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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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舜：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前言”，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版，P2.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46，P47，P48，P49，P51，P52.

U.S.powerandthe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RobertGilpin.[monograph],NewYork:BasicBooks,[1975]，P32，P33.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52.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P20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P31，P31-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页.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　制度

[中图分类号]F09；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3)02―0074―07

一、西方政治经济学及其相关形态

西方政治经济学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现代社会。16世纪初叶的欧洲诸国，尤其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孕育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17-18世纪，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重农主义等三个典型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态日渐成熟，其中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为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亚当，斯密可谓早期现代(early modern)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真正地塑造出一门现代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经过李嘉图、马克思以及诸多19和20世纪经济学大家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思想更为广阔和多元的理论场域。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甚至在20世纪以来的衰落，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本文着重予以说明的是两点。第一，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国家构建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之双向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有关国民财富的性质与产生机制的理论探讨，它是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劳动分工、货币流通、信托资本以及自由贸易乃至商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相关联的，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必然要与上述的诸多因素贯穿起来综合加以探讨，也就是说，一个脱离了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的完全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尽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与早期现代尤其是与英国18世纪的政治构建和市民社会密切相关的，第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度繁荣之后很快就开始趋于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诸如货币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近年来在经济学界，一种去政治经济学或反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大行其道，这其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西方业已完成，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或现代社会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化构建之完成，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制度前提已经确立，因此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使命也就完结了。现代经济学则是在这样一个前提和预设之下展开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内源探讨的，在这里基本的政治的外部性问题不再作为一种变量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

如上所述，本文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概括，那就是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两个基本层面的内容，一是构建一个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国家的框架)，另一个层面，则是探讨在这个框架之下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关系以及围绕着国民财富而发生的有关劳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领域的诸多经济、政治关系。上述两个层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现代经济学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较为系统性的层次分离，把原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作为外生变量置于经济学范畴之外，将政治的归政治、不放在经济学语境中加以探讨；而集中探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分化出诸多理论流派。所以，现代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个层面问题的专属性学科制的分化与扩展，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现代经济学不再处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而是把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经济学的政治性(国家、层面的，非政府政策层面的)，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或预设而设立了。只不过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滥觞，原先自明的前提设立反而在它们的局部扩展中被一步步抽空了，以致于没有谁再提及，就像政治学的利维坦，大家都把它忘记了，或者说它主动藏匿起来了(有人说它在沉睡)，但是，藏匿(沉睡)不等于不存在，一旦需要，它会苏醒、现身，那时将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现代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微妙而严峻的关系，将会铸成大错。

在主流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之外，本文还要扼要说一下另外几种变异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政治经济学。从学术谱系来看，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奇特而伟大的产物，马克思接续英国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把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德国的黑格尔哲学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种新型的通往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所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财富(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性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最终导致的是一种绝对政治的去经济学。从这个视角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或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是他的最高教义，这与西方现代去政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的经济性)恰恰是截然相反的，而它们的实质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即政治性与经济性，各自发挥到极致。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教义实证主义化了，搞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这个模式把马克思政治浪漫主义(不可实证性)硬性地予以经济化，最终只能导致哈耶克所谓的“奴役之路”。此外，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学术框架内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形。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诞生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有罗默、普沃斯基、艾尔斯特、鲍尔斯等代表人物。这些学者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剥削等概念，也取得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类似的技术性结论。然而这种分析马克思主义，割裂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观念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也是将马克思的思想工具化了。虽然他们也有很多重要的研究结论，甚至也能为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接受，但仍然是将马克思主义去政治化了。

第二个是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左派的中心一依附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总的特性来说属于一种“内政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它主张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资本无国 界等，但其政治性主要涉及内政，构建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制度。当然，这种政治经济学也不乏具有那个时代的准帝国性和全球性，但它的政治经济学之政治的中心还是内政的，也就是说，构建一个政治的与法律的国家制度为其治理下的国民财富或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保护机制是其政治性的内涵，至于国家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其外部延伸。现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颠倒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主次关系，它把国民财富的基础归结为国家间的基于国际政治的经济结果，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政方面被它们淡化或遮蔽，而放大或突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性，并凸显出国际政治的丛林原则。

如果说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注重国际法、国际机制等一些法律化的制度建构对于全球经济财富的正面意义，那么到了现代左派尤其是一些激进主义的新左派那里，全球秩序就遭到了彻底的颠覆，诸如现代世界体系、白银时代以及中心一依附等一些批判性的社会政治一经济理论，它们从绝对政治的高度，结合后发国家融入现代化的失败教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帝国主义(通过科技、军事、金融等手段对于全球资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血腥掠夺)展开了满腔义愤的批判和控诉。在它们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绝对不平等的社会，西方国家的国民财富根本不是传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是通过劳动、交换等方式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后发国家那里榨取和掠夺来的。因此，新自由主义等现代经济学完全是一派胡言。从上述意义上说，它们也属于一种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即国际的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本质特性倒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同构，只是时代背景有所不同，而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去甚远，与古典正统政治经济学则大相隔膜。因为它们极其忽视内政的制度建设，对于西方国家的内政意义上的法治建设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对于导致后发国家经济失败主因的法治的严重缺失只字不提，把责任推卸给西方霸权与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这种解释倒也轻松，只是如何建设。就难免陷入道德主义的乌托邦。

第三个我把它称之为一种现代、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严格地讲，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类形态。

其一，是布坎南等人一再论述的立宪经济学，在我看来，这种立宪的政治经济学只属于一种公共政策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或政府论意义下的政治经济学。这派经济学敏感地发现了现代主流的经济学那一套沉迷于关于边际效用、货币供应、消费偏好等纯粹的经济性，搞得越来越像代数学，忽视了现代经济的公共性，忽视了政府、宪法以及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它们关注政府失灵、公共性缺失、搭便车、权力寻租等问题，试图重新开辟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性维度。此时，它们更强调论述，一个政府或者说国家在一般日常政治条件下的公共财政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构建理论细化为财政手段，而给予精致的理性分析。诸如政府财政、税收、福利、教育、环保、医疗等重大的公共政策的政治一经济问题。应该看到，上述问题确实是困扰着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些主要政治一经济问题，所以这一派经济学的凸显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

其二，是阿罗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以及卢卡斯、萨金特等人的从新古典经济学内部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前者主要探究社会偏好加总、集体一致的逻辑基础、功利主义的基础以及投票问题，其理论核心是几个不可能定理。如阿罗不可能定理、吉巴德不可能定理、森不可能定理等，证明了现代政治理论根本逻辑前提上的困境，以及解决这些困境所要放松的前提假设。这些理论与正义理论、权利理论、契约理论等现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论题有许多重叠的部分，然而毕竟过于抽象和理想化，缺乏历史维度和实证方法，不能对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提供直接帮助。后者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其要点是把政治“内生化”、“经济化”，即将政治博弈、政治策略、政治周期等看作经济增长和波动过程中的产物，以技术进步、知识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外在冲击作为经济一政治变动的根本动力。

其三，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最典型的如经济学界新星阿西莫格鲁的《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所表现出的研究路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兰德斯的国家起源理论和格雷夫的以博弈论重述市场发生历史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分析工具进入经济史、政治史提供了可能。阿西莫格鲁、迪克西特、巴泽尔等人，以更精致的数学工具综合了上述这些思想，从国际政治、经济历史中抽象出可供分析的制度类型，加以分析。这套分析在探讨局部制度方面非常有力，也能获得实证的有力支持，然而它却无法推广到对一般政治的讨论，故而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我所谓的第三种现代的政治经济学还有阿克塞尔罗德的通过复杂理论、计算机仿真技术来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麻省大学的“桑塔菲学派”等。但是几乎所有上述的现代新政治经济学，它们的研究都忽视了对国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具有某种去政治化的倾向。

二、新中国两个30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转换

现在我们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同构关系，我在自己的多篇论文中曾有过专门论述，基本观点是：从政治逻辑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社会还处在一个早期现代的发展过程之中。现代政治(国家一自由政体)和现代经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还远没有发育成熟，因此，我们类似于16-19世纪的西方社会。而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生机制从一开始又是处在费正清所言的刺激一回应的模式之中，与西方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生演进秩序具有发生学的差异。尽管我们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15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500年的历程，但其中很多关键的结构性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逻辑是超越不了的。当然，我也一再指出，这个逻辑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也无法克隆、照搬西方曾经走过的那一套，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忽视或跨过这个历史的峡谷，一步就与西方现时代比肩而立共同迎接所谓后现代社会。在上述这个逻辑的大趋势之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本文并不准备处理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简单谈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60年，可分为两个时段，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发轫、推进乃至破溃的时代；后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这个时代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轫与发展并且面临巨大危机的时代。

下面我着重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个层面审视一下中国这两个30年的演变。我前文曾经论述了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所展开的两个基本的层面以及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转变，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退却与现代经济学的凸显。从形式上来看，中国的这两个30年，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所具有的意义相比西方来说，却是大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 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在前30年是一个变异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最后与之伴随的是国民经济即将崩溃，而后30年的经济学，则又是一个水土不服的现代经济学，以至于到目前，为世人痛斥，难以为继。其实，在我看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之双重失败，从一开始就隐含在其内在逻辑之中了。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社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两个任务都是建设性的，一个是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内政的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关的政治的公共性；另外一个则是在上述的政治公共性的保障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从而催生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国民财富的动力机制，由此构建出一个基于以国民财富的发展为目标的市民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构造原理，是藏富于民，也就是说，一个现代政治只有把财富的动力机制交付给作为个人的公民个体，由他们自主地追求他们的合法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体系，并通过法律机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一切非法的侵权行为，维护一个有序的秩序与市场秩序，那么，这样才能够培育出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一派，如亚当?斯密，他们强调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自由的交换机制，通过最大化的释放个人的能动性，调动起每个个人追求财富的创造能力。这一点与重商主义不同，把财富放到自由市场的生产与流通之中，放到个人手中，由他们去创造，而不是通过国家，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础。这派经济学因此强调法治、产权保护、自由秩序，这些到了现代经济学那里已经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为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所接受。

但是，我们看到新中国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是一种公有制前提下的计划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没有计划。个人在自己的经济行为中按照自己的理性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当然是有计划的。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计划往往会被社会的偶合市场秩序所破坏，而这恰恰构成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之动力机制。就整个社会来说，它是一个自生秩序、在法律之下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为主的市场经济，是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国民财富的症结点，但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与此完全相反，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央计划主导的、低效率的、没有给市场经济留下任何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对此，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都有过系统的批判。

后30年可以说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开启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30年校正了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的某种重大的偏差，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问题恰恰也出现在这里。因为中国后30年的现代经济学，它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可是这种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在中国却是阙如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为共设和前提的现代国家与法治秩序。因此，在这样一个空白点上，将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直接吸收过来，企图催生中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中国的国民财富的健康发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现代经济学或者说所谓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所导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的后30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后30年中的后15年。正是在这一段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学彻底甩掉了政治包袱，以独立的、由现实的经济增长赋予合理性的姿态，在中国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两股力量起到了极大作用。其一是大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教育。中国大学的经济系以“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为主要目标，以学习和写作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学论文为手段，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教材，突出数学工具，而相对忽视理论对现实的描绘与阐释。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系学生出国和学成归来，随着一些著名高校相继建立专门培养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的研究中心和培训班，使得经济学完全被西方经济学所挟持，变成一件无可改变的事情。其二是现代新兴媒体在本世纪初迅速崛起。以《财经》为代表的现代财经媒体的崛起，大量研究者通过阅读和了解张五常的论文、随笔来学习经济学，他们的工作使得经济学门槛极大降低，许多普通读者藉此获得了丰富的经济学常识，同时也忽略了真实经济必须要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相结合的复杂性。这方面的影响也使得经济学逐渐变成“黑板经济学”，而不再思考它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教条。

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原理，其有效的半径是受到限制的，它是以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涵盖下的领域为前提的，在现代的国家制度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的地域，这种现代经济学的功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前苏联解体之后，在相关国家进行的所谓“休克疗法”，即企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现代经济学并不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双重的功能，它只能在一个完备的体制内塑造出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前一个基础。结果将是不可预期的。同样，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由于后发国家大多并没有经历过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双重的构建过程，现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那里的市场秩序的建立、扩展、功能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独特情况，即一些威权国家或地区通过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某个时段内较为积极的成果，如曾经显赫一时的亚洲“四小龙”等。这些相对成功的案例，并不能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多大的特殊功能，而只是表明这些威权国家，至少在形式上与国家有某些相同之处，大致具备了一些作为现代经济学所必须的政治要素，例如稳定的乃至法治的秩序。

新中国的后30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30年。我们既不像前苏联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盘解体，也不像后发国家那样陷入中心与依附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能自拔，而是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这一模式，固然成绩卓著，但问题也不小，在政治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下，经济改革难以单腿独进。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乃至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关口，或者其扩展空间已经用尽。经济的问题经济解决，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这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平衡的结构，我们现在是到了重提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到了举步维艰的现时代，关于经济改革的反思，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讨，乃至对于整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已经变成了公共话语，对此，我们应该审慎地对待。我反对那种情绪化的道德批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哪些是它们能够做的，哪些是它们做不到的。我觉得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30年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第一，它们有效地破除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计划经济，把一个西方社会的完备的主流经济学植入到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之中，没有这一派现代经济学的持久努力，我们很难走 出政治经济学前30年之窠臼。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在一个独特的政治条件下进行的，在有限的空间下，新自由主义努力推进个人产权以及市场经济，力主国退民进、市场秩序等等，致使一个相对的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起来，30年的成就可圈可点，不容抹杀。

问题在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盲目回避问题，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理论的限度与实践的边界，企图用经济化约政治，用现代经济学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现代经济学家只是一种专业化的经济学家，也大可不必要求他们担当政治经济学家、宪法学家、政治学家所应承担的学科责任。而且，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贫富不均、权力寻租、黑社会化问题、国企垄断等等，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力解答的。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现代经济学有必要重提政治经济学，我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政治经济学?本文在前面曾经归纳了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形态，总的说来，大致有三种：一种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华勒斯坦、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来说都有重大的相关性，而且它们又都是各自独立的，有些甚至是相互对峙的。如何把握这三种政治经济学的各自本性，结合中国60年尤其是后30年经济变革的状况，选择一条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道路，不但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我们先来看第三种。这套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严密的理论形态。它们是多种各自独立的社会与经济理论的通称，如佩里，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思想，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卡多索、阿明的中心一依附理论，等等。总的来说，这一套繁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他们的一些核心理论观念来自马克思与列宁，尤其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列宁的被压迫民族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是他们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他们又都是一些后发国家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反全球化的理论。他们对于人类历史，尤其是世界经济史，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一依附的历史叙事，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凭借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霸权，不公正地掠夺了全球的各种资源，造成了人类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因此全面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才是经济学的本质所在。第三，这派经济学是一种单纯的国际或全球政治经济学，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去处理后发国家的建设问题，一股脑儿地迷恋于对抗全球一体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全球垄断和资源掠夺，他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绝对化了，严重忽视了作为内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关注后发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及国家和市场经济之平行的内政制度构建。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某些理论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的新左派就完全接受了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铁幕之中，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打破全球资本主义垄断对于中国人民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奴役。从而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解放。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还远没有摆脱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约束，甚至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种政治经济学又以某种新面目出现，例如，政治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命脉的全面掌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宪法确立，国有企业的强势垄断，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变化。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没有任何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周边地带还是让渡出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空间，单向度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瓦解，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在法制建设并不完善的前提下，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勾结的黑洞出现了，并成为中国社会许多问题的原因所在。对此，如果全面回复到前3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去，全面清除市场经济，或许从理论上说可以解决上述黑洞问题，但改革时至今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复辟如何可能呢?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国际政治期刊 编辑方针 栏目设置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110－09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深刻变化，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与之相应，中国的对外交往日渐增多，对国际政治的了解、观察和研究也更加广泛、全面而深入。就学术研究层面而言，这些年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学术水准逐渐提高，政策和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能力也有所增强。作为衡量的一个重要尺度，“一国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存在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中国或多或少地已经具备，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已经基本上形成”。［1］在诸多条件中，“专业国际关系期刊的存在”是其中的重要一项。［2］也就是说，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进步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而国际政治类期刊的进步则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述判断和共识为前提，本文拟以编辑学为主要知识背景，从国际政治类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出版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刊物的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来讨论中国国际政治类期刊的进步及不足。可以想见，同样是上述那些因素的促动，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类期刊也在经历一个发展和积累的过程，专业刊物渐次增多，办刊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不同刊物也在互补和竞争中，努力形成各自鲜明的个性和风格。除了开本大小、版面设计、装帧印刷等形式的因素，编辑方针的确定和调整，栏目的设置和替换，乃至于刊名的变更，与刊物的思想内容直接相关，更是办好刊物的重要因素。在这两个方面，各家刊物的编辑部一般都是自我谋划，相机而动，未必每每都经过认真的考量和比较，因此仔细推敲起来，也能够总结若干规律，发现一些问题，以资完善和改进的。而从编辑学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国际政治类期刊的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进行梳理和分析，迄今尚未见到。［3］

本文选取在北京出版的三种国际政治类期刊为分析对象，它们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和《外交评论》，考察的时间跨度为2001―2007年。这三种期刊创刊的时间比较接近，《世界经济与政治》创刊于1979年，《现代国际关系》1981年，《外交评论》稍晚，是1984年。二三十年来，它们的刊名和刊期大都有变，如《世界经济与政治》1982―1986年为《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7年改用现名，《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由《外交学院学报》更为现名，刊期也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但自创刊以来，它们的编辑和出版一直延续至今。这三种刊物在国际政治研究界都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先后被列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还曾获得各种奖项和荣誉，如《世界经济与政治》连续几届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还曾荣获“第二届国家期刊提名奖”。这三种期刊的主办机构也比较有代表性，《世界经济与政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现代国际关系》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而《外交评论》则由我国唯一的外交学院主办，2005年改版后，同时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会刊。这三种刊物都是专业学术性期刊，所谓“高级性刊物”，而不是通俗性期刊和一般性期刊。［4］而在同类专业刊物中，它们又都以综合、包容见长。［5］总之，这三种期刊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和可比性，以它们为考察对象，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以下本文先从编辑学的角度，简要交代一下有关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的背景知识，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着重说明以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为分析途径的逻辑和依据。然后，本文以上述三种刊物为案例，逐次考察2001―2007年它们的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的存续和变化，最后试图进行一些比较分析，提出笔者本人的若干见解和思考。

举凡专论编辑或编辑出版的著作，都会论及编辑方针。在笔者主要参阅的《当代报刊编辑艺

术》一书中，两位资深编辑在“编辑部及其战略规划”一章中以专节对编辑方针进行了讨论。“编辑方针是有关报刊编辑工作总的指南，它明确了报刊的读者对象、传播内容、报纸(刊)水准和风格特色，是报刊编辑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6］4根据此番定义，作者试图展示报刊编辑方针的内涵和特征，“不同的报刊都在编辑方针中阐明了自己的性质、定位和宗旨”，“编辑方针常常可以用最精炼的语言进行概括，提纲挈领地反映这家报刊的举办宗旨，成为办报办刊的‘口号’，同时也是报刊进入市场的推介词”，此外，编辑方针“实际上包含了对主管方、主办方以及投资方、出品人及其关系的说明”。［6］48编辑方针主要涉及“目标读者”、“传播内容”、“风格特色”、“报道质量”等几个方面。可见，编辑方针规定并制约着期刊从内容到形式的主要方面，而尤重刊物的目标定位、思想内容和特色。另一位资深编辑在其论著中则把编辑方针提到“宏观编辑选择”的高度，指出“编辑方针任务选择”是“编辑出版者对其所从事的编辑出版活动定下的方向、目标及其活动范围”，是“编辑选择中根本的选择”，“体现并规定整个编辑出版活动的思想倾向和文化取向、价值取向”。［7］157-161

对刊物的栏目设置，一般的编辑学论著着墨不多。在《编辑学概论》中，作者这样定义期刊的栏目：

期刊的栏目，又称专栏，是由同类内容的稿件组成的版面，一般有固定的名称和位置。它是期刊编辑依据一定的出版意图组织编排的，体现着编辑的主导思想和风格。就其性质而言，栏目属于期刊的内容范畴，是期刊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8］206

栏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规划期刊内容，将编辑方针具体化；体现期刊个性；对稿件进行分类，展示期刊的内容。［8］206-208为了实现栏目的这些功能，栏目的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①全面体现办刊宗旨，“对于任何一种期刊，只有其栏目设置真正体现了办刊宗旨，并建立了良好的栏目体系，才能更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②富有创新性，“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变，变中出新”；③精心设计栏目的名称，使其准确、鲜明、生动；④“既要注意相对稳定，又要注意动态平衡，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反过来，期刊在设计栏目时，要注意避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栏目划分不宜过细；内容不宜过于简省；不宜重复设置；栏目标题不宜浮泛。［8］208214徐柏容则认为，栏目是“期刊系统结构的基础”，“既具有组成要素的性质，又具有结构手段的作用”，而选择栏目则应该坚持同一性、唯一性、系统性、参差性和层次性等五项基本原则。［7］268277

从上面的论述也可以看出，栏目与编辑方针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有如论者所述，栏目的创设属于期刊的“中观编辑选择”，“栏目选择的基础是杂志期刊的方针任务、总体编辑构思。一方面，它要受方针任务、总体编辑构思的制约，即不应超越方针任务、总体编辑构思，否则就可能失去自我；另一方面，它又要尽可能地充分、并有创造性地去体现方针任务、总体编辑构思。”［7］267-268从宏观到中观，从编辑方针的确定到栏目的设置，期刊的宗旨、定位和导向逐渐定形而具体起来，其特色和风格通过稿件的采编、刊物的编排印刷脱颖而出。也就是说，通过考察和分析期刊的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可以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评断刊物的思想内容、特色、风格及其变化，也为评价刊物的优劣高下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可行的角度。对于国际政治类期刊，当然也是如此。

《世界经济与政治》

在2001―2007年间，《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编辑方针首先见于该刊2001年第1期刊登的“稿约”，其中开门见山就说：“本刊致力于弘扬学术创新精神，提倡学术自由和平等，积极报道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研究的最新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本刊“主要刊登把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对全球整体的变化与特点的分析，专题性问题的深度透视，宏观的、战略的扫描，多学科、跨学科的研讨，国际关系一般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书评和学术信息等。”［9］同年第4期有一份“征订启事”，其中自我介绍说，《世界经济与政治》是“社科院乃至中国唯一研究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的综合性国际问题学术月刊”，“该刊以‘理论性、战略性、综合性和现实性’为办刊方针，发表反映国内一流研究水平，具有创新性和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启事还对所辟栏目逐一做了简要介绍。［10］

在2002年第11期的“征订启事”中，《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编辑方针已经定型化：“自1979年创刊以来，始终贯彻“‘理论性、战略性、综合性和现实性’的办刊方针，弘扬学术创新精神，提倡学术自由与平等，促进学术交流。”“本刊注重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结合，在世界经济政治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化方面进行了‘合成’的尝试；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注重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结合；注重选题的综合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紧扣时代热点和学科前沿问题。”［11］通过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官方网页，可以查到《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杂志简介”，其中把刊物定性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综合性学术月刊”，其他表述与上述“征订启事”基本相同。［12］

关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栏目设置情况，笔者对该刊2001―2007年的所有栏目进行了统计汇总（见表1）。从2001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与政治》共开设了53个栏目。各年份出现的栏目数量分别为：2001年22个，2002年27个，2003年20个，2004年19个，2005年16个，2006年11个，2007年13个。各年份启用的栏目分别是：2001年22个，2002年12个，2003年5个，2004年3个，2005年4个，2006年2个，2007年5个。可见，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每年的栏目总数，还是各年份启用的新栏目，都呈减少趋势，说明随着该刊编辑方针的调整和明确，编辑部近年对栏目进行了较大的缩减，使栏目的设置趋于合理、稳定，而无须做大的变动。从2001年到2007年7年间，出现6次以上的栏目为：国际关系理论、海外专稿、中国与国际组织、学术动态，其他出现频度较多的栏目还有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术争鸣、焦点透析、战略研究、世界经济、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等。最近两年设置的新栏目如世界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国际政治经济学、危机管理、新安全观与中国，则反映了该刊编辑重心的某些调整和变化。

概括而言，《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重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理论评介和探讨。刊物“在引进国外理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也成为了本刊的特色之一”。［13］相关研究也表明，刊物在1999年改版后，“逐渐变成了一份以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为主，兼有世界经济理论、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相结合的国际关系学术期刊”。［14］近年来，除了继续关注国外理论的最新进展，加强分析和批评，也注意发掘和创新中国本土的思想理论资源。

第二，注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刊物的研究重心在于“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两大块，但以世界政治为主”，即便是世界经济类的文章，也要“以思想见长，不强调数理模型和数学公式的运用，偏重于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相结合”。［13］近年来一些主要栏目的设置如世界政治、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战略研究、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国际政治经济学、危机管理也突出反映了这一点。

第三，突出时代感和现实性。刊物密切关注国际关系学科的前沿，敏锐把握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国际关系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在这方面，刊物最近三年每年年初新设置的栏目如世界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国际政治经济学、危机管理等颇可印证。

第四，强调本土性［15］，强化中国问题、中国视角和中国维度的探讨和研究。诚如该刊主编倡言：“在全球化、相互依存和人类进步的大前提下，从中国出发且透过中国的视角，挖掘中国的资源和叙说中国的‘故事’”，［16］思索中国所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国际问题，为中国外交服务。且不论绝大多数栏目的内容都与中国有关，多年来刊物设置的栏目直接联系中国的就包括中国与国际组织、中国外交、非传统安全与中国、新安全观与中国等。

第五，推动刊物的国际化。海外专稿一直是刊物的主打栏目，近年又先后开辟思想对话、学者访谈等，都在试图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互动。

《现代国际关系》

从所见的表述来看，这些年来《现代国际关系》的编辑方针比较稳定，但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2001年第5期的订阅启事把刊物定性为“中央级综合性学术期刊”，是“当今国内外影响较大的国际时事政治类杂志之一”。其办刊宗旨是“为广大读者了解认识世界、增长国际知识服务，为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交流研究成果服务，为党政军领导了解国际环境、为涉外工作单位掌握时局和国际信息服务，为我国建设事业服务。”［17］

比较重要的变化出现在2001年第7期的《改版证言（编者的话）》之中。这篇文字曾在该刊连续刊登多期，足见它的重要性。其中表示，为提升刊物的内容和质量，要“继续发挥政策性、时效性、学术性‘三位一体’办刊优势”，“实现理论研究与动向研究有机结合，基础性与时效性兼顾的办刊目标，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本刊的特色”。［18］该文也对新开设的主要栏目如特约评论、专题研讨、热点对谈等作了简要介绍。而到了2007年，一份征订启事是这样来表述刊物的编辑方针的：

本刊充分展现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国际战略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及重大热点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集政策性、战略性、学术性“三位一体”，栏目包括政策报告、特约评论、国际政治与安全、专题研讨、外论选登、会议信息、书评等。［19］

在“三位一体”中，“时效性”换成了“战略性”，刊物的栏目也有了新的变化。这种措辞的变化意味着什么？据笔者所知，2005年间该刊的确换了上级主管领导和主编，因此对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2001―2007年间，《现代国际关系》共开设45个栏目（见表2）。各年份出现的栏目总数分别为：2001年17个，2002年12个，2003年13个，2004年12个，2005年14个，2006年16个，2007年24个。各年份启用的栏目分别为：2001年17个，2002年3个，2003年3个，2004年0个，2005年4个，2006年7个，2007年11个。从这两组数据来看，2004年都在最低值，说明经过2001年的改版，该刊的栏目设置基本稳定下来。然而，随着2005年编辑部的人事调整，栏目又迅速替换和增生，2007年更达到了峰值。从2001年到2007年7年间，出现6次以上的栏目有：专题研讨、理论探索、世界经济、书评、国际政治与安全。其他较为重要的栏目还有特约评论、热点对谈、政策报告、国际关系等。

可以看出，不管哪一个“三位一体”，注意跟踪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变化，及时反映国际时事的动态，试图结合理论研究与动向研究，兼顾基础性与时效性，强调提供国际知识和信息服务，确实是该刊编辑方针的主要内容和特色。这种特色和风格通过其主要栏目也直观地反映出来。

《外交评论》

作为外交学院的学报，《外交评论》的编辑方针自始至终都是强调其“外交特色”的。但其间也出现了很有意味的变化。在2003年的一份订阅启事中，编辑部表示要“努力办出‘外交’特色”。［20］2004年的一份征稿启事则明确“本刊将继续以‘外交和国际关系’为特色”，“为推进‘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而共同努力”。［21］更为标志性的变化出现在2005年第3期。该期启用了新的刊名――《外交评论》。在当期的“特讯”中，编辑部特别指出，“刊名的变化不仅是刊物名称的变化，而且是办刊指导思想的变化”，今后正刊版面“全部用于刊登外交、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与法律方面的优秀论文，以突出本刊的‘外交特色’”，“努力使本刊成为中国外交学建设的一个学术平台”。同时，由于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参与协办，刊物刊发国际关系类的研究成果就更加名副其实了。编辑部表示：“我们特别欢迎有关国际政治走向、地区热点问题、外交政策分析等方面的前瞻性研究，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学理性研究，有关重大外交事件的案例性研究。”［22］可见，《外交评论》的编辑方针很明确，那就是努力办出“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特色。

在2001―2007年间，《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前为《外交学院学报》）共开设栏目38个（见表3）。各年份出现的栏目数量分别为：2001年18个，2002年12个，2003年13个，2004年12个，2005年12个，2006年11个，2007年10个。各年份启用的栏目分别为：2001年18个，2002年2个，2003年4个，2004年5个，2005年6个，2006年2个，2007年1个。粗粗看来，除了2001年，上述数据的变化不大。其实，如上所述，2005年的改版，使编辑方针出现了重大变化，试图使刊物从一份普通的、照顾到各个学科、方方面面的学报，转型为一份比较纯粹、特色鲜明的国际政治类学术期刊。栏目的调整也在其中。7年间，唯一延续至今的栏目是国际关系，前5年间比较重要的栏目还包括外交工作与回忆、国际法、世界经济、语言与文化，到2006年，这几个栏目要么消失，要么合并为新的栏目。而后5年基本存续的栏目则有中国外交、外交学院论坛、国际经济与法律等。这种栏目的变化应该说是比较显著的，但除了个别的情况，最近两年栏目重新趋于稳定而少变化。

比较分析：同一性与多样性

如前所述，大凡名报名刊，其编辑方针往往可以提炼成一句话，一句“口号”，对报刊的性质、定位和宗旨既深中肯綮、画龙点睛，又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易于传播。如《新京报》的“负责报道一切”，《南方周末》的“深入成就深度”，《三联生活周刊》的“一本杂志和它倡导的生活”，都是这方面成功的实例。但国际政治类学术期刊不是一般的财经社会类商业性报刊，可以涉及和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把理论和问题的研究时事化，变成公共议题，吸引普通大众的关注，它们其实是精英杂志、窄众杂志。而且，就目前国内同类期刊而言，大多数都是综合性的学术刊物，这就决定了它们关注的问题和研究领域相对比较单一、集中，彼此间的差异不大。从《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和《外交评论》三种期刊的编辑方针来看，彼此交叉、重叠的成分的确较多，其主要思想内容不外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都注意现实感和时效性，至于学术性和规范性，更是所有学术刊物的共同追求。如果我们以研究的领域和对象为标准，选取三家刊物2001―2007年间各自5个主要的栏目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相似性和同一性是比较明显的（见表4）。

实际上，各家刊物对特色和风格都是孜孜以求的。各自的编辑方针虽然不够鲜明、响亮，但也绝非相似或者雷同。从栏目设置来看，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差异性，或者说“存同求异”，也客观反映在各家刊物栏目的变化趋势之中，尤其是最近两年，各家刊物新设置的栏目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非常显著的。如前所述，《世界经济与政治》近两三年新推出的世界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国际政治经济学、危机管理、新安全观与中国等栏目，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刊物的目标和重心，而且紧跟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学科前沿，引领潮流和风气之先。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根据各自的学术和稿件资源，不时开展不同主题和文体的专题讨论，来强化刊物在思想内容乃至文本方面的特色和丰富性。在这方面，《现代国际关系》近些年所做的工作比较突出。2001―2007年间，该刊以“专家论坛系列学术研讨会”的方式先后推出了“中美关系纵横谈”等21期“专题研讨”。而从2001年第7期到2005年第8期，该刊主要约请本所的专家学者，畅所欲言，连续推出了“朝鲜半岛最新形势评析”等50期“热点对谈”，栏目名重一时。

正如传统的欧洲文明是同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多样性之中蕴含着同一性，同一性通过多样性表现出来，国际政治类期刊在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这个宏观和中观层次，完全可以存同求异，在共同的学科、知识和问题背景下办出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要达致这一境界，就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而言，应注意以下几个比较细微、技术性的问题。

其一，怎样提炼刊物的编辑方针，而不是令其“淹没”在读者很少留意的“征订启事”、“稿约”或编辑规范之中，藏匿在面孔呆板、缺乏文采的字里行间？如何设计并经营刊物的版权页乃至四封？

其二，对栏目的创设乃至取消，我们是不是有了一种学理和办刊经验上的自觉？通过栏目增加编辑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了解和互动，加强了刊物和栏目的学术导向功能。

在这方面，《世界经济与政治》 的一些做法可资借鉴。显而易见，该刊每每推出的新栏目都经过认真、仔细的考虑和讨论，推出的时机也反映出这一点。近两三年该刊都在年初第1期推出了有分量的新栏目。对新栏目，也常常通过“主编的话”或者“编者按”把它们适时介绍给读者和作者。在刊物的“简介”或征订启事中，会对主要栏目加以简要介绍和说明。这样，其三，如何避免设置栏目方面的一些误区和差错？比较平庸、短命乃至凌乱的栏目设置，往往在于受到非学术、非内容因素的干扰，但也可能出于我们编辑的随意和迁就，缺乏对栏目系统结构的整体把握，不遵从栏目选择的标准和原则，因而可能导致栏目设计的一些差错和缺陷，如新设立的栏目大量增生，使栏目有过细、碎化之嫌，反而模糊了刊物的特色和风格，或者重复设置栏目或者栏目迁就即时的某个事由，过时即予废止，或者栏目标题过于宏大而减损了栏目的特性和意义，等等。因此，我们不妨尽量排解因时因事因人的影响，从宏观编辑的高度，对栏目设计加以系统把握，多加推敲、细细琢磨，提高栏目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增加栏目存续的时长或者说生命周期。

总之，要办出名刊，首先要经营好其中的各个栏目，使它们形成一个个品牌，形成品牌的集合和刊物或厚实或精致或兼而有之的整体。

“优秀的期刊从始至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内涵，凸显着一种理想信念”，［6］277这种内涵和信念的积聚和涵养需要期刊上下每个环节的共同努力，而编辑方针的明确和栏目设置的优化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前提和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政治类期刊要想取得更大的进步，更需要从这些方面多做努力。

注释：

［1］何忠义.从国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1)：70

［2］同上.在本文中，国际关系类期刊与国际政治类期刊其实没有多少区别。但国际政治的内涵和外延都比国际关系要更丰富，包容性更强，也更合乎我国学科分类的表述，因此本文将这类期刊统称为国际政治类（学术）期刊。

［3］国内以国际政治类期刊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文献屈指可数，其中何忠义《从国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以及程?、刘宏松《〈世界经济与政治〉改版后作者、引文与文章类型的统计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1期）是比较规范、学术含量较高的两篇文章。但几位年轻作者也主要是以刊物（《世界经济与政治》）为分析载体和工具，考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至于对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的考虑和说明，主要散见于各刊物的“卷首语”、“主编的话”、“订阅启事”、“稿约”等之中，这些平常不大为读者和作者所关注的内容，将成为本文的主要资料来源。

［4］关于期刊的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在此取内容层次分类。参见：方毅华，郝丽丽编著.编辑学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203-06

［5］国内的国际政治类期刊大多数是综合性的，即刊发的文章包含国际问题研究的各个方面，如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国别和地区研究等。但一些以国别和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类刊物则不同，它们关注的领域和地域都要固定、狭窄得多，如《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研究》。

［6］韩松，黄燕.当代报刊编辑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7］徐柏容.编辑选择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8］方毅华，郝丽丽编著.编辑学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9］《世界经济与政治》稿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封四

［10］欢迎订阅《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4)：封三

［11］欢迎订阅《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11)：封三

［12］《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简介.省略/Corporation/infoDetail6.asp?cInfoId=181&dInfoId=162，2008年6月22日查阅

［13］本刊编辑部.新的设想 新的期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2)

［14］何忠义.从国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67；根据何的统计分析，1998―2004年，《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刊发的“国际关系理论类文章”几乎呈逐年上升态势，所占比例从4.6%升至58.2%。

［15］本土性和原创性、规范性被列为刊物稿件取舍的三大标准。同［13］。

［16］王逸舟.探索中国思想的“动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1)：1

［17］欢迎订阅.现代国际关系，2001(5)：封四

［18］改版证言（编者的话）.现代国际关系，2001(7)：1

［19］欢迎订阅《现代国际关系》月刊.现代国际关系，2007(12)：插页

［20］欢迎订阅《外交学院学报》.外交学院学报，2003(4)：112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传播与权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3）08-0015-03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2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仍停留于初级阶段。在理论本体方面局限于国外尤其是北美理论的引介，尚未建立起基于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权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体系。在产业研究方面，虽然提出了有别于主流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新范式，显示出该学派理论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但研究范围的广度和研究问题的深度仍有待加强，且由于本土化理论框架体系的缺失，套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往往不能准确的分析出我国传播领域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于阶级结构、公民权利等问题的关注显示出该学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价值追求，但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实践性，相较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较少参与媒体改革等抗争和替代性传播实践，且学术成果对传播实践的影响力有限。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缘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大陆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一直处于学术地带的边缘，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等条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深厚而广泛的知识积累之上，需要对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入分析，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准备不足。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开放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我们相信上述限制条件将会逐渐消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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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蔡骐，谢莹.受众视域中的网络恶搞文化[J].新闻与传播转研究，2008（3）.

[18] 刘燕南，文卫华.论“三次售卖”――兼谈电视互动节目中的受众权益问题[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9）.

[19] 罗锋.论版权贸易逆差：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J].国际新闻界，2023（5）.

[20] 胡冀青，汪睿.新闻专业主义批判：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现代传播，2023（10）.

[21] 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22] 黄典林.“限娱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J].视听纵横，2023（3）.

[23] 宋晶.全球化语境下中印媒体对社会冲突的再现之比较――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8）.

[24] 赵月枝.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2）.

[25] 冯建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另类媒体――以韩国和委内瑞拉为例[J].国际新闻界，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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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王殿英.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公民权[J].当代传播，2023（3）.

[29] 刘晓红.大众媒介与公共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及启示[J].新闻界，2005（3）.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借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2000―2007)的数据,利用引文分析法,对政治学学科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 处理,推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对其做了细致的分析, 论证了它们在该学科领域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图书 政治学 CSSCI 引文分析法 学术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23)1-0147-13

引言

政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我国的政治 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恢复与发展两大历史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相对欧美各国 而言,尚未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熟、体系完备的独立学科,因此,挖掘、研读、 学习西方优秀学术著作,汲取其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并与中国政治现实相结合,对于繁荣我国 政治学领域、提升政治学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挖掘政治学领域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国外学术著作,并分析其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 重要影响。笔者利用引文分析法,借助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对其中200 0―2007年政治学论文引用的图书进行了统计、处理和分析,并依照如下标准:2000―2007 年 间,CSSCI中政治学论文引用80次及以上的图书,或以出版年算起年均被引8次及以上者,遴 选出了我国政治学领域最具学术影响的50种国外学术著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引用论文的 主题的查询与分析,具体介绍了每本著作的影响领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定义的国外学术著作,主要是指在国外出版的外文图书和国外出 版的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图书;不包括马列著作、国外历史与政治文献、国外工具书;不包括 国外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图书,但是包含国内学人在国外出版的图书。另外,本文在统计与处 理CSSCI提供的数据时遵循如下标准:①若书名、作者、出版社都相同,出版年不一致, 在确认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将其合并;②CSSCI中的译著,有的著录的作者是翻译者, 有的是原作者,在确定是同一本书的情况下,合并这两本书并累计被引次数,并把原作者和 译者同作为作者项著录。

国外学术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概况

本文共遴选出50种国外学术著作,总被引篇次为6373次,篇均被引127-46次。其 中,国际政 治与国际关系类著作共28种,占入选的总数的56%,总计被引篇次3086次,约占总量的48-4 2%;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共16种,占总数的32%;政治制度类著作共4种,占总数的8%。此外, 图书主题还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在50种图书中,外文原著共4种,都是国际政治 类著作,合计被引320次。具体入选图书见表1。

为了便于深入了解这些著作的影响领域,下文将对这些著作进行分类讨论并予以简介。笔者 主要依据图书的主要内容、影响的主要领域并参考中图法相关信息对其进行分类。

政治学理论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政治学理论建设,尤其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是政治学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入选的政治 学理论类著作大多是政治学领域内众人皆知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著作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十分广泛、深刻,每个领域的研究与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理论。该类图书共入选16种,总 计被引2304次,涉及的具体主题包括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民主理 论、国家理论及其他政治理论问题等。

《政治学》(被引259次)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其政治学理论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古希腊第 一部全面、系统的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它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为前提,分析了城邦 的形成及基础,探讨了各种城邦理论、制度,研究了各种政体的种类和变革,并讨论了关于 最好的政体、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理想城邦的设想。该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山之作 ,被广泛引用于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等各个领域。

《正义论》(被引218次)一书共分“理论”、“制度”和“目的”三编,分别对有关正义 的理论、原则、正义原则怎样应用于社会制度以及正义理论的稳定性和正义的善等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解剖与论述。作者罗尔斯继承了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进一步提出了“公平的正义” 的理论。该书逻辑严密,思想深奥,对于政治哲学、中外政治制度、行政伦理等研究领域影 响十分深刻。

《社会契约论》(被引215次)一书详细论述了人的自由与社会公约、社会公约与公意、立 法、政府的形式以及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等,探讨了如何在社会状态下实现社会平等的问题 ,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理想,试图创立一种真正合法的社会契约。该书被广泛引用于政治 哲学领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被引198次)对东西方和第三世界24个国家的政治体 制、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试图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找出具有 共同意义的可资比较的概念和标准,进而通过这些概念和标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体系 方法去分析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过程。该书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被许多政治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论文所引用。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被引189次)以1974―1990年期间发生在世界范围内 的民主化运动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并进一步探讨了这波民主化运动的原因 、方式以及后果。该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可以使读者对发生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繁杂 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有一个条理性认识,对诸国家民主化运动有深刻的了解。该书对研究各国 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方面的论文有深刻影响。

《论法的精神》(被引179次)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著作。作者在三卷中分别 探讨了法与政体、法与政治权力、法与地理环境和民族风俗的关系,提出了政治自由与三权 分 立的重要思想,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该书 被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与行政法学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政府论》(被引145次)共上下两篇,洛克在上篇中批驳了罗伯特•菲尔麦的君权神授和 王位继承学说,在下篇中讲述了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理论。洛克用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 约论阐述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论证了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 最早提出了分权的思想。《政府论》为在英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 今天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的研究仍具有非凡的意义。

《民主新论》(被引138次)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深度的、完整的民主论著。该书的基本线 索是主流民主理论,它整理了民主理论研究的使用语言和学术规范,梳理了各种概念间的关 系,理顺了当代各种关于民主的争论。该书被较多地引用于民主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以及行 政学的研究论文中。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被引105次)共分“社会主义之后”、“五种两难 困境”、“国家与公民社会”、“社会投资型国家”、“迈向全球化的时代”五章。作者阐 明了开拓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政治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引起了广泛争论。引用该著作的论 文主题主要集中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的研究。

《自由秩序原理》(被引100次)是自由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全书共分三部分:自 由的价值、自由和法律、福利国家的自由,并包含一个“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 著名后记。作者陈述了自由哲学、法律及政治的基本原则,并揭示古典原则怎样才能被运用 到福利国家的特殊情境。[注:俞可平主编-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 000:360]该书在政治哲学领域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中被广泛引用。

《利维坦》(被引100次)是霍布斯的一本有关国家理论的专著。该书共分“论人类”、“ 论国家”、“论基督教体系的国家”、“论黑暗的国家”四大部分,其国家学说充分体现了 “恐惧”和“自由”的意义。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主要集中于国家理论研究以及其他政治哲 学与政治制度相关领域。

《法哲学原理》(被引96次)的全称为《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该书以国家 学为主要内容,把国家作为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此外,还涉及法、权利、道德、 伦理和社会等内容,系统地反映了黑格尔的国家观、法律观、道德观和伦理观。该书对政治 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被大量引用于公民社会的研究论文中。

科恩的《论民主》(被引94次)是一部以哲学语言分析民主规范的精深之著。该书主要采用 规范的分析方法,来论证民主价值的合理性、重要性与普遍性。作者把民主定义为高度参与 的社会管理和公民决策的体制,强调民主过程实质不仅在于选择,而在于公民自身的参与和 经历,并臻于全体民主。该书主要从公民的角度来分析民主的含义,在民主理论、政治制度 以及行政学的研究中都被广泛引用。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被引94次)是一部以论析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主旨的政治 社会学著作。书中论述了民主秩序的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美国社会的政治行为、民 间社团的政治等内容。作者李普塞特开创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 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领域以及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政治科学》(被引89次)一书分为政治基础、政治态度、政治互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 五编。全书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在 认可美国民主体制的同时,也批判了美国现实政治的弊端。引用该书的论文主要集中于政治 哲学、政治文化、中外政治制度等方面。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被引85次)一书运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政 治体制建构中的结构特征、文化内涵、交往渠道等机制,并研究了支持这些机制运行的诸环 节以及当其出现阻隔时的调节文案。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包括公共政策、政党制 度、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等。

国际政治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国际政治学(含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在中国,国际政治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大量参考与借鉴国外优秀 研究成果是国内国际政治研究发展的必经之路。此次遴选出的国际政治类著作(含外文原著 和译著)在所有国外著作中占56%的比重,其涉及的主题十分丰富,包括国际政治与国际关 系理论、外交学、美洲政治、欧洲政治、亚洲政治、全球化问题等。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被引277次)是一本论述美国当前和长远欧亚 战略的重要著作。作者布热津斯基在综合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的同 时,着重分析了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首要地位的特征、范围和深度,欧亚各大国的现状和发展 前景,美国如何周旋于各大国之间而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及中国在美国对欧亚的战略中所 处的关键性地位等。[注:宋以敏-评布热津斯基新著“大棋局”-国际问题研究,199 8(1):46-49]该书对于学者研究美国对外战略以及世界战略格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被引276次)论述了国际政治的四种社会理论、科学实在 论与社会类别、权利与利益的建构、结构施动和文化、国家与团体施动问题、三种无政府文 化等。作者亚历山大•温特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国际关系。该 书是一本全面阐述温特社会建构理论的著作,也是深入研究文化和观念在国际关系中重要意 义的力作。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被引251次)以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为逻辑出发 点,引出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流派及其哲学的和政治思想的根源,并客观地 介绍了各自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分析各种理论流派的内在相互关系,展示了该领域非线 性的理论发展图景。 张静-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之作――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版)-学术论坛,2005(6):5961 该书被誉为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精神的历史”的经典教 材,被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广泛引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引245次)是亨廷顿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冷战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了解释。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 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该 书是冷战后世界影响最大同时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之一,主要被引用于“文明冲突论”、文 化视角的国际关系、全球化问题研究中。

《大外交》(被引154次) 叙述了从17世纪欧洲的30年战争,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几 百年间纷纭变幻的国际风云。作者以其独到的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 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该书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译本被引147次)借助多方面的理论材料 ,对后霸权时代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得以发生的国际 机制的作用以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而发生的变化,回答了霸权衰落后如何通过国际体制的 运转使世界政治经济得以继续合作的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对国家间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得最 为全面、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被频繁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美国霸权和对外政策研究论文 中。

《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被引144次),主要讨论了 “理论”的定义及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过程,阐明了政治结构的产生、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以 及国家在系统中预期的可能变化,并对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进行了检验。该书建构了国际政 治的系统-结构研究框架,提出了著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当代国际政治领域影 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中。

《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译本被引125次)以大量的事实、缜密的逻辑阐述了“进攻性现实 主义”理论。作者以其清晰易懂的文笔,解释了为什么安全竞争与国际体系紧密相关,区分 了大国权力竞争的不同模式。该书堪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威之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 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中。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被引121次)主要围绕“国际政治即争强权”这一主 题进行论证。汉斯•摩根索提出了现实主义六原则作为论证的根基,透辟地分析了权力均衡 、世界舆论、国际法等因素对权力冲动的制约作用,并结合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新 的权力均衡、世界一体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该书又名《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 和平的斗争》(被引119次),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中。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被引111次)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 作者罗伯特•吉尔平力图构建出全新的概念框架,综合运用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理 论来分析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与根源,讨论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各个行为主体不平衡的实力增 长之间的关系。该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 理论、各国外交战略、全球化问题研究。

《权力与相互依赖》(被引84次)一书论述了相互依赖的概念、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 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国际制度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 。该书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两位作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 依赖概念相整合,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了严肃的理论分析,使得该书成为新自由制度主 义发展的颠峰之作, [注:门洪华-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一种解读-美国 研究,2002(4):111-122] 被广泛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区域一体化、中美日俄外 交关系与外交战略研究。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被引81次)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以伯罗奔尼撒战争 为引子,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利用对国际体系的层次分析 来对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剖析,对冷战后的相互依存现象进行思考,并提出新的世界秩序的 构想。引用该书的政治学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日、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 策,区域合作,中国崛起问题等。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被引75次,2001年出版)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 初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该书涉及的主要是两种流派的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和理论效用等,对于具体的国际政治层面,涉及不多。该书被较多引用于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领域的论文中。

《全球化与政治》(被引73次,2000年出版)选录了乌尔里希•贝克主编的学术论文集《全 球化的政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德文版)和《世界政治的前景》(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1998年德文版)中的部分论文。其主题主要包括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工业关系、国际合作 、环境政策、超越民族国家、跨国社会空间、种族归属等问题,对于研究全球化政治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被引70次,2001年出版)对全球化进程 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移民等问题进行了历史描述和比较分析,在总结了三种全球 化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模式,并用这个模式对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全球 化维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该书是研究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著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 论,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安全、文化、治理、合作问题以及中国对外政略研究论文中。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被引67次,2003年出版)从国家组成国际社会这一基 本观点出发,分析了国际秩序如何得以维持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均势、国际法、外 交、战争和大国等国际社会的制度同国际秩序的维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该书是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中的“英国学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英国学 派”国际政治思想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被引58次,2002年出版)辑录了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三次论战 ”期间,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约翰•鲁杰、罗伯特•考克斯等著名理论家最 重要的文本,展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 义等理论流派的学术精粹,集中探讨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该书是迄今为止国际 关系理论批评史上最有影晌的作品之一,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Power can't go it Alone(被引 57次 ,2002年出版)分析了美国霸权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傲慢 自大和鼠目寸光提出了批评意见,回答了美国在21世纪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如何重新界定美 国利益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注:杨牧之主编-中国图书年鉴(2003)-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4:162]该书被认为是“9•11”事件后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反思的 代表作,主要被引用于美国国家利益与对外战略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软实力研究的论 文中。

《新安全论》(被引55次,2003年出版)展示了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问题的独到思考。该书 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颇具争议的“安全化”及“非安全化”。作者对“古典复合安全理论”做 出了重要的修改和超越,从宽泛的“领域研究”和明确的“建构主义观点”两大方面对其重 新定义,提出了“超越古典复合安全理论”。[注:高峻-哥本哈根学派复合安全理论 的修正和演进-教学与研究,2005(10):89-96]该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社会建构主 义的重 要理论文献,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问题、区域安全合作等方面的论文中 。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被引43次,2003年出版)从国际政治最微观的分析层次 入手,使用大量国际关系史实,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分析国际社会中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作者 认为,追寻战争和冲突的原因,不仅要分析国际体系和国家体制,而且要研究决策者个人的 认知心理,探寻决策者知觉形成的原因,分析错误知觉可能产生的后果。引用该书的论文主 题主要有国家安全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分析等。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被引34次,2004年出版)以国际体系 为主线,阐释了在过去6万年时间里,人类如何从分散的采猎群演进成今天高度一体化的全 球性国际政治经济体。作者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研究相结合,对当今以《威斯特 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史的阐释为基础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引 用该 书的论文主题主要有国际体系、国际合作、国家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英国学派” 的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等。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被引27次,2005年出版)将“文明的冲突”的 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全书从美国的国家利益 出发,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该书被较多的引用 于美国政治与文化、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论文中。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被引21次,2006年出版)共收录13篇代表性论文。全书围 绕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国际制度的运行及变化方式等进 行了讨论,梳理了国际政治理论30年的发展历程,并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该书反映了国 际政治学科前沿性研究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现状,主要被引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文中。

政治制度及其他类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1-政治制度类

政治制度的研究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中,政治制度类 图书共4种,占总数的8%,被引篇次705次,占入选国外学术著作被引总量的11-06%。但是 ,入选的该类图书基本都是政治制度理论类著作,较少涉及对具体政治制度的讨论与分析。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被引295次)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实 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问题,审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提出了政治秩序论 ,为战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增添了新内容。该书是20世纪后期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 一,被研究政治制度、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等方面的论文频繁引用。

《论美国的民主》(被引168次)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对美国的民 主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下卷讲述了民主对美国社会智力活动、精神、民情以及政治社会的 影响。该书是研究美国民主最经典的著作,在今天的政治哲学与中外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 被频繁引用。

《联邦党人文集》(被引111次)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三 人在美国的制宪会议时期,为争取批准新宪法而以共同笔名在纽约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的论 文文集。它详尽全面地论证了宪法的合理性,并对与人民自治政府有关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课 题加以探讨。该文集在中外政治制度、民主的研究中被引用频率很高。

2-其他类

《经济与社会》(被引178次)分上下两卷,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古今东西方 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书中对经济、政治、法律 和宗教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试图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阐释。引 用该书的论文主题十分丰富,主要有政府行政与公共行政、公共性与公民社会、官僚制、政 治合法性研究等。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被引100次)是诺思以西方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史 进行解释的一部代表作。诺思在方法论上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优良传统,在该 书中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其理论一反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该书被频繁引用于制度变 迁理论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论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