅仅是广大在校学生，让莘莘学子获得各自所需的校园一手信息丰富自己的校园生活，同时，资讯平台也为高校各大学生组织和服务机构搭建了信息传递的稳定桥梁，帮助组织和机构及时宣传校园活动，并运用平台的留言评论系统为活动效果反馈提供渠道。使两者间有效互动，满足各自需求。

2.2建设便捷的信息平台信息平台的建设是在高效便捷的互联网和多种多样的新媒体盛行的现状下顺势而生的，通过制作专门资讯平台的网站论坛，微信公众订阅号等方式，建设信息平台的媒体实体，及时更新放送资讯。为了使校园信息平台更加人性化、为学生群里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系统增加了微信公众号订阅功能。每个手机用户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无论是电脑和手机只要关注我们的网站和订阅号，就可以接受推送选择信息。校园信息平台是连接用户与数字化校园的接口，既可以为用户提供权限范围内的功能服务与个性化需求。同时校园信息平台也实现了移动客户端与校园信息的联通。

2.3稳定信息渠道丰富信息资源开放灵活的校园服务平台是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其难点是校园信息数据的描述、组织和共享。通过前期的大量的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我们已经大致了解到学生群体的需求，我们将重点提供有关社团活动，各校晚会，学校庆典，校园招聘会，名师讲座，志愿者招募等各类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不断与时俱进，对信息资源进行丰富和补充。至于信息的来源部分，建立稳定的渠道来源是十分必要的。在探讨面向对象空间数据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对象校园信息的组织方法、过程，以及服务平台设计方法，重点研究了基于对象的校园信息组织管理模式与校园信息平台设计框架，实现了集"人员"、"资产设备"、"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管理一体化的校园信息服务平台信息。平台是以设立专员每月初与各大学校组织或其他教育机构联系的方式，提前掌握活动动态，保证信息的准确有效。

2.4加大宣传力度首先，为加大资讯平台在学生中的影响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开设校园宣讲会，在校内开设摊位，现场教各位同学如何关注资讯平台及服务理念。除此之外，通过各校的学生组织辅助宣传，在学校组织的网络主页大学城资讯平台的相关消息，吸引大家的注意，以及与大学城周边的教育机构合作，帮助刊登活动，不断加大使用人数推而广之。

2.5注重时效与创新信息的价值在于时效性，平台的及时更新与维护是至关重要的。当周的所有活动都会尽早展现在信息平台的网站中，呈现精彩预告。当月的活动都会在年历表中一目了然，所以，无论是当下，过去与将来都可以一手掌握。也可按照所在的学校，点击校名便可了解该校活动的最新动态。目前国内高校的门户网站与受众进行的互动较为有限，传播效率也因此受到限制，而信息平台的建设和设计就可以与使用者和受众进行更多的互动，网站本身也提供了关键字检索、讨论区设置等多样的互动功能，另外信息资讯平台还可以依据使用者个人条件的设定，为受众提供量身订制的个人化新闻。同时，信息平台的另一特色就是与关注者的互动，点赞、点评、上传活动照片等功能一应俱全。还能根据活动的人气值显示活动排行榜，加强信息平台的活跃氛围，促进各校间的友好竞争。

3结论

如同腾讯微信的标语一般——微信，是一个生活方式，随着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的通信系统更新换代，各种新媒体和社会文化媒体不仅仅只是信息的载体在运作，它更是一种生活选择、生活方式推动着人们的前进。随着社会文化媒体的更新换代同社会化媒体传播方式的进步，个人再也不只作为各企业组织的信息接受者，其自身也能借由公共的信息平台成为信息的者。从原先的个人网站、微博、论坛到现今大热的APP软件和微信公众平台等形式，仅仅是一般的用户便能各种资讯、信息甚至是营销获利，其庞大的用户基础、跨平台无障碍的沟通可行性、零资费的平台利用可能性更是大大加快了社会化媒体营销的发展。资讯传播和社交媒体营销往往具有针对性，有明确的受众对象，尤其是借由地理位置来划分信息的接受者，这一方式越发被个人用户所接受。就如同一个社区一般，有了区域的限制，一个软件或是平台的资讯便能更快地传播，更快地收到反馈。如果当这一社区内的所有对象需求偏好相同时，其可行性会大幅上升，更便于自身信息的传播及营销。我们在此处称为专属的粉丝群，作为运用在大学城中的信息的APP，我们的受众群体一开始便很明确——松江大学城内的各校学生。有清楚的区域针对性也有固定的粉丝群，这样便能区分于其他软件平台的受众人群。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个人信息用户的新群体来说，更有利于操作和推广。

普通用户对于平台利用的可能和区域信息资源的需求使得大学生自身在大学城内创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变为可能。作为微信公众号这样一个平台，虽然他简化了信息收集和的技术层面问题，但对于大学生这类个体用户还缺乏了相对技术的掌握——平台功能的单一。只是一味的推送，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原本个体用户平台本身的限制，但是负责此类技术的专员仍很重要，他不同于信息推送的情报处理人员，需要开发新的功能来增加此类APP或信息平台的使用的灵活性及便利。在有了确实的需求（已假设受众群体对信息有需求的情况下）和交流平台的功能完成后，信息的选择和提供便是重点着眼的对象。互联网平台利用的简易化使得同类资讯泛滥，大量的广告充斥其中，相似的信息平台数不胜数。例如不能将一个区域内的衣食住行学的信息一股脑地，多样化在信息泛滥的现今已不再具有显著的优势，对于学生组织创建资讯平台而言更需要针对性和个性化来与其他互联网媒体进行区分。如何在其中脱颖而出便是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信息资讯的时效性、真实性、稀缺性、实用性等等都影响着用户对平台的选择。此处便牵涉到了获取信息渠道的来源、处理情报的方式以及最后成文的形式及可看性，需要在每个环节都需要派遣专员负责接轨：资讯收集者和各个文章的编辑人员都决定了成败。这是最为繁琐、沉闷的环节但是紧紧维系着粉丝群的数量。其中还会牵涉到与实际执行规模挂钩的人员招收派遣和工资问题，对于大学生这一新兴全体也着实是个扰人的困难。

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传播学的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教学及其研究领域

马克思·韦伯把理性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信仰理性、方向和目的理性，工具理性则是科技理性、手段理性。根据维基百科辞典的定义，传播是人对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的符号进行共享，传播学则是研究传播过程的一个学术领域(academicfield)。人类的传播活动如此地纷繁复杂，所以“作为一门学科(discipline)，传播学通常研究各种社会背景下受众如何诠释那些重要的，与政治、文化、经济等层面有关的话语与语言(speechandlanguage)”①。此定义说明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文化“天然融合”的价值理性。此外，传播学的起源也昭示了传播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学不可分割的特质。美国最初的传播学者就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美国政治家在日常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竞选中，如何利用传播媒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树立正面形象以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开始了传播学的研究，并由此“派生”出现代美国大学传播学教学的两条“主线”:一是从宏观层面“吸纳”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元素、向学生传授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传播活动的理论价值观;二是从社会组织或群体交流等微观层面传授传播活动的技能，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辩论、修辞等工具理性，以培育未来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的人才。

以上的传播学学科特性决定了它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以美国大学各传播系的专业领域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传播学教育的“价值理性”集中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和传播与社会或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其“工具理性”的教学除了传统的广电制作等媒介传播外，主要聚焦于信息科技、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修辞学等(见表1)。

二、传播学教学的第一条主线:以政治学等理论为主的价值理性教育

在现代社会中，传播的触角深入到公共权力、公民权利、资源分配、公共决策等方面，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联系尤为密切。为此，现代大学除了传授知识、培育学生追求真理的精神外，还增加了公民意识的培养，即教导学生辨别各种社会价值观、增强其思维力、批判力以及参与的能力。传播学教育则是实行此种教育理想的主渠道。翻开美国大学各传播系的课程表，我们可以看到，各类课程“兵分两路”，一类是担负着传播真理、探索知识、提高政治判断力的课程，另一类是培育学生政治参与能力和实践技能的课程。如华盛顿大学传播系因其区域特色而设置了最完整的政治传播类课程②，它首先是偏重于培育学生的批判意识，如“传播素养”课明确指出，要将学生培育成具有深度思想和参与能力的公民，以批判的态度看待传播对社会产生的核心作用，使其在思考社会环境和社会机构的基础上，考察大众媒介伦理，并通过传播和政治参与进行意义创造和交换行为;第二是系统地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如“美国大众传播政治学”、“民主对话”、“议会程序与公共会议”、“美国新闻与政治学”、“政治协商”、“媒介体制比较”等课有时是与政治系的课程联合开设，专门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如何规划传播战略，以影响受众的参与及受众对政治的看法。课堂讨论的课题包括社会结构、政治参与、政治宣传和劝导、政治势力对公共舆论的利用等;第三类课程是教授传播与社会关系的课程，如“媒介、社会与政治认同”、“传播与社会分歧”。其中“大众传播效果”课既教授社会学理论，又引导学生做实证性研究和引导学生运用相关社会学理论讨论社会偏见、暴力与性描述及劝导性信息对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同类的课程如“传播与环境”、“大众媒介与公共舆论”、“媒介与和平”、“传播、冲突与合作”、“传播的文化编码”、“种族、性别、性与传播”、“美国历史上的公共话语”、“现代美国公共话语”③等;第四类课程是培育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如“传播与社会变革”课考察人类将传播作为解决政治、社会及经济发展问题的工具时所涉及到的相关理论和应用，并对当地社区运用传统的或新的传播工具所取得的实际性社会进步进行个案研究;而“社区参与”课程则要求学生通过直接参与地方、全国或全球的，去理解和掌握如何运用传播进行社区文化传承活动，使学生认识到传播学在社会改革方面的巨大潜力…这些课程为学生呈现了传播学全方位的价值追求，及其与社会整体的理论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政府提倡的“政治家办报”在这里成了“政治家办传播”，透视出教育者要培育具有政治智慧传播者的教育理想。

当然，并非仅仅是华盛顿大学开设了如此繁杂的政治传播类课程，其他大学均开有“相当”分量的此类课程，如斯坦福大学的“民主对话”、“公共参与与公共政策”、“政治心理学”、“政治运动、投票、媒体与竞选”等④;康奈尔大学设有讨论传播与社会关系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性、性别与传播”、“媒介影响与说服”、“公共舆论与社会过程”、“群体传播与决策制定”⑤等等。这些课程将人类各种传播活动的最终意义归结到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平台”上来考究，为学生了解传播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各种机构对传播权力的争夺提供了思想泉源。

三、传播学教学的第二条主线:以多学科理论为背景的传播技能培训课

传播的社会实用性决定了其教育的第二个核心，即培育学生未来从事具体传播工作的动手能力，其所针对的是学生毕业后的实际工作内容。我国的传播学教育仅仅在新闻学课程的基础上增加了“传播学概论”课，此外主要按传播的类别设置了如“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网络传播”或“传播管理”等课程。具体的传播技能培训仅仅包括传统的新闻采、写、编和广播电视新闻的制作课，与新闻学专业的课程相差无几。而在美国的大学，针对不同传播对象或不同社会机构所需要的传播战略、传播手段及其传播流程所设置的传播技能培训课则“应有尽有”。这些课程回答了我们如何运用传播解决各种社会冲突，改善人际关系，提高企业和国家机构形象，如何面对小群体，大型集会或高层人物发表演讲，如何鼓动公众参与，如何写作劝导式的文章等问题。整体而言，此类课程分为四类(见表2)。

传媒教育李异平:论传播学教育的两条主线

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舞蹈传播学的理论定性和学科特色

对“舞蹈传播”进行研究，首先要对这一学术概念进行清晰明确的学术定位。所谓舞蹈传播，就是以舞蹈作为文化媒介和传播内容在不同社会系统中的传递与流动，是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实现舞蹈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全部过程。舞蹈传播研究是围绕着舞蹈历史背景与现实空间开展的新的科学思维活动，它的研究范围起于舞蹈的传播现实，展开于舞蹈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目标受众，关涉到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技术背景，并最终指向传播的特征、特质以及相关规律。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叉学科，舞蹈传播学既属于舞蹈学的研究领域，也属于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它是一个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中皆有渗透、优势整合的研究领域。舞蹈传播学以人类历史文化生活中的舞蹈传播行为、传播途径、传播主体与对象、传播的规律与模式以及形成的舞蹈传播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不同传播环节来考察传播运行系统，它极大地借鉴和吸收了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与一般传播学比较而言，舞蹈传播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以“舞蹈的传播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其“外延广泛、内涵丰富”的跨学科性质，舞蹈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必然也是多元化的。譬如，从舞蹈史学的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不同舞种流波、演变的历史及其背景因素；从舞蹈心理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传播主体与受众群体的心理现象、人格特征、审美喜好以及他们对舞蹈传播活动的影响；从舞蹈身体语言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舞蹈传播对于身体美学的影响或是舞蹈身体语言的发展脉络；从舞蹈社会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舞蹈在不同社会的传播条件、途径、内容的选择或是阐释在市场的催化下，舞蹈如何成为文化产业中的商品及其生产、销售、消费的整体过程和社会影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同的研究角度在舞蹈传播学的公共视阈下都能建构其具有自身研究特点的理论模式，避免了模式套用而陷入空泛的理论之中，也在切实而具体的研究中充实了舞蹈传播学自身的理论架构和概念体系。舞蹈传播学的研究必须基于舞蹈传播活动的丰富实践中。人类舞蹈传播活动由古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这样的文化现象当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传播关系而实现的。将这种悠久的传播现象和丰富的传播经验总结成具有规律性、概括性、真理性的“学理”———舞蹈传播学，是当代舞蹈研究者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可以说，舞蹈传播学是舞蹈学科在时代需求下的一次扩容与发展，这样的整合与延伸将激发舞蹈学研究的内在活力。舞蹈传播学将是一项有现实意义和广泛学术前景的学科，它在吸收、借鉴传播学理论基础、观念基础、知识基础的同时构建舞蹈学自身的理论模式，紧密地与传播实践相联系，并将引导舞蹈传播的实践活动进入良性循环中。

二、舞蹈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

与传统舞蹈学比较而言，舞蹈传播学不再仅仅聚焦“舞蹈本体”的研究，而是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以人类历史文化生活中的舞蹈传播行为、传播途径、传播主体与对象、传播的规律与模式以及形成的舞蹈传播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传播主体、受众群体、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不同传播环节来考察传播运行系统。它既包括对历史和当下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舞蹈传播现象进行考察，还需总结和梳理舞蹈传播实践中的运行规律和基本特征，以及学者们对于传播现象和规律之本质的思考。同时，舞蹈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组成部分，其语言符号所指涉的文化内容、文化价值观，不同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舞蹈传播活动的影响，受众的消费层次、消费需求与经济水平，舞蹈跨文化传播对于国家文化形象的影响，对舞蹈传播信息反馈的分析以及构建有效的传播平台，组织等都是舞蹈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论域。舞蹈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表明了在传播舞蹈的同时也希望更加理性地认识和把握舞蹈传播，而要在舞蹈传播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舞蹈传播学，则需要我们必须对“传播舞蹈”和“舞蹈传播”有一个基本的界定和把握。所谓“传播舞蹈”，是将信息化、符码化的舞蹈文化与外界进行交流和共享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的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通过一定的实践手段将舞蹈文化扩散与推广出去，并使舞蹈文化在社会文化系统中活跃、流动起来，属于学科的实践范畴。所谓“舞蹈传播”，则是对“传播舞蹈”这一实践行为的理论考察和学术研究，它着重考察在社会文化系统的运行中，“传播舞蹈”的实践者、参与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等各个传播环节的相互联系，并透析传播运转体系的本质和规律，它属于学科的理论范畴。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舞蹈传播学，则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文化体系中舞蹈传播现象的学科。可以说，舞蹈传播学既对舞蹈研究提供了传播学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视角，也为一般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舞蹈传播现象的例证和线索。它将具体的舞蹈事项放置于社会信息流通的大系统之中，在宏观的视野下对舞蹈传播进行微观式的考察，它将考察研究深入构成宏观整体的各个分支环节中，并分析不同传播环节的相互联系及其对整体运动的制约。这种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手段拓展了我们对舞蹈传播活动的整体认识和把握，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舞蹈传播活动的本质与规律。这种结合是推进舞蹈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与未来趋势，要对舞蹈文化及其传播现象进行准确而深入的把握，仅靠传统舞蹈学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舞蹈传播同样受到一般信息传播规律的制约，因而，传播学对一般信息传播过程的研究与方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对“舞蹈传播”活动的研究。

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传播主体媒介传播内容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传播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着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着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着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着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着述。这些着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着述,但这些着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着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23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23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着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着《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着、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着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着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着、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