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范文第1篇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关乎政治、文化、学术的公案由汉至今两千余年，对此评说不绝于史，众说纷纭有秉承儒学传统口诛笔伐者，认为这是秦始皇个人暴政的体现，是秦始皇个人的偶然冲动行为，几乎也是教科书的一贯定论也有对此存疑认为是夸大其事者为此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及许多学者的有关评论，整理出浅要观点。

一、史学界对“焚书坑儒”的评价。

自秦末汉初，约两千年来，“焚书坑儒”成为学术界和民间广泛用词：汉语大词典》对其解释为秦始皇焚烧典籍、坑杀儒生之事，亦作“蟠书坑儒”史学大家剪伯赞先生的：秦汉史》专着作这样的评论：“焚书坑儒，在客观上是对文化之一般的毁灭”,把之史记》所记载对四百六十余“诸生”的残暴坑杀，称之为“坑儒之惨剧”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里曾说过：“近人有替始皇辩护的，谓被坑者不是儒生而是方士，我自己在前也曾这样说过，但这是不正确的，没有把本纪的原文细读清楚”当今学者郭志坤在引用郭先生这句话时明确表态：“秦始皇坑杀的儒生就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一直到最近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其作为“面向21世纪”高校课程教材读本也依然鲜明的写着：“秦始皇焚书坑儒等极端的措施是对文化的摧残，同时也激起士大夫们对秦政普遍的抵触和反抗”。

以上引自各家说法，说明“焚书坑儒”一直为史学界所沿用，大家一致评判这是秦始皇的一大暴政，严重摧残了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是对儒家文化的一大迫害，引起当时士人的反抗。

二、秦始皇统一之初的文化政策。

秦始皇在他统一之后并没有立即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来处理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的，而是奉行兼纳各家思想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对待儒生也是予以重任其表现如下：

第一，在中央设置博士一职。

博士是中国古代官职的名称，起源于战国：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说明当时，鲁国已有博士一职，由于当时秦国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的制度，所以一直没有设置博士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据史籍记载，“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公元前213洋“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和三十五公元前212）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博士七十人，特备员弗用”等记载看来，秦博士的员额为70人“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就是征召从齐鲁延揽的儒生博士70人可见，秦的博士皆由齐鲁的儒生担任。

第二，博士对于加强文化教育有很大益处。

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始皇（三十五用曾谈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可见，当是秦始皇招揽大批儒生，欲以“兴太平”,巩固全国的统治从中央官吏职能看，博士是文化与礼仪之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且各书大多数称秦置博士七十人，在秦开国时，中央官吏还不多的情况看来，这应该是一支服务于秦宫廷的强大的文化势力，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言论力量。

第三，吸收博士儒生参与政事。

在秦始皇统一之前，就存在着议政事制度参与议政事的主要是宗族、大臣和客卿秦统一六国以后，则立即效法六国吸收儒生及博士参加议政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初并天下，博士曾参与议帝号“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征从齐鲁儒生博士70人，至泰山下议封禅之礼”另据西汉刘向之说《苑·至公》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召群臣“议禅继”、“博士七十人未对”可见，秦一代博士已经参与政事的讨论，提高了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第四、推崇礼仪。

礼仪，是西周维护统治秩序所制定的礼乐制度之一，礼制对于维护统治秩序有很大作用秦统一之初，为了减少关中与关东六国的文化差异，有意识的兴儒学，制礼仪秦始皇东游，至名山，都曾与鲁诸生商议刻石、封禅、祭山川之事，《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封泰山时，曾召鲁诸儒生议封禅之礼虽然在这次议礼时，“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默儒生”,但是通过这次议礼，还是可以看出，秦始皇希望通过定礼仪来兴太平。

由上可知，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对诸家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采取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并试图以儒学安定和统一人们的思想。

秦统一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采取的是一贯以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为主，但是在文化统一政策上却有着细密的思考秦国地处关中，长久以来与戎、狄打交道，文化内涵及文化心理与有“礼义之乡”、全国重要的文化与学术中心的齐鲁之地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秦以“虎狼之师”,横扫六国，但是文化传承及法家文化取向，被六国比于戎狄野蛮之国，为诸夏文化所不齿，这不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文化征服因此，从秦统一之初的文化政策来看，秦始皇有意吸收六国故地诸子思想为巩固统治所用，所以制博士，秦初的文化政策对诸子思想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并不排斥不仅如此，秦始皇有意识的对诸家文化加以吸收引导，使其为自己的统治所服务，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儒生加以打击报复，之后出现的“焚书坑儒”事件，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是秦始皇个人意志的体现。

三、“焚书坑儒”原由探究。

所谓“焚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是由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斗争所引起的秦始皇二十六公元前221）年，巫相王缩等认为J“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建议秦始皇“立诸子”,遭到李斯反对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因而支持李斯的意见，废分封，置天下为三十六郡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始皇悦”博士淳于越当即斥责周青臣称颂秦始皇的行为淳于越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也建议“封子弟功臣”,恢复分封制李斯否定了淳于越的意见，并认为淳于越是“学古非当世，惑乱黔首”,从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秦始皇予以批准于是就发生了焚书事件至于坑儒，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坑儒的导火线是侯生、卢生的外逃与对秦始皇的“诽谤”侯生、卢生是为秦始皇求仙问药的方术之士，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对于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甚为热衷，他令徐市求药“费以万计”,曾令他带数千童男童女海外寻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从中可见一斑然而他们屡次蒙骗秦始皇，认为秦始皇“刚。}n自用”、“乐以刑杀为威”,从而逃跑，始皇闻之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孺，总谓之曰“焚书坑孺”。

由此可以看出，以淳于越为代表的一大批儒生，他们保留着先秦“耿直”、“无我”的品质，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利用古典文献，引经据典，运用所学去评判当今政治得失，公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主张恢复封建领主制，这与秦始皇政治统治政策相悖，故为其所不容至于“坑儒”,其理由是儒生以古讽今，诽谤朝廷，惑乱黔首。

从焚书坑儒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看，焚书坑儒是在秦始皇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儒学发展的措施之后，由于部分儒生与秦始皇的政治矛盾所引发的恶性事件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诸家文化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而且焚书是焚不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书，而不是所有书籍，目的是为了防止民间借古否今，“以愚黔首”,从而巩固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所谓“坑儒”,也只是坑“诽谤”秦始皇的不法儒生，虽然手段过于极端残忍，但是只是针对那些非法儒生，并没有指向全部儒者，这是很清楚的。

四、结语。

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粗暴方式对待文化思想问题，这是应该受到严重谴责的，然而这并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冲动行为，他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的封建贵族割据的局面，意欲建立一个专制主义封建王朝，最初实行文化怀柔和文化融合的政策，想以此弥补东西文化差异，巩固统治，然而旧封建贵族意识形态的文化思想，没有随着旧贵族的灭亡而消失，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焚书坑儒是这场斗争最激烈的表现这场斗争使我国古文献受到极大损失，这是值得惋惜的。

文史论文范文第2篇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核心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核心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核心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核心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文史论文范文第3篇

1.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源于“人文”和“人文主义”。何谓“人文”，中西方都有对它的解释。就中国而言，在《易•贲•巽》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程颐解释说：“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第80页）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人文”的解释是相对于“天文”而言，从而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就西方而言，“人文”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发展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其核心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社会发展到今天，人文精神的主旨没变。就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教育状况而言，我认为周国平先生的阐释对我们更具启发意义，周国平先生说：“人文精神就是说一个人活着，他活得要有尊严，同时他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灵魂。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灵魂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周国平：《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出版，第47页）从“尊严、自由、独立”等方面理解人文精神，不仅是社会发展在思想上的深层内涵，也是人文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

2.历史学科的本质是人文学科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的承载者是各门人文学科。所谓人文学科，是相对于自然学科而言的，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这些学科设立的目的是通过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内化成一个人的人格、品质与修养，从而达到发展人性、健全人格、完善素养的目的。历史学科无论是从其渊源还是主旨功能来看都是典型的人文学科，其核心是文化素养的养成，而不是一门实用性的应用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它在人文教育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因为历史就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就是用人对人自身发展的认识去教育后人，其丰富的人文资源，在陶冶情操、完善人格、传承文化上具有特殊的优势。所以，人文主义教育是历史教育最本质的属性，人格教育是历史课程的最重要的目标。所有背离了这一属性和目标的教育行为都不是真正的历史教育。

二、历史教育的现状

1.历史学科在学生中的窘境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的专家曾对北京市2000多位学生课程的学习状况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其中学生对历史课程有以下反映：在“最不愿学的课”的排序中，历史课排第3位；在学生对15门中学课程喜欢程度由低到高的排序中，历史课排第2位；历史课被学生视为枯燥、没意思的课。赵亚夫教授曾进行过“关于学生和教师的历史教育观念”的调查，学生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看法是：①历史就是时间、地点、人名和事实的代名词；②学习历史要死记硬背，所以历史课是一门令人生厌的课程；③历史课上学习的东西往往不切实际，距离现实生活太远，而且不能有自己的看法；④历史就是教科书上写的东西，既不是故事，也不是史实；⑤我们的历史观点经常是被强迫接受的。（赵亚夫：《追寻历史教育的本义——兼论历史课程标准的功能》，《课程•教法•教材》2004年第3期）我也在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中学学生中进行过类似的调查，结果大同小异。我们曾经认为最有意思、最吸引学生的历史课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之低，这令我们每一位历史教师震惊，我们到了必须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2.历史课堂的普遍教学模式与人文精神的背离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有两种普遍的背离人文主义教育的功利教学的行为。一种是“唯知识论”，这种教学模式就教学内容而言，考试考什么我就教什么、练什么；就教学方法而言，历史就是照本宣科、死记硬背；就评价方式而言，学生考高分就是历史学得好。虽然在理论上我们都知道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是在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潜能，是在遮蔽历史丰富的人文内涵，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多历史教师仍然奉行不逾。另一种则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唯能力论”，这种模式是在新课程改革和相应的高考进行后，教师针对高考对“新材料”“新情境”的重视，片面崇尚对史料的概括、提炼、分析等逻辑思维能力，从而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标准化、机械化和统一化，从而将丰富人文内涵的历史教学转变为纯技术性纯理性的历史史料教学。就历史教学的本质而言，这种教学模式的危害更甚于前一种，因为人文教育的价值就是在于对一味强调“技术理性”“唯智教育”等非人性化教育的否定，就是在于对情感、人格的陶冶，而“唯能力论”恰恰又将我们带回了人文主义教育所要否定的那些东西。

三、在具体教学中加强人文主义教学的实践

1.在学习目标设计上注意突出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设计学习目标的宗旨是让学生通过教学发生变化并获得进步。作为培养人文素养的核心学科，历史要求学生的变化与进步是人格的健全与完善。因此，历史学习目标的重心应该在塑造学生的人格、丰富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上。我们要充分利用历史丰富的素材，如用优秀的历史人物、富有人文内涵和值得深刻反思的历史事件等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在历史环境中理解历史、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沟通和碰撞，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在情感体验内化的过程中接受心灵的洗礼、感悟人格的魅力、反思人性的弱点。随着情感体验的积累，人文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增长。

2.改变课堂教学模式，采用人文的教学方法人文的教学知识与人文的教学方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人文的教学方法的核心就是坚持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的主体性，重视学生个体的历史感悟。历史课堂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主战场，在历史课堂上，教师必须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还学生自主的学习空间，打造富有人文精神的课堂，这就需要从课堂氛围的营造、教学手段的改变等多方面入手。

文史论文范文第4篇

(一)以「纯粹历史的方式运用史料

「如果历史不仅是一连串的知识结体，那它是什么？我们建议，将历史视为一些过去所遗留的材料之集合，而史学家乃用这些材料来作为关于过去的证据。……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学生、教师和历史学家为重建过去而进行的一连串活动，亦因此而使它对他们而言变得真实与有临场感。此种历史知识观应用于教学方式上，即意味着学生应该对于各种一手、二手的史料进行探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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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它知识类型，历史知识一项很重要的特质即是其研究对象早已消失，也不可能再次出现，所以难以被直接观察；建立历史知识所需要的「证据都是间接来自于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史料。历史是从史料所提供的「证据中，建构关于过去人事的论述，可以说是一推理学问。因此，历史是一「不断地在发展的活动（anongoingactivity），而不是一段段固定不变的事实知识；任何历史的陈述和观点都应具备合理的论证程序，而只要它们有合理的论证，其成立就可以被承认，历史所以常常容许有各种各样的

观点共存。学习者必须先有这些基础观念，跳脱了单纯事实层累的历史观以后，才能谈到进一步去认识历史这一种知识类型。

既然史料是我们了解过去、建立历史知识的媒介，因此历史知识的「程序性规准之核心即在于「如何将史料化做历史证据的正当运用-对史料证据的运用有所认识，是掌握历史此一知识类型之「程序性规准的基础。由于英国新历史科理念的根源即在于以历史为一「知识类型而教与学，强调学习历史「程序性知识之不可规避的重要性，所以自然认为应将「运用史料为证据之概念与能力，引入于教学之中。他们强调，唯有理解了史料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历史知识的本质；理解了历史知识的本质，才是真正认识了历史，从而能展现学习历史对人们的真正价值。基于此种观点，从历史知识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新历史科理念，乃以史料的运用为其历史教学法主张的起点，让学生学习如何运用史料作为历史证据，乃成为新历史科教学设计理念的重点之一。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即使不同的人可能对于何谓「新历史科的意义看法并不相同，但是却普遍视「以史料做为教学基础的主张，为新历史科的基础成分。�ɡ�如「史料对于历史的重要性这个主题，即在表现新历史科理念之SCHP课程中一再回旋，甚且常常因而被贴上「证据教学法的卷标。

所谓认识史料的运用，即是去认识「史料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去认识各种历史材料如何被运用于过去的重建。然而，由于史料只是一种间接性的媒介，因此运用史料以重建过去所涉及的问题也较为复杂，其中包含两项主要工作：一是史料的鉴别，二则是史事的说明和诠释。面对史料时，除了判定真伪的基本问题外，更牵涉到如何获得「有效证据，以及证据「如何被理解与诠释的关键概念。落实在教学中，学生要既认识那些处理史料的「技能（例如：鉴定真伪、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而从中萃取资料、比较不同来源的史料、判断史料中的矛盾和偏见成分等等），也要掌握理解历史证据时牵涉到的各种概念（如神入、因果、变迁等等）。

但是，学习何谓历史证据的概念，以及处理做为证据之史料的各项技能，却并非学得它们的定义即可。技能与概念的学习皆非倚靠记忆即能成就的。若仅是要求学习者去咬文嚼字地背诵「历史证据是什么云云，只会使他们觉得枯燥无聊而已，即使终能背出长篇大论，亦无实际意义。学习者真正学会一个概念或技能，必须是要能够在课堂之外的新情境中自己独力应用

它才是，而这就不是教师单方面的谆谆教诲所能完全含括的了，还必须涉及学生自己实际操作的学习经验。因此，在课堂上给予学生直接对史料进行探究的机会是必要的。SCHP研究组即强调：

「既然所企望的结果并非事实的记忆而是关于态度和能力，课堂中所运用的方法就应该是尽量去为学生创造一种活动性的学习情境，而不是单让教师扮演传递知识者的角色。��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既然史学家都是运用了历史知识的规准来从事探究，那么学生能否从阅读史学家的论述作品或其彼此的论辩中去掌握如何正当运用史料的规准呢？这样不是更为便捷吗？事实上，这种方式对一般学生而言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除了十分专业化的史学析论文字以外，历史知识的规准这个部份在历史叙述之中并不清晰，一般人并不容易从史学家的作品中明显看出他在建立此一叙述时所运用的方法技能。学生一方面很少已具备了研读专业史论的能力和兴趣，再者也还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去透视一般历史论述中所用的方法和技能，因此很难期待他们从阅读历史论着中去习得历史知识的规准。他们需要从自己处理史料、尝试建立某些论述的经验中来学习这些规准，这才是教导这种规准的较为具体的媒介。��因此，对新历史科的支持者而言，要使学生对于「如何面对史料、「什么是历史证据有一些理解，作为其历史教育宗旨达成的基础，最好的方式还是透过他们自己运用史料作为历史证据的实际经验来得到。

综言之，在新历史科理念的脉络中，在学校历史课堂中使用史料的核心意义是：由于学生不能仅是被教导固化的知识，还应该被教导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而这便涉及了让学生自己去运用史料，因为唯有透过运用史料的实际经验，学生才能真正掌握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然而，在历史课堂中运用史料的

活动，本身可以具有许多不同于此的意涵，并非只要在教学中运用了史料即是符合新历史科的理念。在这里有需要加以进一步地厘清。

运用史料于历史教学之中，在英国其实有长久的传统。自十九世纪中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vonRanke）确立了现代史学以来，依据史料证据以追求「如其所是之过去的理想，即或显或隐地引导着历史学界，也影响了历史教学的观念，史料亦因而被引入了历史教学之中。早在关注历史教学的英国「历史学会（HistoricalAssociation）于二十世纪初成立之时，其出版品中即已有专门谈论史料运用的小册了（C.H.Firth,Source,1906）。当时在历史课堂上运用史料的观念引伸自片面兰克式的史学观，认为其主要的作用是藉由呈现各个时代的原始材料做为一种引证，来让学生感受历史叙述「如其所是的真实性，进而引发学生的兴趣。例如于1919年出版《英国历史材料集》（EnglishHistorySourceBooks）的编辑们，即在其前言中说明，他们运用史料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放在一课的结尾，作为一种生动的例证；另一种方式则是放在一课之先，在学生尚未读到正文前作为引线。

很明显的，这些史料的角色地位是附属于课文内容之下的，只是帮助学生从课本中学得「事实的一种附属品，点缀于行文之间，使这些要学生去「记得的论述能生动活泼些，作为事实的那些叙述本身才是重点。��这种运用史料的观念及方式在英国历史教学中颇为常见，多年来一直绵延不断。

��在1951年IAAM（IncorporatedAssociationofAssistantMasters）出版的《中学历史教学》（TheTeachingofHistoryinSecondarySchool）中即指出，运用史料的好处就是「传输历史事件的真实感，并且对于在一般学校中使用史料来进行「研究、批判、比较的做法，表示疑虑。同书之1965年版则说明史料的运用在中小学的价值是作为「事实的例证，提供学生

去相信那些被提供的事实的基础。��表面上，这些关于历史教学的主张与新历史科的教材一样都含括了史料，但是他们背后的理念却并不相同。��学者罗吉斯站在新历史科的理念上即针对此点批评道：��

「一般课本里引用的史料多半是装饰性的，通常只涉及文义说明的问题，其实意义不大。事实上，把史料放进课本之中的本身并非重点，重点是在于这些史料必须被学生用某种纯粹历史的方式而运用。

从他的批评中可以明显分辨出新历史科之倡导运用史料，与传统教学之运用史料在理念上的重要差异处。所谓「用某种纯粹历史的方式而运用，也就是要让学生利用那些史料来尝试进行「依证据重建过去这样的「历史工作。这包括了鉴别和阐释相关的史料证据；联系不同的证据并认识到它们之间可能有的矛盾；识别史料中所含的意义可能是什么，以及能否充分支持一个结论；评估证据的可信性，例如是否带有偏见；根据手中的史料证据做出判断或提出说法；并联系相关的史料证据以推证所提出的判断和说法等等。从而掌握那些与建构历史知识有关的重要概念，认识历史知识的本质，终能理解历史这一门「知识类型：这才是史料出现在教学之中的主要意义之所在。仅仅是使某种历史论述生动一些，以强化学生的印象之成形与记忆，则并非重点。从新历史科的理念而言，史料运用的本身就是教与学的重心之一，不只是附属品而已。

另一种常见的运用史料的想法则是将史料视为「说故事者。他们运用史料不是为任何已存在的叙述做例证，而是要让它「自己说话，也就是用史料去「让过去用它自己的声音来诉说。从这点而言，一手史料所能带来的临场感和真实感，是一般后代转手叙述所难及的，不但可能刺激学习者的思考，亦具有提升学习兴趣的效果。相当受到欢迎的这一种教学用书《发生在他们眼前》系列（"TheySawitHappen"Series）的作者之一海斯（E.E.Y.Hales），即在其导言中指出：��

「不管历史的意义是什么，终究曾有一个时刻它并不是历史。……历史学家依据经验来写他们的描述，但是头一件事还是这些事物发生了，而对我们而言，第一步就是这些事在我们的想象中重新发生。在我们去诠释之前，我们乃是先去经历；在我们判断之前，我们先去感受。

持这种想法者，着眼处是原始材料所能带来的二手描述难及的临场感，甚而扩而大之去等同于某种「真

实，因而着重于让学生透过某件原始史料自己建构出过去的情境。例如在六年代后期深入参与史料教学推广的学者费艾司（J.Fines），对于一封来自GarnetWolseley将军邻人之信件的教学价值，其形容即是：「那个住在历史隔壁的人可以给我们任何现今二手叙述都比不上的读物；他指出，那些原始史料的「力量就是在于「告诉我们更多的事实。�橙绱说挠梅ㄗ呦蚣�端的话，就是将一段段史料视为一幅幅「过去之画像（pictureofpast），呈现了某些过去本来的面貌，甚而让我们能去「直接观察。然而，史料本身是否真能如画像般「如实重现过去呢？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的所言所行就是历史吗？（有任何人是住在历史的隔壁吗？）仅凭一件史料是否就能使我们「得到事实呢？历史是由一件件史料一段段地「原音重现连缀即成的吗？答案却是可疑的。从历史知识的本质考虑这些问题后可知，这事实上是因简化而扭曲了史料与历史的之间的关系。这种史料的教学用法是有必要再加以斟酌的。

从历史知识的本质而言，史料是我们通往过去的媒介，为我们呈现过去本来就是史料的作用。这种运用史料于教学的方式的确脱离了「装饰的性质，已经让进入课堂中的史料本身有了「历史的作用。藉此至少能够让学生生动地体会到：我们是「透过史料来认识历史的；历史叙述必有所本，而这「言之所据即由史料所提供。这虽可以说是学生使用「纯粹的历史方式运用史料的第一步，然而，也只是第一步而已。因为历史「史料-「证据-「历史之间的关系其实更为复杂，史料提供证据，但史料本身不能等同于证据，更不就是历史。真正能使史料有助于历史理解的用法，是要去问：这个材料如何能够变成一种历史证据？而不只是将片段的材料「对号入座，单纯的视为「就是某种证据。如果停在「对号入座然后「让它自己说话的阶段，则其内在的基础理念还是与新历史科所应用者不尽然相同。

再者，一些历史材料确实能激起学生的兴趣，阅读一封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十八世纪儿童所写的信，或是去参观城堡、拜访古迹、观察出土的陶瓶碎片，都会使学生觉得相当有趣。而费艾司说的并没有错，「所有历史工作的起点，都在于对某些特定事物的兴趣之被撩起。�等欢�，对新历史科的理念而言，关键却是在于这个「起点有没有真正进一步的可能性，亦即在这兴趣被撩起后，是否能够引起学生在认识历

史本质方面有所进展，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如果学生的兴趣是表现在有意愿去接受更多别人给的「故事，那其实并不是一种历史教育的成功信号；这种教学即使运用了史料，也不是达成历史教育宗旨的途径。

简而言之，虽然都是运用了史料，但若老师在实际教学中还是单方面地大讲史料，以一种「较真的事实的姿态传授给学生，或单纯用作说明「一种事实的工具，在新历史理念的脉络中，都是不足的；而在最糟的情况下，还会有误导作用。

另一个需要厘清之处则是「史料教学法与「活动教学之间的关系。运用史料于教学可以说意味着将历史视为一探究过去的「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纳他人所给予的资料。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提供学生「活动性学习的模式，不但有课堂讨论、史迹考查、观察遗物等等身体方面的活动机会，也使得学生需要去动动脑因而获得的心智上的活动。学习处理史料作为历史证据，可以说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活动，能够扩展心智，产生满足感。在强调「学生中心、「活动教学的五、六年代教育改革浪潮下，「好的学习被认为应该是「活动性的学习，而因为在历史科中最能运用

活动教学形式者，首推运用史料，史料在历史教学的运用于是被推向了一个高峰，运用史料的教材在量与质上皆有大幅度的提升。�度欢�，反过来说，由于大环境的风潮强大，风行草偃，往往使历史教学者过于着眼在「活动的概念，反而喧宾夺主，轻忽了对于「历史本质的思考与应用，流于追求表面活动教学法，以致常常有「为活动而活动之弊。学生们迷失在一些代表了过去的「新鲜、「愚昧、「好笑的史料中，脑筋急转弯一番，也许当时觉得课堂上十分有趣，最后却难以留下些什么真正有意义的学习成果，反倒是伤害了历史教育所有的价值。

然而这其实并非史料教学之「活动本身之弊，而是因为在理念上本末倒置所致。要防弊则必须抓紧最根本的原则：运用史料于教学中的原因，是因为学生需要透过这种途径，这种以史料进行探索的「活动，才能真正达成历史学习的宗旨，认识历史；绝不是因为要急着寻找一种「适用于历史科的活动来响应教育风潮之需，才找上了史料教学。运用史料的历史教学方式，既不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活动而能戴上神圣光环，也无须因为一些「表面性的

活动教学所闯下之恶名而被判逐出天庭。对于新历史科的支持者们而言，真正该思索的乃是应藉由什么样的活动方式来发挥史料证据在历史学习中的正当功用。

而这种发挥史料教学功用的方式，在新历史科理念的脉络里，其原则乃是：应将史料做为为了「特定推理而用的证据的来源(‘evidenceforparticularinferences’)而学习如何被处理。也就是着重于去认识「某物如何能作为某项推论的证据，去学得一些用以评价证据的观念，同时学习「把证据放到它的背景之中来运用以及「考验证据等等。�啡绱耍�配合他们日渐增长的背景知识，学生们能够慢慢地加深了对于运用证据的掌握，帮助他们向认识历史这一门知识的终极目标迈进。从许多服膺新历史理念的教材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虽然教学中所用到的史料只是相关史料中的一小部份而已，但却要藉以给予学生史学家在运用各种类型的史料时的一些重要观念。归纳起来，他们在实际教学时所采用的主要方式大致有：

1.展现叙述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常见的提问形式是：「在这段资料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证据来说明……。

2.鼓励学生去分析史料的内容，从中引出推论，说明自己的观点，以及支持此观点的证据，而不是让他们只是去重复或摘要史料的内容。

3.时常要求学生针对不同材料的证据，就内容和可信度做比较。

4.明确针对相互冲突的证据进行讨论。

5.对同一事件之不同的历史论述加以比较。

6.选出一个主题（如俾斯麦的性格），给予学生多段来源不同的材料，让他们自己去对照整理，并且解释其中的差异，进而形成他自己的推演，找出自己的结论。

7.让学生尝试用自己的眼光去找出史料中带来的问题，并用他自己的方式处理。

因此，在服膺新历史理念的历史课程中，教师会就每一项内容主题运用多样性的一手与二手史料，引导学生就这些方向提出问题，帮助他们学习掌握历史料证据的概念和技能。�谷醚�生学习用某种「

纯粹历史的方式运用史料，从事新历史理念中真正的历史学习。

(二)「学习做历史学家所做的事

对于新历史科以史料证据为基础的教学理念，反对者主要的批评是：将成人的历史研究工作与学童去处理史料「进行探究并举而谈，根本是一种噱头而已；因为研究历史是需要具备人情世故的经验、研究技能、及足够的知识才能进行的工作，以学童的程度而言，他们不可能进行「历史研究。也有历史学家宣称，一般学校历史课中所谓「史料探究的练习，90%只是虚有其表的冒牌货。极力反对新历史科理念的铎夏(StewardDeuchar)即针对此点强调：「许多老练的历史学家都被『新历史科的现象所惊吓，我从未听到有哪一个历史学家对它有好的评语。�菏率瞪希�此类批评牵涉到新历史科理念对于在课堂中运用史料的实质意义之更深入的分辨。

历史教育学者承认，「历史方法训练听起来的确是超越了一般学校历史课堂所应负荷的工作，然而他们亦指出，这些「历史方法事实上存有其最基本的一些层面，有其相对上较为简单的技能层次可以用来解决相对上比较简单的问题。学生虽然无法马上抓住全部的证据概念，但是可以一步一步地做到。面对一般的学生，新历史科所主张的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做历史学家所做的事，而这绝对不同于「就是去做历史学家所做的事。在一般学校中的历史教学使学生学习去做历史学家所做的事，直接去运用各种一手和二手的史料，是可以用有限制的意义来谈，并不去涉及将学生培养成历史学家的层次，而只是使学生借着某些运用史料的特定练习，学到历史学家的一些态度和方法。历史教育学者沈模特即特别指出：历史程序性的概念和技能事实上是具层次性的；从负面去定义历史学习活动而以为任何不合于历史学家之活动者也就不该是历史学习的内容，这样的观点是「忽略了这个科目的发展性结构。学生所从事的工作并非全等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对于历史学习而言，某些与专业历史学家的做法相冲突的层面，也许正是不可或缺的。例如，适用于历史教学中的史料是有限的，势必要由

教师进行事先的选择，甚而往往需要加以编辑和重制，教师也常常会「建议一些问题，有时甚至需要提供一些特定的答案，而这些却是专业历史研究中所应避开的。因为学生是在「学习，他们的运用史料证据的活动必然需处于教师的督导之下。历史教育并不是直接套用历史学家的工作于学生身上，而是以历史知识特质为基础，一种经过设计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学习活动。

这种对于「处理史料等历史方法的学习在历史教学中的定位方式，是合于普通教育的本质与目的的。每一个学生在踏出校门前，都应该有机会接触各种人类用来运思的方式，这原是教育「扩展智识的本质。正如虽然绝大多数的学生不会成为科学家，但没有人会因而认为不该在学校的科学课中教导每一个学生「科学方法，或是鼓励每一个学生自己去做实验一般，学生也应该「学习历史的方法。事实上，对于学生而言，去追踪寻找资料并且对它们进行整理，对各种不同种类的证据进行比较与诠释，并不比学习「使用科学的语言来得困难。他们之能够做这些「历史练习，与他们不必是科学家却还是可以在实验室中做某些科学实验是同样的道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学生「没有能力学习，而在于如何配合学生的能力使他们学习。

然而新历史科关于史料教学的理念亦并非没有其内在的问题。最引人疑虑的一点是，新历史科倡导者的早期谈法常会给人「盲目崇拜一手史料的印象，并且偏重于史料处理的「技能（skills）层次，忽略了理解史料还是与对「产生史料的环境（特定历史知识）的认识之间有密切关连。这对于「历史的教与学会有所妨碍。1989年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即使是支持新历史科理念的

教师，还是会对于目前似乎过于着重处理史料之「技能的状况觉得担心，忧虑会因此而对历史教育中其它有价值的部份产生排挤的效应。由于近年来对于「历史技能的强烈宣扬，明显的，许多教师已对程序与内容之间的重要平衡产生了不确定感。一位采用SHP考试大纲的教师即说道：

「像那样过于强调事事都是『以技能为基础或『以证据为基础带来了危险。它忽视了『历史内容本身也能提供某些贡献的这个事实。��

在现实中，有些教师的确以牺牲「历史内容的考量为代价，来专注于用史料发展学生的「历史技能。长远来说，这种做法之瑜却难掩其瑕。事实上，史料与历史知识是相互依存的，必需要拥有与史料有关的历史知识，处理史料证据的活动才能展开；如果没有历史知识做基础，所谓鉴别史料，重建史实，只会变成一种猜谜游戏，反而失去了历史教育的意义。再者，处理原始史料对于年轻学生而言本就还是有相当的困难度，史料并非时时都显得那么有趣，有时甚至根本是难以了解的。史料并不会对「陌生人开口说话，而且即使是说了话，拥有不同背景知识的倾听者也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表情。史料和历史知识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若过于偏重史料处理的具体层面将会带来极根本的问题：其学习活动的历史性过于肤浅和薄弱。

这可以说是因为新历史科理念发展初期对相关问题探讨仍不够细致所致。本来这也许是任何一种新的教学理念所必经的阶段，应该会随着反复的论辩与理念的深化而逐渐克服。然而，历史教育涉及的层面广泛，新历史科的理念推广之后，所带来的效应已非纯粹理论层次可局限。许多在实际教学上的应

用者，他们面对着教学的「效果与学生考试成绩等等现实压力，易于倾向去抓住最具体的革新做法，对于真正作为基础的理念探索却难以深入。史料证据的处理在历史中本来就是复杂的，牵涉个人的经验、知识、技能、史学概念之间的交互作用，运用史料证据的教学也就难以是简单明了的，各项因子之间的辩证关系需要随个别情境细心掌握，不容易有机械化的规则可循。如果教学者未加深思，仅以表面的革新为念，则容易偏好一些在处理史料时较为明确而容易掌握的「规则或观念，像「找出偏见、「分辨一手与二手史料、「高度简化地去判别一个史料是否可信等，来做为其教学的重点而忽略其它重要的内涵。然而一旦走入偏锋，其实往往是从「死背资料的一端，走向「死背方法的一端，对于历史的学习，仍是无益。

因应此种问题，近年来新历史科阵营中的学者莫不一再说明史料与历史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指出，有关考验证据的活动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智能游戏，而是真的要使学生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而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乔康鹘�历史的『内容与『技能两者两极化对立，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如果一种以史料证据为基础的大纲只是关注于史料本身，那么它事实上是「非历史的(unhistorical)。因为具有相关历史知识背景脉络是理解一项证据的条件之一，若仅仅要学生研究史料就会忽略了这项条件之需求，因而使得学生不能真正认识历史知识的「类型。处理史料的「技能必须在历史知识的脉络中彰显其意义，它们并不能被先分离出来学会了以后，再拿回去运用。他们强调，除非学生已经具备一些背景脉络的观念，以至于能够向史料发出问题，否则原始史料其实很难发生作用。而要如何在技能与内容之教学中取得良好的平衡，是历史教育中值得继续深入探索的主题。

整体而言，当前英国历史教育界已经普遍接纳运用「史料来培养「历史技能为历史教学中一项重要的目标。我们可以发现，当教师想到一些重要的议题时，像GCSE对历史教学的意涵、初中历史课程的设计等等，「历史技能的发展自然就出现在老师们的想法里。1988年中，全英国廿一个历史

课程大纲中只有五个未将技能的教学列于优先。�嗜欢�，实际教学层次的问题亦一一浮现。除了历史技能与知识之间的平衡仍有待斟酌外，在课程、教材、教学的设计上亦需要更细致的考量。例如，许多史料的选择本身相当不错，能够配合学生程度和课程主题的需要，但是配合的讨论问题却是若非太大以至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回答，就是答案已经明显的写在课文之中了，失去运用史料的真正意义；有时一些史料的简短摘录所能提供的证据可能难以支持学生去回答如「请你对……提出解释或「哪些证据可以用来支持……的观点之类的问题；问题的设计不当，有时则会造成历史学家的工作被看得太轻易了的情形，例如：「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放在一起，想一想他们……等等。

事实上，要采用新历史科这种运用史料证据的教学方式，需要比传统教学更多几分小心。因为，这种做法如果碰上了不好的教学者，往往会带来比「传授事实模式更大的危险：学生不是会产生对过去的认识过于主观的态度，就是可能会连一些具正当性的历史知识也一昧地怀疑。可以说，「以史料为基础的教学专制会比以板书和讲述为基础的教学专制来得更为糟糕！而要做好这个工作，避免因偏执而产生的危险，则必须学校教师和专业历史学者一起合作才行。

史料证据的教学固然是落实新历史科理念所强调的「认识历史的本质之重要的一环，然而却绝非是于此为足。正如狄更逊、李彼得等学者所言，要达成此一教学目的──

文史论文范文第5篇

价值者是指人不仅存在着，而且有内在的价值规定。人因自身的价值规定而对生活预设了价值前提，提出了价值要求，尽管他对自己拥有何种价值，以及如何实现其价值很可能是无意识的。存在者是指人仅仅单纯地存在着，并无内在的价值规定。存在者除了对当下生存状况做出直接反应之外，不对生活预设任何价值前提，不对生活提出任何价值要求。人如果是价值者，他就是内涵价值的种子，孕育着未来全部可能实现的价值。人如果是存在者，他就是盛价值的空盒子，接受任何随便扔进来的价值。

人是一棵内涵价值的种子，孕育着未来的全部可实现的价值，而不是盛价值的空盒子，不断被历史和时代赋予新的内容。当然，古人有古人的价值，今人有今人的价值，后人有后人的价值。但这是价值实现问题，如同一样的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地上，在不同的营养、水分和气候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一样。经济社会条件只能决定人的价值能否实现，不能决定人的价值是否存在；只是价值能否实现的根据，不是价值是否存在的根据。人不可能实现在人那里根本不存在的价值。人只有存在自由、解放的天然需要才会去追求自由、解放，如果人像穴居蚂蚁一样，天然遵从一种等级制度，自由、解放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人如果是存在者，就不会对自己的存在状况做出任何价值选择，只会随着外力的大小，一会儿摆向这边，一会儿摆向那边。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是不定向的，看不出任何能够显示出发展进步的轨迹。可事实并非如此。人不仅有能力对自己的现实状况做出意义评价，而且有意愿做出接受与否的价值选择，这种选择甚至指向自己的未来命运。人是价值者而非存在者。正因为如此，历史是有明确方向的，可以看出明确的发展进步的轨迹。

人是价值者，动物也是价值者。因为同是价值者，所以人和动物对日常生活都有着丰富多彩的需求。一个只对当下生存状况做出直接反应的存在者，不要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存在，就是在动物世界中也不存在，因为这样一个存在者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都无法满足。

当然，人并不是一般的价值者，这同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是价值悬置着的极为特殊的价值者。正因为人是极为特殊的价值者，才有了人的实践行为同动物的一般行为的本质区别。一般行为在于适应环境，实践在于改造环境，而改造环境的目的在于创造出新价值。人为什么要创造新价值？为的是将悬置的价值真正落到实处。人的历史就是将悬置的价值落到实处的实践过程。

人是价值者不仅体现在价值为人的内在规定上，而且体现在其实践性上。人以他的价值要求着生活，实践则以其力量改造着生活。人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实践来改造环境，而不是像动物那样消极地适应环境？对此，实践本身是无法作出回答的。实践本身不是一种有根据的存在，不能为自己提供存在的根据。实践发生的根据同历史发生的根据是同一的，都起因于人的价值悬置。历史开始的地方也是实践开始的地方。反之亦然。实践不是价值者的根据，相反，价值者是实践的根据。历史是价值者（实践者）的历史，不是存在者（单纯反应者）的历史。

把人设想为一个首先要求生存下去的价值者，有利于建立单一因素（物的因素）决定的历史动态模式，因为这样一来，人作为价值者的存在便不会再起决定作用（主导和支配作用）了。要知道，一个只是要求生存下去的价值者与价值空无的存在者，实际上已经相差无几了。

问题是，在历史开始的地方，人如果只是一个无特别价值要求的存在者，那么人的历史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发生了，这样的历史也是没有任何特别意义的。同样，历史的实践课题也不可能产生出来。无特别价值要求，意味着人充其量面临的只是一个适应环境而不是改造环境的问题。既然只是适应环境而不是改造环境，那么改造环境的实践课题又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呢？由实践推动的历史又如何显现出发展、进步的特征呢？在开始的地方没有的东西，又怎么可能在历史过程的某个地方无中生有地产生出来呢？！

二支配历史过程的是生活的逻辑，还是生存的逻辑？

“生活的逻辑”是指人的行为从属于对整个生活状况的规划和安排。“生存的逻辑”是指人的行为是对当下存在状况的直接反映。生活的逻辑和生存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生存下去”仅仅意味着能够活着，而“生活着”才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

在进化谱系中稍具进展的物种那里，完全出于生存需要的行为，在其全部活动中不一定处在比较重要的地位。一只兔子被猎人射伤后，它最初的本能反应是尽快逃离现场。经过最初的慌乱后，这只兔子有可能改变路线折返了回来，在离猎人不远处经过。它之所以甘愿冒这样的风险，目的也许仅仅是为了回到它的窝里查看小兔子的情况。可见，在支配一只兔子的行为中，有一个整体安排的意识在里头。动物尚且如此，何况是人！

人不是生活在某一孤立的事件中，人的行为也不是对某一孤立事件的直接反映，人的价值也不是处在零敲碎打的实现过程中。人一开始就生活在族群中，他的生活一开始就被编织在整体安排中。在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而是被纳入到对生活的整体安排中。尽管生产活动极其重要，但其在整体生活中的地位是同种族繁衍、社会整合、精神归宿、国家建设以及周边环境安全等任务相提并论的。生产活动是历史活动之一，是整个历史活动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不是可以单独孤立出来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在动物界里同样存在着对生活的整体安排。但这种安排的最大特点是以往价值的重复，不会产生出新价值。与动物界截然不同的是，人类对生活的整体安排是以新价值的创造为主要特征的。这种以新价值的创造为特征的整体安排，就是为人类社会特有的家园建设。

家园建设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历史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描述。如历史是工具改进和生产发展史，是生活变迁史，是政治制度构建史，是阶级斗争史，是战争史，等等。这是从大的方面描述的历史。从小的方面，还可以认为历史是人性展现史（如情爱史、阴谋史等），是文化风俗史，是吏治史，是监狱史，等等。如果把整个历史比作一处巨大的工地，走进这个工地，近景观察所看到的不是乱糟糟、脏兮兮的情景，就是缺门少窗等残缺不全的现场；如果稍微超脱一些，采取远景和整体观察的角度，这个工地平地起高楼的新气象便一目了然了。家园建设重在建设，重在新价值的提供。人类史就是家园建设史，后者体现人类史尤其是人类文明史的整体的、长远的和根本的性质。

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家园建设史，在价值上都是自足的，是总体把握历史的合适单位。民族国家就不是这种合适单位，因为它在价值上不自足。文明之所以能够做到价值自足，是因为家园建设的核心是解决人的价值和尊严问题，在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之前，信仰体系的建立是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式，而这个体系是在一个文明的内部完成的。有一个文明便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信仰体系。至于民族国家，除非能够分有它所依附的某一文明的信仰体系，否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长期以来，在历史领域流行的是单一因素决定论，其别被看重的是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物的因素。人们没有看到，历史的发生仅仅与人的价值悬置有关。历史就是将人的悬置的价值落到实处的实践过程。动物也有日常生活，但没有历史，所以人的日常生活并不一定构成历史，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这样那样的因素也不一定构成历史，除非这些因素与解决人的价值悬置的问题有关。

近些年以来，有人开始强调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这种做法对前者虽然是一种修正，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因素决定论的窠臼。无论从单一因素入手还是从多元因素入手，无论是从大的方面描述还是结合小的方面的补充，都不能达到对历史的整体性质的把握。要知道，整体不是各个部分所具性质的总和。整体具有各个部分无论怎样架构都无法与之相通的全新性质。试图从事物的构成因素入手而达到对事物整体性质的把握，从方法论看是行不通的。

历史的整体性质仅仅与历史发生、发展和终结的根据有关。如果把整体的历史比作一艘大船，那么在这艘船里会生出许许多多的故事，如与风浪搏击，修正航道，船长与大副不和，船员斗殴，疾病流行，营养不良，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故事都无法对这艘船的整体性质做出回答，那就是：这艘船为什么要出航（历史发生的根据问题），船的结构和功能是否适于航行（家园建设问题），目的地在那里（历史的最终归宿问题）。只有这些问题才关系到这艘船的整体性质所在。

三历史是无限开放的，还是将会终结的？

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可以是无限开放的。无限开放意味着存在无限的可能性，比如说，如果有一天现代人类变成了蜘蛛人、公民社会又变成了等级社会也不要惊奇。因为只要认为历史无限开放，就要准备接受任何可能性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无限开放把价值自觉的必要性从根本上消解了，价值不自觉是更具适应性的行为选择。可是从人本的立场看，历史不应该与它所由发生的根据相冲突。归根到底，历史属于人，而不是人属于历史，历史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历史。人的历史应该在它可以终结的地方，经由人的明智选择而告结束。

明智选择主要表现在对技术进步所持的立场和对家园建设的理解上。

1对技术进步所持的立场

技术进步的能力是不受限制和无边际的，本质上具有无限开放的特征。从今天技术发展的趋势看，“历史”如果是无限开放的，必将突破人的生物界限和人的生活世界的界限。在看到技术进步的合理成分之外，也要看到，人类现今的活动也越来越受到源于西方的某种精神气质和文化偏好的影响。例如人类活动早已经超出了全球化的范畴，表现为向深空扩展以便去征服整个宇宙。生物特征的人已经成为进一步扩展的累赘。

在今天看来，技术进步的能力是不容怀疑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的理由。技术无法为自己提供进步的理由。它的理由只能在掌握技术的人这里，在人的价值的正当性这里。当然，任何个人和集团都可以提供出技术进步的理由。但只有人的类存在、类价值才能提供出最为充分合理的理由，否则，贫富分化、环境污染、核武器威胁都可以找到永续存在的理由了。

单纯站在技术进步的立场，人应该成为非人，才不会阻碍技术无限进步的可能性。既然人有可能成为非人，人的历史也就有可能成为非人的“历史”。看起来，人的历史无论如何都是要结束的，不是由人类自己按照符合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原则，设计和安排好自己的永世自由的生活，就是由技术以满足人的虚荣心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终止人的历史；不是人类最终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就是这个物种消失在远方的迷雾中。

这两种结果之于人类的意义迥然不同。任何物种都有自我保存的本能，惟独人类是一个例外，因为对她来说，“生还是死”仍然是一个问题。就此而言，生命历经几十亿年的演化，产生出人类这一最为尊贵的物种，但如果继续任其自以为是地走下去，其下场甚至有可能不如蟑螂和蛆虫。

站在人类的立场，对技术进步的非人道的潜在威胁要保持警觉。当然，今天还没有到人类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刻。仅仅为了实现人的价值，就需要技术表现出更大的进步，尽管这个过程同时存在着技术挑战人类的危险性。

2对家园建设的理解

任何物种都有先天内设的价值理想环境。鱼入水则活，鸟入林则欢，水、林子就是鱼、鸟的先天内设环境。先天内设环境在存在上先于、在价值上高于现实的环境。对与先天内设环境相接近的现实环境，物种都有一种先天接受倾向。如鱼、鸟对水、林子的现实环境就有一种先天接受倾向。鱼无水、鸟无林的情况在现实中是有可能出现的，但在鱼、鸟的价值中绝不会存在。除非是被强加的现实，否则鱼、鸟对无水、无林的情况是绝不会接受的。

同理，在人类还没有开始建设自己的家园时，理想家园就已经在人类那里先天内设地存在了，尽管人类对这一存在完全是无意识的。这样一个家园对于人的意义在于：身心能够愉悦生活，潜力能够充分发展，友好和极具吸引力。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的理想环境是适应出来的，人类的理想家园是需要创造并落实下来的。既然需要创造和落实下来，人对这种在价值上已然存在但在现实中本不存在的家园，最初处在价值无意识的状态。犹如一张白纸，任凭人们的想象，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人类的家园既然是白手起家建设出来的，就要允许试错。既然允许试错，就有可能出错，甚至有可能因为人类的出错而最终毁灭了人类自己。

在家园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环境强制和条件的诱导，人们的许多想法并非出于本意，往往是外在的强制和诱导多于自主的选择。不过，在技术可以提供多种选择的时代，人们正在学会选择，学会按照自己的本性和意愿生活，而不是按照习惯或环境的要求做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情。总的看来，对人类家园建设的前途有理由抱审慎乐观的态度。

人类对理想家园的认识与实践与其说是剥葱头，不如说是自画像。剥葱头是主客体的对立，自画像是画者与画像合二为一。画物象就是画心灵，画别人就是画自己，画客观进程就是画心路历程。自画像会越画越像。越画越像体现的是人在价值上的一种选择与接受特征，而这种选择与接受特征所反映的正是人对理想家园的先天接受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