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依据关联理论，科技英语翻译的过程即为原文作者、译文读者都取得最佳关联的明示――推理过程。另外，科技文章在其用词、句法、结构等方面均有其自身特点。本文着重分析了关联理论与文体学观照下的科技英语翻译策略，指出为了使译文具备最佳关联性，译者应准确推测作者原意，推理读者的认知语境，采用最佳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关联理论；文体学；科技英语；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6-0185-004

科技英语是广泛应用于科技领域的一种文体。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科技英语和科技英语汉译的需求与日俱增。而科技领域日益繁多的国际交流已使得科技英语翻译成为研究重点。本文从关联理论与文体学的角度探讨科技英语翻译策略问题，从而为科技英语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并希望能够对科技英语翻译实践有些实际指导作用。

一、关联理论的基本概念

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是西方近20年来影响较大的认知语用学理论。随着学科间的交叉发展，关联理论被引入到翻译理论的研究中，为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带来了新的视角，特别是在实践中显示出了其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它把翻译看成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确的推理过程，这就从根本上抓住了翻译的本质。相对以前静态的翻译理论，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关联理论下的翻译论框架基本思路明确，对翻译的解释力也很强。但目前该理论多用于中外文化差异较明显的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极少见到应用于科技英语翻译研究。

1.交际的推理本质

在关联理论框架内，翻译是一个涉及两个示意――推理过程、三个交际者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的交际行为。关联理论认为人类交际活动是一种认知活动，交际的本质是推理。交际的过程是一个推理过程，而这种推理是通过对关联性的考虑来指导进行的。严格地说，关联理论只适用于明示――推理交际。译者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原文语言刺激和语境信息推理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将其与译文读者的期待相结合，决定阐释什么和如何阐释，并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翻译。由此可见，翻译的本质是交际，而交际的本质是推理。

2.语境与语境效果

关联理论认为，语境即“理解某个话语所使用的各个前提的集合。”它指出：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原文作者须基于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先进行推理。[1]Gutt指出，成功的翻译往往要求译者能够根据动态语境进行推理，而动态语境又依赖于语言与环境的关联。实际上，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语境推理和选择的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关联理论的核心是关联性。“关联性”极大地取决于语境效果。在同等条件下，语境的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2]。

3.关联与最佳关联

Gutt认为，辖制翻译的基本原则就是关联。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出语言与语境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最佳关联。根据Sperber和Wilson，说话人和听话人能否找到最佳关联是成功交际的关键所在。而要使交际获得成功，关联原则必须与最佳关联的要求保持一致。根据最佳关联理论，译者就能通过构建最适合的语境，准确地理解源语文章，并且比较贴切地将其译成目的语。

4.语言的解释性和描述性用法

基于关联理论认为，语言的使用有两种不同方式：描述性使用和解释性使用。很显然，由于科技英语翻译即将别人用某种语言所言所写内容用另一种语言再次加以表述，它属于对语言解释性使用的范畴。故不难理解其翻译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忠实原则的约束、制约，译者在译文文字的取舍上就必须“尽可能在相关各方面使之与原作相似。”[3]

二、关联理论对于科技英语翻译实践的适用性

在关联理论的观照下，科技英语翻译是一种双重认知――推理活动与交际行为。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话题框架与科技英语翻译：

作为原文最初的读者，译者须努力挖掘出原文语境所蕴含的最佳关联，并进而推理，确切传达作者的深层意义。

2.认知环境与科技英语翻译：

译者作为连接作者和读者的桥梁，须结合所获的语境信息，假设读者的认知语境，明确翻译目标。

3.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

根据关联理论，翻译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语境因素之一。译者必须事先分析假设的目标读者，才能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将其对原文的理解以具有最佳关联性的形式在译文中加以表述。

由上可知，科技英语翻译过程始终体现着最佳关联的明示――推理的交际行为，是一个“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以意图为归宿，尽量使译文向原文趋同的动态行为”[4]。作为一种实质上在科技语域中语际间的明示推理行为，它必然受关联原则的指导。

三、科技英语的文体特征

科技英语是广泛应用于科技领域的一种文体。在语体上科技英语是一种书面语，非常正规，逻辑严密。科技英语以概念的准确性、判断的严密性、推理的周密性为特征。关联理论认为，译者为达到译文的语用等效，基本前提是他对自然语言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熟练掌握科技英语文章的文体特征。

1.大量使用专业科技词汇，这是科技英语在词汇上的最大特点。一般而言，科技英语用词谨慎，词义既无感彩，又少形象特征，其词义结构要比普通英语单纯。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词增添了新义，另一方面又扬弃了那些不适应该语体需要的词义，从而使词义结构产生了变化。变化结果是词义带上了专业色彩，词的用法和搭配得以相对稳定。

2.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复杂长句多。因为科技英语用于表达科技事实、概念、原理及解释自然现象，需要用逻辑思维严密、结构严谨、表达客观的语言来阐释因果、条件、让步、目的、对比等上下文逻辑概念。

3.科技英语中名词化结构大量使用及某些句型经常出现，如强调句型、分词及其分词短语、不定式等。

4.语言规范、行文简洁：科技英语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语言规范、精练。由于科技英语表述的都是客观事实、信息量大，决定了其语法规范无误。科技语言总的要求是以最少的文字符号传递最大的信息，所以其语言简洁客观，在此类文章中被动句的使用较多。科技英语语言的精练简洁既表现在词汇层，也表现在句法层。

四、关联理论与文体学视域下科技英语

的翻译策略

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由于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有不同的认知语境，两种语言的用词、句法与语义又有差异，译者须运用关联原则并基于其文体特征，结合源语作者的认知语境仔细推理原文，努力提高译文的语境效果。为此，译者需审时度势，适当取舍，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应力求通过增删、改写、调整等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与源语作者交际意图的最佳关联，并使译文合乎汉语的习惯和表达规律。

1.直接翻译

在科技英语源语与目的语有共同的表达方式时，直接翻译（即努力保留原文所有交际线索，以保留原文的风格）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它主要集中在源语中的科技术语以及具有专业概念的语言单位的翻译之中。

科技术语专业性强，在专业范围内意义相对稳定、单一。对术语翻译的根本前提是熟悉本专业的知识，了解本专业相应的汉语术语，因为在特定专业领域内科技术语在两种语言中的对应性强，可以进行对等翻译。如在汽车专业英语中，一些基本技术术语如：thermostat（节温器），crankshaft（曲轴），distributor（分电器），hypoid gear（准双曲面齿轮），4WD（四轮驱动）等翻译时可实现英汉对等翻译[5]。

另外，对于说明性医学语篇，应采用直接翻译。因为任何内容或形式的改变都会误导用户，导致严重后果。译者应译出原文每一条信息，注意使用“祛风”、“止痛”、“慎用非处方药”等专业词语和科技语篇中典型的祈使句，同时保留原文标题和各分项的版式，用粗体字突出注意事项，实现与原文的大写字体同样的语用功能[6]。

2.间接翻译：可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采取相应的翻译技巧。

（1）词义引申：词义引申即改变原文的字面意义，以适应上下文、逻辑关系及词句搭配上的需要的翻译策略。词义引申时，可从词义转译、词义具体化、词义抽象化、词的搭配四个方面来考虑，达到准确翻译科技词义的目的。为此，译者不但要熟悉原文所涉及的专业技术知识，而且还要通晓词的基本含义和引申含义以及词在特定科技领域中的特定含义。例如：Excessive shaft deflection can be the death of an otherwise well designed machine.（轴的过度弯曲变形能使一台在其他方面都设计得不错的机床报废无用。）句中“death”的词义在当前的语境中得到了引申，译为“报废无用”，更加忠实于原文语意。

（2）转换：转换在科技英语翻译实践中具体体现为词类转换与句子成分的转换。但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不可截然分开。例如：Rockets have found application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universe.（火箭已经用来探索宇宙。）句中名词application和exploration分别转译为动词“用来”和“探索”，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3）增译：增译即在原文的基础上添加必要的单词、词组、分句或完整句，使译文在语法、语言形式上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并使译文在修辞、语法结构、词义上与原文保持一致。增译在科技英语翻译中比较常见。例如：The best constructor has the least resistance and the poorest the greatest.（最好的导体电阻最小，最差的导体电阻最大。）英语原句在保证读者理解的基础上采用增译方法，译文中补充了“导体电阻”一词，准确传达了原意。

（4）省译：省译即翻译时将原文中的某个（些）词不译出来，包括省译冠词、介词、代词、连接词、动词与名词。科技英语翻译实践中，省译较增译更为常见。例如：Evidently semiconductors have a lesser conducting capacity than metals.（半导体的导电能力显然比金属差。试比较：显然半导体具有比金属差的导电能力。）科技英语在叙述两种物质的特性比较时，常使用动词have。译时应将英语的形容词译成汉语的谓语，并将have略去不译，使译文简洁晓畅，文约意丰。

（5）编译：编译即译文对原文的切割、加工和整理，以减少译文读者阅读与实际操作无关的资料及猜测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时所付出的处理努力。例如：Is cloning technology becoming the sword of Damocles to human beings？（克隆技术是否正成为人类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无时无刻地威胁着我们的安全呢？）句中巧加释意，引出“达摩克利斯剑”的意义，读来通顺流畅且形象鲜明生动，较好传达出原文信息与文化内涵。

（6）反译：反译即翻译时突破原文形式，采用变换语气的办法处理词句，以使译文合乎汉语规范或修辞要求而不失原意。具体包括：将肯定的译成否定的；将否定的译成肯定的。例如：The central fact of biology， evolution， was not established until modern science had been in existence for over two hundred years.（生物学的主要学说进化论，直到近代科学产生二百多年以后才建立起来。）[7]译文将原文的否定形式改用肯定的句式予以表达，言简意赅。

五、结语

关联理论对科技英语翻译实践具有强大的解释和指导作用，它能够较好地从理论上解决在科技英语翻译实践中碰到的许多疑惑，能从深层次上揭示其内在规律性。根据关联原则，译者在从事科技英语翻译时，应充分考虑译语环境下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通过各种交际线索找到源语交际者的真实交际意图，然后通过推理目标语受体的认知环境，选择具有最佳关联性的翻译策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基于科技英语文体特征，从关联理论的视域来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语用翻译的本质，进而有效指导科技英语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15-16.

［2］Gutt， Ernst-Augus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48.

［3］Wilson， D. And Sperber， D. Representation and relevance. In R.M. Kempson （ed.） Mental Representations: The Interface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224.

［4］赵彦春.关联理论与翻译的本质――对翻译缺省问题的关联论解释［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3）:117―121.

［5］吴远庆，肖德法.科技英语的特点及翻译的误区［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10-113.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玛丽?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 Hornby）所著《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 An Integrated Approach）一书于1988年出版， 该书详尽阐述了翻译研究综合法的观点，书中独特的视角、与众不同的见地使斯奈尔?霍恩比在翻译学界一举成名。在该书中，斯奈尔?霍恩比全面考察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客观分析翻译研究流派的理论基础上，以格式塔整体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翻译研究综合方法的观点；她对于翻译理论研究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她在该书中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文本在文化语境中的作用，提出了翻译是文化互动的观点。

斯奈尔?霍恩比的翻译研究理论观为翻译理论研究者和翻译实践者开阔了视野，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A?奈达（Eugene?A?Nida）对其理论观点如此评价：“斯奈尔?霍恩比在这方面从卓有成效的角度来加以讨论，因为它们为解释笔译和口译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基本的观点”（转引自田德蓓，2001）。

二.关于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观点

在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问题上，斯奈尔?霍恩比坚持沿袭并巩固了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学者詹姆斯?霍姆斯（James?S?Holmes）的理论观：翻译研究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她提出翻译研究不仅仅涉及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知识领域，还覆盖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内容。相比较而言，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本身的理论诠释，同时比较文学注重的是对源语和目的语文本的描述比较和分析，而翻译研究注重的是再创作各类具体源语文本，并对其加以描述和分析。

基于此观点，斯奈尔?霍恩比认为应该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领域或比较文学领域剥离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虽然翻译研究不可避免的与许多学科的知识关联，但在学术层面上它既无法归属于任何一门学科，也无法被任何其他学科所替代。既然以往的翻译研究理论都不能满足翻译研究的发展需求和学术要求， 那么翻译研究就应该脱离其他学科范畴并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田德蓓，2001）。“跨学科综合研究，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发展、翻译理论的多元互补和东西翻译理论的交汇融合将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廖七一，1998）。

三.对“莱比锡学派”和“操纵学派”的观点批判

针对欧洲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问题，斯奈尔?霍恩比着重比较、分析和研究欧洲翻译研究的两个流派--“莱比锡学派”和“操纵学派”的理论观点。通过对“莱比锡学派”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斯奈尔?霍恩比发现该学派视翻译研究为应用语言学的分支，理论上过于强调语言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研究视角相对偏狭。关于“操纵学派”的理论观点，她认为这一学派的研究关注点只囿于文学翻译，对于文学以外的翻译研究基本忽视。基于对这两个学派的研究，斯奈尔?霍恩比认为，翻译研究应着眼于探究翻译的共性，应着力于揭示翻译活动的客观及内在规律。

由于结构语言学学派的影响及其翻译理论长期以来的统治地位， 翻译过程在主流理论上一直被看作是语言的解码和破译过程，即“语际转换”。斯奈尔?霍恩比则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转换。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而非解码的过程。翻译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研究、语言对比、源语译语之间转换的层面，而应着眼于充分考虑文化背景的作用，借助文化因素来分析和研究各类文本。语言是动态关联的，是文化不可缺少的要素；语言的交际功能植根于特定情景之中，并使其本身成为宏观社会文化背景的部分。

此外， 在对待源语译语文本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当时主流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基石是“等值观”，如尤金?A?奈达提出的“语言等值”和“动态等值”的观点，这个观点对翻译研究学界的影响至今不容忽视。而斯奈尔?霍恩比则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翻译研究，不应该再把等值观念作为基础。因为等值观念忽视了文化因素，从而将翻译研究带入不利甚至举步不前的境地，这对翻译研究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其语言的完全等值在实践意义上是很难实现的。

四.翻译研究综合法的提出

通过对传统翻译研究学派理论成果的研究和分析，斯奈尔?霍恩比认为，翻译理论家们都是从自己的翻译领域出发谈论和构想了各种各样的翻译理论，而从未试图缩小文学翻译同其他翻译的差距， 所以传统翻译理论所讨论的诸如“忠实与自由”、“词与意义”和“以源语为归宿与以译语为归宿”等术语都明显具有相似或重叠之处， 以往的翻译研究都未能从整体上促进翻译研究的实质性进展。鉴于此，斯奈尔?霍恩比在其著作中提出： 翻译研究应改变传统的分类方式，采取全面综合的方法，从整体上研究翻译而不是把它仅仅看作是某种形式的翻译实践（李，2004）。斯奈尔?霍恩比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得出这样的结论：称职的译者不但要有双语基础，而且要有源语和译语的双文化背景。

斯奈尔?霍恩比所提出的“翻译研究综合法”，其核心基础是格式塔心理学和原型学的理论观。采用格式塔整体原理是个明智的不失偏颇考虑，它强调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的总和，而是各部分的有机关联。所以我们说翻译吸收了许多学科的内容，并不等于各种领域的总和，也不依赖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同样，原型学注重的是聚焦和关注细微的差异，运用原型框架的论点来强调翻译文本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所以，从原型学的构架来看翻译就是一种综合方法，它要求翻译研究必须注重语言在较大的情景和文化语境中的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来回溯语言的确切含义，从而达到“确译”的目标。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是建立在翻译的复杂性上的，而不是基于外在的模式和其他学科的传统方法，它在实践层面应该适应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翻译。

五.结语

斯奈尔?霍恩比借鉴、吸收语言学派和文学派翻译理论的长处，提出建立翻译研究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强调文化背景对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提出翻译不是语际转换， 而是跨文化转换的观点；并运用格式塔整体原理倡导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开阔翻译研究者的视野，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上对文学语言的翻译、普通语言的翻译和特殊语言的翻译所作的分类，其界线越来越不明显。因而，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工作都需要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支魏突ザ，忽视或撇开文化这个范畴来进行翻译研究是行不通的。

参考文献：

1.Mary Snell Hornb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2.廖七一.跨学科综合?文化回归?多元互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走向试评 [J]； 外国语；1998（5）

3.李. 西方翻译研究流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共生互彰

一、引言

手中有尺, 方可量长短;心中有道, 才能辨是非。

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学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却又同时使得不少研究者一头栽进文化研究的迷宫而无法转向,那么,《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以下均简称为《翻译之道》)便是那及时现身,在熹微晨光中为研究者们指引前路的征夫。如果说解构主义使得研究者重新考量和定位主体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却又同时使得不少译者忽视翻译活动固有的客观性,甚至大胆宣称翻译标准、翻译定义乃至文本意义无法确定,并认为“原文只不过是籍空气震动传达的一串声波,或是印在纸上的一串符号,本身原来并无绝对意义”(转引自p165),那么《翻译之道》就是那破空而出,刺破那一串串由“无绝对意义”的“声波”“符号”堆砌而成的学术泡沫还翻译以本色的利剑。如果说当下跨学科、去学科甚至泛学科的倡议使翻译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域和更繁多的研究途径却又同时使得我们陷入了丧失学科特色之危境,那么,《翻译之道》则是那适时出现,为我们划定疆界、确定学科范围的丈量之尺。曹明伦教授在该书中以其特有的敏锐视角,凭其严谨的治学精神,靠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我们拨开当下学术研究中的层层迷雾,刺破一个个五彩迷离的学术泡沫,再现了翻译活动之根基,指明了翻译研究之前路。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想之路,“学”、“术”共生双修之路,此乃学术研究之正道,亦乃翻译活动之“常道”。

二、《翻译之道》的结构及内容

曹明伦教授的《翻译之道》一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以史为证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作者深知此句深意,在书中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出发,通过追溯两千年中西译史,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前的中西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以史为证,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联系是紧密的,关系是和谐的”(p2),从而论证了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间的“良性互动关系”(p3)。

(二)以今为鉴

曹明伦教授在第二章里,采取严谨的实证考据方法,运用缜密的逻辑思辨,对当下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之间存在的不和谐与脱节现象进行描写,分析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脱节源于概念上的混淆,源于研究者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而未能与其他相关学科划清疆界(尤指翻译学与译介学)。此外,作者还强调,在新桥拓宽学科视野、增加学科研究对象、丰富学科研究方法、“帮助我们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同时,研究者应谨记历代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译论家为我们建起的连接文艺学、语言学、美学和阐释学之旧桥是我们连接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基本通道,断不可弃,“新桥旧桥并用”方为学术研究之正途(p107)。

(三)划定疆界

正如李运兴老先生所言:“将一个学科领域中发现的新原理应用到其他学科中去,可使研究人员思路豁然开朗,产生突破性进展”(李运兴,2001:1)。的确如此,任何一门学科要进步、要发展,就要懂得如何去借鉴、去拿来,翻译研究也不能例外。然而,翻译研究的“拿来主义”并非就是不要章法,好的、坏的、有用的、没用的,一股脑儿的照单全收, 也不是“拿来”新的就弃了旧的,将 “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儿到掉”(p108)。 相反,我们越是要拿来,就越是要知道我们要什么,别人有什么;越是要跨界,就越是要清楚我们是什么,别人是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越是要发展就越是要明白“根基不存,学科焉在”的道理,只有划定疆界,“保持学科特色,明确研究领域”(p111),才能清醒地去“拿”,大胆地去“跨”。

在该书的第三章到第五章,作者从宏观到微观对翻译中出现的各种模糊学科特色和影响研究领域之确定的问题进行探究,审视和考证,从而为学界清除了学术泡沫,使读者走出学术迷宫,令学科研究疆界清晰可见。

在该书第三章里,作者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分析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关系以及当下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逻辑混乱之现象,重新厘定翻译的属性、概念以及翻译活动之性质,最后得出结论:“翻译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符号转换’,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p139)。

在该书第四章里,作者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对功能目的论、解构主义、新批评、译介学以及严复的“信、达、雅”的多方解读,使读者明确了何为翻译之目的、任务及标准。其间,该书首次区分了翻译之“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辨明了翻译之“文本行为”与“非文本行为”; 重新解读本雅明之《译者的任务》和德里达之解构主义,指出“本雅明提出的译者之任务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译者之任务并无不同”(p160),强调德里达认为“只要有解读经验就能看到真实”(p165),德里达之解构实乃文本解读策略;同时,也首次对译介学与翻译学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译介理论并不等同于翻译学之翻译理论,译介学对误译的研究并不能成为当下部分译者宣称翻译研究可无标准之论据;随后, 作者重新对严复“信、达、雅”之翻译标准进行解读,指出时至今日“信、达、雅”仍是“译者的自律准则和评判译作质量的标准”(p176)。

在第五章里,作者从宏观上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定性与定位,以“翻译理论定位图”的方式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翻译学学科所应包括的疆界。图中,作者“将翻译学学科范畴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个部分”(p191),明确了翻译理论的地位以及与翻译学的关系。

(四)求真务实

作者在六、七章里,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对典型个案分析的方式,小中见大,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两个方面对当今译界的问题进行反思。第六章里主要从当下译界理论建构中主要存在的考证不严、逻辑混乱等六个问题着手,对当前译坛的浮夸学风进行批判,并指出,研究者只有以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善善从长,认真借鉴”,才能避免浮夸学风,杜绝翻译理论之悬空怪涩。第七章则主要对翻译实践之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指出译者“正视实践现状,走出翻译危机”(p243)的两条途径:“加强理论学习,规范翻译行为”(p244);“调整翻译教学,弥合人才断层”(p246)。

(五)翻译之道

在笔者用了整整七章的篇幅从历史到现状,从宏观到微观,翔实有力地论证了理论和实践必须互补、互构、互彰、互显之后,在第八章里进一步解读者之惑,辨纯理论与纯翻译理论之异同,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途径,指出“只有真正关注翻译的理论才是真正纯粹的翻译理论”(p264), “对翻译活动、翻译行为和翻译现象的描写、阐释、启发和预测”(p264)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途径。

三、《翻译之道》的写作特点

《翻译之道》一书体例结构极为严谨,前后呼应,协调一致;视角宏大、视野开阔,同时又做注精准,令读者查找方便。

《翻译之道》视角宏大。在该书从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独特视角出发,横贯古今、融合中西视野,对翻译理论与实践间的与生俱来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地研究。同时,该书在宏大的格局下亦不失对局部关照,通过对“Translation Studies”名实之争的聚焦,深入剖析文化转向后翻译界的繁荣背后暗藏地危机。并以此为基础引出对系列问题的思考:翻译理论还需不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如何看待跨学科建设?如何保持翻译学独有的学科特色?(p104-116) 总体来说,《翻译之道》始终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横贯中西、胸怀古今、聚焦当下,通过对中西代表性译论进行深入全面、客观翔实地描写和剖析,对翻译之定义、翻译活动之性质、翻译目的、任务及其标准、翻译理论之定位与定性,以及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各自地位、翻译学之学科定位进行了非常有创见的反思和研究。

《翻译之道》视野开阔。书中涉及历史、哲学、语言学、文化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分析透彻中肯,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均能从翻译学的研究视域出发,在理清概念的同时亦成为了真正的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对译介学、文化研究、新批评、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剖析和应用,更使得翻译学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扩展和深入。

此外,该书做注精准且便于查找。该书在每章结尾时,都会附上详尽的注释,既为读者阅读和进一步理解提供的方便,又不影响行文且便于读者进一步查找。作者还在书后附上了15页的引用文献和6页的重要概念和人物索引,为读者查询翻阅提供了方便,并为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凭借的梯石。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做注亦极少疏漏与失误,经笔者对全书进行细读,发现只有182页的注35有误。(“Derrida, 1967: 18-19” 实为“Derrida, 1976: 18-19”)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翻译研究；范式；研究模式；方法论

Abstract: A paradigm is a model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sets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the breakthrough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paradigm shifts. The paper briefly surveys the major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analys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maintains that what is urgently needed now are new paradigms which could enlarge the research scope， usher in a persity of research models and provide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hat ar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digm; research models; research methods

一、 科学研究的范式

译学要上升成为科学体系，要正确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必须依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或之所以区别于宗教或伪科学，就在于认知的权威，即科学客观地描述实在；而认知的权威又在于用以发现和描述规律的理性准则——科学方法的权威（吴小英，2000：18）。古典科学强调观察、归纳、预测和重演。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科学的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传统理论正是在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逐渐被新兴理论所代替。库恩（Thomas Kuhn）强调研究范式（paradigm）的演进和变迁。他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吴小英，2000：19）。在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庞加莱(Henri Poincare)、爱因斯坦等所进行的研究，都因改变了当时的研究范式才引发了科学史上的革命。赫曼斯指出，范式为翻译研究制定“指导原则”，是“研究特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Hermans，1999:9-10）。因此，范式实际上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就生动地体现了新旧研究范式的演进与交替。

二、 翻译流派与范式的演进

研究范式的演进最明显地反映在翻译理论家划分翻译史的观念上。纽马克以语言学翻译论的兴起作为翻译前语言学模式时期与语言学模式时期的分界（廖七一，2001：166），认为前语言学模式时期的翻译研究“忽视了翻译与意义、思维以及语言普遍性的关系”，讨论往往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优美与忠实之争，理论上没有多大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卡特福德、奈达、费道罗夫、穆南、威尔斯等将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语言结构、文本功能等引入翻译研究，分析和制定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的规律，成绩卓著，翻译研究局面为之一新。

奈达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Nida，1984:9-15），更加明显地表现了范式的演进。语文学翻译观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ibib:9）。语言学的翻译观将翻译视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交际学的翻译观着重研究动态使用中的语言，刻意分析文本内容、形式、接受者以及交际情景对翻译的影响。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以皮尔斯和艾科的符号学理论为理论基石，强调“语言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其他符码的关系”（ibib:11），强调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四种翻译研究模式不仅承前启后，在时间上有相随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均有革新和超越：语言学派克服了语文学派将文本孤立于整个语境和情景之外的缺陷；交际学派又克服了语言学派过分倚重语言结构而无视语言交际功能的倾向；而社会符号学派则力图克取交际学无法充分考虑翻译中各种符号交互作用的不足。

根茨勒（E.Gentzler）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派主义派，同样体现出翻译观念的嬗变。美国翻译培训班派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认为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和语言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强调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转换”，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廖七一，2000：17）。

翻译科学派即翻译语言学派。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语言学派是对19世纪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同时又是对语文学或培训班重文学价值和美学体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使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句子的层次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早期翻译研究派认为，无论是从文学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借用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即使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诸多因素。同时，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文——译文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

多元体系派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早期翻译研究派注重翻译中一对一的等值关系，而多元体系派将翻译理论概念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框架之中进行考察，试图为翻译研究设计出一个多维的构架整体，并且认为目的文化的社会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翻译的全过程。此外，多元体系派还特别注重客观描述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解构主义翻译派一反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把握，因而否定原文——译文，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主张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Bassnett，1996:11）。其次，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艺的讨论，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

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所做的概括，清楚地勾画出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研究范式的交锋与替代。其中有研究视野的扩展，也有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对传统翻译观念的扬弃，也有研究重心的转移；有新的研究思路的引进，也有研究手法的更新。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型“带有明显的横向开拓特征”，即“文化外求”。方向大致有三：1）外求于“他种文化”，如借鉴巴西食人主义的翻译观；2）外求于“边缘文化”，如女性主义的翻译观；3）外求于“他种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参见乐黛云，1998：7-8）。了解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积极意义和范式转型的特征，对探索中国译学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

纵观中国译学史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发展模式，译学研究的高潮与理论的创新或思维的拓展始终交织在一起。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种书的“化境”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对传统译学的扬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译学至今仍然是因袭多于创新，考证诠释多于建树和超越。辜正坤就指出，“信、达、雅这三字经一样的论点，即便在1700年前支谦的一段不足300字的文字中就已能逐字拈出”（辜正坤，2001：11），“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方法似乎无须有所革新，研究视野也无须有所扩展。然而，辜正坤同时又指出，“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同上）。

中国译学的局限性基本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译学研究的视域狭窄，观念僵化。传统译论在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上颇有建树，但对原文——译文以外更广阔的领域很少涉猎。科学与艺术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等形成了僵硬的二元对立。第二，研究思路和模式缺乏多样性和丰富性。译学研究的对象仍然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为主，其题材的翻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译学主要的理论来源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论，缺乏跨学科的理论支撑。第三，在方法论上，传统译论长于“模糊、抽象的定性概括”而“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辜正坤，2001：11）；长于随感而疏于实证；重点评和个人经验而轻概括和理论提升。因而扩大理论视域，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探寻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成为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首要任务。

1． 扩大研究视域

翻译学科的建立必须以科学体系的认定为前提。霍姆斯曾经指出，翻译学应该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客观描写“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描写或预测上述现象”的“普遍原理”(Holmes，1972;Venuti， 2000:176)。霍姆斯将翻译学划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大分支，而纯翻译学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他提出的翻译学研究范围的设想，后经图里（G.Toury）进一步阐释和完善，受到译学界的普遍认可（Baker，1998:278）。

其后，巴斯奈特（S.Bassnett）又提出译学应该包括四个最基本的领域：

1） 译学史，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的理论研究、翻译评论、翻译授权出版的具体步骤、特定时期翻译的作用与功能、翻译方法的发展以及翻译作品分析；

2） 译语文化中的翻译研究，包括具体文本、作者或学派本身所在的文化习俗，翻译对译语文化的影响，以及译语文化中翻译取舍的原则；

3） 翻译与语言学研究，着重译语与原语语言要素的比较研究，如音素、词素、词汇和句法等的比较研究，语言等值问题、语义问题、不可译性问题、机器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的研究；

4） 翻译与诗学研究，包括概述性研究和具体文学领域的研究，如诗歌、对剧、小说等文本翻译，或者电影文学翻译，具体译者的诗学研究、译者诗学对比研究、诗学结构研究、译文与原文相互关系，以及“作者—译者—读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等等（参见Bassnett-McGuire， 1991）。

与霍姆斯和巴斯奈特提出的翻译研究范围相比，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翻译始终被当作文人雅士的一种技艺，研究大多集中在原文—译文比较，具体转换技巧或先验性的翻译标准方面，长于“一字一词的得失”和“增词、省略、重复、反译、分句和合句”这些基本技巧的总结与归纳，“忽视对翻译基本问题和对翻译及翻译有关的问题的客观研究”（许钧，2001：4）。视野基本局限于“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文”与“质”的争论，以及对严复信、达、雅理论的“挽救”与“完善”（朱志瑜，2001：3）。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取舍等至关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译文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等紧迫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研究“主题文化的规范和环境”，以及“翻译活动与主体文化”相互影响的著述（孔慧怡，1999：3），逐渐打破了这一领域沉寂的局面。对那些与翻译实践有一定距离，目前尚缺乏实践意义、但具有前瞻性的问题，特别是形而上的探讨一直是讳莫如深。

译学研究既要重视文本或翻译机制，但也不能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甘于形而下的分析研究，也要有人敢于从事纯理论的探讨，对语言与民族精神、翻译的性质、翻译活动的一般规律、“意义的阐释和传递的纯文本理论”等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观照（盛宁，1997：287）。19世纪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洪堡（W. Humboldt）等对翻译和语言相互关系的分析，20世纪上半叶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对“纯语言”、“亚当的语言”以及原作的“来世”（afterlife）等观念的阐述，都超越了当时人们的认可能力，甚至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产物（蒋骁华，1995：64）。但是到了20世纪末，这些研究竟成为解构主义翻译观灵感的源尔和理论基石，促进了文本互文性的研究，为创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引发了翻译观念的革新。纯理论的前瞻性和宏观指导意义由此可窥一斑。

2． 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

理论视域的扩展自然会促使研究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到了20世纪后半叶，翻译题材和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文学、宗教、哲学和科技翻译；翻译也不再被看成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传统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的翻译批评日渐苍白，显得力不从心，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要正确地描述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必然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模式。由于翻译的跨学科性质，相关学科无疑会对翻译的某一侧面或层次提供理论框架，多种研究思路也必然会在翻译研究中找到适应性。

语言学的最新发展继续为翻译研究注入活力。自从卡特福德、奈达等成功地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翻译之后，语言学的研究模式使翻译中语言各个层次上的分析更为精细和完整。贝尔（Roger Bell）试图用心理语言学来研究口译和笔译，加深我们对翻译心理过程和“对人类一般交际行为的认识”（Bell， 1998:190）。哈特姆（B. Hatim）和梅森（I. Mason）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的“交际层面、语用层面、符号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以及从“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方面讨论了“衔接方式如何在语境因素的作用下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廖七一，2001：267）。

同样，文学研究的发展也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文艺心理学将视角从文本转移到译文的读者，强调读者的心理功能和审美体验；现象学既重视文本的本体结构和要素的剖析，又特别强调译者（原文读者加译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创造性；读者反应理论强化了阅读接受和批评活动的主体性观念，揭示了读者反应种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接受美学与阐释学又深化了人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重视读者期待对翻译内容的取舍与翻译手法的选择的反馈作用。例如，奈达就认为，翻译既然是选择和决策的过程，那么选择与决策的大脑活动机制自然应该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翻译紧密相关的语言能力也许就深植于DNA或人的大脑之中（Nida and Liao Qiyi，2000:52），研究和破译翻译中的“黑匣子”显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巴斯奈特等对当代的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自觉的反思，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在翻译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使翻译研究柳暗花明，前景豁然开朗。文化翻译论者认为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Snell-Hornby，1994:2），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协调和操控（cultural mediation and manipulation）。文化人类学家从神话诠释的角度分析了翻译的多样性、多极性和连续性的本质（multiplicity， plurality and serial nature）（Flotow， 1997:47），改变了人们对意义单一性，以及原文尊贵、译文卑贱的二元对立认识。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们看来虽有些超前，但是，我国最近几年版权引进与输出（外译汉与汉译外）的严重失调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概念对我国译学未来的潜在影响。西方女性主义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已经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翻译许多基本问题的传统认识，一批女性译者还按照女性主义的原则从事翻译实践；无视这些事实的存在，对其置之不理至少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甚至出版社、赞助人、大学课程设置与教授聘用，以及政府行为和政策对原文作品的选择，对译者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法的限制，都成为译学研究的课题。与计较一字一词的得失相比，研究主体文化的规范如何制约和影响翻译政策和策略，似乎意义更加重大。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嫌不足，没有“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孔慧怡，1999：5-6）。例如，西方译界忌讳的将本族语翻译成外语的做法在中国却经久不衰，许多翻译名家也乐此不疲。这就是一个十分有趣和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些译作（中国学者翻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和种种古典名著）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如何？译者的翻译理念与中国文化身份的塑造有何关系？中国译者与西方译者在翻译观念、翻译标准、翻译方法上有何异同，有何侧重？这些问题实际上能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中西译论的差异。

翻译活动的跨学科性不仅决定翻译研究模式的多样化，而且使翻译的目的、标准、观念、策略和手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圣经》向来被认为是“上帝的语言”，“亘古不变”。翻译《圣经》这样严肃的宗教作品，忠实一直被视为头等重要的标准。然而，英文《圣经》今天也有了数十个版本争奇斗艳，异彩纷呈：《钦定本》“最优美”（unrivaled Beauty），《新美国标准圣经》“最准确，最能传达神的意志”（accurae and revealing），《人民语言新约》“可读性特强”(unusual readability )， 《当代语言新约》“最明白晓畅”（clarity）（see New Testament: The Four Translation）。既然在传达“上帝的语言”的时候都必须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对象有所侧重，采用不同的翻译标准和手法，遑论其他！如此看来，目的论 (skopos theory)提出的翻译主张自有其合理的地方。除了文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之外，心理学、人类学、信息论，甚至自然科学的某些最新成果，如配价理论（valency theory）、熵（entropy）、模糊论（fuzzy set theory）、耗散结构、拓扑学（topology）等，也都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或分析原则。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翻译研究；范式；研究模式；方法论

abstract: a paradigm is a model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sets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the breakthrough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paradigm shifts. the paper briefly surveys the major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analys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maintains that what is urgently needed now are new paradigms which could enlarge the research scope, usher in a diversity of research models and provide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hat ar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digm; research models; research methods

一、 科学研究的范式

译学要上升成为科学体系，要正确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必须依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或之所以区别于宗教或伪科学，就在于认知的权威，即科学客观地描述实在；而认知的权威又在于用以发现和描述规律的理性准则——科学方法的权威（吴小英，2000：18）。古典科学强调观察、归纳、预测和重演。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科学的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传统理论正是在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逐渐被新兴理论所代替。库恩（thomas kuhn）强调研究范式（paradigm）的演进和变迁。他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吴小英，2000：19）。在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庞加莱(henri poincare)、爱因斯坦等所进行的研究，都因改变了当时的研究范式才引发了科学史上的革命。赫曼斯指出，范式为翻译研究制定“指导原则”，是“研究特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hermans,1999:9-10）。因此，范式实际上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就生动地体现了新旧研究范式的演进与交替。

二、 翻译流派与范式的演进

研究范式的演进最明显地反映在翻译理论家划分翻译史的观念上。纽马克以语言学翻译论的兴起作为翻译前语言学模式时期与语言学模式时期的分界（廖七一，2001：166），认为前语言学模式时期的翻译研究“忽视了翻译与意义、思维以及语言普遍性的关系”，讨论往往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优美与忠实之争，理论上没有多大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卡特福德、奈达、费道罗夫、穆南、威尔斯等将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语言结构、文本功能等引入翻译研究，分析和制定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的规律，成绩卓著，翻译研究局面为之一新。

奈达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nida,1984:9-15），更加明显地表现了范式的演进。语文学翻译观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ibib:9）。语言学的翻译观将翻译视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交际学的翻译观着重研究动态使用中的语言，刻意分析文本内容、形式、接受者以及交际情景对翻译的影响。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以皮尔斯和艾科的符号学理论为理论基石，强调“语言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其他符码的关系”（ibib:11），强调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四种翻译研究模式不仅承前启后，在时间上有相随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均有革新和超越：语言学派克服了语文学派将文本孤立于整个语境和情景之外的缺陷；交际学派又克服了语言学派过分倚重语言结构而无视语言交际功能的倾向；而社会符号学派则力图克取交际学无法充分考虑翻译中各种符号交互作用的不足。

根茨勒（e.gentzler）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派主义派，同样体现出翻译观念的嬗变。美国翻译培训班派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认为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和语言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强调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转换”，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廖七一，2000：17）。

翻译科学派即翻译语言学派。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语言学派是对19世纪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同时又是对语文学或培训班重文学价值和美学体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使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句子的层次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早期翻译研究派认为，无论是从文学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借用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即使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诸多因素。同时，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文——译文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

多元体系派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早期翻译研究派注重翻译中一对一的等值关系，而多元体系派将翻译理论概念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框架之中进行考察，试图为翻译研究设计出一个多维的构架整体，并且认为目的文化的社会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翻译的全过程。此外，多元体系派还特别注重客观描述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解构主义翻译派一反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把握，因而否定原文——译文，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主张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bassnett,1996:11）。其次，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艺的讨论，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

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所做的概括，清楚地勾画出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研究范式的交锋与替代。其中有研究视野的扩展，也有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对传统翻译观念的扬弃，也有研究重心的转移；有新的研究思路的引进，也有研究手法的更新。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型“带有明显的横向开拓特征”，即“文化外求”。方向大致有三：1）外求于“他种文化”，如借鉴巴西食人主义的翻译观；2）外求于“边缘文化”，如女性主义的翻译观；3）外求于“他种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参见乐黛云，1998：7-8）。了解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积极意义和范式转型的特征，对探索中国译学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

纵观中国译学史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发展模式，译学研究的高潮与理论的创新或思维的拓展始终交织在一起。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种书的“化境”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对传统译学的扬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译学至今仍然是因袭多于创新，考证诠释多于建树和超越。辜正坤就指出，“信、达、雅这三字经一样的论点，即便在1700年前支谦的一段不足300字的文字中就已能逐字拈出”（辜正坤，2001：11），“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方法似乎无须有所革新，研究视野也无须有所扩展。然而，辜正坤同时又指出，“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同上）。

中国译学的局限性基本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译学研究的视域狭窄，观念僵化。传统译论在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上颇有建树，但对原文——译文以外更广阔的领域很少涉猎。科学与艺术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等形成了僵硬的二元对立。第二，研究思路和模式缺乏多样性和丰富性。译学研究的对象仍然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为主，其题材的翻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译学主要的理论来源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论，缺乏跨学科的理论支撑。第三，在方法论上，传统译论长于“模糊、抽象的定性概括”而“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辜正坤，2001：11）；长于随感而疏于实证；重点评和个人经验而轻概括和理论提升。因而扩大理论视域，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探寻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成为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首要任务。

1． 扩大研究视域

翻译学科的建立必须以科学体系的认定为前提。霍姆斯曾经指出，翻译学应该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客观描写“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描写或预测上述现象”的“普遍原理”(holmes,1972;venuti, 2000:176)。霍姆斯将翻译学划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大分支，而纯翻译学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他提出的翻译学研究范围的设想，后经图里（g.toury）进一步阐释和完善，受到译学界的普遍认可（baker,1998:278）。

其后，巴斯奈特（s.bassnett）又提出译学应该包括四个最基本的领域：

1） 译学史，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的理论研究、翻译评论、翻译授权出版的具体步骤、特定时期翻译的作用与功能、翻译方法的发展以及翻译作品分析；

2） 译语文化中的翻译研究，包括具体文本、作者或学派本身所在的文化习俗，翻译对译语文化的影响，以及译语文化中翻译取舍的原则；

3） 翻译与语言学研究，着重译语与原语语言要素的比较研究，如音素、词素、词汇和句法等的比较研究，语言等值问题、语义问题、不可译性问题、机器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的研究；

4） 翻译与诗学研究，包括概述性研究和具体文学领域的研究，如诗歌、对剧、小说等文本翻译，或者电影文学翻译，具体译者的诗学研究、译者诗学对比研究、诗学结构研究、译文与原文相互关系，以及“作者—译者—读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等等（参见bassnett-mcguire, 1991）。

与霍姆斯和巴斯奈特提出的翻译研究范围相比，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翻译始终被当作文人雅士的一种技艺，研究大多集中在原文—译文比较，具体转换技巧或先验性的翻译标准方面，长于“一字一词的得失”和“增词、省略、重复、反译、分句和合句”这些基本技巧的总结与归纳，“忽视对翻译基本问题和对翻译及翻译有关的问题的客观研究”（许钧，2001：4）。视野基本局限于“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文”与“质”的争论，以及对严复信、达、雅理论的“挽救”与“完善”（朱志瑜，2001：3）。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取舍等至关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译文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等紧迫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研究“主题文化的规范和环境”，以及“翻译活动与主体文化”相互影响的著述（孔慧怡，1999：3），逐渐打破了这一领域沉寂的局面。对那些与翻译实践有一定距离，目前尚缺乏实践意义、但具有前瞻性的问题，特别是形而上的探讨一直是讳莫如深。

译学研究既要重视文本或翻译机制，但也不能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甘于形而下的分析研究，也要有人敢于从事纯理论的探讨，对语言与民族精神、翻译的性质、翻译活动的一般规律、“意义的阐释和传递的纯文本理论”等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观照（盛宁，1997：287）。19世纪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洪堡（w. humboldt）等对翻译和语言相互关系的分析，20世纪上半叶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对“纯语言”、“亚当的语言”以及原作的“来世”（afterlife）等观念的阐述，都超越了当时人们的认可能力，甚至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产物（蒋骁华，1995：64）。但是到了20世纪末，这些研究竟成为解构主义翻译观灵感的源尔和理论基石，促进了文本互文性的研究，为创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引发了翻译观念的革新。纯理论的前瞻性和宏观指导意义由此可窥一斑。

2． 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

理论视域的扩展自然会促使研究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到了20世纪后半叶，翻译题材和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文学、宗教、哲学和科技翻译；翻译也不再被看成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传统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的翻译批评日渐苍白，显得力不从心，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要正确地描述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必然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模式。由于翻译的跨学科性质，相关学科无疑会对翻译的某一侧面或层次提供理论框架，多种研究思路也必然会在翻译研究中找到适应性。

语言学的最新发展继续为翻译研究注入活力。自从卡特福德、奈达等成功地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翻译之后，语言学的研究模式使翻译中语言各个层次上的分析更为精细和完整。贝尔（roger bell）试图用心理语言学来研究口译和笔译，加深我们对翻译心理过程和“对人类一般交际行为的认识”（bell, 1998:190）。哈特姆（b. hatim）和梅森（i. mason）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的“交际层面、语用层面、符号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以及从“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方面讨论了“衔接方式如何在语境因素的作用下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廖七一，2001：267）。

同样，文学研究的发展也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文艺心理学将视角从文本转移到译文的读者，强调读者的心理功能和审美体验；现象学既重视文本的本体结构和要素的剖析，又特别强调译者（原文读者加译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创造性；读者反应理论强化了阅读接受和批评活动的主体性观念，揭示了读者反应种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接受美学与阐释学又深化了人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重视读者期待对翻译内容的取舍与翻译手法的选择的反馈作用。例如，奈达就认为，翻译既然是选择和决策的过程，那么选择与决策的大脑活动机制自然应该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翻译紧密相关的语言能力也许就深植于dna或人的大脑之中（nida and liao qiyi,2000:52），研究和破译翻译中的“黑匣子”显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巴斯奈特等对当代的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自觉的反思，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在翻译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使翻译研究柳暗花明，前景豁然开朗。文化翻译论者认为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snell-hornby,1994:2），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协调和操控（cultural mediation and manipulation）。文化人类学家从神话诠释的角度分析了翻译的多样性、多极性和连续性的本质（multiplicity, plurality and serial nature）（flotow, 1997:47），改变了人们对意义单一性，以及原文尊贵、译文卑贱的二元对立认识。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们看来虽有些超前，但是，我国最近几年版权引进与输出（外译汉与汉译外）的严重失调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概念对我国译学未来的潜在影响。西方女性主义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已经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翻译许多基本问题的传统认识，一批女性译者还按照女性主义的原则从事翻译实践；无视这些事实的存在，对其置之不理至少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甚至出版社、赞助人、大学课程设置与教授聘用，以及政府行为和政策对原文作品的选择，对译者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法的限制，都成为译学研究的课题。与计较一字一词的得失相比，研究主体文化的规范如何制约和影响翻译政策和策略，似乎意义更加重大。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嫌不足，没有“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孔慧怡，1999：5-6）。例如，西方译界忌讳的将本族语翻译成外语的做法在中国却经久不衰，许多翻译名家也乐此不疲。这就是一个十分有趣和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些译作（中国学者翻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和种种古典名著）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如何？译者的翻译理念与中国文化身份的塑造有何关系？中国译者与西方译者在翻译观念、翻译标准、翻译方法上有何异同，有何侧重？这些问题实际上能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中西译论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