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卫生法学；实践教学；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3）29-0234-03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确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的重要性。为此我国已将卫生法规作为全国医师资格考试的必考科目，卫生法学亦成为医学生的必修或选修课程。由于我国现行的医学教育实行的是大学本科时期高度专业化教育，课程设置是以学科为中心的模式，这种模式保证了医学的自然科学传统，但却忽视了人文科学的重要作用。加之，我国医学生实行的是文理分科的高考升学模式，导致多数医学生人文学科素养缺失。为此，为提高卫生法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医学生的卫生法学素养，笔者根据医学生和卫生法学课程的特点，进行了课程的实践教学强化与改革的初步尝试。

一、卫生法学课程的定位

（一）课程的学科定位

卫生法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新兴的发展中的边缘交叉学科，也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极强的新兴的交叉学科，是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产生和卫生法律规范的大量涌现而不断发展的边缘学科[1]。是以研究与卫生法律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新的部门法学。

（二）课程的专业定位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确立，广义的医学生——医疗、卫生、药学、护理、保健和社区服务的高等医学院相关专业及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必须具有卫生法学的专业知识，才能适应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达到现代医疗卫生人才的基本要求，实现具有一定医疗卫生专业素养，又懂法律、善管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适应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

因此，课程的专业定位应是：卫生法学课是医学教育课程体系和职业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课程的教学和学习使学生拓宽知识领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了解与医药卫生有关的法律制度，明确自己在医药卫生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正确履行岗位职责，更好地从事医药卫生工作，遵纪守法，监督执法，抵御违法行。所以，课程也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重要内容，对专业素质培养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三）课程的内容定位

根据卫生法学的学科和专业定位，课程的内容主要应包括：卫生法学基础、医疗机构管理制度、执业医师、执业药师、执业护士管理法律制度、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制度、公共卫生监督法律制度、药品管理法律制度、医院管理法律制度、医疗事故处理法律制度、血液及血液制品法律制度、母婴保键法律制度、医疗废物管理制度等内容[2]。

同时考虑到各专业的特点，突出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融入专业、行业等的特殊法学问题。兼顾国家资格考试要求，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努力探索其基本法律、法规体系和框架，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提高课程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用以提高医学人才相关方面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二、加强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一）适应国家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需要

早在1998年，教育部就发文要求高等学校要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要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从2003年起，教育部组织实施的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也提出深化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时至今日，全国高校都在进行教育教学的改革，许多学科也都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取多种教学方式方法，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

目前全国所有的医药院校和一部分综合大学都开设了卫生法学课程，该课程也成为医药院校相关管理专业的必修课之一。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在卫生法学的教学上，一些院校进行了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等方面的试点改革，比如引进案例教学、“法律诊所”模式教学法等。但大多数学校教学安排还不尽合理，教师的教学方法仍然以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的课堂理论讲授为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没有得到较大提高，教学效果较差。笔者在教学中也进行过一些教学改革的尝试，但不够深入，目前仍然以理论讲授为主，缺少实践教学，致使教学与实践相脱节，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较弱。因此需要对该课程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增加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优秀人才。

（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需要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的重要方式。现代医药卫生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及一定的管理知识，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应该具有较强的法律知识。从我国目前卫生法学教学及学生培养状况来看，普遍存在着卫生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较好，实践能力相对不足的缺陷。因此，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仅仅依靠课堂理论教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行严格的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培养。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医药卫生管理教育的要求。如何改进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已成为现代教育的重中之重。

通过加强实践教学，使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加深对卫生法学教学中理论知识的理解，使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更好地掌握与医药卫生有关的法律制度。同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现代卫生法律活动中的基本问题的能力，最终，使学生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学以致用，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的设计思路

卫生法学的新兴性、边缘性、交叉性、实践性和应用性决定了课程就理科而言，属文科课程；就文科而言，属理科课程的特性。在进行课程实践教学与改革的方案设计时，必须文理兼顾。既要发挥自然科学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模式，保证学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避免忽视人文科学内容的重要性；也要发挥人文学科“以人为本”的优势，规避各门课程联系松散，培养目标不明确的问题。

因此，设计并进行由传统“满堂灌”到多种教学方式的运用、完全自主“问题导向学习法”的实践教学与改革的完整尝试才能揭示卫生法学课程教与学的客观特殊性及启示作用。

（一）课程常规教学

和任何其他学科课程教学一样，卫生法学课程常规教学是不可完全抛弃的，还是需要根据教学目标、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分别按传统全板书讲授和PPT及多媒体辅助讲授教学方式进行。并按教学日历授课、布置复习题、思考题和作业，按期进行期末考试。

（二）课程实践教学

卫生法学实践教学要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进行优选，实践内容典型、具有一定代表性和难度。实践教学选择在学生已经掌握卫生法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现场旁听法庭审理、开设模拟法庭、参观卫生监督、防疫、药品食品管理机构和技术监督部门，加深学生对卫生法律制度的理解及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庭审观摩：主要通过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审理医疗纠纷、食品药品违法案件的一审、二审案件的旁听观摩，亲身体会法庭的庄严与法律的神圣，了解法院工作程序，巩固所学的卫生法学理论知识，并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学生学习卫生法律的积极性。

案例讨论：由教师选择医疗事故、药品管理、食品管理、非法行医等方面的相关案例，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结合所学卫生法学知识进行讨论或相互辩论，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观见习：组织学生到卫生监督机构、药品食品监督机构参观，由监督机构的执法监督人员讲解卫生执法监督程序、观看执法监督相关文书，了解我国卫生行政执法监督程序，增强感性认识。

听讲座：聘请卫生法学专家、卫生管理实际工作者或律师到学校举办专题讲座，介绍卫生法热点问题、讲解前沿动态和在实践中处理具体案件时的卫生法适用情况。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职业经验。

讲专题：由学生根据学习重点和难点，自主讲授和讨论。将学生自愿组合为学习小组；然后选择卫生法学的近期社会热点问题，把课程内容分解、组合成单元内容，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探究和解答，最终形成专题讲座，交叉讲专题和听讲座。引导学生针对问题，查询文献资料、获取知识，然后相互交流所获得的知识，并探讨如何用所获得的知识来促进问题的解决。教师只发挥把握方向、布置任务、归纳总结的作用。学生课堂外的学习时间，远远超过课堂上的时间；学生课堂上讨论、讲解的时间多于教师讲解的时间，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现代医学教育模式。

模拟法庭：主要由教师选择经典的医疗纠纷案例，由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模拟法院案件审理程序，进行审理、辩论、质证，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既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能产生辐射功能，也是间接对学校的其他专业学生进行卫生法治教育。

四、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的实施保障

（一）有充足实用有效的案例库

这是开展卫生法学实践教学—案例讨论的基础。无论是理论讲授，还是分组讨论、热点焦点问题分析、教学评价，都要运用到大量的案例，通过案例进行说明、分析、讨论、考核，因此，卫生法学实践教学需要充足的案例储备，并需要对案例按照内容、难度、类别分门别类，组成一个结构完整的案例库，并逐年扩展和完善[3]。案例库应当具有下列特点：全面：即案例库所选案例应当尽可能全面容纳卫生法学的各部分内容，具有全面性；新颖：是指案例库所选择的案例要能够反映最新的法律理论动态、前沿热点和焦点问题、最新法律法规等，具有时代性。精准：是案例库选择的案例文字要精炼，内容要精确，要具有一定代表性，能够综合涉及多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规范，具有典型性。此外，所选案例还应有适当的难度和深度。

（二）有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教学基地是开展实践教学的基础条件，是联系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纽带。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是卫生法学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保证。鉴于卫生法学学科的特殊性，卫生法学实践教学基地的选择与一般法学的实践教学基地有一定区别，卫生法学实践教学基地重点应是在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机构、医疗机构等部门，以满足和体现专业培养目标和卫生法学教学特色[3]。

（三）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教师是实践教学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其素质直接影响实践教学的质量。作为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的教师应当既具有深厚卫生法学理论功底，又具有卫生法学的实践经验这样的综合素质。在理论上，既要掌握卫生法学基础理论，也要掌握医药基础知识；在实践上，既要具备法学实践经验，也要熟悉医药卫生实际工作，有一定的实际卫生工作经验，这样才能真正驾驭卫生法学实践教学。而目前，我国卫生法学师资队伍薄弱，有的教师是法学专业毕业，有的教师是医学专业毕业，不是缺乏法学知识，就是缺乏医药卫生知识，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学和医药学教育[4]。同时大多数教师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实践工作经验。为此，必须对从事卫生法学教学的老师进行多方面培训，培养具有医学和法学复合知识结构的教师；同时，也可以从实践教学基地如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机构、医疗机构、人民法院、律师事务所等聘请一定数量的具有丰富卫生法学实践经验的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互为补充，互相学习，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完成实践教学任务，实现卫生法学教学目标。

此外，卫生法学课程的实践教学，需要学校对卫生法学课程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保障，奠定卫生法学实践教学的物质条件和必要环境，才能使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顺利开展。

实践教学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教学任务，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实践教学的地位，建立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评估体系，进一步使实践教学规范化。因此，我们应牢固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办学理念，克服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强化和优化卫生法学实践教学。卫生法学实践教学不是对实践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卫生法学理论教学的单纯检验，它有其独特的内涵和规律，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逐步完善，以满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培养出既全面掌握临床医学技能，又熟悉法律知识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樊立华.卫生法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1-3.

[2]吴崇其.卫生法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23：8-13.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 无限防卫 刑罚制度 行为法经济学

一、引言

无限防卫制度在我国自创设伊始就一直是学界乃至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所在，时至今日，关于无限防卫权的种种论争也依然没有平息。对无限防卫权立法的价值与意义，我国刑法理论界不少学者予以肯定，也有学者指出该立法存在种种缺陷，实践中容易导致公民对其滥用等弊端。笔者在本文中，将通过行为法经济学的理论拓展研究视角，将传统法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与行为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相结合，以期对无限防卫权的理论研究作出有益尝试，就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提出可取建议。

二、无限防卫权的传统法学理论分析

无限防卫权从本质上来看，是属于正当防卫权的极限形态，其针对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各种暴力犯罪，在此情境之下，受侵害人基于自身的防卫行为造成侵害人伤亡的，不负刑责，不处刑罚。在这里笔者尝试从无限防卫权与刑罚的关联性角度，从传统法学理论的角度对无限防卫权加以分析。

无限防卫权与刑罚的关联，其根本在于：无限防卫权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使得一种损害他人的行为拥有了正当性，不属犯罪，因而不会被处以刑罚。这就与他种致害行为发生的情境之下，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刑罚处罚的行为构成了明显区别。然而无限防卫制度与刑罚制度从本质上说，都是属于刑法法律体系下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界分是在一个总体规则体系下的两种不同的行为判定机制，二者的终极立法价值目标也应当是在一个总体的价值标准参照之下的。

在此种界分之下，我们可以从互为表里的两方面来考虑以下问题：一方面，从终极意义上来讲，无限防卫制度与刑罚制度的正义性是否是统一均衡的；另一方面，从立法实践的角度上来看，二者在制度设计与实效上是否是协调一致的。

首先，从正义标准上来看，我们大抵可以明确这二者应当是符合一种共同的正义标准的。若按照一种定量的权威参照体系来考量，在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此两者应是属于一系列完整的刑法法律体系之下，而这一系列刑法法律制度在特定社会情境的正义标准参照系当中，无疑应当映射到一个相同的坐标点上。这也就意味着，无限防卫权与刑罚在制度创设的根本目的上，在立法采用的规则参照标准上，还包括实践的预期目标上，都应当统一于同一个正义衡量标准之下。再者，从人类社会法律实践的历史渊源来考察，此两者拥有相同的功能本质——救济效能，它们都是被用来救济受到不法侵害的合法权益。其中，无限防卫属于自力救济，刑罚属于公力救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及法制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自力救济为主到公力救济占据规则垄断地位的转换与发展。但是无论古今中外，无可否认的是，救济手段的变化始终围绕着一个永恒的主题，即人类防卫本能的实现。进而言之，当已然存在损害事实或现实危害的前提之下，在社会运行进程中，人类必然需要以某种方式，来实现其个人意义上的防卫或复仇，这也是正义二字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我们可以说，无限防卫与刑罚拥有共同的制度渊源，在合正义性的命题之下，可以追溯至共同的社会根源及人类本能——防卫与复仇。

其次，在一个共同的正义观念指引之下，无限防卫与刑罚在制度创设上就应当遵从某种共同的内部机理，两者践行所致的法律实效乃至整体社会效应，在天然上就要求具备相当程度的协调性与对应性。换句话说，对于某种或某一个特定的侵害行为或造成现实危险的行为，其行为后果无论是引起无限防卫的回应还是刑罚处罚的启用，理论上来说都应当达致同等程度的防卫效果，实现同等意义上的复仇诉求，触发对利益相关者的私益性质与强度上大致无差的调整与分配。无限防卫与刑罚作为刑罚制度体系之下的两种分支制度，总体上都应当在刑法所提供的行为激励机制的导向之下，对刑罚法律关系的各利益相关者都应当起到一种协调统一的偏好激励及行为导向作用。在个案当中，受害人是选择无限防卫还是刑罚处罚来寻求救济，侵害人是被防卫还是被处罚，都应当抱有同等性质与强度的行为预期，此种预期的出现应视为刑法制度创设的内在价值目标之一。

随着人类文明的极大繁荣，以及人类个体素质特别是智力素质的极大提升，在现今世界各国各地区乃至一国内部求同存异、互助共赢的社会形态下，人们的正义理念也在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其反映到社会规则特别是最具普遍权威的法律制度之上，也不可避免的随之发生改变。仅就刑法而言，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已然基于人道主义、人权本位思想而逐渐宽和。在我国当代法律生活当中，“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也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我国的重要刑事审判指导政策。“在古代，社会能够容忍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十分残酷的刑罚措施。而今天，哪怕是微小的酷刑也难以容忍。刑罚从以死刑为中心到今天以自由刑为中心，乃至向财产刑为中心的演变，清楚的勾勒出刑罚从严厉到轻缓的轨迹，这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①

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刑法法律体系的运作方式在于用公权力的行使来取代私人的裁判与制裁，以此来调节维护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刑罚作为一种调节与再分配手段，它的适用应是以摈弃犯罪者与受害者个人立场，从一个中立客观的角度采以法律上的衡平与保护。然而现今我们面临的法律困境与学界争议就在于，在刑罚日趋宽缓化的今天，在“少杀、慎杀”已成为我国司法活动中重要刑事审判政策的大环境下，无限防卫权一方面被认为可能用来弥补所谓“公法与公权的滞后性”，另一方面也同样作为一种人类防卫与复仇本能的载体，它的存在足以称之为现今刑法法律体系与刑法法律精神的悖论式的演绎，更遑论无限防卫行为之于社会群体及复杂人性的严重负外部性与道德风险。

设置无限防卫权的最大风险在于，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刑法规制体系之外，为人类本能恣意打开了一道突破法治而退回“人治”的后门，它赋予了个人可致他人死亡的终裁权力，当致害人死亡之后，即使由公权宣判致害人有罪，但是本质上仍然是私人的裁判与执行，取代了公权的裁判与适用，并最终不得不由公权来执行法律上的追认程序。这实际上可视为是在法律程序及效力层面，将无限防卫权置于公权之上，突破了公权的权威与秩序。

三、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无限防卫权

从行为法经济学的立场出发，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规则体系，其制度设计是以“对人类本能行为的控制”这一理念为基本出发点，其理论基础是从对传统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修正，或者说再解释与再建构来展开。具体而言，其基本的理论假设为：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与有限自利。②由此立场出发，无论是刑罚还是无限防卫，其作为刑法法律体系下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应当致力于“行为控制与导向”这一整体目标。因此我们可以说，二者的共同立法目的应当进一步解释为：在控制人类本能行为的基础上，采取适应于特定时空情境下社会经济、政治文明发展的调节方式来实现社会正义与社会繁荣。

行为法经济学对于社会中具体的人，有这样一种前提分析：体的个人是十分复杂的，人的行为有三大基本特征——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与有限自利。其中有限理性主要阐述的是在人的行为决策及行动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对标准理性的系统性偏离，即对自身、对社会或其他行为对象产生臆断或后见的偏见。这种偏见会使人们并不是按照完全理性的思维来选择行为策略，而且此种偏见是在一定的时空之下，由人所处的社会情境塑造出来。有限意志力则是对有限理性的进一步解释，在得到充分信息的前提下，人们有时也并不是按照理性的判断来选择行为。换句话说，人们的偏好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也并不一定是导向一种“合理”的预期效用。

在这两大前提之下，有限自利就能够更符合现实的解释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哪怕并不能得到巨大的利益，也愿意为他人付出，在得到他人公平善意对待的同时也愿意向他人提供同等的公平与善意。但与此同时，人性也决定了，有些时候，有些人会在不公正的对待面前报以同等甚至更大程度的恶意，社会上普遍存在着损人不利己甚至损人伤己的情形就是最好的佐证。因此说，人的自利倾向也是有限的，在自利倾向之外，人们可能基于更大的善意或更大的恶意来付出成本并以此支配自己的行为选择。

将行为法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放诸于无限防卫的情境，很多时候，对于暴力犯罪的致害人，他很清楚刑法的严苛性，也清楚国家暴力机关的强大力量，也清楚可能招致防卫人的致命打击式防卫，在这种充分信息的条件下，他基于自己的意志，做出了一个也许根本谈不上“自利”的行为选择。与此同时，防卫人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在十分严重的现实危害的迫使之下，也绝无可能保持一种理想状态中的完全理性及完全自控。在这种状态下，防卫人最理性的思维也许就是他如何更好的发挥自己的防卫本能，甚至是满足自身被激发出来的复仇欲望。此时由于无限防卫权的存在，防卫人心中所想可能会是更加放纵自己对本能冲动的约束；而与之相对的是，致害人如果一旦遭受激烈防卫打击，认为防卫行为可能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也可能会选择尽可能的扩大伤害程度以使防卫人失去伤害自己的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双方的行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由无限防卫这一法律情境塑造出来。

不仅如此，行为法经济学研究表明，人在行为过程中还有这样一种心理倾向：人们在面临收益时往往小心翼翼，在面临损失时却会很不甘心容易冒险；人们对损失和收益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这种理论被称之为“前景理论”。③正是在这种心理机制的驱使之下，有一些极端情况的出现便成为可能——防卫人遭受不法侵害时，有很大可能会在心理上放大受害的危险与恐惧，从而导致其与致害人之间不可控的激烈对抗，即使致害人并无防卫人所想象中那么大的致害能力与意图。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出现一方当事人死亡的结果，我们在事后很难来判定这其中究竟是存在主观杀人故意还是判处过失致人身亡，认定防卫过当还是成立无限防卫，因此也很难期待刑法与刑罚制度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定纷止争、公平裁判乃至合理救济。

除此之外，行为法经济学对无限防卫权之于刑罚的法理冲突，还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与传统法经济学理论相比，行为法经济学更关注具体的人及具体的行为，它把简化的抽象模型进一步还原到现实当中。在此意义上，“禀赋效应”（endowmenteffect）描述了人们这样一种行为倾向：“人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初始权利，即便没有这种初始权利，他们也不愿意出资购买。”④与科斯定理相比，禀赋效应所描述的行为模式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对社会分配做出了与之不同甚至是相反的预测，这一预测无疑会对法律规则的设计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禀赋效应的结论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权利的初始分配真正决定着权利的最终价值与实际效用，因此也会塑造人们的偏好并影响行为的选择。在无限防卫与刑罚的情境之下，防卫人基于法律的初始分配而享有无限防卫权，在现实危害（哪怕是臆想中的危害）发生之时，绝大多数人是倾向时刻小心防卫限度不去行使无限防卫权，等待刑法的事后裁断，还是在无限防卫权的“先天”光环之下凭借一己私力来捍卫人身安全？而且无限防卫权的严格适用条件该如何在事后得以准确而公正的认定？当出现致害人伤亡的行为结果时，防卫人与致害人的复杂心理活动该如何与伤害结果一一相对应？正是由于无限防卫权的初始法律分配，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才会出现各种各样难以裁断的疑难案例，才会出现各种引起社会广泛争议的判决结果。仅从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增强断案能力的角度出发，就可以保证暴力犯罪案件中各方当事人会得到公正的判决结果么？

笔者认为，以上问题并不能依靠提高司法判决精准度的努力而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法律事先做出的权利初始分配才是导致当下司法困境的根本原因。在法律条文的抽象性与司法自由裁量风险的双重影响之下，防卫人正确行使无限防卫权与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无限防卫的成立都几乎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一句话说，无限防卫权的设立，才导致了法律在其适用时变得强人所难。

四、结论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3篇

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在第一章绪论中，提出了对正当防卫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因为限度的定性决定着防卫行为是一种正当防卫行为还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第二章是对正当防卫防卫限度的内涵和特征的概述，并对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问题进行了思考。第三章是对正当防卫防卫限度的相关学说和基本理论的探讨，分析了各位学者对于限度问题的看法。第四章是正当防卫防卫限度司法认定和判断问题的研究，说明了如何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评定防卫限度。最后，在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本文的重要结论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关键词： 正当防卫 ； 防卫限度 ； 认定标准

第一章 绪论

在现实生活中，某些行为虽然表面上具有侵害性，但实质上不具备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这类行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统称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在西方刑法理论中被称为阻却违法性的事由。正当防卫是这类行为中的一种，它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中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它萌生于复仇，蜕变于私刑，它是正义不必屈服与非正义这一古典法思想在刑事领域中的逻辑展开和经典演绎。它的含义是指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防卫人适时地进行反击，以避免不法侵害所可能带来的侵害。它是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同时，它也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正义与邪恶的集中体现。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对正当防卫的概念、成立条件、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作出了明文规定，极大的提高了公民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且有利于树立培养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但由于某些方面立法过于简略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使得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围绕着防卫权的范围、正当防卫的要件和防卫限度的把握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分歧。有些争论是直接针对着现行立法的，而更多的则是在司法个案的实际判定中逐步展开的。因此，围绕立法和司法中的主要问题，从学理角度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探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紧迫的。为此，笔者拟作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完善正当防卫的理论与实践。

正当防卫的限度是正当防卫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它既是正当防卫正当性的重要条件，也成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分界线。虽然97刑法对此作了重大修改，但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由于人们已经面临或者即将面临的不法侵害行为的类型手段及其强度千差万别，加之防卫人遭受侵害时所处环境及其精神状态、心理感受各不相同，使得对“有限性”问题的探讨变得“无限性”。

第二章 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的内涵及特征

正当防卫的限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允许防卫人通过防卫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最高限度。它是正当防卫成立的关键，决定着防卫行为是一种正当防卫行为还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7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此可见，正当防卫的限度是个质与量的统一体。限度是指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限度、幅度、范围等具体界线 。是与质与量的概念密切相联的，量是事物的规模、程度、适度以及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空间上排列组合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质则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量变到一定程度则导致质变，是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转变。正当防卫的限度中蕴含着量与质的要求，防卫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程度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达到造成重大损害的这个相对的量，突破了这个关节点，就形成质变，由正当防卫行为转变为犯罪行为了。根据刑法的规定，衡量限度有两个法定的因素:一个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即指防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与不法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之间明显失衡，反差较大的情况;一个是“造成重大损害”，是指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所造成的损害相对于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行为所可能造成的损害来说，有较大反差的同时防卫后果本身有较强程度的严重性的情形，一般是指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特殊情况下也包括造成不法侵害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前者是防卫强度的说明，后者是防卫结果的表现，如果二者同时具备则构成防卫过当。可见突破了正当防卫的这个必要限度，就是法律所禁止的。

根据笔者的理解，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有以下几个特征：

1．客观性

正当防卫行为是一种个人行为，正当防卫权利也是法律所规定的一种个人权利。正当防卫权虽有一定的惩罚性，即客观上在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时也惩罚了不法侵害人，但从根本上讲还是以救济为主，即行使正当防卫权不能造成不必要损害，只能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权利即可，而不能再造成其他不必要的损害。不法侵害人的权利因其实施不法侵害而不被法律所完全保护，法律允许正当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行使正当防卫权本身就意味着法律同时剥夺了不法侵害人在一定限度内反击正当防卫的权利，意味着不法侵害人有义务受到正当防卫人合理限度的损害，目的是制止其不法侵害为限，其剩余权利则不得损害。因而对不法侵害人来说，既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部分，也有不受法律保护的权利部分，这两部分的分界线即是必要限度所在。而其不受法律保护的那部分权利多少取决于其不法侵害的强度与性质，不法侵害人的不法侵害程度越严重，其权利受法律保护的部分就越少，直至不法侵害人实施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正当防卫剥夺其生命，也是合法，此时不法侵害人生命权亦不受保护，防卫限度消失。综上所述，必要限度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2．相对性

即不同的不法侵害，正当防卫人的防卫强度有所不同，必要限度受不法侵害的强度的制约，或者说正当防卫的限度与不法侵害的强度基本是相当的。对不同程度的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所要求的必要限度是不同的，随着不法侵害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具有相对性。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特殊防卫权 被害人主体 非被害人主体

一、综述

1997年修订的我国现行刑法典第20条第3款明确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该条款开创了我国特殊防卫权刑事立法之先河 。是针对以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而被司法机关以防卫过当论处的情况作出的回应。这一规定不仅起着提醒司法实践部门注意的作用，同时也是对现行《刑法》第20条第1款的补充。

对此，我国刑法学界有诸多论述，赵秉志和刘志伟教授在综合比较、分析其他学者的不同观点和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对特殊防卫权法条中几个概念和术语在理解及认定方面的中肯见解 。段仁静、曾建两位学者从立法依据和法律价值等法理学的角度对我国的特殊防卫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高德道则对该权利是否与国家救济有所冲突，有没有可能导致权利被滥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在最后借鉴美国以及香港地区等法域的“撤退原则”对我国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史玉琴侧重于分析特殊防卫权的适用条件 。汪永智把特殊防卫和无限防卫权以及一般的正当防卫作出了必要的区分，并就特殊防卫的适用范围、针对对象、主观要素等方面的特点进行了细致的论述 。杜俊锋针对该刑法条款中提到的“行凶”二字的范围认定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给出了相对中肯的意见和结论 。

这些文章和论述对于进一步理解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特殊防卫权的规定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基于当前学者们对该条文的解释和适用范围的界定已有深入的探讨、详尽的论述和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将重点讨论特殊防卫权中的主体范围的问题，针对部分学者提出特殊防卫权只能由被害人主体行使的这一观点，本文主张应当按照法律条文文本的含义，认为该权利既可以由被害人行使也可由其他非被害人享有。

二、特殊防卫权的主体范围

（一）立法资料

回顾现行刑法关于特殊防卫权条款的历史资料，不难发现对于特殊防卫权的主体范围在立法过程中是有过一些不同意见。在1997年1月10日制订的刑法修改稿中，第20条第3款规定：“对以暴力实施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被害人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属于正当防卫，不属于防卫过当” 。可见在当时最初的草案版本中，强调了特殊防卫权的行使主体只限于被害人。然而，1997年2月17日修订的刑法修改稿中，该条款在“暴力实施”之后，“杀人”之前插入了“行凶”一词，将“被害人”删去，把1月份版本中“财产损失”及其后半部分修改为“其他严重后果，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到了1997年3月1日的修改稿，则又增加了“人民警察行使更宽松的防卫权”，但这一表述在3月13日的版本中被删除，修改为现行刑法20条第3款的版本。该条款的最终版本包含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修订后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中 。由此，从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字面含义的文理解释上看，我们可以得知现行刑法关于特殊防卫权行使主体的防卫应该既包括被害人，也包括其他符合条件的非被害人，而不像不应该仅仅限于被害人主体。

（二）有限制的特殊防卫权

有的学者认为 ，此处将特殊防卫主体规定为公民，使其适用范围太宽泛，过分强调了刑法的保护机能，而有忽视甚至悖逆对犯罪人的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之嫌，因此主张特殊防卫权的行使主体应仅限于被害人。本文认为，由于特殊防卫权本身的规定已经对其适用范围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使之区分于无限制的防卫权，这些限制本身就体现了对犯罪分子人权方面的充分考虑。

特殊防卫权的限制条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象要件、时间要件和主观要件。对象要件要求，必须是在特定暴力犯罪侵害现实存在，同时暴力行为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才能行使特殊防卫权 ，此为特殊防卫权的基础条件。时间要件则强调，这些特定的暴力犯罪正在进行，即暴力行为已经开始，并且由暴力引发的被害人人身安全处于危险状态的情况尚未排除，即暴力行为还未结束 。主观要件又被细分为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认识要素不仅要求权利行使人认识到侵害行为正在进行，而且要求其同时认识到暴力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意志要素则被表述为：行为人权利的行使必须是基于上述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产生防卫目的，并防卫行为是在该防卫目的的指引下进行的 。

刑法对特殊防卫进行的诸多限制，这本身就体现了对犯罪分子基本人权的充分考虑。此外，虽然在价值倾向上，特殊防卫制度的设立体现了立法者在刑法的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方面有轻重的权衡，在侵害人的人权和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之间做出了倾向于后者的价值考虑，但是，这是基于特殊现实情况而做出的“相对合理”的价值选择 。因此，本文认为，特殊防卫的主体不仅限于被害人的主张并不与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背道而驰，这一制度的设立，本身就是在充分考虑犯罪人人权的以及现实中特殊情况的基础之上，作出的相对合理的价值选择。

（三）其他主体与被害人所处情况类似

针对特殊防卫权行使主体有被害人与非被害人两种类别，有学者 主张被害人与其他非被害人处于不同的情况，应区别对待。被害人由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导致无法在紧急状态下对防卫行为的手段和效果作出明确精准的判断，而非被害人则因其人身安全未受到直接侵害，有能力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和意志能力，由此认为特殊防卫的主体应当仅限于由被害人主体行使。本文以为，被害人因为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导致心理状态发生波动，导致不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有效的控制的主张是有道理的。正如罗大华所表述的那样，“人在激情状态下，认识范围狭窄，理智分析能力受到抑制，自我控制能力减弱，不能正确评价自己行为的意义和后果” 。

但是，本文不认同非被害人因能够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和意志能力而应被排除在特殊防卫权行使主体范围之外的观点。因为其他主体的特殊防卫权行使认与被害人所处情况类似。

首先，一个符合限制条件要求的特殊防卫权行使主体在主观上必须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且已经达到严重危害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的程度。在完全符合这一认识要素的情况下，实际上非被侵害人的心理已经受到暴力犯罪行为的冲击。现实中，在见到以严重暴力方式进行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时，仍然能沉着稳定，处变不惊并冷静地、理性地对自己即将进行的行为进行分析判断的人是为少数。实际情况是，很多非被害人主体进行特殊防卫行为多是出于对犯罪行为邪恶本性的愤慨和人类本性良知的驱动。由此可知，对符合进行特殊防卫条件的一般人而言，此时的心理状态并不像前述部分学者主张的那样特别理智客观的。

其次，非受严重暴力直接侵害的行为人，基于上述认识，产生防卫目的，并在防卫目的的指引下进行防卫行为时，实际上也导致原本未受到直接威胁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因为实施特殊防卫，意味着“参与”到被害人与犯罪分子的搏斗或对抗之中，此时，防卫权行使人实际属于“被害人一方”，其安全同样面临着嫌犯的或攻击威胁。因此，主张仅有被害人才能行使特殊防卫权有失公平。

（四）严格遵照限制条件，防止权力滥用

有学者担心特殊防卫权在实践中会成为权力被滥用的辩护理由或借口 。本文认为，只要严格遵照特殊防卫权行使的适用条件，已经能够有效防止该权利被滥用的可能性，而不必因此将权利行使的主体仅仅局限于被害人。特殊防卫权适用的前提条件既包括客观要件也包含对主观因素的考虑，因此倘若有人以行使特殊防卫为借口，实施其他的不法侵害或者犯罪时，则不能满足特殊防卫在主观方面关于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的要求，其行为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构成特殊防卫行为。因此本文认为，严格适用相关的限制条件，可以有效防止该权利被滥用的可能，而不必将权利主体局限于被害人，只有满足上述限制条件的非被害人主体才有权行使特殊防卫权。

卫生法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医学院校　卫生法学　教学　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医学院校开展卫生法学课程教学，既有利于拓宽学生知识领域，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又有利于学生了解和掌握主要的卫生法律规范，依法规范未来从事的医疗卫生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卫生法学已经成为我国绝大多数医学院校医学及其相关专业普遍开设的专业课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人才观和法律观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对卫生法学课程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改革是主动适应高等学校高级专业人才规格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需要。

1 医学院校卫生法学课程教学方法现状及问题

1.1 教学方法多样，多媒体教学和课堂理论讲授居主导地位

多媒体技术是信息社会的产物，给高等教育教学方法带来了深远影响，促进了医学院校传统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大大增加了卫生法学课程教学课堂教学容量，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性和生动性。另一方面，由于部分教师多媒体制作和使用技术的欠缺以及重视不够，结果所谓的多媒体教学往往只是简单地把传统的板书转变成幻灯，或者是播放现成的视频录像，远未实现多媒体教学应当达到的教学效果。

卫生法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是阐释卫生法的基本理论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知识，在一定的意义上是通过传授学生法律知识，教会学生如何做“法律人”的学问。课堂理论讲授对于传授学生卫生法学原理和法律制度、训练法律思维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是卫生法学课程教学的基本方法。然而，由于教师的素质参差不齐等多方面的原因，医学院校卫生法学课程课堂理论讲授经常表现为什么内容都讲但同时很多内容都讲不透，导致教学既没有针对性，也不具生动性，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1.2 探索其他教学方法，增强教学效果

除了采用多媒体教学、课堂理论讲授等主流教学方法以外，在医学院校卫生法学课程教学发展过程中，各医学院校也积极探索改革卫生法学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试图不断提高卫生法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如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等。

法学课程的实践性很强，教师不仅要教会学生书本上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更要教会学生应用法律知识对社会上的有关法律现象进行分析，并能够解决简单的法律问题。因此，采用案例教学方法，通过案例教学过程启发学生进行思考，使学生既能了解和掌握有关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又能遵守法律、使用法律，一直为卫生法学课程教学所重视。但是多年以来，医学院校在卫生法学课程案例教学中，案例内容过于单一，使用随意，案例分析缺乏启发性等现象并不少见，甚至有部分教师将案例教学片面理解为组织课堂案例讨论，缺乏对案例教学的全面、正确理解，导致案例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

我国部分医学院校也在模拟、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卫生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其主要任务是将卫生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运用于医疗卫生实践，用法律手段规范医疗卫生领域的各种活动，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和有关法律权益，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角色扮演、法律咨询等模拟、实践教学活动能让学生以虚拟的当事人或法律工作者的身份进入法律问题的解决过程，或以旁听者身份切身感受法院开庭解决法律纠纷的真实场景，对于认识法律的作用和适用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目前卫生法学模拟和实践教学并没有真正能够实现与实践的科学、有机结合，或者说很多时候模拟和实践教学只是徒有形式，走过场，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2 医学院校卫生法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自从2023年以来，我们在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部各专业的卫生法学以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开展了教学方法的改革，探索建立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综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综合探究、文字表达等多方面能力的教学方法体系，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2.1 搞好课堂理论讲授

课堂理论讲授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卫生法学课程教学的基础，关键是教学过程中必须突出其针对性、实用性和适时性，做到深入浅出。首先，突出针对性。要根据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护理学、卫生管理等不同学生的专业特点，有选择地确定不同专业的主要教学内容，突出重点法律知识，做到教学的有的放矢，避免空对空。其次，突出实用性。要考虑卫生法学课程教学如何服务于医疗服务、公共卫生等卫生法律实践工作，给学生传授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知识。最后，突出适时性。卫生法学课程教学内容要与卫生法律制度发展步伐协调一致，与时俱进，及时充实新的卫生法学理论成果和法律规定。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之后，如果教材未能及时修订，讲授医疗事故处理法律制度时要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对于医疗纠纷处理带来的重要影响以及在有关制度上发生的重大变化。

由于相对一般的法学专业学生而言，医学院校学生法律知识基础普遍比较薄弱，因此卫生法学课堂理论讲授更需要做到深入浅出，对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艺术等均有很高要求。它既要求教师必须熟练掌握卫生法学法律知识，又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能够灵活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比如举例、释疑、比较等等，以便于既能激发学生兴趣，又能使得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法律知识，获得一定的运用法律规范分析案例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