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范文第1篇

1980年代：家族叙事中的隐性出场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这一政策调整大大改变了地主的历史境遇。80年代的思想解放强有力地推动了文学解放。作家们不再拘囿于非好即坏、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标准。他们开始抛掉一切先验的历史评判，重新打量地主原有的和该有的文学面貌。尽管地主被重新纳入人民的营旗之下，但是仅仅作为次要人物有了陪衬性、背景性的“出场”。“在场的不在场”与“不在场的在场”成为这一时期地主形象的两种表现形态。所谓“在场的不在场”是指地主作为非关键性人物存在且地主身份并不对故事情节构成实质性推动。如《古船》（1986）中的地主隋迎之将自己的田地、作坊等分给穷人以缓解自己的心理重负，而后像个游士一样骑马远行，最终流尽鲜血死在马背上。地主作为一种身份附着其身，历史对个体的重压以及个体的无能为力才是悲剧的根源所在。《罂粟之家》（1988）呈现了家族没落背景中两代地主的没落。第一代地主刘老侠凭着勤劳节俭的品行积攒下土地和财产，同时也将财富的种子播撒到整个枫杨树。作为“四十年代最后的地主”，刘沉草的身上处处潜隐着混杂性和断裂性，即使抹除掉其地主身份，也并不减弱人物自身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所谓“不在场的在场”则是指地主在小说中几乎没有正面登场，但通过他人的层层转述又可以间接勾画出其基本轮廓。在《诺言》（1988）中，地主之女李朵作为一个核心人物贯穿始终，逃亡地主李裕川则处于缺席。而他的空白却强有力地主宰了李朵的命运走向。父亲的地主身份对李朵及其母亲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流传坊间的种种谣言和全部想象也使李裕川变得无处不在。小说结尾，他的出场将故事推向高潮，但却是为夜色和枪战所掩盖，读者最后见到的只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无论是“在场的不在场”还是“不在场的在场”都是对于地主阶级身份的一种模糊化处理，作家们为地主形象的“去阶级化”作出了努力和探索，但是对于这一形象内在的丰富性还尚待进一步挖掘。他们已经将地主由幕后引至台前，而如何重新化妆、粉墨登场将由90年代的作家来重新策划。1990年代：解构语境中“人”的发现如果说80年代的作家对于地主形象的“去蔽”进行了有益探索的话，那么90年代的作家则对其“重建”作出了积极努力。他们努力解开捆绑在地主身上的历史绳索，将其置放到“人”的天平上重新衡量。同阶级性的瓦解相伴而生的是作为人的地主的发现。

《故乡天下黄花》（1991）中的老地主李文武性格懦弱。他主动交出地契，积极配合，依然无法改变两次被拖上批斗台的命运。最能体现李文武性格的是“两哭一跪”。第二次斗争大会结束后，李文武一家在寒冬腊月被扫地出门。在跪求无果，又眼见孙子险遭摔死，软弱的他不再软弱，“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我跟你拼了他！”①以死相拼的李文武倒在血泊中。《一个地主的死》（1992）堪称解构意义十足。余华一再强调地主身份的无处不在，故而频频使用地主的儿子，地主家三代的三个女人，地主的孙女这类不厌其烦的称谓。这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的叙事策略。王香火的抗日义行给地主之子带上了“民族英雄”的桂冠。当日本人的刺刀冲向胸腹时，王香火沙哑地喊了一声：“爹啊，疼死我了。”可见，“爱国”仅仅作为一个外部事件洗刷了地主阶级“反革命”的历史冤屈，但是王香火临死前对于父亲对于疼痛的个人化感知才是作品的归宿所在。如果简单地将地主从“历史反革命”的牢笼提升至“爱国民族英雄”的席位仅仅是走向了另一个为政治意识形态所荫蔽的极端，回归到普通人的情感与感知才可真正做到对于地主的重新发现。在尤凤伟的短篇小说《合欢》（1993）中，地主夏世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种。他不仅像普通人一样渴求爱情，而且最终为了追求爱情放弃了生命。他按照与夏发子的约定，积攒下足数的粮食换取与吕月的相会。当他奉上最后一升粮食后，两人吞下砷石相拥而死。这是一个地主遭遇爱情的故事，时代风云和历史变幻退居其次，一个勇于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人的形象跃然纸上。无论是为保护亲人而死的李文武，还是为国捐躯的王香火，抑或是殉情而死的夏世杰，他们都只在某一个人格方面有所侧重。这一时期最具丰富性和感染性的地主形象当属《白鹿原》（1993）中的白嘉轩。思仁重义构成他魅力人格的核心品质，克勤克俭、慷慨大方、以德报怨、处乱不乱则成为他丰富人格的有力支撑。在这个腰杆挺得太直的地主身上，我们发现了如此多的优秀品质。有研究者称：“白嘉轩不愧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地主。”②其实，“大写”的地主还不能充分凸现出人性化的文学观，只有“大写”的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之审美观照。白嘉轩不仅在“地主”这一形象系列中耀眼出众，在整个当代文学人物走廊中也大放异彩。简言之，90年代的文学对地主形象的阐发已经回归到人本身，重新确立起人的尺度，并对其人格的丰富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挖掘。新世纪以来：传奇渲染中的人性荡漾新世纪作家在面对历史资源与文学记忆的同时，也在努力追索新的生长点。在一个更为宽松自由的文学场域里，他们充分伸展开想象的翅膀和思想的触角，摆脱了常规的叙事羁绊，为地主披上了传奇的外衣。剥开这层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作家精心栽培的人性内核。莫言的《生死疲劳》与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于2006年分别面世。笼统地说，这两部作品其实面临同一个潜在的问题，即“地主死后怎样”？对此《，生死疲劳》与《第九个寡妇》提供了两种可能性——死后轮回与死而复生。小说中，地主西门闹成为第一叙述人跳到台前大声控诉、大肆叫冤。单干户蓝脸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一亩六分地，而为驴为牛的西门闹与以一己之力对抗集体的主人忠实相伴。这是一对奇妙的组合。昔日的仇敌变成今日的伙伴，历史的冤结在朝夕相伴的生命关怀中消失不见。在西门闹人——兽——人的生命轨迹中，历史逼迫他遗忘的恰恰就是他投生前不能释怀的。

当他历经五遭畜道后，渐渐遗忘了冤屈，放下了仇恨，才终于摆脱了畜道再度为人。西门闹的死后轮回历经了一个从兽性回归人性的醒悟过程，但这种醒悟维系着西门闹个人的成长与蜕变。而人性是向内的，更是对外的。于内，它规约和更新着个体自身的言行与感知；于外，它又引导和感染着个体以外的他者的言行与感知。人性是星星之火首先点亮自我的内心，其次又必须是燎原火种驱散他人心头的黑暗。在《第九个寡妇》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燎原火种，同时也见证了一场催人泪下的人性复活。勤俭致富、为人谦和的地主孙怀清在一系列历史的错乱中被判处死刑。儿媳王葡萄把他从尸堆中救出，一条原本奄奄一息的生命在历史遗忘的角落里一活二十年。历史的虚伪和斗争的残忍使得人们开始了狂热之后的人性萌动。孙怀清的死而复生诉说的是一个普通人的传奇故事，这传奇里燃起一个由弱而强、由己及人的人性理想。在濒死的孙怀清刚刚获救之时，作者首先描写的是他的眼睛，这是一双死里逃生的眼睛，“里面的光很弱，葡萄不知它能亮多久”。葡萄的奉献与牺牲使这份微弱的生命之光一点点燃烧起来；孙怀清的死而复生使他宽恕了他人及历史强加给个体生命的一切不公正；乡亲们用无言的行动对历史胁迫下的人性虐杀作出了自觉忏悔。孙怀清最后藏身的那座矮庙俨然化身为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如果说孙怀清表征着生命与人性本身的话，葡萄则是生命与人性的拯救者和守护者，后来醒悟的乡亲们则成了依循人性而来的追随者和朝拜者。奉献、牺牲、宽恕、忏悔共同搭建起一个人性荡漾、爱意融融的新世界。

二、人性话语的历史流变：无视中践踏——探索中发现——重建中修复——呵护中颂扬

透过地主形象在各文学分期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人性意识的潜在流动，即无视中践踏——探索中发现——重建中修复——呵护中颂扬。当代作家在借助对地主形象的反思来重建人性话语时表现出一种整体倾向性。他们基本选取了仇恨和暴力两大切入口，在对仇恨的描摹及暴力的阐释中冷静剖析着人性的历史性状。第一，仇恨。地主形象不是孤立的，它存在于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中，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则成为其中最为核心的所在。仇恨是理解二者关系的关键词。表面看来，地主和农民分别作为仇恨的主体和客体而存在。但是这种仇恨关系的确立却是政治力量强行介入的结果。掌权者巧妙利用了二者之间财富（包括财产和土地）分配不均的经济状况，人为地划分出两大水火难容的阵营——地主是既富且恶的，农民是既穷且善的。富是穷的根源，而善必须把恶打倒。至此，地主和农民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被篡改为剥削与被剥削，批斗与被批斗的关系。而支撑起这种新型关系的即是蓄意煽动起来的仇恨。这仇恨并非具体化的私人恩怨，而是被积极策动、刻意激化的阶级仇恨。正如《暴风骤雨》中所描写的，“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柴火。”再看为配合斗争地主而急就的一首秧歌调：“千年恨，万年仇，共产党来了才出头。”类似这样群情激奋、斗志昂扬的场面在80年代之前的同类题材中屡见不鲜。“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学写的是轰轰烈烈的‘热场面’，实际上，恰恰是面对人类不幸而无动于衷的冷文学。它完全丧失人性的光辉，离文学的本性是很远的。”③在仇恨的眼睛里，只见敌人，没有“人”，而敌人都是死不足惜的。在阶级仇恨的名义下，地主首先被“非人化”，“非人”的他们注定要被严酷镇压，沦于灭杀。他们的生命得不到尊重，他们的权利被任意践踏，他们的历史作用必须是且惟一是“开历史倒车的”。“仇恨，具有一种几乎无限的能力，能够将受害者非人化，能够摧残人类最基本的同情和怜悯。”④仇恨对于同情的扭曲实际上关涉人的本性问题。由此，仇恨的消解与释怀对于人性修复以及情感回归有着重要意义。在人性视域的观照下，作为仇恨主客体双方的农民和地主必然面临全面瓦解和重新建构。白嘉轩与鹿三（《白鹿原》）为我们呈现了一对和谐融洽、充满暖意的美好组合。他们虽有主仆之名，但却情同手足。白嘉轩每每称其“三哥”，而鹿三则直呼“嘉轩”其名。嘉轩仁义，鹿三忠实，嘉轩勤劳，鹿三能干，他们之间的和谐状态是对于以往主仆关系的反拨，也表明了作家建构理想人性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是可贵的，但是没有摆脱主仆关系的束缚因而难避局限。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则以“主仆颠倒”的策略再度打量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地主西门闹转生为畜，与昔日的长工蓝脸构成崭新的主仆关系。在两人反主为仆、反仆为主的身份倒错中，过往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渐被历史的风沙所掩埋。其实遗忘历史的过程也是淡化仇恨的过程。当历经四道轮回，西门闹自以为冤结已解故申请投胎为人时却遭到拒绝，阎王要他再做两年猴才可转世为人，原因是西门闹心中还有仇恨。这无疑是在表明：唯有放下仇恨，才能摆脱畜道（兽性），再度为“人”。严格说来，若要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修复到健康自然而又充满人性的状态，阶级仇恨和主仆关系是都要彻底抛弃的。让地主回到人，那他就是与农民无异的人。

人与人之间本该有的最理想化的关系是自由、平等、博爱。而凡为这一关系的发现、建构和颂扬作出努力的文学必定是充满人性的。《第九个寡妇》为我们提供了出色的范本。在斗争地主孙怀清的过程中，王葡萄的童养媳身份让工作队成员如获至宝。他们处心积虑地希望唤醒葡萄的阶级觉悟，试图再造出史屯的“黄世仁与喜儿”。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他们的启蒙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个他们认为比喜儿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更为深重的葡萄仍“不开窍”地称孙怀清为“爹”。也正是她的笨、拗、傻、真守住了尚未被阶级斗争全盘异化的道德底线和人性底线。在彼此关怀、相互体贴的生命历程中，两人之间原本的公媳（地主与童养媳）关系最终升华为生死相偎的父女关系。再看孙怀清与村民的关系。当历史的阴霾散尽，“村里人渐渐忘了孙二大是个被他们斗争、镇压的人，他们又把他想成一个能耐大的长辈，遇到事，他们就遗憾不再有这样的长辈为他们承事了。”这种遗憾里其实潜隐着一种无意识的忏悔情怀，也是重新面对历史受害者的一种清醒姿态。他们被生命的韧性与强大而震撼，却不再像当年那样麻木而冷漠地无视甚至践踏生命。可以说，正是对于生命的尊重、珍惜与呵护有效修复了曾被损伤的人心，也重新构架起匍匐于民间大地的人性理想。第二，暴力。仇恨的火焰一旦煽动起来，人们内心的破坏性冲动就被大大激活，这种被极度扭曲的情绪得以全盘释放的最直接途径就是暴言与暴行。

在斗争地主的过程中，语言暴力（“诉苦会”、“忆血债”）和行为暴力(致死致伤)同时存在。在80年代之前的绝大多数作品中，这两种形式的暴力具备“单向性”特点，即这种暴力的“合法权”掌握在工作队手中，而农民在鼓动之下成为暴力最直接的实施者。“还乡团”的登台露面使暴力的单向性遭遇质疑。还乡团以逃亡地主为主体，怀着报复性仇恨伺机反扑，用甚于他们所受到的暴行制造血案和屠杀。还乡团与积极分子之间这种以屠戮生命为主要手段的暴力博弈实际上造成了以暴反暴的恶性循环。“草菅人命的直接后果是滋生了仇恨，于是就有了逃亡，有了‘还乡团’，有了此起彼伏的仇杀惨案。”⑤在《古船》中，作为地主后代的隋抱朴既意识到暴力的毁灭性，又对其根源进行追索。哀求、恐惧、哭诉在还乡团被仇恨烧红的眼睛里统统失效，没有激起一丝一毫的怜悯和同情。面对尸堆成山的洼狸镇，人们悔恨当初“没有把那些家伙更多地宰一些”，并靠着“回忆着会上（批斗会）的一些细节，用来解着恨”，甚至“恨不能重新开一次才好”。由此，新的仇恨的种子已经落地生芽，人们对于新的暴力的施展也充满了心理期待。然而，在仇恨不断衍生、暴力继续循环的怪圈里，人类将异化为永远难以把握自身的苦难载体。借隋抱朴之口，张炜以“好好寻思人”为立足点，提出了对于暴力根源的反思，“他的凶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先别忙着控诉、别忙着哭泣，先想一想到底是为什么吧。”隋抱朴在回溯历史中发现了一个陷落在镇史之外的世界。那是一个地主家庭遭遇疯狂镇压、残酷迫害而沦于灭杀的阴暗世界。地主“畏罪潜逃”，人们把仇恨转嫁到其家人和子女身上。一个在外读书的少爷顶替父亲被藤条抽死。一个地主的女儿在看守中莫名死去，草葬后的尸体又被挖出绑在树上，“她身上有一块块血印、伤疤，可全身还算雪白的。没有一丝衣服，闭着眼，像睡着了。乳头没有，上面结了黑黑的血块。……他们在她的阴部插了一根萝卜！”无论是对活人的欺凌还是对死人的羞辱，都是对于生命价值的侵犯和生命尊严的污蔑。它们最有力地表明了：在暴力行径的诱引下，一个人内心潜隐的恶可以被激化到何种骇人听闻的程度。仇恨成为暴力的根源，而暴力则变身为仇恨得以宣泄的手段。仇恨与暴力所搭建起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显然悖于情理、极度扭曲。然而，“被施暴”或许可以成为施暴的一个原因所在，但并不能成为其合法性的有力依据。暴力同时存在于地主和农民身上，在以暴反暴的恶性循环中，人性则滑向兽性的深渊。有论者指出：“《古船》对于暴力的反省达到了文学史上的最高水平”。⑥无论是哪一方掌控了施展暴力的权力，也不管是哪一方成为暴力铁蹄下的受害者，生命自由和生命尊严所面临的践踏和毁灭是等效的。而所有问题的纠结缠绕最终又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人”，就像隋抱朴苦苦追问的那样，“人哪，你到底能走多么远？就一直走下去吗？让人最害怕的绝不是天塌地陷、不是山崩，是人本身。”⑦沿着张炜对于暴力根源的反思，尤凤伟在“暴力的避免是否成为可能”的文学向度上迈出新的步伐。在《诺言》里，地主之女李朵化身为“去暴力化”的积极探索者。她与易远方为避免流血和杀戮而彼此承诺的人性理想在鏖战中灰飞烟灭。然而，民兵胡顺（《小灯》）却用自己的死，托起一盏人性之灯。在人性之灯的照耀下，暴力的避免不再是虚妄的神话。由于害怕因盲目暴力导致的死亡悲剧再次上演，胡顺放掉了关押在学堂的地主及其家人，自己却被民兵举枪击毙。由此，阶级性和革命性不可能将人性整个覆盖，它们与人性不能完全耦合的“盲区”为人性的种子提供了生长空间。“《小灯》写了运动当中的一个例外，人性之光在瞬间的微弱的一闪。”⑧正是这“微弱的一闪”赋予胡顺无畏的勇气，他以自己的生命举起人性之灯，驱散了暴力与黑暗。他的死隐喻着人性的三重胜利。

当代文学范文第2篇

当代文学学科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批评。有些学者人为采用批评的手段是最能彰显出当代文学特征的一种书写的形式，其作用是其他一般研究方法无法比拟的。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道理。但是近些年来这种批评也随之产生一定的抱怨声。例如利用批评进行炒作，采用表扬式的批评手法。并没有从文章的角度进行批评，导致批评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其实作为当代文学学科材料和文献积累的重要基础之一，当代批评存在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但是批评要进行理性的批评，也就是说要对文学作品负责，对文学作品所展现的精神生活和审美生活负责。因此在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要对艺术作品进行谨慎的检验和评价。还有一种批评是来自海外的，例如“鲁迅重评”等。由于该种批评是以一种崭新的理论作为依托，因此能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确实存在一定的分量，但是这种批评的方法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文献的漠视，不耐烦进行扎实的基础研究。对于当代这种批评对当代文学的影响程度，使得当代文学错过了学科积累的重要阶段。当前，对批评现状的学习意义进行深刻的反思，它的改善和建议也在一片混乱的历史过程中停顿下来了。

二、当代文学的书写形态方法

除了批评之外，宏观论述也是当代文学广泛采用的书法。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采用宏观论述的方法进行探讨要求论述者具有一种经验性的思想结论，他能够实现对所描述的对象了如指掌，相对于他来说，进行论述是一件相当轻松的事情。之所以对宏观论述持一种保留的态度，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因为其过于盲目自信而对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产生了忽略。出于一种简单的理解，认为当代文学是受人压制的结果。这就让人联想到宏观论述只注重宏大的命题和结论，而不去关系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宏观论述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从我开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效果，其主要的原因是在很多人看来，进行当代文学研究就是在进行一种现状的批评。进行有针对性的批评为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学术研究方式，但是通过时间的推移，现状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所指，随着时间的向前发展，一些观念的素材很有可能成为具有实在意义的材料。另外一些属于文本外的东西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批评空间蒸发。而当前的事实是大部分的宏观论述都将历史材料进行遗忘，他们所清楚记得的是研究者的主观愿望和预设理论。显然，上述所说明的并不是表明宏观论述完全没有可取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有依据、思考严谨深入的宏观论述能够给人以更大的启发，是一种具有方法论的价值，更是一种难得而又朴实的表达方法。

三、当代文学的写作速度

当代文学范文第3篇

关键字：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语言文学

一、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地方区域性普通本科高校的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汉语言文学专业实际及其教学现状以及培养对象的不同要求等因素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必须进行教学改革。

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是我国一些地方区域性高校在高等教育结构大调整中对教育市场化趋势做出的战略选择。所谓应用性人才，是指适应社会需求、动手能力强、基础宽的多面手。这里包括如下涵义：其一，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以基础为主；其二，在知识结构上要求面比较宽：其三，在综合素质上要求实践能力强：其四，在培养方向上以社会适应性为主要特征。人才培养目标是专业教学的指挥棒.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种高等职业教育，其教学理念、教学模式都是有自己的要求的。如何与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保持一致，是专业课程在教学上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无疑迎来了一次教学上的挑战，必须进行改革。

高校设置的专业从性质上分为理论素养型和应用技能二类。汉语言文学专业是高校的一个传统专业，属于理论素养型的。它主要是以培养和提高教育对象的人文素养为目标的，而在实践技能方面的要求则比较低.其专业课程的设置与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并不是一致的。应用性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了所设置的专业及其课程应该是技能型的。这种疏离现象也造成了专业课程教学的尴尬。目前，由于专业源远流长的惯性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和许多课程一样，在教学上依旧照搬素养型的教学传统。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主体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授课方式以教师灌输为主，即使利用多媒体课件的教学，也仅增加了一些内容的直观性，并没有偏离教师讲授这个中心：教学内容依旧按照传统的要求进行安排，知识传播居于主导地位，能力的培养依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考试考查中，依旧偏重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能力的测试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这就明显地形成了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两张皮的现象。要打破这种现象，必须进行教学改革。

培养目标是高校人才教育的普遍性要求，并不是普适性原则。教育的普通适性原则是因材施教。对教育对象来说，其成才要求是多向的，其成才的潜质、潜力也是不一样的。目前，地方性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成才上的要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思想型，即希望成为更高级的人才，具体表现为对读硕读博的期待，目前只占少数，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二是现实型，即满足现状，希望学有所用，期望本科学习能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为毕业就业打好基础，这是大多数：三是模糊型，既没有明确的目的要求，更没有理想期待，这是极少数.这种情况对专业课程的教学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传统的教学无疑适应不了，必须进行改革。

二、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措施

1.转变教学观念

长期以来，文学课作为中文专业的重要基础课，大多教师都把专业知识的传授放在第一位。在教学过程中过多地注重文学知识的传授，注重文学史的勾勒，强调文学史规律的掌握以及思潮、论争等等，而忽略了现当代文学课的“文学性”特点。在这种教学思想主导下，丰富的文学个案都塞纳进一个静态的文学史框架中，鲜活的文学作品成为文学史知识学问的填充物，这样，文学便成了枯燥乏味的东西。如果文学课上缺乏活力，缺乏碰撞，那么我们的文学课教育也就有了问题。这种死气沉沉的文学课堂令我们反思，现当代文学课到底应该教给学生什么?是文学史知识还是作家作品的分析能力?是知识的灌输还是审美能力、欣赏力的训练?反思的结果让我们认识到文学课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教给学生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获得一种文学审美能力和文学想象能力。根据这一认识，我们调整了教学内容，在课堂上减少文学知识的授课时间，突出作家作品，回到文本分析中来。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学生可获得对作品的丰富感受，培养起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理解力、审美能力和分析能力。教学观念与教学目标的转变，使我们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由专业知识传授的层面上升到人文素质教育的层面。

2.教学新方法的探索——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就是改变过去那种单纯的以老师传授、学生接受为主的学习方式，提倡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为学生构建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促使学生将学到的知识综合、贯通、运用，提升出新的成果，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应用能力。

由此，我们在教学中要改变教师讲授，学生被动听讲、记笔记的教学模式，采用三种教学方式：

①讲授与讨论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辩证地处理学生自主与教师指导的关系，不仅强调学生要倾听教师的观点。更强调教师要倾听学生的心声，重视探究学生的个人观念、独特感受和体验，并引导学生积极反思。让学生跃出教材的刻板与束缚，系统地、立体地、动态地研究讨论作家作品。

②学生走上讲台主讲。

学生自选作家作品，经过大量阅读、研究，上讲台对作家作品作富有个性的讲评、这样，学生不但积极主动阅读作品、查找资料、确立论题，质疑先贤定论，而且，通过讲评，增强口头表达能力，也使全班学生都拓展了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公众场合的仪态仪表等综合素质。

③认知实践活动。

尽可能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作家故乡实地考察，研究特定时代的人文环境和文学底蕴。

3.改革教学内容，体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性”

中国当代文学即包括已经过去的文学，如“十七年”的文学，“”十年的文学；和刚刚发生不久的文学，并且，随着当代文学的历史延续，中国当代文学还将包括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的21世纪的文学。而以往的教材、教学大纲的编写，限于时间的关系，常常把“十七年”的文学做为教学重点。而常常忽略中国当代文学最切近当代人生活节奏和审美情趣的文学现象，这应该由中国当代文学这门课程来关注和研究。所以在兼顾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有定论的名家精品的同时，应该把最新产生的文学做为研究的重点，甚至应该专门讨论那些最新发生的、没有定论的、甚至引起争议的文学现象。

4.变革考试模式

考试模式的变革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终保障。一方面，考试方式要由全闭卷考试改为半开放式的考试。也就是说不只是凭期末一卷定成绩，平时作业、小论文要在成绩中占一定的比例;另一方面，考试内容上要作调整。减少客观题目的内容比例，增加主观发挥题的比重。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为学生出的考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你认为曹禺《雷雨》的主人公是谁?说说你的理由”。同学们各抒己见，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如“或许一个略为合理的答案只能是‘雷雨’了，尽管我承认这有些勉强。但似乎比由于曹禺称最喜繁漪，大家便都认定繁漪是主人公要好。”“我认为《雷雨》的主人公是躲在戏剧背后控制一切的、不可知的宇宙间的神秘力量。”“我们可以把《雷雨》的主角，定义为‘最挣扎的人’，我以为周萍无疑是‘最挣扎的人’”。等等。这类考题没有标准答案，测试的是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文学感受能力及分析能力。再如“你怎么看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我眼中的阿Q”，“我眼中的方鸿渐”等这类题目，都可以做成小论文，发挥学生的水平，考察出中文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文学评析能力。

参考文献:

[1]王立新.大学生素质教育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当代文学范文第4篇

笔者在“引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中涉及到了诸如：“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当代文学的分期；当代文学的方向；当代文学运动；当代文学思潮；分别加以或详或略的论述或叙述。关于第一个问题，采用了洪子诚的见解：“‘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因而它限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范围之中；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整合’的问题，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型来予以解决。”按照这一界定，笔者对港台文学一编采取了折中办法，即：不具体展开，仅只作为常识，用一、二课时简要介绍。无论中国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在绪论中，总是将历史分期作为最后一个问题。当代文学却不然，在界定中国当代文学的含义之后，必须给予分期。因为当代文学诸多重大问题无不与分期紧密相关，离开了分期，都不可能阐述明白。“按学术界一般的分法，新中国诞生之后的大陆文学以1976年10月‘’垮台为标志分为头27年（1949-1976）和新时期（1976-）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头27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形成迥然相异的历史走势。”正是这“迥然相异的历史走势”，使当代文学方向、当代文学运动、当代文学思潮在两个历史时期呈现出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风貌：前期，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是“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现实的偏狭性日益严重，加上与之并行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或“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的推波助澜，终至陷入了“极左”的泥淖。新时期，党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矫正了过去的偏狭，正确处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大大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这是一个要在前后对比中特别加以强调的问题。前期，曾先后发生过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如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学思想的批判，1957年对文艺界右派的批判，1958年到1960年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1963年到1964年对《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一大批电影的批判，1965年以后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1966年勾结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建国以来所有好的和比较好的文艺作品的批判。新时期，这些批判运动通通彻底平反，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虽也曾出现过如“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的发动，但规模、程度均极为有限，且很快复归于平静。关于历次批判运动，只需简要介绍，无庸具体展开。前期，先后出现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宣传声势很大，但无被公认的作品，且大约三、四年后即遭到质疑。“文学是人学”思潮，看重客观存在着的人性、人情，承认人道主义，发表了一批很受欢迎的如宗璞的《红豆》、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作品，但很快理论与创作都受到批判。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思潮，舆情热烈，然理论上无新内容，创作上无成功实践。从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代这一阶段，真正为人们认可的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以及属于这一思潮的《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与话剧《关汉卿》等创作。新时期，先后出现或同时存在的思潮有：现实主义思潮的回归，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文化寻根思潮的出现，新写实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各领风骚，多元共存。都发表了一批作品，或产生过普遍的轰动效应，或为一小部分人所热捧。因数量很多，将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报告文学分别概述或重点评述。

二.全面规划，精选作品

本科当代文学教材，有的在目录上即列出140多名作家，有的在目录上列出近80篇作品。笔者认为，作为专科，仅51课时（长假或小长假至少减去2课时），在概述了五种文体的创作全貌的前提下，能评述50多名作家及其一篇代表作品，就可以了。这是就全面规划而言。至于所谓“精选作品”的“精”，因为是从“史”的意义上叙述当代文学，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就文学文体、发展阶段、文学思潮、作家个体、题材主题、艺术风格、社会影响等几个角度审视作品，综合考虑，选取各个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最好的或比较好的。下面试举例加以说明。例如，第一章前期小说。前期的短篇小说，选讲赵树理及其《登记》、孙犁及其《山地回忆》、路翎及其《洼地上的“战役”》、王蒙及其《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及其《红豆》、茹志鹃及其《百合花》、高缨及其《达吉和她的父亲》。前期的长篇小说，则选讲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这些短篇与长篇，就文学思潮而言，显然都是属于优秀的现实主义的作品。《红豆》《达吉和她的父亲》既是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可以说是属于“文学是人学”的思潮。这些作家则包括几代人，既有来自解放区的，也有来自国统区的，而且是不同流派的。至于题材主题、艺术风格、社会影响，则各有特点，千姿百态。又如，第三章诗歌。且不说前期的，仅以新时期的而言，笔者选取艾青及其《光的赞歌》、雷抒雁及其《小草在歌唱》、舒婷及其《致橡树》，再加上“新生代”诗人群简介。之所以选取这三位诗人以及这三首诗，因为在新时期诗坛，归来的诗人有一支很长的队伍，当年因胡风问题离开文坛的，因被划为右派离开文坛的，还有因其他种种原因离开文坛的，如“九叶诗人”。在这许多诗人之中，艾青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他的《光的赞歌》则是一首得到很高评价的境广意深、歌颂光明的长篇抒情诗。在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潮中，涌现了一批较为年轻的诗人，雷抒雁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小草在歌唱》则是轰动诗坛，蜚声全国的政治抒情诗。新时期曾有过一场关于“朦胧诗”的热烈的讨论，朦胧诗群起初不被理解，但日益得到广泛的认同、赞赏，而舒婷显然是这个诗群的最杰出的代表。她的《致橡树》是一首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的，影响很大的爱情诗。至于新生代诗群，虽声势很大，但难于挑选出公认的代表性的诗作，故简介一下即可。

三.抓住特色，重点分析

当代文学范文第5篇

林贤治认为，经过数十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社会文化心理、道德、知识的传承；一方面是创造力的破坏，致使我们这一代作家无论是从道德水准到艺术素质，对人类的爱，悲悯心、道德心，等等，可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我很认同他的看法：“对于中国文学，如同对待其他事物一样，评价或高或低都很正常。我以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评价，应当实事求是。有一种‘问题意识’、‘危机意识’总是好的，有利于我们的深入认识。”这正是我们必须对当代文学的教学进行改革的动因。首要的改革就是批评标准的改革，必须弘扬普世价值，否定阶级斗争，用基于普世价值的真善美取代阶级斗争导致的假恶丑。文艺批评标准的真、善、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主要内涵，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和政党，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文明成果。它们以人性论为哲学基础，人道主义为基本的理论体系。它们萌芽于古希腊，成型于文艺复兴，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系统化、理论化，终于二战结束后为联合国代表的国际社会确认，在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停止后成为世界的共识。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其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因而是“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它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它的哲学基础是阶级论，理论核心是阶级斗争，包括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难具备兼容性，在实践中不但不易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目标，而且易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反面，即个人独裁或小集团的专制，以新阶级代替旧阶级。由于阶级论与专制主义的某种潜在亲缘性，所以它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反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赢得了胜利。在与这些落后国家的专制主义传统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它自身也发生了本土化变异，演化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思想等。受其影响，文学的真善美评价标准发生了较大偏差，这就是当代文学的症结所在。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扬，阶级斗争的危害被认识，解决这个历史症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的产物，是作者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用语言文字表达的精神活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特征，对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更须把握其时代背景。以广阔的视野，以普世价值为标准，从社会文化的总体层面看文学，才能对中国当代的文学思潮和运动，以及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当代文学发展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给中国造成了持续性多发性灾难。的理论根源、历史渊源、舆论准备、心理基础、普及宣传，以及劫后的平反冤案、反思历史、思想分歧、深远影响，都和当代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必须彻底否定，清算的影响，并且追根溯源，消毒除垢。唯此，当代文学的症结才能迎刃而解，文学批评才能复归真善美。所以，深入批判，是我们进行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关键内容，重点就是教育学生认清的性质及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这对今天不知道的一代年轻人特别有必要。

二、“红色经典”的重新评价

长达十年之久（1966-1976）的“无产阶级”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此前全国上下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初露端倪，这是“”得以发动和展开的社会心理基础。“”前的“红色经典”，主题就是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风靡全国的“雷锋精神”和颂歌“东方红”是其中影响最广远的代表作。一脉相承走向极端的“”是暴露了部分人心理的皇权与专制主义思想。必须从理论、价值观、制度、文化、人性等各个层面深刻反思“”，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普世价值取代阶级斗争，用民主宪政取代专制主义，中国人民才能真正解放，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十年是“”前历史的直接继续，是革命文学运动与生俱来的左倾思潮的恶性发展。与对的批判密切相连的是对所谓“红色经典”的重新评价。这也是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真正的经典，可以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可以作为榜样供人学习，经得起历史检验。它们对文学的健康发展将产生积极、良好的影响。它不是以曾经是否得奖为标准，更不是以一个时期的主流或非主流为标准。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文艺作品。指以后仍通过各种媒体继续传播的革命文艺的主流作品。它们肇端于40年代延安时期，50年代反右以后批量生产，60年代前夕达到高潮。某种意义上它们已经深入人心，重评尤其有必要。对此，首先必须进行历史的反思，了解历史的真相，认识革命的实质，比较不同体制的优劣，并上升到理论和价值观高度，用人性论批判阶级论，从而确立普世价值观念。其次是把历史反思的成果用于文学的反思，用符合普世价值的真善美加艺术的新，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重新认识“红色经典”。再次是要清醒地注意到，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地位和影响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长留世上，有的时过境迁，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检验。是否官方批准，是否时尚追捧，是否得奖获利，都不是好的标准。掌握正确的批评标准，不仅需要独立的思想，还要求有艺术的修养。所谓“红色经典”，主要包括三类作品，一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二是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三是革命样板戏。用普世价值重评“红色经典”，必须从根本上认识阶级斗争理论的内在缺陷和现实危害，彻底批判“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全面分析前十七年和十年的联系与区别，从“红色经典”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

三、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