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1篇

【金融危机论文英文题名】FinancialCrisisComparisonandEnlightenment

【金融危机论文作者中文名】张静;

【英文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崩溃;资本流动;危机预期;汇率制度;

【金融危机论文英文关键词】FinancialCrisis;Collapse;CapitalFloating;PsychologicalExpectationsforCrisis;SystemofExchangeRate;

【论文中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对经济的迅速发展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是应当认真研究其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尽量防范并消除其消极影响。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始推行结构性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计划,以试图打破传统体制的僵化,并保持国内通货的稳定。但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未曾在短期内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问题,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国际收支状况与国际外部经济环境之间表现出日趋复杂的关系,特别是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地区性的危机通过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传递迅速向全球扩散,给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人们不禁要问:金融危机因何产生?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透彻地进行金融危机的因素分析---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利弊、待机而动的国际投机资本、经济基础的衰败、国内居民对危机的心理预期。接着将分析和叙述的方法相结合,着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英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发生过的金融危机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从案例中归纳总结出结论:危机最初表现为固定汇率的瓦解,而后呈现出外汇市场、银行、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出现崩溃的复杂症状。最后根据前...

参考文献48-51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2篇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金融系统稳定性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国际资本流因素

东南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最低超过3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平均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

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学者做出过不同解释，然而对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私人资本的作用的重视可以说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金融自由化改革浪潮,这很大程度上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相对较宽松的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1992—1993年的欧洲金融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开始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中,都出现了国际资本冲击的迹象,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当时，东南亚国家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此举虽可减缓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大批国际投机资本涌入套利，为索罗斯等人出兵创造了机会。花旗银行曼谷分行一位高级主管指出，泰国银行业者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热钱金额高达20至30亿美元。此外，由于有利可图，银行业者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入利率比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出售这些货币，赚取利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逾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尔曼发出警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仅两年之后，大量的热钱正在以创纪录的步伐注入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大幅震荡。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一危机前流向亚洲五国的私人资本净额(亿美元$)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亚洲五国私人资本净流入249290303326351629729

其中：FDI净流入627286867495120

证券投资净流入133363179106144203

其他17418515461171390406

五国GDP总和4764540861306690733083569854

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比重(%)5.235.364.944.874.797.537.4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二危机前流向五国各种资本的比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FDI占总私人资本比重(%)24.9024.8328.3826.3821.0815.1016.46

证券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5.2211.3820.8054.9130.2023.8927.85

其他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69.8863.8050.8218.7148.7262.0055.69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表一显示，在危机爆发前涌入五国的私人资本逐年增加，而且成加剧式增加：1990至1996年间私人资本流入增加了近三倍(从249亿美元到729亿美元)，尤其是危机爆发前三年突然增多，其占当时GDP比重相应突然增大。表二数据说明，这一时期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大部份私人资本是流动性很强的证券资本及短期债权，以1993年为分界，证券投资比重突然剧增，而从94、95年，证券投资的增长势头被以短期债权为主的其他投资所掩盖。再看FDI，增长绝对数始终平平，但从94年开始，它占总私人资本流入的比例却呈逐渐减小趋势，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比重差距均成“剪刀型”加大，这是一种危险信号，1997年的金融危机与其不无关系。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大量国际私人资本涌入，整个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行为高涨，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金融市场大门，外国银行带来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大尝了甜头，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地把近3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国际资本冲击的结果。

二、国际资本流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基本分析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4)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外资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当本国银行从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它贷给本国借款者时,就承担了外汇风险。Calvo(1998)提出的属于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外资诱导型危机模型中认为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将会促成该国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资产泡沫化等，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根据以上观点：国际资本的非控制性流动特别是过度的流入会对一国内的金融主体系产生非系统性风险，在短期或长期对金融体系的安全产生冲击，严重时甚至引发危机或者加剧危机。那么这种国际资本是怎样进行运作并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的呢?

20世纪70年代全球开始金融自由化后，国际资本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方式日益增多。在目前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际资本主要是进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一般是在国外开办工商企业，直接与生产过程或交换过程相联系，本文称之为生产性投资;而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国际证券以及国际中长期信贷、经济开发援助，证券投资和银行信贷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投资不是以固定的持有相关证券盈利为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投机赚取证券差价，哪里有投机可能，有差价空间，这种资本就会流向哪里，本文称这种投资为投机性投资。一般来讲，国际资本的活动主要通过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的影响表现出来。

(一)国际资本流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的影响：

从宏观讲，流入国内的国际资本会转化为本国货币，扩大货币基础，产生巨大的货币乘数效应，与国内存款一道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扩大了一国的货币供给，导致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多，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一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有效性，导致政策时滞。此外，据估计，很多国际资本通过非法的地下途径流入一国，这样就加大了一国金融监管的难度和成本，于是很多情况下当局采取不闻不问，这些巨大的潜伏国际资本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从微观银行角度讲，在没有外资流入时，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于是本国银行可贷款额为S-RD。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RD)×η，此时银行的理论投贷及偿还能力为L=RD+(S-RD)×η×(1+λ);设居民提款额为R=A+f×ε(A为一个常数，表示居民当期平均固定提款额经验数据;f为居民提款影响系数;ε表示普通居民对本币的贬值预期及突发提款总额)，预期贬值及突发提款总额越大，居民在当期提款越多，当R>L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导致银行破产停业。

在国际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国外净资本流入记为F;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则本国银行存款余额为S+s×m×F(s为直接标价汇率，m为货币乘数)，进而本国银行贷款能力为S+s×m×F-RD;同样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s×m×F-RD)×η，此时银行的投贷及偿还能力总额为L=RD+(S+s×m×F-RD)×η×(1+λ),同样设居民提款额为R=A+f×ε(f、ε同前)，在R没有变化的情况下，L比金融未开放前增加(s×m×F)×η×(1+λ)，即增加了银行当期流动性，此时国际资本是否对银行稳定产生冲击取决于L与R的对比。

从国际资本投资角度讲，国际资本流入国内以后，市场上流通货币总额为生产性投资、投机性投资、现金的总和。生产性投资和投机性投资的资金以及存款准备金始终在银行系统内，通过银行系统中居民、企业和政府在银行间的帐户间转换，并不影响银行相关帐户总额。直接投资跟利润率紧密相关，因此生产利润为生产性投资×(i+i*)(i为国内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i*为国外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如果国内经济发展良好，经济秩序稳定，生产性投资效益高，本国银行会将贷款更多发放给生产性部门，外资在利润驱动下，也会加大生产性投资，一方面，生产企业效益好，还款能力强，η的取值增大，在浮动利率制度下，生产企业资金需求增强时贷款利率λ提高，银行偿付及投贷能力L增大;另一方面，居民存款可以获得稳定较高的收益，从银行欲提固定现款A减少，此时国内货币价值稳定，ε会减小，使得居民当期提款R减少，本国银行、居民和外商都能从生产性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国内银行的效益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当国内生产效益较差，生产性投资收益不好，人们会从银行提款用于消费，或转化为外汇或黄金或地产等等，一时居民提款额R会迅速上升，此时，生产企业经营困难，η取值减小，如果银行信用管理不善，在前期将款项贷给效益不好企业，将会产生大量坏帐，这导致η的进一步减小，R将迅速超过L,银行走向危机。

外来投机性投资进入国内看中的是投机空间，与表面经济繁荣与否无太大联系，在繁荣时期若出现较大投机空间它会大量进入，在经济萧条时期，若存在投机空间它仍会进入。因此，外来投机性投资可表示为总国际资本×(μ*-μ)(μ*、μ分别为国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系数，它们可以通过一国金融的某些指标反映，它们的取值越大表示越稳定)，假设μ*固定，则国内金融越不稳定，μ越小，μ*-μ越大，投机流入越多。当本国经济中出现不稳定时，投机资本会不惜代价大量涌入，使得国内经济在短期内虚假繁荣，泡沫经济迅速膨胀。在赚取投机利润后，这些资本又会在短期逃离国内市场，使本国银行及市场在短期内资金严重缺乏，货币流动不足，银行及经济陷入危机。

从本币价值角度讲，根据剑桥方程Md=Ms=k×P×y,即m×s×F+m×(RD+C)=k×s×P*×y(Ms表示本国货币供给为,Md为货币需求,C表示现金，y为本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P*为物价水平,s、m同前，F为国际资本，k常数)。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资流入越多，本币贬值。国内投资效率越高，国内金融体系统越稳定，投机国际资本比重越小，汇率随生产性投资比重变动，出现本币价值的一种可预见趋势。当国内经济出现漏洞时，不稳定的投机资本趁虚而入，随后突然离去，使得汇率s剧烈波动，外汇市场压力增大，稳定性越弱。具体来讲，当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本国后，汇率s上升，本国货币面临贬值。为了保值，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如买卖国债等，使得市场中货币供给减少;当其撤离时，带走比投机资本进入时更多的外汇，汇率s下降，本币升值。如果政府外汇储备不足，它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外汇，从而增加货币供给，本国货币开始贬值，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循环下去，本币价值将失去信任，将一直贬值，超过人们的心理底线后，形成金融危机，可以称这种情况为国际资本活动下的本币价值心理危机。

(二)国际资本流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外资进入国内后，首先带来基础货币的增加，货币供给相应增加，根据凯恩斯货币理论Ms=ky-hr，在y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Ms增加，必然导致利率r的下降，结果，国内居民纷纷将存款转化为证券，使得国内证券价格上涨。外资投机性资本随之为赚取差价而来，当证券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赚取巨大差价利润后逃跑，投机性资本撤出国内市场，带走比原来更多的外币。投机性外资占整个净资本流入比重越大，短时期内带走的资本越多，造成国内市场货币供给锐减，利率上升，证券价格直线下跌，证券市值瞬间缩水，整个过程造成国内证券市场价格的巨大震荡，居民损失大量财富。而较小比重的投机性外资，它的进入与撤离，不会带来巨大的证券价格波动，相反，它能活跃国内证券市场，利于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国内直接融资效率，用市场的力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资源。因此国际资本是否对证券市场产生巨大冲击要看其本身的比重，市场运作机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十年后的启发

(一)中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隐忧

上面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对开放条件下金融系统的影响，其实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人可以决定和操纵其爆发的时间的。它往往是诸多原因的总爆炸，国际资本流的迅速进入和退出在现代越来越表现为引火线的作用。曾多次访问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力茨在很多场合表明一个观点：金融或经济危机只在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爆发，国际资本也只能对小国进行冲击。有个形象的比喻，一阵风吹过，对一只苍蝇来说，这足以让其上天入地，可对一只大象来说，可什么也算不上。事实也证明基本如此，可为什么1929~1933在美国爆发了从金融业开始的大危机,1992~1993年发达的欧洲国家爆发危机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是否会面临金融方面的危机呢?本文仅针对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提出一些担忧和疑问。

1，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引进外资，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我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我国的很大一部分GDP是国外在华投资创造出来的，一旦国际金融环境发生改变，国外在华资本进行投资性区域选择而撤离，势必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2，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股市一路飙升,很多股票市值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种过热的股市实际是一种虚假繁荣。近期国外及国内一些权威机构如摩根斯坦利等相继发表报告表明类似观点;同时我国近年房地产居高不下,地产泡沫十分突出,很多地方房屋空置率很高。这种房产和股市泡沫是否有国际投机资本从中作祟呢?还有多少国际投机商对我国虎视眈眈呢?

3，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独大，这种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本身意味着风险,一旦美元体系发生风吹草动,国际投机商对其进行攻击，我国的外汇市场安全将经受巨大考验。据有关报道，我国近期的国际收支中有很大一部分帐面外汇储备不明增加，困惑了当局和经济学家，值得思考。

4，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自由化较快,金融创新冲动强烈,这其中也孕育着风险。2006年底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大量国外金融机构进驻我国,而很多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力较低,影响到我国民族金融安全，而且这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5，在我国强势政府的呵护下,国民的民族金融意识薄弱,极容易被国际资本投机家利用,一旦超出了政府调控能力,“蝴蝶效应”在所难免。

6，2006年底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对外全面开放,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增大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而国内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尤其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这种类似“金字塔三角形”的金融机构体系是否像数学中的三角形一样具有稳定性呢?

(二)、针对隐忧的政策建议

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对国内事务的管理调控能力,对周边及国际环境的预测水平,危机觉察和应急能力,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危机。东南亚危机中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其宏观调控和动员能力有目共睹。危机也许离我们还遥远,但我们应该防微杜渐,随时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

1，建立一整套完整科学的金融监测评价系统。在全国各地设立监测站点,严密监视国际资本流入流出情况以及流入国际资本去向，把握好外资的利用效率和结构。同时，由国家出面,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部门相关人员,组建金融危机专门预测小组,研究金融市场各种指数,评估当前金融运行状态,以供宏观调控决策。

2，金融结构的自身完善，加强金融领域的法制建设，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稳定金融市场。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雁阵序列，昙花一现。1997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有些国家“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道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亚洲邻国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后吃了这么大的亏，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讲经济规模大小，我们不如日本；讲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我们不如四小龙；讲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和东南亚各国不相上下。他们纷纷中箭落马，难道中国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够避免金融风暴的袭击吗？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2001年11月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比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更大。他表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问题，在体系封闭的情况下，问题能够得以控制，但问题不解决，坏帐会越来越多。这是不能无限期拖下去的。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尽全力解决，但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就无法解决。坏帐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要想消灭坏帐，就必须重组国有企业”。索罗斯敦促，不要因为困难就畏缩不前。坏帐继续积累，将阻碍资本的有效利用。虽然中国的储蓄率高，但再高的储蓄率也不能无限期地支撑不断增长的坏帐。日本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尽管索罗斯的名声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中国进入WTO之后，既然要对外开放，心里总应该有点数，一旦遇到外来的冲击，中国是否还能够控制金融局势？

有的经济学家判断说，至少一年内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这话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维持目前金融业对内对外都不开放。实际上，只要中国不对外开放金融，再过三、五年也不会遭遇金融危机。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的时候，有些国家和金融风暴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例如，朝鲜、缅甸、蒙古等。他们的老百姓恐怕从来没有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威胁。并不是他们的金融体系多么健全，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反之，那些实现了对外开放金融的国家，例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无不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被金融风暴袭击的危险。

目前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入世而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危机。反倒是金融危机在全世界频频发生。在最近10年内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46次。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其破坏性越来越强。中国入世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金融领域中潜伏的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倍注意防范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在对付产业危机、环境保护、出口市场、失业下岗、农村收入下降、社会保障基金等问题上都有一些经验，但是，还没有处理过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当局对于垄断下的金融管理具有足够的经验。可是，一旦对外开放，金融风险的程度将迅速上升。有些金融官员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了解，自以为是，特别不虚心。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近吴敬琏指出，他不赞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中国经济潜伏着各种危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但愿他的忠告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如果我们没有作好准备，那么，下一个遭遇金融风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国。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4篇

格林斯潘曾经在2002年称赞复杂衍生工具能够使风险得以分散。但这场危机证明,当金融衍生品成为逐利的手段时,它非但难以分散局部风险,反而会产生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风险。高收益率、高杠杆率从来都是和高风险相伴而生。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不能把金融创新作为导致危机爆发的“替罪羊”。要看到,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尚处于较低层次,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体系运作效率较低,运营体制和监管模式落后,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巨大而多样化的需求。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为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表外资产的监管,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警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金融必须根植和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其根本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因此,金融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其价值创造必须源于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次危机已经证明,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这个元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虚拟的金融资产就会迅速膨胀,最终在肥皂泡破灭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要着眼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重点产业振兴,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当前形势下,要着力把金融资源配置到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行业,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长价值的企业,配置到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立足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不断夯实经济发展的“实体基础”。

三、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实行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政策,200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4860亿美元,贸易赤字连续三年超过7000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进行资金回流,来弥补美国巨大的“双赤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巨额双赤字、新兴市场国家巨额双顺差所导致的全球收支失衡的一次硬性调整。随着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逐渐开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当前,要抓住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调契机,加快进口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建立我国的战略要素储备体系;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技术、人才从发达国家大量溢出的机遇,加快引进我国亟须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人才,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四、宏观调控必须加强国际协调,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经济金融全球化在带给人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扩散迅速超越国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面对危机的肆虐,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各国必须联起手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世界金融体系和治理结构的缺陷,目前世界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把美元发行置于国际监管之下,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向多极化发展。提高金融市场运作的透明度,努力推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形成。

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六、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经济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反映,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趋严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的内部失衡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导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基本特征,这种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要素边际收益的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抗波动性。

参考文献:

[1]李成马凌霄:金融危机理论研究及其给我国金融安全的启示.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4

[2]胡援成:对外开放中的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3

[3]胡星: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思考.社科纵横,2009,1

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六、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经济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反映,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趋严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的内部失衡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导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基本特征,这种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要素边际收益的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抗波动性。

参考文献:

[1]李成马凌霄:金融危机理论研究及其给我国金融安全的启示.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4

[2]胡援成:对外开放中的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3

[3]胡星: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思考.社科纵横,2009,1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5篇

那么，外资银行的进入真的会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吗？

一加入世贸之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市场的基本趋势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的有关协议，中国银行业开放时间表的主要内容包括：（1）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在加入WTO后，立即取消在下列城市的限制，即上海、深圳、天津、大连；在加入WTO一年内，取消在广州、青岛、南京、武汉的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内，取消在济南、福州、成都、重庆的限制；加入WTO三年内，取消在北京、珠海、厦门、昆明的限制；在加入WTO四年内，取消在西安、沈阳、宁波、汕头的限制，加入WTO五年内，取消全部的地域限制；（2）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客户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批发业务放开；在加入WTO五年内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零售业务放开。显然，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对外开放协议。

在这个协议的框架下，基于对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不同判断，不同的机构对于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表现出不同的预期。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相当谨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找重开拓高端市场的花旗银行为代表。花旗银行的专家在分析其进入中国市场的份额预期时强调，如果花旗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太高了，华尔街的分析师会提醒投资人：“花旗正在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这会降低银行在市场上的价值，这不是股东们所愿意看到的，因此这些聚焦高端客户的部分外资银行只会努力做好在中国的、其市场定位范围内的部分业务，但不会追求市场的份额。换言之，在花旗银行的专家看来，如果不能为花旗银行带来不低于其在其他市场的盈利水平，花旗银行是不会盲目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的。这一点在近期花旗银行浦东分行对于理财客户最低存款限额的规定上就可见一斑。

（2）谨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为代表。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期，在中国加入世贸十年后，外资银行在中国贷款市场的占有率会由现时的低水平上升至百分之八。根据该报告的预测，假如开放银行市场能让银行业总借贷额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间每年增长13%，外资银行贷款增长每年将达到四成的复式增长，在二零一零年时外资银行贷款额将有百分之八的市场占有率。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的贷款市场占有率仍低，截至2001年九月时，外资银行的放贷额只及中国内地银行业的百分之一点七。

（3）较为广泛接受的预测。目前经济界被较为广泛接受的预测，是预计10年之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平均会达到10％，这一预测稍高于渣打银行的预测速度。

（4）乐观的预测。这以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的预测为代表。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莫利预测说，中国的银行将在入世后丧失相当大的市场分额，其利润份额也将大大缩小。他说，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所占的份额过低，中国加入WTO后10到15年，将可能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约30％的份额。

那么，如果外资银行按照上述较为乐观的预测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是否会引发中国的银行危机呢？实际上，对于银行体系来说，只要不发生支付危机，只要流动性保持较好状态，即使出现较大比例的坏账或数额较大亏损，也能在相当的时期内维持正常的运营局面，这是为各国的银行体系所证明的。因此，即使外资银行以上述速度进入中国银行市场，在某种临界状态下，中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即使失去一大批存贷款客户，也未必发生支付危机，而且，在这种限定的前提下，我们所能收到的必然是银行类金融服务得以改善的效果。这里所说的临界状态，是国有银行体系通过拓展业务带来的相对稳定的增量负债来支持包含一定比率的不良资产的流动性资产及总资产。根据现有的实际数据和经验比例，这是不难测算出来的，而且国有银行也是不难满足和达到这一临界指标的。因在此前提下，所谓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引发金融危机基本上可以说是耸人听闻的说法，中国的分步骤市场开放策略更是分散了外资银行迅速进入可能对国内银行业带来的冲击和风险。

当然，在保证不断拓展业务、并且不发生支付危机的临界状态以下，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只有提高营运效益才能不断补足核心资本，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外资银行的进入当然会导致部分优良客户的流失，但是我们的分析和预测不能静态地看待中资银行的经营行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资银行既有坐以待毙的可能，更有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外资银行压力下加快内部市场化改革、并维持和争夺业务份额的可能。

二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力对比分析

实际上，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速度，取决于不同银行的市场定位及其相对的竞争优势。

一般来说，外资银行在经营机制方面的优势目前来看是明显的。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在国际声誉、薪酬待遇、激励制度等方面比中资银行有较大的优势，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国内银行人才外流。由于外资银行的市场定位和以盈利为导向的经营目标，外资银行通常会注重高端市场的开拓，注重高增值和高收益的业务，这一部分业务在整个市场份额中的比率是有限的。同时，外资银行为外资企业等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所促进的优质企业的成长，业能够带动总体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市场定位和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对于外资银行设立网点的约束，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对吸收居民储蓄存款的兴趣有限，对于企业存款的竞争会相对激烈。

因此，在当前对于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外资银行进入市场后的影响的讨论中，一些金融机构实际上有意无疑地夸大了外资银行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这一夸大可能会形成政策上的影响力而对促进金融机构推进改革发挥积极的影响，但是也可能误导金融界对于外资银行的政策举措。即使不考虑当前外资银行相当有限的市场份额，对于外资银行竞争力的夸张实际上也低估了中资银行本身具有的竞争力和相对优势。近10年来，中资银行业的管理人员日益年轻化、专业化、技术装备具有国际水平，分支机构网点更是遍及全国，而且在五年的准备期里，中资银行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另外，在中国市场上拓展业务的外资银行同样面临许多经营风险，相比之下还缺乏国内银行所具有的各种优势。中国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放开外资银行在华展开业务的机会，但真正的市场开放，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一连串金融改革齐头并进的。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既有跨国投资的一般风险特点，也有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中国特色的风险。首先是道德风险。由于中国市场还缺乏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良好的信誉环境，导致一些企业经营者滥用和挪用贷款，这会直接或间接增加外资银行的风险，这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共同面对的。其次是市场风险。由于中国的非经常项目还没有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也对外资银行深化业务形成了约束。再次是信用风险。由于中国企业的资信程度还较低，企业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有限，连带影响贷款的偿还能力，这是西方银行系统不常见的现象。从资金来源方面，实际上人民币资金来源问题始终困扰着外资银行，加上没有一个公开、有效的最终贷款者制度，致使外资银行承担着较高的流动性风险。还要指出的是，外资银行在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并不比中资银行高出许多。中资商业银行经过20多年的磨练，在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虽然与国际著名银行尚有差距，但距离并不大，而且外资银行无论投入多少资金和物力，在网点规模上仍无法与中资银行分庭抗礼，在人文环境上，外资银行更无法与中资银行相抗衡。

因此，更为务实的看法，可能是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在竞争中合作，共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共同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做大，则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从香港市场的银行竞争格局看中国内地银行市场的演变趋势

市场的开放会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吗？不仅国内家电等行业的开放不能证明这个结论，以金融市场高度开放的中国香港为例，外资银行的灵活进出和高度竞争，实际上推动了相当银行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而且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支配性的。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香港银行业的黄金时代。香港是世界上除纽约、伦敦之外，外国银行最多的第三大银行中心，全世界资产排名表前50名的银行中有44家在香港开有分支机构。溯本探源，1978年3月以来，香港取消限制，向外资银行打开大门，金融政策逐步自由，才吸引了大批外资银行蜂拥而至。香港金融业因此发展迅速，直追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而成为世界上金融机构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目前，香港银行市场主要由三大银行集团主导，即中银集团、汇丰-恒生集团及渣打银行香港分行。三大银行集团占香港整个银行贷款市场50%以上，处于第二层次的东亚银行占4.5%，道亨银行占3.5%，其他中小型银行份额不高，平均市场占有率仅1%-2%。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银行市场开放前可以说是英资独霸市场，现在历经风雨后的的香港银行业是天下三分，其一是英资银行，它在香港银行体系中一度居于垄断地位，主要有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其二则是中银集团系的中资银行，它在香港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崛起也只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的事情。其三则是其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外资银行，它们大多是实力雄厚的国际性大银行，在世界500家大银行中排在前100位。主要有美资银行、日英银行、加拿大银行和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各国的银行，其中以美、日资银行为最强大。剩下的一股力量就是当地银行也称华资银行，居于香港银行业的第四梯队，它的黄金时代是1946年至1964年，华资银行规模小、分支数量多，在香港华人特别是中下阶层和中小企业中独具竞争力。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或被外资大银行及其它机构参股控股，或被被全面接管，真正独立的只剩下三五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市场定位和自身的盈利空间，共同促进香港金融体系的发展。目前，香港的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比率高达18.8%，远高于巴塞尔协议要求的8%，而且香港银行的平均盈利水平为亚太区内最高，股本回报率达15%，开放和竞争给香港银行业带来的共赢，这一点对于当前中国内地把握外资银行开放进程及其影响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四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性合作会推动中国金融体系运作效率的提高

如前所述，由于外资银行与其中资银行的市场定位不同，所具有的相对比较优势也存在差异，因而尽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对中资银行的经营形成相当的压力，但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同样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由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是渐次推进的，因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容易引发银行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在这个金融开放的进程中，真正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是中资银行在外资银行的经营压力下，不能及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率，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可以预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市场重组进程，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开放银行市场将增加银行的收购与合并活动，而且并不限于大陆银行之间的合并，也可能涉及外资银行。特别是考虑到部份外资银行有兴趣与内地银行合作，从而受惠于内地银行现有的网络及市场声誉，这种购并活动会趋于活跃，并且使得中国内地的银行业的竞争更为激烈，从而促使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总体提高。

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竞争性合作，能够共同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作大。实际上，外资银行能够选择进入中国市场，也是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在这个不断扩张的市场中，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因为经营优势的差异，选择服务的市场区间自然会有差异。例如，从目前有限的几家外资银行看，由于这些外资银行的运营成本高，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客户上，例如，花旗银行要求理财的客户每个星期存款帐户不低于（或等值于）2000美元，客户每月日平均总存款额不低于（或等值于）5000美元，否则将收服务费人民币50元或美金6元。汇丰银行则要求客户的定期存款的起存金额为2000美元，活期存款虽然不设起存点，但如果客户每半年的账户平均金额低于2000美元，则要收取每6个月20美元的服务费。与此形成对照的而是，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中资银行则更多地是利用广泛的网络布局服务于更多的普通客户。在这个竞争性合作的过程中，中外银行之间是竞争对手，也是策略伙伴。而银行市场的竞争将使得企业和居民等金融服务的最终消费者获得益处，他们将切实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和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空间。

五中国加入世贸也为中国金融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目前主流的注意力大多放在如何防范和应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上，实际上，中国加入世贸也为中国金融业拓展海外银行市场提供了机会，这一方面是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对于金融服务提出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世贸组织这个开放的国际性平台为中国的金融企业提供了更为市场化的业务空间。中资银行通过拓展海外银行市场，有助于其发挥海内外行和海外行之间的联动优势，与拥有国际网络优势的外资银行共同争夺期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性大型跨国公司。