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族地区地域文化 电视传播 原生态 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 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着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着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通过电视传播跟外界的接触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和其他文化现象进行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转变。外来文化在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软”接触,这样可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创新机制不断得到激活,进而自身的发展会达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区的服饰而言,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会逐渐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这样可使原本已经压进箱底的民族服装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目前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电视传播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保留与延续起到良好的宣传介绍作用,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潜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播出现模式化趋同化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因此对电视传播者而言,必须抱着对人类文化做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随经济发展的文化变迁,只有这样,电视传播才能真实地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底蕴。(本文为2009~2023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HB09)

注 释:

①②宋振文:《电视传播价值论》,《新闻界》,2009(2)。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2篇

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是我国典型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当前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湖湘文化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媒体作为湖湘文化传播的新平台，具有着独特的优势。分析湖湘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总结湖湘文化的内容体系，归纳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的属性，对于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促使湖湘文化进行更加广泛的传播，具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湖湘文化；新媒体；传播属性；文化传播

湖湘文化作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质，经过不断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文化作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也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随着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湖湘文化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已经悄然到来的网络时代，以数字化为突出特点的新媒体为湖湘文化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借助新兴媒体平台的传播速度快、信息含量大，覆盖范围广等优势，有效的推动了湖湘文化向全国传播。分析湖湘文化通过新媒体传播的属性，对于传承湖湘文化，促使湖湘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具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湖湘文化的简介

“湖湘”是古代对于湖南的称谓，顾名思义，“湖湘文化”就是指湖南一带具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并且得到不断传承和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形态。为了清楚地分析湖湘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属性，首先需要对于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本质特征、内涵外延等具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追根溯源，湖湘文化最早起源前炎帝、黄帝时期的神农文化，后经过发展成为炎黄文化。在经过了古代中原文化的南移之后，儒学文化传入湖南，与当地的“荆楚文化”进行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基础。在南宋时期，由张栻与胡宏二人在长沙和南岳等地讲学，形成了“湖湘学派”，为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湘文化”真正得名还是开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早期，由于当时掀起的“大陆文化”热潮，“湖湘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还形成了一些新的叫法，如“潇湘文化”“荆楚文化”“洞庭文化”等。通过不同朝代的传承与发展，历经数千年的演变，湖湘文化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内容体系，具有了丰富的内涵。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体现着湖南区域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科学文化等，既有物质文化，也有精神文化，自古代开始，由湖南本土居民与不同时期在这片区域生活过的人们共同创造，不断传承和发展所构成，雅俗共赏，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一个丰富、多样的综合体系。湖湘文化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有精神层次的哲学、宗教、政治、伦理、文学和艺术等，还有不同民族的民风、民俗、饮食、建筑、服饰等特色文化。近年来，在全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形势下，湖湘文化也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容，成为湖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驱动力，使湖面的广电、出版、动漫、影视等行业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极大的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容。

（二）湖湘文化的本质和特性湖湘文化，从时间和空间属性来看，指的是从古到今在湖南这一区域上各个民族不断生息繁衍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从这一点来看，湖湘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和积累，湖湘文化也形成了一些特性：首先，湖湘文化的历史性。即湖湘文化不仅开始于古代，历经各个朝代的传承，受到了楚文化、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一直都保持与时俱进，紧跟时展的步伐，得到了不断发展，继承了历史文化的基因，保持了鲜明的个性特点，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的核心思想的文化形态。其次，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即在湖湘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秉承兼收并蓄，追求真理，吸纳先进思想的风格。古往今来，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有很多并非本土居民，湖湘文化中也留下了这些民族的烙印，很多不是湖南籍的人士的思想观念也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世界一体化形势下，湖湘文化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以开放的姿态，走出湖南，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传承，在提高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先进文化的影响，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实现自身的优化和完善。最后，湖湘文化的民俗性。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湖湘文化中各个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建筑、饮食、服饰、民间艺术、文化活动等。古代时候，湖南人具有泼辣、霸蛮的性格特点，在湖湘文化中也充分体现了当地民众这种核实的性格，崇尚节俭，吃苦耐劳，积极进取，务实创新，这也特点也成为湖湘精神文化中的精髓。

二、新媒体传播的特点

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也由于网络平台传播的特性，而形成了一些新特点和突出的优势。新媒体作为数字化时代湖湘文化传播的载体，分析总结新媒体传播的特点，是分析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的基础。具体来说，新媒体传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实时快速。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媒体、广播电视的传播来说，新媒体的传播速度更加快捷，基本上实现了实时传播。任何信息资讯，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借助无处不在的网络及智能化、易操作的网络终端设备，能够随时随地的，通过网络设施，实现实时传播。第二，海量共享。数字化信息的存储传递比报纸刊物等媒介来说，体积小，容量却大了很多，携带也方便，修改、查阅都非常方便。最重要的是，这些数字化信息可以让每一个接触到网络的人自由的浏览，实现最大程度的共享共用，而且这些了解信息的人通过分享，还会加快信息的传递，改变传统的信息单线传递的方式，而构成一个网络化、立体式的信息传递模式。第三，覆盖面广。近年来，我国加快了信息化社会的建设进程，各种网络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互联网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从城市到乡村，实施了网络的普及，加上移动通讯网络性能的不断优化，各种智能通讯设备的广泛应用，为各种信息借助新媒体进行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实现了广泛的覆盖，只有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有一部手机就可以看遍天下事，了解各种信息，新媒体传播的覆盖范围之广是传统媒体所无法企及的。第四，互动多元。各种信息以新媒体作为媒介平台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信息的浏览者可以自由的发表评论，阐述自己的观点，与信息者或者共享者之间，都可以进行随时的互动交流。而且，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各种新媒体也越来越多，信息传播的形式不仅有文字，还可以声音、图像，传播形式和途径也越发多元化。

三、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

湖湘文化虽然属于地域文化，但是经过了数千年的积淀和传承，也称得上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网络时代，通过网络、数字媒体、移动通讯工具、网络终端等实现湖湘文化的快速广泛的传播，能够迅速扩大湖湘文化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湖湘文化。秉承湖湘文化的特质，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决定了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动力湖湘文化以新媒体平台作为传播途径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推动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主要动力有：第一，湖湘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本质。文化对于大众的思想观念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由于大众的个人诉求不同，对于文化信息的关注也不一样，在新媒体传播中，受众很容易成为文化信息的传播者，兼有两种身份，加上一些受众的从众心理，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产生模仿学习行为，加快了湖湘文化的传播。第二，社会环境的影响。近年来，国家为了提升综合实力，加快了文化事业的建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大力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湖湘文化借助新媒体进行传播，也获得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措施方面的支持。第三，新媒体传播的经济性和实效性。新媒体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播平台，比传统媒介更加经济实惠，传播的内容也更加全面，产生了实际效果也更加理想。第四，信息技术的支持。以数字化信息为呈现形式，以虚拟的网络平台作为传播介质，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克服了传统媒体传播中各种障碍性因素的不利影响，世界范围内网民数量呈现数量级式的增长，虚拟平台、匿名，无限自由，为湖湘文化实现瞬时和交互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五，眼球经济的利益驱动。一些具有商业眼光的人士纷纷看好湖湘文化这块文化宝藏，通过精心的策略和科学的商业运作，开发其中的商业价值，借助新媒体平台实现自身的经营效益，因此，商业力量的推动也是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新媒体与传统媒介的整合效应。不可否认，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等传统媒介在湖湘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具有着一些优点和不足。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可以弥补传统媒介在传播过程中的不足，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可以更好的发挥两种媒介类型的整合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传播合力，让湖湘文化传播的更远，影响的范围更大。

（二）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类型通常来说，信息的传播类型可以分为线性传播、环形传播、星形传播和网状传播等几种类型。湖湘文化以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总体上是一种全连接的网状传播。在这种网状传播类型当中，由于新媒体借助虚拟的网络平台，的是数字化的信息，所以，在网状结构当中的任何一个结点上，都可以围绕着湖湘文化的内容，形成相关的信息，并且进行湖湘文化相关信息的。同时，在各个网络结点上产生和的信息也可以用非线性传播的方式进入传播网络，实现在网状结构中的任何一个结点之间的连接，从而使湖湘文化信息由一点扩散到一个面，再由一个面传播到整个网络。这样的网状传播类型，体现了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交互性，各种信息的受众都是一个新的传播源头，还可以实时的进行交流互动，反馈相关的信息，进行评论，对于传统的一对一传播类型、一对多传播类型都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也就导致湖湘文化的传播速度成倍增加。

（三）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模式文化传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影响因素众多，过程也比较复杂。新媒体作为信息时代文化传播的有效手段，随着其广泛应用，必然对于文化的传播模式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中，与传统的媒介的传播模式具有着本质的不同，新媒体的传播采取的是一种“波纹中心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比以往的人际传播、信息传播模式复杂。政府、社会组织、受众都作为这种模式中的调节者和引导者，文化信息实现大众传播就相当于平静的湖水中投入一粒石子，信息源就是那块石子，一旦传播出来，就会激起一圈圈的波纹，而且波纹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还会向中心产生反作用力，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体现出湖湘文化在新媒体传播中的动态性、社会性和复杂性。

（四）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层次湖湘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具有很明显的层次性，可以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内容也囊括了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历史宗教、教育科技、民风民俗等很多方面。这些内容各异、层次不同的湖湘文化在新媒体传播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第一个层面是认知层面，受众会对于湖湘文化产生初步的感知，记忆基本的文化知识。第二个层面是态度层面。受众在通过新媒体接受了湖湘文体中的精神意识、价值观念体系之后，引发了受众在情绪方面的变化，产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受到文化的感染和影响。第三个层面是行动层面，即受众在通过新媒体接触到了湖湘文化之后，对于自身的态度、认知都产生了影响，从而在行为习惯方面产生一系列的改变。由于现代人对于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生活中各种信息的获得大部分是通过网络，阅读电子产品，观看视频资讯，湖湘文化通过这些形式向广大受众传播海量的信息，对于人们的认知、态度、行为产生影响，传播和弘扬湖湘文化。

四、结语

总之，网络的迅速普及，各种便携轻巧的网络终端的广泛应用，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兴媒体。各种信息也借助这些新媒体，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带给了人们愉悦的精神享受。湖湘文化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借助着新媒体平台，实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也得到了不断传承和丰富，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具有着特定的内容和形式，体现出湖湘文化在网络时代的传播属性。在当今信息时代，发挥新媒体传播的优势，规避各种不利的影响，可以有效的实施湖湘文化的“走出去”战略，让湖湘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为实现文化繁荣，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扩大文化交流，带动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吕锡琛，吴争春.全球化语境下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J].求索，2023（04）.

[2]王战.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策略与路径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9（01）.

[3]刘厚见.论湖湘文化的品质与湘商的塑造[J].民族论坛.2023（24）.

[4]张作保.湖湘文化在当代的弱化及其原因探析[J].商.2023（17）.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族地区地域文化　电视传播　原生态　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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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4篇

1山东广电——深厚的齐鲁文化

山东省广播电视中心位于济南城中千佛山—趵突泉—泉城广场—大明湖的景观轴线上，是山东省省级广播电视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成为青年东路这一城市文化轴线上以媒体文化为主导的城市节点。建筑设计用“巨石”隐喻外部形象，体现了山东的地域性和文化底蕴，这一手法在室内设计中得到延续，形成简洁、富有力度的空间氛围。

大厅抬头仰望，一卷长约百米的天书长卷漂浮空中，书文为王羲之著名的“兰亭序”。这幅“长卷”不仅内部巧妙暗藏了大厅屋面排水，同时也减少了整个大厅的玻璃屋顶面积，在建筑节能方面发挥了作用。夜晚时“天书”可以为大厅提供舒适的照明光线，满足了整个大厅的基本照明需要。

大堂一层设一方水池，叠水缓缓漫入地下一层展厅，池中蚀刻遒劲豪放的书法文字是源于泰山的“经石峪”，显示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超乎寻常的威势，它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气魄与空间相得益彰。流水冲刷着文字，也隐喻着齐鲁文化的源远流长。

地下一层休息候播厅同时具有展示功能，成为中庭空间的焦点。片片发光的玻璃体展墙展示着广电的时事信息，并便于时常更换。休息候播厅地面的青黑色石材仿佛流淌着的文化长河，其上也阴刻了企业的发展和圣贤的教诲。地下展厅东侧尽端的多功能厅入口上方设置了铜管组成的隐喻礼乐音韵的抽象雕塑，成为大厅的装饰焦点，富有现代艺术气质。

山东广电中心建筑与室内是一个完整的空间设计作品，巧妙加入的几个主题节点也反映出山东的地域文化特点。同时，通过LED屏、数字夜景电视、印刷玻璃等现代材料和技术手段展现了媒体之城的特殊魅力。

2福建广电——充满活力的媒体之城

福建广播电视中心坐落在青山如黛、风景宜人的闽江一畔，建筑形态秀美雄浑，如同一片风帆，直插云端，即将远航。

我们希望通过室内设计，体现出一个简洁、现代、充满活力、宜于使用的媒体之城。一方面提炼地域文化和能引起共鸣的生活、文化符号，如福建民居的建筑元素和材质，惠安青石雕的技法和质感，成为室内设计的一种装饰语言；沿海地区的船、帆、云等意向性元素，也成为室内的设计元素；选材上则尽量采用当地材质，在体现地域特性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施工周期和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将声波、振动等声学原理视觉化，展现媒体特色；采用变化的、富有节奏的柱或墙，使人产生传播的联想；引入超大屏幕、动感投影等科技手段，来体现充满活力、不断进取的主流媒体形象。

入口大厅是一个三层高的开敞空间，成为展现电视媒体形象的窗口。透过两面玻璃幕墙，室外与室内的界限模糊了，材质和色彩连贯起来，室外的建筑材质延伸至室内，相同的模数和色彩，使室内自然成为建筑的一部分。设计将1~4层共享空间的片墙与屏幕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视觉冲击力。甚至还设想了将大厅中行动的人影，通过摄像头取像后经计算机处理，再反映到屏幕上，形成变幻的影像，也达到媒体性质的一种体现。

电视中心长廊是一个富有节奏和韵律的交通联系空间。一侧联系着各演播室长廊，另一侧联系着一个个共享空间内的竖向楼梯。在楼梯一侧，白色的墙面穿过采光天窗直接落入室内，近人处肌理细腻的饰面使大片的墙面生动起来。而演播室一侧墙面上连续的色彩渐变犹如电视光谱一般，进入不同演播室如同走入了不同的电视频段，既具有导引功能又体现了电视传播工作的特性。

广播中心三层高的大厅墙面上罗列的音箱，把不同界面整合在一起，增加了空间的聚合感，并清晰地传达了广播中心的功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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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蒙广电——内蒙古草原的色彩

内蒙古广播影视数字传媒中心位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区，地势平坦、环境优美。建筑设计由内蒙古大草原上高低起伏的朵朵白云得到启发，采用错落有致的体量组合手法与建筑顶部的圆拱造型，形成极富韵律感的建筑轮廓，同时建筑的白色调也与周围青山绿水的优美环境相得益彰。

室内设计方案的创意起始于内蒙古地区悠久的民族文化、地域特色，从内蒙的自然、建筑、色彩、人文和纹样图案上提炼设计元素，如吉祥、美好的白色，坚贞、忠诚的蓝色，幸福、胜利的红色，华丽、灿烂的金色和银色，将这些色彩与纹样图案结合作为整个建筑的标识系统，每种颜色代表一个功能分区，一目了然。经过彩色墙面过滤的漫反射光带着不同区域的色彩进入白色的大厅，形成一种自然而微妙的光线效果。

白天，大厅内充分利用自然光线，明亮高效；夜晚，近人的灯具营造出温暖舒适的空间氛围，同时还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照明及投影手段，在浅色空间的基底上营造投射出或媒体、或节日、或自然的环境。除满足基本的照明需求外，设计将光转变为一种不可触摸的材质，使空间变化带来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同时也充分结合展示与宣传方式，利用光使建筑空间成为传播的载

体，展现出一种新媒体的建筑特质。

4结语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5篇

【关键词】汉族移民；文化传播；文化融合；地方文化；富禄

【作者】徐赣丽，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博士。上海，200241；黄洁，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23级民俗学硕士生。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3）02-0044-008

移民向来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主体。移民不仅意味着群体的交流，也意味着群体的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等的交流。移民与一般流动人口的不同，在于他们对当地有了归属感后，会更加积极地影响当地文化或者不得不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明清汉文化通过儒教传人黔桂等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使地方社会文化发生了变化，如刻汉字石碑、书写对联、植杉树、借汉字创著《侗书》、学制豆腐、置“关公木雕像”等。

一般而言，移民要在移居地生存，往往意味着长期的文化适应过程。跨文化交际的经验证明，人们到新的文化环境时，须经历一些困难才能重新达到他在原文化所感受到的舒适感和平常感。文化适应的u型理论也认为，人们到异地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一般会经历兴奋、冲撞、恢复和适应的过程，并体验到“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相反地，移民带来的文化改变移居地文化而不是外来移民被吸纳到当地文化中去的文化适应现象，被称为“逆适应”。换言之，当移民与居住地两种文化由传播而发生接触和撞击后，原来两个文化体系各自选取文化元素，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地方文化体系。

历史上，汉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出于朝廷开发和控制，因政治军事文化政策需要而移民，从秦汉便已开始，到明朝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种直接移人的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甚少，往往是汉文化的扩张和对当地文化的侵略，而使少数民族文化处于受启蒙、被贬低的地位。另一种是出于生计、商业发展的自主移民，相对缓和而能潜移默化地使当地文化发生变迁。清至近代闽粤汉族向广西三江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属于此种情况。

以桂黔边界的富禄为例，明清开始即不断有汉族移民到此讨生活、从事木材交易，促使富禄一度发展成为临近诸省县重要的河运商业集镇。有学者曾关注当地各民族通婚和文化兼融的现象，论述了客家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的和谐民族关系，但着眼点不在移民与文化传播。本文意在通过考察汉族移民在当地的历史活动、汉族移民文化在少数民族地方社会的嵌入与融合的过程，探讨汉文化如何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被少数民族所接受（除了婚姻之外），从而影响了地方社会和文化，导致各族群文化的变迁和地方文化的生成，并讨论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界定。

一、汉族移民的历史背景

（一）清至近代广西三江的商业发展

三江县地处桂黔湘三省交界，境内山岭连绵，河道纵横，航运便利。以古宜镇为全县中心，浔江上通桂北的龙胜县，下达长安、柳州，并可直通梧州，汇入西江至广州和香港，西溯都柳江（溶江）而上，可达黔东南各县。其中，都柳江原名福禄江，据《明史?地理志》云：“黎平县又有福禄江，其上源为古州江（榕江），下流入广西怀远（三江）。”又据民国末年《从江县志》载：“福禄江，自榕江来，直贯全境，南流广西长八十公里，水势浩荡，舟楫畅通，上溯可达三都，下驶则至香港。”亦证都柳江即福禄江，直至民国末年都是重要的航运水道。都柳江历史上不仅是我国西南各省交通之要道，是西南各省出海三大干流之一；亦是黔粤商旅来往，尤其是木材和食盐的重要通道；更是民族迁徙互动的一条重要走廊，古时黔东南部分侗族、苗族就溯都柳江迁徙而来，清代和近代大批汉民溯江迁入该流域城镇定居。

直至民国时期，县内交通运输仍以船为主，形成了江河沿岸的古宜、富禄、林溪等10多个商业比较繁盛的集镇。1932年建治所以前，古宜镇已建有粤东、江西、湖南、通道等同乡会馆，其中粤东、江西会馆尤为雄伟壮观，极具特色；同时，各行各业店铺作坊大小百几十家。到民国26年（1937年），全县约有大小商店600间，商品输入以大米、生盐、棉纱、苏杭百货以及日用杂货为大宗，输出则多为杉木、楠竹、茶油、桐油等林副产品。可见当时水运的发达和商业活动的兴盛。

地方物产是河流运输的重要部分，这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早期商业化的动因。张应强先生在研究贵州清水江流域的地方社会时发现，从明中期开始延续至清和近代的木材采运是当地的主要生财之道，几乎所有的人群与村落都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程度被卷入到与木材采运有关的社会经济活动之中。早期木材采运是最为重要、历时久远、对区域社会影响最为深刻的历史活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商业化。与此类似，三江是广西的主要林区之一，自古以来都是输出木材之地。1950年以前，当地木材曾远销梧州、广州、港澳等地。据民国《三江县志》记载，清时，县内老堡以放排为生的蒋觉雄，一次放排至柳州，因河面船多拥挤，木排与船相撞，酿成斗殴，蒋觉雄“手执排招，重约百余斤，长约二丈余，登岸，举招如芥，力敌千人，咸辟易之，控至道宪，蒙判柳州西门外马草坪自四德庵码头以上，专为三江、浔融两河排商停泊之所，于界内撞伤船只，概不赔偿损失，并立碑记，县排商至今赖之。”这说明了木材输出在当时经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不难看出，木材采运和物品贸易的商机，也是清代和近代汉族移民进入桂黔边界的少数民族地区并推动地区商业化的主要原因。

（二）富禄：移民选择的第二故乡

富禄镇，原名福禄，因临福禄江而得名，位于三江县西部，与所属葛亮侗寨隔江相望，南与融水毗邻，东北与贵州从江、黎平交界，地处黔桂两省（区）四县十乡镇交界处。②境内有榕江河、大年河、八洛河、龙额河交织汇聚及诸多山峰。近代时是都柳江流域第一大镇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84年成立的富禄乡辖8个苗寨，5个侗寨，1个壮寨，其中，富禄村包括富禄社区和镇上侗寨、葛亮屯，富禄社区为原福禄镇（即商业老街）所在。

会馆是随着边疆经济开发的深入和移民运动的发展而逐步从沿海商业重镇进入内地民族地区的。据有人统计，清代至民国，商业性会馆在广西大小260多个会馆中占大多数，是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一种团体组织，集中在商业相对发达的西江和桂江流域。商人以开拓市场为己任，是经济移民的先锋，往往成为边疆经济开发的前导。他们集资修建的商业会馆，功能主要有：1）举办各种公益事业，为同乡服务，如提供住宿及存放货物；2）调解同乡内部各种纠纷，维护本帮团结，促进社区稳定，促裁包括家庭纠纷、劳资纠纷等；3）维护本帮商业利益，制定业规，统一商价，互通商业信息，抑制竞争等。为使这些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商人还在会馆周围建立了戏台、庙宇、码头、魁星楼等许多附属设施。富禄商业盛极一时，两大会馆以供奉神明、设私塾教子弟、赈济同乡或同行、出聚会之资，奉乡祖以振奋同乡，唱戏互娱，制定会约解决乡民之纠纷，传达消息以助商贸，极尽其振兴地方之能事。

闽粤客商赚了钱不仅建造了富禄首家商业会馆，还捐资为全寨筹建了鼓楼和戏台、三大庙和风雨桥。汉商筹资建设，一方面说明汉人有钱，另一方面反映汉商移民为了村寨的公共活动，愿意捐资建设，也为自己谋得利益，即以经济上的优势占领了村寨的主导地位，并使当地人接纳这些外来的商人。富商们的这些做法以更为亲近侗族自有文化的方式使自身得以融入移居地，在当地站稳脚跟。

为了促进地方商贸经济的活跃，移民成立的商会还以举行庙会的形式来推动人流的聚集和商业的开展。据富禄镇地方元老沈葆华口述，当时每年办庙会和抢花炮的经费均来自街上富商和商铺出资。最初，为鼓励各商号商家捐资，商会为庙会出资最多的前三名打造银牌，做成吉利的形象，如双龙抢宝，挂在玻璃镜框里，周围缠红绸，制成镜屏，吹哨放炮送到商家家里作为奖励。从地方庙会的盛况，亦可见当时汉商移民的活动能量。

（二）汉文化的传播：妈祖信仰与抢花炮

方素梅曾指出，经商也即经济交流，是汉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许多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汉族商人进入，使少数民族有了对外交流的机会，开始了文化的交流和吸纳。汉商移民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商品经济活动直接导引，对于边疆开发确实起着不小的作用。而经济结构的改变和文化的移入，造成了地方文化的相应变化。

1.妈祖信仰的在地化

闽粤会馆中的妈祖是最具代表性的由广东福建移民带来的汉文化。妈祖在这些移民的家乡是渔民的保护神，其中，福建湄洲岛妈祖庙据称建于宋雍熙四年（987年），格外著名。广东梅县的天后宫设在程江河畔，是县内外船只停靠之地，为船家必拜之神。船装货出发前要去“许福”，祈求娘娘保佑一路顺风，平平安安；船运货回梅，又去“酬福”，谢娘娘保佑恩典。每年农历三月廿三，举办“圣母诞”，俗称“娘娘生日”庙会。

富禄一带商业的发达主要依靠航道运输，葛亮最早最大的企业是赖氏的海通公司，于是，保证水上运输的平安和顺利的神――天后林默，就从闽粤沿海地区跟随移民到了内地少数民族地区。葛亮天后宫于嘉庆年间落成，此后，商贾每至放运木材和土特产品前，都到天后宫里烧香敬茶，以求妈祖保佑他们放运平安、顺利、生财有道。后来，随着闽粤商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发展，妈祖文化在都柳江沿岸迅速传播，影响扩大。湘黔桂各族信众也纷至沓来，祭祀妈祖，保家安财，求子祈福。近代以来，因为灵验和有求必应的传说，天后宫香火不断，妈祖成了影响广泛家喻户晓的地方神，实现了在地化。

妈祖神庙不仅仅是祀神场所，同时也是具有一定权力的自治机构，联络商业是其历史之责，其所欲表达之权威是属于移民客商的。会馆中设立的神庙把地缘纽带与神缘纽带最恰当不过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通过设置在其中的移民社会组织调节同胞之间的关系并帮助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又提供一个集体相聚活动的公共场所，特别是祀神活动，加强了同胞之间的接触。通过对神灵祭祀活动的共同参与而增强移民社会成员的联系与情感认同，从而增强了同胞之间的凝聚力。

2.抢花炮的引入

据前人研究，抢花炮早在清代已开始在广西多处流行，但它原是汉族的活动。广东移民供奉观音和关帝，每年于二月二和三月三等时间举行抢花炮活动。虽然历代志书所载各地抢花炮的时间不一，但举事宗旨多为“祈神求子”。在岭南地区，“抢花炮”习俗流行的地区更为广泛。如光绪年间张心泰《粤游小识》记：“广州每当土地诞日，各街放花炮，置草圈其上，炮震圈飞，接获者主财喜。别有纸扎炮头，缀人物花卉，高数尺，鼓吹送至家中供奉家神前，谓之接炮头。来年照样制新还神工费一切，竟有用至数百金者。”又民国《阳江志》记：“农历正月十五日晚，村社神庙各燃烟火及花爆，花爆中藏小药筒来，以草燃之即冲空而上，接获者即为神佑。”早在清嘉庆年间，闽粤会馆的客家商人就组织筹办花炮节，以庙会为噱头，吸引周边各民族前来进行物资交流和贸易，于是抢花炮这种习俗就被带到了葛亮。

三江地方“抢花炮”据说源于清咸丰年间，三江古宜地方人士为祭祀“二圣侯王”，在三月三举行第一次花炮会期，由此起源并逐渐流传于三江县属各地，并相沿成习。三江多处乡镇抢花炮所祀之神不尽相同，程阳祀雷祖，林溪祀飞山，富禄祀三王，葛亮祀妈祖和关公，古宜祀二圣王，梅林祀关公，诸神多为汉、侗等民众祭祀的对象，祭祀对象和会期与广东或广西其他壮汉地方有所区别。

葛亮村和富禄镇上抢花炮皆分三炮。葛亮三炮，头炮为关公炮，保佑发财；二炮为天后炮，保佑得子；三炮为孔明炮，保佑平安。富禄三炮分别名为福禄寿喜、升官发财和人丁兴旺。两个抢花炮寓意大致相同，足见所祈神灵的商业化，换言之，管商业的神灵在地方神系中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地位。葛亮抢花炮头炮祭的是关公，其次才是妈祖。关公在汉族信仰中早已成为“信义”的象征，商人相信做生意要童叟无欺，诚实为本，守信誉才能财源茂盛。又关公长于算数，发明日清薄，备受商人崇祀成为其保护神，民间将关公视为财神。葛亮侗人亦接受这一文化符号，而使关公超越了妈祖，成为寨上保境安民最重要的神灵。

抢花炮期间有诸多文娱活动，开始时以汉文化唱主角，舞龙舞狮是当时主要的表演项目，随后商人又从桂林、长安请来桂戏班和彩调班，一唱就是半个月。富禄当地老人直到1970年代以前还以桂戏为娱乐。桂戏原为广西汉族戏剧，据《三江侗族自治县志》所记，20世纪20年代传人三江，民国年间共建立14个班社，侗族地区的独峒、八江、林溪、良口等乡都有桂戏班。1949年初，桂戏班增至73个，40年代至50年代中期共演出剧目227个，大多是传统剧目。可见这种娱乐也是外来的。

三、汉文化与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

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外来汉文化的移入虽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但是较大规模的进入是在明清之后。在富禄，汉文化主要是商业带来的，而商业也影响了汉文化在当地的传播。一方面，经商加速了汉文化在更广泛范围的移植和扩散，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汉化和变迁。会馆通过庙会带动周边少数民族参与到商业活动中，促进了整个地域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共享的节日和信仰的空间。在汉族移民占优势的地区，往往也是商业发达的地区，汉文化借助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之便引领着其他各族文化，而使各民族文化特色渐趋消减。另一方面，富禄街上的汉族生意人发现，商业社会需要的是人缘，谁家的少数民族亲戚多，谁家的生意就好。汉文化虽然是主流文化且发展更为成熟，占据商业优势地位而成为富禄各民族文化联系中的主线，但在辐射到各民族文化圈的过程中，移入该区的汉人为获取更多的地方资源，也一定程度地吸收和主动接受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甚至日益被少数民族化。

汉文化的融入并非强行侵入，而是在你情我愿的交换式经济带动下潜移默化，使本土的侗苗居民以为临时进入，后来变成了永久性进入，实质为移民和本土多民族间的文化涵化与双向性融合的过程，形成了富禄多民族文化交织、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总体共享的地方文化形态。这其中就有语言、生活方式、信仰与节日等民俗文化的融合。

首先，不同民族的交往，语言是主要的工具，双语的使用是文化共享的重要指标。在富禄，通行语仍是以侗话为主，这应与其所处社会大环境――三江县和贵州从江县是侗族人的主要聚居区域有关。但商业并不限于某个民族和地域，因此在富禄镇上，当地的生意人会说客家话、苗话、侗话、壮话等几种语言。这也方便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通婚。在富禄，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通婚，由汉、苗、侗等多个民族组成一个家庭的情况是很普遍的。迁徙到富禄的客家人多娶当地侗族或苗族女子为妻，少数民族的女性也对嫁给汉族丈夫的未来婚后生活有着相当的信心。这说明外来移民并没有特别强的自我意识，而是抱着希望融入地方社会的心态。来到富禄的客家人要生存安定下来，建立家庭，与少数民族联姻是一个选择，也是谋生和发展事业的需要。在共同的生存环境和各民族内在的民族品格基础上，富禄形成了多民族和睦共处的关系。

其次是民俗文化的互相吸纳和影响。移民与当地民族的通婚，往往带来最直接的民族交往和融合，主要是文化认同的变迁与文化的融合。相通相习的语言交往、衣食住行等习俗文化、歌舞戏剧表演等文艺活动等诸多内容，使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文化处于共荣共生的关系。而在这种兼容互利的关系中，各民族也仍保存有属于自己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属性和习俗内容。如果说饮食习俗是民族之间区别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甄别指标，那么，富禄的汉族移民已为当地同化。酸汤、白水菜、油茶、牛憋汤本是富禄侗族和苗族惯常饮食，现已为汉族移民所接受。更显而易见的是，妈祖信仰和抢花炮已由汉族信仰衍化为富禄及周边地区所有民族共有的信仰和节日。

富禄三月三花炮节最初是汉族移民植入的文化，后来成为多民族共享的节日，并逐渐汇聚了多民族文化。特别是当代以来，花炮节3天的会期，集中了各民族的文艺巡演，除了传统的舞龙舞狮，唱桂剧侗戏，又纳入了芦笙踩堂、琵琶歌、侗苗笛、木叶歌、侗族大歌、多耶、苗族拉木下山等多种民族风格和文艺形式的民间艺术表演，同时开展武术、斗牛、斗马、斗鸟等民族民间传统比赛项目。原属于民间巫教仪式的侗族抬官人，亦被吸纳为表演的内容，且又增加了放电影、民歌对唱、篮球赛、拔河等吸引青年参赛者的现代形式。花炮节的活动内容、规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得到拓宽，越是现代化，其多民族共享性和同质化就越是明显。

四、从民族文化到地方文化的生成

关于民族的传统理念，核心之处是划定了族群边界的观念。但在富禄的地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借助于频繁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互动而实现的。汉族移民为新生活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意味着融入到当地多数群体中去，是一个动态性的迁徙和适应过程。赵旭东认为，族群成长过程中的这种动态性，确保了族群适应能力的发挥，这种适应性通过不断的认同重构来实现。他指出，“族群迁徙和适应构成了其自身的文化认同形态。这种形态会保持一种自身发展的连续性。在经济和政治的诉求不断地使整体的族群意识打散开来的同时，文化的黏合剂作用，让这种分离的趋势变得迟缓乃至停止下来。”闽粤汉族移民最初因经商或闯生活进入富禄，是以一种相对缓和的方式。他们对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首先是带来了商贸活动，拉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并产生过深远影响。商人赚了钱后，为了更好地定居和融入当地，实现移民群体内部认同，除了建立祠堂和妈祖庙，还捐资建庙宇、建桥、办学校，这个过程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文化传播。

换言之，汉族在少数民族地区生存，刚开始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随着早期几代人的生活，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占据优势，通过文化的辐射，慢慢融人地方社会。近代，闽粤商人建楼修庙，开办庙会和花炮节活动时，主要采用的是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包括侗族标志的鼓楼和戏台，符合当地民众的风俗信仰，吸收侗苗等少数民族文艺表演的节目内容，以当地的文化生活方式为主要依从。20世纪80年代，镇上文化精英在恢复富禄花炮节的过程中，也有意将其表述为多民族共享和共同参与的文化符号。花炮节早已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地域文化符号。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下，汉族移民利用了诸多文化的手段，甚至历史叙述，有效调节着地方资源争夺的权力杠杆之平衡，使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显得融洽而互相依赖，体现了汉族移民的生存策略。移民使汉文化在新的创业地移植、传播和重组，并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经历一轮文化的重新洗牌，汉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重新生根，并融为占据主导性的地方文化符号，而民族性相对不那么重要。在葛亮和富禄，花炮节、妈祖信仰的在地化，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汉文化融为地方文化的过程中，基于认同的文化融合甚于文化的吸收或抗拒。当地人不再主动辨识自己是客家人（移民）还是侗人或苗人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更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也加快了当地的文化融合。在这里，所谓的族群划分并不那么统一和纯粹，在地方文化认同的层面，甚至地域性更强于民族性。

桂黔边的富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移民与文化传播个案，至少提醒了我们，民族性的文化识别在某一地域的文化表征中，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汉商移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以后，由于生活在共同区域内，随着接触和交往的增多，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发生了多方位浅层次的对话与交流：移民文化和本土文化因差异而存在文化拒斥，双方都会试图去同化对方，尽管相互难以接受对方的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但经过长期的相处和接触，两种文化在对共同生存环境的适应中均做出了让步。在移民与本土的群体之间，文化的“他者”逐渐被接纳，使得他文化嵌入自我文化体中，主客文化区分已不那么敏感和强烈，而是更多的关注共同生存环境的便利条件和增加自我的社会资源，相互交融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地方文化。

参考文献：

[1]葛剑雄.移民与文化传播――以绍兴为例[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

[2]吴浩.中国侗族村寨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3]孙进.文化适应问题研究：西方的理论与模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

[4]刘有安.论移民文化适应的类型及心理变化特征――以新中国成立后迁入宁夏的外地汉族移民为例[J].思想战线，2009（2）.

[5]余达忠.汉文化的辐射与侗族文化的变迁[J].贵州文史丛刊，1998（2）.

[6]朱慧珍.富禄百年：客家人与少数民族共生共荣关系考析[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

[7]三江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江侗族自治县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8]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9]唐凌.论商业会馆碑刻资料的历史价值――基于17～20世纪广西经济移民活动的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23（4）.

[10]方素梅.近代壮族社会结构及其变迁[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11]王荣国.明清时代的海神信仰与经济社会[D].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