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论文范文第1篇

二语习得领域长期占据主导的两大心理学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认知心理学（Cogni-tivism）。这两种理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习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学习过程的影响。随着研究者逐步认识到学习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学习者的母语社会文化及语言背景，20世纪90年代在前苏联发展心理学家LevS.Vygotsky的心智发展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y），不仅对当代心理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与外语教学也产生了巨大的指导意义（Lantolf，2000b；Arnold,2004）。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外语课堂中的语言与文化教学。

二、社会文化理论

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LevS.Vygotsky及其同事于1920至1930年间共同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其核心观点为社会文化、历史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首要因素，认为发展或学习是先发生于社会而后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为中介的活动逐步内化于个人的过程。中介（media-tion）、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活动论（activitytheory）、调节(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社会文化论的重要概念。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且独特的概念是人脑的高级认知活动（如记忆、注意和理性思维等）受到中介的调节，人们通过各种中介来联系世界；中介包括物理工具，如桌椅和电脑等，和符号工具，如音乐、艺术和最重要的语言（Lantolf,2000,p.80）。根据Vygotsky，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语言系统本身，比如语法和词汇等，而应该研究人类借助语言的调节机制所进行的社会人际交流。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活动紧密相关，人们通过参与外部的社会文化活动，将外界的社会言语（socialspeech）通过语言这一中介内化为个体内部的心理机能（Vygotsky，1978）。

通过协同对话——中介，儿童或初学者能被诱导着培养成一种共享的意识，直至最后吸收新的知识和技能于他们自己个体意识中，因此成功地完成从协同的个体间的活动向个人内在的自主活动转变。这种协同对话过程就是支架(scaffol-ding)。Vygotsky关于学习和发展之间关系的最广为人知的最充分的阐述就是他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他（1978，p.85）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最近发展区内，需要大量的指导性参与活动，教学应走在发展的前面并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潜能。

三、社会文化理论指导的语言与文化教学方法

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外语教学不仅关注在相关情境中合理、灵活使用语言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发展学习者分析、评判、识别课堂内外的不同行为方式。接下来我们主要分析外语课堂中常见的几种教学方法，这些方法的总体目标相似，但在课堂中创设的各种教学情境有些不一样。有些多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者的生活环境是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的基础；还有些以学习者和知识为中心，其设计的学习环境不仅要帮助学习者理解课堂内外的生活环境，也要开阔他们的交流视野并融入其他的环境中去。

（一）提问法（problem-posingapproach）

这是一种通常用于移民成人以社区为基础的语言学习（adultimmi-grantcommunity-basedlanguagepro-grammes）。这种方法始于学习者的经验，尤其是他们在教室外的社区内面临的问题或复杂事件等。该方法的目标是帮助认清学习者生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提高学习者认识这之间的联系，帮助学习者通过他们认为有益的方式获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识。提问法的三个基本成分是：听（listening），教师通过在课堂内外观察学习者，并界定其所关心的问题；对话（dialogue），将以上的关心的问题作为起点，教师和学习者以关注或问题及其看法和反应为内容相互对话；行为（ac-tion），这些探讨帮助学习者将他们的所学用于课堂外。

（二）课堂学习者共同体（com-munitiesoflearnersintheclassroom）

课堂活动与学习者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有效的课堂学习者共同体。在社会情境的协同的互利的过程中学习者通过参与课堂活动获得新的理解、学得新的技能，最终发展新的社会文化认识。在此共同体中学与教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学习者共同体视课堂为探究社区（communitiesofinquiry），在此探究（inquiry）不是为承担特定课题而使用的特定教学方法。在探究社区中，课堂活动是开放式地探索性地研究，来自群体的真实经历，也是该群体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和话题。这些开放式的话题和问题允许更多的可能性，使得学生彼此协作构建他们的理解和视角。教学活动是在情境中的，有特定时间地点的，需要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场合完成。教学是手段而非结果。

社会语言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Www.133229.cOM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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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孙力平.比然和已然,任意与论证——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a］.刘坚等.中国语言学报(9)［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3-122.

［27］王均等.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28］王均.《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评介［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2000,(4):87-95.

［29］王均.有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答问［n］.北京：中国教育报，200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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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33］邢福义.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读许嘉璐先生的信［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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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徐通锵,王洪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a］.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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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张育泉.语文现代化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社会语言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语教学；学习理论；认知论；社会文化论；比较研究

一、引言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分类，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有的研究者提出了52种学习理论。其中三分法的赞同者居多。多数专家认为，语言习得理论大致可分为外在论、内在论和社会文化论。内在论是这三大理论流派中最庞大的一个，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先天论和认知论。认知论又包括信息处理模式、连接主义论、信息竞争模式等理论。三大理论流派中，社会文化论是当今研究的热点。它主要包括新近出现的对话论、活动论、实践共同体等理论。早年研究者多对内在论和外在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内在论尤其是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方面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对外语教学和研究有所启示。

一、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1.认知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二语习得研究对象从单纯的语言开始转向学习过程中学习的主体等因素，在研究学习者外部因素时，开始对曾经被视为是"黑箱"的学习过程进行了全面探讨。

认知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二语知识系统的发展和在交际中的使用。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语言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识，把学习一般知识的方法应用于语言学习之中。认知论包括信息竞争理论、信息处理论和其他多种理论。无论哪种理论都认为：第二语言学习是对一种复杂认知技能的习得。学习一种外语，就是学习一种技能。把语言习得等同为一般的认知过程，认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就是一个语言信息在大脑中输入、加工、处理，新旧信息各个阶段的重组和连接直至自动化的过程；试图以人类学习一般知识的过程为依据来认识第二语言习得，只要经过最初的机械练习，以及不断的信息处理和加工，通过掌握语言规则，就可以逐渐达到信息处理的程序化和自动化。

2.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文化论综合了理解人类行为的多个学术领域，发展出超越了个体与环境的二元论的概念。人类通过能动地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变革外部世界，进而变革自身，在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使客体的心理表象得以表征与具体化。借助心理表象的中介，主体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得以实现，从而说明人类受外部客体的制约，特别是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二语习得同样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社会文化论强调二语习得中社会文化的作用，强调学习者的内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从而丰富了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也为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4］。维果茨基狭义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关系和文化制品在组织人类特有的思维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提供了一个不孤立于社会环境而可以系统研究认知的框架。

二、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区别

1.强调语言习得模式中的不同环节。

这两大理论都承认语言习得模式是输入（或环境或刺激） 语言习得内部机制输出（或习得的知识，或行为）。但认知论更关注语言习得的内部机制；而社会文化论则更重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及二者的关系。

2.与心理语言过程的关系。

社会文化理论与包括认知论在内的其他语言学习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两个分开的现象，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不从产生它们的语言交互环境中剥离出来。对二语习得者来说，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

3.运用发展法来分析学习者语言习得时的隐喻不同。

认知论的隐喻是习得，即学习者接受语言输入，习得语言并储存在头脑中，在需要的时候输出。社会文化研究方法的隐喻是参与，个人在学习中起一定的作用，但个人最终能独立完成的能力必须在社会交往中以协作的方式获得。社会文化理论因此为语言学习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认为个人和社会融为一体，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不可分离［7］。

4.二语习得领域的相关研究方法。

以临近发展区为例，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微观发生领域，即在逐句的话语交际中来认识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内化。社会文化理论的微观发生研究从认为交互导致语言学习，转向认为交互是语言学习发生的场所，从而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选择。

5.对于语言输入、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的探讨。

Krashen的输入假说与Swain的输出假说对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认识论并未对这一矛盾提出解释。但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探讨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时，他们的分歧可以得到解决。维果茨基认为人类高级思维功能建构于社会、文化、历史和教育的环境中。而这个环境是一个由社会相互交流编织成的网，一个由语言输入与输出的辩证统一体。所以，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的相互作用引起第二语言的发展。

6.相互交流中参与谈话者的作用的不同理解。

受认知论启发而提出的相互作用假说对于在帮助学习者理解以及被理解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社会文化论有着不同观点。其主要区别在于对个人认知过程的强调不同。相互作用假说强调学习者头脑中的个人认知过程。相互作用通过给予学习者需要的输入来加速内在的过程，最终使那些认知过程成为可能。社会文化论者认为，通过社会的相互交流而发生的学习过程中，交流会话更重要，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活动中知识的内化，人们借助中介控制和重组他们的认知过程。

三、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1.认知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内在论强调学习者从自身经验背景出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重视学习过程而反对现成知识的简单传授。认知学习论为现今的外语教学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该理论认为学生学习时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和认知加工过程是决定学习结果和学习效率的直接原因，教材、教法等一切外部条件虽然重要，但都只是影响学习的间接因素。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有许多启发。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采用现代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对学习材料的深入思考，提高对新学知识的解释、推理、运用能力，树立教学目标的新观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教学目标比使学生成为独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学习者更为重要。所谓独立，是指学生离开老师，甚至离开学校之后还能继续学习；所谓自主，就是让学生去主宰、支配学习内容，而不是由学习内容来支配、控制学生，变"要我学习"为"我要学习"。 教师在创设学生学习的外部条件时，必须以学生头脑中的认知规律为前提。这些外部条件指能激起学生努力去从事思考和记忆等心理活动的事件。外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抛弃"一言堂"的传授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重视学生内在认知动机的作用，这里的内在认知动机是指由学生的学习活动本身所引起的学习动机。

2.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最近发展区是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儿童现有水平与经过他人的启发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维果斯基认为：教学不仅应该考虑儿童已经达到的水平，而且要考虑儿童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水平。只有当教育走在发展之前时，才是好的教育，他主张教师要重视学生学习的最佳期限，不应盲目拔高或迟滞，以免错过最近发展区。据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①学生是自主积极的学徒式学习者。②学生的学习受背景影响。③教学应向学生提供挑战性认知任务和有效支架。④教学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最近发展区对学习英语的启示是：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关注学生学习的背景，倾听学生需要；激发英语学习兴趣，创设有效支架；创设活动情境，增强参与意识；发挥学生特长，体验成功乐趣；提倡合作学习，享受合作成果等。

四、结语

不管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流认知论还是研究的新热点社会文化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都有可以兼容的部分。正像Zuengler和Miller文章的标题"认知和社会文化: 两个平行的二语习得视角?"所预示的一样，社会文化视角可能是在原有的世界之外开创了另一个新天地。如Yoric所倡导的，假如我们能为学生多建几座桥梁让他们从中选择的话，相信他们到达终点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只是这众多"桥梁"中的一座。

【参考文献】

［1］ 焦俊峰.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多角度透视［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9(1):71-74.

［2］ 刘绯.国外著名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综述［J］.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2-75.

［3］ 贾冠杰.二语习得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社会语言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语言 思维 语言相对论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23.09.045

萨丕尔、沃尔夫自身也不是十分清楚是否完全接受了假说，因为他们谁也没有给出假说的定义。他们还不时地改变有关观点。斯坦伯格引用其他研究者的数据说明普通人和聋人智力没有区别。他的关于没有语言的聋人也能思维的论据，也反驳了沃尔夫假说。哈根有关语言相对论的实验显示会说两种语言的双语者在说话时可以随意从一种语言改说另一种语言，这只不过是进行语言转换，而不是改变思维方式。人们从许多角度试图来证明、修改或反对沃尔夫假说，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一、引言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简称“假说”），又称语言相对论，是从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出发，探究语言和思维、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划分自然与确定范畴，即一种语言的结构会影响他们的思维模式。

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萨丕尔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中说：“语言强烈地制约着我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变化的一切思索。人类并非孤立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社会活动范围之中，而是深受那充当社会表达工具的特定语言的支配……事实是‘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类社团的语言习惯之上的。没有两种语言会相似到能将它们看成是代表同一社会现实。不同社会所处的世界乃是不同的世界，而不是具有不同标志的同一世界。”[1]

不同的语言形式形成不同的言语社团的认知系统和意识背景，不同的系统和背景使各言语社团的世界观呈现出相对性。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语言制约着我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变化的思索。语言学界通常把这些重要思想归纳为三个部分，如布朗将其一分为三：1.语言A的结构不同于语言B的结构；2.文化A与文化B的行为结构差异同语言A与语言B的结构差异有关联；3.语言A的结构决定文化A的行为结构，依此类推。[2]

这就是所谓的沃尔夫假说三段论：“语言结构差异论”“语言文化相关论”和“语言决定论”。[3]

（一）决定论

即强式假说：语言决定思维。沃尔夫在《科学与语言学》里讲到“语言现象对于将这种语言的人带有很大程度的背景性质，它不受自然逻辑阐释者那种审慎的意识和控制的影响。由此，当一个自然逻辑学家或其他人在表达推理、逻辑以及正确思考的准则时，他往往只是纯粹语法事实之陈规，而这种语法事实打上了他自己的母语或语系的背景烙印。背景性的语言系统不仅是一种用来表达思想的再生工具，而且它本身也在塑造我们的思想”。[4]

（二）语言相对论

沃尔夫素来以相对主义思想著称，他的名字在人们心中与语言相对论有着对应关系，就像爱因斯坦与相对论一样。语言相对论，是使用不同语法的人，会因其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作为观察者的他们是不对等的，也势必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5]

三、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评价

1.积极评价：“沃尔夫假说无疑是本世纪语言研究一个极富魅力的语言人文主义课题。它吸引了众多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从人类思维与文化的各个角度探究语言的奥秘。文化学语言学在人类学的激励下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刻，也更为现实的探索境界。尽管对沃尔夫假说的争论还远远没有完结，但沃尔夫假说正在带给人们一种对待语言体系文化内涵的终极关切。这种关切具有跨世纪的意义。如果说19世纪是欧洲语言人文主义的洪堡特世纪，那么20世纪将以美洲语言人文主义为其典范，这是萨丕尔―沃尔夫的世纪。”[6]

2.消极评价：林新华认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语言缺乏历史观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是社会及其文化决定语言，客观的社会环境（包括文化和语言）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都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语言。除此以外，语言不能决定世界观，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决定人们意识的首先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按其经济地位的不同而组成不同的社会集团，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如果语言真的可以决定世界观的话，世界上就没有阶级，阶级斗争也就自行消灭，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劳资的纷争。这种推论与现实社会的情形是完全不相容的。[7]

四、结语

语言相对论的核心是强调语言对思维的作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结论本身，而是引发我们对多语言和多文化的关注， 并通过考查语言之间的特征差异，探索语言、习惯性思维和非语言行为之间的关系。语言最直接影响的应该是我们的习惯性思维模式，决定我们怎样抽象，怎样推理，怎样表现社会现实。语言相对论也不仅仅是要表现“语言差异”，它揭示的是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密切相关的规律，重在维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页。

[2]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4页

[3]Gumperz，J.J.and Levinson，S.（eds.）：《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5.

[4][美].本杰明?李?沃夫.沃尔夫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5]申小龙.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社会语言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话语分析 批评性 目的 理论框架

一、引言

话语分析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理论框架上受到诸如语用学、应用语言学各语言学分支的影响，同时从哲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许多学科上吸收了许多有益的理论和方法。1979年r.fowler，b.hodge，g.kress和t.trew出版了《语言和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第一次提出“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的语篇分析方法。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揭开了批评语篇分析研究的序幕。

从批评的视角对话语进行研究，是话语分析的新的探索，在近30年的发展中形成独特的理论框架。为什么提出“批评性”视角，其目的、定义、发展，以及由些建立的理论框架能否达到批评目的？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二、“批评性”的提出

批评语言学家最初提出批评性是在70年代末受到文学批评学家们将语篇被评为一种话语方式，考察语言如何在社会环境下运作的思潮下引导下开始的，认为传统的语篇分析方法忽视了语篇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语篇生成和解释过程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批评话语分析从“批判”、“揭露”、“否定”的立场揭示话语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联系，目的在于消除不平等现象，解构现有的社会体制。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是解构主义，因而其后果含消极成分。

如果从哲学基础上来考察，可以从habermas和faucoult找到批评话语分析中批评性的来源。habermas在1973年发表了《理论与实践》一书，主张话语分析应该拿起批评的武器,把语言研究与人类的生活世界结合起来,为人类的平等而奋斗。这就使一般的话语分析增加了“批评”的内涵。事实上，在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中，许多学者历来提倡“怀疑”、“批评”或“批判”的精神。另外是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是faucoult）及其后继者新法兰克福学派(neo-frankfurtians)所倡导的“批评性社会理论”。批评性社会理论认为社会中的电视、报刊等是帮助社会对大众进行统治和操纵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批评语言学因而认为，作为电视报刊中介的语言也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因此可以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该学派给批评性下了十分精辟的定义：不把任何东西想成理所当然，通过文本中的线索进行多角度的解读，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自省，揭示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not taking anything for granted, opening up alternative readings (justifiable through cues in the texts); self-ref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making ideological positions manifested in the respective text transparent，etc.）。

自1989年后，批评语言学渐渐转向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作为批评语言学一个分支，cda同样关注社会现实中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以及话语呈现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同时致力于发现改进这种不平等的方法(martin 2000a)。和主流语言学家不同，cda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语篇作为语言的存在形式是具体化的社会实践，“表达社会机构的意义和价值”（fowler,1991）。批评语篇分析学家主张“语篇是社会结构固有的一部分，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在社会的互动作用中产生”（teun a. van dijk, 1998）。“话语是是社会实践的语言（discourse is language as social practice）”(fairclough,1989)。其含义是，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而话语则是语言这种社会实践的一个实例。表明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社会行为，语言与社会实践关系紧密。语言使用者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受到更大社会和意识形态条件所制约的。cda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吸收语言学、社会学和认知科学理论,逐渐形成了分析模式和理论基础多样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批评性话语分析较多集中在政治、新闻媒体、广告、医患交流等比较传统的分析领域。对话语分析，各学派有自己独特的阐述。

从话语的含义可以看出，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s）与社会意识结构（socio-ideological structures）具有辩证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条件也是其结果。具体的，一方面从广泛意义上以及各个语言层次上来讲，话语是由社会结构构成并受其影响，如社会阶级关系，或诸如法律、教育系统的特殊机构，或各种话语及非话语的规约习俗对话语都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话语具有社会建构性，即话语对社会结构有反作用，直接或间接的反作用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如上文提到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机构，社会规约。

意识形态包括社会偏见、社会歧视以及对事实的歪曲等,是“隐含在常规中的一些前提和假设”。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往往具有不透明性，以非意识形态的常识出现并赢得主体的接受，这就是主体将意识形态自然化(naturalize)，这时其控制能力也最强。批评话语分析者的目的是要揭露话语中的不平等现象,号召人们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些观点主要来自habermas和foucault。他们在分析话语时始终把语言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锋芒直指社会生活中权力失衡、社会不平等、不民主的行为和其他不公正的现象。向大众灌输其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正如批评性社会理论反对的，社会中的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是帮助社会对大众进行统治和操纵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他们认为，作为新闻媒体中介的语言有很强的选择性，它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解读新闻以及提示其中意识形态作用有用的工具，即体现了“社会结构决定话语特性，话语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

在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中fairclough(1992a:12)将语篇分析方法分为两类：非批评性的(或描述性的)和批评性的方法。非批评性的(或描述性的)语篇分析方法非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的是描述，而不是解释，因而忽视了语篇的效果和语篇中的权力。而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标是要具有广泛的解释性，寻找社会机构和社会结构的成因，并发现语篇在社会宏观结构再生中的作用，提示语篇和权力的关系，以及反映隐藏的意识形态。

fowler(1991)认为批评语篇分析是一种“工具语言学”(instrumental linguistics)，旨在把语言和语言使用与其意识形态意义联系起来的一种分析，使读者认识到语言和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批评语篇分析本质上是对语篇特别是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进行的一种社会分析，以提高读者对语言的敏感程度，使他们认识到语言和现代社会生活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语言运用和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促使读者实现批评阅读(critical reading)。

作为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代表wodak指出critical就是指不把任何语言理所当然化，就深入分析文本蕴含的复杂性，去除简化论，教条主义，二歧论乖影响，在研究中不断自省，使权力关系结构和透明化。

三、理论框架

正如黄国文指出的，话语分析虽然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但语篇分析者都会运用一定的分析方法，遵循一定的步骤进行研究。同样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们也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

cda最初都是对西方主流语言学和早期社会语言学的批判，将文本分析和社会理论相结合，但因为语言学基础不同，分析的理论框架也不尽相同，国外批评语篇分析的主要流派包括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兰卡斯特学派(lancaster school)的社会变革论,以wodak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语篇历史法，以kress和van leeuwen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以van dijk为代表的社会认知法等等。国内代表有辛斌，陈中竺，丁建新，廖益清，田海龙，张迈曾，徐立新等，多是引进理论，并积极结合中国社会现状进行分析。

虽然各学派的语言学甚而不同，但共同的目标都是实现话语分析的批评性，以其中最有影响的fairclough为代表的社会变革论。fairclough(1995)提出三维分析框架（three-dimentional framework），将包括系统功能语法在内的多种语言学、符号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任何话语都是三维的：（1）语篇(text)，口语或书面语；（2）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包括语篇的生成与解释；（3）社会文化实践（social-cultural discourse）。话语的这一性质要求话语分析也必须是三维的，一般应包括:(a)对语篇的语言学描述(description)。在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上fairclough吸收了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简称sfl）的观点。(b)对语篇与话语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interpretation)。(c)对话语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explantation)，如图一所示：

他认为这三者是相互影响,但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决定语篇。语篇分析应该是多维的、多功能的、历史的和批评性的。他通过衔接、及物性、词义、词序、隐喻等研究了语篇与当今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语篇在英国社会的民主化、商品化、技术化进程中的作用。fairclough既重视对微观层面的新闻语篇的分析，也重视对宏观层面的方法论的探讨和理论框架的构建，重视对语篇与社会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其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用价值。话语分析离不开语言分析,其主要工具是系统功能语法。语言分析往往在词语、短语和句子结构以及语篇等层面上分析语言意义，例如，从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名词化(nominalization)，话语预设，隐喻或修辞手段，语调、语气、人称代词的等。这些文本形式上的选择都是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

fairclough不仅就语言与权力的关系(1989)、批评性语言意识(1992b)、新闻语篇(1995)、新资本主义(new capitalism)社会中的语言(2002)等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他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使其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并推动cda的发展。

而其它学派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理论框架，并将理论应用到实际，具有实用价值，如reisigl和wodak（2001）指出批评性的三维度：以文本为基础的批评性，以社会审视为主的批评性，以及反省式的批评性。这三个方面表明分析者为达到批评性的目的，应深入把各个层面的语境分析和具体的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自我批语式的进行自我修正：从选择研究对象到选择研究方法，从取样到为该样本建立合适的理论框架，再到对分析结构进行解释。而社会认知学派的代表人van dijk（1991）对英国媒体对种族关系的报道进行语言特征和结构上的分析,陈中竺（1995）也分析了两篇关于罢工英文新闻报道中所使用的语言技巧，以达到心理控制——都是对批评性最好的表现。

四、局限性

在语言学方面，halliday的sfl很好的提供了描写(describe)、解释(interprete)话语的语言学工具，即在微观层面有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除了结合sfl分析，还有其它语言学理论，如jager多运用隐喻（metaphor），wodak则借鉴了推导理论（argumentation）和修辞（rhetoric），丁建新、瘳益清也尝试结合语用学理论对语篇进行分析。为了使得cda体现critical的本质，在完善固定下一个理论框架时，语言学家在不断加入新的元素，不至拘泥于一种方法，而是多视角的分析批评。但相应的宏观层面的社会分析缺乏充足完善的理论框架,而使得社会实践分析相对薄弱,缺乏说服力。所以正如wodak表示的，目前cda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将细致的语言分析和宏观的各个社会领域的相关理论相结合。显然，批评语言学家们还需要对不同类型的话语的社会理论加强补充。

wodak（2007）还提出一个问题：最初所要达到的批评性目的会不会与日益发展的理论框架，方法论，评判标准产生冲突，因为任何倾于程式化的教条主义都是与批评性的目的相违背的？对分析者本身的判断，肯定需要一定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又由谁来定？怎样的标准才能达到真正批评的目的？widdowson也质疑cda的可靠性，cda的分析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不是客观独立的科学研究，不可能做到中性，不偏不倚。所以，从语料的选择具意识形态和选择语篇的语言特征证实分析者自己的偏见看，cda的说服力都有所削弱。

另外，她也提出，批评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否定、反对、纠错、打倒，而是运用语言学知识以及丰富的社会知识，有意识的去认识文本中隐含的意义。martin提出积极话语分析，即以友善、宽松、和谐的态度,以否定和肯定相结合的方法,以“建设性”为目标对话语作分析,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五、结语

语言学家最初提出批评性，目的就是为了对语篇（更准确说是话语）进行批评式的审视，揭示其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自然化的意识形态。为此目的，批评语言学家在不同语言学基础上尝试提出不同理论框架，主要集中在文本微观分析结合社会理论宏观分析的结合上。尽管如此，还是存在问题有待解决，完善以真正达到“批评”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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