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两面性范文第1篇

问题在于“技术与经济两张皮”而非“科学与经济两张皮”

笼统地谈科技与经济“两张皮”事实上混淆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寻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技术开发的目的则在于解决人类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技术开发必须要和经济活动紧密结合，才能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从比较短的历史时段来看，科学与经济的“两张皮”是正常现象，基础研究的探索本来就具有前瞻性；但是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基础研究和科学发现的重大突破会带来新的产业变革，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并决定着国家的可持续创新能力。

因此，“两张皮”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技术与经济两张皮”，而不是“科学与经济两张皮”。我们出于国家长期发展需要，必须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但是并不意味着要求每一项科学研究都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不符合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

“两张皮”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两张皮”的提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背景就是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属于两个不同体系，各自接受政府指令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互相结合。

为了解决“两张皮”，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先后进行了多次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思路是将科研机构和人员推向社会和市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先是鼓励科研人员、科研院所和高校办企业，后来又将一大批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改制为企业。应该说总体上这一思路是成功的，在这一轮改革中，“技术与经济两张皮”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联想、方正、中兴等著名企业都是源自此次改革。

但是，这一轮改革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在高校办产业、科研院所改制后，出现了基础性和共性技术研究力量不足等问题。2006年我国颁布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国家科技投入不断增加，“两张皮”的内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突出表现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地源自政府资助，而与企业合作的积极性则明显有所下降。企业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外部研发支出比例明显降低。2005 年由企业委托给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经费占企业总研发经费的比重分别为5.4%和1.07%，2023年分别下降至3.4%和0.62%。

由此可见，当前形势下的“两张皮”与改革开放初期大不相同。后者是历史遗留问题，而前者则是我国实施科技发展战略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

第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在解决“技术与经济两张皮”问题的同时，把很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和机构也推向了社会，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的基础研究以及共性技术研究能力。当前形势下的“两张皮”恰恰就是在重建和强化科学研究、知识创新的过程中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科学与经济两张皮”，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同时，尽管技术对经济的支撑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但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应用技术研究机构和企业“两张皮”问题，而是现有体制下企业创新能力和活力不足的问题。

由于没有区分当前形势下的“两张皮”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同，因此在科技政策导向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两难”问题。例如，一方面提出原始性创新能力薄弱，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要求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要高校剥离校办产业；另一方面，又要求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其科研人员提高成果转化率。两种思路混合在一起，常常使高校和科研院所无所适从。

从“科技成果转化”转向“企业引领技术创新”

既然“两张皮”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策思路也应该随之改变。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企业研发支出已经占了全社会研发支出的76%以上。另一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则越来越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承担政府科技项目，能直接转化的技术成果比重不断降低。因此，不能再用改革开放初期以科研单位改革为主动力和主视角的“科技成果转化”思路，来解决新形势下如何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问题，主要动力应转向企业，充分发挥企业引领技术创新的作用。对“科学与经济两张皮”要认识到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必急于在短期内解决，应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重点关注基础研究以及共性技术研究。对确实有潜在商业化前景的基础研究成果，可以由专业化的服务机构根据企业需求进行筛选、转移和转化。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放活企业，使之真正成为引领技术创新的主体。要简政放权，通过适度削减产业化和应用研究项目资金预算，减少政府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干预和扰动，使企业在创新活动决策中成为真正的主体；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可以用来为创新型企业减税，尤其是要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抵免所得税政策。同时，对确实适合企业承担的资助项目，其经费管理制度应区别于事业单位，要根据企业研究开发支出的实际情况，给予企业更大的自。

科学技术的两面性范文第2篇

论文摘 要：大陆目前的应用性高等教育（技术与职业）发展相对滞后，学习、借鉴台湾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推进两岸技职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推动大陆应用性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提升具有重大意义。“陆生三法”修正案的通过，为推动两岸技职院校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2023年8月19日，台湾有关部门三读通过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学法》与《专科学校法》即所谓“陆生三法”的修正案，标志着台湾地区将正式有限度承认大陆学历，并开放大陆学生赴台就读大专院校。

然而，在两岸长期分裂状态下，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两岸的应用性高等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的体系和特点。其中，台湾应用性高等教育经过规模扩张、升格改制、多元入学、鼓励私立办学等一系列改革，已经形成比较合理的结构体系，并与普通高等教育并行发展，培养出了大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中高级技术应用性人才。大陆目前的应用性（技术与职业）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学习、借鉴台湾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推进两岸技职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推动大陆应用性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提升具有重大意义。此次“陆生三法”修正案的通过，为两岸技职院校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一、两岸高等教育交流政策的简要回顾

2006年，在首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大陆单方面宣布承认台湾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台湾高等学校的学历，至此完成了采认台湾高等教育学历的工作。2023年4月，大陆国台办宣布：大陆123所高校将开始免试招收学测成绩达“顶标级”的台湾高中生，面试合格即录取，于9月即可正式入学。

2008年9月，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公布《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条文修正案，决定将大陆地区与港澳地区学生比照侨生、蒙藏学生与外籍生，增列为“特种考生”。 2023年8月，立法机构通过针对开放大陆学生赴台就读、承认大陆学历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学法》与《专科学校法》修正草案，有限制地开放大陆学生赴台湾大专院校就读及正式承认大陆41所高校学历。

“陆生三法”修正案的通过，意味着大陆学生赴台就读终于进入操作性阶段。有利于解决台湾生源结构性不足与教育资源相对过剩的矛盾和问题，有利于促进台湾大学教育多元化，提升台湾高校学术科研水准和综合竞争力 [1]。

二、新形势下两岸应用性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交流

应用性高等教育（技职教育）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简称，是我国台湾地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提法。即旨在协助中学至大专阶段的学生习得走入工作职场所需的能力和以促进成人学员在终身教育体系下继续增进职业能力发展的教育。

（一）两岸应用性高等教育发展概述

大陆应用性高等教育以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应用性高等教育从此正式纳入了国家教育体系。1996年，《职业教育法》第一次把应用性高等教育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大力发展应用性高等教育决定后，应用性高等教育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主要形成了职业技术学院、短期职业大学、普通高等专科学校，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具有高等学历资格的民办高校以及部分重点中等专业学校等的高职教育的学校类型 [2]。2005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中国特色应用性高等教育。

台湾应用性高等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期总体上处于专科层次。1974年，台湾工业技术学院建立了技术学院，开创了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该校于1979年设立了工程技术硕士所硕士班，于1983年增设博士班[3]。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台湾处在应用性高等教育不断升格以及大发展阶段。至2006年，台湾地区的科技大学由1997年的5所增至32所；技术院校由1995年的10所增至46所；专科学校由1996年的70所减至16所。大量的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为台湾地区培养更多高质量的技术型人才提供了保障。目前，台湾高等技职教育由专科学校、技术学院和科技大学，以及技术学院、科技大学所设立的研究所等三个层次构成 [3]。

综上所述，面对高度竞争的知识经济时代，面对社会急剧变迁的实际需要和大学学术自主环境改变的趋势下，如何建立有效的学校课程发展机制，加强理论与实务的结合，建立教学特色，提高竞争能力以吸引学生就读，是两岸各高等技职院校努力的重点。

（二）两岸应用性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情况回顾

1987年，大陆颁布的《关于对台湾进行教育交流的若干规定》明确了由国家教委负责对台教育交流与合作事宜。在学术交流上，海峡两岸高等技职教育研讨会自1999年开始分别在大陆与台湾每年举办一次，成果丰硕[4]。

2007年12月，首届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校长论坛在福州举行，交流研讨了两岸职业教育经验，为实现两岸之职业院校发展交流与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9年4月，海峡两岸高等职业教育展览会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同年5月 “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在厦门挂牌，主要开展两岸职业教育合作试验，并通过研究进一步推动两岸高职院校交流，探索两岸高等技职教育合作办学新形式。同年8月31日—9月5日在沪举办了首次“海峡两岸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论坛”，与会人员围绕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推进高等职业教育产学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广泛交流[5]。

由此可见，近年来两岸应用性高等教育的交流方式日趋多样化，在学生交流、教师交流、学术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根据台湾应用性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大陆可在以下两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建立完善的应用性高等教育体系。大陆高职教育应用性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是专科层次的，应逐步提升办学层次，形成一个包含专科、本科、研究生层次的完备体系。二是重视并加强校企合作，务实培养人才。校企合作既有利于协助技职院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又可以充分运用学校与企业的资源，共同研究开发新产品与新技术。

（三）新形势下两岸应用性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及其前景展望

两岸发挥各自优势，努力实现教育资源相互开放、相互共享已逐渐成为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但是由于“陆生三法”修正案通过之前缺少两岸高校间学历、学位的互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两岸高等技职院校学生交流的规模，限制了两岸应用性高等教育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

一方面，面对台湾社会少子化趋势、高等教育市场的国际化，高等技职院校相对于普通高校的招生压力更大，有些高等技职院校甚至面临招收不到学生而要停办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面对台湾应用性高等教育行业的教育资源供大于求、高职教育机构到大陆合作办学的意愿强烈等现实情况，大陆高等技职院校可积极吸纳引进和参考借鉴这些有利资源和成功经验。因而，“陆生三法”修正案的通过对两岸应用性高等教育发展的互利性是毋庸置疑的。

台湾有关部门随后公布的《大陆地区学生来台就学及停留办法》和《大陆地区学历检核及采认办法》，规定了大陆高中生只能申请到台湾私立大学攻读学士学位。而台湾地区应用性高等教育办学形式大体分为私立、公立两类，举办私立应用性高等教育的院校包括：科技大学、技术学院和专科学校，统称为“私立技专校院”。 私立技专校院在台湾技职教育发展中特别是在提供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为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台湾私立技专校院协进会理事长陈振贵接受中评社访问时指出，73所台湾的私立技专校院相当欢迎大陆高校的学生前来就读。

台湾技职校院对于大陆学生非常有吸引力。此前，大陆高校的学生到台湾只能短期交流，例如进行半年或一年的学分研习，且因为不是台湾籍学生到业界去实习就受到了一些限制。这就使台湾技职院校的特色在这些学生的身上难以体现，从而限制了双方的交流。现在，“陆生三法”修正案通过后出台的办法有利于大陆学生赴台就读。随着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密切以及政策的推动，两岸高等技职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前景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参考文献

[1] 肖杨.“陆生三法”修正案:两岸文教交流的新机遇[J].台湾工作通讯，2023，（9）:16-17.

[2] 解德道.中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之历史对照[J].职业时空，2023，7（3）:38.

[3] 林若红.台湾高等技职教育体制对大陆高职教育的启示[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7（6）:35.

科学技术的两面性范文第3篇

1.1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为开展两岸经贸合作搭建了桥梁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是继两岸全面实现直接双向“三通”之后，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又一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在经济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两岸经济关系从此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2023年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开幕上指出：“面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以及两岸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我们需要把握机遇，锐意进取，尽快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长效机制，丰富合作内容，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形式，提高合作水平，最大限度地实现两岸经济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最大可能地提升两岸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和抵御外部风险的整体实力。”贾主席的讲话得到台湾民众的普遍赞赏和认同，在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台湾经济学者刘大年用“高速公路”这一名词，来形容他心目中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他说，借助这条“高速公路”，两岸产业将可开拓更大市场，共同增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深入开展两岸经贸合作早已是人民的共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愿景和福祉。

1.2 开展两岸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广阔空间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以及两岸农业、农村发展所共同面临的新问题,加强海峡两岸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是历史的必然。大陆农业是典型的小农分散经营模式，农民平均每户仅有0.5公顷左右的耕地，土地所属权的不同以及耕作面积的狭小，使得农业技术引进受到较大局限，造成国外规模化经营的农业生产技术往往不能适用于大陆农业生产需要，即使有些先进技术得以引进，但是面对分散的小农户，大面积推广起来依然存在较大困难。但是，海峡两岸农业发展模式和经营类型相似，农业技术领域各有所长，特别是台湾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实用技术，非常适合祖国大陆农业发展需要，这为深入开展海峡两岸农业科技合作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良好的合作基础。而且台湾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有很强的针对性，特别注重农业技术的实用性，加上推广体系完善，农业技术成果很容易传播到农民手中，应用到生产实践。因此，两岸农业科技交流越来越成为整个农业领域交流与合作的重点，通过科技交流与合作提升两岸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两岸农业界普遍的共识。在这一背景之下，海峡两岸合作硕果累累，福建永春的“芦柑生产技术综合改进计划”和漳州的“香蕉生产栽培技术综合改进计划”就是典型的合作案例。

1.3 现有大陆农民组织化和文化程度低，是两岸农技合作的一个瓶颈

由于大陆农民文化程度低，加之缺乏完善的技术传播网络，技术难以被广泛推广应用；农民接受新技术的风险和成本也很高，从而难以形成对台湾农业技术的规模化需求；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导致农户与台商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不稳定，常常出现违约行为，企业在与农户合作过程中，难以形成有效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影响企业与农户技术共享的积极性。因此如何将大量引进的农业技术惠民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综合以上情况，笔者认为要加强对农民的科普工作势在必行，也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开展两岸农业合作交流，解决农技推广应用的有效途径。

2开展对农民科普工作的重要性

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生物技术发展较快，特别是在基因工程育种和核辐射诱变育种、水稻基因组研究、禽流感等动物重大传染病防治技术等方面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现代农业新兴产业具有“高科技、高关联、高品质、高质量、高效益、高附加值”的“六高”特征，主要是依托现代生物技术，以转基因、生物肥料、生物材料等高新技术，目前农业领域已形成较完善的科研体系，以及不断壮大的高素质的农业科技队伍。科普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如何行之有效地开展农业科普，将科普贯穿新农村建设的始终，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不仅关系“三农”大局，而且必将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农民科学素质，特别是提高那些在农村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的科学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早在2006年，中国科协和财政部就启动了“科普惠农兴村计划”。这些年针对的农民科普工作得到持续强化，但农民对于农业科学普及知识的需求依然非常旺盛，所以开展科普工作的任务依然艰巨。

首先，从我国国情来看，农民是我国人口中最大的、较特殊的公众群体，城乡二元结构不仅形成了巨大的城乡差距，也形成了城乡科普的巨大反差。由于我国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缺乏接受继续教育和提升科学素质的有效途径和机会，使他们对科技知识的理解接受和应用能力大打折扣，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业的科技进步。因此对农民的科普具有急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工具性等特点。

其次，加强农民科普工作是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客观要求。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科技创新不仅依赖于社会的物质保障，更需要高素养的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只有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大力加强科学普及，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水平和劳动技能，才能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

最后，加强农民科普是破解“三农”难题的重要举措。农村农业基础薄弱，经营方式落后，抵御自然灾害与综合生产能力不强，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不高。因此只有切实提高农村的科技文化普及率，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为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铺垫坚实的科技文化基础，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我国多年的“三农”问题。

3开展惠农科普工作的主要途径

3.1 培养新型农民，着力打造开放有序的农民科普教育体系

没有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因此加强现代农民科普，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已成为当务之急、势在必行。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素质总体上呈现结构性下降。农民科普的对象主要是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农村科技人员和知识青年、农村专业户和示范户、农村转业人群、农村多种经营人员、农村弱势和边缘人员。运用科普的层次理论，应当重点抓好对核心层农民的科学技术普及。首先，应立足地域差别大、农民以多业兼营为主、教育培训需求呈多元化等实际，发挥广播、电视、网络等远程教育培训手段的优势，以培养新型农民为重点，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务农技能和科技文化水平；以培养适应城镇化、工业化需要的产业工人为重点，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以培养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的“科技型”村干部为重点，通过系统培训，提高他们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和能力。

3.2 整合农村各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重点建设一批县市级职教中心和乡镇级科普示范学校、村（社区）级农民科普学校。加强对外输出务工农民的转移就业培训，发展技术型、外向型劳务输出，通过实施农民科普培训工程和绿色证书工程，努力提高农民务农技能。拓展农民致富门路，着力打造农民增收体系。目前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相比，水平偏低。缩短城乡差距，消除城乡壁垒，广辟增收渠道成为农民增收的三大长效机制[6]。

3.3 利用多种渠道对农民宣讲科普知识

通过农情信息、发行科普杂志、发放技术资料、发送农技短信、举办技术技能培训班、科技班等方式及时组织农户们学习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等手段来深入开展农技推广服务，提高农业技术入户率和农业生产水平。在全镇、全村范围内设立普及农业科普知识的宣传栏，普及农业科普知识。同时农业科技人员、农技指导员需要经常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采取课堂教学、放映科技影碟和现场技术指导相结合的方式，面对面传授、手把手教学，咨询、答疑相结合，指导农户进行种植，现场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突出针对性，注重时效性。目前我国很多农业专业的大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前都面临一个实习难的问题，当地政府可以鼓励他们到农村实习，与当地农民结成“一对一”的服务对子，帮助农民掌握新型的农业技术手段，了解目前国内外最新的发展趋势，到田间指导农民科学种田，传授农作物养殖新技术。这样，既有效地解决了大学毕业生毕业实习难的问题，也切实为广大农民送技术上门，扩大了农业科普工作的受众面，提高了科学普及的效率，使大学毕业生跟农民获得双赢互动。

3.4 拓宽服务手段

积极探索农技推广新途径，比如巡回授课与电视讲座相结合不停滚动播出；技术人员讲理论与典型大户介绍经验相结合的方式，为广大农民提供实用技术、农业政策、法规；组织高产大王、种养殖大户现身说法，通过让农民看到和深切体会到科技的作用，从而自觉产生对科普尤其是农业科技的有效需求，激发其利用科技的积极性；建立科技图书站，解决农民想看书却没有资料的难题，也鼓励大家在图书站互相探讨、解决面对的问题。另外，目前农村基层科普网络特别是村级科普组织不够健全，很多偏远的山区甚至还尚未建立，一些地方基层科普机构或组织大多是负责人身兼数职，活动稀少，内容单调，因此要积极利用日益普及的互联网，建立健全农业信息网，及时公布农业生产信息，全方位开展服务。强化科普功能，拓展科普内容，充分发挥其科技示范、科技普及、成果推广、配套服务等作用，形成以政府科普网络为纲，群众科普网络为络的网络体系。

3.5 开展农业高新技术成果展览会

在陕西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杨凌农高会不仅是展示我国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一次盛会，也为广大农民搭建了学习农业经验、农科知识的平台。在农高会期间，还举办了“中外农民创业论坛”、“百名农业专家现场咨询”等活动，让农民与科技知识“面对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科普渠道和平台，应该学习、借鉴和加以推广，在成果展销会上，重点推广生态、节本、增效综合配套技术，拓展新型农业的技术手段和应用范围，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3.6 建立科技示范园

建设集农业科技人员培训、新产品试种、标准化生产推广等各项功能为主的部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在示范园大棚内，各地农户可以随时去参观考察学习种植经验。最终以科普示范区、科普示范村、科普示范基地、科普示范户四个创建为载体，推进科普工作实现新突破、新发展。

3.7 加大农民科普投入

现代科普是项高投入的事业，综观世界各国，越是现代化，科普经费投入越大。我国农业科普工作的重点在县镇两级，但是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也主要集中在这两级。目前县镇级财政非常紧张，很多是“吃饭财政”，有的甚至债台高筑，科普方面的投入非常有限。有的基层农技推广部门“有钱养兵，无钱打仗”或“忙于自身生存，无力推广农技”。即使县级财政虽然有安排，但有效利用不够。有些地方将专项科普经费用于外出考察科普工作，用于购置数码相机等办公用品，直接投入到农村、用于农民的科普经费很少。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应当保障专门用于农村科普的经费投入，并规定保证有一定经费投入用于农村科普，在本级财政预算支出中单列并及时划拨，专款专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科普经费应逐步增加，并提高利用率。

4结论

充分利用对台优势，促进闽台农业产业对接，大力引进台湾资金、技术、良种、设备，加强闽台农业科技、经营管理、人才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台湾现代农业的发展机制、经营模式、管理经验，全面提升闽台农业合作水平，有利于促进福建农业产业的升级。我省可以围绕着“三条产业带、三大优势产业”发展设施农业；培育优势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建设“多层次、差异化”的创意休闲农业，发挥我省“少地多山”、自然景观优美、文化遗产丰富等优势，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作为两大驱动“引擎”，构建与城市文化旅游互补的创意休闲农业。以上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农民这一特殊群体，更离不开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民，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该群体科普知识的宣传，竭尽所能的提供一切机会为他们服务，才能推进两岸农业合作、经贸合作，最终促进海峡两岸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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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两面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本科教育；研究型教育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本科研究型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与研究型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发展过程之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本科研究型教育均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之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在进行高等教育选择时往往会进行对比分析，区分利弊。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本科研究型教育的和谐发展，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以及所学，对两者异同进行归纳总结。

1 培养目标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高等职业技术型人才以及研究型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增加。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本科研究型教育两者借助于国家、地区、自身发展长期以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的优质人才。例如，根据《202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表明，伴随着国家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的增加，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2023年高等职业院校已经达到1276所，占高等院校的60%。与此同时，作为本科研究型教育也为各行业研究型人才需要提供了大量人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两者为各行各业提供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与研究型人才，但是，其培养目标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例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将培养高等职业技术型人才作为目标，其主要通过培养各级各类高等职业技术型人才来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则主要注重对于理论型人才的培养。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其将教育目标定向于学术。而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将教育目标定向于应用型人才。

2 培养模式

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本科研究型教育两者培养模式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所谓“培养模式”是指“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采取的培养过程的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由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本科研究型教育两者教育目标的差异性直接导致了培养模式的差异性。例如，从专业与课程设置模式来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中，注重对专业人才的专业培养。这直接导致其专业设置注重对于学生专业应用性的设计。无论是专业设置，抑或课程内容设计均以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为主，注重对于学生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培养。本科研究型教育则注重于对学生知识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培养。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相比，虽然两者均注重于对学生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培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所注重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往往侧重于其专业性。而本科研究型教育则注重其广博性，注重理论研究与专业研究。从本科研究型教育之中课程设置来看，其注重“理论性”，在整个教学过程之中，则凸显“研究性”。

3 生源素质不同

科学技术的两面性范文第5篇

总体态势：海洋高技术产业带动新一轮海洋经济发展

与海洋经济的传统产业结构（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洋运输以及滨海旅游等）相比较，新一轮海洋经济将以海洋高技术产业带动，进入发展快车道。海洋高技术产业主要是指那些具有高技术含量、高资金投入、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现代高端海洋产业，主要包括海洋资源和能源产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水增养殖产业、海水综合利用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海洋信息服务业等。新兴海洋高技术产业呈现以下两个主要特点：

首先，海洋高新技术研发力度进一步加大，对海洋高端产业的支撑作用明显加强。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海洋强国不断加大对海洋高技术研发投入，以较高的科技贡献率带动了海洋高端产业群的发展壮大。当今，世界各国围绕资源、能源以及海洋战略通道展开的竞争正加速向海洋各领域扩展，尤其是在深海领域的竞争，已成为和外太空竞争并驾齐驱的另一场综合国力和高科技实力的激烈角逐。目前，国际上海洋高技术发展有以下五个重点领域，即海洋生物技术，海洋生态系统模拟技术，海洋油气资源高效勘探开发技术，海洋环境观测和监测技术，海底勘测和深潜技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把海洋高技术作为第八个领域列入国家高技术研究开发计划（863计划），对启动海洋高科技研发并推进新兴海洋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海洋高技术，主要包括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海洋生物技术和海水增养殖技术、深海探测和海洋环境监测技术、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技术、海洋能开发技术以及海洋信息技术等。自“九五”以来，国家对海洋科技投入明显加大。有关统计材料表明，“九五”期间国家科技部对海洋科技经费投入为3.5亿元，“十五”期间增至8.5亿元，“十一五”期间增至20亿元。“十二五”期间，预期投入将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我国自主设计和制造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成功进行了3700多米载人深潜实验，为冲击7000米载人深潜迈出关键一步。我国自行建造的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第六代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号”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海洋工程高技术成果，表明我国在深海探测、油气资源深海开采重大关键技术和工程装备研制方面开始急起直追，在某些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其次，海洋产业特别是海洋高技术产业，不但对沿海区域经济总量的贡献进一步提升，而且对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将产生长期推动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经济一直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其中，海洋渔业经济总量仍居世界首位，海洋交通货运产值居第二位，海洋旅游业居第三位，海洋油气业异军突起，居第四位。同时，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这种趋势将在新一轮发展中进一步加强。例如，海洋矿产资源特别是深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将拉动海洋工程技术装备和科学探测仪器等高附加值配套产业；海洋增养殖技术进步将推动传统的垂钓捕捞渔业生产方式，向可控、安全的工厂化、放牧式生产作业方式转变；随着海洋环境生态监测体系的完善，海洋资源探测、海洋气象预报、水下通信等海洋信息科技的进步，海洋信息服务业的贡献将加速提升；海洋生物技术的进步，必然促使水产养殖业在优良品种培育、病害防治、规模化生产等诸多方面呈现跨越发展，促进海洋新药、高分子材料和功能特殊的海洋生物活性物质产业化，提升海洋环境保护能力；海洋能开发，海水淡化和海水化学资源提取相结合的海水综合利用，将随着成本降低而加速产业化。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必然和临海基础设施建设良性互动，增加临海区域的客流和物流量，从而促进现代物流业和滨海旅游业的振兴。

我国的海洋经济正在经历从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技术、资金相对密集、经济和社会效益更高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以海洋高技术产业带动的新一轮海洋经济发展，不但符合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需要，而且涉及国计民生的广泛领域，符合当今和未来的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

新时期“山海经”：重在谋划海洋高技术产业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省委和省政府作出“大念山海经”、发展海洋经济的一系列战略决策，海洋经济快速进入全国先进行列。从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趋势看，需要以新的战略思维，唱响新时期“山海经”。显然，新时期“山海经”战略目标，应是促使从海洋经济大省向海洋经济强省转变，在继续扩大海洋经济总量的同时，注重培育海洋高技术产业基础，提升海洋产业科技含量，培育、壮大海洋科技人才队伍；坚持“陆海统筹”，在现有的陆架和浅近海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基础上，加强资源整合，组织技术攻关和产业规划，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抓住海峡两岸发展海洋经济的共同资源需求、共同消费需求、共同信息服务需求以及共同的海洋文化情结，促使海洋产业成为构建海峡两岸新的共同经济体的重要舞台。

根据国家海洋科技和海洋产业发展战略，应在已有的海洋产业基础上，重点选择若干具有一定基础的领域谋求新突破，例如：

推进海洋增养殖业的提升。浅近海国土资源仍然存在较大利用空间，除了继续保持传统优势之外，应大力扶持海洋生物技术研发，在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层面，推进优良品种培育和病害防治；通过海水增殖新技术研发和技术集成，在育苗、驯化、放养、可控捕捞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争取国家基础研究基金项目和部级示范项目，增加自然海区的水产资源量，拓展水产品增值空间。

扩大海水综合利用试点。已在国内率先利用海上风能开展海水淡化实验项目，可以扩大试点的技术综合度。例如，结合海水淡化引入海水化学资源提取工艺流程，向盐化工等海洋化工产业延伸，形成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显著的海水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基础。

拓展海洋生物食品、保健品和生物医药产业链。认真研究当今社会消费结构变化趋向，引导海洋药物和食品、保健品向高端方向研发；依托已在厦门建立的我国大洋生物基因研究开发基地，扩大海洋生物基因资源采集范围；培育海洋生物医药和保健品研发产业联盟，提高海洋生物基因资源共享度；扩大海洋药物和海洋活性物质化学生物产业孵化器平台；积极参与海洋生物食品、保健品和海洋生物医药的技术标准制定。

加速海洋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面向物流客户主要节点，大力提升供应链流程优化设计等现代物流信息整合和服务功能，促进海陆联运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益。拓展滨海旅游业，促进某些生产性项目（如近海养殖捕捞垂钓）和休闲性旅游项目相结合，发展滨海体育健身和养生旅游，扩大旅游市场。结合临海地区城市化进程，优先抓好滨海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公共设施规划，并以立法手段予以强化。在此基础上，组织专家集中进行家园式旅游设施的建设规划和旅游服务准入的行业标准制定，作为吸纳民间资本进行有序开发、保证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充分开发历史悠久并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资源，加强创意设计，形成临海旅游文化走廊带，提升滨海旅游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品牌影响；加强海洋环境、海洋生态监测、海洋气象预报和防灾减灾预警。

此外，有必要把新兴的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利用、开发和保护列入加强对台合作的重要领域，依托两岸地质、地震业务主管部门和相关大学、研究机构，对台海深部地质构造与潜在海洋矿产资源等开展基础地质研究。同时，充分利用良好的港口基础设施和出海口条件，抓住全球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新一轮产业转移机会，引进海洋工程装备高端产业，向海洋工程作业平台和滨海旅游运载平台两个方向发展，带动仍处于低端技术阶段的传统船舶修造业升级转型。

切入点：整合资源要素，构建海洋高技术产业支撑平台

发展海洋经济，促进海洋高技术产业的合作和竞争，都将集中在科技、人才、资本、市场、标准和品牌等方面。掌握和支配这些要素的主体是政府、大学和企业。因此，建立大学、政府和企业界之间的“三螺旋”互动关系，成为振兴高科技产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体制架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大学—政府—产业“三螺旋”互动体制建设：

以服务于战略性高科技和新兴产业为导向，加强专业学科的应用方向调整，促进高端人才资源集聚和创新平台建设。大学要坚持把服务战略性高技术产业需要作为学科布局调整的主导方向，应把重点放在创新产学研合作办学体制方面，主动争取有实力、有需求的企业直接参与人才培养，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产学研合作的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引进、培育学科带头人及其创新团队，加强创新骨干力量。重点建设高校要培育应用基础研究力量，选择部分具有人才和科技相对优势的学科，在政府和高科技企业支持下培育研究型办学实体，作为高端人才引进和培育的高地。

加强科技装备资源的共享对接。科技创新和研发需要科技装备条件支持。近年来，重点建设高校固定资产投入的相当大部分用于科技研发和实践教学的条件建设。以福州大学为例，承建的部级和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近40个，各种科学实验仪器装备价值超过6亿元。如果对大学城以及在榕科研院所的重大科技装备总值进行统计，可以开放共享的科技装备资源相当可观。提高这些科技装备资源共享度，可借鉴北京的经验。中科院在京机构科技装备可以对外开放的价值超过20亿元，加上北大、清华等研究型大学以及高科技企业，可供对外开放的科技装备总值达30多亿元。近年来，北京一手抓高新技术产业联盟建设，一手抓科技装备共享对接，坚持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作为开放基金，促进了价值几十亿元的科技装备服务于高新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