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扶贫论文范文第1篇

？眼关键词？演机制设计理论;旅游扶贫;调适

[中图分类号]F59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23）02-0073-05

20世纪80年代，伴随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扶贫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所认同，并被列为旅游业“九五”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1]，紧接着国家旅游局提出“试办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的工作意见”，从此旅游扶贫逐渐成为我国反贫困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之一[2]。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旅游扶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约1/3的贫困人口直接从当地的旅游发展中受益，通过发展旅游已使占贫困地区总人口约1/10的人实现脱贫[3]，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是，大多数贫困地区所实施的旅游扶贫战略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成效并不明显[4]，一些地区出现了旅游扶贫目标被置换、旅游扶贫开发变成了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社区及贫困人口利益被忽视、扶强不扶弱、当地贫困人口被边缘化、旅游项目缺乏社区参与性、旅游漏损严重等问题[5-6]。随着我国精准扶贫时代的到来，原有的政府主导和政策推动的旅游扶贫模式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弊端与问题，特别是机制缺陷对旅游扶贫的制约逐渐凸显。因此，为进一步推进旅游扶贫开发必须对现行的旅游扶贫机制进行调适和完善。基于机制设计理论，完善我国旅游扶贫机制，对激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提高旅游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机制设计理论与旅游扶贫机制调适思路

（一）机制设计理论的内涵与旅游扶贫机制安排

机制设计理论最初思想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体制的著名论战。经过赫维茨、迈尔森和马斯金等人的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热门领域和核心主题之一，成为近二十年来微观经济学领域发展最快的理论分支之一[7]。机制设计理论假定人们是按照博弈论的方式进行选择，同时能按照社会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等范式预设社会目标，而机制设计理论就是探讨如何在自由选择、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构建有助于实现个人、集体和社会激励相容的最优机制[8]。目前，机制设计理论已经融入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其被广泛运用于垄断定价、契约理论、最优税收、拍卖理论及委托等领域。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法规制订、行政管理、最优税制设计、社会制度设计、民主选举等都可归结为机制设计问题[9]。

在通过旅游发展实现减贫甚至脱贫致富的过程中，需遵循科学的旅游扶贫发展机制[10]。早在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署（局）（DFID）就认识到建立合理的机制以推动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受益是旅游扶贫实践中的一大挑战。对于旅游扶贫机制，不少学者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Meyer D.（2007）提出了通过加强周边贫困社区与住宿业的联系以降低旅游漏损的概念框架[11]。Pillay M和Rogerson C M.（2023）研究了增强农业与旅游业融合以提高旅游扶贫效应的机制[12]。国内旅游扶贫机制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贫困人口参与、受益机制;二是旅游扶贫动力机制;三是旅游扶贫长效机制;四是旅游扶贫协同机制。但是从机制设计理论角度来展开对旅游扶贫机制的研究仍是薄弱环节。

（二）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旅游扶贫机制调适思路

机制设计理论在资源配置、激励相容、机制协调和信息公开等方面为我国旅游扶贫机制的调适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启示和研究视角，特别是在如何提高政府部门对旅游扶贫的领导、统筹和协调能力，促进旅游扶贫各利益主体之间信息的有效利用、激励相容的有效实现和旅游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因地制宜设计合理的旅游扶贫机制等方面提供了有效指引。

1. 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是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基础

旅游扶贫要因地制宜，根据贫困地区所具备的旅游资源条件、开发条件、区位条件、市场条件等区域环境选择合适的旅游扶贫项目，而不能照搬照抄、雷同开发。一个成功的、能够实现旅游扶贫目标的项目，首先该项目要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脱离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盲目开发。旅游扶贫项目选择具有多样性，不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选择旅游扶贫项目，避免出现“旅游飞地”现象。其次旅游扶贫项目也要能满足市场需求、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并能带来较好的效益。旅游发展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因此要遵循市场规律，项目的选择既要依托旅游资源基础，也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还要兼顾周边地区旅游项目（产品）开发，要形成产品差异化互补，避免产品同质化竞争。

旅游扶贫要以人为本，人是旅游扶贫的核心，旅游扶贫的核心目标就是贫困人口的脱贫和发展。旅游扶贫包含对贫困人口在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扶持，只有贫困人口达到了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同时脱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除贫困[13]。发展经济学反贫困问题的研究表明，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低仅仅是贫困问题的一个表象，贫困的根源在于贫困人口缺乏相应的基本能力，如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态度，缺乏获取知识、技能的有效途径以及参与发展项目和各种经济活动的机会。作为一种“造血式”的扶贫方式，旅游扶贫必须始终把重点放在贫困人口素质的增强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不断推动其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循环，激发其新需求的产生，进而促进其潜能的开发。

2. 实现旅游扶贫各参与主体激励相容是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重要内容

在机制设计时，设计者必须考虑给每个参与者施加一定的激励，以达到激励相容，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在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过程中，通过设计并执行相应的激励机制，不仅可以完善旅游扶贫机制的运作规则，而且还能够有效地激发旅游扶贫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促进有关信息自下而上流动，进而提高旅游扶贫机制的运行效率。

3. 规范和协调旅游扶贫各方行为是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内在要求

旅游扶贫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资源的性质，需要对旅游扶贫相关方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以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的发生，造成旅游扶贫资源被转移、滥用，降低旅游扶贫的效果。对政府部门而言，要对其行为进行规范，以减少“寻租”的存在空间，避免腐败的发生。此外，旅游扶贫需要汇集社会各方的资源和智慧，必然涉及多方的共同参与。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协调参与各方行为，提高各方行为的协调性、统一性，避免各方行为相互冲突和资源内耗。

二、我国旅游扶贫机制存在的缺陷

（一）旅游扶贫管理机制有待规范

扶贫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通常政府在旅游扶贫市场主导、宏观调控、区域引导、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旅游扶贫过程中，政府主导太多、权利太大，并且缺乏相应的监督制衡机制，容易导致腐败，并弱化了市场及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因此，政府要从长期居于“主导”的地位转变为“向导（引导）”、“指导（疏导）”、“督导”与“辅导”地位[14]。另外，我国旅游扶贫往往涉及到多个管理部门和多个行业，已经远超出了单个部门的协调能力和权限[15]，这带来了管理方面的许多问题，如扶贫政策政出多门、决策管理主体多元、权力配置相互交叉以及旅游扶贫政策主导等，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政府部门政务公开不透明、旅游扶贫缺乏群众监督。

（二）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单一

一直以来，我国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和政策推动的旅游扶贫模式，导致了我国旅游扶贫信息传递一直沿袭着自上而下的纵向传递方式，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这种纵向的信息传递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容易导致旅游扶贫脱离实际，贫困人口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传达。此外，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纵向信息传递是一个在政府部门之间形成的封闭式的管理机制，缺乏对社会的公开透明和社会监督，容易导致旅游扶贫资金被挪用、私吞和腐败的滋生。

（三）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机制缺乏

国外PPT旅游扶贫实践经验表明，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对社会各界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然而，我国旅游扶贫实践中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仍存在许多问题，如各地旅游扶贫政策千差万别，财政政策运用得多而其他政策用得少，各类财税、产业、投资和金融等政策难以互相配合形成合力;旅游扶贫资金的平均分配导致使用分散，旅游扶贫项目选择不切实际、特色不突出等;各种旅游扶贫资源投入缺乏统一协调，各行其是，导致旅游扶贫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社会资本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常常被忽视，得不到有效的引导和运用。另外，由于旅游扶贫涉及到多个管理部门、行业和参与主体，旅游扶贫开发的有效实施，不仅要调动各开发主体的参与意识和热情，还需对他们进行有机整合协调，建立起保障有力、高效灵活的多元开发主体协同机制。但是我国旅游扶贫实践中普遍存在开发主体之间互动整合协调不够，表现为政出多头、各自为战、各成体系，缺乏有效对接。

（四）旅游扶贫参与机制不完整

旅游扶贫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参与，尤其是政府、贫困人口、旅游企业及社会团体等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我国旅游扶贫参与机制不完整，突出表现为贫困人口和社会团体的旅游扶贫参与程度不高。首先，贫困人口旅游扶贫参与程度不高。具体表现为，大多数贫困人口被排斥在当地旅游扶贫项目外，旅游扶贫招商与项目选择并非基于社区和贫困人口利益诉求，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并未给予区别对待。在旅游扶贫工作中，贫困人口完全没有话语权，有关旅游扶贫项目的决策、实施、验收等环节缺乏贫困人口参与，无法保证决策的公平、公正和实施过程的公开、透明及旅游扶贫工作的高效。加之在有些地区，旅游扶贫项目被当作政府部门追求政绩的手段，使得旅游扶贫资源偏离了原有轨道，不但会对贫困人口的广泛参与造成排斥，还不利于贫困信息的真实反馈。其次，社会团体旅游扶贫参与程度不高。国外旅游扶贫实践中，社会团体是旅游扶贫的中坚力量之一。由于我国缺乏横向的社会参与机制、相应的法律规范及制度保障，各类社会团体不能广泛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来，难以有效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导致旅游扶贫势单力薄、资源不足。

（五）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缺乏

能否对旅游扶贫资金、项目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价，直接关系到旅游扶贫的成效。目前，我国既没有设立相应的旅游扶贫管理机构，更没有专门的旅游扶贫监督和评价机构，同时也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旅游扶贫项目如何遴选？”、“规划、开发是否科学合理？”、“建设情况如何？”、“带来的扶贫效益有多大？”等这些关键性问题，外界都不得而知。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的缺乏，导致我国旅游扶贫项目立项随意性大，旅游扶贫资金的申报审批把关不严，旅游扶贫资金的划拨、预算控制、财政监督、审计等往往形同虚设，容易造成旅游扶贫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和浪费。

三、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我国旅游扶贫机制调适

我国旅游扶贫机制存在的上述缺陷严重制约了旅游扶贫效应的发挥及其目标的实现。为进一步发挥旅游扶贫在我国反贫困中的作用，需要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要求对旅游扶贫机制进行相应的完善和调适，以促进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一）规范旅游扶贫管理机制

旅游扶贫管理机制的规范必须建立在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之上，因此要加强旅游扶贫相关法律体系建设，通过法律手段来确保旅游扶贫管理的合法、合规性，做到旅游扶贫管理有法可依，避免出现随意性。在健全法律保障体系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规范旅游扶贫管理。具体包括：首先要明确政府在旅游扶贫中的责任及角色定位。通过对政府权力及责任的精确定位，并配备相应的针对政府行为、旅游扶贫项目的监督和惩戒机制，减少旅游扶贫管理的随意性。其次要建立旅游扶贫奖惩机制。按照机制设计理论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促使旅游扶贫管理规范化，实现政府行为与旅游扶贫目标的激励相容。最后，要改进贫困地区政府部门考核体系。将考核重点从地区经济发展（GDP）转向扶贫开发工作成效上来。

（二）建立多维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认为，任何机制的运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存在成本的，因此有关机制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是越少越好，信息传递效率越高越好，信息成本越低越好。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包括纵向信息传递和横向信息传递两种。针对目前我国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应创新纵向信息传递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横向信息传递机制建设。首先要打破纵向信息传递中的多元决策、多头管理的局面，将分散于旅游、发改、扶贫、财政、民政等部门的旅游扶贫相关职能集中统一。同时，将旅游扶贫管理权限下放，以便各地根据实际自主决定旅游扶贫开发，减少信息纵向传递层级，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其次，要搭建旅游扶贫横向信息传递平台，为社会团体、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营造参与旅游扶贫的环境，不断提高社会力量在旅游扶贫工作中的作用。

（三）创新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强调在自由选择和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通过机制设计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信息传递的效率。针对我国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创新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机制。首先，要整合协调旅游扶贫相关各部门的政策，将旅游扶贫与农业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等扶贫形式紧密衔接，使得财税、产业、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政策相辅相成形成合力，实现扶贫效应最大化。其次，要整合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类旅游扶贫资源，拓宽旅游扶贫资源来源渠道，实现旅游扶贫资源的有效统筹管理和调配，提高旅游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率。再次，要加强旅游扶贫各部门、各行业、各参与主体间的协调，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在旅游扶贫中的积极性，实现各方利益的激励相容。

（四）完善旅游扶贫参与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认为，通过设计一定的激励机制可以使参与各方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实现设计者所设定的目标。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包含政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如何设计激励机制实现旅游扶贫各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便成为机制设计理论在旅游扶贫领域的一个重要应用。首先要提高贫困人口旅游扶贫参与程度。要切实赋予贫困人口旅游开发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与收益权，要为贫困人口提供获得旅游参与基本能力的机会，提高贫困人口直接或间接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比例，促进当地居民从旅游发展中真正获益。其次要提高社会团体旅游扶贫参与程度。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旅游扶贫过程中运行高效迅捷、管理渠道明晰、弥补政府资源不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其与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形成优势互补，逐步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团体相互促进、相互监督、互为补充的良性互动机制和政府主导、民间主体、运作透明、开放高效的旅游扶贫模式。

（五）健全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

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是旅游扶贫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保障，它能够适时反馈机制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及时纠正偏差，以确保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作为一种反馈机制，有助于开发主体加强对旅游扶贫开发过程的控制，特别是通过社会团体、旅游企业、科研机构、社区的信息反馈，可以对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促进其及时改进工作。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作为一种利益协调机制，可以使旅游扶贫规划实施的严谨性及效果的可评估性得以体现，还能使社区居民、私营部门对经济效益的关注得以满足。因此，要将旅游扶贫监督评价作为旅游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建立行政监督评估机构、拓宽监督评价渠道、培育民间监督跟踪力量等措施来健全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具体而言，一要加强对旅游扶贫项目的监督评价。要从旅游扶贫项目的可行性论证、项目的遴选、项目的审批、项目的实施、项目实施的效果等方面强化监督。二是要强化对旅游扶贫资金的监督审计。推行旅游扶贫资金的公示、公告和报贴制度，保证旅游扶贫资金在管理、分配、使用各环节的公开透明。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旅游扶贫绩效考核体系及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将项目遴选、项目规划、项目实施、资金使用、财务管理等环节全部纳入绩效考核范围。

四、结 论

基于机制设计理论探讨我国旅游扶贫机制调适，主要是为了在旅游扶贫决策、开发规划、监督管理等实践工作中，设计出可以有效配置旅游扶贫资源、有效利用相关信息和激励兼容所有旅游扶贫参与主体（如政府、旅游企业、贫困人口、社会团体等）的有效机制，解决我国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是对旅游扶贫机制的一般性探讨，是将机制设计理论运用于旅游扶贫实践的积极探索，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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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Design Theory Based Mechanism Adjustment

for China's Pro-poor Tourism

Deng Xiaohai， Zeng Liang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旅游扶贫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吕梁山片区 旅游扶贫 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吕梁山片区中，虽贫困县集中，发展相对落后，贫困现象严重，但其相对丰富的旅游资源却大有可为，利用旅游扶贫可发展一定的增长点，结合区域增长理论应用增长点的一系列效应，从而带动整个片区甚至是相邻其他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一、结合区域增长理论制定吕梁山旅游扶贫非均衡发展战略

关于非均衡发展的部署主要以山西省13个县为例进行说明利用其核心思想开展旅游扶贫工作。如图示，位于吕梁市兴县的晋绥革命纪念馆属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此之外，兴县还有众多著名景点，如“四八”烈士纪念馆、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等，且兴县便利的交通会对旅游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提供了一大助力。

位于临汾市的吉县壶口景区被列为部级地质公园，该县还有人祖山等著名景点，而且，吉县地理区位优势明显，素有“秦晋通衡”之称。境内国道209线和309线交叉相汇，临吉高速和预计今年年底便可通车的吉河高速相连贯通，东西可以沟通秦晋、连接南北，南北可以纵深吕梁、穿越河津，交通十分便利。

根据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地方政府可通过协调以两地为核心，利用核心地区旅游资源及其相关配套设施，集中资本、技术和人才等力量先行发展核心地区，待核心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再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余地区旅游行业的发展，从而带动片区经济发展。此外，也可在小范围区域如县域内通过非均衡发展的思想，以增长点带动县域其他旅游景区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县域经济发展。

二、吕梁山片区实施旅游扶贫的具体措施

（一）政府发挥正确的引导扶持

吕梁山片区涵盖晋、陕两省20个县，其旅游扶贫工作较为复杂，若无政府从中指引与扶持，很难高效发展。20县可共同举荐一定人数成立旅游扶贫办公小组，组织各县有关旅游扶贫部门召开定期会议，商榷吕梁山片区旅游扶贫可与国家对接的扶持政策、扶贫资金的争取工作、与旅游开发商的合作事宜等，并出台一些片区内的旅游扶贫工作开展的规划性文件，保障片区内旅游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争取国家扶持资金的同时积极吸引外来资金

资金到位是吕梁山片区的旅游扶贫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必备前提之一。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一般很难直接对该区域旅游扶贫工作投入大量资金，因而，一方面要争取国家层面的扶持资金，由其注入启动资金来促进旅游开发工作的进行。另一方面，在争取国家支持的同时，还要利用一些优惠措施等来吸引外区域的投资，或是通过与银行的协商，争取银行信贷以获取可用资金。

（三）完善片区内交通、通信和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上，推进“两纵两横”的建设进程，完善吕梁大武机场的各项相关配套设施，强化晋、陕两省内干线铁路，定期检查确保岚县、吉县、五寨等交通节点道路通车顺畅；通信和信息化上，全面建设现代通信网络，确保网络信号重点覆盖旅游景区。

（四）片区内资源全面整合，合理定位，突出重点

晋、陕两省应突破行政区划分限制，整合片区内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合理定位，突出重点区域，选择多方位合作模式进行片区内核心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市场共享、旅游设施的投资、产品的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区域旅游合作[6]。

（五）重视片区的旅游形象建设并加大宣传力度

形象是旅游区的名片，也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强大基础，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及合作开发商须重视片区内的旅游形象建设。以吕梁山片区内文化古迹、革命纪念地与革命遗址等特色旅游资源，通过网络等媒介加强推广，或通过制作和散发片区特色景点的明信片等宣传手段推广吕梁山片区旅游形象。

（六）构建片区旅游扶贫的绩效评价，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建立健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和评价制度是确保旅游扶贫科学、可持续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在选取评价指标、确定评价方法、建立评价制度等方面要根据吕梁山片区的切实情况，科学合理的进行绩效评价工作，准确度量旅游扶贫绩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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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彦章.吉县优势项目再杨帆[N].山西经济日报，2023.

旅游扶贫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文章从全域旅游这一观点出发，分析娄烦县内可开发旅游资源，构建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以期对娄烦的经济发展和脱贫工作提供理论和现实指导。

【关键词】全域旅游;精准扶贫;山西

娄烦县2023年以前，全域旅游在中国尚属一个很陌生的概念，虽然偶见报端，但学界没有一个广泛而统一的认识。2023年厉新建等对全域旅游进行了解读，奠定了全域旅游的基本内涵。2023年，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李金早局长提出:中国的旅游发展要从“景点旅游”转变到“全域旅游”，并对全域旅游做出了全面细致的解读。随即，全域旅游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实践。贫困问题是世界难题，作为第一人口超级大国，我国的贫困问题更是尤为严重。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为实现中国梦，为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于2023年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对我国的扶贫攻坚工作提出了有力的思想指导。而旅游扶贫则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其积极作用更是在学界、政界乃至全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2023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23———2023年)》、202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2023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都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大力推进旅游扶贫。精准扶贫是国家长期推行的经济建设脱贫模式，全域旅游则是以行业带动经济发展，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角度两者必然会形成交集。山西娄烦县属于山西省太原市下辖县，地处太原市西北部、吕梁山腹地、汾河中上游，距省城太原97公里，是集山区、老区、库区为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太原最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本文以探讨山西娄烦县全域旅游精准扶贫入手，探索全域旅游视角下精准扶贫模式之路。

1全域旅游与精准扶贫的理论关联

2023年，厉新建对“全域旅游”的解读奠定了全域旅游的基本内涵。“全域旅游”是指一定范围内相关行业积极融入，部门之间共同管理，当地居民利益共享，游客全方位体验旅游乐趣，充分挖掘目的地的旅游资源，创造新颖有特色的旅游产品，从而满足游客与居民的利益与旅游需求。［1］2023年，国家旅游局李金早局长对“全域旅游”做出了官方解释。“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2］全域旅游是旅游产业的系统化，全景化，是从大旅游视角下对一定区域进行整体规划，将有利优势资源整合，统筹管理。全域旅游从根本上是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发展问题，从过去的点到现在的面，从过去的景点建设到现在的全社会共建共享。“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最早是在2023年11月同志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3］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4］一直以来，发展旅游业一直是扶贫工作的有力手段，很多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但生态环境良好，具有旅游的开发潜力，通过发展旅游业实现脱贫致富是一条快速有效捷径。

2娄烦县发展现状

娄烦县是山西省太原市下辖县，总面积1289平方公里。全县有142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达到117个，全县总人口数12.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6万人，而贫困人口为3.4万人。娄烦县地处太原市西北部、吕梁山腹地、汾河中上游，距省城太原97公里，东部紧邻古交，西部为方山，南部为交城，北部与静乐邻接。娄烦县是集山区、老区、库区为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太原最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2023年度，娄烦县地区生产总值18.3亿元，而太原市地区生产总值为2955.6亿元，其中迎泽区达到602.20亿元，杏花岭区509.18亿元，小店区389.34亿元，万柏林区352.77亿元，尖草坪区245.69亿元，经济区239.58亿元，高新区99.89亿元，晋源区57.16亿元，清徐县122.46亿元，古交生产总值26.39亿元。数据显示，尽管娄烦县委班子稳中有进，与2023年相比同比增长33.3%，但在太原市各区县中仍属末流水平。2023年上半年，据太原市统计局最新统计，太原市各县域经济增长情况，太原市增速为7.1%，古交市、尖草坪区、万柏林区、清徐县、阳曲区域增速都高于太原市平均水平，即使增速最低的晋源区也达到了4.6%。只有娄烦县为负增长状况，为－1.4%。导致娄烦贫困的原因很多，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首要原因。多年来，煤焦和选矿业一直是娄烦的支柱产业，全县345家工业企业有72%从事这两个行业，盲目的发展和粗放的经营方式不仅未能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且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另外，娄烦县大多数贫困人口集中在边远山区，生存条件和生产条件普遍都比较恶劣。因此，扶贫的关键在于转变生产模式，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如何顺利转型，如何快速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贫困人口，如何在新形势下顺应国家政策、人民需求，才是娄烦脱贫工作的重中之重。

3娄烦县旅游扶贫优势分析

娄烦县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而旅游资源的优劣和品质直接决定着发展旅游的可行与否。娄烦县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不仅是革命老区更有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所有这些都是娄烦县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条件。

3.1历史绵长的古城

据我国现存历史资料和娄烦县城三教寺残留的元代和清代两块碑石铭文证实，娄烦在明代以前写作楼烦。在这个名称下，从公元前11世纪的周朝以来，曾建过国，设过郡、州、县、监、司、镇、乡、区、市、公社、大队、村、居委会等一系列的行政建置。这在全国也是极为罕见的。［5］娄烦不仅历史悠久，更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位于娄烦县马家庄乡新城东沟村的娄烦古城，就是一座研究意义极高的古城遗址，该古城为东周时代遗址，为娄烦国都的遗存。古城中出土了大量的戈、青铜箭头等兵器和战马骨骼及带箭头的人头盖骨，在2023年5月，娄烦古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2一山一水一名人

娄烦县在旅游业方面一直打造“一山、一水、一名人”的旅游品牌，积极开发云顶山、汾河水库、高君宇故居三个精品旅游景区。高君宇故居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第一批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山西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顶山是目前太原市海拔地形最高、山水自然景观最优美、空气最新鲜、野生动植物最丰富的自然生态旅游宝地。汾河水库建于1958年，是山西省最大的水库。水面宽广，春夏秋季可乘船泛舟，游乐和钓鱼，冬季可滑冰。

3.3美味有趣的饮食

娄烦有极具特色的美食。2023年，娄烦莜面栲栳栳制作技术被公布为太原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除了莜面栲栳栳外，娄烦的特色美食还有莜面鱼鱼、圪搓搓、磨擦擦等，从名称上来看就极具民间特色和生活情趣。

3.4清凉舒适的后花园

娄烦县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干燥，雨量较少，气温较低，风力一般，阳光充足，湿热同季。冬季较长，寒冷干燥;夏季短暂，雨量集中;春季风多，升温较快;秋季短暂，天高气爽。［6］娄烦的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娄烦成了省城太原天然的清凉后花园。

4娄烦县全域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构建

4.1政府引领

全域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引领作用是至关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确立旅游扶贫的基本思路，前期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甚至还要成立对应的政府管理部门对全域旅游区域做出积极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全域旅游并不是全县发展旅游，而是在旅游作为主导的基础上，各部门各单位协调发展，共同组成大旅游模式发展，需要整合旅游资源，实现产业交叉、产业融合、产业联动，这就需要政府相应做出整体规划，核心是把旅游业作为全县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培育和发展。

4.2媒体先行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就是各种媒体。借助旅游媒体进行宣传与推广，能够强化目的地旅游信息的传递，吸引更多的客流，带来更加客观的经济收益，为旅游业带来良好的社会形象，为旅游的发展构建良性循环的氛围。在媒体介入的同时，需要发掘娄烦县旅游的特色，融入更多的文化色彩和自然景观元素，照搬照抄都会使旅游发展昙花一现达不到长期繁荣的目的。

4.3打造景区特色

娄烦县在旅游品牌上，一直倡导“一山一水一名人”，如何打造不一样的山水和名人，是娄烦发展旅游业的考虑重点。解决的出路在于融入当地特有的风土文化，扶贫的关键在于当地村民的参与。娄烦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偏，所以基本保持着原生态的状况，环境也没有重大污染，所以娄烦一直以来被称为山西生态第一县。可以从这个方向入手，打造天然氧吧的纯净养生旅游，支持当地农民开发农家乐，政府参与有计划地帮助贫困户开发小农场、农家采摘、农家客栈等项目。频繁开展集市活动，打造原生态的古老城镇。推动旅游扶贫和新农村建设工作有序进行。另一方面，积极开发以高君宇故居景点为核心的红色旅游路线。设立红色旅游大讲堂、纪念馆以及各种形式的红色教育文娱表演。自发设计红色旅游线路，支持亲子游、老人团、红色教育宣讲团等，开发多样化的红色教育节目，从内涵建设上吸引游客。

4.4基础设施跟进

旅游基础设施水平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旅游道路、景区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安全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旅游厕所改扩建工程。确保景区和交通沿线通信顺畅。［7］旅游业的发展要求相关辅助行业都要均衡有序配合发展，食住行游购娱每一环都至关重要。旅游业是否能长足发展，与旅游相关行业的规范管理息息相关，政府和行业要有前瞻性的眼光，制定旅游服务标准并能严格推广实行。

5结语

娄烦县是国家扶贫重点工作县，由于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等多种原因，社会经济相对滞后，基础设施陈旧落后。要加快娄烦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保护水土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旅游扶贫是最佳也是最合理的途径之一。娄烦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人民生活淳朴，极度适合发展农业观光、采摘垂钓、户外探险、休闲游、红色旅游等多种线路设计。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希望娄烦县能借此东风，加强全域旅游规划，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旅游行业标准，从而使全县人民的生活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早日实现脱贫致富的夙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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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廖晓东，滕湘君．精准扶贫的现实难题与方略要务［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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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秉．非凡的娄烦历史文化［EB/OL］．

［6］冯建春，武爱清．娄烦县汾河治理现状与创新［J］．科技创新与生产力，2023(5):15－17．

旅游扶贫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旅游扶贫；利益主体理论；城口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23）6-0214-03

1 问题的提出

旅游扶贫是以贫困地区特有的旅游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扶持下，通过发展旅游业，使贫困地区的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发展计划和措施。重庆城口县一直都是扶贫重点对象，其扶贫任务艰巨而又迫切[1]。本文拟在重庆城口县旅游扶贫过程中对当地实地考察以及相关人员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对目前城口县旅游扶贫利益主体的结构及其对城口旅游扶贫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城口脱贫的实际措施上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2 研究区概况

2.1 地理位置与区位条件

重庆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位于重庆市最北端，因踞三省门户名“城”，扼四方咽喉称“口”而得名，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幅员面积3292 km2，辖2个街道23个乡镇，30个社区176个行政村，人口25.3万人。境内最高海拔2686 m，最低海拔481 m。

2.2 贫困现状

城口县集“老、边、山、穷”于一体，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现有90个贫困村（A类深度贫困村30个），10994户贫困户（A类1988户、B类6659户、C类2347户），贫困人口37567人（A类5757人、B类23243人、C类8567人）。目前，城口仍是全市发展最滞后的地区，是全市2023年实现全面脱贫越线“摘帽”和在西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难啃的“硬骨头”（表1）[2]。

从表1可见，重庆城口县经过几年的扶贫，虽然贫困人数有所减少，但是，贫困人口减少幅度很小，贫困发生率仍然居高不下，其贫困程度很深。2023年城口县176个行政村，新一轮贫困村占90个，占比51.1%；贫困发生率14.3%，居全市第2位，分别高出全国、全市5.8%和8.3%；70%以上贫困人口居住条件恶劣，因灾因病因学返贫率常年在9%左右，高于全市4%。2023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91元，远低于全国（10489元）和全市（9470元）平均水平。因此，目前城口县扶贫的困难表现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表2）。

如表2所示，可见重庆市城口县未来脱贫任务艰巨，扶贫难度系数很大，就需要针对城口现有的资源进行开发挖掘，尤其是城口的新兴产业旅游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2.3 旅游发展条件

城口县旅游资源丰富，有丰富的自然景观、生物景观和人文景观，集山水、森林、民俗等为一体，是观光旅游、疗养、避暑的理想处所，旅游潜力无限，旅游景点多达22个以上。以崖柏为代表的珍稀动植物品种多，有部级自然保护区、古生物化石、山神漆器、鸡鸣茶、名贵药材等旅游产品。建有大巴山部级自然保护区、九重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巴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3 利益主体分析

3.1 利益主体的确定

根据弗里曼（Freeman） 的定义，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确定重庆市城口县旅游扶贫的利益主体为政府、 企业、旅游者，当地居民、非政府组织、媒体、专家等。其利益主体图谱如图1所示。

3.2 利益主体的界定

目前国内外对利益主体的界定有多种方法，本文采用米切尔 （Mitchell） 评分法 （Score based Approach）。该评分法将利益主体的界定与分类结合起来，从合法性、权力性、紧急性3种属性进行分类。合法性指是否被x予法律和道义或特定的对企业的索取权；权力性指是否拥有影响企业决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紧急性指某一群体的要求是否能立即引起企业管理层的关注。企业的利益主体可以分为三类，若某一群体同时拥有对企业问题的合法性、权力性和紧急性，则属于确定型利益主体，是企业首要关注和密切联系的对象；拥有3种属性中的任意两项，则属于预期型利益主体；只具备3种属性中的一项，则属于潜在型利益主体（表3）[3]。

3.3 利益诉求分析

由于非政府组织、媒体、专家、其他相关机构为预期型或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因此在利益诉求分析中，暂不予以考虑，分析主体界定为政府、企业、旅游者和当地居民。根据大量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访谈，其利益诉求可归纳为表4。

统计并分析表4数据，可以得出旅游扶贫的利益主体重视关注点各有各的侧重点，但也有相同的关注点，究其原因是这些利益主体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并且都希望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城口旅游扶贫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与其预期价值相背离的情况，在利益的驱使下，矛盾自然存在。

3.3.1 政府

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地位不可相提并论。从表4可以看出，政府非常重视城口县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发展，还有景区的良好社会形象。因此，在城口县扶贫过程中，当地政府既希望从旅游扶贫中获得经济效益，在增加政府税收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希望在旅游扶贫的过程中要起到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景区环境的作用。在目前利益主体比较多而杂的态势下，政府首先追求的是稳定的社会秩序，既得的经济效益，然后才是景区的生态效益[4]。

3.3.2 企业

从表4可知，对于企业而言，重视的是从旅游扶贫中获得高额经济利润，对于改善当地的生活质量完全不重视。因为企业作为旅游扶贫项目的投资者，所采取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盈利空间，从而快速的获得投资回报。这是正常并且典型的企业行为，但是正因为企业经济效益第一的目标使投资方通常不会顾及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在制定与执行旅游项目时只考虑经济和景区项目本身而忽略其他利益主体。

3.3.3 旅游者

从表4看出，旅游者非常重视的是高品质的休闲度假体验和合理的价格，对于从旅游扶贫中获得高额经济利润和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完全不重视。因为对于旅游者而言，去城口旅游一般都是避暑休闲，缓解压力，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就是要在旅游扶贫的过程中尽量提高完善当地旅游的质量。

3.3.4 当地居民

从表4看出，当地居民非常重视从旅游扶贫中获得高额经济利润和改善当地生活质量，非常不重视高品质的休闲度假体验。作为城口收入比较低的当地居民，本身就是贫困人口，对于他们而言，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是第一目标，而相对于旅游者非常重视的他们就不会重视，这样发展下去就会产生矛盾，不利于旅游扶贫的进程。

综上所述，第一，在城口县旅游扶贫开发中，利益主体的类型多样，其利益诉求各有侧重，其中既有分歧，也有交叉融合；第二，每一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丰富的内容，甚至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三，每类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实现的方式不尽相同，其中政府部门有较大的主导权和强制权，而其他的诉求，有些是双向互利、一损俱损的，有的则有赖于政府强制或舆论监督。

4 协调利益主体进行城口县旅游扶贫的建议

数据分析可得结论，利益主体既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其本身也会受到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要实现旅游扶贫的目标，政府、企业、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都需要得到较为均衡的满足，但又要特别关注其中贫困人口的利益诉求。利益机制的核心是责、权、利的分配。当利益主体间权力和职责不明晰，利益需求未得到平衡，或者利益创造和分配过程中监督和保障机制不健全时，不同利益集团就会产生矛盾，甚至冲突。目前政府和企业从城口县旅游扶贫开发中获得了较多的利益，积极性较高，而旅游者和当地居民获益不明显，对旅游业参与度不高。因此，厘清不同主体的责、权、利分配关系，建立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公平分配机制，最大程度地平衡各方利益，是城口县旅游扶贫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李 佳，钟林生，成升魁.中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009，19（3）.

[2]万剑敏.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县域经济旅游扶贫研究――以鄱阳县为例[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23，11（4）.

旅游扶贫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旅游扶贫；效应评估；感知；龟峰山风景区

中图分类号：F5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23）13-3187-04

Evaluating Pro-Poor-Tourism in Dabieshan Test-beds

―― Taking Guifengshan Resorts in Macheng as an Example

YE Jun

（School of Tourism Culture and Geography Science，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ang 438000，Hubei，China）

Abstract： Taking Guifengshan Resorts of Dabieshan test-beds as an example of eliminating poverty based on tourism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participational attitude to the effect of poverty-elimination by tourism. Results showed that local residents had evident positive perception of PPT and were not sensitive to its negative effect. As a whole， they held an attitude of approval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with pretty high enthusiasm of participation. Tourism product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PT mechanis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ro-Poor-Tourism（PPT）； effect evaluation； perception； Guifengshan resorts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课题，而“消除贫困”一直是国际社会发展援助议程的核心。自英国国际发展局1999年首次提出了“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Pro-Poor-Tourism，简称PPT）”[1]的全新理念以来，国外学者便进行了有关“PPT”理论与实证的大量研究。而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进行了旅游扶贫的政策尝试，但正式提出“旅游扶贫”开发思路是在1991年全国旅游局长会议上，由贵州省旅游局率先提出的[2]；此后在1996年，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旅游局相继召开了旅游扶贫工作会议，对旅游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和工作总结。进入21世纪，“旅游扶贫”作为欠发达地区一种全新的扶贫模式，在全国得到了大力推广，由此也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热潮。

近些年来，学者们对“旅游扶贫”的含义、意义、理论基础、开发模式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开始反思“旅游扶贫”中的“旅游漏损”和“旅游飞地现象”，即旅游或休闲业虽然依托的是当地的土地和旅游资源，但其经济的连带作用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联很小，旅游者消费的物资和从事服务的中高层人员基本来自外地，或旅游者仅在旅游目的地从事游览活动，食、住、娱、购等均在外地进行[3]，特别是从旅游扶贫实际效应的评估中分析如何真正做到“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如隆学文等[4]从人均收入、产业结构、环境问题上分析了坝上旅游扶贫效应并提出相应对策；张伟等[5]以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旅游扶贫开发为例，从实际效应、感知效应、效应的可持续性3个方面对旅游扶贫效应中贫困人口的受益和发展情况进行评估；李佳等[6]在青海省三江源地区贫困与旅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方法，探析了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李会琴等[7]通过对陕西省洛川县谷咀村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了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经济、社会、环境效应的感知。可见，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经济效应转向综合效应，从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从贫困地区转向贫困人口。基于此，本研究以麻城龟峰山风景管理处的龟峰山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从居民的经济、环境、社会及旅游态度感知的角度来分析其旅游扶贫效应，并提出相关建议及对策，以促进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作为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大别山区经济落后，发展缓慢。2023年湖北省政府启动了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简称“大别山试验区”）计划，初期范围包括湖北省黄冈市的红安县、麻城市、英山县、罗田县、团风县、蕲春县，孝感市的大悟县、孝昌县8个县市，尽管有政策的支持，但大别山试验区在居民收入、县域经济、基础建设和产业结构等方面表现孱弱，见表1。目前，该地区农民贫困率为22.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2.32%，每年因灾、因病等原因返贫人口约5.6万人，贫困人口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龟峰山村（原名大块地村）位于麻城市东部，大别山中段，距麻城市区23 km。境内的龟峰山最高海拔1 320 m，是大别山主峰之一。龟峰山村版图面积649 hm2，村地面积553 hm2，耕地面积23 hm2，103户人家，368口人。该村由6个村民小组组成，其中4个小组已搬迁至龟峰山风景区旅游服务中心，2个小组的村民仍居住在原地。全村以茶叶为主要产业，近些年依托龟峰山的大面积杜鹃大力发展旅游业，从事旅游业的人数达200余人，2009年人均收入达到6 328元，村级收入实现10.23万元。

2 资料来源

本研究主要以问卷调查资料为主。2023年8月，笔者深入龟峰山风景区进行了2 d的调查访谈，调查的对象是龟峰山村的农户居民，调查程序是首先发放调查问卷，然后辅以座谈、观察等方法，以获得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问卷调查的内容分为5部分：一是调查对象的人口经济学特征；二是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经济影响的感知；三是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社会影响的感知；四是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环境影响的感知；五是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总体态度。调查共发放问卷103份，收回有效问卷81份。

表2反映了被调查居民的基本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样本包含了不同年龄、学历、职业的人群，随机性较强，可信度较高。其中被访村户中青年占绝大多数，原因是其大多接受了初、高中教育，能独立完成调查问卷；调查显示绝大部分村户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但其中不乏来自于麻城其他区域的租赁人员，且年收入较高。

3 龟峰山村旅游扶贫效应评估

旅游扶贫效应是指旅游开发对消除贫困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包括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而宏观效应多以省、市等区域为对象，计算出旅游业的乘数效应，如收入乘数、产出乘数、就业乘数等；微观效应则是以贫困人口的实际收益情况和旅游感知作为分析对象，更符合扶贫目标。本研究采取的正是微观效应分析法，通过调查问卷，采用5分制法（用1～5分分别表示非常反对、反对、一般、赞同与非常赞同）对当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进行评估，从而在微观层面上更加准确地获取旅游开发的综合效应。

3.1 经济效应

2006年11月，麻城市委市政府为了更好地发展龟峰山旅游业，正式成立麻城市龟峰山风景区管理处。短短几年时间，龟峰山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连年“井喷”增长。仅以门票收入为例，2007年20万元；2008年100万元；2009年300万元；2023年800万元；2023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8亿余元，其中门票收入达到1 000万元，累计接待游客30万余人；2023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2亿余元，门票收入1 200万余元，累计接待游客57万余人。

旅游业的引入带动了龟峰山村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产业结构，形成了旅游商品、农家乐、旅游运输等产业链，拓宽了当地富民兴村的道路，龟峰山村人均收入由2007年的2 000多元提高到现在的7 000多元，可见旅游发展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真正的实惠。

贫困人口对旅游发展及由此产生的生活变化的感知和态度是旅游扶贫实际效应的重要体现[5]，调查结果（表3）显示，当地居民普遍认为旅游发展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生活水平，并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经济效应持中立态度，其中对物价、房价的上涨存在一定感知，并不认同“旅游开发使少数人受益”的观点。

3.2 环境效应

在龟峰山风景管理处和龟峰山村委会的共同努力下，硬化了民俗村至陈家垸的公路，完成了民俗村街道的美化、绿化和亮化工程，兴建公厕8座，修建3处停车场同时可停车3 000余辆，饮用水卫生合格率为100%，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100%，生活垃圾定点清运存放率为99%，已建大型垃圾处理场1处，原生态仿木垃圾桶200个，原生态实木造型垃圾箱60个，有固定垃圾运输车1台，环卫清洁工作人员50余人，成立了专门的环境卫生管理部门，采用生态工程的方法对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集中清运处理。居民生活环境大大提高，推动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大有改善。调查结果（表4）显示，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正面效应感知强烈，认为旅游发展美化了环境，改善了交通，提高了本地居民的个人卫生状况。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呈现一种中立态度，这说明环境问题已经出现，但由于处在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强大的扶贫效应屏蔽了这种认识。

3.3 社会文化效应

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经济落后、社会交往有限等原因，贫困地区较易形成所谓的“贫困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能改变这种现状，如当地人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增强了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收入的增加带来了自信心的增长等。这些在龟峰山村体现得尤为明显，调查结果（表5）显示，龟峰山村居民普遍认为旅游的发展更好地保护了当地的传统文化，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特别以“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为豪，部分受访居民还自豪地认为龟峰山村是湖北旅游名村，是麻城最富有的地区；改变了当地农民传统务农思想，开始尝试商品经济中的开发理念；针对“游客的扰民现象”并无明显感知，同时反对“旅游发展导致犯罪率上升”，认为这也是由于当地旅游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所致。

3.4 总体态度

理论上，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决定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参与意愿。从表3至表5可以看出，龟峰山村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正效应感知明显，其中对旅游扶贫的经济效应感知尤为显著，这决定了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特别是在看到了农家乐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绝大多数居民愿意参与旅游住宿经营和餐饮接待，而受访的部分年轻人在看到本地旅游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也愿意投身家乡旅游事业，特别是景区讲解、管理的行列。从表6中可以看出，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均值都达到了3.55以上，这说明龟峰山村居民对旅游发展极力支持，旅游扶贫效果良好。

4 结论及建议

从2006年景区启动至2023年“五一”小长假期间8.8万人次的日游客量，短短7年时间，龟峰山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口碑效应，旅游扶贫效果明显。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正效应感知明显，普遍认为旅游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美化、传统文化的保护、知名度的提升等；对旅游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物价上涨、噪音污染等持中立态度；对旅游收益不均存在一定感知。这充分说明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并希望旅游业使其脱贫致富；并且由于龟峰山村旅游还处在起步阶段，负面效应并未突显，再者由于当地居民的知识水平有限，不能预见旅游的负面影响。基于此，龟峰山村的旅游扶贫要想可持续发挥效应，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4.1 深度挖掘资源，丰富旅游产品

龟峰山是大别山试验区的拳头产品，但其现有的产品模式主要是一日观光游，无法更好地将游客留下来，产品类型单一。为了让更多的居民受益，首先必须将“蛋糕”做大，深度挖掘本地的杜鹃文化、桑蚕养殖、茶园观光、农家休闲等特色资源，形成丰富的旅游产品线路，让更多的居民有机会参与到旅游行业中来。

4.2 鼓励社区参与，分享旅游收益

社区参与是真正实现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现有的旅游从业队伍中，不乏外来人员。为了避免“旅游飞地”现象及随之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地政府应积极鼓励社区居民从旅游决策、旅游规划、旅游经营、旅游从业等各个方面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让社区既成为旅游吸引物，又分享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收益。

4.3 完善扶贫机制，提供制度保障

长效机制的缺失是现有旅游扶贫中的最大障碍，为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完善扶贫机制。如组建旅游协会，制定社区参与旅游的政策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农民自主经营并给予政策优惠，制定利益分享方案，培训当地居民的旅游从业技能等，构建旅游扶贫的实现机制。

致谢：本研究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龟峰山风景管理处刘晓琴主任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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